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王国遗址出土的遗物从20世纪初问世以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秘，引起无数人的好奇之心，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正当人们还未解开三星堆古玉之谜和所处年代之际，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家在80年代的新发现使古蜀王国更显得扑朔迷离。三星堆古蜀王国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人物、动物、植物、飞禽等造型不但栩栩如生，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和珍奇之感，更多的是这些造型的独 特性和怪异性蕴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内涵。

　　如果说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是个谜的话，那么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石、玉器、青铜器、金器便是揭开古蜀王国神秘面纱，通向神秘王国，打开神秘之门的钥匙。

　　一、王国的雄辩证明

　　关于古蜀王国起源于何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谜。“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文中因无法得知古蜀王国建立的时代而发出的感慨。这一感慨使后人对中国的西南在西周以前是否存在着古蜀王国持怀疑态度，即使有，它又建立于何时？由于考古实物资料的缺乏，史学家们也只能根据前人所留下的一些文献资料对古蜀国的起源进行研究推测，但仍无结果。随着考古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给人们的研究视觉拓开了眼界，但零星的局部的考古发掘资料因不成系统，加上文献资料的模糊，使稍后的一些研究者们又形成蜀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印象。然而80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所出土的各种遗迹现象和品种繁多的器物造型告诉我们，大约在距今4100年左右，在中国的大西南就有一个独具特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存在，她就是神秘的古蜀王国。

　　我们确定三星堆遗址是4100年前古蜀王国遗迹的主要根据有：

　　1．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小平底陶罐、尖底器、高柄豆、鸟头把器型为主要文化特征，这些器型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内涵，如滇文化、楚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而自成体系。

　　2．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的不同人物造型、面具等，已充分表明当时已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大量玉石器成品及半成品的发现、青铜器的出土、雕花漆器的出现都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已有细密的社会分工，这些器物还表明了当时古蜀人的经济实力和国力的相当强大。单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里出土的武士像和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将军头像”，足以说明当时的蜀人已有一支强悍的军队，且独霸一方，并与中原诸国争雄。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古蜀人与它国争雄一事不见于传世的史载，然而考古实物资料的出土则雄辩的证实了古蜀王国的这一史事。在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即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示蜀”等记载，正由于商蜀之间的不断纷争，故在周武王伐纣之时，蜀为报仇踊跃地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行例，并冲锋在前，使殷人倒戈，故《尚书?牧誓》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反过来，我们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戈、剑、石矛、铜戈等礼兵器，正好说明了蜀人好武，出土的具有中原殷商风格的青铜尊、等礼容器则证明了蜀、商之间往来所发生的关系的结果。

　　3．从三星堆遗址群中出土的陶镂孔圈足豆、小型的斧、锛、凿和小平底风格的陶器均与近年在成都平原发掘的古城址群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双河紫竹古城等所出同类器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有并存发展关系，又有继承之关系。共同的关系是这几座古城址的城墙均为斜坡拍打的构筑方法，城墙的建筑材料均为就地取土，城墙的布局及走向基本一致，均为西北至东南，城内的房屋建筑均为沟槽式并在槽内挖柱洞，墙体为“草拌木骨泥墙”。这些古城在成都平原西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分布形式。在这群星密布的古城中，新津宝墩古城和广汉三星堆城址属建立邦国最早的两个城址，从这些城址群中出土的器形，特别是陶器中的小平底器高柄豆、高圈足豆等无不显示出同一文化内涵特征。特别是1997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约100米的仁胜村发掘出距今4100年以前的墓葬28座，其中还有一座“人牲坑”和“牺牲坑”。“人牲坑”发现一座，人经腰斩后下埋，坑内并埋有完整的象牙；“牺牲坑”一座，一般埋葬肢解后的动物作为牺牲。坑底及坑壁经夯打，十分光滑、坚硬，牺牲埋入坑内也经捶打砸碎。

　　这些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已处于文明的时代，由此有理由认为古蜀王国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即已出现。在这些邦国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当为三星堆这一古城古国最为强大，特别是两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更加展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国强于周围邻邦。古蜀王国的考古发现，也与传说时代的虞舜时期大致相当。从三星堆遗址和宝墩古蜀人遗址所出陶器的演变亦可看出古蜀国的发展在成都平原持续了2000年之久，直至西周后在中原文化与诸文化形成大融合之际，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如尖底盏、虎、鸟纹、手心纹等。可见蜀王国的建立并非是在周失纲纪之后才称雄，也并非是唐代诗人李白认为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所感到的虚无飘渺。

　　二、森严的等级制

　　从古蜀王国遗址出土的一百多个人物刻划、雕塑造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铸造和刻划不同人物时，不论在质地、手法还是服饰、造型方面都是有意识地反映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形象和地位。如奴隶或人牲的造型，质地主要选用石材，虽然该类型造像不多，但我们从三星堆遗址的三星村和西泉坎等不同地点发现的两件石雕人像以及成都方池街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雕人像，均为双手反缚，双膝下跪，石材均为较差的石质，在雕刻的技法上采用圆雕，但只用极简单的线条将大致轮廓雕出即可。其五官、身体、服饰等，不象其他质地的人物造型那样进行夸张或艺术加工，也不象青铜人物的五官轮廓清晰分明。双手反缚呈跪坐人物的石雕像与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相比，更是相形见绌。青铜跪坐人像所显示出的高雅而尊严的身份与石雕人像的地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众多的青铜人物造型又根据其作用分为头像、面具、全身人像。

　　头像有两种；一种为有一定地位的头像，头为平顶，脑后扎成独辫，眼嘴都经过相应的夸张，另一种为带有花冠或头饰发簪的头像，这类头像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平顶头像”的高，且嘴涂朱红，可能属巫师之类。

　　面具，一类铸造成一般的人面像，大小不等，几乎都塑造成大眼睛高鼻梁、大嘴，显示的是普通地位；另一类则塑造成纵目之形，其体大，表现出受人尊奉之崇高地位。

　　全身人像的塑造有刻划在玉石器上和青铜铸造的立人及跪拜之人。从青铜铸造的全身人物和玉石器上所刻划之人物，可以说他们都不是普通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是武士就是司巫，俱属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头戴高冠，或身着戎装，或纹身，或手持礼器做拜祭之势。

　　具有特殊尊贵身份的人像则刻划在黄金上面或制造成特别高大的形象，或在脸上贴黄金面罩。这些人物造型明显体现了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握有生杀大权、号令天下和神交流的特殊技能。如金杖上所刻人物的圆脸及所戴之耳坠和五瓣花冠，与古蜀遗址中出土的其他人物脸型、嘴和所戴之帽是完全不同的。在发现的人物造型中，不论是青铜铸造的，还是刻划在玉器上的人物均为方颐、大嘴，且两嘴角上挑或下勾。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可以说是体现的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根据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可谓是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之蜀王中所列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象形文字”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三、神祇崇拜的雕像

　　古蜀先民所信仰的神灵，从三星堆古蜀遗址所出的大量遗物来看，当是多元化的，而不像现代人类中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佛教信徒那样单一的崇拜某一教派。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器物而言，古蜀先民所信奉的神灵多属宗祖崇拜和自然神礻氏的崇拜。为了长期表达他们对神灵的崇拜之意，他们采用绘画、雕刻、雕塑、铸造的手法将所崇拜的神灵塑造成立体的偶像，再加上燔燎、悬挂、瘗埋等辅助手段，以达到敬神祈求丰产、社稷平安、胜利庇护之目的。关于古蜀王国所祭祀的对象与礼仪已有多文论述，这里重点要介绍的是从三星堆遗址中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青铜神树等特殊造型所显示的内涵及其意义。

　　1．祖神的崇拜

　　对于祖神的崇拜主要体现在几件大型的青铜纵目人面像。这些纵目人像的眼球向前凸出于眼眶十多厘米，有的还在人面的鼻梁上铸有一条龙。这样的造型可以说是古蜀人将想像或传说中的神赋予了自己的祖先。《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是对古蜀人开山鼻祖形像的描述。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纵目面像与文献所载双双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的存在。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竭。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大荒北经》说烛龙：“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可见其神的道行是非常高的。类似这样的神，任日方《述异记》载：“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说：“盘古之君……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淮南子?地形篇》云：“烛龙，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我们从上述文献的记载中已看到烛龙神的神通与盘古王的神通是相同的，盘古王是传说中的开辟之神，但他已明显的是被后来的人进行了加工处理，而《山海经》里所载的烛龙可说是保留了原始神的真实面貌。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所出土的纵目人面像的“纵目”正是文献中的“直目”，面额中部所饰之“蛇(龙)”正是“人面蛇身而无足”的真实写照。凸出的双目有“视为昼，瞑为夜”之功。这与系统化后的盘古王的“双目为日月”和“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是同工同曲。可见蜀先民所塑造的纵目人面像就是为了祭拜缅怀自己的先祖、开辟大神——蚕丛王。由此可见《山海经》所述烛龙应为“蚕丛”。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人面像，不仅解决了“烛龙”——“蚕丛”的神像特征问题，同时还给我们表现了中国后世神话传说中的两位神人——“千里眼与顺风耳”。应当说千里眼与顺风耳的原型取材于“蚕丛”王之貌。

　　2．鸟神的奉崇

　　鹰、鸟等飞禽具有锐利的眼睛、强劲的足爪和一对能翱翔于蓝天的翅膀。从古至今它引起无数人的幻想和仰慕，特别是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更是如此。纵观我国在崇敬仰慕鸟的古代民族，尤以古蜀人为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已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各种质地的鸟类的造型多达十多种，其数量之多，是中国其他古代遗存中少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称得上是“鸟的王国”。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鸟类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从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巨大鹰头和人首鸟身、人身鹰爪的造型。大鹰头(图版二：1)通高403厘米，勾嘴、大眼，用青铜铸造，口、唇涂朱；人首鸟身(图版二：2)，头戴高冠，方颐，双眼凸出，鹰勾鼻，双翅展开呈云纹，鹰爪；人身鹰爪的造型上身缺失，只有腰以下保留，身着“包裙”，裙上涂朱，小腿粗壮，腿肌发达，小腿下为一双强劲有力的鹰爪，牢牢地抓住两只“鸟首蛇身”的怪物。从这些出土实物来看古蜀人所造就的“器型”是与其民族的信仰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就文献所载有名的五位蜀王(后有开明王)而言，其中柏灌、鱼凫、杜宇三王均与鸟有关，鱼凫是鱼鹰，杜宇死化为杜鹃。显而易见，鸟作为古蜀先民所崇拜敬奉之偶像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将列祖列宗的魂魄化为有灵性和神性的鸟是渴望他们的庇护。特别是人首鸟身的造型。《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神，人面鸟身”，《海内东经》又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有关句芒的故事，郭璞引《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面状正方，素服三绝。秦穆公见之，乃恐牛牛牛。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赐女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以句芒”。这段记载详描了句芒的尊容为“面状正方”，是天帝派来的使者。

　　从古蜀遗址出土众多的鸟和巨大的鹰头来看，鸟不但具有神性和灵性，也是自然生命周而复始的象征。他们对鸟的崇拜与源远流长的祈求嗣之民给融合在一起，直至后裔们仍然保留这一传统文化的信仰和崇拜。他们将鸟装饰在戈、矛等兵器和容器上，乃至自己的印章之上。  　　3．神树的崇拜与十日的神话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共发现了八棵青铜树的残体，其中有三棵能够看出基本体形。能看出体形的三棵树中又以1号(K2②：94号)树较为完整。树座呈圆“山”形，主杆为三节，主杆顶上是一个大的花托托着一个巨大的果实；树杆上套铸有三层树枝。第一层树枝靠近根蔸；第二层居树杆之中；第三层树枝靠近树的顶端。三层树杆又各分有小枝叉，枝叉上铸套有镂孔炯(云)纹圆环。每层树枝上都有“仙果”，果实上站立一鸟。三层树枝共有九只树枝，九只鸟，树的另一则，嵌铸一条巨龙，尾上头下呈挪腾之势。我们从这棵残高395厘米的神树造型可以看出这棵树对古蜀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这棵树有九枝、九鸟、上枝九果、下枝九果。“九”，是中国古代最高之数，是极限，其他任何数字都是无法超越的。再看此树分为上、中、下三层，这三层的含义有可能代表了最原始的“天、地、人”这三界的概念。就神树所示之义如果能成立，那么在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所刻之图案应具有此义。金杖中端线刻戴“王冠”的人头像，上端刻有两组鱼、鸟纹饰，每组一鱼二鸟，一枝羽箭将其串连在一起。此图案的内蕴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为“鱼凫王”的象形文字；另一方面在于鸟能登天，鱼能潜渊，它们是图案中人物肖像蜀王的通神之物，能够上天入地，神游于人神天地之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神树一侧的巨龙，犹如从天而降，并贯穿于天、地、人之间。

　　三星堆出土的神树，也可视为被人格化了的神和社神。

　　一般来讲，社神在中国古代又称为社柱，多为木料，是随地所宜，但总名“句龙”即盘龙柱或龙头柱，是神柱，也具有龙图腾柱的外形。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原定名为“龙形杖头”形器的器形实为“龙头柱”(图版二：4)，即“盘龙柱”和“神柱”。这样的神柱至二号祭祀坑的年代时，神柱“长”出了枝叶，龙盘于其中，便是“神树”。《论语?八佾》：“(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说明苍松翠柏、花木果树，均可为社神。但古蜀王国却用青铜铸就了神奇的社树，它既非松，亦非柏，且数量达八棵之多，可谓真正的“桑林”大观。《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喋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可见古蜀王国的青铜神树正如《山海经》所述，属多元复合体的结构之树——“建木”或“扶桑”之类。“若缨，黄蛇”者，蛇、龙一物，当为龙盘于上；“如罗”、“如栾”、“若区”者，均是树上的花果之类。《山海经?海内经》又云：“有木，青喋紫茎，玄华(花)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属，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喋如芒，太嗥爰过，黄帝所为。”“玄指天，黄指地”，可谓建木上结的是“天花地果”，这是一棵立地通天的参天神树，即是天神上下的天梯，亦是古蜀先民用于祭社的“神圣之树”。由于树的生命长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每年抽新芽发新枝和不断开花结果，又意味着生命的不断诞生和延续。

　　关于神树与十日传说。《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屈水中有大木，九日屈下枝，一日屈上支。”又“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大荒南经》说：“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我们从《山海经》的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上古之时，帝俊之妻生十日，住在扶桑的树上，每天有一个太阳在树顶(天空)值日，其他九日居下枝。这十个太阳的出现又是以一种鸟——乌的形式出现。有关十日的考古资料所能见到的实物，就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幅彩绘帛画，在这幅彩绘帛画上画着一棵树，弯曲的树枝间有九个太阳，但没有第十个太阳，也就是说缺了一个太阳。关于这个缺少的太阳，英国的艾兰女士认为：“因为这幅帛画是表现人死后到阴间去的升天图，那第十个太阳也许正在人间的上空遨游，所以没有在阴间出现。”但这是汉代的事情。在三星堆古蜀王国所出之神树，我们在前面已叙述了是古蜀人所崇拜之“生命之树”和“神圣之树”，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十日神话”的立体再现。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号神树上有九枝，每个树上立有一鸟，共九只鸟。这充分反映了我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天有十日”之说。九只树枝上的鸟当分别代表九个太阳，但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十个太阳，还有一个太阳呢？《山海经?大荒东经》已明确告诉我们这十个太阳是“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目前我们所见的九日是居下枝的太阳，另一个太阳正在天空“值日”。三星堆出土的一号神树顶端有一硕大的仙果，根据神树上其他九只仙果上各立一鸟和四川汉代常出的“神树(摇钱树)”顶端都有一立鸟来看，顶端的硕果上应有一只鸟(太阳)。这十个太阳，它们轮流值班，使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能充分享受到阳光的哺育。同时树上的每一只鸟所在的位置也许分别代表每天太阳所处之方位。《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以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出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为早食；次于桑野，是为晏食；臻于衡阳，是为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食；过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不论这十个太阳是否代表每天所行之方位，这棵树的构造无疑是十日所居之树。显然，《山海经》中有关“若木、建木、扶桑”等与太阳有关的记载应源于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实物。

　　4．天山之祭

　　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原始宗教中对于天和山的崇拜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可谓重山叠叠险峰纵深。无数先民的生活都与高山息息相关。特别是他们每天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观察到的太阳、月亮运行的轨道时，最常见的太阳从山的东边升起，从西方山顶落下去。先民们除通过山来观察天体外，更多的是依靠山上的物质求得生存，如捕猎、采集等。另一方面，也饱受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之苦而不解，再从平日里所见而不能攀援被云雾缭绕的山头所产生的幻想，对山既感到许多的困惑，又感到其神秘不可犯。为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祭山、拜山之礼仪。从古蜀王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牙璋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玉边璋上所刻的祭山图案来看，充分反映了古蜀人通过对山、天体的太阳、月亮、云雾的观察及祭祀之礼仪。由于山既能“产生”太阳，又有“吞没”太阳之威力，因此古蜀人塑造了大量反映出对山崇敬之意的器型。但这些器型不仅仅是表现对山的崇敬，祭山之时也包含了祭天。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顶尊人像和一件神“殿”，可谓对山和天的无限崇拜和信仰。顶尊铜人，上身赤裸，下身着“超短裙”，赤脚跪在神山之顶上，双手将所奉献之礼器——铜尊放于头上，当然尊内不会是空的，因为我们在两个祭祀坑内发现的尊和中都分别装满了“铜瑗”、玉器或海贝，由此推论尊内应盛满贵重之物。祭拜者要通过神山之巅恭恭敬敬地将祭品奉献于天。

　　“神殿”又可谓之“天殿”，古蜀先民将其建在四座高高的神山之上，这四座神山也可喻之为“四根天柱”。古蜀之神殿，由多种因素构成：神殿最下面是由一个大圆盘、似会转动的“大地”为座子，在大地之上有两只灵兽，头各一方，其头尾又分别托起一个圆盘，圆盘上按四个方位各站立一个肌肉发达、体强身壮的大力(武)士，手握“青蛇”，头戴高冠，四个大力士的头上各顶起一座高高的神(天)山，山之四极铸有人首鸟身之像凸出；在神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非常宏伟的神殿，神殿的四方各有一排由五人组成的祭祀队伍，手捧牙璋跪于神殿之上，在神殿的中央“挂”有一个较大的“徽标”，其造型就是一只鸟身人首的塑像。大殿的四极各有一只鸟面向四方呈冲云霄之势。此神殿突出了神兽、神人、神山、神鸟、神殿的重要性，显示出古蜀先民复杂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完整的体系。  前面我们提到古蜀先民有可能通过山来观察太阳、月亮运转而通过山来祭天，这座神殿亦是通过山之巅来祭天，大殿四极顶上之鸟和神殿中间居有显赫的人首鸟身徽标都显示了鸟能上天，意即古蜀先民们在神山之巅祭天时，由吉祥的神鸟来作为传递信息的灵鸟。这些鸟都各向一方，即东、南、西、北。它们是否代表祭祀南方的祝融、西方的蓐收、北方的禺疆、东方的芒神呢？很明显，这座神殿建在神山上，且面向四方拜祭，自然包含了祭祀天地四方诸神的含义在内。

　　问题是，什么样的神山才能显示出其神灵所云集之处，为什么古蜀人要将神殿建在神山上？我们知道，希腊神话中大大小小的神都在奥林匹斯山上，而在中国上古，在人们的心灵中最重要的山，和群神所居之山，最值得崇拜的山，莫过于“昆仑”之山。《淮南子?地形篇》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此段文献明确的指出昆仑之丘是太帝所居之处，又是群神上天的必经之路。

　　关于“昆仑之丘”所居地理位置，王家先生认为“昆仑神山之宝地在岷岭葱茂处。”所言极是。由此，我们从这座“神殿”的造型又想到了中国道教中的“人、鸟、山图”，它是否起源于此物呢？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古蜀人在大肆崇拜神山、天神的另一面，就能理解古蜀先民崇山、敬山之背景。《御览》卷八八引《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西山隐焉”。从这几位有名的先蜀之君王的事迹来看，无不与山有关，所涉猎之山均为成都西部的岷山山脉，也是成都平原西部最高最大的山脉，其主峰高达海拔5588米。而蜀之先王出自岷山，又仙去湔山或隐于西山，正说明古蜀人大肆崇拜山之原因，而山之巅又是神灵通向上天之路，因此古蜀人又将祭祀诸神的“天殿”构筑在山顶之上。通过以上认识，可推《山海经》所载之“昆仑山”当为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

　　四、神话与历史——蚕丛是龙与蚕(虫)联姻的像征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西陵”沈炳巽谓“蚕陵”之误。是则黄帝所娶之西陵氏之女，是谓蚕陵氏也。李绍明先生在《弘扬嫘祖文化重振南方丝路》一文中说，“因蚕陵在蜀之西部故曰西陵。”按此蚕陵所在，即在今四川的西北部。笔者认为从《史记》、《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和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及文献所记的地理位置亦与四川的考古调查发现较为吻合。“蚕陵”位于成都西部的“蚕陵关蚕陵镇”，也正是史书所云“蚕丛居石室”之处，也与黄帝之妻嫘祖所居及活动的川西北的北川和盐亭有关。至今四川的北川县和盐亭县流传着许多嫘祖的遗迹和传说，据嫘祖文化研究会初步统计，反映嫘祖史迹的有嫘祖山、嫘祖坪、嫘祖穴、嫘祖井、轩辕坡，嫘祖墓、嫘宫山、西陵寺等，而祭祀嫘祖的庙宇有上百处之多。

　　黄帝族是大家周知的“龙”族，嫘祖是养蚕(虫)的发明创始人，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以龙为标记的龙氏集团已与山地养蚕为生的蚕陵氏联姻。所生两子(玄嚣、青阳)又分别降居“江水”和“若水”。二水经诸多学者考证，均在今四川成都平原的西部。这一带也正是蜀人蚕丛事迹流传较多、较广的地区。如茂汶叠溪有“蚕陵山”、灌县西有“蚕崖关、蚕崖石”、“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等等。

　　“江水”，一般认为是今“青衣江”，属岷江流域，“若水”，则认为是今“雅砻江”。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若水”应为“洛水”或“雒水”，更加符合文献中的地理位置，并与考古发现的实物相应证。“雒水”即发源于成都西部的岷山水系，它流经彭州，穿越广汉，即位于三星堆遗址北边的“鸭子河”，此河又名“金雁江”。据《汉州志》载，“金雁江，汉以前名‘洛水’和‘雒水’”。1984年考古学家们在雒水的旁边发现了汉代的城墙，这些城墙的外面所包之砖上有许多“雒城”、“雒官城墼”之铭文，说明该城建在“雒水”之旁。

　　由于黄帝族(龙)与蚕陵氏(虫)的联姻，即在山地与平原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邦”集团，并将活动的重心从岷山移至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争得霸主始称“王”，这就是蚕丛氏。有关蚕丛氏(龙)与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凤鸟氏)”的争夺，我们透过《山海经》即可见古蜀历史的点点痕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风道北来……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这段看似神话的鱼妇和蛇，实际上是分别代表了两个集团的名称。一是“鱼凫氏”，二是以龙蛇为代表的“蚕丛氏”。

　　“蛇乃化为鱼”中的“蛇”，在《山海经》中有许多有关蛇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烛龙，我们在上文中已论述他是古蜀的开辟大神。《说文解字》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由于许慎的这一解释，使后人大多认为“蜀”字从虫，是一般的昆虫，今天我们通过甲骨文和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的造形来分析“蜀”字。蜀，从虫，但它不是单指一般的昆虫或毛毛虫之类，更多的是含有长虫之意，长虫即是人们常说的蛇，蛇亦称小龙。在甲骨文中，蛇与龙、虫的写法几乎一致，只不过“龙”多了一条须而已。因此我们认为蜀字的“虫”应视为“龙(蛇)、虫”的一种复合体。下面我们再看甲骨文的蜀，其字完全是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象形文字，头上长着大大的眼睛，其目直凸于外，头下则是卷曲的蛇(龙)身，而不是蜎蜎小虫。大眼直目凸于外，也正是蚕丛氏纵目的表现，由此可见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纵目人面像是龙与蚕(虫)的复合体，而“蜀”字也正是它的“象形文字”。当我们了解了蜀字真正的含意后，再看《山海经》里的“蛇乃化为鱼”的含意，“蛇乃化为鱼”实际上是指以“龙”为代表的“蚕丛氏”的政权被以“凤鸟”为代表的“鱼凫氏”所替代。

　　在距今4000年前的成都平原已有广汉三星堆古城、新津宝墩龙马古城、都江堰市的芒城、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这些城址都具备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完善的防御体系——城墙，显示出当年众邦国的同时存在并为自身的利益而争雄。这些城邦各有其主，他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氏”等。在这些邦国中，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情况和考古发现来看，势力大的要算龙族的“蚕丛氏”与凤鸟氏族的“鱼凫氏”。两族之间，既有联合，亦有争斗。根据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凤鸟氏”的“鱼凫王”金杖与“龙(蛇)族”的“龙柱”在同一时期、同一情况下埋入坑中，和二号祭祀坑中既出有龙族的“烛龙”、蛇等造型又出有“凤鸟集团”的“神鹰”及其他凤鸟之造型，可以说此一时期的龙凤两族已是联姻合作之关系。但在争夺霸主期间，他们相互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战斗。“有鱼偏估，名曰鱼妇(凫)”，“鱼妇(凫)”偏估可说是原著平原的“鱼凫氏”被从岷山下来的“蚕丛氏”击败，但鱼凫氏也很快对蚕丛氏予以反击，故有“风道北来，……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凫)”。此时蛇(龙)的政权又被凤鸟氏所取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蚕丛氏与鱼凫氏之间的反反复复的进行着权力的更换。在古蜀权力的争夺中，除龙、凤之间的争夺外，我们从文献中还看到中原殷人对蜀的攻击(甲骨文中所记的“征蜀”、“至蜀有事”等)，同时还有另一集团的力量也没有放弃“蜀王”位置的争夺，那就是“开明氏”。《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杜宇)升西山隐焉”。《华阳国志?序志》说：“鳖灵(开明)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兽，身大类虎”。可见“虎方”的开明氏在一段时间内又获取了蜀王杜宇之大权，故有杜宇王隐于西山，最终魂化子鹃悲啼不止，为自己江山的失去而啼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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