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红袖作品txt微盘:胡赳赳访谈

答：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我两岁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的一张赤身裸体的照片——很可笑的一张照片，在照相馆里照的——我就想起那个情景。天真无邪。太小了，才两岁，长得肉乎乎的，一条曲线在桌子上（嘿嘿）。那时候住在小镇上，是很典型的小镇青年。具有小城镇气质的青年我是个典型，就是那种少年时代在小镇上走过的：每天看见太阳从东边的山上升上来，从西边的池塘落下去。每天会看见机械厂的一个大烟囱上面冒着白烟，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白云。每天有很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时光。小镇的生活很安宁，节奏不快。小的时候也会跑到河里去游泳，晚上放学不回家，对家里撒个谎，被妈妈识破了打——那时候洗衣服用棒槌——家里就用棒槌打你。那时候老想离家出走——一挨打就想离家出走，报复他们，让他们想找我也找不到——但是外面太黑，不敢出去。我出去外面那么冷，那么黑，我操，我到哪儿睡觉去！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没有离家出走。

问：这些都是你初中毕业之前的事情？

答：对，初中毕业之前的事情，那时候还在家里。一九九二年上高中之后就野了。十四岁，每天看录像，打台球，看武侠书……

问：在青春期时期的你的眼中，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答：那是一九八八、八九年，我十一岁。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院墙里已经出现了“打倒官倒”、“灵魂的工程师”的字样；在广播里听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听到了苏联解体。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但随着年龄越成长，开始明白这些事情实际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完全地影响了。就是说我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个人，但等你成长成为青年、进入社会之后，开始发现这些事情在不断地影响着你。不论从思想上还是行为模式上都有影响。

问：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答：一个是你对世界的认识，它影响了你；你对进步与倒退的观念，它也影响了你。比如说我会觉得某些事情是进步的，某些事情是倒退的，有些事情造成了世界均衡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它也在影响你，有些你以前认为是“是”的东西，现在你发现它是“似是而非”，你以前认为是“非”的东西，原来是真理。像这种东西对人的影响就特别大。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会判断。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善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丑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什么东西是恶的。关于这些东西的思考，你慢慢就形成你的观点。

问：在收纳和引进。

答：对。我们引进了消费主义，引进了后现代思潮，引进了全球的大品牌，引进了生活方式，引进了流行文化，引进了好莱坞……这种东西真正的是在变成中国的现场。中国现在是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实验室。是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你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有活力，它就是一个大的shopping mall，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就是邓小平一句话，三十年变成一个大的超级市场。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头。安迪•沃霍尔说过一句话：百货商场也是一个博物馆。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百货商场里头，在中国这个博物馆里，肯定也有一部分东西能够进入历史。那么你看有些我们以前反对的东西，现在我们在拥护，以前我们赞成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屑一顾。就是说很多观念在这么一个场合下面，很多很多元的很丰富的东西都在这个现场发生了变化。

谈中国必须谈北京，凡是在北京经历的东西都能够在外省经历，所以北京就变成了中国最中国的一个部分，变成了中国的中心。要说超级中国的演变，只要看北京三十年的转变就看得很清楚。

中国这三十年理想主义消失了。我们十八岁、十六岁之前的理想主义消失了，我们纯真的一面消失了，感情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东西，交情也是这样，大家认为交情是“我给你了你一定得还我，你要不给我下次我不跟你来往了。”不存在交情。就像潘石屹说的“老友越来越少了，新朋友越来越多了。”这是一种蜕变，“蜕”就是你要蜕一层皮，现在中国人正在蜕自己那一层皮。

问：你觉得这种“蜕”的现象是好，还是？

答：必须蜕。这是一拨人必须完成的东西。从农村走到城市，把城市化变成中国的主要部分，把十亿农民现在消化成现在的七亿，这个功劳很大。城市化的问题当然得整个都改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现在应该变成台湾那个电影《晚九朝五》，晚上九点钟醒来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睡觉——整个现代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形态不一样。

我们现在很可怜，所谓城市化的本质就是水泥化，我们在水泥里没有一点光照。它完全把你的生物功能紊乱了，看不到太阳，没有风，不在大自然之中——人太伟大了，完全脱离了大自然。城市这个东西就像在地球上的一个肿瘤，水泥消失不掉，降解不了。所以你该得的病就一定会得，你该忍受的生活方式一定得忍受，包括你的心灵的交流也一定是孤独的。

现代人孤独得厉害，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跟同性朋友勾肩搭背过，上学的时候不都是一群人搂着光着膀子吗？男生跟男生搂着去打球。现在不敢，怕人家说你是GAY。大城市提供的自由度、伸缩度特别大，但大城市同时又孤独、自闭、冷漠、荒芜。水泥不长草，当然荒芜。这同样会影响到你的整个心理和生理状态。

问：你一直以来都很关注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它可能是个更敏感的点。在你看来摇滚乐这么多年来的变化是怎样的？

答：我是一个摇滚乐的听众，我热爱去听，但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第一次听摇滚乐是听崔健，那时我才五岁，看见他在电视里一出来，我操，我整个人后背像一根筋被人抽走了！那才几岁，上小学，唱“脚下的地在走”，我整个人就飞了，就HIGH了。从我家背着个书包摇摇晃晃穿过一条街去上学，路上自己就会唱。听《一无所有》的时候，感到整个人“咣叽”一下——歌也可以这样唱！那个时候老师很反对，初中语文老师就说“你看那些人，歪着脖子唱歌，还蒙块红布”——他边说还边给我们做示范——他很反对摇滚乐的。

到初三，上高中，就开始听郑钧，张楚，张萌萌那帮人，魔岩三杰那一拨，黑豹，还有我很喜欢的天堂乐队。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九九四年真的是中国摇滚乐的鼎盛时代，一拨一拨地出人，但现在剩下的没几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城市，就开始有摇滚乐的走穴了——黑豹、鲍家街、还有零点，每场我都去听，很奇怪，我总是不买票就混进去了。

上大学的时候听摇滚演出，我给当地的报纸写乐评。没稿费，就送你一张卡——这个栏目是一个音像店赞助的，那张卡可以换一盒盒带，我就为了那盒盒带每个星期给它写乐评。二〇〇〇年来到北京之后，能采访到郑钧、罗大佑、许巍，能采访到很多人，包括现在最流行的阴三儿。他们有的能成为朋友，有的能成为同道，有的很聊得来。

现在摇滚乐衰亡了没有？我认为没有，完全没有衰亡。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切•格瓦拉的精神也是一种摇滚精神。只是我们现在本土的摇滚音乐人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不足以支撑大家的耳朵。所以大家愿意去听枪炮与玫瑰，听老鹰乐队，听滚石，听一些别的东西。摇滚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变得更广泛了，宽泛的在吸收。这种叛逆不仅仅属于年轻人。叛逆的东西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天生的一种激情。这种精神会延伸到方方面面，延伸到你的生活方式，延伸到你的审美，延伸到你的为人处事，延伸到各行各业。就跟诗歌一样。

问：从一九七几年到现在，国内整个艺术圈的变化非常明显，包括作品的外在和内容。你作为一个看者对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答：我在798顺手做了一个展，顺手主要原因是：当代艺术看起来好像很高，但他们玩的那套感觉是在玩人剩下的东西。无非是现在物质条件好了，经济水平提高了，有人玩收藏了。收藏的附加文化价值高，带动了对艺术的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当代艺术在中国能够跟国际接轨，这挺好。艺术家本身也具备历史学家的特点，你去了解一个国家肯定先进历史博物馆，进博物馆主要是看画家画的画，以此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它有着记载历史文化信息的作用。我们现在一看就是大脸、龇牙咧嘴——噢，原来中国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应该有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现象出现。

艺术的盛行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798、宋庄开始带动全国，使每个主流城市都有自己的艺术，而且把这当作跟国际接轨的一种方式。现在什么好卖画什么，你现在画毛泽东像还能卖得出去，别说他们做，你做都卖得出去，这个东西就是有市场。它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你可以做多少个卖多少个，你把欧美卖完了再卖亚非拉，全球这么大市场呢。这就是市场化。但它的学术性是弱的，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