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操练大全视频:谁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独立评论》的经理人[1]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即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黎昔非。这一发现与目前几乎所有的胡适传记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说法，都有所不同。深入地探究这一问题，不但可以澄清一历史事实，而且对认识胡适也有所补益。

曾住在胡适家的石原皋，在谈到胡适办《独立评论》时说，“无人代他照料排印、发行，乃请他的老友章希吕到北平，住在他家，主持发行事情。章原来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搞这些事是内行。怎奈销路不广，开支不能减少，以致折本。”[2]这好像是作者作为见证人的回忆，从其行文来看，似乎是对此事非常了解，其实不然（详后）。但是由于石原皋是胡适的一位关系密切的老乡，因此他的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误以为真。胡明在《胡适传论》中说，“胡适在谈到《独立评论》时多次称赞当时住在他家中的朋友章希吕，章氏负责刊物的编务、发行与校对等杂务”。[3]与之稍有不同，美国学者贾祖麟在写《胡适之评传》时，认为《独立评论》的“编辑杂务及校对等事由胡适本人、罗尔纲、章希吕义务效劳”。[4]

相对来说，白吉庵在《胡适传》中的说法，较有余地，“他们一切从俭，只请了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其它事务多以朋友帮忙，如校对等文字工作就由当时在胡适家工作的章希吕负责。”[5]他指出在章希吕之外，还有“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不过他并没有指出这个“职员”是谁。即使写出第一部研究《独立评论》专著的台湾学者陈仪深，在其《〈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中谈及这一问题时，也仅仅提到罗尔纲、章希吕的名字，说“两人协助校对”。[6]胡适晚年回忆办《独立评论》时，也只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7]，这更使人们在谈到《独立评论》时，往往只把章希吕提上一笔，而不知有他人了。那么，章希吕是不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呢？

于是昔非向北大指导教授说明情况并要求暂停国学所的研究，从此他就几乎日无暇晷为《独立》的事务奔忙，举凡租用办公和住宿地点、购置台桌椅凳和自行车、安装电话、到金城银行开存款户头等等，都由他一手操办。而最难确定的是物色工友作助手的事，幸好房东介绍了一个老实巴交的亲戚老宋前来，让他处理日常琐碎的事务，这样昔非就可以抽出时间来办理出版工作。于是创刊号终于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２日正式出版了。由于《独立》是周刊，每逢星期三上午就要把稿子送往印刷所，第二天一早又要校对清样，同时昔非又决定要校对两次以上才放心，因此，直到星期五上午才付印，而周末和星期日就要忙于发行工作了。１９３３年原中公同学陈晋祺突然抵平，昔非很高兴，当即请示胡适取得同意让晋祺担任《独立》的财务工作。胡适还说，他家乡也来了个叫章希吕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想安排他在《独立》协助校对文稿，昔非立即表示同意。此后昔非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为办好刊物而努力，经常受到教授们的赞许，同时不少平津读者来信或来电话对《独立》的印刷校对及发行等表示满意。[17]

林均南是与黎昔非关系非常密切的老乡好友，在北大读书时经常到“独立社”帮忙，因此他的回忆除了个别细节外，应该是可信的。这也可从一些相关的史料中得到证实。关于吴晗参与推荐黎昔非一事，在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今午同蒋廷黻先生谈话，他说他正在发愁，因为《独立》周报预备在下下星期出版，第一期稿件已齐，却还找不到一个合式的经理人。生因此想起五星期前同黎昔非君到协和来看先生的时候，先生曾提过此事，并问黎君愿否帮忙，就把这话告诉蒋先生，他很高兴，叫生即可写信，请先生决定并征求昔非同意（他住银匣大丰公寓）。”[18]这与林均南的回忆基本相当。34年之后即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中就有这一内容，当时正在兴宁一中任教的黎昔非不久即因此无辜地被打成“三家村黑帮”，最终受迫害而死。

关于参加独立评论社事务工作的人员，林均南的回忆已说得比较清楚。黎昔非属于“经理人”的角色，工友“老宋”协助劳务性工作，后来的陈晋祺协助财务性工作，胡适的老乡章希吕“协助校对”。这与章希吕日记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章不曾提到黎昔非，大概是工作性质不同的缘故。

最近，从兴宁市政府档案室发现了一份黎昔非在1951年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材料，其中他本人对参加独立评论社事务有着更为真切的回忆，“一天胡适突然派人送来一函，要我到他家谈谈。第二天我去了，他说：‘我们几个朋友打算办一种杂志，你可否替我帮忙一下，房子已经租好了，你可搬到那里去。’我答应了，……这样过了数礼拜，他要我准备出版发行上应准备的工作，并说杂志名称已商定为‘独立评论’——意思是文责自负——定期出版了。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借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也没想到一再推辞，直到北京沦陷前夕都还没和它完全绝了关系。……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19]

1958年，黎昔非再次写的自传材料中，对此也着墨较多，“到了1932年4月间，战犯胡适拟办一杂志，派人送来一信，要我到他家谈谈。我和他是师生关系，我在上海中公读书时，他是校长。到北京后，曾和他商量过关于学术方面的问题。因此，他知道我的情形。他办的杂志，叫做‘独立评论’，每星期出版一次，稿子多是他们自己写的，外稿也由编的人选择，不给稿费。编辑多由胡适负责。他一度赴美，任鸿隽、战犯蒋廷黻也编过。他们编好送好，我负责付印及校对，复校多由他们。印好后由我负责发行。社址设在地安门内北月牙二号人家屋里。”[20]

  在黎虎先生所珍藏的黎昔非日记中，也有许多关于其家人在“独立社”中活动的记录。 1934年12月23日，黎昔非还记下了在协和医院与一个人的谈话，“那管理收费的说是姓余。当我说我是在那里做事时，他似乎有点惊奇。有顷，他说：‘我是很高看《独立评论》的’。‘你在那里做什么？’这，天呀！我说什么好？——被他问得没法，我含乎其辞：‘包办一切，除编辑。’于是那家伙毫不迟疑的赐给我一个‘总管’的头衔。”[21]这说明黎昔非当时确实承担着“经理人”或“发行人”的角色，只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向别人明确地说，或者他本人对这一社会角色的认知并不很清楚。但是，他的朋友和老乡却这样明确地称呼他，在兴宁同乡会《重修兴宁邑馆募捐薄序》中，曾提到“独立评论发行人黎昔非”在“本馆住家”。在《捐款薄》[22]中也有“独立评论发行人黎昔非捐法币二十元”、“独立评论会计陈晋祺捐法币二十元”的记录。这可印证前面几个人的的回忆确是属实。此外，周炳林在1932年11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曾提到：“先生日内即将南行，若能倩社中黎君今日即去取得此项空白交先生补填一纸，当较为迅捷。”[23]该处“黎君”当指黎昔非。

他在1935年7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五九期《独立》编辑后记里叔永先生（笔者注：即任鸿隽）说上一期脱误很多，因他未校以致如此。因一五八期末校是我校的，适兄恐我见了此话有点负气，说本期也有不少的脱误。我觉得适兄处处总以宽恕待人。”这段话表明章希吕确实参加了《独立评论》的“末校”，同时这段话也表明“末校”并不全是由章希吕担负，有时是编辑者自己负责。大概只有胡适编辑稿件时，才常找人帮助。胡适在记念《独立评论》三周年时曾说：“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章希吕先生，他们帮我做最后一次的校对”。[9]此外，由章希吕日记来看，1936年以后他也参与了一些独立社的杂务，他在1936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记到：“到独立社。有一家印刷局来兜生意，每期可减省印刷装订费约十四元。吾以告适兄，适兄不赞成换印刷所，因独立社已不赔本，不犯着刻薄劳工。适兄无处不为苦人着想。”

然而，罗尔纲晚年在专门谈《独立评论》时，却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我于九·一八事变前几天回广西。到1934年3月才再来北平。那时《独立评论》已经出版将两年了。社址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经理为黎昔非，广东兴宁人，中国公学同学，同吴晗和我都是熟人。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我每星期天都去看他。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翻看那些交换来的乱七杂八的刊物，竟然有一篇启发了我后来在中央研究院以‘兵为将有’作主题来研究有清一代的兵制的。北平沦陷后，黎昔非同吴晗和我一同在天津南归。”[14]这是罗尔纲作为见证人的回忆，只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新的说法。不过，联系到与胡适关系同样密切的石原皋对章希吕那种如亲身经历的描述，似乎罗尔纲的说法也需要进一步证实。

那么，他说的黎昔非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了解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黎虎先生的父亲即是黎昔非。其后，笔者多次采访黎虎先生，承蒙提供各种资料，由此弄清了黎昔非的生平。黎昔非（1902－1970），广东省兴宁市罗冈区甘村人。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史系。1929年春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三年级，与罗尔纲同班，1930年7月大学毕业。其后到北京，于1931年春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研究生。1932－1937年，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在黎虎先生保存的其父黎昔非“履历表”上，“经历”一栏有这样的记录：“北平独立评论社经理五年（民二一年七月至二六年七月）”[15]。1937年暑期之前，黎昔非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但因卢沟桥事变，并未就任实际工作，而是回到家乡兴宁，在中学任教。1944年2月到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抗战胜利以后，回家乡仍到中学教书。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1970年被迫害而死。

关于黎昔非任《独立评论》经理人一事，黎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记到其母对他的讲述，“你爸爸每天都到‘独立评论社’上班，很忙，胡适把稿子编好，由你爸爸送印刷所，排出清样后，由你爸爸校对，校对好后送给胡适，胡适审查同意后再拿回送到印刷所，印好以后由你爸爸负责发行，每星期日都要往外送刊物，不少兴宁籍的大学生也来帮忙送。”[16]当时在北大读书的黎昔非的老乡好友林均南，对黎昔非这一时期的经历有着更为详细的回忆：

 1930年9月初，昔非到了北平，在老北大附近的汉花园租房暂住，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拜见老师。胡适告诉他，以后每天可以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书，馆内图书丰富，……1931年春天，昔非如愿以偿考取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正当昔非在研究生学业和学术研究道路上升堂入室之际，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的了他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这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

1932年3月的一天，当时在清华史学系本科上学的吴晗到老北大附近的银匣胡同大丰公寓来找昔非，声称老师胡适患病住入协和医院，希望一同去看望，昔非即偕同前往。吴晗虽然也在中国公学上过学，但他比昔非低三年级。……这次胡适在协和医院接待这两个弟子时，向他们透露了关于创办《独立评论》的缘由和打算：……目前要考虑的事基本上确定了，就是还缺少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经理人选来处理社务，包括付印、校对、发行以及财务等工作。说到这里，胡适向昔非征询道：“我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也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但不知愿意否？”这对昔非来说真是两难的抉择，要说同意吧，又怕耽误了学业，要说不愿意吧，又怕使老师失望，因此只好说待学生考虑一下。胡适说，这也是件麻烦事，应该让你考虑周详再说。

从以上史料基本上可断定《独立评论》的经理人或主要事务性工作承担者乃是黎昔非，而不是章希吕。如果这仍不能使人确信的话，下面《独立评论》中的两处记载

则可完全证实这一结论。

  胡适在记念《独立评论》三周年的时侯，曾满怀感激地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捲报，装封，打包，对住址。”[24]这最能说明黎昔非当时所承担的工作，与以上各种回忆和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胡适在记念《独立评论》四周年时，也同样提出对黎昔非表示特别感谢，“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地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25]在这里胡适还提到了章希吕，这与前面对章希吕工作性质的判断也是吻合的。这两则史料，胡适传记作者们和《独立评论》研究者，都不曾注意到，以致于仅跟着后来的胡适扬其老乡章希吕之名。

  《独立评论》前三年的事务性工作全是由黎昔非一人负责，后两年也主要是由他承担，与《独立评论》相始终，此间他的能干使胡适的“无为政治”在办刊物中得以实现，这表明黎昔非对于《独立评论》的存在及发行量的扩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没有黎昔非，就没有《独立评论》，但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做事务性工作，对于胡适这个“大忙人”办刊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20年代，《努力周报》停刊以后，胡适一直“努力”使之复刊，但是最终却没有实现，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找到承担相关工作的合适人选。[26]

  值得注意的是，黎昔非参加独立评论社工作时，正在北大研究院读研究生，因为独立评论社的事务，他最终荒废了研究生学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胡适难辞其咎。黎昔非、罗尔纲和吴晗在中国公学时同为胡适的学生，吴晗低三个年级。黎昔非曾在校办《中国文学季刊》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而罗尔纲只有一篇小说。30年代初他们三人先后都到了北京，并且都与胡适有所联系。如果从1931年来看，罗尔纲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家做事；吴晗考北大未取后，转考清华，入史学系二年级学习；而黎昔非则考取了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因此，可以说在1931年时，胡适的这三个弟子属黎昔非的学历最高，学术功底也应是黎昔非为上。

  但是，几年之后，三人的命运却出现了不同的变化。罗尔纲经胡适推荐，1934年入北大研究所任研究助理，他说仅“自1935年春至次年夏这一年半里，我共写了近40万字的文章。”[27]1937年之前，他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清华大学曾要聘他接替蒋廷黻担任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曾向他发出过聘书。吴晗转入清华后，经胡适“力荐”获得了在学校半工半读的机会，从而使他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期间曾任《清华周刊》文史栏编辑主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在学术界也小有名气。[28]然而，本来学术前景最看好的黎昔非却因为《独立评论》的事务，不但在学术上未能取得较大的成就[29]，而且连当时非常不易得的研究生学业也未能完成。

黎昔非信中说，“窃念吾师知生最悉，爱生最深”。这显然是在委婉地提醒胡适他曾为“吾师”做出过怎样的牺牲，因此黎昔非自信写个关系到自己生存的证明一定是“吾师”所不辞的。然而事实上偏偏这一举手之劳，胡适也没有做。难怪黎昔非在下一封信时，虽然仍抱一线希望地向他说，“工作尚未觅定”，“谨以奉闻”；但其主要心态已是“不胜怅怅”、“殊觉茫茫与皇皇”了。作为性格内向不善求人的黎昔非，能够写出这三封信已是很不容易，结果却没有任何回音。其后，他很可能是彻底失望了，便再也没有与胡适联系。

  不知胡适究竟是否看到过这三封信，或者是胡适的回信中途出了问题？然而，接连三封都出问题，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这期间胡适给昆明的不少人写过信，其中寄给江泽涵的一封信，仅仅14天就收到了，“适之兄：你的八月廿九的信，本月十一我就收着了。”江泽涵所说的“本月”即是当年的“九月”。[33]

前面已提到，胡适晚年写《丁文江的传记》谈到《独立评论》时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在这里，胡适对承担更多更重要工作的黎昔非也没有提上一笔。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这样对待黎昔非显然是不公平的。

黎昔非、吴晗、罗尔纲三个同为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都可谓有才的学生，最终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吴晗成为明史专家及历史风云人物，罗尔纲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泰斗及史学领域的大家。即使排除胡适提挈的因素，与黎昔非同年入北大研究院同一导师的王越，[34]后来也成为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而黎昔非则仅做了一名中学教师。难怪罗尔纲晚年对黎昔非之子黎虎先生说，“是胡先生求了他，欠了他的”，他本应该是“与我们一样”的[35]；难怪黎昔非在1958年写《自传》提到胡适时，特意加上“战犯”二字；大概除了为形势所迫之外，内心里说不定也确有一种对胡适由来已久的怨恨。

  石原皋曾专门谈胡适“爱惜人才”[36]；胡适个人私下里掏腰包资助林语堂，也被传为佳话。的确胡适一生不知提拔、支持、赞助过多少青年学生；也不知多少人通过胡适在学术上登堂入室。但是很少人知道，胡适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仅是无意中也曾耽误过一个人即黎昔非作为学问家的前程。历史人物往往有多种“面相”，治史者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地使这些“面相”都能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给历史人物以“同情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