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0日下午八时许，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中一阵惊喜，让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8月14日，蒋介石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抗战八年，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毛泽东颇感意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并复电蒋介石。这封复电并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日军占领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也正雄心勃勃地布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等地……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电奉邀，务请惠诺。

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第三次发电邀请：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对这份回电，蒋介石感觉“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25日，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28日，毛泽东由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自己对座，以示“诚恳”。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他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回应，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将谈判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他自己则退居幕后。其后的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四十八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二十师为最高限额。中共要求的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准备扣留“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访谈。毛泽东说，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这段话，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的长期敌视。在他心中，中共早已不是与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在27日日记中，他提及毛泽东时说“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29日后，他又在日记中罗列了中共数条“罪状”。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显然他是在为扣押毛泽东做准备。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苏两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中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此时恰逢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因为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军。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向毛泽东等人授勋

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日记里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毛泽东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授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抗战功绩。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蒋介石一生做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