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背受敌的故事:知性男人奇遇记

　　知性男人奇遇记

　　跟着乔安走进马克的客厅的一瞬间，我以为时光倒流。尽管现在是中午刚过，但房间里的光线却像阴雨天的黄昏。一些褪色的旧家具静静地蹲在半明不昧里。马克斜躺在泛白的红丝绒沙发上，正在看一台像是从街上拣来的电视机。见我们进来，他起身关掉电视。我小心翼翼地在另一张不配套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对不起，我的佣人不在家，谁来做咖啡?”马克问。

　　我先是一愣，但立即就明白了他在开玩笑。不过，来自马克浑厚的嗓音，这个玩笑开得很逼真。

　　“没有关系，我来做咖啡。”乔安熟门熟路地进了厨房。

　　房间里片刻沉默。马克点上一支烟，我想找一个话题，但又着实担心我的英语语法。马克的英语比一般的澳洲人还要好上几倍，连乔安也找他修正博士论文。从乔安那里，我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正当我在脑子里组织英文单词，厨房里传来器皿打碎在地的声音。马克并不起身，只弹了弹手里的烟灰，提高一点嗓门问道：“需要帮忙吗?”

　　“不必了，咖啡已经做好了。”乔安回答。

　　“每次他来这里，总要打碎一点什么。”马克说着朝我笑笑。

　　我也报之微笑，感觉上顿时轻松了许多，一边喝咖啡，一边开始打量房间的另一头，屋角摆着一排低矮的书橱，书的排列非常整齐有序，像是许久不曾启用过似的。书橱半环着一张圆桌，看不见桌子的颜色，圆形的桌面上铺着一块想必原先是墨绿，如今褪成咸菜色的桌布。房间里唯一的窗户嵌在书橱上方的墙上，像是孤零零的天窗。地板是褐色的柚木方块，没有地毯。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凌乱或肮脏的居所，相反，似乎这是一个很久以来没有人活动的旧居，连书橱边的灰尘也是那么有序。可我知道，马克在这个地方已经整整住了十三年。当今澳洲政坛上显赫的政治家起步时都曾光顾过这里。

　　我的视线又落在马克的身上，他正在和乔安谈论着最近逝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我这才猛然又想起眼前这位魁梧、举手抬足之间颇有威势的中年男人也是同性恋者。尽管从中国来澳洲的这半年多时间里，在悉尼的街头，甚至朋友的Party上，也曾遇到过不少同性恋者，但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像马克那样看上去并不像同性恋的同性恋者。况且，这个男人很快就将成为我的英文补习老师。我正在悉尼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很快就要开始写论文，担心自己的英文写作还不够好，原来我想找同系的乔安帮我补习，可他自己正忙着写论文，再说他的母语也不是英语而是意大利语，他就向我推荐了他的朋友马克。他说马克最近正好有钱的问题。我说那我们正好互相帮忙。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地从乔安的嘴里知道马克经常有钱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乔安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中国朋友喜欢桥牌的，我说在澳的中国人赚钱都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雅兴研究桥牌。他说马克想出售他收藏的五千本桥牌书，只卖五千元，准备拿这笔钱去欧洲旅行。我听后只是摇头，觉得他的朋友不可思议。

　　眼下，我就坐在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旁边，听着他以自信的语调侃侃而谈。常听乔安说马克时常很沮丧，但我看不出有丝毫迹象，他端坐在沙发中间夹着烟，那副笃定的神态让我们这些整日为论文操心，为将来出路担忧的毛躁小伙子自惭形秽。

　　从马克家出来，钻进乔安那辆二手货的旧车之后，在启动马达前的一刻，乔安问我：

　　“你觉得马克怎么样?”

　　“挺有意思的。”我答道。

　　“我早就说过，我的朋友不会是无聊的人。”乔安得意地一踩油门，汽车飞也似的上了公路。

　　马克的故事，我已经耳听详熟过许多遍。他曾经是澳洲工党党部最年轻也最能干的干事，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当年和他同事的两个伙伴，如今一个是联邦国会的议员，另一个是澳洲最大的州的反对党领袖。有一天，马克突然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停止了任何工作回家睡觉，而且一睡就是十年。当然，为了付房租，为了吃饭，他还得干点什么。最初，还经常有政治家登门拜访，请他写演讲稿，后来，他靠教授桥牌为生，他有桥牌大师的称号。再后来，政治家和学生都越来越少了，他问朋友借钱或者替烟草公司品尝香烟，做类似乱七八糟的临时工作。可他依然坚持不外出上班。二十五岁之前，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这个女人现在还是他唯一的女性朋友。据说，有一天，女性朋友带着现任男友来看他，男友对马克看不惯，女友竟然当面斥责道：“如果我想做爱，我会找你;如果我想谈话，我就找马克。”而马克的理论是，找有意思的男朋友谈话，跟无聊的男人做爱。后者中不乏医生、律师诸如此类的人物。

　　晚上，我给仍在国内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我找了一个英文补习老师，顺便提到马克是一个同性恋者。女友倒没什么大惊小怪，我知道，她还没有开放到认为我会去搞什么同性恋。如果我的英文补习老师是个洋女人的话，那她倒要神经紧张一番。想想也真是，本来都快要结婚了，可我就因为少了个洋学位，评职称、分房子上处处不顺利，一气之下，跑来澳洲再啃学位。可真到了国外，看看那些有博士头衔的澳洲小伙子潇洒地开着出租车，那遍地都是的空房子，我突然觉得国内的什么职称房子都变得一钱不值了。可我是中国人，天生有太多的责任。当初女友以处女之身委身于我，后来做了两次人工流产，我是注定要娶她为妻的。

　　放下电话，我突然觉得有点孤独。同屋的阿生，在唐餐馆里打工还没回来。我申请到了部分奖学金，又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谋了个差事，经济上总算还可以。

　　一个星期之后，我挟着预先写好的英文作文，再次来看马克。他的房门似乎永远敞开着，好像从来不必担心小偷会光顾。

　　咸菜色的桌布旁边，多了两把椅子，没等我开口，马克拍了拍原木的椅背，面呈满意之色。

　　“这是我从街上拣来的，现在我们正用得着!”

　　于是，我们就在这拣来的椅子上坐下，在或许也是拣来的桌子上摊开稿纸。两个小时下来，我不得不暗自佩服，马克是一位绝对够格且敬业的老师。一上完课，我就赶紧掏钱。我知道，他随时都等着钱用。

　　马克把钱放进口袋，说：

　　“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也是我从街上拣来的。”他转身去了卧室。

　　出来时，手里拿了一些画册图片之类的印刷品。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一些中国画的印刷品。有扬州八怪的作品，也有黄宾虹以及一些现代画家的画，说现代，其实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其中有两位我还认识。

　　我们开始喝咖啡谈论中国画。我没料到，对中国画接触并不多的马克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发展的毛病。

　　“我的感觉是中国的画家似乎太偏重于纵向的继承，他们的眼睛很少往横的两边看。”

　　我很有感触地点点头，补充道：

　　“中国画的作者们都以师承某一个画家或某一个画派为荣，他们喜欢介绍自己是谁的学生，谁的第几代弟子。他们的成名一般都要等到中年以后，或者老年。”

　　说完，马克和我都耸了耸肩膀。他说如果我想要那些画片，他可以送给我。我谢过以后放进了书包。

　　就这样，以后每次上完课，我们总要就某个话题聊上几句。但我们谈论的多半还是艺术或者文学，很少涉及人生。我对马克依然称不上十分了解，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像往常那样，径自走到客厅，可不见马克的人影，屋子后面，却传来砰砰砰砰的声音。我循声找去，只见马克蹲在后花园里，沮丧地瞪着打翻在地的洗衣盆，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怎么了?马克。”我看看地上，问道。

　　“太多了，我放弃了。”说着，他开始把脏衣服往垃圾桶里扔。

　　“喂，等一下，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上前阻止马克的举动。

　　“我一直是手洗衣服的，可这一次实在积得太多了。”

　　“小事一桩。我住的公寓下面有洗衣房，我替你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就是了。”

　　马克感激得不得了，上完课后，一定要拿我交的学费请我喝酒。我拗不过他，只得自己跑出去买了一瓶最便宜的葡萄酒，把余下的钱又交给了他。

　　乘着酒劲，我第一次问起那样的问题，当初他为什么突然放弃眼看就要开始的显赫仕途?

　　马克眯起泛红的眼睛，半带嘲讽地反问道：

　　“你以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吗?人类比以前更聪明了吗?我们仍然像几千年前那样相互残杀，只不过杀人的武器更先进罢了。人们不能容忍你和邻居的太太做爱，却能在所谓正义的名义下杀人……”

　　“但如果好的政治家上台，他们或许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我打断马克的话，申辩道。

　　“你太天真了，陈。一个人成为政治家就不再是他自己了。比如一个政治家就不能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宁可选做同性恋者而不是政治家，因为前者才是我自己，是我生命本能的需要。”马克举起酒杯，做干杯状，然后一口饮尽杯底的酒，随后又斟满了。

　　可我依然不明白，他放弃做政治家，.依他的能力和才华，他还可以做别的什么，比如作家，他的英文写作实在很棒。我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我一定要成为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或者不是都是一样的，最终我们都要死去。”

　　我不再说什么。在沉默不语中，脑海里泛起了一段久远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怀着诗意的忧伤憧憬未来，我的理想只是在喧嚣的尘埃里拥有一间孤独的小屋，做一个清贫的艺术家。很多年过去了，由故乡窄窄的街道走出来的我，从中国的大都市再走到世界的大都市，以一个进取者的姿态追求为世俗肯定的价值。如今，当我偶然面对一个自我放弃、自我放逐的西方知识分子，我不知应该为自己庆幸还是为自己沮丧。生命的个中三昧，谁又说得清。

　　最后一次看到马克，是在两个月以前。那天，也是我最后一堂英文补习，然而却没有上成课。

　　当我像往常那样，走进那间半明不昧的客厅，一股大麻烟叶燃烧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心里小小一惊，马克一般不会在上课之前吸食大麻。只见他躺在沙发上，一条手臂垂落在地板上，上身没有穿衣服，下面穿着一条灯芯绒的牛仔裤，我看不清他的脸。幽幽中，梦幻似的飘来一句话：“我还想做爱……”

　　我站在那里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马克缓缓地转过脸来，看见我，他倏然坐起身子，眨着惺忪的眼睛，连连抱歉道：

　　“对不起，我以为约翰还没走……”

　　我知道约翰，马克的情人之一。记得有一次，马克拿着通讯录打电话，踌躇那夜选择罗伯特还是约翰，后来选择了约翰，因为每次他都能带点大麻烟叶来。据说约翰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在银行里做事。

　　看来今天的补习课是上不成了，我干脆将随身带来的一瓶威士忌提前开瓶。

　　马克有点歉疚，随即很诚挚地对我说：

　　“谢谢你，陈。你是一个大好人，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越来越少了。”说着，他的眼圈微微泛红。

　　“我只能说，马克，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认识你，我理解了许多事情。”我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酒杯。

　　望着酒杯里褐色的液体，马克微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凄凉。

　　“我只是一个人到中年、潦倒的同性恋者。”

　　我本来想说，一切都还来得及，你不过四十才出头。但我终于没说。

　　“今天我去看我的房东，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病了，躺在医院里。”马克的语气里透出无限的悲哀与无奈，“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老人，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他租给我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还在替工党工作。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辞去工作，他当然知道我是个同性恋者。你知道我每周的房租是多少?七十块!按常规来说，这套房子起码得付二百块一周。十三年了，他从来没有加过我一分钱的房租。还经常允许我拖欠房租。如今他病了，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今天我在病房里遇见了他的儿子，他阴险而得意地朝我微笑，仿佛对我说，你的日子也快到尽头了。我知道，只要老人一闭上眼睛，他的儿子马上就会把我赶出去，马上就会拆掉这所旧房子盖新楼。你知道，这里是高级住宅区，寸金之地。多么好的老人啊，可这样善良的人，如今却插着氧气管躺在医院里……”

　　潇洒的生之轻，依然摆脱不了活之重荷。我们毕竟都还是血肉之躯。我默默地，也只能默默地陪着马克一杯一杯地喝酒。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房间里更是暗淡无光，我起身打开了房灯。马克挥挥手，想说什么，但终于什么都没说，只是埋头于酒杯。他喝酒的速度，已经明显地慢了下来。在昏黄的灯光下，马克赤裸的脊背弯曲着，右耳垂上的小银圈幽幽闪烁着，他依然是魁梧的，然而却不再壮实，他肉体的肌理在慢慢松弛，那明显可辨的曲线诉说着乏力，犹如沙丘，在暮色的风里渐渐下垂，那是一种颓废而又无奈的美。他近乎醉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当天的学费，想了想，又加上那篇有待修改的英文作文，一同放在了那张蒙着咸菜色桌布的圆桌上。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马克的客厅。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修改好的英文作文。信封里没有其他的片言只语。

　　再后来，我搬了家。一直踌躇着要不要给乔安打电话，他肯定知道马克的消息。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在悉尼的街上发现奇迹，所以始终未打那个电话。

　　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些颓废?请把你的读后感发表在评论区中吧!一个人经历挺重要的，阅男人的类型越多越智慧，阅女人类型越多越容易变成同性恋，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