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失守时，咸丰帝给僧格林沁的朱谕，充分反映了国难皇权无奈之际，皇帝对武将的依赖和拉拢。朱谕如下： “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在军中，忧心如焚，倍切朕怀。唯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离营后，南北岸两炮台，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朕为汝思之，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朱笔特旨，并非自己畏葸，有何顾忌？若执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为有负朕心！握管不胜凄怆，谆谆特谕，汝其懔遵！”
常说危难之中，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情性。此段朱谕，充分说明了咸丰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在危难之时，拉拢掌握军权的武将是至为重要的。咸丰帝用皇帝少有的客气之词“握别”来表达一种对大臣的信赖，拉拢显得何其的诚恳。这也显示了咸丰帝其实不像后世书上所渲染的那样昏聩，实际上他是一个聪明的皇帝。
二，拉拢得很是适度。拼命“太不值”，如果大沽没有守住，你逃跑了，我就给你台级：只要你向北逃，而不是向别的其它方向逃。向北逃跑，在退却中拦截，你仍是朕的忠臣。
三，在接到朱谕前，你“只了一身之计”，逃跑了，不怪罪你；接到朱谕后，你应该有逃跑的方向了吧，向北跑来保护朕啊。不然，威胁：“有负朕心 ！”
四，皇帝是一个自私、毫无统筹全局、宏观控制的人。事实上当时保京城的武将就僧格林沁及后来在八里桥的胜保二人，而且这二人最后合在一起，向西北退却向东南抵御英法军队。京津及周围地区，平时耀武扬威、为害百姓的官吏兵士在哪儿？国难之时，真正帮皇帝的人怎么就这么少呢？
五，咸丰帝写此信之时，“不胜凄凉”凉遍全身。皇权的制度决定了它没有国民的后助力和底气。一旦几个武人失败，仓皇辞庙、末日之感便油然而生。实际上，洋人要灭掉整个中华帝国，当时的地球人想都不敢想吧。
在对咸丰帝稍作分析后，再作三点泛泛之论。
一，咸丰对僧格林沁的依赖是有先例的。五年前1855年5月太平天国的北伐部队，就是僧格林沁率军抵抗而使之全军覆没的。对于一个差点自比崇祯皇帝的咸丰帝来说，其依赖的程度可想而知，或可说有救命之恩了。僧格林沁由蒙古族人的郡王而升为亲王，就是那次战功。
二，时胜保曾致书“练众日增十万”的“高足”苗沛霖驰京勤王，被图割据成军阀的苗拒绝。据当代学者池子华《苗沛霖：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军阀》一书考证，咸丰帝在热河之际，中原大地已经出现了后来民初军阀割据的演练。无怪乎皇帝落难之时，官吏失踪了。确实，皇朝便是官僚机构，它不是统率人民的，人民只会是旁观者甚至是落井下石者。说得透彻点，军阀割据实为政治割据。据池子华援引《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捻军出现了一位名叫刘淑愈的“进士造反”。这是否可以说明：咸丰朝已实为清皇朝的末代？“嗜饮”的咸丰帝曾写下诗句：一杯冷酒千年泪。这“千年泪”值得咀嚼。当时的英人威妥玛分析得出结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已经沉沦到何等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三，对旁观者三字稍作议论。常有人说中国人好忘记。这是由中国制度的集团专制性决定的。当受损的这个集团自己都不提以前的“受损”时，其他集团的旁观者还会提不？比如英法火烧圆明园，自此以后的五十年清末，谁记得“皇家耻辱”？对圆明园的追思，恰恰是清朝灭亡以后的国人，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但切勿把“爱国”套在清朝的头上啊。政治家和秉史文人发生了理解上的误差？
英法联军侵占京城，焚烧圆明园，是咸丰帝全身心的耻辱。任何人，除非智障人士，都不会再想面见焚毁祖宗家业的仇人的。他至死留在热河，不回京城，绝对是他自己的主张。任何当时还是后代的说肃顺集团挡驾的观点，只是受了辛酉政变集团的蛊惑而已。中文很多表达“极致”意思的词与“死”连在一起，“恨死”，“心慌死”，“开心死”，咸丰帝可谓“恨死”的。这种极致的恨，会使咸丰帝产生稍有借口便不回京城的表现。这是史实。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