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玻化微珠:《中国人的社交危机：“3000万”人社交焦虑引关注》中国最著名博客女王干群精美作品编号201101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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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社交危机“3000万”人社交焦虑引关注》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 《女人提出离婚不是脑袋有问题，而是男人难以启齿割包皮，女人追求完美，坚决拒绝太监穷鬼男人》《当今社会舞台，离婚的男人扮演妇科医生，离婚女人扮演男科医生，21世纪流行时尚健康长寿独身生活》《中国人的社交危机：“3000万”人社交焦虑引关注》《成都近百万人"社交恐惧症"调查：病患4年翻一倍》《回望2010中国微博元年 “广场文化”打破层层壁垒》《女子28年一人撑起敬老院，为过世者披麻戴孝》《男子取钱找不到开门按钮，被关银行一小时》《男子报警称从ATM机上取到假币，妄想存回去被拒》《“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频发，专家称因信任危机》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中国人的社交危机:“3000万”人社交焦虑引关注别怕陌生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交焦虑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认识人的机会，没人愿意去参加鸡尾酒会”。在英国《经济学人》一篇名为《U型生活轨迹》(The U-bend of life)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人们对社交生活的厌倦情绪。
而在中国，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困扰。在这个强调彰显个性、表达自己的社会里，崇尚讷言敏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社交危机。
在这个每年以约1500万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国，人们时常感到身处于繁华都市中的“孤岛”，渴求真诚的交流。但同时，为什么众多人感到对社交缺乏信心，甚至对人际交往感到厌倦和逃避？而我们又怎样才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跨前一步，拥有健康而又精彩的社交生活？
“3000万”人的社交困扰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迈入你我的生活，而我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戴着墨镜、捂着口罩，一名青年男子匆匆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间诊疗室，还没有与医生打招呼，他便径直走向窗口，拉上窗帘，阻挡了温暖的阳光。
“你害怕吗？”精神科教授张新凯这样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吗？”
这位年轻人怀疑，契诃夫笔下那位即便是在晴朗天气里也要穿雨鞋、带雨伞、穿棉大衣的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一定是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社交焦虑。不过，可能也不是——因为别里科夫至少还能与人争辩，而他自己却连医生都不愿见。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100人中有13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但更普遍且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人们并未觉得自己达到疾病的程度，但却无时无刻不被与人打交道的问题烦扰，一个保守且被广泛报道的数字是，中国每10人中约有1人或多或少有社交焦虑方面的困扰。社交焦虑，已成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在社会急剧前行的中国，可能受此波及更多。
“震惊”的8.15%
201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公布了国家973课题——社交焦虑障碍的生物学标记及临床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由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专家张伟组织，历经4年、覆盖了成都几十万大中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社交焦虑障碍在13至24岁之间的成长阶段就开始大量显现出来。
“不敢去食堂打饭，害怕、脸红、心慌”，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讲诉他在调查中遇见的一位大一男生。“他还不敢和小卖店售货员说话、不敢去教室自习，不得已，在上大学一个多月后被迫休学。”
最终，被抽样出的2279名成都地区被调查大中学生中，88名女生、91名男生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加权结论是，成都地区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总患病率为8.15%。
“很震惊，”中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小组组长张明园说。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单一病种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其结论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从我们的印象来看，又应该是有这么多。”
“我觉得(即使达到)百分之十都是正常的”，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甚至大胆判断，因为“社交焦虑与社交焦虑症不一样，达到诊断标准、达到‘症’的还是少，但是，社交焦虑大多数人都会有”。
在国际通用的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中，测试场景包括在听众前表演或演讲、与陌生人会面、在会议上发言、参加聚会、组织聚会等等。而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越来越艰难。
“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感到自己服装色彩的搭配不和谐，服装的样式也不够时髦，顿时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样无地自容！”一位职场人士如此表达她的社交焦虑。
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最近一次腾讯·大成网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三百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1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到医院求医的”。
2007年，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再次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 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于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虑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十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山东、浙江、青海及甘肃4省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在华西医院课题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虑障碍的大规模调查。
这次近10年前的调查结论是，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仅为0.175%。
“这个数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张明园教授说。有感于焦虑障碍被忽视的严重性，他在2000年组织成立了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兴趣小组。10年来，小组每年两次讨论、一次讲习，只是组员数增长缓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组员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四十多岁到十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十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 (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来，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1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儿童或老年人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成都近百万人"社交恐惧症"调查：病患4年翻一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公布成都近百万人社交焦虑障碍研究结果
□“一身得体的深色职业套装，辫子被一丝不苟地盘了起来，1米6的样子身材纤瘦，拎个包拿把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像极了刘若英。”
——病人张蓉给人第一印象很优雅，但这都是“演”出来的。
□“一个多年没有上班，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没有一切兴趣爱好的中年主妇，出门不需要这么折腾，她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和实际生活判若两人，是在自我保护，假装过得很好而已。”
——张蓉有一把从不离手的伞，不挡雨也不为遮阳，是用来遮脸的。
□“张蓉不会将伞撑开，走在路上如果遇到认识的人，她就用伞遮住脸，然后迅速躲开。”——她的这个习惯已经有4年了。
昨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公布了国家973课题——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的生物学标记及临床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这个由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张伟教授专家牵头，带领着专业团队历经4年，调查覆盖10区4市6县的大中学生，及社会各年龄段和职业的临床就诊患者共计近百万人的结果显示，成都的社交恐惧症患病率达8.7%。社交恐惧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排名第三的心理疾病，仅次于抑郁症和焦虑症。
病患4年翻一倍
社交恐惧症(socialphobia)，又名社交焦虑症，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疾病。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专家张伟教授介绍，目前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有5%为社交恐惧症。比4年前增加了1倍，“这只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到医院求医的。”
表现过度“害羞”
成都40岁的张蓉(化名)就是众多社交恐惧症患者中的极端个案，她出门必须以伞遮面，甚至在家听到脚步声就会躲到桌下。而还有更多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和以前的张蓉一样，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做事——不仅是公众面前的讲话，还包括吃饭或其他社交性的日常活动的状态。他们经常过于担心会遇到尴尬局面或被羞辱，因而避免社交场合，或者在社交场合感觉极度不自在，因为过度“害羞”，他们的人生被设置了重重阻碍……
80后90后渐多
此番公布的调查在2007年启动，调查覆盖成都10区4市6县的大中学生，及社会各年龄段和职业的临床就诊患者共计近百万人。
张伟教授说，以往来看社交恐惧症的患者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大多是单位中的技术骨干，由于工作出色走上领导岗位，但不善言谈，无法与下属沟通。然而近几年，患者群产生了明显的变化，“80后”、“90后”的年轻患者就占了一半以上。
典型案例·张蓉女40岁
4年里伞不离手 她遇到熟人就遮脸
[测试]
杯底戳孔 她揭掉整个“人生”
先是用圆珠笔一个一个地在纸杯底部戳小孔，这个动作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狠，小孔也变得越来越密集直到整个杯底被揭掉，40岁的张蓉花了3分钟，完成心理医生布置的“任务”。
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孟雅静，让8名社会恐惧症患者，分别在代表“人生”的纸杯上戳洞，而这些洞就是各自不愉快又深埋在心的事情。而张蓉的纸杯让孟雅静影响深刻，“我看着近百名患者做同样的动作，没有人像张蓉这样去将整个杯底都毁掉。在她心理，有一件对她影响巨大又不与人分担的事。”后来，孟雅静通过对张蓉的心理治疗，得知被掀掉的杯底代表其丈夫对婚姻的不忠，这也是张蓉患社会恐惧症的诱因。
[症状1]
伞不离手 她遇到熟人就遮脸
孟雅静医生在一年前第一次见到张蓉：“一身得体的深色职业套装，辫子被一丝不苟地盘了起来，1米6的样子身材纤瘦，拎个包拿把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像极了刘若英。”但孟雅静很快就知道，这么优雅的形象都是张蓉“演”出来的。“一个多年没有上班，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没有一切兴趣爱好的中年主妇，出门不需要这么折腾，她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和实际生活判若两人，是在自我保护，假装过得很好而已。”孟雅静说，张蓉有一把从不离手的伞，不为挡雨也不为遮阳，是用来遮羞的。“张蓉不会将伞撑开，走在路上如果遇到认识的人，她就用伞遮住脸，然后迅速躲开。”孟雅静说，张蓉的这个习惯已经有4年了。
[症状2]
恐惧声音 她抱头躲到餐桌下
除了出门“演”熟悉的陌生人，张蓉在父母孩子面前也演戏。“除夕夜当天跟丈夫在家吵架、打架。晚上仍然可以满脸幸福地回父母家过年。”以至于张蓉的父母一点没发觉她十年的婚姻问题。可回到家，张蓉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正切着土豆丝为孩子准备晚饭，可门外传来脚步声，张蓉立刻双手抱头躲到了餐桌下。“她害怕，每一个环境状态被打破她就会很惊恐。”
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微笑、整理衣襟、上厕所等举动缓解情绪，以达到不当众出丑或遮羞的理想效果，但张蓉已经发展到全身抽搐。孟雅静说，张蓉切断了自己所有的社交网络，就为了保护自己。
[病因]
婚姻不顺 好强的她憋出病来
“你早晚要后悔的！”18年前，张蓉没听父母的劝阻，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和丈夫恋爱时，张蓉还是百货公司员工，这可是当年相当好的工作。可条件不好的丈夫一直不受张蓉父母喜爱，张蓉父母百般阻扰两人的婚事，倔强的张蓉还是把自己嫁了。婚后生了女儿的张蓉没有再继续工作，丈夫发展得不错，家里条件起色不少，但鸡皮蒜毛的事情也多了起来。要强的张蓉当然不会把这些不愉快向人倾诉。“她认为婚是自己不听家人劝阻坚持要结的。所以不可以在亲朋面前表现出一丝的不幸福。”孟雅静分析说，由于后来得知丈夫出轨后，她觉得家丑外扬，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她。一系列想要掩饰和自我保护的行为就慢慢演变成了社交焦虑障碍。
[治疗]
领悟疗法 一年后不带伞出门
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对张蓉，采取了认知领悟疗法、系统脱敏法和“理、知、悟、信”的方法相结合的措施，并对其进行社交技能的训练，同时调动了她的社会支持系统给予帮助，使她从根本上摆脱了心理困扰，达到了心理的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从第一次接受团体心理治疗时，张蓉会若无其事地在治疗室走来走去。不跟病人站在一起，不做同样的事情，不交流扮演着“路人甲”的角色，到不再带伞出门，张蓉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 《回望2010中国微博元年 “广场文化”打破层层壁垒》
“围脖换头像啦？跟偶学的吧？看来今天不少童鞋被演播室紧张了，偶判分时会考虑到这层因素的。O(∩_∩)O~怎么样，语言很时髦吧？”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涂光晋教授一条诙谐的“火星文”微博下，小粉丝们纷纷留言：“涂老师太潮了！”“偶喜欢你这样的大学老师，跟童鞋有共同语言。”
2010年可谓中国的微博元年，“你织围脖了吗?”已经成为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
从“被”微博到自写微博
所有的研究都要从观察和参与开始
“其实我最开始是‘被’微博的。”这是在谈到开微博的初衷时，涂光晋教授的笑言，事实上，这确实是很多新闻院校教授开微博的原因之一。
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也属‘被’微博之列，但是在老先生强大的人气支持下，刚发出两篇微博，他的粉丝就飙升至一万余人，如今更是达到了5万人之多。
当教授们迈入微博大军的行列后，他们逐渐发现了微博这个新型传播手段，不同于以往传播方式的独特魅力。
在那条“火星文”微博发出之后，涂光晋教授专门在课堂上与同学们探讨网络上的表情符号问题。，涂教授说，研究新闻传播的人，不能只作壁上观，而是要时刻关注新的媒体形态的变化，并通过实际的参与感受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除了对微博这一新的媒体形态保持关注之外，教授们还在积极运用这一传播工具来进行研究工作。
“致力纪录片的公众媒体传播和影响力”，这句话写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何苏六教授的微博上。何教授告诉笔者，在微博中，传者与受者之间几乎没有界线，转发即是传播，关注就等于群发，这种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关系是其他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微博是“自组织”的社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
“今天有媒体问我，为什么写微博，我说把生活中的温情和浪漫带给我的粉丝，把正义的声音传递给社会，留下点点思念等朋友们路过的时候来采摘。”在采访何苏六教授后不久，何教授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动人的句子。
在微博这样一个平台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组织自己的社区圈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涂光晋教授指出，只要仔细观察，你就可以感觉到，微博上每个人的关注都与他们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博主的研究偏好和爱好都会在微博中得到体现。
在微博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发布者。何苏六教授说，传统媒体对一般人来说还是高高在上的，而在微博所形成的社区平台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这个媒体的成长速度最快，仅一年时间，用户就达到了一亿两千五百万之多。
“我现在的粉丝有近一万名，这就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发行量。而有的明星，粉丝达到几百万，这就像一个广播台，或者小型电视台。”何教授指出，粉丝介入传播过程，会使博主成为某一个圈子内的意见领袖，这就使每个人，无论草根还是精英都能够从中找到满足感，也就更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发布出来，这是微博得以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
微博是一种“广场文化”
学界、业界、专家、草根之间的壁垒被打破
“微博就是在和人对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要改正口误，就只能再说一次了。”在“围脖织错了一针”之后，涂光晋教授非常感慨于“爱偷吃的鱼”给她的回复。她说，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因素被逐渐边缘化，但是微博正在将人际传播的因素重新纳入信息流转的过程之中。
微博有点像“广场文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曼丽教授谈到，在这个广场上，人们自由进行观点的交流，在消费休闲时光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关注的话题。她还指出，微博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当你发出一篇微博之后，很多人善意的对话，会激发写者更愿意去交流。
现在微博被人称为“直播王”，何苏六教授说，在今天，微博不仅成为公共新闻的兴发地，而且一些国际会议也开始用微博的方式来直播，供大家分享。
在关注涂光晋教授微博的人群中，有新闻媒体、本校同事、新闻业界同仁、学界同仁、学生等。她说，以前，学界和业界，专家和草根之间是有隔阂的，现在，在微博这个自组织的社交网络里，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今要实现“兼听则明”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不要过于追逐水滴而忘记大海
微博的参与者和参与方式更多地决定了微博的未来
“信息的海洋现在已经细化到水滴了，过于追逐水滴的话，会让人忘记大海本身。”在谈到微博对社会的影响时，涂光晋教授说出了这样一句很诗意的话。
“微博有时会让人焦虑，有些微博的使用者会出现‘微博控’的现象，有事没事总想上微博去看一看。”何苏六教授指出，每条微博限制在140字内，这就容易使人们对问题的思考流于表面，往往还未等观点成熟就匆匆发表了事，这使本来就比较浮躁的社会进一步碎片化，而这种碎片化又加深了人的焦虑感。
今天我们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加工整合，并得出自己的判断。微博是现实社会的反映，虚假信息、作秀炒作等很多问题在微博中同样存在。
近日，新浪设立了一个名为“新浪辟谣”的微博，一些不实信息及处罚措施被随时披露。程曼丽教授指出，这说明微博这一自组织正在传播过程中慢慢积累经验，逐渐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她说：“越来越多的高校教授、学生、媒体记者加入微博的行列，会督促微博逐渐形成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有助于微博将来的良性发展。”
微博是很难得的“全民媒体”。何苏六教授说，社会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互帮互助，彼此取暖。未来要让它更纯净一些，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正面作用。
越多人参与到负责任的信息传播中来，微博的正面作用就越大。谈到微博的发展，涂光晋教授指出，“可以说，。”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女子28年一人撑起敬老院，为过世者披麻戴孝敬老院里的“光杆司令”：28年！一人撑起一所敬老院
东南网－海峡都市报1月13日讯 有人说：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世界的纷扰与精彩都与你无关，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只有两件，一件是“生”，一件是“死”，其他都是小事。
李玉仙就是守候着生命终点的那个人，她从不避讳死亡，不避讳披麻戴孝，她让老人们走得安详，走得干净而体面，这样，她自己也不会有遗憾。
李玉仙自29岁开始，就独自支撑一家敬老院，让老人们安享晚年，现在她已经57岁。
敬老院里的“光杆司令”
“人到老了就和小孩一样，你走到哪，他们跟到哪。”
小李其实不小，今年57岁了。自28年前走进永安市安砂镇敬老院后，这个称呼就未曾改变，一些老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大名叫李玉仙。28年过去了，小李也变成了老李。这些年来，她既是敬老院的光杆司令，又是炊事员、护理员，虽然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但无法狠心扔下老人。在她的陪伴下，先后有近400位老人入住后就离不开这里，近60位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前天下午3点刚过，小李在灶边准备晚饭，虽是寒冬腊月，她却因忙前忙后，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
厨房仅有七八平方米，七八位老人却站在一旁，把她围在中间陪她忙活。“都回房去，别站在这里了。”无法转身时，小李总要把湿漉漉的双手举过头，再从两位老人的间隙中穿出去。对此老人并不理会，只是微微一笑，稍微挪挪脚。
“这么多年来都这样，人到老了就和小孩一样，你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小李嗔怪着，话语中满是怜爱。28年来，小李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尽量做到三餐准时开饭。
让老人干净体面地走
“小李啊，你待我们这么好，我舍不得死啊。”
小李说，老人们都风烛残年，说不准啥时就走了，生前她得尽力让他们过得好，死后让他们干净体面地走。
她回忆，1983年敬老院建立之初，每位老人都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经过照料，半年后多数老人好转，只有一对老夫妇没挺过去。“他们前后相隔两个月走的，阿婆弥留之际一直抓着我的手哭，说‘小李啊，你待我们这么好，我舍不得死啊’。”
她从未办过丧事，老人的离世让她有点措手不及。“就凭感觉，觉得老人要干干净净地走。”小李自己掏钱为老人购置新衣和棺材，安排老人下葬。老人过世，有人问小李怕不怕，小李坦言“嘴上说不怕，心里还是害怕的”，不过和老人相处久了，有感情了，不仅不再害怕，反而更加难过，“每次看着老人走，心情就像失去家人。”
每位老人临走前，小李都会一刻不离地陪伴着，拉着老人的手说着话，直到最后一刻。老人走后，她擦干眼泪帮老人擦洗全身，再换上新衣服，按照农村的风俗安葬。这些费用有的是老人生前留下的，有的则是她自己掏的。
为去世老人披麻戴孝
“看着她流着泪微笑走，我很安心，心里知道等我走时，小李也会给我送行。”
小李对老人们的用心，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陈素莲老人无儿女，活着的时候常和小李说，担心自己死后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你放心，我就是你亲女儿。”小李如此回答。后来老人走了，她果然为其披麻戴孝，一直送到墓地。
肢残老人刘金玉对这件事印象深刻，老刘说他很欣慰，很安心，“看着她流着泪微笑走，我很安心，心里知道等我走时，小李也会给我送行。”
让老人更欣慰的还有一件事。2001年以前，敬老院还在安砂镇热水村的一个河岛上，河岛四周都是沙土，老人去世后就安葬在这里。有一次，大雨把坟墓上的泥土都冲掉了，积水退去，棺材裸露在外面，刺痛了小李的心。
“看着这些，就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回想每位老人的面貌，眼泪忍不住哗哗流。”2000年，小李花五百多元买了陶瓷坛子，又请人按照农村风俗，把去世老人的遗骨从棺材中取出并装入坛子，再选了地势高的地方安葬，她还在每个坛子外写上老人名字以及入住敬老院的时间，因为这样“更庄重更有尊严”。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男子在柜员机取钱后被3人捅数刀后身亡
深圳晚报记者彭森报道 昨日早上6时多，宝安区龙华汽车站附近惠乐购商场门口，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银行柜员机上取钱后刚走到商场门口，即被三名持刀男子抢劫，取钱男子被捅数刀后身亡。
记者赶到现场时，龙城派出所民警已在四周拉起封锁线，一名年轻男子躺在地上已经死亡，男子腰部和腿上被捅了数刀，地上是大摊鲜血。
据旁边的住户朱先生说，该男子刚取了钱走到商场门口时，从后面跑过来三名持刀男子声称抢劫，取钱男子在反抗的过程中刺中腰部和腿部，三名抢劫男子随后逃跑。120过来后，该男子已经死亡。旁边一位扫地的清洁工阿姨说，看到该男子痛苦地趴在地上，手里紧紧地握着一部手机似乎要拨打电话。
旁边的不少居民反映，附近的治安环境很差，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龙华车站对面汽车城旁也有一名男子被捅死。在事发现场周围，记者没有看到安装摄像监控等设备。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男子取钱找不到开门按钮，被关银行一小时
前晚10点半左右，南京一年轻男子来到盐仓桥广场附近一家银行自助服务区取钱。刷卡进入服务区后，男子很快通过自动取款机，取到了所需现金。可哪想到进去容易出来难，取完钱，男子走到银行门口，习惯性地在门两边找开门按钮。可找了半天，除了一根七八十厘米长的长条竖在门边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按钮。而且这根长条还跟一条黑线连着，黑线一直伸入到门头里面，男子以为是报警装置。
由于未能找到开门按钮，男子只能先呆在服务区里，等下一个前来取钱的人刷卡，这样自己就可以出去。可时间太晚，等了近一个小时，也没人前来取钱，甚至连一个从银行门口过路的人都没有。无奈之下，男子只好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让男子切断了控制玻璃门的电源，随后强行扒门才得以脱身。
随后，民警察看发现，开关的按钮就是竖在门边的那根长条，男子只需要轻轻按动一下长条，门就会自动打开。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 男子疑因怀揣巨款压力巨大当街猝死
昨上午9点过，一名中年男子从渝中区大坪建设银行取钱出来后，突然昏倒在路边。一对医生夫妇刚好路过，对男子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抢救。120救护车随后到来，抢救1小时没能挽回男子的生命，医生初步推断为心源性猝死。
男子昏倒大街边
多方急救仍死亡
昨上午，秦婆婆买菜路过大坪电信局。走到大坪小学对面的人行道时，前面走着的一名中年男子一头倒地。秦婆婆快步走上去，拍拍男子，但他一动不动。秦婆婆吓了一跳，原来男子已经昏迷。
“周围的人也围拢过来。”秦婆婆说，大家拨打了120和110。这时，一对中年夫妇从对面马路跑来。“我们两口子是医院的，懂得急救，大家让开点，给他留点空气。”听着这对夫妇的话，人群退了一段距离。
两人检查了男子，已经没气了，还是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按摩等急救。120救护车到来后，急诊医生再次对男子进行了近一小时抢救，但没能挽回男子的生命。
“这么快死亡，可能是心源性猝死。”急诊医生初步推断。
身上揣着一万五
家属一直没找到
交巡警也赶到现场，并通知了法医。
记者了解到，该中年男子体型健壮，穿着简朴。有围观者认出，男子是刚从附近建设银行取钱出来。男子昏倒时，还紧紧抱着随身带着的包包。
随后，警方在男子身上发现了1.5万多元现金、一个手机和钱包，以及一些证件。民警用男子的手机拨打家属的电话，一直没接通。上午11时30分左右，猝死男子被送往石桥铺殡仪馆。
男子被送走后，周围市民也议论纷纷。市民对健壮男子的猝死有两大猜测：一，男子有心脏病，本来是取钱治病，哪知死在了路上；二，男子揣着巨款上街，心理负担增大，本来就有心脏病，结果猝死了。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截至昨下午5时，死者家属仍没联系到。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男子报警称从ATM机上取到假币，妄想存回去被拒
2010年10月8日，一名男子报警称，他在南京建宁路某家银行的取款机取款时两次取到假币，民警到场后联系了银行方面调看监控录像，发现男子在存取款时行为可疑，于是带到派出所询问发现他说话不实。原来，该男子发现身上有张假币，怀疑是10月3日在该取款机取到的，于是在8日那天想把这假币存入取款机，结果假币接连被吐出，于是报警谎称两次取到假币，以此讨说法。
称两次取到假币，话有“水分”
8日5点左右，该男子报了警，民警到场后，男子也找过银行大堂经理。大堂经理告诉民警，他们调看了监控录像，发现男子形迹有点可疑。随后，民警又调看了银行的监控录像。该男子表示，自己10月3日在该取款机上取过钱，然后前往安徽的，后来才发现有一张假币，怀疑是从那取款机上取到的，苦于本人已经离开没法和银行交涉。8日，他回到南京后，再次到该行那台取款机取钱，又取到了假币，这简直是太荒唐了，于是找值班经理交涉。值班的大堂经理听该男子的反映也很重视，调看了监控录像，表示这不可能。民警调看了监控录像，发现男子说话有“水分”，于是带回派出所询问，但男子坚称自己接连取到假币。后来，民警也让他看了监控录像，男子才说了原委。
原来，8日5点前，监控录像显示，该男子在第二台取款机存入5张面值为100元的钞票，然而其中一张钞票接连被取款机吐出三次，后来男子又在该取款机取出400元。为何那张钱被吐出三次？存进去的400元，为何又取出？男子告诉民警，他是想把那张假币夹在另4张100元的钞票里存进取款机的，这样自己就没有损失了，哪知道假币被机器识别出来了，所以存不进去。至于那张假币是从哪里来的？男子表示3日那天在该取款机取过钱，后来去安徽了，三天后才发现身上有张假币，于是怀疑是从该取款机取出的。再问是否有证据表明这张假币就是从该取款机取出来的？男子表示，没有证据。在调解过程中，银行方面表示取款机内绝对没有可能有假币，因为装钱过程十分严格。男子第一次取款后，有可能与身上其他钱币混合过了。基于男子报警时说话有“水分”，民警对其批评教育，男子没有犯罪前科，民警也没有追究该男子是否属于恶意使用假币，此事作罢。
取钱遇假币可在监控前报警
昨天下午，记者咨询一位银行的业内人士。“要是这样岂不乱了套，银行方面不会人为流入假币到取款机的，这有一整套流程。”该人士说，除非是机器坏了，识别不了假币，首先取款机在吸纳客户存款或吐出钱币时，都有识别假币的功能，因此不会通过客户存款时吸纳假币；其次，银行工作人员在安装钱币时是密封的钱箱，密封的钱箱在装钱时，是由两名工作人员在监控下操作的，所以也不可能做手脚。
记者曾在网上看到过网友支招说，如果取到假币，最好的办法是迅速存回去。其实这种办法未必可取，因为取款机能识别假币。如果客户还是怀疑有假币流入取款机，不论是人为疏漏，还是取款机故障，那该怎么办？银行人士认为，如果怀疑，就当着取款机的监控的面点钱，有假币就当场剔出，并且整个过程必须是流畅、无“瑕疵”，整个过程都在监控的监视下，人不要离开，立即与银行联系或者报警，这样银行该认账。

中国社会百态网站：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频发，专家称因信任危机
时下，“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频频发生。一方面我们听到对“世风日下”的集体谴责，另一方面却是“好人难当”的无奈感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困局？
扶起摔倒的信任
1月10日早上，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许大妈去菜市场途中摔倒。年过60的她因膝关节不灵活，自己爬起来很费力。当她向周围的人投去求助的眼神时，却无人愿意上前搀扶。最后，她不得不用了很多时间才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
类似的事情或许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眼下人们正在热议的是2010年末福州一位八旬老人摔倒路边后猝死的悲剧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老人摔倒后，聚集了不少围观路人。一位好心女子欲上前翻看老人是否随身携带急救药物，但被人“好心”劝阻。此后再无人上前施救，直至老人生命终结。
此事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指责路人冷漠的，认为世风日下；也有替路人辩解的，认为现在好人难当。
有关专家指出：“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不是人们良知泯灭的表现，而是信任危机下上演的悲剧。“悲剧不仅仅在于老人生命的陨落，更在于伴随老人而逝去的社会道德。”
好人难当，人们无奈的心声
在百度贴吧中，网友对福州老人摔倒猝死事件进行了热烈讨论。一位网友留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现在的社会人心太复杂，谁沾上就讹谁，我就上过当。”“好人不能做”不仅仅是这位网友的认识，事实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潜意识。
“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这种美德不仅没有发扬，而且还被质疑。这背后是无奈，更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集中爆发。”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锡说。
王小锡指出，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给很多人留下了负面影响。而现实生活中偶有发生的假摔、家属讹人的情况，更是一次又一次浇灭人们伸出援手的热心。
正如网友“老姜”所说：“20年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的手。但如今却不一样了，善举很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据重庆晚报报道，2009年11月14日，重庆初二学生万鑫扶起摔倒的老人，但老人及其子女称其是肇事者，起诉并要求其父母赔偿。一审时多人证明少年清白，法院驳回老人诉讼请求，老人不服上诉。二审开庭这天，老人撤诉。万鑫自此变得沉默寡言，哭问父母：“你们不是说要助人为乐吗？”父母听后无言以对。
“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是我们从小就树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拷问着传统美德，也拷问着社会信仰。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更要懂得精神文明的可贵。”学者李俊表示。
不敢施救，源自信任危机
“救，还是不救，这在一般情况下本不应该是个问题。我认为，救助他人或任何一种生命，应当是我们的一种道德义务。见死不救，显然有悖于人们基本的道德感情和责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家何怀宏表示。
有人说，南京彭宇案法院的一纸判决让社会道德倒退了30年。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现实中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却让人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王伟认为，道德的义举屡屡遭遇不道德的“诬陷”，足以影响一个社会的负面情绪。扶弱济困和见义勇为成为稀缺品，相对应的表象是道德的沦落，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社会信任纽带断裂。
正是由于这样的信任危机，让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路上长达半小时，多名行人路过却无人帮扶，老人最后被救起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讹人！”
“‘我不讹人’呼唤的是信任而不是道德，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正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当务之急是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社会信任的纽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道德提升。”王伟说。
重拾失落的信任给“好事者”以鼓励和力量，是光大扶弱济困这一公序良德的必须。中央制定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有9年，两年一次的全国范围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人物评选，也已进行了两次。身边的道德模范是最好的榜样，他们也将成为扶起人们之间摔倒的信任的重要力量。
扶起他，如同扶起你的亲人
“每个人都会变成老人，每个人都有老年亲属，如果人们心中的信任危机永远持续下去，如果再也没人愿意迈出救人的那一步，那么最终受到更深伤害的是你自己。”王伟说。
“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会伸出援手，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懂人事、有良知的被施救者多！”网友“落花飞舞”讲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我以前也是害怕惹事，可是有一次，我的亲人下班路上被歹徒伤害躺在路上，而几个路过的人都怕惹事而离开，后来还是一位老人报了警。但我的亲人却耽误了救治时间，命虽保住了，手因此而截肢。从那个时候起，不管遇到什么样难缠的人，只要遇险，我一定上前，因为救下来的可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创办“生命热线”的全国道德模范赵广军说：“善心就应该通过善举表现出来。但如何在助人同时保护自己，避免善心受到伤害，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方法来避免，比如在扶起摔倒的老人前，找两个路人作为见证，最好再一道将老人送去医院；在医院交款时，也让医院做个见证等。”赵广军同时指出，作为被救助的一方也应承担起重建信任的责任。道个谢、心存感恩之心、为救助者正名……这些基本的“礼仪”，看似简单，但会给人温暖和力量。
扶起你我之间摔倒的信任，一个人是办不到的。但如果有一个、十个、一百个人愿意伸出自己的手，那么扶起这份信任的力量将不断传递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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