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相关系数公式:马德：不在别扭的事上纠缠

不在别扭的事上纠缠

马德

1

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

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无论多别扭，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从一处臭水沟抽身出来，一转身你会看见一棵摇曳的树，走几步，你会看见一条清凌凌的河，一抬眼，你会看见远处白云依偎的山。

——不要因为一条臭水沟，坏了赏美的心境，从而耽误了其他的美。

2

你可以受伤，但不能总在受伤。

也就是说，在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误解、冷遇和不被尊重，也可能受到排挤、压制和打击报复，还可能遭逢不公、陷阱以及暗箭冷枪。是的，你要做好受伤的准备，因为，受伤，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总在受伤，一定是太在乎自己了。有时候，太把自己当盘菜，原本就是人生一道难以治愈的暗伤。

3

我相信，这个世界已经抑郁和正在抑郁的人，内心都是柔软的。

这种柔软，一半是良善，一半是懦弱。

当一个人打不赢这个世界，又无法说服自己时，柔弱便成了折磨自己的锐器，一点一点，把生命割伤。

恶人是不会抑郁的。是的，当公平和正义被湮没，当善良的人性和崇高的道德被漠视，当恶人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世界，就成了制造抑郁的工厂。

4

我记得，好像是某大学的一次校庆，某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去了。

当他青春的身影在舞台上出现，下面的学生高兴极了，狂呼他的名字。他突然不高兴了，脸色阴沉地看着台下。后来，学生们很快发现叫法有问题，转而喊他老师，他笑了。

我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很不解，学生们直接喊他的名字，多么亲切，他怎么就不高兴了呢？

又一次，当我看到某个官僚对直接喊他名字的人如何面目狰狞出离愤怒时，我才明白了，一个人在某个高位上久了，就会有架子。

而架子，就是他们的尊严。

5

一个不把无知当无耻的人，心底里，是没有敬畏的。他谁也不服，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

在这样的人面前，你能说什么？只好无话可说。

白岩松的文章里，曾经提到过黄永玉的一幅画。那幅画上，黄永玉画了一只鸟，旁边写了几个字：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如果，你想珍惜自己的羽毛，你就必须要知道，在某些场合，你的沉默，其实是对自己多么深沉的尊重。

6

我喜欢泰戈尔的这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如果颠倒其中的两个字，这句诗，就突然多了大胸怀、大气度：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你说，一个人若能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多难的路，不被轻松走过？

张敞为什么要画眉

大卫

实话实说，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不知道张敞是谁，更不会想到张敞画眉还是一个著名成语。张敞是个男的，山西临汾人，生活在汉代，国家公务员，官至首都西安市市长。为官略有政绩，不搞GDP，不搞婚外恋，业余时间对于麻将，炒股，炒房之类的也兴趣不大。一个兴趣不大的人，也不好玩，明人张岱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好在张敞有个癖好，那就是画眉，且是给老婆画眉。他手艺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大概是那种自学成材吧，怎么好看怎么来，比如今天可以给老婆的眉毛画成春山，明天可以给老婆眉毛画成月亮，如果他一高兴，把老婆的眉画成蝴蝶，倏地飞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想想看，闺房之内，暗香盈袖，两片眉毛，蝶儿一般，欲飞未飞，那张敞和老婆双眼两对，四目含情，空气都要带电。张敞把老婆的眉毛当作自己的家庭作业和创作基地，大概因为，那眉实在是一个人的标题。怪不得现代人把美女叫做美眉，是不是意味着，女人眉毛美了，就一切皆美。眉之于人的重要性，从成语亦可见一般。说一个人高兴，是眉开眼笑；再高兴一点，叫眉飞色舞；两个人有意，叫眉目传情；事情紧急，叫迫在眉睫；善良的人，我们说他慈眉善目；关键时刻帮助别人，叫燃眉之急。

在古代，没有女权运动，女人命运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张敞同志当上西安市长之后，不搞婚外恋，也没有糜烂的私生活，只为老婆画眉。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如果光画青春容颜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为老婆画了一辈子眉。日复一日中，看时光流逝。张敞画眉，岂止可嘉，简直可敬。

张敞在单位，可能是个严肃的人，但在家里，仅从为老婆画眉这一点上，就是个情趣男，至少显示了一个官员的立体感。不再那么硬邦邦，那么神秘，威严，甚至僵硬。官员一情趣起来，原来可以真的很可爱。比如苏东坡，我们简直不记得他曾在任上做了什么政绩，但他对烹调的热爱却使我们菜谱丰富了起来，东坡肘子更是一个传了千年的品牌。我们既需要岳飞、文天祥一样的英雄，也需要张敞、苏东坡一类的生活型官员。他们秀出了为官的软的一面。这种软，恰恰使得一个官员变得亲近起来。剑胆何曾拒过琴心？

张敞画眉，闺中之事，按理说，如果他不外传，家里的小厮是不敢张扬出去的，或者张敞内心里，是隐隐希望这事儿传出去的，窃以为，张敞画眉这件挺严肃的私密之事会传出去，大概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大家知道，张敞一生官运并不太顺，先是得罪大将军霍光，出为函谷关都尉。又加之他为人直言敢谏，到哪儿都想干出一番政绩，后来汉宣帝让他做西安市市长，更是伴君如伴虎。别人到汉宣帝那里打小报告，说什么张敞身为高官，不务正业，天天为老婆画眉，真是轻浮之至，有损官员形象。张敞说，皇上，夫妻闺房之内，有比画眉更私的事，画眉有什么可怕的？汉宣帝想想也对，闺房之内，什么事做不出，这画眉也真是小儿科。从他与汉宣帝的对话，可以看出张敞有备而来，一个咯噔都没打。仿佛准备了好久，就等皇帝张口来问了。

张敞对画眉的乐此不疲，或许是另一种意义的明哲保身。就像魏晋时代，阮籍以醉酒做幌子，避开司马家族的猜忌；就连官居高位的权臣、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也从神童变成一个葛朗台（比如，他家有好李子树，他卖李子时，会把李子核挖了，以防别人盗种。不给儿子吃饱饭等等），这些当官者，与其说是发扬癖好，不如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为官策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张敞画眉这件事，表面上看非常小男人，但这未尝不是麻痹皇帝老儿的一种烟幕弹，以为他只限于闺中之乐，不谋权位，更不想皇帝屁股下的那把龙椅，这样的干部用起来，一千个放心，一万个省心。

于公于私都做得不错，张敞画眉可谓一石三鸟，一来，老婆高兴；二来，皇帝放心，三来清史留名。这后一点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

鲁迅先生的新年

马佳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写作上了”，这是大文豪鲁迅先生的自白，也是他的真实生活,即使逢年过节，也无例外。辞旧迎新之际，不禁想起迅翁的元旦来。

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鲁迅日记历24年未断，其中元旦日记共23则，内容大同小异：或闭门著述、或作序译文、或上街购书、或与友叙谈，可谓丰富多彩、充实有序，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忙”字。辛亥革命第二年中国开始采用公元纪年，1913年元旦栖居北京的32岁鲁迅在日记中云：“一日，晴，暖。例假。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元旦也是当年的“共和大纪念日”，内务部礼俗司设在先农坛的古物保存所免费开放，游人甚多。素来看重文物的鲁迅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谢承书》即谢承的《后汉书》，鲁迅于上年八月曾抄讫汪文台辑本，此日又以清代孙志祖本与之互校，过新年也不敢休息。一代宗师的勤勉刻苦可见一斑。日记中有“例假”二字，说明当年公职人员元旦也放假的。

翌年，即1914年元旦，鲁迅日记载：“一日，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杨仲和馈食物，却之。午后季市来。往敫家胡同访张协和，未遇。遂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下午宋守荣来，未见。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这里的徐、陶、陈、朱等人，应该是鲁迅在京时的同事或朋友，而“未见”，说明双方并未预约，是不速之客了。“杨仲和馈食物，却之。”杨仲和也是鲁迅朋友，但家境欠佳，故其所送礼物被鲁迅婉拒了。季市，即鲁迅好友许寿裳，两人过从甚密。“留黎厂”即琉璃厂，北京著名“文物一条街”。这个元旦，迅翁马不停蹄地访朋会友、交流感情，所谈无非是文学或社会之事，过得很充实，还在琉璃厂“淘”得几枚古币。

1925年12月31日，44岁的鲁迅“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为杂文集《华盖集》写下“题记”；1928年元旦，先生重读屈原，在沪上寓所写下《离骚》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两句名言——屈原和司马迁是鲁迅的“偶像”，他在《汉文学史纲》里推崇《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自励的箴言，彰显其珍惜光阴、分秒必争的人生信条与警觉，迅翁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品格，光彩照人矣。

迅翁生命中的最后四年，他的拼搏更趋“白热化”：1933年最后一夜，他作《<南腔北调集>题记》，这天青年女作家萧红来信问他是否挂念在北京的母亲，迅翁回函曰：“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译得通晓点，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还做乱梦，哪会记得远在北平的母亲呢？”真是忙到忘我的程度！1934年元旦，迅翁撰写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题记；1935年元旦，鲁迅致函海外友人、翻译外国文学；1936年新年，凌晨写讫《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年又一年，鲁迅以通宵达旦的紧张笔耕辞旧迎新，一位大文豪风范由此可见。

“细节决定命运”，从鲁迅先生元旦日记中，不难领悟一代宗师的心路历程。许广平曾追忆，每年最后一天鲁迅必做两件事：一是整理、存放当年日记；二是挂好新年日历牌，然后点燃香烟，在藤椅上养神且思考：今年做了哪些事？有无什么遗憾，新年将加倍努力。

反观当今，新年似乎演变成娱乐、游玩和美食的“总动员”，各类酒肆饭店食客盈门、各种综艺晚会红红火火、各大旅游景点人潮汹涌……新年光临，彩灯并焰火共舞，笑声与欢歌齐飞，当然应该庆祝和热闹一番的，但元旦如果变成在灯红酒绿、娱乐搞笑间的尽情游弋，无疑缺少了应有的精神气质，个中的情形又有几人体察呢？

子鼠

张石山

老鼠偷吃粮食、啃噬衣物、干扰睡眠，但人类与它作对千万年，竟是奈何它不得。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它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人不吃饭不能活，不读小说则无所谓，也许反倒活得更好。所以首先，我不以为小说是什么安邦治国的了不起的玩意儿。吹捧或者贬抑，都不必故弄玄虚过甚其词。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既已存在，影视传媒对人们的视觉轰炸并不曾取代大家的阅读需求，前些年政治运动对小说的批判扫荡到底也未能将它取缔，它的生命力之强大不容置疑。对于讨厌它、仇视它的某些人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只奈何不得的小老鼠。

“投鼠忌器”，是一句不坏的成语。而作小说本来应该恣肆汪洋，放得开才可能写得好。外界总是有对小说的并非文艺批评的批评，作者不免投鼠忌器，心中惴惴如一只避猫鼠，不会有什么好小说。

蒲剧

周友斌

十里风俗不同，剧腔各有爱好。北京人爱京剧，河南人爱豫剧，陕西人爱秦腔，我们晋南人专爱蒲剧。

蒲剧是晋南人的看家戏。出门在外，要是能听到一段蒲剧唱腔，便有如归的感觉。一位在边陲当兵的朋友给我的信中说：“偶尔在异地听到蒲剧的唱段，不知怎么眼泪就要往下掉。”难怪当年蒲剧在首都会演时，在京的晋南人大为捧场，连彭真也不例外。

在晋南，蒲剧迷比比皆是，他们可以不知道梅兰芳，但绝对不会不知道王秀兰。上了岁数的老人，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却是欣赏蒲剧的高手。戏台上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戏迷们都有谱，传统的剧目，剧本全装在他们心里。演员们哪句台词唱错了，哪个动作有失误，甚至后台哪个鼓点调皮乱了，哪阵子板儿跟不上趟，根本蒙不了他们。戏迷们因为懂戏，绝对不乱捧，他们看得细腻，从提袍、甩袖、亮靴底，到吹胡子、瞪眼、抖帽翅，注重你的每一个细小动作。王秀兰的《杀狗》路数真，他们服，换别人唱能挑出你上百个毛病来。所以，看了阎逢春的《跑城》，再看别人的《跑城》便没意思。听了武俊英的《送女》，再有人唱《送女》便不中听。“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意即不当民国总统）！”这句话在老一辈人那里十分流行。蒲剧迷的偏激，跟现在城里的歌迷、球迷们可是不相上下。

晋南人不但爱看蒲剧，唱蒲剧也是他们的爱好。有时候走在路上，你经常能碰到不修边幅的乡里人，骑了自行车，带着个大菜篓，一边骑一边旁若无人地拉嗓子：“……再莫要胡思乱想，来、来、来……”唱时摇头晃脑，悠然自得，很能感染人。

在先前，几乎村村都有家戏班子，每到农闲的时候，总会有人出头来组织排演，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便成天价响起来。一出戏排练好，正月十五演、三月三演、清明节演，直演到农忙方肯罢休。

晋南的乡村，戏台是全村子最好的建筑，村民宁肯少吃少穿，也要集资建个像样的戏台。每每村里办红白喜事，总要请戏班子唱几段蒲剧凑兴。结婚用蒲剧庆贺，送葬以蒲剧志哀，似乎离了蒲剧这婚便不能结，葬便送不成。真不敢想象，在晋南若是没有了蒲剧会冷落到什么程度！

一次遗憾的比赛

吴志菲

2010年12月12日晚，广州亚残运会开幕式现场。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与8万名观众一同尽情地欢呼与喝彩。然而，一般人未必知道，海迪曾经是一名参加过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亚残会的前身）的运动员。

1994年，张海迪参加了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在临近比赛前两个月，才要我参加气手枪射击训练的。我要参加的项目是女子气手枪坐姿Ⅲ级的比赛。可是我从来没摸过枪，而且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训练！来到训练地，我认识了我的教练，他是一位全国十佳射击教练，对我很严格。苦苦练了一个多月，我打出了一个健康运动员一年半才能打出的成绩。后来到北京，许海峰和王义夫都教过我打枪。我踌躇满志，等待比赛。最后一天组委会通知我，40多个国家没有来参加女子气手枪坐姿Ⅲ级比赛的女选手，也就是说，我没了对手！那天很失落，吃了那么多苦，胳膊磨破了，还得了肩周炎。不过又想，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级别的选手来，就说明那些病人没有像我一样能战胜自己！我还是胜利了。”最后，张海迪遗憾地参加了表演赛。

理想照亮现实

张建

1974 年10月27日，我揣着学校的分配通知，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独自一人跨越三个区，来到位于新开河畔的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报到。听老人们讲，这个厂是1909年由德国人兴建的，当时俗称“转盘村”，后来日本人占领更名为 “津浦大厂”或简称“弹簧厂”，是专为机车生产配件的，最有名的产品当然是“弹簧”。报到前，我曾把分在“铁路”的消息告诉给父母，他们高兴极了，因为我姥爷原先也是铁路的，当年在东站检票口工作，收入高待遇好，要不是日本人把他脑子打坏，导致精神失常，全家人还都会继续跟着他享福。

记得报到当天，劳资科的王科长介绍了工厂的整体概况，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孩子简直就跟听故事似的，我一边听，一边浮想联翩，似乎工人阶级的伟大基因已渐渐注入我的血液里。在参观厂区和车间时，我真没想到工厂里还能跑火车，各类机械加工设备让我目不暇接，我激情满怀地期待着驾驭机器的那一天。可是，当我被车间负责人领走后才知道，我的落脚点在铸钢车间，当了一名翻砂工，摇“摇把儿”的梦想一下子破灭了。

后来才知道翻砂工是厂子里最苦、最累的工种之一，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起初我内心一阵阵的苦闷，每天上班从南到北耗时四十几分钟，面对的除了沉重的砂箱，就是成吨的石英砂，所有的操作几乎全是手工，体力严重透支，那年我刚刚17岁。可没多久我就从悲观失望中解脱出来，我积极地向组织靠拢，班组的学习栏、车间的黑板报差不多全叫我包了，而且用不着任何人催促就更换一新，转年我被团支部选举为支部委员，又是基干民兵、工会骨干什么的，每天完成生产定额后，就忙那些无休止的政治活动，很快便成了车间里人人皆知的“活跃分子”，不仅结交了一批铁哥们，而且在闲暇之余还经常整出点新玩法。我印象最深的是小郝家有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有一次他带到厂里来玩，顿时把我迷住了。那时家里有照相机的很少，虽说我在学校冲洗过照片，但还从未近距离接触过照相机，几天后我们几个小青年竟冒着严寒到水上公园狂拍了一通，我第一次感受到随意拍照的乐趣。

此后，我就立志要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可那时月收入才十几块钱，要想实现这一愿望，就得从零花钱和早餐费上省，母亲每月仅给我几块钱自由支配，一天只允许花一至两角钱吃早点，此后我几乎天天啃干馒头或不吃早点，零花钱就更舍不得动了，大约积攒了两年多，终于凑足了87块钱（海鸥203照相机的价格），于是我急不可待地和好友商定去北京采购的计划。记得那是1977年8月的一个周末，下班后我就和同事在厂门口拦截挂有北京牌照的车辆，这是去外地的常用办法，只是拦10辆不一定有1辆能答应。

此刻，天飘起小雨，也许正因如此，一辆大货车停下来，我们高兴地蹿上去，并钻到罩着机器的帆布内，就这样我俩懵懵懂懂地来到北京。下了车天已大黑，为了省钱我们当晚就在北京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合衣睡了一宿，天一亮步行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东风市场等候开门的那一刻，由于太激动了，现在对买相机时的详细情节全忘光了，只记得拿到相机后立刻乘车前往颐和园进行试拍……然而，这架心爱的照相机却几年不敢拿回家，因为这么贵重的东西无法说清来路，拿省吃俭用当理由根本不能让大人相信。

照相机有了，热情却没了，因为车间好多哥们知道我买了相机，都想借着玩，于是就传来传去，直到出了毛病才返回到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