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一个崭新中国的憧憬”为标题，选取邓小平为年度人物，“(改革开放)这是一项浩大、冒险而前无古人的工程。”这家杂志写道，“改变10亿人的生活轨迹，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教条和与世隔绝，跟上20世纪末的脚步，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不是前无古人呢？”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支持他(邓)，支持中国，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人认为，事情当时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问题专家、克林顿时期的对华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

　　作为这句话相对应的表达，王立说，“1980年代确实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中国抱有幻想，它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以为改革开放将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时代》周刊的封面传达了这种“浪漫”的情绪，1984年4月，里根访华前夕，《时代》刊出《中国的新面孔：里根将看到什么》的文章，封面上，一个中国青年站在长城上，小心翼翼地拿着一瓶可口可乐；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再次登上封面，配以通栏大标题：渐渐摆脱马克思。

　　1980年以后美国即进入里根时代。“里根对于外交事务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写道，“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他观看和参演的电影，在他眼中的世界里，美国率领的正义之师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1984年4月，里根访问中国，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别殷勤地款待他，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因他而感到苦恼，他对此次旅行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在离开中国时，他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种比事先可能认为的更加乐观的看法。”

　　1985年年初，王立就任中国驻美使馆政治参赞。“那时候关系确实好，它(美国)信任中国，也不怎么挑毛病……当时最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是情报部门，CIA在中国的新疆、内蒙资助我们建情报站，他们也需要加强对苏情报，还有好几个合作项目，像‘歼8改’、鱼雷什么的。”

　　事实上，从1985年到1988年，每年圣诞前夕，副总统布什都会应中国大使韩叙之邀，前往中国大使官邸共度圣诞。1987年12月23日，布什一到韩旭家就喊：“这次我们全家都到齐啦！”美国客人与中方人员握手、拥抱，气氛很是热烈，王立记得，韩旭大使与布什聊起戈尔巴乔夫访美的情况，布什回答，他认为苏联说得多，做得少，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1989年2月25日，作为总统的布什访华，当他们的车队经过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车，与民众握手。王立说，这情景让布什夫妇极为感动。当年6月“政治风波”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也出现“中国速亡论”，4月刚刚离任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发表文章称，现在不必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而应当越过现政权，与未来更加开明的新政权打交道。而布什对此则持慎重态度，王立在《美国驻华大使传奇》一书中写道，1989年下半年，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说：“……看起来轰轰烈烈……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领导……任何鲁莽的行动都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

　　王立1977年曾与杨洁篪等陪同布什夫妇游览长江三峡。1989年年底，王立被派往芝加哥任总领事，布什还委托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告诉他，他仍记得当时王立先生所念的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政治学教授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在考察了181个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之后说，局势是由社会力量形成的，但政策制定者对有关人们的印象，确实占有某些地位，只不过这是什么样的地位必须通过每一个特定的例子来研究。不过，随着东欧变天和苏联解体，中国战略地位下降，形势比人强，布什任内中美关系并未走出万重山来。

　　不满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1992年发表《非敌非友：1990年代的对华政策》说，美国人在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的同时，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原来的偏见。

　　当中国因素进入美国百姓生活

　　孙哲1990年赴美留学，2000年回国，在美求学、教书期间见证了10年间“最惠国待遇大辩论”、“台海危机”、“炸馆事件”等议题在美国社会的发酵，也眼见着经济因素在两国关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刚到美国时，在美国市场上是几乎找不到中国货的，”孙哲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要买一个双卡录音机，并且一定要买“中国制造”，找了很多地方，终于花36美金买到了国货。“作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我们很想表达一点爱国热情嘛”。他说。等到2000年回国前，“你想要买些礼物送给朋友，要找一件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都不容易了”。

　　“当中国因素开始进入美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开始被普通人所关注，那么，它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就更大了。”相蓝欣说。

　　1993年4月中旬，其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是否应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中国派出以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为首的赴美采购团，一面签合同，一面推动商界人士向国会和政府游说，王立也参加了代表团。4月13日，在汽车城底特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联合举行午餐会表示欢迎，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发表讲话说，1992年甘子玉采购团也来了底特律，并签下大笔合同，对于这样能减少美国逆差的好事，竟有人在电视上做出令人惊异的反应，说底特律的老板们从屠杀者手中接受了1.3亿美元的汽车订单，就忘掉了天安门事件，这表明纽约和华盛顿有些人一心想损害中美关系。

　　对于美国的“反华势力”这个词，相蓝欣持保留态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是保守派？新保守派？还是南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山头，各自的‘兴奋点’也不一样，比如新保守派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相的朋友，曾经把中国的崛起和19世纪的德国相对比，“现在新保守主义失势，美国在经济上也有求于中国，但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美国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进行了“美国人对华态度”的问卷调查，对于多数美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承认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为美国消费者创造了经济福利，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美国工作流失；而纵向来看，与两年前相比，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不再集中于中国政体和人权问题，而是更容易联想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

　　有趣的是，中美两国的精英群体常常错误判断本国民众的实际观点——中国的精英高估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良好印象，而美国的精英则低估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在美国，73%的商界精英和86%的国会工作人员认为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实际上，有52%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良好。

　　所以不难理解，当谈到中国时，美国民意呈现出来的“精神分裂”，而毫无疑问，2008年发生的一切，加剧了这种“分裂”。知名论者杨恒均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好几个美国人看到我们留学生在他们的街头挥舞五星红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换言之，他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民意，“学者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了，趋向比较平和与不置可否，我想……是他们确实看不清中国了。”

　　而孙哲发现，最近几年美国的中国热正在塑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观，“它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矛盾体，中国这个国家是流质的，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在美国，政府官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向民众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换言之，这个政策好不好是一方面，民众认为它好不好也许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的“中国观”制约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而从政策提出-形成-合法化-执行-反馈，这样一条时间链，中间会伴随着媒体报道、公众讨论、集团游说等种种影响因素，所以在相蓝欣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团互相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利益集团的前台就是国会。

　　对美国国会素有研究的孙哲说，对于国会，他觉得60%是肯定的，“虽然它通过了很多对华不友好的法案，但你不能不说，在中美关系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比如建交、比如中国入世，它是支持与中国交往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伊拉克，中国太大了。你不能要求美国国会像中国人大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你想想，它对自己的美国总统都修理得很厉害呀。”

　　王立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与会者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洛德等，他觉得布热津斯基讲得很好，“他认为中国的崛起，虽然是‘要求变革的力量’，但不挑战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而洛德“讲得就没那么好”，“他虽然也主张中美搞好关系，但仍然强调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的不同。”

　　不过，这位当初不想学英语，没打算和美国打交道的77岁老人，在回顾自己走的路时，还是说：我挺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