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压折弯机图纸:毛泽东谈斯大林：他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

核心提示：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曾回顾过自己在1950年到苏联见斯大林时的内心感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在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

毛泽东与斯大林（资料图）

文章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0年入夏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赶来了。这次会议原想研究国内出现的空前严峻的经济困难，由于彭真在会上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受到赫鲁晓夫组织的围攻，接着出现了苏联撤走专家一事，会议的主要议题转为研究“反修”。

1960年夏天的北戴河海滨，气氛显得有些沉闷，没有了两年前那种热火朝天的气象。这片华北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早已成为中央领导和机关人员夏天避暑的地方，那一条半月形的、平坦的、长达10公里的海滩，是大家游泳、戏水、日光浴的好处所，不过只在暑期才会热闹起来。

当时，北戴河的主要建筑，还是北洋军阀时期外国人在那里建的那些高矮不一、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别墅，以及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增盖的一些小别墅。由于当地气候潮湿，一年可度假季节也短，许多别墅都很破旧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不多。1960年的北戴河十里长滩，大体可分为3部分：

东面属于东山区，北京军区、河北省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基本上是河北省的。

中区是北戴河的市区，50年代和60年代还是小镇。国务院政府机关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夏天休假的地方。

西区是属于中直机关的，也称中直机关疗养院，由中央办公厅管理。

再往西就是部队的房子，总参、总后、总政在那里有些别墅，但是不太多，当时还比较荒凉，最热闹的当数中区。

中央所在的西区比较安静，中区和西区之间是隔离的，有警卫人员守卫。在西区的山坡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盖了一个礼堂。文艺演出、看电影、娱乐活动都在那里。礼堂的东面是毛泽东的住地，那是一排比较宽大的平房，即中直疗养院1号楼。房子的东头是住宿的地方，西头是会客的地方，中间是书房和饭厅。

刘少奇住在半山腰的别墅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都在围绕小礼堂周围的别墅里，多数是平房，个别的是楼房。只有周恩来和董必武住在靠近海的马路旁，都是两层楼的别墅。

1960年的夏天，中央领导的心情都是全国解放以来最为沉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恶果已经充分显现出现，饥荒在神州大地上蔓延……

在开会之前，由于准备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都住在中直的高干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西区的西头，是两层旅馆式的楼房。吴冷西、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这里。每两人住一套。每套房子都是东西各一间住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客厅，合起来是三间一套。另外还有秘书、工作人员住的单间房间。

“秀才”集中到此，是因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代，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北戴河去，在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实际上，这已是中苏论战的开始，只是对外未公开化。

不久前还有着“兄弟般”情谊的中苏两国，为何此时关系严重恶化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到1960年夏天终于出现了总爆发。

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在苏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不过以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在支援中国革命的同时，也表现出“老子党”的态度，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并出了许多错误的主意。对此，毛泽东早就积愤在胸，只是因革命战争期间双方共同利益更大，因此只是在党内批判了斯大林支持的王明等人，并未把斗争矛头指向苏联。

在中国革命临近胜利前，毛泽东对斯大林又有了新的不满，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国党的信任不够。双方的一些微妙关系，在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便通过一些小事表现出来。

米高扬在西柏坡住了1星期左右，同毛泽东一起喝过两次酒。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此次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自然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的也好，大衣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服上还有补丁。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鸡和漳沱河里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可是，一位苏联客人的叉子举在红烧鱼的上方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将肉叉入嘴里。

毛泽东随意望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是，一年后他出访莫斯科时，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是死鱼。厨师按照毛泽东的命令“扔回去”，拒绝接收。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找来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送一条活鱼来。”上校向客人保证。当时克里姆林宫里大小人物马上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鲤鱼他不吃。

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曾回顾过自己在1950年到苏联见斯大林时的内心感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在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

邓小平于1989年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也一句话概括了中苏出现矛盾的关键——“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感到受了屈辱”。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同年秋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刚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对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始终不忘，80年代陈云讲起此事时还总结说：“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给了人家帮助，却不等于就有了可以指手画脚的特权，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得罪了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中国领导人。

赫鲁晓夫上台之初一度表现出谦敬态度，曾使毛泽东对过去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4年9月至10月间赫鲁晓夫访华时，双方真有些亲如兄弟般的关系，不过中国还是要尊苏联为“老大哥”，尽管毛泽东并不怎么看得起赫鲁晓夫。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党内杀害大批干部党员和卫国战争中的指挥错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轰动。

对于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对感到高兴的一方面，他于这一年9月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会谈中做了说明——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忧的是，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可能会否定社会主义事业，会授国际反共势力以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马上引起毛泽东深入反思，开始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并见之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见之于在此之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提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并说：“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这时，毛泽东对党内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的看法，基本上是限于对某些知识分子。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虽不赞成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天安门广场仍然挂斯大林的像，但中苏国家关系仍是很好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因需要中国支持，在科技援华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1957年夏天苏共主席团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人要求推翻赫鲁晓夫，因朱可夫动用军队支持赫鲁晓夫才未成功。面对内外交困，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为此通知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让他告之中国方面，同意提供核武器等尖端武器方面的帮助。

1957年9月的一天，一架苏联刚制造出的新型图-104喷气式客机飞到北京西郊机场，接上一批重要的中国客人向西北飞去。这些人中，有中国负责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有管经济的行政领导，还有一批国内科学界的精英如钱学森等。他们飞行的目的地是莫斯科。

聂荣臻等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马上表示：原子弹，我们是会给的。不知毛泽东同志今年能不能来参加十月革命节？

两国经过反复协商，作为迎接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礼物，10月间双方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并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在协定签字后，毛泽东正式答复赫鲁晓夫，他去莫斯科参加会议。

1957年11月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受到最高礼遇。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其他国家来苏的领导人住宾馆时，唯独让毛泽东住克里姆林宫。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大会发言中，别人都站着，唯有毛泽东坐着发言。赫鲁晓夫又几乎每天都来陪毛泽东吃饭。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在大会的公开发言中对赫鲁晓夫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赞同了他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并出面说服波兰党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为首”的地位。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尤金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是要控制权，要租借权。”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尤金大使是毛泽东请来帮助改“毛选”的，几年间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哲学，是相处很好的朋友，可是这一天的面孔却极为严肃，据说尤金紧张得差一点心脏病发作。

尤金用急电把毛泽东以和盘托出之势倾泻的对苏联以往的不满报告了莫斯科，赫鲁晓夫急忙于1958年7月31日赶到北京，毛泽东虽然到机场迎接，这次却没有了红地毯。

3天访问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气氛是颇不愉快的。为了缓和一下出现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

面对毛泽东的严肃态度，赫鲁晓夫表示不再提这种要求。由于心情很坏，加上北京天气炎热，那时中南海又没有空调，这位来自寒冷北国的客人晚间睡不着觉，要求找个凉快地方，中央只好把他请到玉泉山，可是那里蚊子又多，咬得赫鲁晓夫仍是睡不好。第二天他气恼地嘟嚷说：“连蚊子都帮助你们中国人！”

此话之中，已经含有相当强的民族歧视的意味，当时中苏两党虽说都讲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然而前景已经很不美妙了。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这位客人来华连觉都睡不好，马上让人想办法。当时的习惯是群众一齐上马，为了保密和安全可靠，竟然动员了中南海园内的“红领巾”和警卫战士，大家一齐组织起来到玉泉山点烟熏蚊子，又是一场除“四害”的人民战争！

赫鲁晓夫总算能睡着觉，白天躺在游泳池边同毛泽东又反复长谈，勉强言归于好，却为此怀恨在心。1959年6月，他借口同美国正进行核裁军谈判，“推迟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等于废弃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听话”的一种报复。说到底，这还是过去“老子党”的心态在作怪。

后来毛泽东总结，中苏关系破裂起于1958年，所指正是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