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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飞夺泸定桥”的历史真实性
   《飞夺泸定桥》曾是一篇语文课范文，所以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都学习过。听说有人完全否定泸定桥之战的存在，这不能不叫人大吃一惊，但是，认真一想22名红军战士在没有任何器物的遮掩下，从敌人机枪和迫击炮控制的铁链上冲过去夺桥，也还真有一点让人难以想象它是真实的。出于对历史喜爱和历史教师的职责，我萌发了搞清楚这一历史事件的想法，所以重读了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以及其他人就此事写的回忆录，以纠正我头脑中的固有观念。
经过对这些资料的比对和分析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虽然目前有多篇回忆录争夺“飞夺泸定桥”之功，部队的番号不一、指挥员不同、发起战斗的时间不同，但夺桥的方式，战斗场面不激烈、时间短暂却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断定泸定桥应该发生过一次战斗，只是这个战斗大大出乎于人们意料的普通和平淡。我以为原因大概有这些。第一个原因是泸定桥守军的力量不强大。关于泸定桥的守军力量从我目前能见到的相关文章中，以杨成武和彭家伦所叙述的敌人兵力最多。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另一个叫陈绍清的老红军也称“打垮了敌人守桥的2个团”。我以为这个数字应该认真辨析一下。彭加伦的“两个旅以上”，除了为突出红军战斗的激烈以外，另一种可能就是把新增加的部队当作了实际驻军。因为杨成武早期的回忆里有“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一说。那么泸定桥究竟住有多少军队呢？应该说不会多于一个团。（很可能是一个营，因为我发现红军在这一带的作战中，所有的对手以营为单位的特别多）因为当时的泸定桥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地势虽重要，但是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都不适宜、也没有必要常驻大部队，考虑到防范红军的需要临时增加了一点兵力罢了。常驻的大部队应在更远的泸定县城内及附近地区。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里，载有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合写《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据他们在文中说，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受命后，于5月28日下午出发，向泸定疾进。其先遣队当日傍晚就达到泸定，全团人马次日凌晨到齐，而红军的先头部队直到天明才在桥对岸出现。5月28日赶到泸定桥的部队即要拆桥板又要修坚固的工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守桥的部队虽然是一个旅，但实际上该留旅祇有两团，一个团火速抢占泸定桥，阻止红军主力过河；一个团阻击从安顺场渡河而上的红军。后来在战斗正式开始时，按照这4位的说法，守敌由于害怕红军的心理，在红军发起夺桥战斗之前，守军其实已经撤退，祇有留下一个班在桥头防守，可见，守桥敌人并不强大。这个材料也说明了泸定桥的驻军是临时加强的，临时加强的军队，那么河对岸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坚固的公事了。
红军从彝民区出来北上到大渡河，最初根本没有想到泸定桥的事，只是安顺场的渡河不顺利才突然决定从泸定桥过河，所以敌军当时的防守重点并不在泸定桥，而是安顺渡口，当年的石达开灭亡于此而不是泸定桥。安顺的重要性还在于渡过河后就有一条骡马大道通向泸定桥，还可以向雅安到成都。这无论从交通方便、战略性重要和情势的紧要性，理应是防守的重点。而从安顺沿河西安北上泸定桥几乎无路。这种分析也为后来的战事和敌方回忆所证实。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实地勘察过红一师行走的路线，他为是一条骡马大道，并不难走。但红一师却没有抢在红四团前到达桥头，原因就是征战多。张爱萍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中说：“由于从安顺场渡河的我军右纵队沿大渡河溯江而上，使我军不仅可以从东西两岸夹击泸定桥，更重要的是，使敌人错误的以为自安顺畅渡河的为我军主力，并要去夺取雅安，直接威胁成都，因而，敌人不得不将原来守泸定铁索桥的主力东调雅安、成都之线增防。这就大大地有利于我左纵队先遣团——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从大渡河西岸强夺泸定桥。”不过这篇文章也未提及作战的情况，而在叙述大渡河之前的地方都讲过作战情况。敌方的回忆叙述是，防守泸定桥的是5师4旅，旅长为袁国瑞。4旅由雅安出发时，军部的指示是：“固守泸定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时，4旅部队还未到达泸定桥，当其得知红军已经突破安顺场、正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的消息后，遂决定以一个团火速抢占泸定桥，阻止红军主力过河；一个团（该留旅祇有两团）阻击从安顺场渡河而上的红军。）敌军驻守的兵力就算是一个团，但是地方部队有几支是真正满员的编制呢。另外，这儿驻军两个旅或两个团的说法还可能是源于传说，或侦查时中获得的各种“情报”并不是战场上最终核实的实情。
第二，守军的战斗力非常弱。兵源不足、装备差是这些地方部队普遍的现象，由此决定了这些地方部队基本上形成不了什么强的战斗力。这从安顺场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据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记载蒋介石的飞机已散发了要求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传单”后，住在这里一个营的川军，在红军夜袭时“敌人还在拉胡琴唱戏、打麻将。我们从三个方向冲锋，仅二十多分钟就把敌人解决了。”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敌军尽占战略优势，可是战斗的结果红军短时间就结束战斗，成功过河夺取渡口和船只，并且几乎无伤亡。可见，大敌当前川军也没有什么更严格的军纪和责任，特别的防范。另从中共曾于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中署名“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一文中所反映的红军在遵义的生活情况来看，并没有战时森严的敌对情况，街上的百姓对于红军的态度也没有反映出什么异常来，店铺商贩甚至还敢“黑”红军士兵的钱财。再看左路军在奔袭桥头的路途中，与成营建制的国民党军作战也是非常简单的冲锋就解决战斗，夺得要隘，代价极小。
敌军战斗力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军普遍的心态是：由于不了解红军，所以轻视红军。这一带的军阀和红军几乎没见过面，对红军没有什么了解，仇恨也不大，所以防范心理严重不足。比如面临红军即将发动夺桥的战斗时刻，守桥士兵还在用一些俏皮话挑逗红军“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中，谈到泸定桥之战，采用的是非常戏剧化的描述：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这就是最好的说明。敌军的这种防守战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光敌人想不到，就是红军自己也想不到，光秃秃的铁索上，有人敢冒着枪林弹雨不要命的冲过河夺桥。
《西行漫记》是这样表述守桥敌军心态的：“面对爬过来的红军，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敢于送命。”
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当年的地方军阀多不与红军相对抗，红军也是充分的利用地方军阀与中央军的复杂心情，来完成自己的长征。比如与桂系军阀订立的借道协议就是证明。可以讲这一带的地方部队，防守别的地方部队和中央军的重视程度远比防守外来过路的红军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地说：川军不管是在战略的重视程度上、对红军到来的敌对情绪上、部队实际的战斗能力上都不可能对红军构成巨大的威胁。这是泸定桥战斗不激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泸定桥的桥板并不是通常被宣传“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实际情况是只被拆掉了一半。关于这一事实在朱德的《伟大的道路》中的叙述是：“敌军早已准备了欢迎红军的办法，把桥上的木头和桥板都抽掉和搬走，只留下靠北岸一百米的地方还没有抽。这样一来，这座两百米长的桥上只剩下铁链，在咆哮的河水上空五百英尺的地方摇晃。”（只是桥的长度有误）这一说法在《西行漫记》中也是如是说“当红军到达时，他们发现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的到河流中心只有空铁索。”我们还可以在另几个自称是记述夺取泸定桥的文章中看出些端倪。他们的文章都有红军战士在桥板上作战的说法。我以为这个记叙是比较真实的。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点原因都是非常吻合的。同时也非常符合以守土为责的地方军阀生存的目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分析的好：“当然桥本来是应该炸毁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少数几条桥感情是很深；修桥很困难，代价也很大。据说光是修泸定桥’就花了十八省捐献的钱财:。反正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疯子吗？”正是因为桥板未彻底的拆完，所以守桥士兵才会在红军将要接近核心桥板时出来放火，他们是希望最后将剩余的桥板毁掉阻挡红军过河，而不是在桥头亭子中放火，用火来阻挡进攻，也正是因为桥板剩得太多才减少了红军夺桥的难度，缩短了夺桥战斗的时间，同时也减少了伤亡。
我以为以上三点原因是足以说明泸定桥之战出现了“平淡无奇”的结果。其实，泸定桥之战出现了“平淡无奇”的结果，我们还可以从目前已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中得到间接的答案。上面我们讲了张爱萍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中，重笔写了强渡大渡河之战，而对夺泸定桥的战斗只字未提，就是一例。《飞夺泸定桥》是杨成武以自己的战斗亲历为题材写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路途奔袭是作者书写的重点，而对于关键的夺桥战役作战作者却只用了“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注意，这儿也否定了红军爬着铁索过河的传统说法） 寥寥几句话，就将整个过桥的战斗结束了。这个写法还不如他记述奔袭过程中的一系列小战斗用墨多。这体现出了过桥的战斗实在没什么值得写得精彩的内容。飞夺泸定桥与强渡大渡河相比，历来被人们认为重要的多，可是将两文的战斗场面描写相比，竟有距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解释就只有一个，泸定桥这儿的战斗确实出人意料的不激烈。其它几篇描写这次战役的文章也多数如此。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记述安顺场渡河战斗和夺取泸定桥两篇回忆录的文章标题，前者是“强渡大渡河”（还有一篇文章名叫《大渡河畔英雄多》）这突出了渡河的战斗艰难和激烈；后者的名字是“飞夺泸定桥”不难看出，突出的重点是夺桥的神速。杨成武在后期的回忆录中对战斗场面增加了相当多的笔墨，可是如果将其与《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相比，明显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否受上两部书的影响呢？
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我去过，虽未亲自到桥上去领略一下，但远远看去还是能感受到它在地理位置上、跨河而横越的气势和险峻，更能想象得到当年此桥对红军生存意义之重大。在绝境中红军能夺得此桥，在当时真是何等的庆幸呀，竟只花如此小的代价就获得了此桥，虚惊一场呀。战前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夺占泸定桥高调的宣传，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都表明了红军的庆幸之极的心情。如何表达这种庆幸？难道能用一个平淡的战役叙事吗？显然不行。1936年8月5日，以毛泽东、杨尚昆的名义，用电报和书信的形式发出“征稿启事”，要求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写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表谢意。”正是在这个强烈宣传背景下，于是才出现了杨成武、彭加伦等人表现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对此战斗的精彩有趣性已远远超出了陈云向共产国际作回报的水平。
泸定桥之战为后世人留下的种种问题我以为都是缘于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一文。虽然表现这一战斗的文章不少，但是由于杨成武是当事人，此后随着战功个人威望逐步升高，他的文章就成了代表作了，也成了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史料依据了。《飞夺泸定桥》虽然是一篇回忆性文章，这篇文章的谋篇布局，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的。我们细读此文不难发现文章中过于浓厚的文学色彩。文章的主题应该是英勇的红军是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神奇的夺取了泸定桥这个有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桥。所以文中重点设计了山高路险困难多的叙事环境，以突出时间紧、任务急、困难多、责任大这一表现意图。从事件发生背景来看，是按照时间紧任务急来写的；从表现红军的神勇来看，大有过五关斩六将之传奇色彩；从夺桥的困难来看几乎是集中了能想象到的所有艰难险阻：山高路险、夜黑雨大、饥困交加，敌人沿途堵截；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强我也不弱•••••。正是这种极尽的发挥造成了大量让人生疑的地方。如果将全文和另一件事相比较，会让人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这件事就是强渡大渡河。比如，从行军的时间看由三天改为了两天一夜，强渡大渡河前的行军是一天一夜。夺桥的战斗布置方式和渡河的战斗布置一样：枪炮掩护、司号员吹号、勇士冲锋，无一伤亡，我以为这是明显的借鉴之痕或是由几次夺桥战役经历综合成的。在杨成武晚年的回忆录中，文中大量的夸张性描写已渐渐归于和情理相符了，这就说明了问题，不过夺桥的真实性仍然未能反映出来。由于文学手段的过分使用，红军英勇气概的无限突出，以致于事后人们无法辨认其中的事实了。比如：行军中在暴雨中收购“篱笆”用于做火把，这能点燃吗？在暴雨中火把又能点燃吗？另外，杨成武文中讲与增援敌军是夹河并行，但是，从地图上看敌军似乎不可能有这种方向的行军，他们应该直接从雅安出来向泸定城。再就是，若果敌人走到河边为何不去阻击正在北上的红一师？显然红一师的进军比对岸的红军更加危险。《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也说明从时间上看两军不可能相遇，从敌人的叙述中视乎没有感觉到他们看见了杨成武的部队。“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加之“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据说当时河东岸只有孤零零的几间房和一个天主教堂，要想筹集到一百米长距离的桥板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二十二个红军战士就算冲过了桥，又怎能奈何两个团的敌军？我很怀疑这种冲锋的可行性，除非后继部队能快速跟上，没有大量的桥板后续部队是很难跟上的。最后是二十二人中的伤亡情况究竟是多少？由于当事人都没有讲，后人当然说不清。
    还让人奇怪的是：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是同时发生的事，而从历史价值的角度来讲，飞夺泸定桥的价值远比强渡大渡河重要，那么，为何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当时就名姓清楚地载人史册，多年后还有照片存世为证，而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又是精选、又是颁奖，却到如今绝大部分连名姓都不知道，有这么奇怪吗？也许有人认为当时形势很紧张，来不及做这些工作。但是杨成文在文中讲：“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伟大的道路》也说：朱德在到达桥头的当晚还向当地群众发表过讲话。如此来看，红军在此停留的时间比较充裕，完全有时间来查找英雄们的名姓，又为何未做此工作呢？更奚巧的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最后大都能活着，被后人采访追踪。而飞夺泸定桥的22人都在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既然连名字都不知道又是如何知道他们都牺牲的呢？唯一的解释正如邓小平和彭德怀所讲，要么是根本没有此事，要么是记混了，再不就是出于某种需要，在只需铺木板就可以冲过桥去的平凡战斗中，确实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中心人物值得一提。
通过以上的考证，使我深深认识到了历史的真谛：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可以被误解的，但历史决不可以被曲解，历史终究不会成为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只有以诚实的态度反映历史的真实，才不会被历史所否定。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正是这种长期不重视历史的真实性，而片面突出宣传性的做法所造成的。作为我们教历史的教师不仅要将历史的真实传给后人，更应该具有纠正历史偏差的能力和勇气。质疑就是历史教师纠正偏差的能力，下功夫的考证就是历史教师的勇气。
                              200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