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门是什么材质:张学良机要秘书潘东周血洒“剿匪”总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张学良出任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泄露军情通共案”，这个要案的“主犯”，居然是张学良当时格外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东周。

潘东周其人及其与王明的历史交往

潘东周，又称潘东舟，号文育、文郁等，又名潘玉华，笔名冬洲、问友、闻友，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潘东周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是同窗，与博古的关系也很好，于是，他成为这个小圈子里的人。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东周在王明的推荐下承担了大会的翻译工作，后与王明等一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底，潘东周在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并主编党刊《红旗》等。1929年7月，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信中陈述中央急需理论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泽民、潘文育这样的理论人才四五个”，可见潘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

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将他安排到上海西区为中央秘密传递报纸，王明遂有怀才不遇之感，时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几个月后，罗章龙把他提升为沪东区宣传干事，但他依然不满意，此后只好将他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当编辑，也就是安排在潘东周手下工作。这时，王明的本性开始发作，“胡行妄为，千方百计抓权，打击不同意见”。随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王明差点出卖了潘东周和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事情是这样的：

1930年1月，王明因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会议被捕，但没有被警察局认出来，他被当作普通违法分子拘禁起来。“事实上，陈(即陈绍禹，王明的原名)当时在中共并不重要”，但他却在情急之下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去送信给潘，请求营救，并询问有关同志的地址。这在事实上就造成了泄密。潘东周迅速向中央报警，中共中央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王明知道的机关。当时此事已被共产国际知悉，王明的“后台”米夫马上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营救他，在交了很多保释金之后，王明被从巡捕房里领了出来。

事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一名编辑。王明受到纪律处分后，却迁怒于潘东周，认为这是潘与自己过不去，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而这时潘东周依然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在“立三路线”达到高峰之时，即1930年8月，潘东周还担任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由原《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后，也由潘东周担任总编辑；潘东周还在郑超麟之后担任过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潘东周不仅是李立三的左右臂，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得力助手，向忠发曾称之为“文胆”。潘不仅主编《红旗》等，并在党的《布尔塞维克》、《新思潮》等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一派上台，随即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严厉打击原来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当时恰好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革命形势逆转，于是潘东周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

在一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顺直省委的大破坏中，潘东周被捕入狱，因经受不住拷打而自首。获释后，他一度十分消沉。

成为张学良“顾问和助教”的潘东周，在“九一八”事变后重新为党工作

潘东周于1931年叛变(一说脱党)后，被中共开除出党，后由黎天才介绍担任了张学良机要组的秘书，成了张学良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黎天才也曾是中共重要干部，曾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当时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负责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天才为革命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潘东周与黎天才交情很好，黎遂将他引荐给张学良。这时，中共北方局特科也派吴成方找到潘东周，希望他重新为党工作，潘因此再次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并由黎天才推荐，成为张学良的秘书，主要做情报工作。后来，在张学良任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时，潘随其来到武汉，在“剿总”机要组当秘书。当时他的秘密使命是争取张学良抗日及搜集情报，也即奉命利用黎天才在东北军中开展秘密活动，以之“将功赎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奥秘，顺水推舟，将潘安排在东北军内，令其翻译《资本论》等。潘还代黎主持过《北方周刊》，宣传抗日。后来，黎又将他安排在武汉行营张学良身边担任伴读。而张学良认为潘东周很有才华，对他相当器重。张安排潘主编《“匪情”辞通》就是其中一例。

就在此期间，潘东周利用机会，将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秘密转交给了中共党组织，此事随即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一说系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正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以火急手谕电令张学良负责处理。当时张学良为了避免与蒋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只好将潘拘禁起来，同时还把自己的警卫营长、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李泽民作了“陪绑”。此事曾在张学良的干部中引起很大的波动和非议。当时，蒋还密令张学良逮捕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和其他几位涉嫌者，又电令武汉宪兵团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住宅。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也接令搜查了黎在北平的办事处。

潘东周之死及其与中共众说纷纭的关系

蒋介石之所以一定要杀潘东周，是因为国民党军在江西“剿匪”时获得了红军的一些文件，其中发现有张学良“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表等抄写本。照例，此“名录”只发给团长以上带兵主官，机要组备存一份，由潘保管。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蒋于是大怒，火急手启电报，要张将其“剿总”的秘书潘东周立即逮捕监禁。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剿匪”总部机要秘书潘东周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即限令张学良将之迅速处决，并将涉嫌的黎天才等一并押解南京待审。张学良原拟请蒋刀下留人，将潘的“通共泄密案”搁置不办，但蒋连续发来急电，责备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且指定由其参谋长钱大钧(一说系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前来监刑。张学良知事已无可挽回，又怕送潘至南京后会受刑不过而牵连其他人，无奈只好决定在武汉对潘执行死刑。

行刑前，张学良对即将被枪毙的潘东周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潘从容答道：“希望通知我的妻子。”此外再无话说。据说潘死前写有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其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谈及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经过，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此案累及黎天才表示了遗憾，最后要求送他妻儿回原籍谋生。据说张学良看了这份自述，对潘的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十分感动，但却未敢保存，将它销毁了。后来张学良的亲信栗又文回忆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张在武汉时与其从前“判若两人，谈话之间流露出锐意革新之意。这时他把过去的亲信一概摒弃不用，只调吴家象来任行营的秘书长。他还说：人家墨索里尼有个智囊团，我有个什么？表示他部下乏人。他又告诉我有个共产党员潘东舟在武汉被捕，他曾亲自审问过几次。他说潘会六国文字，很有学问，是个人才。潘写过几万字的供词，讲的都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将来一定成功的道理。张说，他曾建议把潘留在武汉长期监禁，但蒋介石不允，最后还是杀掉了。言下表示不胜惋惜之意”。

潘东周英勇就义，黎天才却没有被张学良押送到南京。张学良痛心于潘的死，不忍再死一个亲信。他后来曾对共产党员刘鼎说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张遂向蒋介石力保黎无问题。此后黎得以随张学良安然赴南京并面见了蒋。张表示，如将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得辞职。蒋不便触怒张，使得黎躲过了一场凶险风波。

当然，这中间也有蒋与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蒋对张的用人不放心，特别是知道张手下有一批部下曾经是中共党员，更是不安，对张的干部使用经常采取干涉的态度。张甚为不满。而这时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他的“联共”思想产生之后，他是决不会改变既定的用人方针的。黎天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得到张学良重用的，甚至有人说“黎与郭松龄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此外，张在与红军作战中俘获的红十五军支队司令温忠信，也由张亲自下令由黎好生招待。

潘东周死后，张学良实现了潘的遗愿，赠了一笔川资，送潘的妻子儿女回湖南。再后来，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吴成方也不幸被捕。于是，当时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学良的联系线索中断了，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彼此才建立了新的联系。

后来，有人说潘东周的死是因为他寻找党组织而暴露，也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的地下工作者，但黎天才后来在回忆中却认为他是“脱党”者，所以才会引荐他到张学良的机要组来。不过，这在笔者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潘东周牺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这才是潘东周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这也就是说，他死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