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小军脑后发型:朱清时：中国最“牛”的大学校长(图)

　　 朱清时，1946年生人，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至2008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采访手记

　　深圳是一座充满朝气的年轻城市。它是年轻人创业的战场，也是实现梦想的天堂。在我的印象里，深圳属于年轻人。

　　偏偏在这里有一位生理年龄64岁、心理年轻34岁的朱清时。他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打拼，非要开辟一块新天地，创办一所全新的一流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本来，他早已功成名就。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10年，因为年龄原因刚刚退下，又迎着“人生的新挑战”奔赴深圳，再做“拓荒牛”。

　　朱清时是化学家，他的思想和实践总能给人“化学反应”出其不意的震惊。譬如，他是第一位公开抵制教育部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的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他在多种场合呼吁，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要“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

　　最近他又说，我们不能等了，明年春天就自主招生，从高二学生中选取50名学员。3年？我们等不了，深圳等不了，高教要改革的趋势也等不了，我们先干起来。

　　这些“朱氏壮举”和“朱氏高论”振聋发聩。朱清时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大学校长”，高校教改的“勇敢践行者”。

　　朱清时为什么这么“牛”？他为什么这般“敢说敢做”？他的思想勇气从何而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有一个“解读朱清时”的心愿。我从天津飞到深圳，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

　　我握着他的手，软软的，暖暖的，没感觉到什么力量。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学者、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师。

　　他的眼睛很亮，有让人看不透的深邃。

　　跟朱清时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心平气和，娓娓道来，语气平缓自然，却时不时地让你心中闪亮，茅塞顿开，感受到那无形的思想力量。

　　他说，我们正忙着筹备招生的事。我说，为什么非要赶在明年春天？

　　他说，不能再等了。如果按照教育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文件，还要等3年呢。学校建起来了，教师、员工从海内外招聘来了，万事俱备，只欠招生了……深圳是特区，我们就特事特办，先干起来。

　　我说，我们最关心的是，您的教育理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人生经历促使您产生了这些想法？并且，能够勇敢地付诸实践？

　　他说，人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经历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人生。当年，我从成都13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它只是一所普通中学，却培养出了两名中科院院士，我和陈霖。

　　中小学时期的朱清时，心中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他崇拜三个人：第一个是牛顿，发现了许多科学定理；第二个是修改了牛顿的爱因斯坦；第三个是法国年轻的数学家伽罗华。伽罗华在上中学时，就解决了一个数学家们6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数学难题，高质方程有没有根号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奇特，发明了一种概念叫“群论”。

　　朱清时说，伽罗华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他知识那么少，却解决了许多大科学家没解决的难题？就是他的知识恰到好处。不多，但该有的都有了。太少，不够用；太多，可能被束缚。他的特长是思维能力特别强，能拐许多弯儿，思维深度很深……所以，我崇拜追求真理的人，崇拜敢于说真话的人。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个影响是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他在青海西宁一家铸造厂干了5年修炉工。整天跟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打交道，钻到冲天炉里修炉子，就像在火里面被锤炼，很苦很累很危险，每月50斤粮食的定量，全吃完。

　　朱清时说，如今的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吃苦也是一种人生财富。它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我的思想基调，这就是要脚踏实地做事、做人，要独立思考，不追赶潮流，不人云亦云。这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我的人生起点很低，人在极苦的环境中走过来，再干其他的工作，就不觉得是苦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当过修炉工，还能有比这更苦、更差的吗？

　　天道酬勤。朱清时抓住人生机遇，参与并领导了一项重要科研项目，厚积薄发，如日中天……1991年，45岁的朱清时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他不仅科研上硕果累累，而且，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10年，成为“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学者。

　　他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在体制内成长，也是体制的受益者。可是，他却直言不讳地抨击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一次，他参加教育部直属校长会议，他的发言令全场鸦雀无声……有人私下里议论，这个朱校长，胆子太大了。

　　我说，您的勇气从何而来？为何这么敢说敢做？

　　他笑了，说也许是一种责任心吧。既然我是校长，就要把学校教育搞好。我对国际上的大学很熟悉，我想办国际一流的大学，但做起来却非常艰难……

　　朱清时用了10多年时间，逐步认清了制约高校发展的诸多弊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看到那里的教材非常好，知识更新很快，编写非常精彩，学生很爱读。于是，他从改革教材入手，组织老师到世界各地去调查、学习，回来编写新教材……可是，慢慢地，教师们对编写教材没兴趣了。他认为，不是教材的问题，而是教师的问题。就千方百计引进优秀教师……可是，一些原本非常优秀的教师，时间一长，就被“同化”，变得平庸了……于是，他看到了根本问题——我们的体制不行。

　　朱清时说，特别是最近这10多年，大学“行政化”的趋势在发展，校长像“官员”、大学像“衙门”，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如果不“去行政化”，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也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于是，朱清时利用一切场合大声疾呼：大学要“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

　　我说，可能别人也看到了，却不说。您敢于说出来，没有什么顾虑吗？

　　朱清时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呀，认识到了真理就要说出来，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坚持真理没什么可怕的。

　　访谈录

　　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在全球遴选校长，您在200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全票通过，成为该校的创业校长。在常人眼里，您功成名就，何必还要在花甲之年独身一人跑到这里创业呢？

　　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位置卸任之后，本打算过清静的生活。表决结果出来后，有的委员打电话给我，也有的专门乘飞机到中科大找我，说我们当校长时，总是遗憾无法做成最想做的事情，现在深圳具备了这些条件去创新，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这些话打动了我的心。说实话，我深深地感到，在原有体制下推进高校改革太难了。深圳创办新学校，就可以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

　　记者：您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社会上对大学有一些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以为大学是相对小学、中学而言的，因为其学校规模大、学生年龄大而称之为“大学”。 大学一词源自universitas（拉丁语），意思是做学问的师徒共同体。威廉·洪堡把大学视作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由此，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基调，这就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洪堡的故乡德国，“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开国之际便被写入相当于宪法的《基本法》，而且成为任何修宪举措无法撼动的条款。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人才辈出？这是制度上的保障。

　　我理想中的校园，弥漫着“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的空气，在教师和学生中洋溢着追求卓越的风气。它应该是一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具体说，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个是校园要安静。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的学校可以不豪华，但一定要很安静。我当校长的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忙着争项目、争经费。后来忽然觉得，大家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搞丢了，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校园安静下来，老师和学生的成果，自然而然就有了。社会浮躁，大学不能跟着浮躁。现在学校整天忙着开会、评审、这个工程、那个工程……背离了教育规律。

　　第二个是校园要纯净。大学应该是坚守社会道德的高地，做社会的净化器。我所以极力反对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并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评估成了一些人的“政绩工程”，为了得高分，就造假。比如，有些大教授、名教授，他们上课是不写教案的，课就“备”在他的脑子里。于是，就组织老师和学生给他们补写“教案”，这就是造假呀。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

　　记者：所以，您就坚决抵制教学评估？

　　朱清时：教育是慢工出细活，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很高的教学质量不可能在几个月就完成。我们就是“原生态”，谁来检查都是学校的真实水平。

　　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记者：您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扩招被许多人认为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机遇”，您面临的压力很大吧？

　　朱清时：我当然知道扩招的好处，一个人头就一万多元，有的学校收到一万五六。我面临的压力上下都有。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披露过，一次安徽省人大开会，一位领导在会上说，中科大不建新校区、不扩招、不支持地方政府工作……学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卸任之后还有人说我不扩招是犯了“战略错误”。

　　但是，我能坚持个人意见。我是校长，我有否决权。关键是教师们都理解我，班子内部也没有不同意见。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学校并非越大越好，世界上有些大学规模不大，却是一流的。中科大有自己的定位，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我不捞钱、不捞地，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如果扩招一倍，教学质量就“稀释”了一倍。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一般认为一位老师最好教12个学生，但扩招后教师要应对几十个学生，上课就像作报告，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效果很差。而且，扩招之后，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还有时间搞教研吗？

　　记者：教学质量因扩招而被“稀释”，本科生水平下降是社会公认的事实。

　　朱清时：中国大学为什么干了这么多蠢事？许多学校在扩招时都疯狂了，他们不是不知道扩招的危害、贷款的危险。很多人追求的是“政绩冲动”，在我的任期内把学校扩建了、扩招了，这就是我的政绩。至于贷款怎么还，教学质量下降等等，我就不管了。这种“政绩思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要受到惩罚的。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学术机构了，而是被“行政化”了，成了“衙门”，谁官儿大，谁说了算，是行政机构的特点。大学是学术机构，应该是谁掌握了真理，谁说了算。但是，要扭转这一点很困难，在中科大我也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很多人是难以割舍的。

　　记者：您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吧？据我所知，秘书和司机应该是跟您一辈子的吧？

　　朱清时：我在安徽中科大仍然有秘书和司机，我到这里就给自己“去行政化”了。在合肥机场我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要交800元。对，这些都是我主动放弃的。

　　记者：这些待遇都是利益呀，放弃是很难的。这也正是您令人钦佩的地方。舍得是一种境界呀！

　　朱清时：其实，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位专职司机，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走在大街上，飞来一块石头，打在头部就会死掉。就像帕斯·卡尔说的，人像芦苇一样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

　　记者：您自己带头“去行政化”了，南方科大呢？

　　朱清时：我们已经“去行政化”了，没有从公务员系列套来的什么科级、处级，行政人员就是“服务员”，是为教授和学校工作服务的。当然，大家的物质待遇不会减少。“去行政化”就把学校内部的关系理清了。谁是主导，谁为谁服务，就清楚了。“教授治校”才能恢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我。

　　记者：您多次强调高分压力扼杀优秀人才，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南方科技大学将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自主招生，为什么要招高二学生呢？

　　朱清时：我1963年考入中科大时，分数并不算高，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我们上完课只复习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复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老师也没训练我们如何应对高考，就是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

　　现在的高中课程，在高二就完成了。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被“强化训练”一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我们从高二学生中自主招生，就是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摧残。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让很多人不理解。少年班的学生要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记得我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是，过度施肥，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了。而且，土壤板结，把土地搞坏了，损失更大。

　　记者：是啊，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文化学术氛围被淡化了，教育的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非常浮躁，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出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

　　在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有两张中学时的成绩单。一张是16岁时，成绩是：修身35分，算术100分，经学96分，几何85分，国文55分，植物78分，英语98分，生理98分，历史87分，图画35分，地理92分，体操85分。另一张是18岁时，成绩是：试验80分，品行73分，作文90分，习字69分，国文88分，英语98分，地理75分，代数92分，几何97分，植物80分，图画67分，体操60分。可见，郭沫若当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79分，国文、图画等3门功课不及格。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比较优秀。可是，郭老后来却成了大诗人、大书法家、大考古学家。

　　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 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还有，考清华时，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则是0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大学。钱伟长上清华时先读历史系，一年后他要求转读理学院，学校同意他试读。了解这些大师的经历，可以帮助认识为什么我们教育界没有培养出大师？可以激励我们坚定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的信念，让我们把真理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