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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民国历史上能呼风唤雨的牛人：民国大腕
作者：刘继兴TXT | JAR | UMD | ZIP | JAD
《民国大腕》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1）回首向来萧瑟处（2）回首向来萧瑟处（3）
回首向来萧瑟处（4）回首向来萧瑟处（5）回首向来萧瑟处（6）
回首向来萧瑟处（7）回首向来萧瑟处（8）回首向来萧瑟处（9）
回首向来萧瑟处（10）回首向来萧瑟处（11）回首向来萧瑟处（12）
回首向来萧瑟处（13）回首向来萧瑟处（14）回首向来萧瑟处（15）
回首向来萧瑟处（16）回首向来萧瑟处（17）
《民国大腕》 第二部分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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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腕》 第三部分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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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腕》 第四部分
“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
“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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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
《民国大腕》 第五部分
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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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
森林密层层，独自慢慢行；
红叶和绿叶，天然画图成。
冯玉祥
只为袁世凯一人“出版”的荒唐报纸
民国名士刘成禹、张伯驹所著的《洪宪纪事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说的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大的丑剧——伪版《顺天时报》，发行量只有一份，只供刚登上“中华帝国”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御览”。
《顺天时报》是1905年在北京地区创刊发行的一份报纸，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所进行的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是日本外务省在华办的中文报纸，是一份“学中国人口气”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报。发行量曾经达到一万七千多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报纸。
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时，很重视这份报纸的动向。后来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为当上“太子”而推波助澜。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出。袁世凯对袁克定十分重视，抱有殷切期望，这从袁克定的名字中就可看出。袁克定的乳名叫“继光”，“继光”的含义，用袁世凯的原话说是：“继吾先人之光也。”由于袁世凯的着意培养，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而且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在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德文和英文书籍。所以，袁克定很有抱负。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动帝制，其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利令智昏的袁克定为促使老子下决心复辟，竟伪造了一份天天刊载拥护赞成复辟帝制的报纸。袁世凯看到后，自然十分高兴，真以为舆论对自己称帝有利。袁克定炮制的这份只出版一份的伪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在中国报纸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
不久以后的一天，袁世凯正在卧榻之侧小憩，女儿拿来一包花生米孝敬其父。袁世凯打开包裹花生米的报纸，一看竟是“真版”《顺天时报》，上面刊载的都是声讨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消息，与其一向阅读的《顺天时报》大相径庭，尤其是上面刊载的那些讨袁反袁以及护国军挺进四川的消息，在袁世凯读的那份伪版《顺天时报》上却一字未提。
袁世凯这才如梦初醒。怒不可遏的他把袁克定找来，问明情况，气愤至极。袁克定忙跪下求饶，袁世凯拿起皮鞭就打，边抽边骂：“孽子！欺父误国！” 可怜的“皇储”，只好跪着领受“家法”。
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世反对。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复活，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甚至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袁世凯的称帝提出警告和抗议。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北洋派内部更是危机四伏，以往在北洋一呼百应说一不二的老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无奈之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称帝仅八十三天，史称“八十三天皇帝梦”），恢复“*”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袁忧愤成疾。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遭受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的交煎之下，于1916年6月6日撒手人寰，时年五十七岁。他死后，留下了两个谜。
袁世凯为什么要葬在安阳？
袁世凯死后的两个多月，即1916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安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是“七大古都”之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汉字之都、甲骨文之乡、《周易》的诞生地、上古颛顼帝喾二帝陵墓所在地、隋唐瓦岗寨起义地、岳飞故里。
袁世凯老家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项城（项城至今保存有各式建筑248间的“袁世凯故居”，以及有清代宫廷式建筑群典型风格的“袁世凯行宫”），可他死之后为什么要葬在河南省最北部的安阳呢？
对此，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
从现存文献看，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ūn xī，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
其实，袁世凯死后没有归葬其老家项城的原因，与其身世、家事有关。
1859年（清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他们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他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身份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
无奈的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兄长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项城老家。
而安阳呢，时称彰德，在袁世凯的宦海生涯中，这里可说是一处风水宝地。他曾在此地向世界充分展示过自己的军事实力，在那个军事实力即话语权的时代，这无疑意味着他是当时清廷的第一强人。
少年时生性贪玩的袁世凯，早年考取功名屡次落榜，后投身行伍才逐渐发迹。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是甲午战后的天津小站练兵，从此青云直上，于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当上了山东巡抚，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入了大清朝廷的权力中枢。
1905、1906年北洋陆军连续两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会操，其中1906年9月的会操是在彰德（安阳）举行的，袁世凯是阅兵大臣。这次会操是直隶两湖等省陆军的实战演习，精选出来参加演习的北洋官兵有四万多人，还有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五百余人参加。这是甲午战争以来北洋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亮相，也是袁世凯对自己家底的一次大炫耀，因此其更被朝野以及外国势力看成是大清的支柱。
因此，袁世凯对安阳感情很深，远远超过了生他养他的项城。
天有不测风云。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天后，与袁世凯有矛盾的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的厄运来了。摄政王载沣发布谕旨，解除了袁世凯的所有职务，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就把时称彰德的安阳当成了自己的故里。
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有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汉朝大将军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的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安阳洹上村位于河南与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隐居这里垂钓洹水，也便于掌握天下动态。
所以，袁世凯死后，归葬于他曾阅兵和归隐过的安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的墓园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袁世凯墓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该墓于1916年6月袁死后开始筹建，1918年6月竣工，是由当时的河南省省长田文烈负责督修的。墓碑上刻有“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字，此乃袁世凯之好友、时任民国总统的余世昌手书。
在所用的七十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五十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
袁世凯墓园被称为袁林。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袁林建筑的总体设计，有其独特之处，在我国陵墓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色。堂院以前的部分是中国明清陵寝的风格，后边大墓部分是西洋陵寝的建筑风格。
那么，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四面楚歌，不到六十岁就一命呜呼。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把自己老子的万年吉地称为“袁陵”。
但当时当政的徐世昌却对之明确反对，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
其时，徐世昌的话自然最有分量，于是袁克定便弃“袁陵”而称之为“袁林“。
徐世昌不愧是袁世凯的生前至交，也不愧为一个学者型政客，他的建议，足以使袁世凯含笑九泉之下。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袁世凯墓效仿“孔林”、“关林”而称“袁林”，也算是对他的极大抬举了。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
北洋军阀，这个清末民初军阀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其从形成到覆灭主要以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窃国；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窃国起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
衰落阶段：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
覆灭阶段：1926年7月开始北伐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
在北洋军阀势力中，有著名的“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说。其缘起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署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
时人将善操权谋于腹中的王士珍称为“北洋之龙”，将常行凶残于外形的段祺瑞称为“北洋之虎”，将忠于北洋且善于打仗的冯国璋称为“北洋之狗”。此三人中，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王士珍并未出过国。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为政常以“名士”自居，潇洒超脱。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心腹爱将。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他俩并不完全放心，常常用王士珍予以制衡，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因此，王士珍时隐时现，一时出来主持大局，一时又隐没还乡，悠游山林，极为神秘。拟之为“龙”，取“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
那么，曾叱咤风云的“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呢？
王士珍“引疾告归”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龙”。
王士珍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九份 t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清光绪二年（1876），他十五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十七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月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光绪十一年（1885），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三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好评。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后，王士珍作为军事教官被任命为讲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
次年二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血腥*，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牟取私利的企图。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他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问王：“审问得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在此期间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王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清政府抽调两万余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窃居临时大总统后，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但实权最大。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7年（民国六年）6月14日，别有用心的张勋借调停黎、段矛盾之名进京拥清废帝复辟。当张勋的辫子军到京后，王士珍命令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像潮水一般涌入城中。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场丑剧仅十二天就以失败告终。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直系军阀冯国璋成为总统，王士珍继任参谋总长。
1917年（国民六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并排斥段祺瑞，段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职。由于王士珍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冯于19日任命王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王士珍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士珍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封其为德威上将军。两年后，王士珍辞去所有职务，退出了军政界。之后曾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时，王士珍多次以北洋*身份出面调停。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奉系军队临撤离时，骚扰北京百姓。各界公请王士珍当维持会会长，与各系军队联系、调停，维持北京社会治安，使百姓少受了兵灾。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患肠癌，病逝于北平，终年七十岁。
段祺瑞被冯玉祥赶下台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合肥人。段祺瑞十四岁时家道中落，十六岁时独自怀揣一块银圆从合肥去威海投亲，十七岁父亲遇害，十八岁母亲去世，其后段独撑三个幼年弟妹的重担。段祺瑞20岁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二十二岁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二十三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到德国柏林学习军事，后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令人生畏，因此被叫做“虎”，常常要发虎威的。在北洋系统中，袁世凯倚重的两员大将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冯国璋，袁世凯对段祺瑞更是多方笼络，恩宠有加。1896年，袁世凯初到小站主持练兵，当闻知段祺瑞结婚后返回天津，便礼贤下士，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几天后，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将领和同僚，袁世凯又同荫昌出席祝贺，给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袁世凯还把宴会的所有花销都记在自己的名下，令段祺瑞感恩不尽。民国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就编著《编练章制》、《战法操典》等，成为袁世凯的主要智囊人物，一向自办事为人常我行我素，即便与袁世凯等人商讨军事时，如意见不获采纳，也常露出不悦之色。命不凡。段祺瑞还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三、第四、第六镇统制（师长）等要职。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扫荡国民党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实际主持北洋军务。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养起来的，后来形成了某种“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引起袁世凯的疑忌。所以，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将段祺瑞一脚踢开，命令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他表面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挟北洋以令总统”，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叫他（黎元洪）来签字盖章的，不是叫他压在我头上的。”在中国参加欧战、裁军、人事任命等问题上，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同黎元洪的总统府进行了难解难分的争斗，这就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争斗的结果，终于迫使黎元洪下野，府院之争以“北洋虎”的胜利告终，使黎元洪充分领教了这只“北洋虎”的厉害。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
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他曾多次组阁，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铁腕人物。
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政府执政。民国十五年，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上，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决定终身食素，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
段祺瑞1926年退居天津，潜心于佛学与围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又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后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对段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所创办的保定军校）。
段祺瑞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冯国璋被段祺瑞胁迫辞职
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是唯一当过民国大总统的。
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诗经村人。1884年到驻守大沽口的淮军营中当兵，翌年被选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堂任教习。1896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被委任为督练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总监。1903年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经袁世凯的推荐，他任军令司副使，军学司正使。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向清廷要足了条件，才由河南彰德出山，领兵*。当时在他手下有两个重要人物同时得到提拔：一个是统率第一军的军咨使冯国璋，一个是统率第二军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冯国璋被委为禁卫军统领，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直隶督军兼民政长。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即所谓的“二次革命”，冯国璋率军南下，攻克南京，遂被袁任命为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
此时恰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称帝。冯国璋闻讯后专程由南京到北京，当面问袁世凯，袁故作惊诧，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我的长子袁克定是一残废人，二子袁克文是假文人，都是无用之才。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愚蠢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回到南京后立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让他们辟谣。事隔不久，文书官向冯国璋请示：“北京来的公文说，日期将改为洪宪，我们如何回文？”到这时冯国璋才明白过来，连呼：“我上当了！”从此冯国璋决意与袁分手，到处对人讲：“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们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们两面不够人。”
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后，袁世凯赶紧调冯进京，委为参谋长兼征滇总司令。冯自知受骗，托病拒绝北上，后来干脆站到了蔡锷一边，举起了反袁的旗帜，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分化，冯国璋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冯国璋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并称为“长江三督”，共同对抗段祺瑞。1916年，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翌年为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逝。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
在众多的民国将领中，有不少人读过书，喜欢舞文弄墨。豪杰胸怀，自然以诗歌抒发最为合适。那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呢？
说来好多人都难以置信，这个答案，竟然是十四岁就当了兵、没读过几天书的冯玉祥将军。这个身高一米九的民国时期的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人士，一生中竟写下了一千四百首诗。
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语言质朴，明白如话，是憎爱分明、雅俗兼备的口语诗体。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因此，我只好叫分做丘八诗。”
“丘八”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是指当兵的人。周恩来曾对冯玉祥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作过高度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戎马生涯中，每当驻扎在一个地方时，冯玉祥都要抽闲暇时间，亲自带领部属官兵大量植树，被当地群众尊为“植树将军”。他还十分注意爱护树木。行军打仗时，他都劝诫士兵，不许践踏树木。屯兵徐州时，他发动广大官兵植树造林，曾作护林诗一首：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其爱树之情，可谓真切。其琅琅上口之诗作，很是幽默。
关于植树和爱树的诗歌，他还写过不少，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反内战而避居美国，后来曾打电报回乡，要求父老乡亲多植树，并作《森林》诗一首：
森林密层层，独自慢慢行；
红叶和绿叶，天然画图成。
冯玉祥很注意在工作中坚持学习，他有一习惯，每到一地，必寻该处地方志仔细阅读。1944年3月，他为抗日募金到川南各县，路经合江，当晚找来《合江县志》秉烛夜读，`知道全县有寺庙四百零八座，1931年以后，又增修了一百九十八座，由此感慨系之，认为必须强化普及科学，并写诗一首以记之：
“我读合江县志书，一夜未曾合眼珠。原有大庙四百座，增修一百九十处。我们科学不进步，这样迷信太马虎。看重空想不实际，何时才能收失土。此事革命应当做，敷敷衍衍太糊涂。”
1938年春夏季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来到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晤。在一份战报上他看到抗日英雄吴荣保壮烈牺牲的报道，作丘八诗《铜山烈士吴荣保》一首：
大英雄，吴荣保，我民众，好师表；
家住铜山两山口，敌陷故乡不逃跑。
我军反攻，他做向导。
不怕敌军炮火猛，侦探敌情来报告。
不料一日被敌擒，身受敌兵数十刀；
鲜血淋漓衣尽赤，吴君宁死不屈挠。
临死之时犹高唱：
杀死日本鬼，中国永不亡！
烈士为国死，万世流芬芳。
同胞奋起报仇恨，为我民族争荣光。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却很少有人知道冯玉祥在听到白求恩逝世后，也写过一首《悼白求恩大夫》的丘八诗。诗中赞道：“一位外国人，名叫白求恩，来自加拿大，不辞苦和辛。为我独立战，矢志献其身，服务在前线，救伤又治病。意志何坚毅，博爱火热心。医术也高妙，着手即回春。”“举世皆敬崇，伟大垂不朽，永昌芬芳名……”
冯玉祥除了有“植树将军”之美誉外，还有“基督将军”、“布衣将军”之称谓。其实，还应该给他的美称加上一条：“诗歌将军。”
关于冯玉祥当年的人生辉煌，人们并不陌生，本文不再赘述。冯玉祥曾被1928年7月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皮肤古铜色、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由此可见，冯玉祥当年是何牛之至啊。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另一位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也。所以，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这里的所谓“独服曾文正”，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的军事手段。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他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
而论及对青年毛泽东成长影响最大的近代人物，则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各科皆治的通才，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观点、文章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近代人都无法比拟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六岁就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其早慧与聪颖之超人，实属世所罕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盛赞梁启超是“国士无双”，爱其年少才高，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李惠仙比梁启超长四岁。两年后，两人完婚。
梁启超二十二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1898年，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一跃成为了“乱党”头子。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又担任《时务报》主笔，一纸风行海内外。“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梁启超诗句），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与巨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举人出身，立过宪保过皇，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为捍卫*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康有为反目；梁启超另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否定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他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大师，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代知识人有思想哺乳之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梁启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都要高。
梁启超的思想影响过很多人，弟子也大都很厉害，如率先举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之一。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水平也是无人可及的，他的九个孩子都是人杰，其中出了三个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世所罕有。
毛泽东比梁启超小二十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1907年，十四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然而，让毛泽东备感新鲜的《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三十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二十五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有大快朵颐之感，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二十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整。《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股市的建设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八十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它的召开，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次会议上，以共产党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部，派遣中委和候补中委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到沪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五省市的党务工作。
毛泽东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复试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正式挂牌办公。执行部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等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因此只好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为了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十九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
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场地内。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如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就发出第七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
胡宗南复试过了毛泽东的关
在国民党军队中，胡宗南有“天子门生第一人”之称，颇受蒋介石器重。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开始成为黄埔系“少壮派集团”的核心人物。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1936年4月2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团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八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也是国军黄埔学生中，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胡宗南在军界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鲜为人知的是，他当年考黄埔军校时，复试的主考官竟然是被他日后多次围剿的毛泽东。
在上海顺利通过复试后，胡宗南来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却因身高不足落选，后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黄埔一期学生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上海选收进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一文中曾这样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据史料记载，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一百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中除胡宗南以外，国民党方面的名将有：后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黄维等。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学生黄维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中著名的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
对于当时的情况，徐向前元帅晚年曾记述：“1924年过年后，我与几名同乡结伴乘火车来到上海，住在美术学校一名姓赵的老乡家，准备报考军校。4月中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初试比较容易，考试第三天，我就接到通知被录取了。接着，每人发给了一点路费，大概是五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
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由于工作需要，*的党员分为两种：一是公开身份的党员；二是不公开身份的秘密党员。其中知名的如被称为前“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龙潭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以及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等。这些秘密党员和上级都是单线联系，有的直至病逝或牺牲，人们都不知道他是*党员。
那么，谁是*党史上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呢？
是从旧军阀阵营中走过来的朱德。他也是我党隐蔽战线最早的“卧底英雄”。
朱德少年时代在下田劳作之余读过私塾，二十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开始接受*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去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且有工作上的来往，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这年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同到上海，帮助他寻找共产党。他们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的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同时朱德也没有要孙炳文和他作为入党介绍人。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他对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非常强烈。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而在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两个月之后，周恩来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此外，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正式党员。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历史上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这些秘密党员们都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的党籍起初的对外保密，确实有利于党的工作，在策反旧军阀易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做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并以秘密党员身份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工作，争取杨森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接着，朱德又赶往四川，经他努力，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这时，朱德才以公开的党员身份任党代表。
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其任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人民军队最高领导职务，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
民国初年，李宗吾以“独尊”之笔名，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他在这部奇书中写道：“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自称是发明了“厚黑史观”的“厚黑教主”，以为“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观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
“厚黑教主” 李宗吾是旷代文化奇人，他生于1879年，卒于1943年，四川自贡人，原名世全，入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其职位油水丰厚，而离任时清贫潦倒。李宗吾治学严谨，言为心声，尤擅创新，能发前人所未能发之论，能言腐儒所不能言与不敢言，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而写出《厚黑学》一书，并冠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他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其扛鼎之作《厚黑学》亦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
《厚黑学》之所以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主要是由于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独到见解。
第一，入木三分地揭穿了古代政治家成功的秘密.《厚黑学》一书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英雄豪杰成功的秘密，无非“面厚、心黑”。面厚、心黑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最后要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境界。“才华再高，脸不厚心不黑也难成气候；相反，才华加厚黑等于天下无敌！”
作者李宗吾撞笑怒骂，妙语连珠，以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诸葛亮，以及楚汉相争时的刘邦、韩信、范增为例，使读者得以管中窥豹，于史海中探得真知。
曹操、刘备、孙权皆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在《厚黑学》看来，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皇后皇子，并鼓吹“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奸雄的嘴脸暴露无遗。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逃西跑，丧尽廉耻。他最善哭，以骗取将士的好感。孙权呢，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李宗吾此语，实在是俏皮得很）
他接着有又说：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厚黑学》中的观点都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于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七十七年零六十二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两千五百五十九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王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传统。该报在全国二十九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信；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无效，使得史量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终于，在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归沪途中，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杀，终年五十四岁，一代报业大王就这样魂归尘土，可悲复可叹。
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张申府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尽管历史几乎将他遗忘，以至于现在的许多人对他很陌生。
1917年毕业于北大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共事，当时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张申府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张申府在北大时担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早期革命家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说，自己之所以成为*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新文*动的旗帜之一的《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在其二十五岁时，就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指张申府）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建党之初时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与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张国焘是由他介绍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张申府还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的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在黄埔军校中的第一人。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一张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从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
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并称“四大金刚”，其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二十出头在校学生，后来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申府在识人方面的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的创党*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张申府是*总指挥之一。当时的政府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将他们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张申府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的前身，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与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我国八个*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
张申府气愤地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
张申府因为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难平，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挽留，他才留下了。自然，参政员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灾难。11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赫然为“张申府背叛*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当了研究员，专心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在“*”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 1986年张申府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 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 。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B
“瞿家”一门走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热播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牵动了大家对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的怀念。特别是黄埔三期六班执行得非常好的班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揭示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生困境。这部电视作品隐隐约约地折射了当时真实的历史，许多观众都将电视剧主人公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尤其对剧中的满门豪杰都投身红色革命的瞿家，无不肃然起敬。那么，电视剧中革命家庭瞿家有没有原型呢?
有！剧中那个看《国家与革命》入迷的瞿妈妈，其历史原型就是现代革命史上伟大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她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
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女儿蔡畅，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女婿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秘书长，建国后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堪称历史之奇迹。
葛健豪（1865—1943），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葛健豪曾几次专门去拜望秋瑾。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做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
葛健豪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千六百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剧中瞿妈妈的儿子瞿恩，原型是葛健豪的儿子蔡和森。剧中一开始就借杨立青的口，说出了瞿恩最有特色的一段历史——与母亲、妹妹一起赴法留学。这段完全取材于蔡和森的事迹。1919年，蔡和森和母亲、妹妹赴法留学，传这段经历被为佳话。
为了让人物形象更丰满，编剧还给他结合了周恩来和瞿秋白的经历与故事，这一点，从其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瞿恩。瞿是瞿秋白，恩是周恩来。
剧中的瞿恩，与瞿秋白同为黄埔教员，有文人气，是**，但在党内“左倾”时即遭冷遇，长征前被抛弃，导致被俘，就义时年龄也相仿。而剧中范希亮与瞿恩关于农民土地改革的问答，与真实历史中宋希濂劝降瞿秋白的对话也何其相似啊。剧中，瞿恩被其黄埔学生范希亮忍痛枪决，而在真实的历史中，瞿秋白则为黄埔学生宋希濂所杀。不过，瞿秋白并不是黄埔教官，而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主任，他在当时被学生们公认为最好的老师，曾培养出丁玲等一大批人才来。
剧中还多次提到，瞿恩在党内威信至高，其革命水平之高，为人之光明磊落，其为革命之纯粹精神，连他的敌对力量都很佩服。从这一点来看，无疑是折射周恩来了，况且周恩来也有在黄埔当教官的经历。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上，瞿恩与周恩来更为相似，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瞿恩在黄埔的地位，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中起的作用，特别是特高科的领导工作，都和周恩来有相似之处。
剧中开头就提到，瞿家母子三人曾赴法留学，因此，瞿霞的人物原型是蔡畅。
蔡畅1924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剧中，大革命时期瞿家都在广州，瞿霞帮助黄埔翻译教材，都能和她当时的身份符合上。瞿霞婚姻的曲折和坐牢的经历，应该是结合了共和国第一位组织部女部长帅孟奇的形象。这一点与瞿恩是蔡和森和周恩来、瞿秋白三人形象的结合体一样，瞿霞也是蔡畅和帅孟奇两人形象的结合体。
剧中的穆震方,黄埔三期六班学员，工人阶级出身，资深的共产党员，为人正直，敢作敢当；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因邀请杨立青入党未果而对其抱有成见，之后敢于直面错误，与立青并肩作战；他对出狱后的瞿霞体贴入微，感动了瞿霞并与之结成革命伉俪。他的原型应该是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从他在剧中是地位一直高于杨立青的原型陈赓，就可看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这一点和李富春也很相似。
剧中杨立华的原型也有向警予的影子，只不过编剧将这个曾为激进青年的人物形象设计成国民党党员了。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做“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就是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堕落为“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剧中，杨立华和瞿恩分手的原因是情场老手董建昌的出现，这一点和向警予与蔡和森的分手原因，也很相似。
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
在电视连续剧《对手》中，中国的密码专家们多次破译日本的军用密电。事实上，二次大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日本的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
这位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就是池步洲。
不到一个月，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几百封密电
池步洲生于1908年，福建省闽清人。他从小就聪慧好学，高中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机电专业就读。毕业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任翻译，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育有三个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如大江浮萍，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池步洲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说的第八天，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的池步洲，历经周折，终于带着家人回国。为此，他的妻子白滨晓子与自己的日本家人断绝了关系。五年前，白滨晓子自作主张嫁给池步洲，她的家人极力反对。这次白滨晓子居然要跟夫婿回国，破坏天皇的“圣战”，白滨家庭更是气愤万分，但是，按照日本望族的传统家规，嫁出去的女儿改从夫姓，就不再算是家庭成员了，一切行动，悉听夫家的意志。白滨家宣布，白滨晓子一定要跟夫君回国，白滨家人不干涉，但从此两家不再有任何瓜葛，以后白滨晓子无论死活，都不许再回娘家，视同泼出去的水。
池步洲回国后，初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其时，一腔热血的池步洲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有关宣传说，如能破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十万大军，爱国情深的他就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军统，也不属中统，而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任组长，原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任主任，后来又把李直峰（其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调来当副主任。
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机关工作了一年多后，池步洲发现其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很是厌倦这样的环境。他报国心切，不久便辞去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到国民党中央电台国际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同妻子白滨英（白滨晓子的中国名字）一起进行抗日反战宣传。
后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又调他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他再三推辞，仍无法推掉，最后只好以“每晚去指导两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为条件接下了这份差事。于是，他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业余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该小组由池步洲负责，相关业务仍由“密电研究组”领导。
因系统不同，日军的陆海空军的密电码差别很大。其中，陆军的密电码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而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当时，池步洲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始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根据其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判断是日方的外交电报。池步洲决定从这些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开始着手。
由于精通日语，很快，他逐渐破译了一些字词，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直至整篇电文的全部破译。
就这样，从1939年3月起，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被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这等于池步洲为自己弄到了一本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今天就是使用计算机，也要花费相当时间，而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就大功告成，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的一桩奇迹。为此，军政部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
成功截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机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一直醉心于发战争财的美国也卷入了战争。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战争泥淖的日军是个重大打击。因为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使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日军的坦克、飞机、军舰都将成为一堆废铁。
日本对此很是着急。于是做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越”的战略，决心南下以抢夺石油资源。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太平洋舰队自然是妨碍与威胁日军南下的最大敌人，必须抢先下手予以彻底消灭，才能打开南下扩张的通道。
所以，当时日本外务省紧锣密鼓地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暹罗（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使领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确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直关注日本情报的池步洲发现，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并对美军的一些情况做了研究，他惊讶地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提到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三十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好为主。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要求他：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截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作出两点推测：一、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二、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送给顶头上司霍实子主任，并谈了自己的判断。霍实子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华大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这份密电译文被迅速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差人立即通知美国驻重庆人员，让其急报美国政界与军方。至于罗斯福总统接到警报后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破译了日本的密电，从而掉以轻心。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忍痛牺牲的苦肉计，以此来激怒国内从而尽快形成向日本开战的局面。
破译出巡密电，掐死“海军之花”
百尺竿头，再上层楼。太平洋战争后期，池步洲又破译了山本五十六座机出巡密电，掐死了这枝“海军之花”。
赫赫威名的山本五十六，身高只有一米九，但心雄万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大将（死后被追赠元帅称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被誉为日军“海军之花”。他是一个兼有赌徒的精明和屠夫的残忍的超级武士。他曾正襟危坐于“赤城号”旗舰甲板上从容指挥偷袭珍珠港，并发布训词：“日本帝国的命运与这次战役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偷袭成功后，又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钳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珊瑚海及瓜达尔堪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给日本海军以重创。而作为日本海军灵魂人物的山本五十六则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订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再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拯救濒临危境的日本帝国。
越是艰难，越要迎难前行，这是山本五十六一贯的做法。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乘专机出巡，既为鼓舞官兵士气，也进行实地考察。殊不知，他这一次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行踪，自然是日军的最高级绝密，只有极其少数的高级指挥官方知。为保证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安全，日本海军谍报机关事先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敌情”做了周密的调查，确定其绝对安全之后飞机才起飞。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当快到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机场的时候，突然受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紧急下降，企图在巴拉勒机场降落，但却被美国战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最后，两架专机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坠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刀，横倒在飞机残骸的旁边，惨不忍睹。
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对山本出巡的日程、路线何以泄露一事无法破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队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可以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导致此次袭击成功。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份密电也是池步洲破译出来的。
池步洲破译的并不是海军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的，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交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驻渝美方。这一回，美国人完全折服于中国破译专家的水平了，迅速行动，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击袭，使其机毁人亡。
池步洲因在破密方面屡立不世之功，被晋升为国军少将参谋，以文职而晋身将军行列。
建国后，池步洲的复杂经历让他吃尽了苦头。1951年，池涉洲在上海蒙冤入狱。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池步洲无罪。晚年的池步洲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并撰写《日本遣唐使简史》等多部重要著作。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九十六岁。他是我国真正的密码天才，至今鲜为人知，确是历史的遗憾。
“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四千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九十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地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被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纪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也是在张恨水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十三岁那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我要是也能写几部通俗小说该多好啊。有一天她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更有袭人、晴雯等人。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 。“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一百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六百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四十三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个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这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在当时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个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十一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十一时五十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八十五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
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坛便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地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毛泽东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
1899年,他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能来，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激流中，他勇当新诗潮中的弄潮儿，参加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同时还是另一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成员。1925年，苏州东吴大学大学毕业的徐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大革命的心脏广州，任北伐军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共产党人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较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南京江北浦口的“异己部队”。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了袭击并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为了谋生，他流浪到上海，当过海关报关员、报纸副刊编辑、私人秘书、记录员等，生活十分艰辛。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黑暗和个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开始苦苦思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生出路。于是，他从诗人转变为短篇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
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办事员莫邪》和《嫌疑》等小说。《办事员莫邪》以他自己在芜湖海关的这段经历为背景，通过一位在北伐军中干过宣传工作的青年主人公，从南京到K市建设局谋生受排挤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在《嫌疑》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小说从侧面落笔，穿插描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逸事。刘继兴认为，徐雉颇具写作功力，在他笔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我”对话时的音容笑貌颇为传神。唐弢曾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点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徐雉在小说《嫌疑》中这样写道：
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
那天，我们政治部挨到我当值日官，值日官的责任是：（一）接待宾客；（二）收发公文；（三）督率并训练部内的勤务兵；（四）汇录各科的工作日记……。我危坐在办公室内，身上斜挂着一条宽约三寸、长约四尺的红带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种标识。
传达进来，向我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见主任。”说着就把一张名片递给我，仍装着一种立正的姿势。我点一点头，把名片拿过来，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干，显然是临时在传达室里写的。在它上面我只看得出一个“毛”字，“毛”字下面还有两个字，因为字体潦草过甚，认不清楚了。
“好！请他进来。”
传达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约三十余岁的客人引了进来，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是记不得了，仿佛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质的棉袍。因为那时我并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笔会谈到他，要像小说家那样精细地观察他，注意他。
“请问林主任在部内吗？”他的声音低得几乎使人听不见，像是肺病到了第三期，但表情却是十分镇定自然。
“他大概是还没有起床，让我去问一问，你请坐！”
主任室的勤务兵告诉我，说林主任还没有起身。于是我便和这位毛先生攀谈起来。
“先生府上在哪里？”我讲着带宁波土音的普通话。
“湖南。”
“现在在哪里工作？”
“中央党部。”他说时脸上露着惊奇骇怪的眼光，语音也提高了点，已不是起先那样从鸽子翅膀里发出的微声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开玩笑，不过态度仍是很谦逊的。
一会儿勤务兵说林主任请客人进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长！请进来，这里坐。”林主任笑着招呼他。
我听见林主任喊他毛部长，才晓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因为那时中央党部部长姓毛的，只有他一个。我想起刚才问他“府上在哪里”和“在哪里工作”，不觉暗自好笑。
……
徐雉写《嫌疑》时匠心独具，巧妙地安排小说的结构，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并使此作品能得以公开合法地刊载发行，这说明作家具有惊人的胆量和杰出的才干！他当时也可能没料到，自己的这篇小说竟能以最早写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文艺作品而永载史册！
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抗战全面爆发后，徐雉毅然抛妻别子离开上海，辗转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长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随后他创作了不少战斗诗歌，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及《新中华报》上，后来成了边区文协创作组的专业作家。1947年敌军进攻延安时，徐雉在转移途中不幸病逝。
第一个火线牺牲的*早期领导人是谁
他如同一声巨雷从天边滚过，惊醒了沉睡中的国人。他以“巨雷”精神与不朽业绩竖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尽管他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
在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里，他拥有着*历史上太多的“第一”：
1920年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春，他主持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最早的启蒙者。
1921年初他被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６月，他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
他是共青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中央书记。
他在党内最早主张并实践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思想。
他在国际国内东奔西走，是当时党内旅程最长的活动家。
他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
他领导建立了*在大城市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
他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
即便只拥有其中一项荣誉，也足以在历史上不朽。而他却将众多荣誉集于一身，仿佛一个绝世高手精通各派武功。
他，就是张太雷。
张太雷于1898年6月17日生于江苏常州，字泰来，号曾让，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8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革命后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他与我党另一位早期革命家瞿秋白是同乡，两人曾是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好友，他还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革命危急关头党的核心领导人。1927年4月27日，*五大在武昌召开。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张太雷又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
名垂青史的广州起义（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一起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发动的三大起义）就是张太雷领导的。1927年12月11日凌晨二时许，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偕叶挺、恽代英等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驻地，举行了起义誓师大会。凌晨三时三十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六时，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为代理主席。次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一万余人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群众大会圆满结束，张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埋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领导人。
张太雷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学识渊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理论文章与战斗檄文，李大钊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据熟悉张太雷的老一代人回忆，张太雷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成绩一直突出，特别是英语非常流利，还精通俄语。他发表的文章俱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
实践工作中，温文尔雅的张太雷没有一点娇嫩之气。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他便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他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七块钱，但他只留下三块钱当伙食费，其他的钱用于招待工友，以至于自己经常吃不饱。张太雷在广州给苏联顾问鲍罗庭当翻译时，出于工作需要每天衣装笔挺。然而此时他还担负着对工农的宣传工作，常常要换上与群众一样的装束，在满是鱼腥味的小船舱内和肮脏的陋室内召*议，进行鼓动。据老同志回忆，他虽然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个人财产就只有为工作需要买的两套西装，出差剩余的经费全部交给党，连他时时惦念的寡母，都要靠组织帮助一点钱。当时，党在经济上极其困难。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便慷慨解囊，有时只好把西装送进当铺，外出前领到活动费再赎回来！学识渊博加上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使张太雷在同志们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历史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作出卓越贡献的英杰。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在江西石城、瑞金、福建宁化三县成立太雷县，为中央政府直属县。如今坐落在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三号的张太雷纪念馆，吞吐着岁月的烟云，如一位老人时时在叙述着历史。“一身拼热血，开济万民心。华章译文在，读之泪沾襟。”在张太雷的母校天津大学美丽的校园内，有一条用来纪念这位杰出校友的太雷路，一尊张太雷的汉白玉塑像静默在敬业湖边的北洋广场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威震江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因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
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窖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表面上依然高唱“国共合作”的调子，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打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在抗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十分活跃，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报系统在延安大搞“渗透”。
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由戴笠派出的这支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戴笠身边卧底的“北斗七星”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这个地下小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刘继兴考证，成立之初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三人，后来发展到七人。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对于击退*高潮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他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据党史有关记载，当时“北斗七星”是这样破译“戴老板”密电的：1940年7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张露萍忽然听到“滴答，答滴滴滴，答滴答滴”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
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什么事？”
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
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
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本，就是翻不出它的原文来。冯传庆摸着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
“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张露萍提醒道。
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的那份讲义拿来。”
“哪份讲义？”“就是奥特莱斯的。”
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来。冯传庆接过来，一面仔细地翻看，一面不断地思索。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
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实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的又一新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局。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结局：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
我党地下组织“北斗七星”战斗在戴笠身边，像一把尖刀刺入了军统的心脏。他们在高度森严、极度机密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里斗智斗勇大显身手，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令人痛心的是，后来这个地下小组不慎暴露，七名成员全部被捕，并于1945年7月14日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英勇就义，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杜月笙鲜为人知的那些事
提起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称的杜月笙，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上海滩流氓大亨的形象来。本文着重探讨其鲜为人知的四个侧面，使其历史形象更为丰满些。
一、重视文化。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的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还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他的寻常座上食客，连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他的好友。
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视教育。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三、积极抗日。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一百五十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二十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七千五百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信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而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二十七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仍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四、看淡金钱。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十五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诫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五百根金条，还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十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启功为何否认自己姓“爱新觉罗”
提起启功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和诗人。其书法造诣极深，独步当代书坛。书法界评论启功书法作品 “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典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很有余味。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生于1912年，卒于2005年，满族人，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和亲王弘昼（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的第八代孙，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因此，有人称启功为“金启功”，也有人称启功为“爱新觉罗?启功”，有的文章中写“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但是，启功自己却申明:“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启功自己的解释，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
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启功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但偏偏有人喜好把启功和爱新觉罗扯在一起。有人给启功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就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说：不信你们去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启功一岁丧父，十岁的时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继辞世。他十二岁的时候，因其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
童年的启功经历了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
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然而，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
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乃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说八股》、《启功韵语》等，并注释了程乙本《红楼梦》，参与点校了《清史稿》。张中行在《笑对风雨人生》一文中，引《后汉书?黄宪传》句“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来评价启功，赞其术业和处世上的学问不可称量。
启功为人谦逊且很幽默，他在六十六岁时写下了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历史上自撰墓志铭的名流不少，比如唐代诗人王绩、南宋名士苏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等，但像启功这样自贬身价者却罕见。
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20世纪80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其别署励耘书屋）。
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颇有名士风范。有这样一则趣事：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历来的大师心态和仁者情怀。
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
在*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央*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军团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才。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的“*栋梁”。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并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间谍生涯。
“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练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的态势。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
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订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据刘继兴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一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鲁迅的遗憾 —— 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二十余万字，分十八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挚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十五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30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作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民国小说家*侯先生，很喜欢*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著，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永昌演义》的作者*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鼎铭是同事。
在各地游历期间，*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见《永昌演义?自序》）
*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三十八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
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稍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让毛泽东第一次对李自成的整个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毛泽东读几遍后，很是兴奋，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给身在米脂的*侯。*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二百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侯依附国民党军队，出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后随胡军南撤，建国后定居西安。
毛泽东没有忘记第一个给李自成立传的*侯。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便亲自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不幸逝世，徒留遗憾。
*侯的《永昌演义》写得非常精彩，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颇多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侯的飞扬的文采，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如书末第四十回有一首七律诗：“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 时来作恶天还怕，远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以作者李建侯的别名李宝忠为名出版发行。
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
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写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无数欲在此轻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头，挽回了许多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力量，更彰显了文化的张力。
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区东北郊的长江边上，是幕府山东延之余脉，有“天下第一矶”之称。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只有南面与江岸毗连），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飞的矫燕，故名“燕子矶”。立于矶顶远眺，视野开阔，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江边怪石险峻，突入江心，在矶上俯视更见矶下惊涛拍岸、江水汹涌澎湃。巨浪翻滚，漩涡一个挨一个。湍急的江流拍打着赤褐色的悬崖石壁，江风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矶底的崖石撞去，化做万千水花，尤为壮观。
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燕子矶与安徽采石矶、湖南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燕子矶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矶”。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临江抒怀的胜地。据刘继兴考证，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饮酒赋诗，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时，也都曾泊舟在此。矶顶现有御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帝所书“燕子矶”三个大字；“燕矶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这样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竟然曾经是个著名的“自杀胜地”，曾是一处令人胆寒心碎的“鬼门关”。南京数百年来曾流传一句俗语：“燕子矶的肉包子，一两（仰）一个。”意思是说在燕子矶跳崖坠江自杀者多。据资料记载，过去数百年间，燕子矶发生的跳崖自杀悲剧多得无法统计。也许是见得多了,人们渐渐麻木、漠然，习以为常，以致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无足轻重。终于，1927年，有一个人走来了，他平心静气但又痛心疾首地说了句：“想一想，死不得。”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震醒世人，从鬼门关口拉回了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一天，他听到人们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劝谕轻生者的话：“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边还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又委托一位在附近开茶馆的朋友多留心，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要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想一想”后，真觉得“死不得”，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期间，两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凌辱，一起来到燕子矶，准备终结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劝诫碑拦阻了他们，他们咬牙坚持活了过来，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1980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居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可谓功莫大焉。阅尽人间风雨的燕子矶如今依然守望着长江，当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岁月沧桑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复立的石碑，但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
遁入空门的两大*才子
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20世纪初三大翻译家……
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20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皈依青灯古佛，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歔。
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那么，这两位旷世*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
笔者认为,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
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了。滚滚长江东逝水，造化无情，岁月之河中徒留刘继兴追抚前贤的一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
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
“现代吕不韦”
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名)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
*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孙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仗义疏财之举一直深铭于心。1924年，孙先生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 ”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并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他力荐蒋介石，多方面助蒋。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发现蒋氏确有抱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曾让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两人意见经常相左。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张静江被免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他病逝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故居坐落在今日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横额，是国民党*陈立夫所书。故居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两多”
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他有令人吃惊的“两多”：一是发迹前的辞职多，二是发迹后的兼职多。此“两多”，皆为当时之冠。
蒋介石早期追随孙中山时，得到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在孙中山的安排下，蒋介石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
1918年3月，蒋介石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1918年7月，蒋介石觉得前途不大，就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介石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没看错人，最后他果真败于他甚为看重的蒋介石之手。
1918年秋，蒋介石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他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与陈炯明私交甚好的蒋介石不知陈意，还去找孙中山为陈炯明说情。当然这个情无法说成，蒋介石一气之下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义薄云天”地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可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叫板后，蒋介石立即与陈划清界限不共戴天，坚定地站到孙中山一边。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四十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介石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孙中山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但令孙中山头痛不已的是，蒋介石脾气暴躁，心高气傲，动辄辞职不干，常常是未获批准就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诸如：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即许崇智的参谋长。但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未能挽留住去意甚坚的他。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老家，静观事态发展。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其实际原因是，他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据考证，自1918年7月辞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2月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短短的五年多，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职而又辞竟达十三次之多。
执掌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后，蒋介石再创一项历史纪录，其兼任职务之多，堪称举世无双。
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五十多个职务。
其时，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大权独揽，小权亦不放过。每逢重大战役，他都要越级指挥至团、营，各级将领往往形同虚设。而且，蒋介石兼职之广，令人瞠目结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之外，还兼有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同时还出任童子军总司令、三*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
蒋介石不愧是黄埔军校校长出身，他特别爱兼任各种校长，如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他兼任的军事学校校长多达二十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一律由蒋担任校长，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对蒋介石如此热衷兼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均趋炎附势，有的甚至无耻地劝进以讨好老蒋。只有一人卓尔不群，发出不同的声音，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这个人就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张治中。
抗战时，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不久，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被地方实力派驱逐下台，蒋介石想自己兼任此职，张治中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且表示他不兼职就没有人能胜任。张治中笑道：“委员长手下不乏将相之才，怎么会没有可用之人呢？再说，委员长兼了省政府主席就是首当其冲，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有损威信。而且委员长在数百里之外遥领主席头衔，遇到事情，难以了解详情，难免失误。”蒋介石听不进张治中的话，厚着脸皮兼任了这个职务，但到成都两次，见识了地方势力的手段后，发现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遂有了退却之意。他才将四川省主席辞去，由张群接替了这一职务。
过了些日子，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为行政院长人选而踌躇不决。于是蒋介石请来张治中和其他军政要员陈诚、熊式辉等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知道事关重大，都不敢轻言。沉默良久，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如果没有人做，只好我来兼了。”张治中见蒋介石又要兼任，只好发言说：“现在做行政院长的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笑道：“有那么多的人能担任行政院长吗？”最后仍兼任了行政院长，还委任他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
滇缅公路打通以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一个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建议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但何应钦怕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不敢就任。张治中亲自前往见何直言道：“您如果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样不成体统。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这才同意兼任。幸亏有张治中这么个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否则，真不知蒋介石的兼职还得增加多少。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总共兼职多少，恐怕连他本人也说不清，因为实在太多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一生曾获三十六个博士学位，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卓尔不群的建树。1938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为抗战过度操劳而患心脏病，随后便体弱多病，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3月1日在台湾公祭胡适时，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确实不愧是“旧道德楷模”，在五四先贤们“点把火先烧后院”，纷纷打破旧婚姻的全方位革命中，他的包办婚姻一直很稳定，并与结发妻子——小脚女人江冬秀风雨同行，白头偕老，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
胡适给人的影响是思想方面的激进者，同时又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保守名士，其实他骨子里绝对是个多情才子。我们可以看看他早期写的一些爱情诗歌，就可以领略其婉约之柔肠。
如他写于1917年、被收入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胡适著的《尝试集》的《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他早期还写过一首《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选自《新文学大系?诗集》）
到了1941年，五十岁的胡适仍有浪漫情怀，这一年他写了一首《无题》：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胡适生前还留下了这样一段小诗：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适不仅在诗中展现其浪漫之才，而且在青年时代还在行动上颇为“大胆”。在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中有记载，1910年二三月间，由于家庭、婚姻上的种种愁怨，事业、前途渺茫，胡适几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与戏子往来，或者逛妓院。有时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了另外一家妓院，*关门睡了，就“敲门而入”。
胡适留学回国后，威名远播，而且风度翩翩。他上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
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
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
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
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此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
想来才子*，在人间不足为奇。我们来盘点一下胡适一生曾经历的六次婚外情，或许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1914年6月18日，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
1914年6月8日，胡适精心打扮一下，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他去拜访自己的初恋情人韦莲司。进屋后胡适对于屋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告诉韦莲司这是他来美国四年中第一次与年轻女子接触，以前只与中年及老年女性接触，他也是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的。6月17日胡适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6月18日韦莲司就带胡适去教堂观赏西方的婚礼，回来的路上他们讨论东西方家庭伦理的差异，胡适的思想在韦莲司的启迪下，发生了重大转变。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他们经常约会，还经常通信，短短的两年竟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
他们之所以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其因由，一是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因为那时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在美国人眼中，华人的地位十分之低下。
此后，身处异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常有书信往来，共叙衷肠。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终于有机会得以鸳梦重温。
1939年6月10日，胡适将自己写的几首诗词寄给韦莲司，告诉她，这是为她写的。其中有《临江仙》云：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狂狷的韦莲司，也曾给胡适写过这样火热的情书：
“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九年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在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
胡适当时正在办一个留学生的杂志，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也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后来胡适为他自己的第三个女儿取名叫素斐，与陈衡哲在美国的英文名字同音。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
胡适在诗尾加注道：“三个朋友（胡适、陈衡哲、任鸿隽）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
纽约市立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唐德刚，曾将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时与胡适的交往和对话写成《胡适杂忆》。他认为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当与曹诚英、韦莲司无异。
唐德刚还认为陈衡哲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陈衡哲的英文名字)”。
陈衡哲是湖南衡东石湾人，出生于武进。其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清朝的官吏。她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她是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丈夫任鸿隽，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
曹诚英，乳名行娟，又名曹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她父亲生前将她与邻村的富户指腹为婚，十七岁时嫁给这家富户的公子胡冠英。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因曹诚英结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亲的安排下纳一小妾。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1921年在杭州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拟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告奋勇，请著名教授胡适为她们编辑的报纸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在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首诗明写西湖，暗喻恋人。敏感的曹诚英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
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从此曹诚英再也没有嫁人。
曹诚英堕胎后，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1939年，曹诚英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两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曹诚英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诚英要上峨眉山当尼姑。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三百美元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曹诚英去美国后，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她的小表妹曹诚英。韦莲司也的确尽到了呵护、照顾的责任。1936年胡适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时，事先写信给韦莲司，要她不必在他到来时，让曹诚英来她家住，并说他与曹诚英并不很熟悉。不料痴心恋着胡适的曹诚英没见到胡适，竟因相思闹了场大病。后来韦莲司发现了胡适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并不恼怒，反而更加体贴入微地关照曹诚英。
1943年，曹诚英到了复旦大学农学院，成为专职教授。
直到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曹诚英曾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
1952年，因院系调整，曹诚英随复旦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来到新组建的沈阳农学院任教授。1956年她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1969年回故乡绩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1939年9月21日，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收到了夫人江冬秀8月14日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小脚老太太在信中规劝胡适跟一位姓徐的小姐断绝关系。胡适当晚复信，诚恳地表示：“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这位徐小姐是谁？她跟胡适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在一段时间里，这是留在读者心中的一个疑团。
2002年《百年潮》杂志第八期选登了现存胡适档案中徐小姐致胡适的十封书信，让我们了解到胡适这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恋情。
原来徐小姐名叫徐芳，是民国时期以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的毕业生，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毕业后一度留校工作。徐芳生于1912年，是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这位美丽的女生在学校原有不少追求者，她都不为所动，却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
从1936年初开始，徐芳就与胡适开始书信往来。在信中，徐芳称胡适为“美先生”，在她心目中，胡适是长得美，文笔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她写给胡适的信，热情而真挚，坦率而大胆，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对胡适的恋情。信中称胡适是她“最爱的人”，称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年8月，徐芳寄给胡适一张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写道:
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
最为热烈的，是在胡适1937年8月赴任驻美大使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1937年9月中旬，胡适经香港赴美国；翌年9月17日正式出任“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他跟徐芳的直接交往从此中断。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1949年徐芳随同夫婿定居台湾生活，其作品有《中国新诗史》及《徐芳诗文集》等。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正当小女生徐芳一往情深地恋着胡适之时，胡适却移情别恋，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在异国另觅得新欢。
这位女友叫萝德芘?洛维茨，犹太人。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著名学者杜威，与杜威有着书信的往还。1936年她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如1938年的7月12日，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世界史大会，临行前他与洛维茨一起吃了晚饭后，驾车游览了赫贞江。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他住院的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就连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洛维茨混得很熟了。这段时间，他们难得有机会到外边去，洛维茨开始给胡适写信。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她关切地提醒胡适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可以让她去办。她还在一封信中说:
对你(指胡适——引者注)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还写道：
要做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
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 Grant结婚了。
不料，这位Grant先生命运乖蹇，结婚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四十二岁时，与八十七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现在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
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胡适是个热心人，喜欢成人之美，乐于当“媒婆”。他先后为四对名人做媒与证婚，他们分别是赵元任和杨步伟、千家驹与杨梨音、沈从文与张兆和、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四对“鸳鸯”的名气都是响当当的，可见胡适的“媒婆”层次之高。
亲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点“鸳鸯谱”，却让胡适尴尬不已：“情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
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虽然近两年来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吗？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静心地工作呢？这是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道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地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两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
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常用来比喻比喻反复无常的小人。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倒戈和跳槽是常有的事。不少军阀是变色龙，今天是这个派，明天又是那个系，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至极。
这个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就是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新军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整日游手好闲。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便成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他的地位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此时的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一道，成为冯玉祥麾下著名的“十三太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
三叛冯玉祥 投蒋又反蒋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重。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了刀兵。
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了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既往不咎。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冯玉祥又任命为第五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秋写的词中所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这个变色龙再次易帜。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
这一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率其所部开赴广东，*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
其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石友三共同讨蒋。石友三欣然同意，举起了反蒋的大旗。12月1日，唐生智领衔各路军阀通电讨蒋。2日晚，“雷厉风行”的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可惜这些人都不是老蒋的对手。不久，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间接地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参加了中原大战，受命率十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冯阎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了冯玉祥，也背叛了曾在危难之时帮助他躲过蒋介石惩罚的阎锡山。
投张又讨张 老本都蚀光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投奔其门下。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军部驻邢台，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石友三表面上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张学良。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同敌人。很快，石友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下，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次年，他协助韩复榘，成功地暗杀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
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从烟台乘船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与勾结，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旧部及汉奸、流氓、失意军人等筹办汉奸武装，多次军事骚扰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极大的麻烦与威胁。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恨之入骨，便乘机要军统局对他迅速惩处。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派特务王文收买了石友三的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
先鸿霞从军统手中拿到了一种剧毒药，他用金钱买通了厨师在菜中下毒药。那天晚上九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上桌吃饭，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来。由于过度紧张，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厨师坦白，厨师讲出了下毒实情。先鸿霞见厨师望着自己要指认，知道事要败露，便伸手摸枪，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先鸿霞的手枪。
恼羞成怒的石友三，令参谋捆住先鸿霞送日租界宪兵队，称其为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由日军处理。军统刺杀石友三的这次行动计划全部失败了，石友三继续过着悠哉乐哉而又浑浑噩噩的日子。
联共又* 抗日变哈日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编，任命其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编在名将宋哲元账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六十九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石友三还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
背信弃义的石友三再次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彻底*，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多次发生冲突。还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春，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他执迷不悟地认为，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他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投降日本前被埋黄河边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对他十分不满。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辛亥革命后被废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在紫禁城这一方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生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独、苦闷的宫廷生活，曾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始终是个文学创作上的“菜鸟”。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按照自己的，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发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题为《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帝，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经溥仪投稿，这篇铭文发表在了上海《逸经》杂志上。此文的发表对少年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作，曾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1922年初夏，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果然马到成功，皇帝的诗作终于破天荒地见报了。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到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的这本书。《紫禁城的黄昏》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作序，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最后，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十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不少规矩，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被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五时许，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动。而当时*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
我以为总理的三*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
信中最后说：
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党）。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三十六岁。
邓演达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一方面积极筹建中国农工*党，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就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对毛泽东是多么信任，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邓演达的革命功绩与地位。
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
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创始人之一，*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 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二十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陈绍禹)。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
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已他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七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于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一○六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当时杨淑慧才二十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当看到这则消息后，杨淑慧的父母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焘与十九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连忙紧张地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的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还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地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三千万元（约合当时黄金七千五百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江山易改，汉奸本性难移。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掂量一下“终身监禁”的分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八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其一
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其二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其三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其四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来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总被雨打风吹去”！
汪精卫：两首绝命诗，*二重天
汪精卫曾两写绝命诗。第一首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二首是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写第一首绝命诗时，汪精卫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英雄，其视死如归的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都不逊色。写第二首绝命诗时，汪精卫却成了卖国求荣、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注定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两首绝命诗，可谓是*二重天。其立意之高下，不啻于天壤之别，让人真不敢相信是出自同一人笔下。
汪精卫是如何由一个革命先驱蜕变为大汉奸的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1903年以秀才的身份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汪精卫不仅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而且文章写得非常好。据刘继兴考证，汪精卫与保皇党笔战时，犀利的文笔引来好评如潮，直逼得保皇党的几个大笔杆子不得已私下托人说情，要求休战。
革命初期步履艰难。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海内外民众都灰心了。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作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的第一首绝命诗就是在这次入狱自感生还无望的情况下写成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远在蒋介石之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其第二首绝命诗就是在名古屋病死前写成的。
“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这是有人曾送给汪精卫的一副谐音联，表面看是在奉承，其实“盖世”与“该死”、“罕见”与“汉奸”谐音，巧妙地讥骂了汪精卫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一大代表、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公博在会上表现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会议期间，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为安全起见，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
事后，*中央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言行，而且难以挽救，*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就在这一年11月，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帮助。1925年4月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陈公博先紧紧追随汪精卫，后又与蒋介石打得火热。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十分尖锐，陈公博反复权衡，还是选择到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在武汉期间，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在演绎了宁、汉分裂与合流的丑剧与恶剧之后，蒋介石东山再起，派军队去抓陈公博，吓得他只身逃往香港。
陈公博于1928年冬又卷土重来，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抗战开始后，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并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艳电》。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并派老婆陈壁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匡政”。陈公博“忸怩”一阵以后，终于回到上海，并向汪精卫表白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按照他生前的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五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十天后，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陈公博情妇)等七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三十八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翌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时年五十五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
一位在北大读过预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将军，晚年在台湾出书时，居然其书名有严重的常识性错误，这不能不说是黄埔和北大以及台湾出版界的集体悲哀。
这位将军叫孙元良，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重庆警备司令、第十六兵团总司令等职。国民党大陆兵败后，他去了台湾，晚年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一书。
只要上过中学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光年是长度单位，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如太阳系跟另一恒星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而一瞬是时间单位，指一眨眼的工夫，形容极短的时间。很显然，作者孙元良错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了。台北世界出版社呢，居然也没看出来这个错误，将错就错以致贻笑大方了。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孙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错，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孙元良的儿子孙仲祥，又名秦汉，台湾电影明星，其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
孙元良出身黄埔，系“天子门生”，有“飞将军”之称。这个雅号可不是褒义的，又名“长腿将军”、“逃跑将军”。
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孙元良就曾是战场上可耻的逃兵。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和程潜的第三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一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一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一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六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一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原来，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怒气平息后的蒋介石考虑到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就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于是，他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孙元良因祸得福。
1932年淞沪战役发生后，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的孙元良率军坚守上海宝山庙行镇十一天，和友军一起夹击日军，让日军受到空前挫败。当时国际舆论评价此役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因此役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集结重兵，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击退。此后，孙元良率领八十八师官兵在上海闸北一带坚守阵地长达一个半月之久，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图谋。
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孙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然后自己撤退。面对八十八倍之众的日军，四行仓库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退入租界，被解除武装，关进集中营。但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全国士气为之振奋，世界为之关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而撤退了的孙元良却因“八百壮士”之功再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军长，仍兼任八十八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孙元良在国难当头之际，贪财好色，不仅将国防工事费贪入自己的腰包，还令人发指地强行占有了上海学生慰问团的漂亮女学生，其恶劣行径，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国民党军官的鄙夷和不齿。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八十八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在震惊中外、血肉横飞的南京保卫战中，时任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率部奉命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二六二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下，只顾自己逃跑，谁都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中，我们可看到“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七十二军包括八十八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古城在呻吟，长江在哭泣！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的好运气又来了。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好色之本性依然，常与高级*出入舞厅，整天倚红偎翠，花天酒地。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十六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贪为己有了。
笔者考证，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大决战打响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后，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十分可笑的是，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孙元良指令十六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里。
富于逃跑经验的孙元良居然化装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装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辗转回到了南京，苟全了一条生命。
随着解放战争的尘埃落定，1949年底，孙元良随兵败的国民党军残部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20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下了*《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中美化自己不说，殊不知书名还弄出个错误来。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是黄埔一期生中最长寿者。
张学良一生的数字谜团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漂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两个○一年：人生起点到终点
张学良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学良的人生起点与终点都是○一年，都是一个新世纪的起点。
两个星期一：生日与忌日
张学良1901年出生的那天是6月3日，按农历是四月十七，这一天是星期一。他2001年去世的那天，是10月15日，也是星期一。
他过生日的原则：一般不过。要过，有一条铁打不变的原则：绝对避开农历四月十七和公历6月4日。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6月4日，这一天的农历是四月十七，正是张学良生日这天。因此，张学良年轻时不过生日，有人问起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也总是设法回避。
后来年事渐高，不忍拂大家好意，他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过生日可以，但要避开父亲的祭日。
张学良的九秩寿庆于1990年6月1日举行，他的妻子赵一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文中说：“今天是他的90岁生日。”
其91岁华诞就更复杂了，1991年5月29日、31日和6月1日，旅美华侨先后三次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张学良都亲自出席。《张学良年谱》记载：“5月29日，做寿当天，人人要与张学良照相、握手……”
而他的百岁华诞，小型家宴却是5月28日。
……
两个“九一八”：荣辱两重天
1930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一纸和平通电，使“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各方偃旗息鼓，张学良一跃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跃向自己人生的权力最高峰。
1931年的“九一八”，是众所周知的国耻日，致使日军迅疾侵占东三省，受到全国人民谴责。也是张学良的耻辱日。从这天起，他失去了东北，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跌入个人声誉的最低谷，并代蒋介石受过而辞职。
荣之至，辱之极，仅隔一年，且在一个日子，如此巧合，真是造化弄人。
两个1月13日：被囚与解禁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武装押离南京，被囚于浙江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山，从此正式地踏上了他那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涯，他的一切希望由此破灭，等待他的将是漫漫长夜。此后他长期被软禁，先后被囚于浙、赣、湘、黔、台湾等地。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张学良从此真正开始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张学良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第一个1月13日，是张学良被囚的开始。第二个1月13日，是张学良结束囚徒生涯的开始。
两个三十六年：非法同居与合法婚姻
1928年开始，张学良与赵一荻就两情相悦地走到了一起，双宿双飞，其英雄美人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但1964年以前他们只是事实上的夫妻，并不合法，只能算非法同居。他的合法妻子是于凤至。直到1964年，张学良才和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一荻正式结婚。
巧的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生活了七十二年，以1964年为分界线，正好划分成前后两个36年；
1928年至1964年，属于非法同居，感情至上的三十六年；
1964年至2000年，才是名正言顺、情法皆合的三十六年。
两个四十五年：大陆生活四十五年，台湾被囚四十五年
1901年至1946年：张学良在大陆生活了四十五年。自离开大陆后，有生之年再未返回大陆一次。
1946年至1991年：张学良在台湾这四十五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直到1991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他于1995年开始侨居美国，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病逝，结束了其命运多舛而又颇为传奇的一生。
“曹三傻子”是如何当上民国总统的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曹锟年轻时，曾是保定府街头的布贩子，小本生意，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个辛苦钱。他为人相当厚道，乐于助人，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给他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就是这么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后来居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一路飙升，直至当上了民国总统。
在民国历任总统中，曹锟确实是素质最低的一个。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之所以能平步青云，靠的是与生俱来的“两厚一福”。
一是憨厚。曹锟从小脸皮厚，憨厚写在曹锟脸上，更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曹三傻子”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傻，主要是言其憨厚，容易被人利用与捉弄。参加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时，憨厚与实在帮了曹锟的大忙。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不愿意招的，可是他的傻劲救了他。因为看起来，这个来自保定府的矮胖子比农民还要憨厚。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让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自然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
二是脸皮厚。曹锟以前混迹于保定街头时，脸皮就相当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一次，曹锟蹭了一顿酒饭，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的模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锟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了。曹锟因厚脸皮而闯祸，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从此进入了军界，命运出现了大转机。脸皮厚在军营里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地羞辱，他都坦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三是福将。曹锟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打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袁世凯死后，曹锟在军阀混战中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他居然做了民国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可笑的是，曹三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一百七十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一千三百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曹锟被“选”为*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结果被一向视*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曹锟贿选开了近代选举作弊之先河，是民国政坛的一大丑闻。
谁知好景不长，总统的宝座还没坐热，曹锟的厄运便来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曹锟被软禁。1926年4月获释。后奔河南投靠吴佩孚。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六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在一文中，他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按照刑律，则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章入狱西牢，受尽折磨。也由于此事，章在读书人中之声望日隆。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介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声吞气。
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这不仅是章太炎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更是国学的悲哀！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圆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两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二十六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两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同志牺牲，有四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十一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无耻投靠日寇
刺杀黄骅的阴谋得逞后，邢仁甫欣喜若狂，天天在岛上饮酒作乐，编织着他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邢仁甫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然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邢仁甫知道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他决定要搞武装独立，迅速把部队拉出来。但是，由于党心所向，他的这一分裂行为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回到了党的怀抱。邢仁甫成了一名光杆司令被孤立起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于1943年7月带着小老婆宋魁玲以及极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为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邢仁甫的叛变投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己也堕入了罪恶的万丈深渊。
历史是无情的，任何卖国求荣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一年多后，邢仁甫被人民公审处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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