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辫师多少钱一个月:告别2010: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_

2010年的告别，是从一场灾难开始。

当地时间1月12日，海地发生7.3级大地震。海地政府最终宣布的死亡人数是21.7万，但是因为灾难中的混乱，这个数字可能远远低于实际。6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殉职，其中包括8名中国维和警察。
这是地球多灾多难的一年。一切无辜的死亡都值得沉默与哀悼，而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他们将时代的背影留给我们，如同夹在书本里的树叶，让我们在将来翻阅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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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充满时代终结意味的离去，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

91岁的J.D.塞林格走了，他的文学经纪公司向媒体发布了一份声明，引用塞林格之子马特的话说，塞林格是自然死亡，走得很安详，时间是1月27日的凌晨。

很多人的反应不是“啊，他死了”，而是“原来他还活着”。

他已经在乡下隐居了整整半个世纪。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他就在乡下买了一块地，盖了个小屋躲起来。康涅狄格河从这儿流过。

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这本书里反戴着鸭舌帽，希望站在麦田里，逮住那些奔向悬崖边的小孩子的守望者——霍尔顿·考菲尔德成了美国文学最经典的形象，同时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老一辈人对青年的反叛咬牙切齿，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孩子们已经把阅读和效仿这本书当做成长的仪式。

塞林格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抱着打字机在散兵坑里写小说。霍尔顿·考菲尔德从学校出走的故事，在他当兵之前就已经写出来，但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被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出版。

那时候他30出头，因为战争的幻灭和社会的虚伪而对这个世界感到厌烦。

“你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多卑鄙的家伙……人们就是不把真正的东西当东西看待。我他妈的对这都腻烦透啦。”在他的小说里，16岁的霍尔顿说。

在后来，他还出版了9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九故事》，以及另外两个中篇小说集。这个脾气古怪的作家离群索居，像一只寄居蟹把自己封闭在壳里。但是他作品的影响不可遏制地展开，在出版30年后抵达中国，受到影响的包括王朔、王小波和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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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凌晨，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48岁的中国诗人张枣因肺癌去世，他原本打算回国看望亲人。

这个总是向人自我介绍“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的湖南人，把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丢在国外。他能用几种语言翻译诗歌。但是最富有光泽的时刻无疑是在80年代。

那是他在重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年轻气傲，写了诗就丢在地上。”他说。诗人柏桦带着自己的诗稿来宿舍找他，然后蹲在地上找张枣的诗。他翻到了一篇，然后瞪着眼睛：“这首诗会传遍大江南北的。”

那首诗叫《镜中》，最后几行是这么写的：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3月28日下午，山西王家岭，36岁的靳群红在昏暗的矿洞中看见水像海潮一样涨起来。

这是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的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153人被困井下。经过近一个月的抢险救援，115人获救，靳群红是第一个被救出去的工人，其余38人遇难。山西省宣布，为尊重绝大多数遇难人员家属的意见，不公布38名遇难人员名单。

在此之前两个月，已经有湖南立胜煤矿34人死亡，在内蒙古乌海煤矿，31名被困井下的矿工未能生还。

作为世界第一大采煤国，矿难发生量“稳居”世界第一。王家岭矿难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年矿难死亡人数，而美国是世界第二大采煤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曾经痛斥：“矿难的背后是官僚腐败！”

尽管近年这些几乎令人麻木的数据对比正在改善，但是依然道阻且长。

4月10日，波兰总统的图-154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61岁的总统卡钦斯基罹难。这位曾经的童星与法学博士，是去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1940年春天，两万多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在卡廷森林及附近被苏联军队屠杀。

令人欣慰的是，7个月以后，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一项声明，承认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下令制造1940年卡廷事件。这是一份承认历史真相的声明，也是对整个波兰和死去的卡钦斯基的告慰。
“我们在其他国家同篡改历史的行为做斗争，如今在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亲眼见证这一幕。”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奇夫说。

同在4月，一场天灾在青藏高原毫无预兆地降临。青海玉树在14日发生了7.1级浅源性地震。在离天空更近的高原小城里，2698人没能看到这一天的落日。

国家再一次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在整个中国降半旗致哀。

《都市快报》一篇让人动容的报道中说，在后来两百多天的援助里，为了照顾那些政府力量未能抵达的角落，每个月都有一名志愿者牺牲，其中包括地震当天为救人牺牲在余震中的香港义工黄福荣，在运送救援物资进玉树时遭遇车祸的张亚莉，她是格桑花西部助学创始人。在玉树牺牲的志愿者中，年纪最小的出生在199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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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的老朋友在这个4月离去。北京时间4月21日19点25分，西班牙巴塞罗那太阳正在当空，89岁的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因急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去世。

他为奥运会掌舵21年，时间仅次于创始人顾拜旦。他始终相信，奥林匹克“具有一个内在目的，即推动个人向自我、向其极限、向其品德进行精神上的挑战”。

这位曾经的法西斯官员是一个君主型的领袖。他在1980年成为国际奥委会领导人时，巨大的亏损使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愿意申办奥运会。

后来，他的政敌抨击他必须为奥委会的贪腐承担责任，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贿选丑闻。但是他毕竟在冷战中，促成了洛杉矶奥运会上美国与苏联运动员的同场竞技，也让奥林匹克渡过了弹尽粮绝的难关，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则促进了韩国向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

至于国际奥委会本身，则在他任期内完成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吸纳了更多的女性成员。

中国人记得，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满头白发的萨马兰奇笑着为邓亚萍挂上金牌，像对待孙女一样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面颊。他总是被形容为对中国充满热爱和友好的老人，一直促进奥运会走进中国，2001年，在他退休成为荣誉主席之前，萨马兰奇将奥运会承办权亲手交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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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丁香花在5月盛开，这个月9日的凌晨，80岁的朱厚泽病逝。从1985到1987年，朱厚泽是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部长。

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这位一向少说话的部长说：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三宽”思想，人们称他为“三宽部长”。对于文化思想界来说，这仿佛是晨曦中的清风。

6个月以后，在11月8日记者节这一天，与朱厚泽在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离开人世，享年92岁。9月份他还参加了学者谢韬的追悼会。

这个娃娃脸的老头儿更愿意别人叫他“记者李普”。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年，就开始了记者生涯。在那以后的南征北战中，他几乎报道了从抗日战争到走向共和国的全部足迹。
他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建国后的风风雨雨，直至从新华社副社长位置上离休。老人是容易执着的，但是李普却在年老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与历史。他开始相信，要先立制度，让官员无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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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画家在初夏来临时相继退隐。

第一位是95岁的华君武。他出生在杭州的时候，中国的学生正在抗议“二十一条”。他自幼喜爱画画，到20出头时，已经在上海漫画界成为颇有名气的人物。

22岁时，华君武经香港、广州辗转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一直为《解放日报》画时事漫画。一幅讽刺蒋介石的作品，让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

建国之后，他的讽刺漫画为他招来了麻烦。“文革”开始，他的许多作品被作为“罪证”，因此坐过“喷气式”。

文革之后，华君武又恢复了讽刺漫画的创作，依然尖锐、辛辣。他说：“不平则鸣，看见世界上这些不平等的，我就可以画漫画。”然而随着他在6月13日的上午逝去，讽刺已经越来越被视为平民阶层无力的抱怨与发泄。

另一位画家是小华君武4岁的吴冠中。1919年他出生于江苏宜兴。在他18岁的时候，背着书包，和一群同样年轻的孩子，随着林风眠从杭州坐木船撤到江西贵溪。

他后来师从常书鸿、关良以及潘天寿，学习中国画、水彩画与油画。他一直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在他的笔下，油画被赋予东方韵味，而传统的中国画则云水荡漾，焕然一新。

在1966年到1972年的6年间，吴冠中被禁止绘画，后来被允许在节假日作画。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买了写毛主席语录的黑板做画板，以粪筐为画架，被戏称“粪筐画家”。在这之后，人们迅速认识到这位杰出画家的价值。他的作品被拍卖到数千万元，但是他却一直毫不吝啬地烧毁不满意的作品，同时将大量作品捐献给学校、博物馆。

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一直住在北京方庄一处老居民楼里。在他的晚年，他越发直言不讳。

在89岁的时候，他说：“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

6月25日晚上23时57分，吴冠中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1岁。中国美术馆做了一次吴冠中纪念展，展馆里的观众静默地站在一幅画前，又默默走到另一幅画前。这是对一位老艺术家发自内心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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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炎热的7月开初变成一场对青春的祭奠。

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区里，有人在夕阳中像一只大鸟俯冲而下，坠落在一辆黑色轿车上，死了。

他叫贾宏声，43岁。人们热烈议论的是，他和伍宇娟曾经疯狂相爱，又是周迅的前男友。

他一定不想听到这些议论，他热爱摇滚乐，爱列侬和罗伯特·普兰特，他觉得这个世界坏掉了。

贾宏声是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一直处在青春期，忧郁、叛逆、执拗又不知所措。在拍了几部并不景气的电影之后，他开始吸毒，后来进了精神病院。人们在后来娄烨导演的《苏州河》里看到他，那是一个忧郁而迷茫的青年。

在逐渐衰老的时候，他陷入了更深的抑郁和孤独。在那个7月5日的黄昏，他决定去死。他砸坏了那辆黑色轿车的后备箱。

也是在这个月，另一场告别则显得热闹而备极哀荣。

在香港，7月17日凌晨，音乐家戴思聪忽然晕倒，在医院抢救一天之后，第二天上午3点35分，这位香港乐坛的教父因心脏病及并发症离世，享年69岁。前来悼念的名单几乎囊括了香港最著名的一批歌星与影视明星。

1976年，戴思聪教出的第一个学生张明敏因一曲《我是中国人》而名声大振，随后慕名投入门下的人络绎不绝。梅艳芳、吕方、黎明都是他的门生。

1991年底，王菲决定离开香港赴美学习，到了春节，戴思聪告诉王菲：“你必须马上回来！”他说服王菲继续在香港努力。这一年王菲一鸣惊人，从此走上天后之路。

在戴思聪培育之下的歌坛巨星还有刘德华、郭富城、陈晓东、谢霆锋，还有影视界的大腕梁朝伟、刘嘉玲、吕良伟、利智、黎姿……这些经他提拔点拨的名字，奠定了戴思聪在流行乐坛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

现在，到了巨星谢幕时。

四个月后，导演王天林在香港浸会医院病逝。这位17岁到香港，由杂工、助理做到亚洲电影展最佳导演的老人，在最后几年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肥胖而可亲的老头子。尽管他的名字并不算响亮，但是他执导的83版《射雕英雄传》、电影《家有喜事》却几乎无人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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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又一场灾难来临。8月7日22时许，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发强降雨，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造成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

三个小时之后，一个叫王凯的人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19个字的讯息：“水灾、停电，几乎一幢楼的人们都围在这烛火旁。”他是舟曲人，19岁。

在随后半个月里，他的微博成为最受关注的信息来源。面对亲人的离散与死亡，这个被称为“微博报道舟曲泥石流第一人”的小伙子始终坚持用简短的文字发布灾区的现场信息。

在两个星期之后的统计中，1435人在突如其来的泥石流中遇难，失踪330人。

缺乏节制的砍伐破坏植被，以及对山中石材、矿产的胡乱开采，被认为是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陇上江南”早已不存。

然而这场因人祸而变本加厉的天灾尚未平复，一场真正的人祸在17天后发生了。

8月24日21时，黑龙江伊春机场上空的天气情况：地面风1米/秒，能见度8公里，温度13摄氏度，修正海压1014百帕。

从哈尔滨起飞的河南航空有限公司B-3130号飞机正在飞往伊春的途中。

38分钟后，管制员向飞机发出落地许可，机组复述“正确”。两分钟后，飞机与塔台失去联系。

飞机在离机场1200米的东边坠毁，它擦着树梢飞行了1公里，坠落在地上，断成两截。

自2004年包头空难之后，中国民航2102天安全纪录至此终结，代价是42个人的生命。

“这次河南航空公司从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飞行、机务和签派都出现薄弱环节。”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说。

航空业界人士和群众对此次飞机失事的疑问，揭开了事故的更深层原因：我国支线航空的过度膨胀和无序发展。

一位航空界资深人士在两个月前对媒体说：“业界早就在竞猜，谁的飞机会掉，什么时候掉。”谁料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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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又一场微博事件引发了全民围观。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

三人被送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但在一周后，伤者叶忠诚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22岁的钟家女孩钟如九在9月17日开通了微博，向社会求助并直播事件进展，引起了数万网民的关注。

10月，中共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被免职，县长苏建国也被提名免职。媒体评论说：“微博降低民众言论表达门槛，使宜黄拆迁能被问责。”但是，对于这一点微小进步来说，一条鲜活生命的代价依然太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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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70年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出生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看过《柳堡的故事》，会唱那句“九九那个艳阳天”，在10月，他们就不得不与曾经的记忆完成一次告别。

89岁的黄宗江在北京病逝。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10岁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12岁成为南开中学南开剧社的活跃人物。在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之后，他与孙道临等人一起组织了演京剧社。

1958年，他调入八一制片厂，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这部剧获1959年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

1963年的《农奴》是他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电影剧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而更广为人知的，是1957年编剧并导演的《柳堡的故事》，他自己作词的《九九艳阳天》在后来传唱一时，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音乐记忆。

在黄宗江的追悼会上，家人替黄宗江选择了一幅大笑的照片做遗像，她们觉得父亲这一辈子很圆满，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应该也一样喜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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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立冬，在中国的传统中，冬季开始，万物收藏。

世博会刚刚结束，然而一场大火，将上海笼罩在哀伤里。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18号，11月15日下午，大火从微弱的火星开始蔓延，直到吞没整栋大楼。

58人在这场大火中死去。

在“头七”那一天，近10万人聚集在火灾事故发生地，献上鲜花，向遇难者致哀。

一篇广为流传的评论说：“鲜花是祭奠，祭奠消失的亡灵，祭奠内心的悲伤，何尝不是诅咒？诅咒不义与邪恶，诅咒麻木与冷酷。在烈火中，死难的魂灵已经升入天堂，而我们还要生存，还要有勇气和力量活下去。当一个个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用鲜花表示哀思，用目光传递温情，用脚印表达勇气，我们说，公民精神再一次被激活。”

在事后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导致这起火灾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楼装修工程被违法违规层层分包。事故暴露出来的电焊工无资质严重违规操作、装修施工安全责任和措施不落实、违规使用易燃材料等，均与工程被层层分包有关。然而又是什么原因，让易燃的尼龙网与保温材料“合法”地用于建筑施工？

如何确保高楼的消防安全，以及对建设、公安、消防等部门的问责，成为公众最关注的话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前提，是消除对城市安全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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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2日，一个人的去世让人们感到悲壮的气氛。这一天凌晨3点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学专家蔡定剑教授病逝，年仅54岁。

这一年，没有哪一个人的去世让全中国的媒体都陷入一种壮怀激烈的哀悼。他生前的观点和访谈，重新被整理，刊登在几乎每一座城市报纸的重要版面。昆明的《云南信息报》用整版向这位学者致敬，标题是：“祭奠蔡定剑，继续谈民主”。

1975年，19岁的蔡定剑在福建沿海当兵。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复校。1986年，硕士毕业的蔡定剑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2003年，蔡定剑组织一些人大官员和学者所作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发表，直接介入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议题，即民主与素质无关，只要制度设计让选举与民众利益结合起来。

2004年，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辞职，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者。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用全部力量来推动法律的进步。这位前官员毫不妥协抨击他所见到的一切不合理与非法，尽管那些是构成许多灰色利益的根基。

在去年查出癌症之后，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依然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有人来访，他还坚持梳理整齐，坐到客厅沙发上接待。在重病之中，他仍然为现有的《拆迁条例》剥夺了最基本的司法权利而振臂呐喊。

11月19日，蔡定剑教授对前往探望他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也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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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11月24日，中国资历最老的外交家黄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纪念他，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这位出生于1913年的老人，在19岁那年考入燕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并结识了在这里做讲师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斯诺去往陕北苏区采访时，是黄华一路陪同，并做翻译。

在1949年之后，作为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一员，他参加过对中国外交有开创意义的万隆会议与日内瓦会议，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

1971年，基辛格的飞机从巴基斯坦转道，秘密飞往北京。这是一次破冰之旅。

黄华当时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比他小11岁的基辛格向他建议，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秘密联系的渠道。黄华接受了这个邀请。

在中美蜜月期还未正式开始的这两年里，他与基辛格多次在纽约秘密会晤，将两个大国联系在一起。

2008年，在黄华95岁的时候，基辛格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两位外交风云中的老朋友和老对手，轻松愉悦地坐在一起。

纽约时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黄华所做的努力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外交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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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月属于几乎被遗忘的人。

12月6日，陈镜开在广州逝世。5天前，他过完75岁的生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在17岁时加入了中南军区体工队，因为他饭量大，经常吃不饱饭，而体工队能够保证食物的供应。

1956年6月，在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一场与苏联队进行的举重对抗赛中，陈镜开举起133公斤，打破了当时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之后他又连续两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因为是在国内创造，并未获得国际认可，直到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赢得举重冠军。

体育生涯对他的健康损害是惊人的。经过检查，他的第二、第三节腰椎骨骨裂，躯干神经线几乎暴露在碎骨外面，随时可能受损而导致半身不遂。

他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一共十次打破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上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男子举重选手。

从广东体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休之后，陈镜开住在广东体委大院，养花、喂鱼，人们能从历史教科书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矮个子的老头是谁。

10天后，在重庆，96岁的杨养正老人去世。他是1937年追随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最后一人。

1914年他出生在湖北随州，在19岁时参军入伍，在军队呆了4年，当上排长。在那场让整个中国肃然起敬的保卫战中，他和400多袍泽坚守了四天五夜，丢掉了一只眼睛，最后带着国旗撤入租界。
1942年底，他和几名战友逃出集中营，辗转来到重庆，被授予忠贞勋章。

后来，他一直住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老街，直到12月16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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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如以往所有的日月升沉一样，走到了倒计时。我们希望生的人继续前行，离别者终将被告慰。

这是2010年的终结。这个年初向我们告别的塞林格，在59年前那部著名小说结尾写道：“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