圣人出而黄河清？三门峡水库为此折腾了数十年

        文｜吕峥

        2010年12月30日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三门峡水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30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同时，库区移民总计40多万，其中十分之一被迁往宁夏、甘肃等偏远地区……         延伸阅读：

        ● 面对狂热后的饥饿 毛泽东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

        ● 毛泽东强烈反对计划生育：有人就能造出“人间奇迹”

 

　　五十年前，1960年6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340米，实现拦洪。 9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毛泽东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举棋不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当时，苏联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交了20万字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壮志几起几落，再也没有面对淮河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情，而是嘱咐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视察长江，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早在1949年8月就给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上书，要求修建三门峡水库，被董必武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一直坚持“筑坝拦沙”的治河主张，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

　　王化云：“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了。”

　　他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用1000年是可能的。”

　　毛泽东：“那1050年怎么样呢？”

　　王化云有些尴尬：“这……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又笑了：“恐怕不到1000年早就解决了。”他抽了口烟，又道：“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道：“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批准1952年做出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中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一五”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黄万里上书反对修建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报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传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由电力部管，因为水电站归根结底是用来发电的。但水利部的意见也振振有词，他们认为建国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完整。虽说水电站最终用来发电，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

　　争论持续到了11月2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

　　6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首先，降低黄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胁；其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同时，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最后，装机90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总之，修建三门峡水库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360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人，代价相当高昂。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1957年6月19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1980年，在渡过了漫长的22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工程仓促上马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审慎地搬来两个对西北影响深远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1958年4月21日，春寒料峭。周恩来抵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只见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左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周恩来不由赞叹道：“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在听完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后，掌声如潮。然而，陕西省的与会人员开口便如秦腔一般高亢，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周恩来肯定了陕西的发言，说：“水位确实高了，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米，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当然，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对于施工过程中一些极左的倾向，周恩来也泼了冷水：“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就有助于他们前进。”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的走向已不是周恩来所能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