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意思是什么:继续“潜伏”，李朋廖凤娥1950年在台湾就义

继续“潜伏”，李朋廖凤娥1950年在台湾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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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春末我们一起去蓟县车道峪旅游，途中一位同行的朋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壮烈而又精彩的故事——地下党员李朋廖凤娥在台湾就义。因为电视剧《潜伏》的热播，使得这个故事更加吸引我们。

以一种好奇的心态，打开电脑检索到与李朋有关的资料，笔者看到一个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人。笔者是好事之人，整理一下各个方面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从李朋角度向大家介绍这个潜伏英雄，同时也希望通过“李朋特务案”反思历史。

轰轰烈烈的生活经历，由于资料有限只能简单地描述

李朋是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直接受共产国际（或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1950年9月6日在台北就义，去世时年仅32岁。与他同时就义的还有汪声和夫妇及李朋的妻子（一说女友）廖凤娥。

现有的材料表明，李朋出生在天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抗日时期担任美军翻译，同时担任纽约时报记者（《南方周末》），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龚选舞口述《新店溪畔不归路》），曾任职中央社采访部主任（台湾作家jard博客《愧我胡尘尚未收——谈陆以正》）。“中央社从大陆撤退来台时，把李朋裁撤掉了，他就当俄国塔斯社的记者，跟着塔斯社到台湾”（龚选舞口述《新店溪畔不归路》），“来台后任省政府新闻处秘书”（《南方周末》）。这就是李朋的工作经历。

李朋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现有网络资料说他是国际间谍；苏俄间谍；第三国际间谍等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均是中国共产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相互承认的外国共产党之间的默契关系，凡是加入外国共产党的（比如苏联共产党、印尼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承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于李朋是否先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先加入共产国际或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在网络上查到文字记载。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应当承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与李朋一起就义的还有他在台湾的女朋友廖凤娥。《南方周末》中一说是李朋的妻子；又说是李朋的密友。总之在台湾与李朋同居的是廖凤娥。这段历史让我们想起电视剧《潜伏》的情节。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与大陆的妻子王翠平失散，到台湾之后，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余则成与晚秋结婚。历史是何等的相似。廖凤娥是江西吉水人，1950年就义时27岁。“李朋案件中，他的女朋友廖凤娥是台北省立医院护士，临刑前，禁止她担任护理外役工作。拉出去枪毙那天，只见铁门处遗有一支她的木履，令人睹物心惊……”（网络：台湾老david博客《天空在屋顶的另一端》；台湾日报2004-11-23《台湾百合与菫霞的故事》铁窗内的母亲／菫霞）。“李朋的女友家藏发报机，也被枪毙了”（台湾作家jard博客《愧我胡尘尚未收——谈陆以正》）。廖凤娥是否是共产党员，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廖凤娥确实为共产党工作。

李朋特务案，李朋是首犯

李朋特务案牵扯到汪声和夫妇及廖凤娥等16人。在台湾一直称：“国际间谍及电台李朋、汪声和案” （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宋炯在回忆文章）；“李朋特务案”（小杉信箱博客）；“李朋、汪声和为首的苏联间谍案”（《华商报》网站）；“李朋案”（台湾《海峡评论》153期高茂辰《匪谍唯心》）；“李朋俄谍案”（毛德传2005-02-17 《中国政协报》；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李朋国际电台案”（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彭孟缉导演「孙立人叛乱案」真相》，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共谍李朋案”（李健编着《金陵新传》）。

在《南方周末·红色特工汪声和之死：忆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文首即表明：“他（笔者注：汪声和）是国民政府民航局的电台台长，也是一位直接受命于苏联情报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受命去了台湾，不久即被捕，以‘苏联间谍罪’被杀害。台湾借此事件，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控苏案’……”后在文中引用“沈怀玉撰写的《苏联间谍案》（《台湾历史辞典》“苏联间谍案”；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集，1991年）一文中这样写道：苏联间谍案汪声和，北平人，齐鲁大学毕业，原担任航空公司无线电报务员，受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GPU)吸收……”由此可见汪声和系报务员，而李朋则“来台后任省政府新闻处秘书”。

作为记者出身的李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资深新闻界前辈龚选舞口述《新店溪畔不归路·匪谍吴石、陈宝仓伏法目击记》可以说明：“我记得，从张家口回来，路过北平，礼貌上去拜访北平行辕主任（代表蒋先生管整个北方）李宗仁，当时李宗仁的声势仅次于蒋，是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李宗仁说他眼睛生病，不能见我们，和我在傅作义那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记者李朋脾气坏透了，李朋说，哼！摆什么架子！我们走！李朋带我们十几个记者就走。我当时就觉得此举绝对不对，李宗仁没有义务见记者，我们记者只是礼貌性拜访，当时记者气太盛，我心大不以然，但是我是小记者，大家都说要走，我不能不走。后来，李宗仁的参谋长和秘书长准备请我们吃饭，要解释一下，李朋当着送请帖来的人面，撕掉请柬。中央社从大陆撤退来台时，把李朋裁撤掉了，他就当俄国塔斯社的记者，跟着塔斯社到台湾。大家以他真做记者，结果是俄国做间谍，在蒋总统复行视事头一天被抓，枪毙掉了。李朋是第一个在台湾以‘国际间谍’罪名被枪毙的人……”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李朋相当厉害，非同一般，可以对李宗仁拂袖而去，可以把国家二号人物的请柬当面撕掉。当时的李朋想必是有很高的知名度，时至今日，不知还有那位记者可以位列其右。

在共产党内，李朋与汪声和谁是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从年龄、地位及影响来看，李朋列为“俄谍李朋案”首犯是有道理的。“1950年8月12日判决，李朋、汪声和、裴俊、廖凤娥等4人判处死刑”（《南方周末》）这个排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李朋案始末，“循供”及“保持通讯达6个月之久”的疑问

《南方周末》还载明：在上个世纪末魏大铭写的一本回忆录《无形战争》中，曾有详细的记载。魏是戴笠手下的红人，是掌控电讯情报部门的头目，抗战情报战中曾起过作用。1949年7月，撤到台湾后，魏大铭是台湾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蒋经国麾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

他在书中写道：1950年2月，他所辖的台湾情治部门从电讯监察上查获，台北厦门街133巷9号附近，有一电波很强的秘密电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监控，终于以电讯测向交集点下，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宅为目标。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借口入室查看，并无所获。最后魏大铭亲自出马，重点搜查其中一户。他们从天花板、墙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没看出半点疑窦，就在要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突然发觉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特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下令打开，里面是套强力收发报机。这正是汪声和的家，原来，汪声和直接受命苏联海参崴第三国际（按：魏大铭原文如此，但第三国际已于1943年解散，疑指其后继机构共产党情报局）。

1949年，汪声和奉命先赴香港，会合裴俊，假民航局人员撤台之便，混进台湾，亦建立了秘密电台，直接向海参崴和赤塔通报，甚至与中共大陆都没有联系。那时，第三国际类似全世界共产党的总指挥部，各方情报汇集，直接供给莫斯科中心。斯大林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疑惧极深，深恐与美国直接冲突，引起大战，所以任何有关台湾的情报都极有价值。这一电台被破获，顿时切断了第三国际与台湾惟一的情报来源。

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喜出望外，拟即刻披露案件，以耀其功。魏大铭急急阻止，对外不露声色。他安排继续和海参崴方面保持通讯，抓住机会全力灌输美军已经在台的假相。这样保持通讯达6个月之久，真真假假，使苏联疑惧不定……（黄惟峰：《军史回眸———台湾如何度过1950年危机》）

《南方周末》：在沈怀玉撰写的《苏联间谍案》一文中还有记载：“1949年5月情治单位侦破汪声和与苏联通讯，1950年3月在台北市厦门街逮捕汪声和夫妇后，循供逮捕李朋，因此案牵连者有黄珏、黄正姊妹等共16人。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等5人判刑10年；郝侃曾等5人各判7年、2年徒刑；李宝谦、庄汉江交付感训。”

　　这就是“李朋特务案”的始末。

有人设想：在李朋与廖凤娥共赴刑场的时候，他们应当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就像周文雍与陈铁军那样……为他们革命的一生画上激动人心的句号。没有人告诉我们在这最后一刻，他们是如何慷慨就义的……

“1950年3月在台北市厦门街逮捕汪声和夫妇后，循供逮捕李朋……”“循”为依照之意，“供”为口供之意。依照口供“逮捕李朋”，“循供”二字表明了一个说不清的结论。

台湾特务机关“……对外不露声色。他安排继续和海参崴方面保持通讯，抓住机会全力灌输美军已经在台的假相。这样保持通讯达6个月之久，真真假假，使苏联疑惧不定……”这段表述也说明，有人泄露了发报收报的密码，否则不可能“保持通讯达6个月之久”。

好在我们今天都能够用历史观、人性论来看待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对他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表示由衷地敬意。

五个女人涉案其中，孙立人也受到牵连，直至进入联合国

“李朋特务案”在台湾乃至国际都有很大影响。

因李朋、廖凤娥涉案的有五个女人。“有三位同学因与廖凤娥（是李朋的密友）通过信而被牵涉到国际间谍及电台李朋、汪声和案，分别被军法判了刑。但是承办该案之保安司令部人员曾告诉这三位同学，‘妳们海军学生都很纯洁，不是匪谍，但为了扩大向国际宣传破获了苏俄电台，所以将妳们也算了进去’。他们三人在监狱中很受优待，起先坐办公室，后来派他们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纱厂，经常可以出来办事……“（宋炯：《对46园地近期各方大作之补充说明》）。

“案犯还有原华西坝金陵女大的学生黄珏、黄正姊妹。黄家姊妹在度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总算有个平静的晚年。”

黄珏说：“我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我的妹妹黄正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先到台湾来，她到台湾没多久就到孙立人将军处担任秘书的工作。我在广州收到她一封电报：‘陆亲部要办女青年工作大队，里头有社会工作。我向孙将军提到妳是学社会学的，孙将军希望妳能来帮忙。’妹妹的电报译错，‘陆训部’写成‘陆亲部’……我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来台，在女青年大队开始从事训练工作……我是少校……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老蒋总统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到南部捉人。我和我妹妹、潘申庆是首批被捉去的人……”

黄珏的先生徐嗣兴医生补充：“李朋原是南京中央社的新闻记者，他和金陵女大吴校长很熟、很要好，黄珏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因为风头较健，很容易引人注意；金陵女大有活动时，中央社派记者去采访，就派这个李朋去，因此他就认识了黄珏。后来黄珏到了广州也碰到过他。再后来黄珏到了女青年大队，某日，正巧李朋来参观，又碰到黄珏，因此聊了起来。新闻记者总是到处跑，东问问、西问问，也没人怀疑什么。李朋到女青年大队也不是冲着黄珏去的，他是中央社的记者，由中央社备有公函给孙总司令，孙总司令交给政治部办理参观事宜，他也是到了女青年大队才发现黄珏在女青年大队服务。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位摄影记者金凯，因此帮她照了些照片。后来李朋案一爆发，办案人员在李朋处发现有几十个女孩子的照片，都一一找去问话了，如有在海军服务的、也有和他同居的护士（笔者注：分析是廖凤娥）……”

她们涉案并不离奇。孙立人（时任台湾陆军司令）受到牵连未免荒唐。

黄珏的先生徐嗣兴医生再补充：“……结果再后来，发现黄珏在孙将军处做事，这就有文章可做了。先是造成一种气氛，让人觉得孙先生周围有很多匪谍，女秘书是匪谍、女青年大队职员是匪谍等，而孙先生则是知匪不报，所以要下狱。后来有副总司令段赩因知匪不报，遭到枪毙，也是一种警示作用。保安司令部给黄珏、黄正她们的罪名是‘因过失泄露军机’，判刑十年。其实以我当时是防卫司令部卫生处处长的身分，我都不知道机密在哪里，她们这些下级单位怎会知道军机在哪？”（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做的“口述史料”1992年11月20日、1993年5月5日《黄珏女士访问纪录》）

李朋特务案又影响到国际社会。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发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结盟后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中苏结盟，杜鲁门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这年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强调定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伸张时，强调美国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改变对台政策，为防止中共的进侵而决定加强台湾防卫。

这种背景下，台湾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了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并由此抛出的“控苏案”。此案演变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南方周末》）

一个间谍案影响到国际社会，这在中国现代谍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就义于台北的马场钉，历史功绩谁人评说

新浪博主小杉信箱：“此次凭吊，蓝博洲带我在满是‘鬼针草’、满是泥泞的墓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着。他对那里熟悉，很快找到了李朋的坟墓。我蹲在刻有“殁于民国卅九年九月七日李朋之墓”这15个字的小碑旁，请李文吉为我照相留念。”

我想李朋的亲属应当感谢小杉信箱在台湾凭吊李朋。他们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到台湾，凭吊李朋和廖凤娥以及所有的先烈。

关于李朋的身世，包括政治身份大陆方面始终没有官方的、公开的结论。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我们只能理解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历史功绩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湮灭，这种遗憾将如何弥补呢？

应当感谢台湾人民找到了他们。

“在1950年代初那场白色恐怖中受到迫害的曾梅兰女士，锲而不舍地寻找哥哥徐庆兰的尸骨。徐庆兰是苗栗客籍人士，因‘反政府罪’1952年罹难。1993年5月28日，曾梅兰终于在台北马场钉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哥哥的埋尸处，接着又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37个形状类似的碑石。她打电话给当年同监的难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在林的带动下，互助会全力投入其事，先是找到当年参与下葬的一些老人，然后又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最后，互助会找到了163座政治犯的坟墓，发现了201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其中包括汪声和（据说，汪声和的墓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波最先发现的）、李朋、廖凤娥的坟冢。（小杉信箱）

应当感谢台湾人民为他们立碑。

“在六张犁公墓入口处树立着的黑色大理石烫金铭牌——‘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不远有座墓志石，说明这件事是1996年开始规划，1999年编列预算，2002年12月10日建成，落款:‘台北市政府’。墓志石后是一座黑色大理石公祭碑，上面刻着‘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题字下面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花，两旁镌有‘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和‘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的对联。”（小杉信箱）

这幅对联表述的涵义既深刻又耐人寻味。不仅适用于普通政治犯，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勇就义的地下党员。

台北市政府为昔日的敌人树碑纪念，那么我们大陆的有关机构应当为他们做点什么呢？这是先烈的家属所期待的，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所期待的……

王耀平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