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装机铣刀更换:天地亦悲秋

臧伟强

2005年初春一日，笔者以较高的代价觅得章炳麟（太炎）先生著作手稿、信札、照片及有关藏书若干。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其中有《革命军》初版本一册，而封面竟然有章太炎亲题65字：“蔚丹（邹容字蔚丹——笔者注）著《革命军》以兴汉满之讼。而判决者则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也。由是汉满对峙，革命之局始定。是书今已鲜见，王生乘六得之吴市，此亦吉光片羽也。章炳麟识。”

据此书的原藏者诸先生讲，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其祖父诸祖耿（字佐耕）先生在该讲习会任教并助其座师太炎先生编讲习会刊《制言》半月刊。一日，太炎先生与学生诸祖耿、吴契宁闲谈，适另一学生王乘六从旧书摊购得一册《革命军》初版本。章太炎见之，颇为激动，信笔在封面上写下这段今日看来颇具史料价值的墨迹。其时，章太炎将王乘六误写为“吴生契宁”，后经提示，他笑呵呵地更正为“王生乘六”。诸祖耿对此书及题跋爱不释手，王乘六遂割爱并在章太炎款下书“乘六敬赠祖耿学兄”。而今70载逝矣。据笔者考证，这本书虽无出版商字样，也没有版权页，但实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为避清廷追查而匿名出版，是辛亥革命时期所翻印的20多版《革命军》中最初的版本，章太炎题识时已言“是书今已鲜见，亦吉光片羽也”，更何况，该书封面题识者恰是为该书作序的大学问家太炎先生。拥有如此珍本，我欣喜若狂，继而百感交集。
1905年4月3日夜，清廷要犯——《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瘐死上海狱中，迄今整整一百周年。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6岁进私塾读书，聪颖好学。1902年7月抱救国救民、寻求真理之愿望，东渡日本留学，1903年4月底离日返沪。回到上海后，18岁的邹容即入蔡元培主办的爱国学社。该学社非官方所办，师生因有共同理想，鼓吹革命言论，彼此关系较为密切。邹容与学社总理蔡元培及教员章太炎颇为相契，尤其是与长其18岁的章太炎更是相见恨晚，每每作竟夕谈。身为大学者、著名革命家的章氏将其著《书》重订本请邹容题署了书名（初刻本由梁启超题署），足见其器重之心。当时来往密切者还有章士钊和张继。一日，章太炎提议：“我四人既努力于国事，应不分老幼，结为兄弟，诸君意下如何？”章士钊等欣然同意，四人遂一拜而定，太炎为长，行严（章士钊）次之，溥泉（张继）行三，威丹为小弟。

在上海，邹容积极参加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同时奋笔疾书，以酣畅淋漓的文笔续完在日本的旧稿《革命军》，自序末尾署名即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付梓，章炳麟欣然作序，章士钊为封面题签。《革命军》一书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以通俗易懂、痛快淋漓的文字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对封建专制统治给予猛烈抨击，更重要的是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呼吁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代替一家一姓的封建专制君主，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革命军》的问世有如一声惊雷，更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宣传时曾言：“倘若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著《革命军》。”孙中山在致友人信中则言：“此书感动皆捷，其功真不可胜量。”去旧金山活动时，他亲自组织翻印《革命军》1万余册分赠在美华侨。《革命军》第一版印行后很快告罄，各地随即纷纷翻印。为躲避清廷搜查，翻印者往往变换书名。据统计，该书仅在辛亥革命期间便翻印20多版，总印数逾100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之首。而该书作者——20世纪初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邹容时仅18岁。
《革命军》出版之初，还是一个秘密的小册子。正是由于《苏报》对它进行了公开的大力宣传，最终使之家喻户晓。
《苏报》初由一日本人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原本为一份很平常的报纸。1900年，湖南人陈范（字梦坡）出资购买，接手承办。陈范为革新派人物，与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等人友善，他们在《苏报》上大肆宣扬革命言论，加之几个思想极为激进的青年学生张继、章士钊、邹容相继加入爱国学社，发表排满论说，《苏报》遂演变为一份宣传革命、抨击时弊的政论性报刊。1903年5月，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在新书介绍栏里，他热情地推荐《革命军》，并刊登了他写的《读〈革命军〉》一文，盛赞这是一本全国人民必读的教科书。从5月下旬，《苏报》连续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及读者们撰写的《读〈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文章。
《革命军》经《苏报》连篇累牍地宣传后，影响迅速扩大。对此，清政府极度恐慌。因章太炎等人所在的爱国学社设在租界，他们不能直接抓人，便与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交涉，要求其查封《苏报》，逮捕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并特别提到：“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清政府与租界工部局最终达成协议：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租界定罪，在租界受刑。于是，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邹容本由张继把他藏在虹口一西教士家中，在得知太炎入狱的消息后，他不愿置身事外，毅然自动投案。《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双双被羁，章士钊躲匿他乡，吴稚晖遁往法国，陈范亡命日本，蔡元培悄然去了青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邹容身陷囹圄而不悔，斗志弥坚，宁死不屈。为勉励盟弟英勇斗争，也表达自己临危不惧的豪迈精神，章太炎挥毫写下《狱中赠蔚丹》一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读后，即和诗一首，题为《狱中答西狩》（西狩是太炎的号）：“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1905年2月，邹容病倒了。章太炎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药为他疗疾，皆不奏效。太炎再三向狱方交涉，要求给邹容治病，均遭拒绝。4月3日夜，邹容故去，年仅20周岁。
邹容因属清廷要犯，狱卒竟将其遗体弃置墙外，幸由其同乡为之收殓，停放于四川路的四川义庄。据郑逸梅回忆，当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分会曾派人来上海调查邹容的身后事，在四川义庄的群棺名单中查到了有一个周容（此为邹容化名）。
1906年，邹容友人——曾一同留日的革命党人刘三回国后，得知此讯，不顾清廷查究，冒险将停放于义庄的邹容灵柩偷偷运回上海华泾镇，择地安葬。墓碑由邹师蔡元培书丹，为避清廷耳目，暂记作“周容之墓”。蔡元培倡议，冢前须立一纪念塔。该塔落成之日，蔡元培与黄炎培率30余人齐集华泾。蔡氏当众发表演说，缅怀志士，情真意切。邹容殁后6年，清朝灭亡。经孙中山提议，邹容追悼大会隆重举行，临时大总统追封邹容为“大将军”。1924年清明节，章太炎、于右任与章士钊、张继等人专程赴沪祭扫邹容墓。为找到当年收葬邹容遗体的义士刘三很费了一番周折。由刘三引路，他们来到位于华泾镇黄叶楼旁的邹容茔地。此处墓木已拱，荒草丛生，一派凄凉。唏嘘之下，众人一致决定重修邹墓。身为盟兄的章太炎饱含深情地写就《大将军邹君墓表》及《墓志铭》，分别由于右任和李根源手书。

刘三，字季平，排行第三，自称江南刘三，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性高古，精书法，擅诗词。辛亥革命后3年，被聘为北大等高校教授。与苏曼殊友情甚笃。陈独秀与沈尹默相晤，即缘于刘三。章太炎后来在其所作的《邹容墓志铭》中一再赞之：“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骨，葬之华泾。”又云：“刘三者，性方洁，广交游，业为君营葬，未尝自伐（即不居功之意），故诸友不知葬所。”邹墓一直由刘三护之。1938年夏，刘三病逝于上海寓所，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邹容。其殁后，刘的后人对邹墓祭扫不辍。
摩挲如此珍贵的《革命军》一书，章太炎尺牍、照片及敝藏中与邹容有关的蔡元培、刘三、章士钊、张继等人手泽，笔者深感幸运和慰藉，惟抱憾的是尚乏革命元勋邹容的墨宝真迹。正在此时，友人凤桥出示所藏邹容印拓原稿及章士钊跋语原件，我甚为惊奇，邹容擅篆刻？查《郑逸梅选集》知，邹容留学日本时，某同学即以“壮游日本”四字请邹镌刻，邹立以石掷还，曰：“尔仅游日本，即曰‘壮>，彼环游地球者，又谓之何？”郑逸梅谈到，邹所刻印既有朱文印“大海琴心”，又有白文印“飞来佳禽息梧”。拜观凤桥所藏邹容印拓，恰有此二方，岂不珍贵乎？于是，笔者将这难得的印拓原本与敝藏并刊于此，借以补憾，同时以此纪念辞世100周年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