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胡泓:治黄问题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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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人口统计数字的上亿人口的减少，人们都会在考虑怎样解释这个人口数字上亿人的突然减少问题。即便是考虑太平天国运动兵荒马乱，会导致人们不再生育，而且南方人们会下南洋，躲避战争等举动，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后即便是说人口死亡3000万人，那么仍然有一大块人口的数字对不上号。那么这一大块几乎是突然间蒸发的人口到底是哪一块？我认为这一大块人口的减少就是1855年-1870s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和黄河二十年间的任其漫流的结果。这次改道影响人口也是千万人的级别。除了决口的直接死亡意外，饥饿和疫情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要知道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人口减少的影响并非止于天京陷落，而是最后1868年捻军的剿灭。水患最后的结束甚至到了光绪8年的1882年，黄河改道的最后定型。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858年《瑷珲条约》以及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侵占了中国外兴安岭，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外西北地区大片领土。这些土地上的人口就被划归俄国而不是清朝。
第四，除了南方人躲避战乱退到南洋以外，因为黄河的决口和漫流，以及捻军起义，北方居民也开始闯关东。并且因为中俄条约的新近签订，所以进入关东地区的人们在人口数字统计上可能出现混乱。中部居民和西安居民也有的迁移到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
第五，蒙古的独立与否以及外蒙和内蒙的交界线对人口数目的影响。除了闯关东以外，清政府在清朝后期为了边疆的安全还积极进行中原人们向外蒙古的迁移。这些人员的统计数字也有问题
这样中国太平天国时期上亿人的人口减少逐渐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自古英明有作为的领导人必定关注黄河以定民生，关注长城以抗强虏。人们常常提及康熙南巡视江南。实际上，康熙巡视江南可不是去玩。中心任务是巡视河务。这是一点。当时黄河顺淮河而下，在淮安是运河漕运，黄河和长江水系连接交汇之处。康熙六次下江南，次次必到淮安，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中心目的非常明显。当时的黄河和现在的黄河不同，和夺淮入海。因有运河漕运，长江黄河流域在下游水系相连。有诗为证：
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穹。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勋劳意，安澜早奏功！
或因此，中国的南北分界，并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以淮河为界。因为在明清时期，黄河从淮河入海稳定了700年的时间没有改道，从而以此形成南方北方的界分。
第二点，康熙不仅巡视江南，事实上，为了根治黄河，还反映在他还巡视黄河上游地区的西北：“自横城舟行，顺黄河下流，历人所未经行之河套，直达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经济史》人民大学。可见，康熙为了根治黄河，他自己几乎走遍了整个黄河。毛泽东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走一走整个黄河，但是因为年龄等原因未曾成行。于是治国上也有遗憾。
第三点，康熙时期，运河河运占有相当的比重，嘉道时期，海运发展，河运也无力整修，泥沙淤积严重，而人们只看到河运废弃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却忽视了黄河本身的安澜问题，导致铜瓦厢决口。
这一个规律的解释由谢维在《现代化与边缘化-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2010.11《中国近代史》中提到。他称之为黄运问题。重视海运和经济中心移向沿海城市的时候，运河流域的治理似乎被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停滞的同时，黄河和淮河的治理也就出现了滞后和空缺。这也是和1855年铜瓦厢决堤同出一辙的。而这次水灾和后来的花园口决堤以及板桓水库溃坝等水灾，以及自然灾害时的河南、安徽重创导致至今黄泛区的中原地区没有起色。
现在的几个重大水利工程，长江的水利和南水北调，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从水患的角度讲，却是把钱花在了水患不严重的地区，而相对，水患最为严重的黄河治理的资金就减少了。治理黄河的资金的减少，南部的水调往黄河等北方的水系中去，北方河水的河床却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黄河海河流域中土地，河床中的水比工程前就会加大。如果大水来临，以前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地下径流得到释放。因为北方土质比较干燥，黄土的渗水作用明显。而南水北调以后，河床附近的水量趋于饱和，这样，就会导致地下径流难以分流，同时黄河治理的资金转移到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患产生的可能性。
另外，南水北调以后，江南的水系逐渐消失，干旱增加。这一点在三峡蓄水以后就已经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洞庭湖和鄱阳湖的面积迅速减小，就是三峡蓄水以后，长江干流水位降低，洞庭鄱阳湖的水下泄变快导致的。这些变化因素的论证实在是未免很不科学了。
能治黄者，当能治国。首先，因为治水是治国中非治不可的工程，治国者如果能够重视，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其次，重视治水的领导必定会关心经济和人民的疾苦而不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心。再次，能够治水，必定已经形成了上下的团结和严密和规模可观的组织。第四，能够治水，就会时刻提防，更加警惕，不易出现麻痹大意的治国失误。
附录：铜瓦厢决口
铜瓦厢决口也是早就有隐患了。“由于铜瓦厢形势险要，清初以来就是黄河上重点修守的要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情形略有变化。这一年溜刷溃堤，于中间开放水戗，[9]刷塌堤身一百八十丈，存上首长二百五十丈，作为上坝，下首长四十丈，作为下坝。此时的上、下坝即为铜瓦厢险工。至嘉庆末年，险工范围扩大，“越堤头堡至四堡埽坝相联，皆名铜瓦厢上下坝”。并且“该处河溜上提下移，或并行，或逼堤，或仓猝而来，或旋踵而去，势不可测。防守之法，未可稍忽也”。[10]道光年间，铜瓦厢上下坝仍是一个溜势顶冲的险要之处（参图1）。 咸丰年间，没有完全治理住黄河，然后同治年和光绪年间继续。当然，太平天国运动在1864年以攻克天京为标志结束，但是在长江以北，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合二为一，在同治年间继续战斗。于此相对，是同治年间的黄河水患。同治二年（1863年），河水大发，来源极旺，“一股直下开、东，一股旁串定陶，曹、单等处”。[34]下开、东一股仍由兰通集入长垣境，在小青集（盘冈里）附近发生变化，“改径以西乐善里、海渠里、大留里、新安里、竹林里、迁冈里、鲍固里、褚城里、于林里归入东明县境”。同治三年（1864年），开州黄河继续北徙抵达金堤，“渠村、郎中、清河头等庄俱遭淹没”。[37]遇到金堤阻挡后，顺金堤“自西南斜趋东北，濮州直当其冲，由濮而范又东北过寿张境至张秋穿运”。同治五年（1866年），水灌濮州城，以致官署迁徙流移，数年后才安定下来。次年三月又说：“开州金堤正当大溜下注，绵延一线”[39]。这时漫流已经较为集中，据同治六年（1867年）苏廷魁查勘了兰阳至牡蛎嘴海口三省二十余州县的情况后称：“黄流直趋东北，并无斜串旁支，咸丰五年时被水最重之菏泽、定陶、郓城、金乡等处，近因距河渐远，稍免水患”。[40]这时候的黄河已经和初决时分歧错出的情形大不相同，大溜沿濮范一线而下（参图2），如同太平军和捻军的状况差异一样。
直到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才在 两岸民埝的基础上普遍修筑堤防，光绪十三年之后两种治理主张的争论才告止息，大改道的格局也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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