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在三国在哪下载:偶见孤本中共六大党章单行本
我在江西瑞金发现了石印版中共六大党章单行本。据研究，此本的出现有三种可能：一是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带入瑞金；二是从上海中央局带入瑞金；三是江西苏区或闽赣苏区印刷。时间应在1931年12月之前。是目前仅见的早期单行本。
此石刻位于川陕交界处的一处摩崖上，详细记载了此次会议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之全部内容。上刻红星、党徽图案“全世界工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及马克思头像等，为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物。
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议决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六大认为，这十大政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刊登在《共产国际》的一大回忆）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合约，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当时，中国的薄弱的工业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到会的代表共12人，计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和济南的代表各二人，广州和日本东京的代表各一人，他们代表着五十七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也派有代表参加。
大会共进行了五天，最后的一天，因避免警察的搜捕，是被迫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的。
大会讨论的议程，计有：一、目前的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织问题。
关于党的基本任务问题，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在目前时期，党不仅不应拒绝、而且应积极号召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展职工运动，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大会以后，在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这个刊物是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俄国的情况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上面，就登载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宣言中号召中国阶级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关于党章、党的组织原则与党员的条件，则完全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并决定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从团员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
最后，关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织问题，因为当时全国党的组织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只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部，由三人组成，以陈独秀为书记，另设组织主任与宣传主任各一人。
这样，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设在上海，后迁往北京，在广州、长沙和武汉都设有分部；它在邓中夏等同志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运动，用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等名义组织教育工人。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引导全国工人阶级走向团结的道路。
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是：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盛顿会议通过了美、英、日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以后，帝国主义者就分别扶植中国的各派军阀势力，发动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热望着一个民主和平统一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建立民主和平统一的中国的具体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召集的，出席的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四个文件。
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大会的宣言中全部显示出来了。这一宣言号召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实际上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
在宣言中，首先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认为自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上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
其次，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宣言指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八十年侵略中国的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而中国社会，“尚停留在半原始制度把持之下。”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基于以上分析，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号召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参加这一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并使这一运动“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达到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宣言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奋斗的方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近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联合战线的纲领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它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2.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 废除厘金及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4. 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战斗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权利的基本道路。
但是，从宣言中可以看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没有明确的认识，例如说：“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意思就是说，民主革命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去干，无产阶级不过是“帮助”而已；民主革命的结果，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有利，“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而已。至于民主革命中的基本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在纲领中也完全没有提出。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指出：“宣言的缺点，是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号召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这个缺点，后来就在党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领导工作中，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集团发展成为严重的路线错误。”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另外，还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周报。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工作的结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日益高涨：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工人为争取经济上的改善与政治上的自由的罢工达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达三十余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高潮。虽然这些斗争都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没有达到目的，特别市一九二三年二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更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野蛮屠杀，但却使党呵工人阶级更明确地认识到，在当时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和反动势力斗争，必须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就在这个时候，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举行的，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三十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二十七人），代表着党员四百三十二人。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一、是党纲草案，二、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党纲草案的讨论情形以及党纲的内容，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材料，只是从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二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一书内，知道一点零星的材料。据瞿秋白同志的意见，第三次大会通过的党纲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大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一是与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的争论，一是与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的争论。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胜利了，只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着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来实行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必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张国焘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则是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
大会批驳了以上两种错误思想，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
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反对“左”的与右的机会主义观点。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从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以后，中国革命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纲领，成立了广东的革命政府和黄埔军官学校，克服了反革命陈炯明的叛乱，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在北方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由于受到南方革命运动的影响，推倒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政府，宣布西北军参加国民革命，占领了北京。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开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全国的形势是处在群众革命高潮的前夜。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廿二日在上海召集的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行将到来的群众革命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代表着党员九百八十人。在这次大会上着重地讨论了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及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
大会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认为满意。”（见大会《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并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时政局的分析，即：中国这时是处于国内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的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要得到更大的发展，必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与广大的宣传组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反动统治。
于是大会时讨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以及一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这个议决案，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要以独立的地位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要取得运动的领导权，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决议批判了一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直接宣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民主主义革命，认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会使我们的党变质。而更普遍的是右倾的错误，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并且认为应当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应该卷入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中。决议案中指出上述这些错误倾向，不仅是过去有而且现在仍旧存在，将来也要注意防止。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形成左、中、右三派的分化，大会确定了要扩大国民党左派、批评中派的动摇、共同反对右派的方针。
其次，大会通过了对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决议案。在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了职工运动自“二七”以来的退守趋势已逐渐变为复兴的趋势，指出工人应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决定努力发展各种工会，以壮大职工组织的力量。在农民运动的决议中，认为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党应当宣传、组织农民，用普遍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等方法，使农民参加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但决议中只是提出了“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等口号，并且还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决定实行减租运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局势，大会认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励广大的工农阶级及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必须“引导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及乡村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见《四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
基于以上的要求，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号召中国的劳动群众，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反对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的阴谋，把解决国家命运的问题，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同时，有组织的工人已有五十四万多，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和湖南等地，在毛泽东同志和澎湃同志领导下，农民运动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革命的严重时期举行的，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三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的舰队轰击南京，公开出面武装干涉；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的政变，大批屠杀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宣布反共。在武汉的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倾向也在迅速增长，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是处在政治、经济危机中间。一方面是反革命疯狂地破坏革命；另一方面，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大大发展。二百八十万工人和九百七十多万农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特别是湖南、湖北等地的广大农民群众，已自动起来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积极的政策来满足农民的要求，相反地，认为群众运动“过火”；陈独秀分子也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去改造旧的政权机关和建立工农武装，北伐军的指挥权，还是掌握在旧军官手中。
这样，就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前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采取坚决的政策，发动工农群众和武装工农群众，以制止武汉国民党的反动倾向，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进攻。可是由于当时党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违背了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压制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使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圆满的完成它的任务。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在武汉召集的，出席代表八十人，代表着党员五万七千多人。大会进行了两星期，中心的议程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与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议决案”中，指出“自五卅运动起……我们的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三月廿日事变，……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的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
在讨论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时，批评了陈独秀的使革命根据地向西北方向发展的“理论”，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恐惧失败的情绪；认为资产阶级的叛变，不足以削弱革命，党应当用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这两个口号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在上述的政治决议案中更批评了过去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的错误：“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领导无产阶级实行这个任务。”在讨论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大会中有三种不同的方案，第一个是陈独秀提出的，他主张“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要没收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劣绅的土地和财产；第二种方案则以为要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但须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最后一种方案，认为要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以任何限制。大会通过了第二种方案，规定了要没收大地主的出租土地交与农民；至于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则不没收。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对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在大会上表现了动摇，在大会之后，对于大会已经通过的这个决议，也没有付之实施，而是采取让步、投降的办法，根本不提土地问题。
毛泽东同志虽然参加了第五次大会，但被陈独秀分子剥夺了表决权；他在会前不久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被机会主义者压制不能发表，因此他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被当时党的领导所采取。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及其他绝大部分的代表，在大会上反对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缺乏积极的办法，因而第五次大会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只不过形式上通过了几个决议案。更错误的是大会仍然选举了陈独秀担负中央的主要领导职务。这样，如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所说：“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当大会闭幕以后许多中央委员分往各省而不能参加中央的实际工作时，陈独秀就仍然继续执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武汉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合流时，没有给以应有的反击，而使伟大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