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财评：物价上涨这只“猛虎”为何难以驯服

张晓晶

2011年10月13日08:28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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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走势居高不下。有网友甚者认为，“猛虎下山，老百姓尚可以避而远之；物价上涨，老百姓逃无处逃、躲无处躲，可见物价上涨比猛虎有过之无不及”。

　　无论是老百姓的期盼，还是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希望驯服这只“猛虎”，实现物价稳中有降。但根据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来判断，我国面临着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我们需要做好与这只“猛虎”较长时期相伴的思想准备。

　　就国际而言，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与全球变暖，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国内而言，城镇化发展以及要素价格改革，形成中长期成本推动压力。

　　全球人口增长与气候变暖推高农产品价格

　　全球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推进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加到2050年的91亿；其中新增人口中有近90%将来自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都在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研究表明，未来50年, 全球对食物和纤维等农产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

　　近40年来全球气候呈现出变暖的总趋势，气温增高增大了地表水的蒸发量，从而加重了粮食作物主产区的干旱、土地沙化、碱化以及草原退化。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形成新的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认为，全球农业GDP会在今后20年由于气候变暖而下降16%。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全球变暖可能导致2050年包括玉米、小麦和大米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比现在上涨三分之二左右。

　　国内城镇化进程与要素价格改革带来双重压力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从当前的47%左右提高到51.5%。城镇化发展形成物价中长期上升的压力。

　　城镇化导致工资成本特别是农业部门工资成本的上升。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03年至2008年间，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速则远高于10%。这体现出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工资在绝对水平上的趋同，（而在此前，农业部门工资要比非农部门工资低得多），但也反映出未来农产品价格在人工成本推动下不断上升的压力。

　　城镇化发展将导致粮食成本的中长期上升。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费、劳工成本和物资投入成本。以2010年为例，土地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20%；主要农产品亩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稻谷 37.1%，小麦28.0%,玉米39.9%,大豆30.6%,棉花54.8%；物资投入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40%～50%，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化肥、农用膜、农用机械燃料等，都与石油价格相关。这些成本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有着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可期的。

　　城镇化发展还会导致居住成本上升。居住类价格主要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房屋维修费、物业费、自有住房贷款利息、水电燃气以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等的支出。随着城镇化推进，居住类价格的各组成部分如房租、房贷成本、水电燃气等都处于上升趋势。

　　我国的要素价格改革也会形成推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经济曾出于赶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要素价格，以使中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我国应逐步纠正原来的价格扭曲，推动要素价格领域的改革。这会使得一系列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能源等价格趋于上升，中长期通胀的压力十分显著。

　　比如，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幅的逐步下降与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价格将逐步攀升；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土地更加稀缺，推动土地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来临使得中国的储蓄供应逐步减少，这会推动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原先压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将会逐步走高。

　　防止政策不当引发滞胀风险

　　虽然从基本面看，我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特别是注意防止政策不当可能引致的滞胀风险。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抑制通胀的政策措施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需求管理非常必要，维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在治理通胀上要有决心，不能走走停停，要给公众可置信的承诺，从而稳定预期，防止出现加速通胀的预期。现在国内市场上有悲观情绪，认为可能出现滞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这恐怕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忽紧忽松的政策只会丧失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让市场对控制通胀失去信心，从而重蹈美国1970年代的覆辙。一个稳定的、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锚定百姓的通胀预期，避免滞胀。就中长期看，由于通胀压力的持续存在，因此，应该维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展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其次，对于要素成本上升要因势利导，“容忍”相对价格的调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要素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的通胀压力不应过度压制，否则将使要素价格发生扭曲，难以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达不到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需要正确处理好抑通胀与保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对于有效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势利导，充分依靠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管理等创新形成“倒逼机制”。惟有如此，才能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改善供给，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从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的成本压力，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扩张，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第三，更多采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看，价格管制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对当前的高通胀，要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价格干预有很强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在微观上减弱企业生产的激励，从而在宏观上恶化总供给。因此，在抑制通胀压力时，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活力。

　　第四，仅仅需求管理是不够的，还要在供给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面对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滑，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防止多重因素交叠（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以及税负较重等）导致微观企业活力减弱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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