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黑影帝彪悍妻:尺蠖效应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理论上说主要表现是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这种一直是中国的经济的严重问题，金融海啸只是增强了原有趋势。美国人民是超前消费，向全世界透支。这体现了美国人的恶习，一个国家消费了半个地球的资源。这种恶习当然讨厌，但美国拥有世界货币霸权，可以用印钞票的办法向全世界借钱消费。从人之常情上讲，试问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消费欲？

我一直是主张民主的，但民主制度的确有它的矛盾。我以前用过一个词叫做"尺蠖效应"：在民主条件下左、右两派都要讨好的是老百姓：当左派上台，要扩张福 利，但是很难减少自由；当右派上台，要扩张自由，但是很难减少福利。左派说，我们要搞福利社会，给全国人民提供社会保障。右派怎么去竞争呢？那我就讲"业 主社会"，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业主，这是里根乃至布什时期都叫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业主社会的主要含义当然不是让富人变成业主，主要针对的是穷人。这就是所谓次贷的由来，次贷的意义就是让最穷的人能买得起房子。但是既要高福利，又要使全民成为业主；既要政府的权力小，又要责任大；既要减税，又要高福利，怎么 可能持续呢？到了一定时期，肯定是要出问题。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8 节

那么，谁肯借给它？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国，就是我们，尺蠖效应与美国是相反的，导致这个国家的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福利不足，我们不敢消费；自由不足，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消费。最近中国消费比例越来越低，过剩危机越来越重。美国来救我们吗？它只是跟我们打一张借条而已。一旦经济崩溃，它就不还了。

如果美国不再像民主制度下的尺蠖效应那样拼命地向中国借钱，中国的投资过度就难以为继；中国不再借钱给美国了，那么美国这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也不能维持。悲观地讲，若这两种尺蠖效应都不改变，"最穷的中国人补贴最富的美国人"的畸形局面也就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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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危机，还是两种危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 1929 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 年危

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

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

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

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

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

然相反。

类似1929年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

的倒是在中国。中国现在没碰到大振荡，是因为“过剩产品”以巨额

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了。没有这个外需，过剩危机将表

现得更严重。中国的过剩危机，比次贷危机爆发要早。消费不足、投

资过度、产能过剩，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我们的危机有自身逻辑。

请看图1：一般居民的消费占 GDP 总量，美国是80%左右，中国

不到 40%，几乎是两个极端。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

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由

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图1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借债超前消费，相当一段

时间内成了消费狂。

恶习该骂，更重要的是：这个恶习怎么产生的？是“资本主义”

吗？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

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

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

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

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陈平先生说这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表面看有点像：除了

“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

域中最严重的汽车业危机，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

导致负担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等。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

资本，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它搞血汗工厂，怎会如此窝囊？

但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

机在美国爆发？

是否“消费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

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

释的吗？

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就是美

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

界各地的任何东西，就像有了想啥来啥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

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都没有，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

窟窿，只有美国人能闯这样的祸！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有兑金保证。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显然，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仍要受到制约，制约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

国的好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需对美国政府有什

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都可用它兑换黄金。但兑金权取消以

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是负责任

的。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

成本，一般来讲人们不愿这样做，但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

能“壮士断腕”。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这样，不但“铸币

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

位的衰落。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

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

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换言之，即便从美国

的利益看，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美国的有

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经十几年，美国

当局也不是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

危机原因与政治制度

危机的原因可能在政治制度？没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不是

说民主制下一定会这样。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

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在一定条件

下也可能变成缺点。

人们需要一个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

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政府的权力和责任

应该对称。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

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家”，有人担心政府

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

太大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在两者间摆来

摆去，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

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高税收就要有高福利，低福利就要

有高自由。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

利。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

大化。(参见图2)

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又用

“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

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理论上

讲，宪政民主就是要避免这种弊病。

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反向尺蠖效应”：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

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

“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

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许多论者都提到从罗斯福传统到1960年代的“民权政治”，美国

似乎主要是“向左”走。但由于滞胀现象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美

国似乎又“向右转”，“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

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 D.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

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尼克松到老布什这“向右摆的30 年”

中，美国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

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明显

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都大幅增加了。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

“保守主义化”，恐怕只是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同时

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但是，这不意味着右派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他们可以增

加“自由”。

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已经很充分，基本财产自由也很难再扩

大，于是只有信用（虚拟）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由。因此各种“金

融创新”层出不穷，衍生产品花样翻新。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

到无形物，从信用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

“业主社会”vs“福利社会”：次贷问题的实质

芝加哥“罗伯特泰勒家园”的兴建及其被“混合收入社区”替代

组图：从“穷人有房住”到“穷人当房主”：美国廉租公屋社区

的兴衰。

有人常说：左派偏向于照顾穷人，右派偏向于保护富人。

但简单的事实是：在民主社会，无论左右都要靠多数票。左派讨

好穷人，右派难道能只讨好富人？左派提出实现“福利社会”口号

时，右派会讲让穷人“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这不

是找死吗？

在美国，实现“业主社会”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右

派对穷人说：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

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这“右派

国际歌”不是也很“理想主义”吗？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9 节

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所谓“业主”首先是指有

自有住房。穷人的住房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关心的焦点。罗斯福新政

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国会又

11次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让每

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逐渐成为美国

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美国的“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像我

们改革前只覆盖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欧美都不会有。包括廉租

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美国的各种福利安排覆盖了约 10%的

最底层人口，尽管比欧洲国家普遍低，但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这样的

安排保证穷人有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美国的住房问题主要是如何

让穷人成为房主——这一直是历届政府住房公共政策的重点。尤其在

高叫“业主社会”的右派执政时更是如此。

福利制度可以让穷人有房住，却无法让穷人成为房主，即便是瑞

典等高福利国家也只能提供公屋。而美国人试图通过优惠按揭贷款来

圆穷人的“业主梦”。美国住房按揭的发展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

揭期越来越长，以降低门槛，使穷人也能贷款。同时还对万一无法还

贷的穷人出台了保护措施，如规定即使穷人因违约断供而被银行收走

抵押产权，仍然必须允许他们租住，而不能把他们赶走等。

“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其主要的“创新”有二：一

是“再按揭”，即还贷困难时可以用新增房价做抵押再贷新款。二是

“按揭证券化”，即贷款银行可以把这些高风险债权以证券形式卖给

其他投资者以规避风险。这两个“创新”使贷款人资质门槛几乎完全

被拆除，资质评估也因此形同虚设，同时借款人与直接贷款行的风险

也借“经济全球化”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被有效地转嫁于全球投

资者。短期看来这两招果然可以“扶贫”：据报道在“次贷”泛滥的

十年间，美国最贫穷阶层住宅自有率一度从42%增加为49%。

显然，这种游戏的实质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

下套”。欧洲的福利房制度通过“转移支付”使穷人有房住，而美国

人的按揭证券化通过“转移风险”使穷人成为房主。如果说强制富人

掏钱的“转移支付”在右派看来是可质疑的，那么诱使全球投资者落

套的“转移风险”就更明显是个馊主意。如今“次贷”烂了包，全球

受累，美国人挨骂理所当然。

“次贷”是一种“阶级”政策或“主义”政策吗？

不过骂要骂得对，过于意识形态化就骂不到点子上。关于次贷有

几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次贷并非“阴谋”，不仅并非华尔街几个人的密谋，甚至

也很难说是一党（比如共和党）一派（比如右派）的作为。它实际上

是美国住房政策长期趋势的极端化结果。在民主政治“反向尺蠖效

应”下，右派可以增自由却难以减福利，正如左派可以增福利却难以

减自由。因此“业主社会”与“福利社会”也是连续地发展的，并非

右派执政时搞“业主社会”，左派上台就不搞了。住房按揭的“创

新”在美国有相当长的历史。低首付长期住房按揭起源于民主党执政

的罗斯福时代，“次贷”的“创新”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克林顿时

期，它们都不是共和党发明的。甚至连废除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

拉斯-斯蒂格尔法》、代之以全面鼓励“金融创新”的《金融服务现代

化法案》（正是这个法案最后拉开了次贷泛滥的闸门）也是在克林顿

时期的1999年。当然确实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时代“次贷”在“过度自

由”的环境下膨胀迅速，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

1.1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总额的近13%，年度新增次贷占

当年按揭贷款发放量的比重更从 2003 年的不到 15%升至 2006 年的

46%。这是小布什政府应当负责的。

第二，次贷引发大危机后，穷人也是受害者。但就次贷这一游戏

的直接作用而言，它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

这也很缺德，但并非为华尔街富豪而给美国穷人下套。按“次贷”的

游戏规则，在房价不断上涨时穷人基本没有无法还贷的问题。而一旦

房价下跌，穷人无法还贷，银行收回的抵押房也无法填补坏账的窟

窿，否则也不会引起金融“雪崩”。有人把“次贷”游戏比作“老鼠

会”或“传销”，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但贷款的穷人与直接发贷

的商业银行都处于“上线”，而倒霉的“下线”，则是经过一系列中

介最终购买了高风险债权的各证券投资商、对冲基金与全球投资者。

至于买房者，如本来是富人，只是为了押房价上涨的宝而投机买

房，那当然栽了。但靠次贷买房的穷人很多本来享有其他住房福利，

买房后依然享有（美国的福利是只问低收入，不问是否买房的），断

供后即使失去抵押产权，“业主梦”破灭，却也不会没房住，只是回

到卷入次贷前一样的租房状态了。如果他已经退掉原租房（房租有补

贴，穷人很少如此）而只能住在新买的房里，那么按美国的规定银行

即便没收了抵押产权，也不能把他赶走，他也仍然是租户，假如收入

低，仍然可以要求房租补贴。除了好梦破灭的心理打击，他实际的损

失就是已付的首付与利息。但因为次贷是低首付乃至近乎零首付，而

且前期利息也低，这种损失一般并不大。相反，倒是这种“上线”穷

人可以低风险退出的规则使“雪崩”更易发生。而一旦发生，直接损

失惨重的首先是作为“下线”的证券投资商，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

公司、美林证券、AIG 等“大鳄”，以及专搞短线投资的对冲基金，

大量高风险债权集中于它们之手，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公司的

持股人遍及全球，其中有拿积蓄买了它们股票的各国小股民，但主要

还是富豪（美国并不是个平均持股的国家）。尤其对冲基金是专为富

人投资设立的，通常都要求客户必须具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的身家才能

入股。因此不少美国评论人称这次金融风暴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的资产危机”。正是由于危机首波受害者这一巨富背景，危机初起时

美国不少平民舆论反对美联储救市，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巨

富们贪得无厌、无视风险遭到的报应。而这种“批判舆论”的存在也

是当局犹豫不决的原因。然而有趣的是：当政府终于干预时，这种对

巨富的拯救却被说成是“向左转”，是“美国变得‘社会主义’了”！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就不该救市，且不说这些“大鳄”的持股人遍

及全球，任其“雪崩”会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收拾，就是在美国国

内，如果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造成大量失业，那穷人的损失就不

止是一些次贷购房者失去抵押产权的问题。但上述一切都说明这些现

象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如果说美国政府出手干预的

直接原因是“救富”而非“济贫”，更与“社会主义”取向无关，那

么先前美国“使穷人成为业主”的“过度自由”政策也很难说只是为

富人来坑害穷人的。

第三，次贷也不能说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新自由主

义”的产物。只有“降低福利、增加自由”才可以说合乎“新自由主

义”理论，“反向尺蠖效应”下福利、自由双膨胀能说是“社会主

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吗？如果真按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原

则，谁会把钱借给明摆着没有还贷资质的穷人？在近代福利国家出现

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谁听说过“次贷”？次贷泛滥是民主制下

的美国政府为“使穷人成为业主”，支持发贷银行转移风险，对“次

贷证券化”进行担保的结果。而政府担保的两家经营这种证券化业务

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上市公司，但政府却持有股份（就是

有“非流通股”，这在美国是罕见的），这种做法的恶果今天已经暴

露无遗，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它也成了在野左派抨击执政右派“市场原

教旨主义”的最好靶子。其实“市场原教旨主义”当然要不得，但美

国这种民主社会有谁（指政治家而非书斋里的纯学者）敢只讲自由竞

争不讲照顾穷人？真正按市场原则贷款又怎能不讲还贷资质？由政府

担保两房这样的上市公司难道也符合市场原则？

有一种“阴谋论”认为，西方搞两手，即所谓：“照我说的去

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上述事实说明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新自由主义”如果就是对“福利国家”的否定，那可以肯定任何一

个西方民主国家，包括通常被认为最不像福利国家的美国，都没有真

正落实过这种“主义”，他们的福利从来就不比我们少——瑞典等高

福利国家不用说，“自由放任”的美国也比我们多；不仅比我们现在

多，而且更比改革前中国号称最“左”的时代多（那时是“负福

利”）。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10节

要补充两点：第一，这种判断不仅适合于他们的右派，也适合于

他们的左派——例如像美国的 N·乔姆斯基这样的极左教授，整天鼓吹

“反对自由化”，可他自己在美国对自由（就是指个人自由，而不是

什么牺牲个人的“集体自由”或“国家自由”）捍卫得比谁都厉害，

9·11 后美国安全部门基于反恐理由对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就受到他的

激烈谴责。第二，他们无论左右派都有些主张能说不能做，并非有意

骗我们，是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都不能为所欲为——右派不能取消福

利，左派也不能取消自由（当然，左派可以扩大福利，右派可以扩大

自由）。为此他们往往也很羡慕我们：左派称赞我们自由少（似乎这

就意味着福利多？），右派称赞我们福利少（似乎这就意味着自由

多？），只是这时我们就很沾沾自喜，不认为这是“阴谋”了。

损人利己的馊主意

不用说，“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确实够损。而

且一旦导致“雪崩”，美国人自己也吃苦头，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的

“双输”馊招。民主政治需要讨好本国百姓，但不需要讨好外国人，

所以与“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并不矛盾，而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穷人

能不能成为业主怎么会成为一个国策攸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