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售量就超过七百万册的通俗心理学《少有人走的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03:32:22
探索爱的本质:少有人走的路
简介:
少有人走的路 中文版序
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1)
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2)
少有人走的路 前言
问题和痛苦
推迟满足感
父母的过错
解决问题的时机(1)
解决问题的时机(2)
承担责任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逃避自由
尊重事实
移情:过时的地图
迎接挑战(1)
迎接挑战(2)
迎接挑战(3)
隐瞒真相
保持平衡
抑郁的价值
放弃与新生
爱的定义
陷入情网(1)
陷入情网(2)
浪漫爱情的神话
自我界限
依赖性(1)
依赖性(2)
依赖性(3)
精神贯注(1)
精神贯注(2)
“自我牺牲”(1)
“自我牺牲”(2)
爱,不是感觉
关注的艺术(1)
关注的艺术(2)
关注的艺术(3)
关注的艺术(4)
死亡的风险
独立的风险(1)
独立的风险(2)
承诺的风险(1)
承诺的风险(2)
承诺的风险(3)
承诺的风险(4)
冲突的风险(1)
冲突的风险(2)
爱的自律(1)
爱的自律(2)
爱与独立(1)
爱与独立(2)
爱与独立(3)
爱与心理治疗(1)
爱与心理治疗(2)
爱与心理治疗(3)
爱与心理治疗(4)
爱的神秘性
简介
或许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少有人走的路》这样,给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仅在北美,其销售量就超过七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三种以上的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它停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毫无疑问,本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而且,至今长盛不衰。本书处处透露出沟通与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时代限制,帮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而丰富的生活;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职的、更有理解心的父母。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
少有人走的路 中文版序
很抱歉,我们奉献给你的不是一本时髦的书,它甚至还会让你感觉到一点点的不舒服。不过,请不要回避,你也无法回避,因为回避这一问题的结果是:你不得不承受更多的不舒服、甚至是痛苦。
有人说,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能亲眼看见身边心智不成熟的人是如此之多。如果说以前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温饱问题,那么,今天,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而心智不成熟又是心理问题中最大的问题。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用奶瓶喝水,这是时髦、反叛,还是在逃避成熟?
应届大学毕业生选择考研的动机仅仅是:害怕毕业。他们是害怕毕业,还是在拒绝成熟?
无数大龄青年不愿结婚,他们真的是没选择好伴侣,还是害怕承担婚后的责任?
数不清的成年人一遇到难题,就双手一摊:“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果真技不如人,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
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拒绝成熟,实际上就是在规避问题、逃避痛苦。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不及时处理,你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承受更大的痛苦。
心智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艰苦的旅程。
二十多年来,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上,《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陪伴着亿万读者,也帮助过千千万万痛苦的人走出困境。毋庸置疑,这本书创造了美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难道不是吗?有哪一本书,没做任何宣传,仅凭口耳相传,就达到了三千万册的销量;有哪一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排了近二十年;有哪一本书,出版以后,作者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如此之多。难怪《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会说:“这本书是出自上帝之手。”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著作,也是一本伟大的心理学著作,它出自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斯科特的杰出不仅在于他的智慧,更在于他的诚恳和勇气。他第一次说出了人们从来不敢说的话,提醒了人们从来不敢提醒的事,这就是: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只不过得病的时间不同而已。
斯科特激励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要逃避。直面问题,我们的心智就会逐渐成熟;逃避问题,心灵就会永远停滞不前。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逃避问题的人比比皆是:你是老板,你一定会知道你的手下有几人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你是父母,一定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你是公务员,你一定会知道,面临问题时,你是在积极主动解决,还是在消极回避……所有逃避者,都在阻碍自己心智的成熟;一切心智成熟者,他们的人生之旅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渴望成熟的人、一个正在成熟的人、一个因拒绝成熟而导致心理障碍的人,那么,请你勇敢地翻开这本书吧!只要你有勇气翻开这本书,你就一定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只要你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就踏上了心智成熟的旅程。
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1)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会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我的信仰》
《少有人走的路》出版以后,我收到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读者之所以被感动,并不在于我提供了多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因为我的勇气,我说出了他们长期思考和感受的东西,他们自己却因缺乏勇气,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不清楚“勇气”为何物,它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无知无畏吧?本书问世后不久,我的一个病人去参加一次鸡尾酒会,恰好听到我的母亲和一个高龄女士的对话,谈到这本书,那个女士说:“你一定为你的儿子斯科特感到骄傲吧?”我的母亲随即回答说:“骄傲?不!根本谈不上!那本书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也清楚,那都是他的想法,是他得到的一份礼物。”母亲认为这本书和她没有关系,我想她错了,不过有一点她说对了:就《少有人走的路》的来源而言,它的确属于一份礼物———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
这份礼物的一部分,还要追溯到过去。记得我妻子莉莉和我本人,曾认识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汤姆和我一样,是在同一处“夏日度假区”(美国富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居地)长大的,在以往许多个夏天里,我和他的哥哥一起玩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熟悉我。本书出版的几年前,汤姆曾和我们共进晚餐。就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汤姆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明天晚上,我要同斯科特?派克一起吃晚饭,您还记得他吗?”
“啊,当然了!”他的母亲说:“我记得那个小男孩,从他嘴里说出的东西,都是大家忌讳的话题。”
瞧,你都看到了,这份礼物的一部分,应当追溯到我的过去。想必你也可以理解,在过去的主流文化背景下,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怪人,是个“童言无忌”的异类。
我是个不知名的作者,所以本书出版以后,没有任何大吹大擂的宣传。它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它1978年出版,五年后才出现在全国最畅销图书榜单上。假如它一夜走红,我一定很怀疑自己是否足够成熟,成熟到可以对付突如其来的名望和声誉。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而且出版界公认,它是经众口相传而获得成功的畅销书。一开始销售速度很慢,不过人们经过不同的渠道,都在纷纷谈论这部书,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中一条渠道就是“嗜酒者互诫协会”,譬如,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这样开头:“亲爱的派克博士,你肯定是个酒鬼。”写信的人显然认为,除非我是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长期成员,并且一度因酗酒而潦倒,不然就很难想象,我会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
我想,假如《少有人走的路》提前20年出版,它可能无法取得多么像样的成就。须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嗜酒者互诫协会才真正行使职能,而在此之前,本书大多数读者还都不是酒鬼呢!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治疗当时并未成为一种趋势,而到了1978年,当《少有人走的路》初次出版时,美国多数的男人和女人,在心理上、精神上日渐复杂,也开始反思人们极少讨论的话题。事实上,他们一直翘首企盼,等待有人大声说出这些事情。
就这样,本书的声誉,像滚雪球那样迅速积聚,口碑越来越好,为很多人所熟知。我记得在职业巡回演讲后期,我有时会这样对听众们说:“你们还算不上典型的美国人。不过,你们有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在你们当中,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心理治疗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你们可能接受过戒酒训练,或者得到过传统治疗学家的帮助。也许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在侵犯你们的隐私,不过我还是希望,所有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人———请你们举起手来。”
在听众当中,95%的人都举起了手,“现在,你们朝周围看一看”,我对他们说。
少有人走的路 25周年版序言(2)
“这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我接着说:“一种启示就是,你们已经开始超越传统观念的限制。”所谓超越传统观念,我的意思是说,长期以来,无数人都思考过(只是思考!)别人忌讳的事情。当我详细解释超越传统观念的含义及其重大意义时,他们完全赞同我的看法。
有的人称我是预言家,这个似乎有些夸大其辞的头衔,我倒也能够接受,这仅仅是因为
他们认为,所谓预言家,并不是那种能够看清未来的人,而是能够阅读当代各种信号和特征的人。《少有人走的路》能够畅销,主要是因为它完全适应时代潮流;是读者的广泛认可,才使它获得了成功。
25年以前,当本书刚刚出版时,我天真地幻想着它的命运,我认为全国各大报刊都会对它做出评价。感谢上帝的眷顾,事实上,它最初仅仅得到过一篇评价……但是,那是一篇多么重要的评价啊!我想说的是,本书能获得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菲莉斯?特洛克丝。菲莉斯是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评论家,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编辑办公室,她在一大堆图书中间,意外发现了一个新书样本。浏览了该书的目录之后,她就把它带回了家。两天之后,她要求为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书评编辑勉强同意了。菲莉斯马上离开他的办公室,临走前还亲口对他说:“我会精心起草一篇书评,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成为畅销书。”她没有食言。她的评论问世还不到一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就登上了《华盛顿邮报》“最佳畅销书书榜”。几年之后,它开始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大畅销书榜上面,后来几乎全国任何一家畅销书榜上面,都会出现它的名字,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时间长达近二十年。
我感激菲莉斯,还有另一个原因。随着本书声望日隆,她可能是想提醒我,应该保持谨慎谦虚的态度,脚踏实地,继续做好工作,所以对我说:“你知道,它可不是你写的书。”
我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不是想说《少有人走的路》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想说这本书写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声,就像是出自上帝之手。尽管如此,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一切缺点亦应由我负责。尽管它可能还有某些缺憾,但因其独有的价值,至今仍为无数人所需要。我也始终清晰地记得,在逼仄的办公室里,当我一边忍受孤独,一边为它倾注心血的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我得到过一种帮助,一种神秘莫测、犹如来自上帝的帮助。当然,我不晓得帮助究竟来自哪里,但我坚信,那种奇特的体验非我独有。实际上,帮助,帮助,帮助———它是这本书最终的主题。
少有人走的路 前言
该书的观点和思想,大多来自于我的从业经历。在日常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亲眼目睹过许许多多逃避成熟的人,也目睹过许多人为争取成熟而努力奋斗的经历。因此,书中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心理治疗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为患者保密,所以,这些案例的人物姓名和其他细节,都经过一定程度的改动,原则是在不扭曲我和病人相处真相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
但是,本书对患者病情的描述大都十分简略,掩藏了部分真相,想必在所难免。事实上,心理治疗是复杂的过程,极少能够立竿见影、一蹴而就,而我也不得不集中笔墨,描述若干重点部分,这可能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即我对治疗过程的叙述不仅戏剧化,而且简洁。戏剧化倒是事实,叙述简洁的情况,也许同样存在,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句:在大多数治疗中,我经受着长期的困惑和沮丧,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出于可读性的考虑,个中详情和感受,几乎被我统统省略了。
提及“上帝”,本书一概使用了传统的男性形象,我也要为此表示歉意,不过这么做,只是为叙述的方便,而非我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
身为心理医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交待本书的两大基本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我没有把“心智”和“精神”加以区分,因此,在“精神的成熟”和“心智的成熟”之间,我也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实际上它们是一回事。
另一个前提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而且是毕生的任务。心理治疗可以给心智成熟提供绝好的帮助,但它永远不是速成的、简单的治疗过程。我不属于任何精神病学或者心理治疗学学派,也决不单纯地拥护弗洛伊德、荣格、阿得勒,或者行为心理学、形态心理学等任何一家的学说。我不相信通过单一的治疗方式、单一的解决方案,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单一的心理治疗形式或许有帮助,因此我们不应予以轻视,不过,它们提供的帮助,显然不仅肤浅,而且乏力。
心智成熟的旅程极为漫长,对于我的那些忠实的患者———他们伴随我走过这段旅程最重要的部分———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的旅程也是我的旅程,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我们共同经历和学习的一切。我也要向多位老师和同行致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妻子莉莉,她兼具配偶、父母、心理治疗者的角色,她的智慧和慷慨,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问题和痛苦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然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正视它。在他们看来,似乎人生本该既舒适又顺利。他们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抱怨自己生而不幸,他们总是哀叹无数麻烦、压力、困难与其为伴,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命运偏偏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社会阶级、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他们的人种吃苦受罪,而别的人却安然无恙,活得自由而又幸福———我熟悉类似的抱怨和诅咒,因为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面对它,你是哭哭啼啼,还是勇敢奋起?你是束手无策地哀叹,还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并慷慨地将方法传给后人呢?
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缺少了这一环,你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困难。局部的自律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完整的自律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生活中遇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就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问题结队而来,使我们疲于奔命,不断经受沮丧、悲哀、难过、寂寞、内疚、懊丧、恼怒、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的打击,从而不知道自由和舒适为何物。心灵之痛,通常和肉体之痛一样剧烈,甚至更加难以承受。正是由于人生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问题;正是因为各种问题接踵而来,我们才觉得人生苦难重重,悲喜参半。
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问题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为解决问题而付出努力,能使思想和心智不断成熟。学校为孩子们设计各种问题,促使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恐怕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心灵渴望成长,渴望迎接成功而不是遭受失败,所以它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尽可能将所有问题解决。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痛苦,能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学习。美国开国先哲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惟有痛苦才会带来教益。”面对问题,聪明者不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而是迎上前去,直至将其战胜为止。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是聪明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害怕承受痛苦,遇到问题就慌不择路,望风而逃。有的人不断拖延时间,等待问题自行消失;有的人对问题视而不见,或尽量忘记它们的存在;有的人与麻醉药和毒品为伴,想把问题排除在意识之外,换得片刻解脱。我们总是规避问题,而不是与问题正面搏击;我们只想远离问题,却不想经受解决问题带来的痛苦。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有的逃避问题者,宁可躲藏在头脑营造的虚幻世界里,甚至完全与现实脱节,这无异于作茧自缚。心理学大师荣格更是明确地指出:“神经官能症,是人生痛苦常见的替代品。”
替代品带来的痛苦,甚至比逃避的痛苦更为强烈,神经官能症由此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不少人为逃避新的问题和痛苦,不断以神经官能症为替代品,导致患上各种心理疾病。所幸也有人能坦然面对神经官能症,及时寻求心理医生帮助,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正常的痛苦。事实上,如果不顾一切地逃避问题和痛苦,就会由此失去以解决问题推动心灵成长的契机,导致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而长期的、慢性的心理疾病,就会使人的心灵停止生长。不及时治疗,心灵就会萎缩和退化,心智就永远难以成熟。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也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通过自律,我们就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以坚毅、果敢的态度,从学习与成长中获得益处。我们教育自己和孩子自律,也是在教育我们双方如何忍受痛苦,获得成长。
自律究竟包括哪些技巧呢?如何通过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简单地说,所谓自律,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它们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正确地运用它们,你需要细心体会,广泛实践。它们其实相当简单,即便是十岁的小孩,也能够最终掌握。不过有时候,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会因忽略和漠视它们而遭到报复,自取灭亡。实践这些原则,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要敢于面对痛苦而非逃避。对于时刻想着逃避痛苦的人,这些原则不会起到任何
作用,他们也绝不会从自律中获益。接下来,我要对这几种原则深入阐述,然后再探讨它们背后的原动力———爱。
推迟满足感
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分析师请求我的帮助,她想纠正在最近几个月里,总是拖延工作的恶习。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态度;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也谈到她对工作与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其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她同丈夫和同事竞争的愿望,以及竞争带给她的恐惧感。尽管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心理分析和治疗,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终于有一天,我们进入久被忽略的一个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
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我接着问,“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通常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
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才吃蛋糕的。”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她总是把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个钟头里,她就尽量规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钟头,要先去解决那些麻烦的差事,在剩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钟头计算,一个钟头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这样的计算方法,而且坚决照此执行,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早在小时候(通常从五岁开始),就可以学会自律的原则,避免只图眼前安逸带来的不利。例如在幼儿园里,有的游戏需要孩子们轮流参与,如果一个五岁的男孩多些耐心,暂且让同伴先玩游戏,而自己等到最后,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乐趣,他可以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玩到尽兴方休。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吃蛋糕时不把奶油一口气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小学的孩子正确对待家庭作业,是实践“推迟满足感”的最佳手段。孩子满12岁时,无须父母催促,首先做完功课,再去看电视。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们的实践更可以得心应手。到了青春期,他们处理类似问题,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或常态。
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不少青春期的少年,却缺少这种健康的常态。许多孩子懂得推迟满足感的好处,但还有的孩子显然缺乏能力和经验。有的孩子长到十五六岁,仍旧缺乏“先吃苦,后享受”的意识,而是恰好将次序颠倒过来,他们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他们的智商与别人相比毫不逊色,但不肯用功学习,导致成绩远远落在别人后面。他们说话和做事,全凭一时冲动。只要心血来潮,他们动辄旷课或逃学。他们不愿思考,缺乏耐心,这很容易危及他们的社会生活:喜欢打架,与毒品为伴,故意与警方为难并发生冲突,此类情形司空见惯。“先享受,后付费”,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他们最需要心理治疗,却往往为时已晚。意气用事的青少年,通常不喜欢被人干涉,即便心理治疗师能以客观、公正、亲切的姿态,慢慢化解他们的敌意,他们也难以积极配合整个治疗过程。他们的主观冲动过于强烈,经常逃避定期的治疗。心理医生的一切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终这些孩子离开学校,浪迹社会。他们的成年生活也极为糟糕———婚姻不幸,精神恍惚、神不守舍,容易遭受意外事故,而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可能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大部分人拥有足够的自制力,能避免贪图一时安逸的恶果,却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懂得推迟满足感,最终成为失败者?其中的原因,目前医学界尚无定论,仅有的答案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基因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他因素也有待科学论证,但大部分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父母的过错
缺少自律的孩子,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不少孩子甚至经常遭受严厉的体罚,即便小有过错,父母也会劈头盖脸地打过去:掌掴、脚踢、鞭打、拳击,可谓花样翻新。这种教育不仅收效甚微,甚至反而使局面恶化。
父母本身难以自律,就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常常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去做,不过别去学我。”他们酗酒无度,或在孩子面前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他们缺乏起码的
自制力,缺少长辈的尊严和理性;他们形容邋遢、一塌糊涂,甚至偷懒耍滑、背信弃义。他们的生活毫无章法,却强迫孩子有条不紊地生活。可想而知,假如父亲动辄殴打孩子的母亲,那么母亲因儿子欺负妹妹而对其施以体罚,又有多少意义呢?如何又能指望儿子听她的话,控制好情绪呢?在年幼的孩子心中,父母就像上帝那样位高权重。孩子缺乏其他模仿的对象,自然把父母处理问题的办法全盘接受下来,并视为金科玉律。父母懂得自律、自制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心领神会,并奉之为最高准则。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任意妄为,孩子们同样照单全收,并视为不二法门。
父母的爱心至关重要,即便家庭生活混乱,倘若有爱存在,照样可以培养出懂得自律的孩子。父母身为医生、律师、企业经理、慈善家,即便在职业上得心应手,生活方式也相当严谨,倘若缺少爱和温情,他们培养的子女,就和成长在贫寒、混乱家庭的孩子一样,照样不懂得自律,照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爱,关乎心灵的健康成长。在本书后面部分,我将就此深入探讨。爱,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有必要了解爱的实质,以及爱同自律的关系。
我们爱某样东西,就会乐于为它付出时间。譬如,某个青年终于拥有心仪已久的汽车,你就会发现,他把多少时间用在汽车上面:擦车、洗车、修车、给汽车美容、不停地欣赏它、整理汽车内室……你也可以观察,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如何照料他的花园:浇水、施肥、修剪、除虫、嫁接、移植……对子女的爱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
让孩子学会自律,也需要时间。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就无法深入了解其需要,就不知道他们在自律方面,还需要哪些条件。遗憾的是,即便孩子明显需要纪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照样无知无觉,甚至不管不顾。“我没精力管你们,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最后,到了危机时刻,孩子的错误导致我们恼怒,我们就会把满腔怨气发泄出来。我们根本不愿去调查问题的本质,也不考虑哪种教育模式最适合。父母习惯用严厉的体罚教训孩子,本质上不是教育,而是发泄怨气和不满。
聪明的父母决不会这样做。他们愿意花时间了解孩子,对症下药地教育孩子。哪怕孩子犯了大错,他们也恰当运用敦促、鼓励、表扬,或必要的警告和责备。他们灵活调整孩子的发展方向,认真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吃蛋糕、做功课、撒谎、欺骗、逃避任务……他们也会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在对孩子的管教上,他们掌握分寸,张弛有度。他们给孩子讲有意义的故事,适时亲吻、拥抱、爱抚他们,及时纠正孩子的问题。
毋庸置疑,父母的爱,决定了家庭教育质量的优劣。充满爱的教育带来幸运;缺乏爱的教育只能导致不幸。富有爱心的父母,善于审视孩子的需要,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他们也可能在面临痛苦抉择时,与孩子一道经受痛苦和折磨。孩子也当然会逐渐意识到,父母甘心陪着忍受苦楚的一片苦心。他们未必立刻流露感激之情,却可以领悟到痛苦的内涵和真谛,他们提醒自己:“既然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忍受痛苦,痛苦就不见得那么可怕,而且未必是太坏的事。我也应该承担责任,面对属于自己的痛苦。”———这就是自律的起点。
父母付出的努力越大,孩子感受到的重视程度,就越是强烈。有的父母为掩饰在家庭教育上的失败,就会不停地告诉孩子,说自己是多么爱他们,多么重视他们,云云,但真相无法逃过孩子的眼睛。孩子不会被谎言和欺骗长期蒙蔽,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爱,但父母一再出尔反尔,只会让他们渐失信心。即便他们表面不会牢骚不断,或大发雷霆,可父母的教导和许诺,近乎一钱不值。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父母,拷贝父母的处世方式,将它视为人生的标准和榜样。
那些沐浴着父母的爱的孩子,心灵却可以健全发展。他们也可能因父母一时的忽视表示不满,然而他们对父母的爱感激不尽。父母的珍视让他们懂得珍惜自己,懂得选择进步而不是落后,懂得追求幸福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将自尊自爱作为人生起点,这有着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价值。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有了这样宝贵的认知,便构成了健全心理的基本前提,也是自
律的根基。它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信须从幼年培养,不然成年后再作补救,往往事倍功半。孩子幼年起就享受到父母的爱,成年后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幼年培养的强大自信,也会使其鼓足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而不致自暴自弃。
自尊自爱的感觉,是自律的基础。自律的核心,就是学习自我照顾,承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性,并采取一切措施照顾自己,这是走向自立的关键。假如懂得自我珍惜,我们就会合理安排时间。那个拖延工作的财务分析师的问题,就在于她一度忽略和漠视时间的价值,因此郁郁寡欢,无谓地虚度光阴。童年时,她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亲生父母有能力照顾她,可是每逢学校放假,他们都会拿出钱,把她送到养父母家中,她从小就体验到寄人篱下的感觉。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她,也不愿意照顾她,她从小就觉得低人一等。她长大以后虽聪明能干,自我评价却低得可怜。所以,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自律做起。意识到时间有多么重要,她终于重新设定时间表,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到充分利用。
孩子童年时能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长大后内心就会拥有安全感。所有的孩子都害怕被遗弃。孩子到了六个月大,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彼此分离,这使他们感觉无助。他们知道,依靠父母提供物质资料,才能获得生存,遭到遗弃就无异于死亡,所以害怕任何形式的遗弃。父母对此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向孩子做出保证:“我们是爱你的,永远不会丢弃你不管。”“爸爸妈妈当然会回来看你,我们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父母做出保证并以切实行动配合,孩子到了青春期和青年时期,潜在的恐惧就会消失,就不会只贪图一时的安逸,甘愿以某种方式推迟暂时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需求最终都会实现,就像家庭和父母做出的保证一样。
很多孩子没有这种运气,从幼年起就遭受父母的遗弃、忽略、殴打乃至死亡的威胁,或者就像那个财务分析师,一向缺少父母的疼爱和关心。即便没有类似不幸,也会因为没有父母的爱的保证,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有些父母贪图省事,想让家庭教育更快生效,动用威吓性的“遗弃”手段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做,不然我绝不会爱你。你可以想象,你会落得什么下场!”———那当然意味着抛弃和死亡。父母把爱心丢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的专制,这使得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觉得世界不安全,甚至把世界看成是地狱,这种感觉会一直带到成年时期。他们不愿推迟满足感和安全感,更想选择当即透支快乐和满足。他们觉得未来遥远而渺茫,让他们缺乏起码的信赖感,哪怕未来要比现在好过许多倍,他们也宁可选择得过且过。
要让孩子养成推迟满足感的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学会自律;要让他们养成自律意识,对安全感产生信任,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这些心灵的财富,来自父母表里如一的爱,来自父母持之以恒的照顾,这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假如这些礼物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孩子也有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不过获得礼物的过程,必然是一场更为艰辛的奋斗,通常要经过一生的鏖战,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
解决问题的时机(1)
谈到父母的爱对子女的自律,以及对推迟满足感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不能推迟满足感,对于成年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虽然多数成年人都具备推迟满足感的能力,他们可以顺利读完高中和大学,继而投身社会生活,没有锒铛入狱的不幸,但是,他们的发展仍是不完善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也不完善。
说来可笑,我到了37岁,才学会修理日常物品和器具,此前不管是修水管、修电灯,还
是根据复杂的说明书组装玩具或者家具,我都是一窍不通,偶尔为之,也总以混乱、失败和沮丧收场。尽管我从医学院光荣毕业,然后安家立业,并在心理治疗和行政管理上小有成就,可处理起机械来却笨手笨脚,活像个愚蠢的傻瓜。我自卑地相信缺乏某种基因,天生就不是解决机械问题的材料。37岁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我星期天在户外散步,看见邻居正在修理除草机。我同他打过招呼,羡慕地说:“哦,你真是能干啊!我从来就不会修理这种玩意儿,还有其他别的东西。”他马上回答:“那是你没有花时间去尝试罢了。”我继续散步,内心越来越不平静,他这句简单而意味深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扪心自问:“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伙计,也许你真的没那么差劲儿,是吗?”
我铭记他的话,并提醒自己: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花时间检验一下。不久我就有机会亲自验证这个疑问。一位女病人的汽车刹车出了问题:被什么东西卡住而无法活动。病人告诉我:汽车仪表板下面有个刹车开关,不过她不知道开关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我自告奋勇地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躺在方向盘下面的地板上,尽量提醒自己放松。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耐心地观察了好几分钟。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电线啊、管子啊、杆子啊,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集中注意力,追踪与刹车有关的机件,弄懂了刹车的运作过程。我最终找到了症结———那个使刹车无法移动的小开关。我又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把手指向上一扳,刹车就可以被释放出来。于是我就那样做了:真是想不到,只要指尖给出一盎司的压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异常振奋:嘿,我真是一流的机械师啊!
我的专业与机械无关。我既没有机械专业知识,也不愿解决机械问题,我把时间用在非机械领域上。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求助于修理工。我现在知道,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基因有什么缺陷。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碍,不然只要花时间学习,就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许多人都没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知识、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就像我对待机械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得到机械修理启蒙之前,假如我那天缺乏耐心,就会把脑袋伸到病人汽车仪表板下,胡乱扯几根线头,见没有效果,我便会耸耸肩、摊摊手说:“对不起,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办法帮上你了。”许多人处理问题,不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前面提到的财务师,其实是一位充满爱心、相当努力的母亲,却怎么也管不好两个孩子。孩子的情绪出现异常,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她很快就会觉察到。她通常只会根据大脑的即兴反应,随意动用家长权威,譬如强迫孩子多吃早点,提前就寝等等。尽管这么做收效甚微,但她却极少考虑类似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她只好向我求助,懊恼地对我说:“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头脑聪明,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诿塞责,就会显示出极强的能力,但在解决家庭矛盾上,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问题的关键出在她对时间的利用上。家庭问题让她头昏脑胀,她只想尽快脱身,尽快缩短自己与问题接触的时间,而不愿花时间来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愿冷静地分析问题。虽然解决问题能给她带来满足感,而她根本不想去推迟这种满足感,哪怕是一两分钟也不行,最终她没有从问题中积累起任何有效的经验,家庭便因此长期陷入了混乱。
解决问题的时机(2)
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面对问题时,也不会出现奇特的“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到,他很可能生意惨淡。那个销售员却认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使他很快渡过难关。二月份,他对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但当时看上去,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我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意味着推迟满足感,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如此才会得到回报。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而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高级军官,他们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
,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
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
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
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
。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移情:过时的地图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迎接挑战(1)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
“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女诗人)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为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心理医生对其人生地图提出挑战,与病人的自我意象出现冲突,病人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健康、更坚强。
迎接挑战(2)
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
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她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个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
病人起初只是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脑海里产生逃避之念。让病人明白:接受挑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心灵接受长期的、甚至经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疗成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病人坚持治疗,才能避免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病人有过一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并未真正开始。
为让病人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鼓励病人说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它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了两三件事,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病人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病人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他们假装配合医生,一边自由联想,一边喋喋地倾诉,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及引发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一千元。这样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面对提问,总是闪烁其词。实际上,这样的病人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
不管个人还是组织,声称敢于接受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地图就要接受严格的审视,因此尊重事实、献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荡,以诚待人。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在言语和行动上,确保我们与别人自如沟通,诚实地反映认知的事实。
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破台灯的四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惧挑战带来的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断逃避和撒谎,无异是有意回避有益的痛苦,这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疾病。
为了规避,人们会选取各种捷径。我们想克服困难,想更快地达到目标,总想选择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毫无疑问,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事实上,我们忽视合理捷径的趋向,和寻求“不合理”捷径一样突出。为了通过某个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精炼,吸收了关键材料,我们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以欺骗手段参加考试,就不是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使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侥幸的话,欺骗者就会顺利通过考试,并获得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但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学位,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假象,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种学位成了人生的基础,那么,欺骗者呈现给世界的面目,也会变成假象和欺骗,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所以,他们需要更多地、不停地撒谎和掩饰,以保护假象不被揭穿。
迎接挑战(3)
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
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另一方面说,心理治疗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诸如此类。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来看心理医生时,带着想解决问题的良好动机。而有的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负有责任,但他们只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马上改变孩子的状况,但决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有的父母会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扰,我们不想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种坦率也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之初,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可是一旦让他们相信:孩子出现心理症状,完全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导致孩子日益不满和愤恨成疾,而且长此以往,对孩子心智的成熟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会离开诊所,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后者可能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毫无效果可言。最后,他们就会对朋友,也对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但没有任何帮助。”
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但良知提醒我们不要撒谎,这使我们感到痛苦。违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产生的谎言不可胜数,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情形,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譬如“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是事实,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病人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病人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病人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医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
隐瞒真相
关于爱的神秘性,我在前面做过提示:爱,是神秘的主题。迄今为止,爱的神秘性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我回答了有关爱的诸多问题,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解答。
譬如,爱究竟从何而来?有的人为什么始终缺乏爱的感觉?缺乏爱,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爱,则是推动心理治疗的重要元素。既然如此,为什么有的人成长于没有爱的环境,经常遭受别人的忽视和虐待,却健康地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他们长大以后,即便没有
接受过心理治疗,没有得到更多的爱,仍然成长得健康而自在,甚至接近完美呢?与此同时,为什么有些人的病情不比其他人更为严重,而且得到过最睿智、最有爱心的医生的治疗,病情却始终没有起色呢?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我的回答不能使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满意,不过,我希望它多少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我在论述“爱”这一题目时,还牵涉到一些相关问题,我通常略去不谈或一笔带过。譬如,当我的爱人第一次一丝不挂地站在我的面前,任由我欣赏她的胴体时,我的心中会燃起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一种敬畏的感觉,这种敬畏感由何而来呢?既然性爱是人的本能,我就应感觉到性的冲动才对啊!单纯的性的饥渴,足以维持种族的繁衍,敬畏的感觉又有什么作用呢?性爱的行为中,为何还有敬畏这一因素呢?我为什么会体验到美呢?美又是从何而来?我说过,真正的爱,其对象一定是人,只有人的心灵才具有成长的能力,可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其他形式的美,同样能够带给我们强烈的爱的感觉呢?比如,从事木雕的工匠呕心沥血,创造出的不朽的艺术杰作,还有建筑于中世纪的精美绝伦的圣母雕像,以及特尔斐(古希腊城市)那座“战车御者”的青铜像———这些作品都没有生命,可是,它们的创作者,不都是怀着无比深厚的爱吗?它们的美不正是来自创造者真诚的爱吗?大自然的美不是同样让我们倾心吗?我们有时把大自然称为伟大的造物主,这并非没有道理。为什么面对美,我们会奇怪地产生哀愁乃至欲哭的冲动呢?为什么几小节的音乐旋律,会让我们魂牵梦绕、唏嘘不已呢?我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六岁的儿子做完扁桃腺切除手术,从医院回家的第一个晚上,见我疲倦地躺在地板上休息,就跑过来抚摸我的背部,我的眼眶瞬间涌出了泪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显然,关于爱,有许多至今难以了解的方面。单纯从社会生物学角度和观点出发,未必能解答这些问题。普通心理学提供的关于自我界限的知识,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真正了解爱的秘密的人,也许是那些潜心研究宗教的人。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下面我要转向宗教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