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jk雅儒 
我越来越觉得教育是一种悲壮的坚守。因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在良知与现实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
比如，面对一个由于家庭教育或以前所受教育的缺陷，也由于他自身多年养成的恶习，还由于他本身存在的学习接受能力方面的缺陷（我实在不愿意说出“智力缺陷”这样的词，但不好意思，终于还是忍不住在括号里说出来了），这个孩子不但表现很差，而且成绩糟糕。如果凭着“让每一个孩子抬起头来”或“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良知，我们当然会对他倾注爱和智慧，让他有进步，至少“学会做人”；但是“上面”的升学压力，可能会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孩子而“面向多数”。如果我们执意要给这个孩子以真诚的关爱，哪怕并没有耽误对大多数学生的正常教育，周围也会有人会觉得我们不可思议：“有什么用啊！白费劲！”是的，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并非面对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要坚持，就有奇迹”的，有时候辛辛苦苦好几年，却颗粒无收――说“颗粒无收”是指“应试成绩”而言，事实上，我们会这样安慰自己：尽管他的成绩不好，但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已经把真善美的种子播进他的心田，在将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会开花结果的。
然而，很多时候这种自我安慰会被更多的惴惴不安压倒。当这个孩子离开我们流向社会，或者勉强升学之后，我们心中会有无比的惦记更有无限的忧虑：在社会，他的将来会怎样？在新的学校，他会遇到善待他的老师吗？而这种惦记和忧虑同样会让周围的人不可理解：“人都走了，关你什么事儿啊？”是的，现在教育体制，就是引导老师们“只要目的，不择手段”，“只管眼前，不管将来”，因为“分数才是硬道理”！分数成了所有学生的人格标签，也成了所有教师的全部光荣，或者耻辱！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坚守你的教育良知吗？
很多时候，刚踏上讲台并且依然还燃烧着教育理想主义激情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抉择面前，犹豫了，彷徨了，退却了。如果他一定要坚守他透明的教育理想和纯洁的教育良知，那么伴随他的很可能是孤独以及来自周围的冷眼，甚至包括校长的指责。
――我所说的“悲壮”就在于此。
读者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上面那个沉重的“比如”，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写自己。
熟悉我的读者，已经从我的《爱心与教育》中认识了“万同”，从《李镇西和他的学生们》中认识了“陈鑫”，这都是让我和所有老师头疼甚至有时候感觉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毕业离开我的时候，从应试的角度看，无论万同还是陈鑫，并没有取得让我感到稍微满意一点的成绩。实际上，从第一眼见到这样的孩子开始，我基本上就断定，他的升学是无望的。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曾经对许多老师说过：“明知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还依然锲而不舍地爱他，这才是真爱。因为这份爱超越了任何功利！”
要命的是，很多时候在我的班上，这样的学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乃至全班――我曾经教过一个班，是由年级考试成绩排名最后的六十三名学生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何其艰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品尝了坚守的孤独，所以，在1995年7月下旬，我得知我班学生取得了辉煌的高考成绩后，却怀着悲壮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文字――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所幸的是，从那时到现在，我的教育理想（我不敢说我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说“教育理想”我肯定是问心无愧的）和教育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认同。我的周围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我的身后有了越来越多年轻的“追随者”――所谓“追随者”是他们的说法，我并不认可。我从来认为，大家是因共同的教育理想而集结，互相取暖，互相学习，互相激励，谈不上谁“追随”谁。总之，在这个几乎开口就要问“多少钱”的社会，我居然还能够找到“尺码相同的人”（朱永新语），很是欣慰。
我在这个学校做校长，但我始终以教师的同行者自勉。我不敢说学校百分之百的老师都和我是精神上的同行者，但绝大多数老师，是我和风雨同舟的。特别是在年轻的老师们中，有不少人自觉地“向我看齐”。我呢，作为年长者，也尽我所能地帮助年轻人成长。引导年轻人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实面前，恪守自己的信念；面对充满诱惑的社会，坚守自己的良知。我经常和老师们一起探讨：素质教育是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新教育实验”怎样才能成为真教育？如何真正将陶行知教育思想变成今天的教育行为？当我们个人纯真遭遇社会污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面对权势，我们如何保持教育的气节？面对弱者，我们如果表达教育关怀？如何让教育过程充满本来就应该有的温馨的人情味？当我们个人无法改变体制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少受一些伤害，多一些童年的欢乐与浪漫，而不要成为“应试教育”助纣为虐的帮凶？当教育充满虚伪和虚假的时候，我们如何给学生一双清澈而睿智的眼睛和一颗纯真而坚韧的童心？……
很高兴的是，我身边不少年轻的同行者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成长，在成长中坚守。我校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以前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都很糟糕，无论教学还是班主任工作，都让我头疼。我多次找他谈心，他承认“我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严肃地批评他，更诚恳地帮助他。我说：“既然选择了教师，就要经得起诱惑！你必须变，首先是改变心态，这样你才能够获得职业幸福。只有你变了，你的学生才会变！”我引导他进行专业阅读，为他出谋划策，还专门到他班上去和孩子们谈心……在我的引领和指导下，本学期最近几个月，他的进步突飞猛进。但他依然不满足，继续反思自己的不足。今天，就在刚才一个小时以前，在我写这篇序言的中途，他敲开了我的办公室大门，给我郑重地交上一份“请战书”，希望学校给他压担子。他这样写道：“曾经，我因为我的班级入学成绩太差而埋怨过，也因为我的班级学生太不听话而经常发牢骚，也曾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对待过班级，也曾经敷衍过领导，对学生不负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李校长找我谈话，认真的给我做思想工作。我深深的感到我错了。我真的希望学校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我曾经经常教育学生：‘人可以被别人打，也可以被人骂，但是就是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觉得我现在说太多都不可以换来别人对我的信任，我不怪别人，我也不找任何客观原因，所有这一却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只想依然通过我的努力来挽回这一切。我想用行动证明我的决心，也想用行动证明我的实力。”
我对他说：“你的变化，让我有一种成功感。作为校长，最大的成功，就是教师获得成长，并最终获得成功！我相信你，但你要有思想准备，未来还有许多困难等着你，但只要你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你一定会成功的！”
教育，这个特殊的职业，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许多必须放弃的，而坚守一些必须坚守的。我不敢说我自己能够坚守多久，但我会坚守到我能够坚守的最后一刻。
按某些世俗的观点，我至今书生气十足，不能算一个“成熟”的教育者。但有一点我很自豪，那就是我至今还真诚地怀揣着我心中的教育理想，而且“居然”还想一点一滴把这理想付诸现实。有人说我的理想不过是“梦想”，但我要说，对于教育者来说，有梦想和没梦想是不一样的，精神状态不一样，行动方式也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我的理想（梦想）也许只能有百分之一成为现实，即使如此，我也愿意倾尽全力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我力图通过我的探索，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展示：一个真诚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究竟能够走多远？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愿意守住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其实就是一颗朴素而真实的心。与我所有的同行者共勉：让我们坚守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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