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风 区块链:马祥麟谈北昆

    

    北昆，是指现在河北省中部各县的昆曲艺术流派，北昆多在农村里演唱。农村的野台子，剧场不扰音，更因为受高腔的影响，所以北昆在表演上，那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粗犷气派很浓重。另外，北昆演员多是冀中人，在吐字发音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河北农村语音，这也是北昆的一个特色。

    清末昆曲从宫廷流入农村 冀中各县昆班崛起

    清乾隆皇帝下江南，网罗了一批南昆老艺人到北京，进入宫廷，一方面演唱，一方面组织科班。昆曲的形成，原来是来自民间，有著深厚的民间基础。但自从进入宫廷之後，便成为“雅部”，……在一百多年前的光绪初年，北京宫廷和王公府邸，仍存有五十多个昆曲班社。如醇王府创立的恩庆社昆班，有演员胡庆和、胡庆元等，後该班改为小恩荣科班，演员有老生陈荣會、旦角黄荣达、丑角张荣秀、红净郭荣仁、花脸吴荣英和裴荣庆等。醇王逝去後，小恩荣科班解散。此时北京城里的昆曲、高腔己被新兴起的皮黄代替，许多昆、弋（高腔）艺人为谋生计纷纷走出北京，转入京南和京东的直隶（今河北省）中部一带，巡回各县镇演出。據我父亲和一些老前辈说，清光绪、宣统年间在冀中方圆四、五百里地之内，存在著几十个昆弋班社，他们既演昆曲，又唱高腔，称之为昆、弋『两下锅』。这些在冀中各县崛起的班社由於流行农村，受当地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形成了北方昆曲的特色。在演出中散发著朴实、粗犷、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冀中平原是北方昆曲艺术的摇篮。

    当时在农村组织的昆弋班社，我不完全知道，仅就所了解的介绍一点情况：徐廷壁在京东玉田创办益和社。演员有唐益贵、李益重、李益广、侯益才（侯永奎父亲）、侯益太（侯永奎叔父）、王益荣、王益龙等。

    丰翠合班，是和丰、和翠两个班社合演时用的名字，主办人为无极县孤庄村刘老东，演员有化起凤、郭蓬莱等。

    元庆社，是文安县北斗李村任义礼和他儿子任铁庄创办的。任义礼有钱，有功名，文安境内无人不怕他，绰号“活阎王”。他儿子叫“小阎王”。元庆社被称为“阎王班”。侯玉山二十五岁时在此班担任主角，红极一时。

    祥庆社，是束鹿县人王乡创立的。主要演员有白建桥、白玉田、吴祥珍、孟祥生、王祥寅等。

    庆长社，是高阳河西村财主侯家创办的，由化起凤、侯成章承办一切事务。演员有花脸张子久、武旦兼武净邵老墨、旦角侯益才、红脸化起凤、武旦侯瑞春、刀马旦马彩凤（马祥麟之父）、武生侯炳武、武丑韩子峰、花旦侯海云等。当时民间流传著这样的话：『宁肯挨冷受涷，也得看花脸老墨』；『景州、易州、保安州，谁人不识张子久』。可见邵老墨和张子久的剧艺当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

    荣庆社，成立於1911年（宣统三年），是大伙凑钱买了铙阳县常家一份戏箱，共分九股，有侯瑞春、侯益隆、郭凤翔、侯益才、赵德纯、侯海云、马凤彩等，後来韩世昌、陶显庭、郝振基、侯益太、白云生和我全参加了这个社。1935年分裂，把班牌分给了侯益隆。有我和侯永奎管事。

    以上几个班社中，当年规模较大的是丰翠合班，我再具体谈谈它的组织和演出情况：

    河北省无极县孤庄村，有个财主刘老东。他一个人成立了两个昆曲班。大班叫和丰昆弋班，小班叫和翠昆弋班，两班共有一百五六十人。刘老东有钱，把这两个班办得很阔气，其他各昆曲班社都比不了。刘老东亲自带领这两个班到京东各县演出，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六开锣，到十一月十五日封箱，分为三个季度，每季度一百天。遇麦收、大秋、春节，各歇台三期，演员放假，以便与家人共同种收粮，食，欢度节日。

    该班的主要演员有郭蓬莱，外号郭达子，霸县王庄人，多才多艺，唱黑头兼生、丑两行；化起凤，新安马村人，红净戏最拿手；刘同德，蠡县陈村人，唱架子花脸和武丑。

    演员的戏份按季度发给，每季度发一次，一般数目多为二十吊左右，每吊合制钱一千枚。“大梁”角色最多也不超过四、五十吊。郭蓬莱每季度能拿制钱六十吊。全年三季共为一百八十吊。为地主扛活的长工，一个人所得的辛苦钱每年不过十五吊。

    刘老东家在本村里有刘氏家庙，每年正月初六开始在他的家庙唱四天戏，叫“开门戏”。和丰、和翠戏班，分别挂起班社的牌子，各唱两天。在开戏时使用的大铜锣有半寸多厚，直径三尺多长，敲打时发出“咚！咚！”的声音。每逢敲锣，方圆几里内全能听到响亮的锣声。

    另外，在本村的中心场地，临时搭起大戏台，从正月初十开始为村民们义演四天，叫做“丰翠合”。这两次演出的演员、戏码、衣箱和场面等，全布罝得非常整齐。正月十五吃过元宵，两个班便分道扬镖，各奔前程，去找“台口”。一直到麦收，才能回家里休息休息。

    清末民初，昆弋在冀中各县流行极广。农民不但爱看昆曲，还在农闲和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接亲送友、过寿日、办满月、娶媳聘女、买房置地、邻里解和、求神还愿等等，动不动就唱几台戏。有时请来专业班社，更多的是请票會或子弟會。

    当时巡回各县演戏，一般都以四天里一个"台口"，四天里演出四个“帽儿戏”。头一天帽戏是《天官赐福》，第二天是《文昌点魁》，第三天是《八仙庆寿》，第四天是《六国封相》，全是含有喜庆吉利意味的群戏，占用的人较多，藉此亮亮行头，亮亮角色。幔帐也一天一换。

    帽戏唱完了才开演"正戏"。戏码都是很硬的，如全部《白蛇传》《玉簪记》《玉杯记》《琵琶记》《乌盆记》《千里驹》《西楼记》《烂柯山》《长生殿》《桃花扇》《渔家乐》《铁冠图》《棋盘會》《五人义》等等，全是成本大套的戏，从前在农村很受欢迎，不像现只演一、二折。

    文武场面与开戏

    旧时舞台的建筑形式，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是突出的纵长方形的，无论是宫廷中的舞台，民间城镇里茶园的舞台，或者是乡间庙會演戏的“草台子”，都是这个样式。台上正当中，挂著一件大帏幕，俗称“守旧”。两旁是“出将”、“入相”的上下场门。在台上最後方正中"守旧"前，摆著一张长方形的场面桌。担任文武场面的，分别坐在桌子的左右。文场五人，是吹奏乐器的，包括笛、笙、唢呐、二胡；武场四人，是打击乐器的，包括鼓板、小锣、铙钹、大锣。这几位场面人，有时还要兼操别的乐器。鼓板吹笙兼堂鼓、小锣兼堂锣、大锣兼擦锅，文场用星儿时也由大锣兼。吹笛的等於皮黄戏的琴师，他要兼齐钹。两个吹唢呐的，一人兼海笛、三弦，武戏开打时兼堂鼓，一人兼吹笙或提琴。在每场戏的演出中，担任文武场面的人，吹吹打打是非常紧张的。

    按照昆曲的老规矩，每场戏开戏前，场面上先“打通”，也叫“打台”，又叫“吹台”，就是前奏的意思。要间断地连打“三通”，三通之後，才正式开戏。

    “文通”，是高腔通。这台上帏幕後，主要乐器有冬字锣、大铙钹、小锣、堂鼓。“二通”也是高腔通。第“三通”也叫“吹通”。这时撤去摆在台面上的旗、伞、大帐子，把场面移在帏幕前当中，吹通的乐器有大锣、堂鼓、齐钹、唢呐，吹奏著【一封书】或【一枝花】【柳摇金】等牌子。这"三通"打完之後才正式上演。一般是开场武戏，中间武戏，大轴也是武戏，在武戏中间穿插文戏，这样的安排可以调剂观众情绪，不致过度紧张或沉闷。

    艺人们的艰苦生活

    我从十几岁时，常随著昆曲班去农村演出，到过直隶祁州（安国）、博野、蠡县、深县、束鹿、无极、铙阳、安平、定州、曲阳、赵州等等县城和他们所属的一些乡镇。

    至於吃饭，更简单了。據我所知道的，在荣庆社以前的班社，早饭是小米粥、硷菜，中午饭吃镘头或烙饼，佐以菜汤，晚饭自备。到了荣庆社成立，开始有了晚饭。但在四天演出的最後一天，没有晚饭，因为这天下一个“台”派人来接戏箱，得给来人准备饭，所以本班的人就得各自准备晚饭了。每在一个地方演完四天，要结算一天帐，除去吃饭和其它必要开销外，剩下多少，按每人应得的戏份均分。

    形成了许多清规戒律，做为教育昆曲班社人员的准则，相沿成风。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戒条：（1）不许“反箱”（跟著戏箱的人闹意见）（2）不许反文武埸面（如果打错了家伙点，不许斜眼看，这样意味著骂人）（3）不许跟大师傅闹意见（4）不许抢戏演（5）不许争待遇（6）不许喝酒上台（7）不许带孝上台（8）不许骂人、打架和赌博（9）不许“台”（在台上东瞧西看）（10）不许带彩下台，演完戏必须把脸上的胭脂粉洗净，才能出去（11）不许接近不认识的人（12）不许到有妇女的地方去。

    六岁跨入北昆戏曲之门

    1913我出生於直隶省高阳县河西村。高阳县旧时是属保定府管辖，是以演唱北方昆弋出名的地方。这里曾涌现出好几辈北昆艺人，如。。被誉为“昆曲大王”的韩世昌先生，侯玉山先生等，都是高阳县河西村人，村是姓侯的占大多数。我还没出生时，父亲就学戏唱戏了。他是学唱武旦和小生的，早年同侯玉山、魏庆林等参加过庆长社昆腔班。庆长社是我们高阳县河西村早年一个财主侯家创立，由化起凤、侯成章承办一切事务。後由李宝珍成班，改名宝立社。李宝珍没有儿子，让他的徒弟刘庆云管事，班名改为宝庆合。最後又组织了荣庆社。父亲演戏比韩世昌早，他是跟班学艺，边学边演，有著坚实的武功基础，随著流动性的戏班，成年累月出演冀中各乡县镇，按季分些钱，维持家中生计。

    关於荣庆社进京的经过，後来我曾听我父亲谈过：在清末民初，京南和京东附近各县四、五百里地以内，有四、五十个昆弋“两下锅”的班社。1917年直隶省许多县闹水灾，农民生计无著，各县的北昆班社多为情势所迫而解散。留下来的少数班社，如韩世昌、侯益隆、侯益太、马凤彩、陶显庭等人的荣庆社初到北京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封建社會里，艺人们门户之见很深，当年北京梨园行规定，凡是外地戏班人到北京演唱，必须经过精忠庙（即梨园公會）的同意，否则是不许随便演出的。荣庆社第一次到京後，照例遭到阻演。荣庆社由侯益太出头，跟梨园公會交涉，他说：北京精忠庙供奉的梨园行祖师爷（唐明皇）是我们昆曲班的祖师爷没有胡子，我们昆班的祖师爷有胡子。双方争执中，掀开供奉祖师爷像的帏帘一看，果然是个带胡子的神像。於是经人调解，荣庆社给梨园公會献了一块匾，从此准许荣庆社在北京演出了。

    当时荣庆社是在鲜鱼口天乐戏院（今大众剧场）演出，得到了著名老艺人田际云的支持，让正在这里演出的一个女班社让出白天，由荣庆社演出。後来我父亲（马彩凤）曾教这个女班练武功。晚上女班演戏，父亲常带我去看，从此我对戏曲发生了兴趣。我听父亲说过：荣庆社昆腔班初到北京，因京中已多年没有专业昆曲班演出，很受昆曲爱好者的欢迎。观众可分为两大部份：一部份是在京的高阳布商，一部份是北京大中学校师生。因为荣庆社来自高阳，在北京的高阳布商们怀著乡土观念，都想看看"老乡戏"；学校师生们为研究昆曲，也争相往观。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吴梅、王西澄和顅君义等，都非常欣赏昆曲。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多以捧坤角（女演员）相标榜，而蔡先生则号如『宁捧昆，勿捧坤』，足证这位老先生对昆曲爱好之深了。高阳商人们爱看武戏，文人学者们喜好文戏。当时戏院卖票不是对号入座，你来我走，流动量大，因此一场戏可卖两堂座，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大概是1919年吧，荣庆社韩世昌等到天津演唱，地点在南市第一台。当时我六岁，随父来到天津，仍是经常随父亲去园子看戏。回到北京，跟我一起练功的高祥誉、侯永奎、侯书田和侯益隆的徒弟大秃子。我父亲和侯益隆教我们练功。

    我演的第一出正戏是《打杠子》，是经韩子云教的，在直隶省药城县"草台子"同侯益隆的长子侯书田演出。当时我七岁，扮小旦角；侯书田五岁，扮小花脸。这出戏的情节是丑、旦玩笑戏，小花脸是劫道的，企图路劫一个妇女，结果反叫被劫的妇女骗了，小旦角不但反抢了他的东西，还叫他脱衣服。后来我又同孟祥生演唱《打钢刀》；同孟祥生、侯书田演《小昭君出塞》，这是1926年－－我十三岁时的事。此後，我陆续演出了《琴挑》《金山寺》《断桥》《借扇》《藏舟》《相梁刺梁》《闹学》《佳期》《拷红》《思凡》《荷珠配》《背娃入府》《一两漆》《刺虎》《打子》等。

    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韩子云。韩子云，直隶赞皇人，年龄比韩世昌稍长，也是唱旦角的，外号"淘气"；他的头发不多，人称"秃老美"。从前在我们农村曾有这样的顺口溜：『赵州的水，曲阳的鬼（庙里的泥胎），赞皇有个老秃美，淘气的戏料做了个得！』可见他的剧艺是很为人们喜爱的。我最初就是跟他学唱昆曲，除前述的《打杠子》，他还教过我《荷珠配》《打子》等戏。我唱的《琴挑》《藏舟》《刺虎》，是郭凤祥教的；《思凡》《金山寺》《借扇》《出塞》是我父亲教的，赴日演唱以后，1928年秋天，日本为庆祝昭和天皇即位，拟邀请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前去演出，结果商定以韩世昌为首组织了一个昆曲班，接受了这一邀请。

    当时韩世昌参加的荣庆社昆班，正在保定演出，那次应徵去日本演出的，并非荣庆社的全体人员，而是根據需要临时经过选择组成的，演员除了韩世昌以外，有小生马凤彩、耿斌福，旦角马祥麟、庞世奇，老生兼唱老旦、小丑和花脸的小奎官，武生侯永奎，小花脸张荣秀和侯书田等人。场面有吹笛的侯瑞春和田瑞亭，吹笙的侯瑞春的学生赵淡秋，二胡王玉山，打鼓侯建亭和唐春明等，共计二十几个人。在中秋节後由天津出发，先乘船到大连，然後到日本东京、大阪、西京几个城市，往返四十天。演出的剧目，全是折子戏，有《思凡》《琴挑》《闹学》《胖姑学舌》《游园惊梦》《佳期》《拷红》各剧。

    據我了解，当时日本帝国大学和东京大学，全设有昆曲课，有的讲《牡丹亭》，有的讲《长生殿》，从是昆曲的研究工作。由日本回来以後，我又得到吴子通和黄叔伟两位老先生的指点。这两位老先生全是广东人，吴先生常参加天津城南诗社的唱和，给我编写过二本《马郎集》，他还经常给我讲我国的诗词歌赋文章等古典文学。黄叔伟先生，供职於北京铁路局，他教过我写魏碑，我还常接触爱好昆曲的张季鸾、马诗瞿、孟定生、王西澄、童曼秋诸位老先生。有的是在北京，有的是在天津，他们都不断地帮助我提高技艺水平。王西澄先生，曾任北大教授，跟吴梅先生学过昆曲，童曼秋先生教过我《折柳阳关》昆曲名家徐惠如，晚年在天津以吹笛和教曲为生。他曾教过我《小宴》《扫花》《埋玉》《定情赐盒》和《鹊桥密誓》等折。

    荣庆社的分裂

    荣庆社进入北京後，经过近二十年的光景，发生了荣庆社在北京的分裂。一部份人留在荣庆社，保持原来的班牌；一部份人另组祥庆社。两个班分庭抗礼，全没有得到好结果。

    荣庆社分裂的经过是这样的：1917年直隶闹大水，荣庆社从农村进入北京，当时仍沿袭著传统的制度：在生活上，睡大炕、吃大锅饭，每日收入大伙平分；在演出上，按戏码轻重与内容，排定开场戏、中轴戏和大轴戏；演员没有名次先後，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老先生们讲究传帮带，培养後进，青年们刻苦学习，钻研业务，表现出互尊互爱、互学互让的团结精神。後来因为收入渐多，有的主要演员搬出集体住宿地点，戏份要求多分，演戏争头牌，导致了1935年荣庆社的分家。荣庆社的班牌，分到我和侯永奎手里。这时侯瑞春把侯炳文的祥庆社昆曲班，从束鹿县找来，韩世昌、白云生、魏庆林、侯玉山等就参加这个祥庆社。从此以後，两方人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1943年12月，张文娟在济南搭班，出演大观园，每天两场，当时没有小生。从春节开始，我就开始演京剧小生了。连演三个月，她嗓子突然坏了，辞了班，我也要走。戏班留我不让走，我在原班演戏教戏，教张美玲、孔婉华、李凌云、安艳秋等。後来，崔盛斌来到济南搭班，他知道我是唱昆曲的，又能教戏，让我教他的女儿崔丽蓉，还有徐玉川。那时济南正在敌伪统治下，崔盛斌给张美玲编排了一出《刘海与嫦娥》，抗战胜利后，济南戏院营业较盛。我最后在芜湖搭班，一共住了四年。

    北昆的新天地

    1949年，我到了镇江，想回天津。这时我接到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的信，他们在北京已参加人民艺术剧院，教舞蹈，叫我回去也参加。我在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教舞蹈，指导练腿功，练腰功，练身段。1951年三反运动後，人民艺术剧院改为专演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老院长，指名要我和侯永奎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教课（教话剧演员身段），这中间，吴晓邦成立舞训班，也请我和侯永奎参加培养舞蹈教师。

    当时我们所以做了这样一些民间戏曲的导演和古代乐舞的教学工作，而没有发挥我们昆曲本行的作用，主要原因是昆曲艺术在初期还没有得到和其他和剧种同样的发展。

    1956 年，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在北京演出，满城听唱，盛极一时。这一出戏，救活了走向没落的昆曲这一剧种，从此昆曲才开始被人们再度重视起来，紧接著上海筹办南北昆曲會演，我们一部分北昆剧人们，组成了一个北方昆曲代表团，南下参加會演，由金紫光任团长，韩世昌任副团长。当时我同侯永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侯玉山在总政文工团，孟祥生、侯炳武在武汉，景和顺在天津，还有其他一些人，约共四十多人。於10 月25日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参加从11月3日首先在上海长江剧场举行的會演。會演的剧目，有韩世昌的《游园惊梦》、白云生的《拾画叫画》、侯永奎的《林冲夜奔》、侯玉山的《锺馗嫁妹》和我的《昭君出塞》。又继续去到杭州、苏州、南京，举行巡回演出，并會见了许多昆曲专业演员和业馀爱好者，起到互相交流观摩的作用。经历了两个多月，在四个城市共演出38场，於10月29日返回北京。

    我们北方昆曲代表团回到首都後，没有解散，就著这个代表团的基础，商议筹办北方昆曲剧院。由韩世昌任院长，金紫光、白云生任副院长，我和侯永奎为艺委會主任。在举行建院盛典当日晚會上，梅、韩两先生曾同到“老夫子”陈德霖门　，後来梅被誉为『剧界大王』，韩被誉为『昆曲大王』，那次具有四十多年交谊的老朋友同台演出，传为艺坛佳话。此外，还有李淑君的《出塞》，侯永奎与魏庆林、白玉珍的《刀會》和我的《闹学》。

    文化大革命勒令撤消了北方昆曲剧院，把韩世昌、白云生和我一律调到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从1968年开始，我被下放干校。1969年勒令退休。1970年，让我在自己居住处－－－北京西城区後海翔风胡同所在地的居民委员會看管电话。1971年让我当居委會副主任。一直把我折腾了十年。粉碎四人帮後，先从北京市京剧团分出一个昆曲小分队，1979年正式恢复休克了十年的北方昆曲剧院的建制，我被任为副院长。

    当年主持筹建北方昆曲剧院的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均已相继谢世，健在的侯玉山、吴祥珍已退居顾问。我所依赖的北昆老先生的第二代有侯玉山儿子侯广有〔架子花〕、侯永奎儿子侯少奎〔武生〕、白玉珍儿子白士林〔武生〕、女儿白小华〔武旦〕、韩世昌儿子韩鸿林〔吹笛〕和侯炳武儿子侯宝珠〔武生兼剧务〕、侯宝江〔花脸〕等。

    (作者 马祥麟；图为马祥麟大师在《思凡》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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