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 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 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 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 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罗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

　　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