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分期tnm:3万名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兵

3万名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兵 
题记：这是一段在中国国内鲜为人知、长期被忽略的历史。抗战胜利后，为数众多的空军、铁道、医疗等方面的日本技术人员被共产党留在了中国，他们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中国革命，尽管负载着沉甸甸的望乡的情愁，尽管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辛，他们还是勤勤恳垦地为新中国的建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这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史的延续。值得庆幸的是，50年代初众多日本“被留用者”回国后，怀着对留下自己青春足迹的中国的深情厚意，半个世纪以来矢志不渝为日中友好和发展两国关系而奔波，抒写了一页感人的“日中战后史”。

中日两方分别叙述“被留用的日本人”

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首先来看一看1954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谈话：“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15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为中国领导人所肯定、抗战后的日中友好史话，长期以来日中两国的媒体都少有涉及，那“友好的种子”并没有得到多少雨露滋润。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之际，两国才各有所表示，重提往事，以纪念这段历史。中方由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了《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友谊铸春秋》第一卷，书中记载了许多感人故事。如“帝国军人”林弥一郎率领日本航空队集体加入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帮助中国创立第一所航空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代飞行员。大冢有章先生深入鹤岗煤矿，动员日本青年成立突击队，用增产煤炭来支援东北地区的建设。还有一些参加了中共38军、42军、47军等部队的日本战士，在解放战争中，从中国的东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一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少人获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里记载了有关日本人留用的经纬。日方则由NHK电视台播放了“被留用的日本人”特集，那是由NHK专题报道组采访了众多的“被留用者”之后而制作成的，该片结合历史与现实，让亲身体验者忆往昔，把他们的过去与现在、把中国和日本的场景衔接起来。2003年，日本放送协会还出版了《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

对于“留用”这一关键细节，中方在有关资料里的表述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留在中国东北的数万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了战败国国民，他们无依无靠，惶惶不可终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为解决这些日本人的问题，在东北人民政府下设立了日本人管理委员会。一批批的日本人开始在东北人民政府所属的各机关、生产部门、医疗机构、文化设施和人民解放军中就职就业，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而日方在《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中的表述是：败战后，留在旧满洲的日本人有六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因为生活在内陆而赶不上归国船的一般民众、残留孤儿以及被扣留的军人等。一大批留下来的人败战后马上被共产党所用，参加了中国革命。他们大多是原在旧满洲工作的技术人员，分布在铁道、医疗、工厂等部门，人数有8千到1万人。他们不管愿不愿意都被留下来，战后8年以上为帮助新中国的建国而工作。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国际友人”，在日本被称为“留用者”。

……为什么日本人被留下来?因为与日本军作战而留下累累伤痕的中国马上又陷入了内战，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建立新政权，中国自身的力量还不够，所以要借助掌握着技术的日本人的力量。

分析对照中日双方的各自说法是颇有兴味的，中方突出的是为战败国国民“排忧解难”、“安置就业”，而日方强调的是“我方技术人员被中方所用”，“我们为新中国的建国做出了贡献”。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或者说我们想强调的是，在战后中日双方曾经互为帮助。中国民众在战后不记前嫌，帮助了众多一时回不了国、生活困难的日本侨民，许多中国家庭收留了日本残留孤儿。同时，确实有一大批的日本技术人员在战后8年或以上留在中国搞建设，为新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发展节省了许多时间。

被留用者的心态

同时关于被留用者的心态，中方是这么说的：这些日本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主动或不主动地走进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活之中，亲眼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暴与伤害，也直接地接触到了中国百姓和普通战士的正直与友善，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不念旧恶的宽广胸怀。他们被改变了，他们的认识改变了，立场转变了，积极热情地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去。

日方在NHK电视台制作的“被留用的日本人”特集中有一些留用者的心理描写，有的人说：“我们想回日本，但回不去，等待回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得适应在中国的生活与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留用者的心态以及日本人性格的坚韧。

那些被留用的日本人如今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战后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呢？《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的最后有他们的心声，在回答如何看待“留用”经历这一问题时，他们对中国充满深情，可以说是青春无悔。以下特摘录一些他们的心声。

“对于‘留用’，我没有不满，只是不得不留下来的心情罢了。没有我们铁道就不通，现在铁道列车能够安全运行，我觉得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感到很自豪。”

“我觉得没有浪费时光，为了我们的邻国，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对自己的人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虽也有悲伤的时候
“保证吃，保证有工作，没有死亡的威胁，我们得到了很多照顾。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自豪。”

“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的中国。”

“能够学到中国话比什么都好，在中国的日子确实很辛苦，但那是我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一生都忘不了的体验，有了那样的体验，任何工作都能胜任。”

“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不管怎样还是回到了日本。我们所做的事偿还了日本人犯下的罪行。”

“我有时候想：自己难道不是已成为中国人了吗？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人生观从中国开始改变。中国与日本不得不牵起手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再也不能搞侵略战争了。”

“我没有因为留在中国而对中国有任何不满，反而多了许多中国朋友。现在我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是在战后结交到的。如果当时就那样回国的话，朋友不就交不成了吗？”

众多的日本留用人员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建国前后的中国，并一生与中国结缘，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中坚力量。

日本鬼子”当上了飞行教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约65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投降。他们中有一个特殊群体——300多人的飞行大队被共产党统统留用，他们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关于这段故事，中日双方的描写是十分一致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整齐而雄伟的飞机群从东方飞过天安门。人们惊讶：刚刚用小米加步枪打倒了国民党军的解放军，怎么这么快就有了空军？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年轻的新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号称美国空军王牌的戴维斯。华盛顿惊呼：中共的驾驶员何以有此精良之战术？在这奇迹的背后有“日本鬼子”当上了飞行教练的动人故事。

日军投降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还驻扎着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教练飞行队，该部是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也是训练飞行员的学校。部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飞行驾驶教官。日本空军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当时林弥一郎的部队被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的骑兵部队包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东北民主联军21旅的代表只是要求他们“交出武器”，而没有使用“解除武装”的字眼。

“投降仪式”很特别，林弥一郎率领部队到达指定地点，看到只有一张长长的旧木桌子，连一个武装人员也没有，民主联军的代表让他们把武器放在木桌前的地上，就是说他们在毫无拘束、毫无屈辱的情况下放下了武器。然后他们被分派到各农户住宿。农民给他们送来了粮食、蔬菜和小鸡。接着两三天之后，民主联军的代表请日本军人派10名代表赴宴，盛情款待。席间，林弥一郎提出，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因此希望找到适当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当民主联军的代表听说他们是飞行大队时喜出望外。

在沈阳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员林彪、中共东北局书记兼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正为创建空军发愁，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教练飞行队从天而降，他们喜笑颜开，认为“真是天遂人意，我们福分不浅啊！搞空军有望了”。林弥一郎没想到自己能从“战俘”的身份变成共产党的飞行教官。他提出了“不要以战俘来对待我们，作为飞行教练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利。必须保证身心健康，关心日本军人的生活，保障家庭生活，要支持未婚者的成家”等要求，“没有问题。”中共指挥员爽快地允诺。吴修权还把自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用的一支勃朗宁手枪送给了林弥一郎 。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改为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教学工作很快展开。航校还先后任命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

对于教学训练中的问题，校领导经常征求和倾听他们的意见，不把他们当外人。在生活上对日籍人员给予力所能及的优待，保证他们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日籍技术人员见到中方战士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而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大米，都非常感动。

林弥一郎的严厉则更是有名。张积慧是当时最好的学员之一，在放单飞的??了。别人都不理解，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当时因条件所限，学员一般只飞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放单飞。正是日本教官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才造就了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年半，林弥一郎和他的部下亲手培养了160名飞行员，这批学员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1949年8月，开国大典前夕，已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领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派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经过挑选，参加空中阅兵的23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

1954年，日籍人员返回自己的祖国。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等因素，他们回到国内后生活都非常艰苦，但不少人仍然怀念着老航校的生活。他们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到1990年，会员已有800多人，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两个筹委会。

1986年6月1日是东北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日，林弥一郎率老航校教官50人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受到了空军司令员王海等人的热烈欢迎，老朋友、老学员相逢格外激动。

林弥一郎于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的会员们在大阪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林弥一郎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仰慕的空军之友与良师。

　
在留用者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大约有三千人，有医生、护士以及后勤抬担架人员，他们长期与共产党的军队一起行动。中国方面说他们是自愿参加共产党军队的，其实面对“留用”的要求，日本医务人员无法拒绝，当时共产党内医务人员极其缺乏，这就决定了他们回不了国。

关于日本医务人员的“留用”经过，曾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孙仪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所表述。“为了治疗从四平送下来的伤兵，召集医务人员成为当务之急。我向李立三（当时的日本人移送事务所所长）要求让日本人留下来，但是由于与国民党之间有日本人移送协定，起初没有得到许可。”可后来，共产党得知，移送出去的日本人被国民党留下来了，李立三终于同意了孙仪之的留用日本人的要求。“进入东北的我军，治疗伤兵和防止伤寒的蔓延迫在眉睫，等待送还的日本人中有很多医务人员，不得不把他们留用。”

1946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向共产党军进攻，在四平保卫战中，共产党军伤亡惨重，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人的留用就理所当然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记载，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友谊铸春秋》一书中，介绍了多位原日军医务人员变成解放军队伍中的大夫与护士的故事。在日本放送协会还出版的《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中，用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颇有故事性，这里选取其一，我们来看看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在解放军队伍中的成长经历。

女孩十四当护士

小木曾博子是日本战败前4个月才来到中国东北的，当时她刚小学毕业，才14岁，出身贫苦农家，是6个姐妹中的老四，她的理想是继续上学，长大后当个老师。但家境不好，实现理想并非易事。后来听老师说如果去了“满洲”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念书，为了实现读书梦，博子决心奔赴满洲。当时她与家人都未料到，日本会很快战败。从家乡出发一周后，她来到了中国鞍山，被带到了鞍山制铁医院护士培训所，有人告诉她“为了国家当护士”，博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是说可以边工作边上学吗？仅仅4个月后，日军投降，8月苏联军进驻鞍山，10月东北民主联军来接收。日本败仗前培训所里有500名护士，现在只剩下20左右人了。在东北有亲友的都往那儿跑了，还有的在苏军进驻期间不知去向。一天，中国人所长与日本人护士长来到了博子她们护士的房间。所长说：“国民党军开始进攻，我们不得不开始撤退，不是要强迫你们，我们希望有几个人参军，照顾伤病员。”听了这话，大家都感到不安，难道鞍山要变成战场？国民党能接受日本人吗？与处境不利的共产党军队一起走，能活命吗？博子想，就算回日本也没有工作，不如……她站起来说：“我去。”“你好好想想再决定。”比博子年纪大的同伙小声劝她。“我没地方可去。”博子说不出更好的理由。

第二天撤退就开始了，博子抱着自己的小小包裹坐上了颠簸的卡车。随着苏联军队的撤退国民党军也开始向东北进攻。在中国混乱的内战中，博子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1946年春，小木曾博子随部队到达离鞍山一百公里左右的小市，行军的3个月中为躲避国民军走走停停。部队里还有从其他医院来的日本医务人员，共40人左右，其中也被强制来的，在行军的过程中，有一名医生逃跑了。从此，大家开始议论逃跑的事。博子听着大人们的话，不由自言自语道：“在这么大的地方往哪儿逃啊，语言又不通……我只能留下来努力干活。”但到了夜晚，她只有偷偷地抹眼泪。

队里，有曾与日本侵略军打过战山东来的兵，他们毫不留情地把眼前的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共产党的干部听到了曾教育战士别这样叫，但战士不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对日本人有了许多新的了解。

博子只学了4个月的护理知识，对她来说什么都是第一次。起初，为伤病员扎针不能“一针见血”，伤员发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博子在勤学苦练业务的同时，有空就帮忙干杂活，渐渐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部队行军到了长白山的深处，生活更加艰苦，吃的东西也少，有玉米、高粱就不错了，总是饿肚子等着开饭的时间。

接受思想教育

博子他们觉得共产党军队是一支奇怪的军队，到农家住宿后，除了付钱以外，还要帮忙打扫、砍柴，以及干农活。日本的军队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农民们都很高兴，但对他们这些日本人来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没事找事。部队的纪律很严格，制定了“不准争吵”，“不能偷东西”等条例，象学校的清规戒律一样。农家出身的博子觉得，共产党军队是好样的。

9月，部队到了通化以东60公里一个叫林子头的小镇，这里驻屯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后方医院，那里有50名日本医务工作者，博子他们和原部队分离与医院的同胞会合了。那时候，博子已学了些中国话，军队里的战士多是农村出身，他们没什么文化，但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却讲得头头是道。不久，日本人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担任教员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在延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博子开始还挺高兴，可以学习了，但不久就觉得枯燥，因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如下记载：“被留用的日本人对我党、我军不能很好地理解，抱有恐怖和不安的情绪，也有人制造流言。我们很快派了懂日语的人员前往做思想工作，但因民族与习惯不同，日本人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在抗日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的日本兵有2500人，其中300人在延安的“日本劳动学校”学习过，其中几十人受共产党之托担任留用日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

思想教育并没有持续多久，10月开始国民党军向林子头进攻。博子他们随部队向山中撤离，准备向临江进发。到了临江，众多的伤员就抬下来了，医务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日本护士们开始熟悉药品的名称及医疗器械的使用方法，她们甚至互相在对方身上练习打针。两个月后，护士们被召集起来，说前线需要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吱声，谁都明白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我去。”有两位护士站了起来，她们是博子与羽生，一起从鞍山来的，羽生比博子大两岁。博子深知到前线有危险，但她想试一试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

感情的涟漪

1948年，17岁的小木曾博子随前线部队转战南北，日夜忙着照顾伤员，部队中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新的解放区在不断增加，大家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博子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到司令部负责军队干部的健康保健工作，24小时待命，随时要准备好针管与药品。在那儿，博子遇见了卫兵吴桐喜。吴经常与博子说说笑笑，在几乎没有娱乐的环境里，吴的到来成了博子最大的期待。偶尔有电影放映，博子因为有任务在身，总不能去。

有一天，有人来敲博子的门，是位干部。

“小木曾同志不去看电影吗？”

“护士的工作不分昼夜，没有命令我不能离开这里。”干部有些失望地走了。

不到5分钟又有人敲门，是吴桐喜来了。他说：“小木曾同志，有新的命令，你现在马上和我一起去看电影。这是命令。

有这么愉快的命令何乐而不为呢，他们手拉手，唱着歌去看电影。忽然博子意识到他们这样手拉手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是会被批评，在军队中男女交往是禁止的。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吴把自己的手表摘下，说：“博子同志，我要到前线去了，这支表你拿着做个纪念，在前线用不上这个……不要忘了我，我也忘不了博子同志，一定等着我。”博子不知道怎样回答，回到屋里激动得一个人哭起来，14岁漂泊异乡到现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热乎乎的话。

有一次，吴的朋友来访，临走时塞给博子一张字条，那是吴的信。信上说自己出发的日子已定，领导对博子的工作很满意等等，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信。

博子把信放在自己枕头底下，看了一遍又一遍。她每天边看信边笑的样子引起了同伴的怀疑，信被班长看到了，所长把她叫去问话。博子如实坦白，但那只手表的事还是有口难辩，因为那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赠送这样的礼物，两人都违反了军纪，还被怀疑有了男女关系。

博子被审问了一星期，最后还是博子负责医疗保健的干部出面说话，说博子是清白的。

14年后回日本

博子随部队来到了湖南省冷水滩,不久伤员就送到了,伤员治疗快结束时,指导员快步走来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家欢呼雀跃，“同志们，我们要加把劲，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

不久，部队奉命向丹东挺进，准备作为志愿军??。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让日本人到朝鲜去。这时博子才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当初听到中国建国的消息，博子是多么兴奋啊。

博子在这儿还巧遇吴桐喜，他一直驻留在丹东，但第二天便要出征了。博子想起了因为他的信而给被部队审问的事，只好抑制自己的感情。但又想到吴明天就要离开，想送他一件纪念品。

但他们的见面正好被周围的战友看到了，议论纷纷，领导也问博子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只想送件纪念品给吴，领导说：“战士上战场之前，要想着立功，不能有儿女情长。与其送礼物，不如写几句话送他就行了，这是命令。”

博子只好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不爱你，你不要来找我了。”这样绝情的信，吴桐喜也小心地收好走了，博子最难忘的是他那憨厚的笑脸。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1958年，小木曾博子28岁时终于回日本了。回国前她与在中国认识的同样做医务工作的同胞结婚，后来带着4岁的小孩一起回日本。博子整整在中国呆了14年，与家人重逢时，不由抱头痛哭。

那天家里还来了五位警察，刨根问底地询问博子在中国的经历，博子强忍着怒火，巴不得他们快点走。

他们问：“在中国的军队中被强奸了吗？”博子感到被侮辱了，她大声地说：“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大家一下子静下来，有人小声说：“到底变成‘赤色’的了。”博子气得在心中叫道：“早知要被如此审问，我倒不如不回来。”

29后方医院的日本医务人员

《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一书详细介绍了五位日本医务人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动人故事，以及在第29后方医院的日本医务人员群体的战斗生活。日本医务人员与中国同事长年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5年到1946年间，有近4000多名日籍人员从通化、浑江、兴城、锦州、本溪等地先后到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部门工作，其中的一些人被分配到“辽东军区第一后方医院”（1948年5月整编为“东北军区第二十九后方医院”，1949年3月又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九后方医院”），成为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炊事员、清洁工。解放战争中，第29后方医院的日籍人员跟随解放军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进山海关、跨黄河、渡长江，挺进大西南，一直打到广西桂林，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些人以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6年冬至1948年春，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国民党军在各个方面都占优势。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医院就利用休整的间隙时间，组织全院人员在山城镇大搞开荒生产。开荒劳动十分艰苦，但日方人员都积极参加，日籍女护士不顾年小体弱，也和男战士一样抡起东北的大镢头开荒种地。1948年10月中旬，解放军开始攻打锦州，医院接到命令，从五道江出发，奔赴辽西参加辽沈战役。在清河门，医院奉命组成了手术加强组，日籍医护人员是治疗的骨干力量，在3个手术台中，有2台由日籍医生主刀。他们日以继夜地给伤员做早期清创手术，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稍有一点空隙才下台匆匆扒上几口饭，不等吃完，一边嚼着就又走上了手术台。

12月12日唐山解放，医院19日进驻唐山，接受初战塘沽的一线治疗任务。1949年唐山的收治任务结束，医院又开赴距天津70里地的独流镇，接受解放天津战役的任务，日籍人员都积极参加在野外搭建大席棚。战斗打响后，日籍医护人员与中国人员严阵以待，不管等到几点，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伤情检查和分类。伤员太多，日籍医生护士就连轴地工作，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

在行军途中发生了一件令中日双方的人员都永远难忘的事。两名中国战士掉进了汹涌的江水中，三名日籍战士奋不顾身地跳进江中救人，他们上上下下足足寻觅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够救出溺水的战友。当3位日籍人员爬上岸来的时候，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脸色苍白。他们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操，受到医院全体人员的崇敬。

在6年的时间里，日籍人员用自己的双脚走过了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如此漫长的道路，除了西北和西南，他们几乎走遍了全中国。

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曾是一名火车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医院在完成解放战争的任务后解散了，吉冈宽随一些人留在了南方，到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的一天，车站领导突然找到吉冈宽，交给他一件完全出乎他意料的任务——为毛主席开车。原来那一年毛主席出巡南方，从韶山返回北京，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专列经过长沙至岳阳这一段时，领导请吉冈宽为毛主席开车。这太让他吃惊了，真是连想都不敢想。他本来想推让，可领导一直鼓励他。这种信任和重托使他心中万分激动。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让吉冈宽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大荣誉

三次放弃归国的日本良医

藤田良德1920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40年11月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为卫生兵下士，从此留在中国，一直在吉林省安图县从事医疗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他救死扶伤，在其60年的生涯中有35个春秋奉献给了中国，奉献给了安图县的父老乡亲。

1945年藤田先生调到日军牡丹江陆军医院，当时的战局已明显出现对日本不利的局面。8月，阵地被苏联红军攻破而全员被俘，他与其他几个人一起逃跑，路途上不断与其他逃散的同部队的人相遇。因为环境恶劣，这些人员中流行起伤寒病，每天不断有人死亡，藤田在为患者的治疗中也被传染，而且很严重，在没有药品、没有粮食、生命垂危的时候幸被当地上山砍柴的中国老百姓发现，老百姓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们，在老乡的照顾下藤田和其他患者相继恢复健康，并与当地开拓团取得联系，就在此地安顿下来。为了解决开拓团的生活来源，藤田与另外两位医生开设了一个诊所，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1946年，在当地政府说服下，藤田的诊所收归地方政府，三位日本医生成为领取工资的外籍医生。当地政府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服务，藤田第一次放弃了归国的机会，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前线救护工作。第二次归国机会是1953年，当时藤田已与中国同事刘桂兰结为伉俪，按有关政策，如藤田归国只能一个人回去，他与妻子心心相印，同时他认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而自愿留了下来。第三次归国机会是1958年，这时藤田已与安图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同时他已为人父，可爱的孩子给其家庭带来无限的温馨。藤田的医术和医德在安图县名声鹤起，患者慕名而来，宁可多等一会儿也要挂他的号，有的患者说：“只要藤大夫给看病，我就一百个放心，他态度和蔼可亲，病没治就先好了一半儿。”

1975年5月29日，藤田回到了阔别了36年的家乡日本高知县，在日逗留了半年。他如期回到安图县，希望有朝一日能带领全家回日本省亲，1980年初得到中国方面的批准，接到批准书时想到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而过分激动，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在藤田医生的后事完全是安图县政府、县医院、安图县各界人民给操办的。自发参加追悼会的人从安图县各地纷至沓来，人们共同悼念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无私奉献的一生。

在中国战地结婚的原日军卫生兵

浅野芳男1916年出生于东京，1941年浅野接到了征兵令，不得不弃商从军，被编入刚刚在东京成立的陆军第一师第二野战医院，不久就随医院南下，从神户上船开赴中国大连，然后乘“满铁”的军用专用火车，途经辽宁、吉林，到达当时黑河省的孙吴。1945年8月，日军关东军独立预备队将在孙吴的第一陆军医院与在北安的第二陆军医院合并为北安临时医院。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浅野所在部队的指挥官们仓皇南逃，对北安医院弃之不顾。浅野和全院人员茫然不知所措，在恐惧中迎来了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初，苏军开进北安，接管了北安日军医院，医院人员多达300多人，当时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流行，日军的医务人员在苏军的管理下，忙于治疗这些传染病人。这期间，曾有几位日本人陪着东北民主联军的人来找过浅野他们，劝他们为民主联军做事。浅野当时并不了解他们，对他们的劝导还有些抵触，认为他们是替八路军和共产党做事的，因此没有答应。

后来有一位原在日军第一陆军医院工作的军医麦仓元来做浅野的思想工作，麦仓元当时已到克山的解放军医院任职，他介绍浅野到克山医院来。1946年9月，浅野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疗队伍中来，开始新的人生。来到克山医院以后，浅野和一些日本军人还私下里讨论为什么日本战败，如何进行日本复兴，他们不愿和领导及中国同事谈论这些问题，更担心被洗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中国同行在一起共同工作和生活，相互之间逐渐增进了了解和感情。

为了照顾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东北军区作出决定，日籍医务人员凡是自愿并经批准，均可结婚。当时浅野已经31岁，他与原在北安陆军医院时一起工作过的日籍护士大竹菊枝相爱。1947年9月初，浅野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并希望将大竹从北安和平医院调到克山医院工作。领导立即同意调动大竹的工作，批准他们结婚，并且为他们操办婚事。医院全体人员出动，为他们预定最好的饭店，安排车辆，布置婚礼会场。院长夫人还特地为新娘找来旗袍，把她打扮得象中国新娘一样。浅野做梦也没想到，一个过去的日本兵竟受到中国军队领导的同事们这样深切的关怀。当他9月10日在婚礼上捧着结婚证书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其他四位日本医生也都同样受到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热情关怀，相继与该院的日籍护士结婚。第二年，浅野夫妇喜得一女，取名美穗子。他们每月的收入是中国同事的两倍。几对日本人夫妇的生活都很安定、美满，他们在工作上也更加勤奋努力，在感情上和中国“同志”更加贴近了。

1953年，7月6日，浅野携妻小回?7年里，虽然是为中国工作，但也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一段重要经历。回国后两个月，他便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长年矢志不渝地倡导日中友好。80年代浅野芳男还参加了“日中和平友好会”，该组织是由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建设的人士组成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浅野一边从事日中贸易，一边参加各种日中友好活动。1992年，浅野先生因病去世，他把似锦的年华和大半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日中友好事业。

在中国的西部甘肃省有一座叫做天水的小城，那是风沙漫漫的黄土地。1999年，那儿竖起了一块石碑，上面分别用中文与日语写着：“1950年，大约800名日本技术人员与他们的家属来到天水参加了铁道建设。中日两国技术人员共同开通了354公里的天兰线……”那些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被共产党“留用”，经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两年多后才回日本，在天水的两年多成了他们一生中永久的珍贵的记忆，回国的第二年他们成立了天水会，51年来他们每年聚会，追忆共同的青春岁月也为中日友好而祈祷。

奔赴大西北修铁路的日本人

1945年8月下旬，原驻扎在吉林敦化的日本关东军野战兵团被苏联军队解除了武装，当时在旧满洲的日本成年男子35万人中25万人被送上战场。随着苏联军队退出东北，紧接着由林彪任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来到了哈尔滨。在南满洲铁道公司（满铁）里有众多的技术人员，日本技术人员初识共产党军队，起初难免有一些不安与恐惧。在三棵树工务区当技术主任的日本技术人员牛岛泰兴对共产党军队颇有些新鲜的感觉。比如他们借了老百姓的屋子，过几天走的时候一定收拾好，一切都保持原样。他们吃了百姓的米会打收条，牛岛他们也收过这样的收条，后来也真的凭收条收回了钱。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共产党的军队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6年开始，在中国的日本人开始遣返回国，但是众多的铁道技术人员却不得不留下来，因为在战争年代，铁道担负着运送兵员及武器的重要使命，是否拥有铁道技术人员成了成败的关键之一，“满铁”的确是个人才的宝库。当时在沈阳铁道建设局当土木设计师的日本技术人员末永实雄被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这样劝道：“我们这儿只有你才有设计与修复技术，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吧。”末永实雄感到无法拒绝。当时在国共内战中桥梁及铁道破坏严重，末永接受了不少隧道及桥梁的设计修复工作。有一天，共产党干部告诉末永：“总进攻马上要开始了，为了输送大批军队，细河十七号要尽快修复。”细河十七号是高20米长200米的大型桥梁，是“满铁”建的最新桥梁，末永感到任务很重，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战斗的成败。不容多想，末永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发动人海战术收集枕木的同时，末永画起了设计图，紧接着日夜施工，终于在期限到来之际完成了工程。看着运货的机车摇晃着通过大桥时，末永感到他完成了有生以来最胆战心惊的工程。

当时的日本技术人员强烈地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但中国方面想把日本人移送到内陆去，中方的理由是：中日关系已断绝，朝鲜战争又开始了，你们暂时无法回国。东北与朝鲜接壤，有变成战场的危险。东北以外的地方的铁路建设也需要你们的经验与智慧。结果，末永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保证有固定的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就这样，1950年秋，载着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及他们家属的列车把他们带到了黄沙漫天的大西北。

这支浩浩荡荡的800名日本人队伍开到了甘肃天水，这对天水人来说也是很稀奇的事，他们没有亲眼见过日军的侵略。天水百姓还打出了“欢迎日本工人”、“欢迎技术人员”的标语，他们对日本人充满了好奇。有一天日本技术员铃木一雄在路上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人突然对铃木说：“你把帽子脱下来给我看看。”铃木只好脱帽子，对方很惊讶：“哦，头上没有角啊。”原来大西北的中国百姓听过“日本鬼子”这一称呼，以为日本人真的象“鬼子”长着角。

天兰线是连接天水与兰州的铁道，是施工特别艰难的一条线，列车在山涧峡谷行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建设新家园急需铁道来运送物资，且兰州以西玉门石油丰富，石油运输交通是关键。1951年春，天兰线的建设正式开始。担任电器技师的市冈希夫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任何的路线原始资料，而且连画设计图的专用笔都没有，市冈只好用一般的笔代替画出了设计图。另一位技术员川上三治负责建施工人员的宿舍，有一天他遇上了麻烦事，有人告诉他，他已测量过准备施工的地方正好有当地老百姓的墓地，所以他不得不重新去找地方。打这以后，他每到一处都要仔细确认到底有没有墓地。曾经在“满铁”齐齐哈尔铁道局负责机车技术的南谷正直在天水修理汽车，但零部件及修理器械严重不足，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了一只英国产的焊接器，但英文说明书他也不大懂，南谷心想：做为“满铁”来的堂堂工程师，不懂焊接器的用法岂不丢人。于是他把说明书带回去，找字典终于搞清楚了使用方法，顺利地完成了工作。牛岛泰兴负责工程的验收，他严格按照当时苏联的工程标准来考察每个项目。有时他提出工程不符合要求，对方却不听他的，他觉得很苦恼，周围都是中国人，可能他们对他这个日本检验人员有抵触情绪。他说：“如果对方说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那么我就要说，你们要听我的，是毛泽东让我留下来的啊。”

在铁道边长大的日本少年们

曾经在齐齐哈尔担任日本人小学校长的小宫深来到了天水，成了天水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校日籍班的老师，有80名小孩入学。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日本人中学还无法设立，于是他们小学毕业后都进入天水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后来由于在郑州成立了铁路日籍中学，许多天水的学生都转学到那儿去了，最后留在天水铁中的初一年级有6人，初二年级8人。初二年级的学生里有一位18岁的桥村武司，桥村自幼丧父，十岁时与母亲及妹妹一起来到哈尔滨，两年后日本败战，桥村与铁道技术人员一起留在了中国。13岁至18岁桥村在纺织工厂及煤矿里劳动。辍学了几年的桥村到了18岁时才重新有机会走进课堂，他分外珍惜这个机会，在天水对他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上夜校了，老师就是铁路技术人员，他们是桥村最佩服的人。从那时开始桥村开始刻苦学习数理化，并学习中文。初一年级有一位叫小池礼子(现名伊藤礼子)的女学生，她与桥村一样努力学中文，她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学校寄宿生活：“早上6点起床，春天还未到，外面漆黑一片。先去伙房烧水，把热水舀到洗面盆里。刷牙洗脸后到运动场集合，体育老师梁宝琦已在运动场跑了好几圈了。然后吃饭，主要是稀饭和咸菜。吃了饭就早自习，或在教室念书，或在屋外边走路边背书，有时坐在小河边学习。上午有四节课，中午吃过饭后再上两三节课，放学后就自由活动了。晚饭6点，自习两个小时左右，晚上9点就寝。”有一次班上同学对小池说：“你们日本人很聪明啊。”这给了她莫大的鼓舞，从早到晚更加勤奋地学习。这一切被中国老师王书荆看在眼里，王老师表扬说：“日本学生很用功，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女学生浜田和子经常在课后与同学一起去王老师的宿舍请教历史问题,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日本学生成绩优异。浜田觉得天水铁中象个温暖的大家庭。她说：“因为大家的父母都在铁道工作，我们就象铁道一家人一样。男孩子们更是不分中国同学日本同学，互相肩搭肩地走路，我们总是与靠近自己座位的中国同学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