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神奇数字:评价一位总统的十条原则 - Knowledge@Wharton

美国公司的领导者，常常希望以美国总统为榜样来学习领导力——无论是好是坏。但是，最近在“沃顿领导力研讨会”（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的总统历史学家（presidential historian）理查德·诺顿·史密斯（Richard Norton Smith）则认为，认识到历史对总统表现的评价往往会变化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提出了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评价一位总统的十条原则。

他谈到，比如，在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总统充满活力的“卡米洛王朝”（Camelot era）时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认为是无所作为的总统，人们对他的评价逊于对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美国第21任总统1881-1885）的评价。与受公共关系驱策的肯尼迪总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常常说：“总统的工作就是说服，而不是宣扬。”的确，作为总统，这位诺曼底登陆的最高指挥官如此难以琢磨、如此不愿出风头，以至于历史学家总是给予他平庸的评价。

然而，在艾森豪威尔离任近50年之后，学者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有关他任职总统期间的论文，揭示出了一个技巧高超的政治人物形象，他总是静静地在幕后工作，而不受政策、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判断的驱策。尽管受到了解救法国的压力，在1954年，他依然以自己的先见之明——东南亚战争的花费将会远远超过从中获得的战略收益——规劝人们，要让美国置身于越南之外。

“没有哪个单一原则能评价总统的表现。”史密斯谈到，最近，他在由沃顿人力资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和领导力及变革管理中心（Center for Leadership & Change Management）联合发起的第13届年度“沃顿领导力研讨会”（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发表了演讲。“艾森豪威尔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地表明了，每一代人都应该‘根据新的证据、后续诸位总统的表现以及与时俱进的观点来重新检视自己当初的臆断。’”

“只要我们还要选总统，美国人就会一直修正自己对总统的评价。”史密斯说，他已经出版了托马斯·埃德蒙·德威（Thomas E. Dewey）（1902-1971，美国政治家，在1944年和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被共和党提名参加竞选，在随后的旅行竞选中出乎意料地被哈里·S·杜鲁门击败。——译者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美国第31届总统1929-1933）和乔治·华盛顿的传记，这位总统研究学者现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Fairfax）的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执教。人们忽略的是，备受尊崇的华盛顿“事实上是一位有着巨大争议的总统”，他在任职期间，其画像曾被人焚烧，并被指责为“革命的叛徒”。

历史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之间的较量，为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像爆玉锅里的玉米一样跳来跳去。”的原因提供了解释。史密斯谈到。比如，研究肯尼迪和尼克松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更偏爱那些“富有变革能力”总统，这些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促进了更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形成，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泰迪为其昵称——译者注）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就是这种总统的典型。一种更为精细的研究方法——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下而不是事后来评价领导人——激起了人们对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美国第38届总统1974-1977）、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甚至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美国第30任总统1923年-1929）重新评价的热情，因为这几位总统主张政府应该扮演作用更有限的角色，所以，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都较低。

史密斯谈到，“总统让经济摆脱政府的承诺”——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第三届美国总统1801-1809）、柯立芝和里根的主张——“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状况下是合情合理的，但实际上，总统的承诺是让经济通过政府获得自由”——比如，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和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的主张。“现在，你可以严肃评价柯立芝了，这在罗纳德·里根之前是无法做到的。”

评价一位总统的10条原则

史密斯提出了自己原创的“评价一位总统的10条原则”作为更客观的评价方法，这些原则可以避免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比如，“新政时期”（New Deal）和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激进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扭曲效应。

1、历史会褒奖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这类总统的名单以及将他们推向尊崇高位的那些大胆行动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终止了共产主义对韩国的进犯），林顿·约翰逊（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美国第37任总统1969-1974，他开始了与红色中国的对话）。

但是，勇于承担风险不一定代表那种“虚张声势、控制议程（agenda-setting）的理念，后者始于100年前的泰迪·罗斯福。“有时候，什么也不做是领导力中最为困难的形式。”史密斯谈到。他列举了乔治·H·布什（George H.W. Bush）（自1989年任美国第41任总统）的例子，尽管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依然以巧妙的手段拒绝了出席“本世纪最上镜”事件的邀请，这一事件指的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苏联对东欧统治权的丧失。

“因为没有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帝国终结的耻辱面前难堪，从而使苏联对德国的和平一体化以及布什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支持成为可能。”史密斯说，很少有人能预测到，苏联会对美国的这些行动表示默许。

2、为自己的历史地位而积极活动的总统会陷入弄巧成拙的窘境。沃伦·迦玛列·哈丁（Warren G. Harding）（美国第29届总统1921-1923）希望自己能成为“最受爱戴”的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恢复常态”（Return to Normalcy）的承诺使他以压倒性的胜利入主白宫。但最后，哈丁未能让自己的政府摆脱“茶壶顶”（Teapot Dome）贿赂丑闻，并很快就被人淡忘了，他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总统之一。

史密斯谈到，他发现，比尔·克林顿曾对自己的历史地位“颇感烦恼”，他曾与前高级助理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一起深入探讨过这一问题，莫里斯后来写作了一部回忆录，其中就包括对这位前总统的批评性言论。莫里斯的书中写到，克林顿曾自问，他没有在战争期间领导过这个国家的事实，是不是会降低自己在所有总统中的排位。令人惊异的是，“克林顿的声誉和他任期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史密斯谈到。“因为每位总统最终都要与其继任者进行比较，所以，克林顿的总统任期正在被人们评判。”就他而言，比较的参照是乔治·W.布什的战争记录、赤字和经济危机。

克林顿最重要的遗产，可能就是他成功地“将民主党带上了这样一条中间道路——政府的财政具有可靠行，并拥有强大的外交政策，而与此同时又没有放弃根本的社会公正原则。”史密斯谈到。

3、没有确保总统成功的单一理论。那些认为“强势总统”是成为伟大总统的先决条件的人，常常引述泰迪·罗斯福的工作信条：“总统可以自由去做那些自己想做、宪法没有明令禁止的任何事情。”史密斯谈到。他提出了一个评价某些总统——那些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保护纳税人，而且不想通过扩张政府而寻求权力的总统——的替代性理论，这一理论是重新评价柯立芝、杜鲁门和福特的基础。

史密斯谈到，“因为他的真实性，同样也因为他的思想体系”，被人戏称为“沉默的卡尔”（Silent Cal）（1933年，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在被告知柯立芝去世时，曾发出那个著名的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的柯立芝，理应得到重新评价。作为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与“让他无法正常活动的羞怯”展开了斗争，柯立芝的“沉默寡言与其精明谨慎相映成趣……他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公共形象——将世界无法靠近自己，同时又能让自己尽情享受像佛蒙特州的切达干酪一样刺激的幽默。”史密斯谈到，在这样一个“我们公共生活的很大部分已经被伪装搞得漏洞百出，毫无思想的候选人不择手段地雇佣顾问”的时代，柯立芝的诚实以及没有过分自负的品性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没有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会说柯立芝是‘脚踏实地’的人。”他表现出了史密斯认为杜鲁门、福特和里根也都拥有的风骨。

4、我们只能根据总统所处的背景、当时的习俗以及时代的局限性来理解他们。当历史学家认识到，数百万美国人——女性、黑人和美国原住民——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排斥时，始终被归为最伟大总统之列的平民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便丧失了人们对他的恩宠。

5、如果总统受制于宪法以外的任何法律，那么，出现意外后果就是不二法则。尽管伍德罗·威尔逊希望成为“新自由”之父，但是，他的理想主义梦想却被政府法规的增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的花费压倒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超过他控制能力的事件将他压垮了。外国的战争、国内的动荡、让人颇感羞耻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的爆发，挫败了他的理想主义梦想，并让他不得不为重点事务重新排序。”史密斯谈到。

6、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总统的权力令人敬畏，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道德权威基础之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很清楚如何利用道德权威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尽管他们的目标完全相反。“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广播，为“新政”注入了希望，罗斯福就此积累了“情感信用和信誉”，他在自己的整个任期，都将这些情感信用和信誉用在了为创造现代的福利国家而赢得支持上面。同样，里根也通过自己对1981年的暗杀企图的反应，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数百万人从里根身上看到他们从不了解的一面——他讲的笑话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时，他的传奇故事便开始了。”史密斯谈到。

7、为了让敌人有益于自己，总统要有某种天才。历史上最受尊崇的总统，往往会深陷于与那些给予自己力量的敌人的斗争之中。“罗斯福和里根都有充分利用敌手——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独裁者，还是让里根烦恼不堪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天才。”史密斯谈到。

8、每一位伟大的总统都会按着自己的鼓点前进。伟大的领导者“从本质上来说是难以琢磨的人物”，里根利用人们尚不完全清楚的能力践行了这一理论。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曾评论说：“他知道的如此之少，可他的成就却如此之大。”

9、对领导人来说，要想与自己领导的人民结成情感纽带，以获得道德权威和更大的权力，任何危机造成的挑战与机遇是一样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拯救了民主资本主义，但他“就是不受来自右派的攻击的影响”，右派指责他像斯大林一样滥用权力。除了非法拘禁之外，林肯还暂停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他因此而被称为“初期的独裁者”，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信念——为了挽救宪法的其他部分，他必须要暂停一个条款。

10、就像美丽一样，伟大也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在里根治下，社会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经历了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点在克林顿宣布大政府时代已经终结以及平衡预算已经形成时得到了证实。但是，里根时期的信条——“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及“华尔街总是比政府监管者更能理解市场”——则遭到了否定，至少在这场金融危机导致民主党主导国会并荣任总统的时候，里根的信条暂时遭到了否定。“所有这一切都在等待评判。”史密斯谈到，不过现在预测谁能取代“里根时代”还为时尚早。

历史学家将来会怎么评价乔治·w·布什呢？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他的评价要仰赖中东地区的局势，在中东，两场尚未结束的战争将会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留下的遗产上面。“从现在算起，30年以后是否会出现稳定而民主的局势，将决定他是否能赢得尊重。”史密斯指出，历史学家对布什的总统任期可能会抱有大相径庭的观点。然而，他认为，布什的名誉将会经历颇具戏剧性的重新评价，这样的重新评价曾让艾森豪威尔从中受益。“当我们看到有关布什的论文时，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发现我们现在把它们与艾森豪威尔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令人惊异的智慧、老练以及被遮蔽了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