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带毛裙:谢冀亮：聂元梓回忆录（口述）——武斗的后台是谁？【20110105】

武斗的后台是谁？-------------------------------------------------------------------------------- 
不祥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功绩”。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卡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说我是“破鞋”，弄一只鞋子吊在大饭厅里。有本事拿出事实来，只要能拿出一件事来证明就行。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有生活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凭空捏造啊！没有办法，你骂我就骂吧。我也管不了。政治是非是政治是非，侮辱人是小人干的事！就这样也弄不倒我，我没有大的问题啊。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过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
     
     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刘福。一天夜晚，刘福在市里开会，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从会上溜出来，对他女儿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决不许你回学校了。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出事，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3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刘新民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这以前，把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信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件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出人意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诉诸群众。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总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将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起动员作用，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3.25”大武斗事件。7个学校的学生同时到北大来进行武斗。
     
     3月25日下午一点钟，我还在市革委会开会挨批判，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等我回去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是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
     
     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红代会陈良赶来，同我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我看到人多得很，人山人海，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这还仅仅是我看到的情况，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进到学校里边，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今天市里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要是真打起来，外校的学生很多，至少有几万人，北大的学生本身就上了万，你到北大来搞武斗，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的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林彪、谢富治的黑手。为了千百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纱，拉这个挑动武斗的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马上就回来。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我一边等，一边就赶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我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的人。在我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极为重要，千钧一发！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今天策划武斗，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今天要是两边的学生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记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伤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是要流血的，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武斗也是我指挥的，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地打倒了。我是没有什么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了。那他们就把我抓到监狱里，就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顾不上思考的，我最着急的，还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我只想到，这场武斗，几万人打起来，那还了得？那该死伤多少人啊！不论哪个学校的学生，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呵。我必须挺身而出，立即揪住挑动武斗的后台谢富治，把他一定揪到现场，与我一起制止武斗。要制止武斗，就得抓住黑手，就得盯住谢富治、吴德和丁国钰。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判断并非虚妄的臆测。北大武斗的帽子没有扣在我头上，因为我把谢富治“将”住了，“逼”住了。可是，后来要想逮捕我，抓不住我的把柄，无法给我捏造罪名的时候，却指责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北大校园里的武斗，我费尽心机去制止，我还能遥控指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中的武斗？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只要是北大打起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逃脱不了策动武斗的罪名。北大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我都是亲自到现场，想方设法地制止了，汉中那么远，我哪里控制得住，鞭长莫及啊。)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也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
     
     这样，我就逼着他们一起上北大了。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出什么名堂。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也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7个学校的学生，大约两三万人，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作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到北大来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这是蒯大富他们搞的，批判谭厚兰。)
     
     谭厚兰是批都批不得，7个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这比批判谭厚兰一个人，事情要大多少？武斗要打起来，该死伤多少人？可是谁问了？谁理了？谁管了？要抓出策划挑动武斗的黑手并不难，只要把到北大搞武斗的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和牛辉林找来，询问一下情况，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生会同一个时间到北大，是谁的指使，问题不就清楚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查清这次武斗的根源，是很简单的，结果是没有人管，没有进行追查，不了了之。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1968年3月，真是风波险恶，一浪接一浪。先是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批判我，并且把情况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然后是“3.25”大武斗，到3月29日，我在北大校园里制止武斗时负伤。其间，还有林彪在“3.24”、“3.27”两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暗示我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牵连，江青跟着林彪推波助澜，对我雪上加霜。
     
     1968年的3月24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江青他们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集团”并对3人进行组织处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只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个讲话的都是军人，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我没有及时地得知此事，反对我的人也没有及时得知此事，因此，才没有在社会上迅速激起反响。
     
     3月25日，七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搞武斗。
     
     3月27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我特别地注意林彪讲些什么，因为刚刚发生了“3.25”北大武斗事件。林彪的讲话是一箭双雕，他说杨成武是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林彪说杨成武不愿意要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代”字，想当总参谋长，有野心。林彪说，杨成武讲了一件事，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讲的，后来呢，杨又出尔反尔，否定这件事。当着聂元梓面，他就不承认。林彪没有具体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在大会上，马上就有学生趴在我的耳朵上说，“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林副主席讲的是什么事啊？”我当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林彪是当面造谣，可是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我和林彪、杨成武从来没有三个人在场讲什么事情的场合。再说，他根本没有讲他当时对杨成武讲的是什么事，这就更加无从谈起。
     
     (笔者没有找到林彪的“3.27讲话”材料，据查，林彪在“3.24讲话”中，曾这样讲道“再一个就是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贯两面三刀的人...他为了一件事情，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说呀，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这段语焉不详的话，把聂元梓扯了进来，但事实真相何在，就令人寻味了。笔者)
     
     林彪的“3.27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他这个人当面说瞎话，当面造谣言！当着10万人的面，当着我和杨成武的面，他就说假话，把我作为一个证人，把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同时，他又似乎在暗示什么，暗示把我说成与杨成武是一伙的。他是副统帅，全党全国除了毛主席就数他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还有江青，在这个会上也点我的名，说叫我反右我反左，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江青谢富治怀疑我有后台，否则我怎么会同他们那样地顶着对着干。因此，他们就怀疑到杨余傅头上，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结果，“3.27”大会以后，北京城到处都刷上了“打倒杨余傅反革命集团！”和“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的大标语。还针对我反对谢富治的态度贴出“拥护谢富治！”“谢富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3.27”10万人大会，不仅是向群众公开宣布杨余傅的“罪行”，而且是进一步地为北京大学受7校围攻打武斗提供理由，进一步地扩大北大武斗的动员令。“3.25”武斗如果说是“师出无名”，“3.27”则由“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正式地宣布，聂元梓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当然应当除之而后快！
     
      校内武斗谁之罪？
     
     3月25日，谢富治到北大讲了几句话以后，当时的大规模武斗是解决了，7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离开了北大。还有一些来武斗的人员就留在北大，住进了“井冈山”的地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追查，更谈不上认真处理。如果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有意保护学生，制止武斗的话，他们应该当时就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批判这种到北大搞武斗的行动，并且把7校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后台，严肃处理。可是，正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就是要对付北大，是这次武斗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当然不会贼喊捉贼了。
     
     “3.25”大武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武斗之风并没有刹住。林彪和江青的“3.27”讲话又给到北大打武斗的人们打了气鼓了劲。7校到北大搞武斗的一部分学生留下来，住在北大“井冈山”，帮助“井冈山”在校内搞武斗。当时“井冈山”就在校园里抢占楼房，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往楼外面乱扔，建立武斗据点，摆开在校内进行武斗的架势。北大的形势就发展成由校外来人搞武斗，演变为在校内两派学生自己打了。一些外校的学生，也冒充是北大“井冈山”的人，以本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武斗。外校人员就住在“井冈山”那一派的宿舍里。那一段时间，在饭厅里吃饭的人突然增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应该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仍然很困惑。至今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有更好的做法。由于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插手，校外校内两派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组织，现在，“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武斗，蠢蠢欲动，我们是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防备和反击他们，以武力对武力，把武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损失最小，伤亡最小，还是拱手相让，无所作为，听任“井冈山”在学校内放手地武斗，听任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自发地与他们对抗和还手？那不就打成一片，失控的学生，在盲目的冲动之下，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从道理上讲，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在无法避免的武斗面前，你怎么办？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还适用不适用？你的上级，有能力制止武斗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不吭一声，都放任武斗，你怎么办？要不要做好应付武斗局面的准备？
比较起来，北京大学的武斗，在各高校中，是最有节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占了主流，另一派只是在校外活动。而且，校文革的成员都比较稳重，不像蒯大富那样幼稚、冲动。我自己呢，一直是反对武斗的，我相信，靠武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经过的政治斗争，毕竟比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要多得多，思考问题也要深刻一些。因此，无论在校外校内，我们都没有主动地挑起武斗，没有主动地去打别人，都是人家打过来，逼迫我们还手即使这样，不管是1967年的“4.11”，还是1968年的“3.25”，外校学生到北大闹事挑衅，我都是亲自出面，以致把谢富治“将军”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发生。
     
     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因此，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而且，我自己还在制止武斗中受了伤，流了血。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这次，谢富治是在公安部，我到公安部去，在东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要他一起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根本不出来。
     
     北大的校内搞武斗，我也管不了。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两派学生是一视同仁。在我心里，对学生之间，坦率地说，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井冈山”那一边的学生，都是跟着王关戚，跟着中央文革搞起来的，跟着他们跑。“天派”这一边呢，一直就是受到江青呀，中央文革呀，谢富治呀，受他们的压迫。江青就说，北大运动搞得太“温”了，聂元梓你搞得太“温”了。开大会批斗陆平的时候，陈伯达说北大是“一潭死水”。因此，我的倾向性，不是因为说这一派的学生拥护我，那一派的学生不拥护我而产生的，我是从本质上看问题，这一派是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谢富治的。那一派是跟着江青，跟着王关戚，王关戚倒台了，我们还是大讲反对王关戚，反对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继续打王关戚，实际上就是指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公开讲对抗中央文革啊。
      为高云鹏声辩
     
     后来，高云鹏被指责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策划、指挥者，被判处10年徒刑。这是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北大武斗的起因，是由于别的高校学生到北大来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新北大公社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到别的学校去挑起武斗事件。人家打到你门上了，你怎么办？置身于局外，可以说，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犯罪。可是，处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全国各地，哪里不在进行武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在对立的一派的武力攻击之际，自动地放弃抵抗和自卫。能够像高云鹏那样，把武斗局势控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说，武斗从来就是双方的事情。北大武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在学校里，采取主动进攻的是“井冈山”牛辉林。7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打武斗，是有牛辉林和“井冈山”做内应的。后来，7校的武斗人员有一部分留在北大没有走，他们也是和“井冈山”“共同战斗”的。论武斗的责任，他们要大得多，为什么牛辉林就没有判刑，只有高云鹏代人受过呢？
     北大武斗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还有林彪。我说这话的根据，不仅是刘新民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更重要的是，“3.25”这么重大的武斗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市，发生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眼皮子底下，是我把谢富治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流血，奇怪的是，居然事后就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几万人参加的事情，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只要把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找到一起，一一查问，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就可以找出这次武斗的指挥者。可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却不去做。中央文革不理睬，北京市革委会也不理睬，就听任别的学校和北大校内继续对新北大公社动手打武斗。没有人保护你，你还能不进行自我保护？
     
     至于汉中武斗，高云鹏也不是武斗的策划者，他曾经去参加汉中一派群众组织召集的会议，不过，当他赶到会场时迟到了，当时策划炸毁“汉运司”大楼的会议已经结束，根本不存在他参与其事的可能。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次炸楼血案的主要“罪犯”？
     
     因此，对于高云鹏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当抓捕高云鹏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还到他家里去给高云鹏的妻子送过钱，在生活上帮助她一点儿。高云鹏被关进陕西的监狱以后，我还冒用他家人的名义给他写过信，表示关心，不料，这封信被监狱管教人员识破了，为此，我还受到查处。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为高云鹏申辩，他不过是北大武斗的替罪羊，就像我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一样。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北大武斗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3.25”大武斗制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对于武斗后台居然毫不追查，有意纵容，因此，武斗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北大“井冈山”已经开始强占大楼，动手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行李从楼上扔出去，小规模的冲突，相互动手动脚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北大公社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由学生自发打群架，还是有组织地缩小武斗，把武斗控制在一定规模？当然，完全避免武斗，是最理想的了，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若是你在这种处境下，你会怎么办？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我叫谢富治制止武斗以后，别的人找我，说“你可干了一件傻事。你为什么要找谢富治来制止武斗？你不要管，不要出这个头嘛。只要武斗打起来，事情闹大了，你们北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可好，你是给谢富治送了一顶制止武斗的桂冠，给谢富治脸上贴金了！现在北大的武斗也没有解决，由校外来打变成在校内打。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好办了。”我的一肚子的话，没有敢跟他说，北大武斗的事情，事关重大，关于谢富治，关于林彪，这都是压在心里不敢讲的事啊。
     
     我去制止武斗，学生们嘲笑我说，我主张左脸蛋挨了打，再把右脸蛋也凑上去。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我说的是，即使挨了打，也不要还手，赶快离开吧。我自己呢，人家上门来挑衅，来打武斗，我不但不组织反击，还要去向人家道歉，平息事端。其实，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只能把来武斗的学生劝走了，哄走了完事。要不，武斗打起来，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都会栽赃在我身上，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罪行。江青、谢富治一直都想要搞垮我，就是找不到理由，没有机会下手。
     
     我和谢富治斗争的情况，我谁也没有讲过，我一直闷在自己的心里头。这个事情涉及到林彪，所以我一直没有暴露过。要是仅仅涉及到谢富治，我当时就讲出来了。那时候林彪是副统帅，我当时不能讲。我要讲了能行吗？我就是当个冤死鬼，也不能讲。我对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周总理也不知道北大武斗的真相。谢富治又是受林彪指示的，林彪能个人指示吗？他知道学校里的情况吗？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捣咕出来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希望拔掉北大这颗钉子，因为在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他是紧跟江青的啊。
     
     这前前后后不证明正是你谢富治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怎么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开全校大会，宣布说是我搞武斗，宣布说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是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来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是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我还是陕西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和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什么的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地无法继续审问，就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预审员(姓陈)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功，是尊重历史。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名利，是要讲出历史的真实。这些事情，我不讲，没有别人会讲。安子文的问题，换了别人，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安子文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切身的损失。他愿意跟什么女人睡觉都行。我要想当官，我只要找安子文就行。现在跟谢富治斗，也是因为我对形势的认识，我要想当官想提拔，我为什么不能顺着他，顺着江青陈伯达？我现在讲这些，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很多跟着我受到牵连的人。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要让人们知道，我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着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当时，有一次，我曾经跟赵建文、肖灼基等商量过，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揭露王关戚呀，谢富治呀的情况，让他明白谢富治是什么人，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肖灼基说，这样的信不能写。我就说，现在不能写的话，那咱们先整理一下材料，要不，时间长了，事情就忘记了，或者人走散了，这些情况也就汇总不起来了。肖灼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落个什么下场。再说，现在是谢富治正红的时候，你告谢富治的状，能有什么结果？这样，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失去自由了。
     
     1967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已经暴露出来中央文革这帮人的庐山真面目了。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王力、关锋被抛了出来。这时，北大的所作所为，也已经明显地证明，我们反王关戚的矛头所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怕把王力、关锋抛出来以后，被事实所说服的群众会拥护北大。此时，北大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起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或据点)变成了反对王关戚(也就是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怕公开抛出王力、关锋二人后，北大反对他们的力量会增大，怕北大“翘尾巴”，所以，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座谈会“文革”头两年，中央文革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就狠压北大，特别突出地批我。江青在会上公开讲，聂元梓反对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江青着重讲了她和我的关系。江青说，“我和聂元梓过去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也没有来往。她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就把我抛出来了。当时中央文革每一次开会，都是有录音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后来判我刑的时候，指控我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和江青确实如此，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没有来往。我列席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请我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表示热情，她让我有事直接找她，让我也通过李讷找她，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67年春天的时候，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拉过我几次。他们找我谈话，要求我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说，你是市革委会的，是大学红代会的，又是北大校文革的，身负重任，身兼数职。你有功绩，有影响，我们愿意和你合作，希望我们能一起搞。这话对我说过几次，可是我“听不懂”，没有反应。最后一次，他们的话刚刚说完，我没有吭气，站起来就走。陈伯达追出来，直向我道歉。从这以后，他们就到处讲，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都不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时确实也不是完全听了，我已经有些跟不上，也不想跟了，详情见下文)。连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其实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不但是江青指责我反谢富治，毛主席也认为我反谢富治。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5大领袖”(详情见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我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社会上，反军，冲军队的思潮很厉害，凡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都制止了。新北大公社的个别人带着学生冲过一次军队，我没有办法把北大全都捂住，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拥护解放军。所以毛主席说我拥军是正确的，反谢富治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