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毛笔图片:古代名将、皇帝的领导方式与风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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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徽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准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大规模诛杀功臣宿将的事件,起于洪武十三年(1379)。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很受宠信。明朝建国后,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审阅内外诸司的奏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之人,争先奔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好。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继续被揭发,牵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人。朱元璋借题发挥,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了三万多人,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被列入“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有开国功臣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罢去中书省,严格规定以后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重新设立丞相的,一律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原来由丞相管理的政务由六部分理,皇帝随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杀戮功臣宿将的又一政治案件。蓝玉是凤阳府定远县人,也属于淮西勋贵。他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将军,大败北元,获人畜甚多,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利用这个借口,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的约有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把这起案件的始末编成《逆臣录》。列名该书的所谓“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蓝玉案与胡惟庸案被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