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带毛裙:谢冀亮:聂元梓回忆录(口述)——武斗的后台是谁?【2011010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6/17 05:25:23
武斗的后台是谁?-------------------------------------------------------------------------------- 
不祥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功绩”。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卡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说我是“破鞋”,弄一只鞋子吊在大饭厅里。有本事拿出事实来,只要能拿出一件事来证明就行。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有生活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凭空捏造啊!没有办法,你骂我就骂吧。我也管不了。政治是非是政治是非,侮辱人是小人干的事!就这样也弄不倒我,我没有大的问题啊。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过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
     
     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刘福。一天夜晚,刘福在市里开会,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从会上溜出来,对他女儿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决不许你回学校了。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出事,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3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刘新民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这以前,把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信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件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出人意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诉诸群众。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总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将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起动员作用,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3.25”大武斗事件。7个学校的学生同时到北大来进行武斗。
     
     3月25日下午一点钟,我还在市革委会开会挨批判,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等我回去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是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
     
     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红代会陈良赶来,同我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我看到人多得很,人山人海,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这还仅仅是我看到的情况,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进到学校里边,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今天市里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要是真打起来,外校的学生很多,至少有几万人,北大的学生本身就上了万,你到北大来搞武斗,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的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林彪、谢富治的黑手。为了千百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纱,拉这个挑动武斗的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马上就回来。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我一边等,一边就赶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我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的人。在我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极为重要,千钧一发!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今天策划武斗,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今天要是两边的学生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记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伤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是要流血的,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武斗也是我指挥的,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地打倒了。我是没有什么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了。那他们就把我抓到监狱里,就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顾不上思考的,我最着急的,还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我只想到,这场武斗,几万人打起来,那还了得?那该死伤多少人啊!不论哪个学校的学生,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呵。我必须挺身而出,立即揪住挑动武斗的后台谢富治,把他一定揪到现场,与我一起制止武斗。要制止武斗,就得抓住黑手,就得盯住谢富治、吴德和丁国钰。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判断并非虚妄的臆测。北大武斗的帽子没有扣在我头上,因为我把谢富治“将”住了,“逼”住了。可是,后来要想逮捕我,抓不住我的把柄,无法给我捏造罪名的时候,却指责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北大校园里的武斗,我费尽心机去制止,我还能遥控指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中的武斗?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只要是北大打起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逃脱不了策动武斗的罪名。北大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我都是亲自到现场,想方设法地制止了,汉中那么远,我哪里控制得住,鞭长莫及啊。)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也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
     
     这样,我就逼着他们一起上北大了。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出什么名堂。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也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7个学校的学生,大约两三万人,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作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到北大来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这是蒯大富他们搞的,批判谭厚兰。)
     
     谭厚兰是批都批不得,7个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这比批判谭厚兰一个人,事情要大多少?武斗要打起来,该死伤多少人?可是谁问了?谁理了?谁管了?要抓出策划挑动武斗的黑手并不难,只要把到北大搞武斗的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和牛辉林找来,询问一下情况,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生会同一个时间到北大,是谁的指使,问题不就清楚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查清这次武斗的根源,是很简单的,结果是没有人管,没有进行追查,不了了之。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1968年3月,真是风波险恶,一浪接一浪。先是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批判我,并且把情况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然后是“3.25”大武斗,到3月29日,我在北大校园里制止武斗时负伤。其间,还有林彪在“3.24”、“3.27”两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暗示我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牵连,江青跟着林彪推波助澜,对我雪上加霜。
     
     1968年的3月24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江青他们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集团”并对3人进行组织处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只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个讲话的都是军人,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我没有及时地得知此事,反对我的人也没有及时得知此事,因此,才没有在社会上迅速激起反响。
     
     3月25日,七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搞武斗。
     
     3月27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我特别地注意林彪讲些什么,因为刚刚发生了“3.25”北大武斗事件。林彪的讲话是一箭双雕,他说杨成武是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林彪说杨成武不愿意要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代”字,想当总参谋长,有野心。林彪说,杨成武讲了一件事,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讲的,后来呢,杨又出尔反尔,否定这件事。当着聂元梓面,他就不承认。林彪没有具体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在大会上,马上就有学生趴在我的耳朵上说,“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林副主席讲的是什么事啊?”我当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林彪是当面造谣,可是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我和林彪、杨成武从来没有三个人在场讲什么事情的场合。再说,他根本没有讲他当时对杨成武讲的是什么事,这就更加无从谈起。
     
     (笔者没有找到林彪的“3.27讲话”材料,据查,林彪在“3.24讲话”中,曾这样讲道“再一个就是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贯两面三刀的人...他为了一件事情,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说呀,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这段语焉不详的话,把聂元梓扯了进来,但事实真相何在,就令人寻味了。笔者)
     
     林彪的“3.27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他这个人当面说瞎话,当面造谣言!当着10万人的面,当着我和杨成武的面,他就说假话,把我作为一个证人,把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同时,他又似乎在暗示什么,暗示把我说成与杨成武是一伙的。他是副统帅,全党全国除了毛主席就数他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还有江青,在这个会上也点我的名,说叫我反右我反左,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江青谢富治怀疑我有后台,否则我怎么会同他们那样地顶着对着干。因此,他们就怀疑到杨余傅头上,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结果,“3.27”大会以后,北京城到处都刷上了“打倒杨余傅反革命集团!”和“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的大标语。还针对我反对谢富治的态度贴出“拥护谢富治!”“谢富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3.27”10万人大会,不仅是向群众公开宣布杨余傅的“罪行”,而且是进一步地为北京大学受7校围攻打武斗提供理由,进一步地扩大北大武斗的动员令。“3.25”武斗如果说是“师出无名”,“3.27”则由“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正式地宣布,聂元梓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当然应当除之而后快!
     
      校内武斗谁之罪?
     
     3月25日,谢富治到北大讲了几句话以后,当时的大规模武斗是解决了,7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离开了北大。还有一些来武斗的人员就留在北大,住进了“井冈山”的地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追查,更谈不上认真处理。如果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有意保护学生,制止武斗的话,他们应该当时就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批判这种到北大搞武斗的行动,并且把7校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后台,严肃处理。可是,正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就是要对付北大,是这次武斗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当然不会贼喊捉贼了。
     
     “3.25”大武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武斗之风并没有刹住。林彪和江青的“3.27”讲话又给到北大打武斗的人们打了气鼓了劲。7校到北大搞武斗的一部分学生留下来,住在北大“井冈山”,帮助“井冈山”在校内搞武斗。当时“井冈山”就在校园里抢占楼房,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往楼外面乱扔,建立武斗据点,摆开在校内进行武斗的架势。北大的形势就发展成由校外来人搞武斗,演变为在校内两派学生自己打了。一些外校的学生,也冒充是北大“井冈山”的人,以本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武斗。外校人员就住在“井冈山”那一派的宿舍里。那一段时间,在饭厅里吃饭的人突然增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应该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仍然很困惑。至今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有更好的做法。由于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插手,校外校内两派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组织,现在,“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武斗,蠢蠢欲动,我们是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防备和反击他们,以武力对武力,把武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损失最小,伤亡最小,还是拱手相让,无所作为,听任“井冈山”在学校内放手地武斗,听任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自发地与他们对抗和还手?那不就打成一片,失控的学生,在盲目的冲动之下,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从道理上讲,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在无法避免的武斗面前,你怎么办?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还适用不适用?你的上级,有能力制止武斗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不吭一声,都放任武斗,你怎么办?要不要做好应付武斗局面的准备?
比较起来,北京大学的武斗,在各高校中,是最有节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占了主流,另一派只是在校外活动。而且,校文革的成员都比较稳重,不像蒯大富那样幼稚、冲动。我自己呢,一直是反对武斗的,我相信,靠武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经过的政治斗争,毕竟比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要多得多,思考问题也要深刻一些。因此,无论在校外校内,我们都没有主动地挑起武斗,没有主动地去打别人,都是人家打过来,逼迫我们还手即使这样,不管是1967年的“4.11”,还是1968年的“3.25”,外校学生到北大闹事挑衅,我都是亲自出面,以致把谢富治“将军”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发生。
     
     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因此,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而且,我自己还在制止武斗中受了伤,流了血。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这次,谢富治是在公安部,我到公安部去,在东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要他一起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根本不出来。
     
     北大的校内搞武斗,我也管不了。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两派学生是一视同仁。在我心里,对学生之间,坦率地说,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井冈山”那一边的学生,都是跟着王关戚,跟着中央文革搞起来的,跟着他们跑。“天派”这一边呢,一直就是受到江青呀,中央文革呀,谢富治呀,受他们的压迫。江青就说,北大运动搞得太“温”了,聂元梓你搞得太“温”了。开大会批斗陆平的时候,陈伯达说北大是“一潭死水”。因此,我的倾向性,不是因为说这一派的学生拥护我,那一派的学生不拥护我而产生的,我是从本质上看问题,这一派是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谢富治的。那一派是跟着江青,跟着王关戚,王关戚倒台了,我们还是大讲反对王关戚,反对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继续打王关戚,实际上就是指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公开讲对抗中央文革啊。
      为高云鹏声辩
     
     后来,高云鹏被指责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策划、指挥者,被判处10年徒刑。这是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北大武斗的起因,是由于别的高校学生到北大来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新北大公社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到别的学校去挑起武斗事件。人家打到你门上了,你怎么办?置身于局外,可以说,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犯罪。可是,处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全国各地,哪里不在进行武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在对立的一派的武力攻击之际,自动地放弃抵抗和自卫。能够像高云鹏那样,把武斗局势控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说,武斗从来就是双方的事情。北大武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在学校里,采取主动进攻的是“井冈山”牛辉林。7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打武斗,是有牛辉林和“井冈山”做内应的。后来,7校的武斗人员有一部分留在北大没有走,他们也是和“井冈山”“共同战斗”的。论武斗的责任,他们要大得多,为什么牛辉林就没有判刑,只有高云鹏代人受过呢?
     北大武斗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还有林彪。我说这话的根据,不仅是刘新民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更重要的是,“3.25”这么重大的武斗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市,发生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眼皮子底下,是我把谢富治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流血,奇怪的是,居然事后就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几万人参加的事情,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只要把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找到一起,一一查问,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就可以找出这次武斗的指挥者。可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却不去做。中央文革不理睬,北京市革委会也不理睬,就听任别的学校和北大校内继续对新北大公社动手打武斗。没有人保护你,你还能不进行自我保护?
     
     至于汉中武斗,高云鹏也不是武斗的策划者,他曾经去参加汉中一派群众组织召集的会议,不过,当他赶到会场时迟到了,当时策划炸毁“汉运司”大楼的会议已经结束,根本不存在他参与其事的可能。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次炸楼血案的主要“罪犯”?
     
     因此,对于高云鹏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当抓捕高云鹏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还到他家里去给高云鹏的妻子送过钱,在生活上帮助她一点儿。高云鹏被关进陕西的监狱以后,我还冒用他家人的名义给他写过信,表示关心,不料,这封信被监狱管教人员识破了,为此,我还受到查处。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为高云鹏申辩,他不过是北大武斗的替罪羊,就像我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一样。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北大武斗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3.25”大武斗制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对于武斗后台居然毫不追查,有意纵容,因此,武斗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北大“井冈山”已经开始强占大楼,动手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行李从楼上扔出去,小规模的冲突,相互动手动脚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北大公社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由学生自发打群架,还是有组织地缩小武斗,把武斗控制在一定规模?当然,完全避免武斗,是最理想的了,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若是你在这种处境下,你会怎么办?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我叫谢富治制止武斗以后,别的人找我,说“你可干了一件傻事。你为什么要找谢富治来制止武斗?你不要管,不要出这个头嘛。只要武斗打起来,事情闹大了,你们北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可好,你是给谢富治送了一顶制止武斗的桂冠,给谢富治脸上贴金了!现在北大的武斗也没有解决,由校外来打变成在校内打。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好办了。”我的一肚子的话,没有敢跟他说,北大武斗的事情,事关重大,关于谢富治,关于林彪,这都是压在心里不敢讲的事啊。
     
     我去制止武斗,学生们嘲笑我说,我主张左脸蛋挨了打,再把右脸蛋也凑上去。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我说的是,即使挨了打,也不要还手,赶快离开吧。我自己呢,人家上门来挑衅,来打武斗,我不但不组织反击,还要去向人家道歉,平息事端。其实,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只能把来武斗的学生劝走了,哄走了完事。要不,武斗打起来,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都会栽赃在我身上,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罪行。江青、谢富治一直都想要搞垮我,就是找不到理由,没有机会下手。
     
     我和谢富治斗争的情况,我谁也没有讲过,我一直闷在自己的心里头。这个事情涉及到林彪,所以我一直没有暴露过。要是仅仅涉及到谢富治,我当时就讲出来了。那时候林彪是副统帅,我当时不能讲。我要讲了能行吗?我就是当个冤死鬼,也不能讲。我对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周总理也不知道北大武斗的真相。谢富治又是受林彪指示的,林彪能个人指示吗?他知道学校里的情况吗?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捣咕出来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希望拔掉北大这颗钉子,因为在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他是紧跟江青的啊。
     
     这前前后后不证明正是你谢富治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怎么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开全校大会,宣布说是我搞武斗,宣布说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是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来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是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我还是陕西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和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什么的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地无法继续审问,就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预审员(姓陈)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功,是尊重历史。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名利,是要讲出历史的真实。这些事情,我不讲,没有别人会讲。安子文的问题,换了别人,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安子文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切身的损失。他愿意跟什么女人睡觉都行。我要想当官,我只要找安子文就行。现在跟谢富治斗,也是因为我对形势的认识,我要想当官想提拔,我为什么不能顺着他,顺着江青陈伯达?我现在讲这些,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很多跟着我受到牵连的人。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要让人们知道,我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着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当时,有一次,我曾经跟赵建文、肖灼基等商量过,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揭露王关戚呀,谢富治呀的情况,让他明白谢富治是什么人,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肖灼基说,这样的信不能写。我就说,现在不能写的话,那咱们先整理一下材料,要不,时间长了,事情就忘记了,或者人走散了,这些情况也就汇总不起来了。肖灼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落个什么下场。再说,现在是谢富治正红的时候,你告谢富治的状,能有什么结果?这样,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失去自由了。
     
     1967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已经暴露出来中央文革这帮人的庐山真面目了。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王力、关锋被抛了出来。这时,北大的所作所为,也已经明显地证明,我们反王关戚的矛头所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怕把王力、关锋抛出来以后,被事实所说服的群众会拥护北大。此时,北大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起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或据点)变成了反对王关戚(也就是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怕公开抛出王力、关锋二人后,北大反对他们的力量会增大,怕北大“翘尾巴”,所以,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座谈会“文革”头两年,中央文革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就狠压北大,特别突出地批我。江青在会上公开讲,聂元梓反对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江青着重讲了她和我的关系。江青说,“我和聂元梓过去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也没有来往。她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就把我抛出来了。当时中央文革每一次开会,都是有录音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后来判我刑的时候,指控我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和江青确实如此,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没有来往。我列席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请我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表示热情,她让我有事直接找她,让我也通过李讷找她,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67年春天的时候,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拉过我几次。他们找我谈话,要求我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说,你是市革委会的,是大学红代会的,又是北大校文革的,身负重任,身兼数职。你有功绩,有影响,我们愿意和你合作,希望我们能一起搞。这话对我说过几次,可是我“听不懂”,没有反应。最后一次,他们的话刚刚说完,我没有吭气,站起来就走。陈伯达追出来,直向我道歉。从这以后,他们就到处讲,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都不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时确实也不是完全听了,我已经有些跟不上,也不想跟了,详情见下文)。连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其实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不但是江青指责我反谢富治,毛主席也认为我反谢富治。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5大领袖”(详情见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我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社会上,反军,冲军队的思潮很厉害,凡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都制止了。新北大公社的个别人带着学生冲过一次军队,我没有办法把北大全都捂住,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拥护解放军。所以毛主席说我拥军是正确的,反谢富治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