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超级庄家吕梁 成功塑造K先生

【前言】
　　吕新建，在业界以“吕梁”的化名而人所共知，并以“K先生”的神秘面目出现在媒体上。2001年初事发时45岁，经历丰富，早年当过自由撰稿人，写过小说、剧本，还干过新闻记者，最早报道过股份制改造，近不惑之年才步入“庄家生涯”，正是他亲手导演了“中科系”从大牛股到大崩盘的股市世纪悲剧，而被称为“超级庄家”、“庄家教父”，也因此成为2000年中国最具有新闻价值的证券人物。

 庄家吕梁   可能是2001年最为重大的证券新闻，在仅有两天的元旦假期结束后就爆发了。K先生吕梁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反常态地主动联系媒体，要讲述中科创业(代码0048，原名康达尔)股价跳水后面的庄家故事。一场规模空前的庄家操纵市场案于是浮出水面。

虽然确切原因仍不得而知，但吕梁向媒体“自曝内幕”显然有其自己的需要。所以，对吕梁的采访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了利用与反利用、操纵与反操纵的博弈味道。吕梁对这些是不陌生的。在成为证券市场的大人物之前，他有过一段成功的记者生涯。

初访吕梁是在1月6日一个星期六[17.28 -0.12%]的晚上，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财经》记者胡舒立晚11时来到亚运村北辰花园5号楼。这是一处豪宅，也是吕梁的大本营。记者到达的时候，吕梁正与沈阳飞龙的董事长姜伟及其财务顾问王巍在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谈判。在姜、王走了以后，采访进行至次日凌晨3时。谈话从西北的苜蓿草项目开始，以他斥责中科创业经理管理层为“一帮犯罪集团”告终。

次日，传来消息，沈阳飞龙入主北京中科。

再访吕梁是在数日后的一个下午。由于是白天，吕梁的豪宅呈现出一个指挥部的模样。律师和助手们进进出出。吕梁在楼上楼下来回跑，采访断断续续。姜伟与王巍也在场。“我做的应该叫什么？”吕梁说，“串谋操纵市场？”他查过，在《证券法》上，这一条罪名的量刑幅度是有期徒刑五到十年。

三访吕梁是1月19日上午。采访仍在北辰花园5号楼进行，但这时据说这处豪宅已被吕梁抵押出去了。

在三次采访中，吕梁始终温文儒雅。吕梁虽败，但不服。他相信中科创业崩溃不是其“理论”失败，而是基于一系列偶然事件。他最担心此事影响他的“信誉”——能够策划、指挥和执行庞大的市场行动的庄家的信誉。但此事由不得他。“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完了。”一位同行说。

胡舒立 李巧宁 李箐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中科系于2001年到来之际崩溃，吕梁个人此番庄家生涯亦将就此结束了。那么，中国股票市场的 “庄家时代” 呢？

1、亮相

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周四(2000年12月28日)，他就曾通过人找到本刊编委，《财经时报》总编辑杨浪，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做庄中科创业(0048)的内幕情况，但不可透露他的名字。杨浪坚持表示，要报道便不可能回避这个基本事实。

吕梁犹豫了两天。2001年元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自己家中，他终于面见了杨浪和本文作者之一，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在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之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当时，采访是不被允许录音的。而且，显然是吕梁坚信自己更长于写作，第二天他又向报社传真了一份题为“中科崩溃内幕”的文字稿。

《财经时报》并没有在周三(1月3日)立即发表这一独家采访。那正是“中科系”搅得市场上动荡不已的日子，兹事体大，编辑部要再做一些调查。谁知吕梁提供给报社的文字稿绝非独家，至周四(1月4日)，网上相关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至周末，《财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中科创崩盘的“内幕消息”。当然，在当时，真正见到吕梁本人的只有《财经时报》记者。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重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从去年以来，证券监管层为了查处操纵市场的“恶庄人物”曾想过种种办法，无奈庄家们一人控制上千个户头，到头来串通一气死不认账。

这一回，终于有一个庄家，而且堪称“超级庄家”，自己站出来亮相了！

2、前传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梁从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3、吕梁、“朱大户”、北京机构的结合

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曾经允诺向《财经》出示相关文件，但最终没有兑现。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前往听取他的见解、服从他的指挥的那些机构代表人物，主要是公司头面人物，“例如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

这种说法或许并非完全虚构，不过理论或理念无论怎样冠冕堂皇都只能是遮掩。将钱交给吕梁的“北京机构”们当然知晓市场法规，也知道自己一旦签约便纯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只是眼前的利益诱惑过于巨大，此时，谁也不愿意去考虑可能的法律后果了。

4、媒体操纵者K先生

吕梁把K先生发表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深蓝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到底是记者出身，吕梁对媒体的力量相当熟悉。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对话调子很高，主要是在市场一片狼藉的形势下大言“机会来了”，同时为自己的看法贴上了“讲政治，做大势”的政治标签。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先在某处说应当把对“投机”这个词的认识变成“风险投资”的一种；后来又在另一处提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比起市场上那些串联股评人士公然“点股”的低俗手法，吕梁的办法高明得多。不过只要认真排出时间表，仍然可以看出吕梁的文章大手笔与他的市场操作恰在同一时段。他的谈话发表在3月6日的杂志上，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而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对话文章好，影响大，周刊为满足读者需要，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将自己的文章做得更大。在此后两个月中，他连续四篇讨论，一直冲到5月8日。

在第二次对话中，吕梁在继续主张“做多”的同时，干脆直接谈到了“市场应该至少有一两本专业的权威刊物，一两个权威的王牌工作室，一年只要研究三两只股票就够了”；并且再次小心地强调，“我们中国人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口味”，“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农业这个领域中国人完全可以与洋鬼子叫板”。

至第四次对话，K先生给人的“战略家”印象已极为深刻，提出了“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的口号，并终于在文章中公开点了康达尔的名。K先生称，“比方说合金、湘火炬、康达尔，这是试金石，它们的走势完全摆脱了大市下跌的纠缠，构成了对传统市场分析方法的嘲笑”。此时的K先生已经成了被人追捧的战略家。

在今天冷静地复读K先生当时的文字，可以看出吕梁的确谈出了对市场的某些积极看法，很煽情也很独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几天后突发的“5·19”井喷行情。例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强调的是“市场下跌和基本面的大调整是一致的”；“我们判断这个市场下跌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基本面的调整还看不出有大改善”。他甚至说，“市场不能启动，这时候盼望大牛市是极不现实的”；希望只是在“重组”。

5月8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发表，正逢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股市随之震荡。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市场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喜出望外，雀跃不已。这时候，显然是借助了一系列“有心栽花”的动作，市场上种种说法将“K先生对话”与“5·19”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利益极大的市场，人们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于是，吕梁一箭数雕，成了大赢家。

吕梁把自己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毫无“防火墙”意识也毫无遮掩。此时的吕梁，其实已经成了中国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

外人并不知情，而知情人绝不以为非。中国证券投资界那些公然违法违规的“圈子”像个自有法规自有标准的地下社会，吕在其中的“名望”竟是空前地高涨了。

5、画饼1999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出自吕梁关于康达尔的憧憬是何等辉煌

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部分事实。因为按吕梁的说法，他试图收购的康达尔，本来应当是个具有相当价值的企业，特别是有可观的土地价值。而真正到深圳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企业财务混乱，黑洞重重；原来被认为最有价值的几块商业用地早已售与他人，卖价十分低廉，而且相当一部分卖出款至今没有收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康达尔(深圳中科)出售土地的合同，购买方为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经手人韩锋锐。合同显示，康达尔卖地款应为7290万元，韩尚欠款5500万元。此外，从记者在深圳中科(康达尔)获得的一份《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小结》中，也可看出康达尔土地出售过程中黑幕交易重重，资金去向不明。

其实，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帐，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据说，当吕梁初次见到康达尔当任董事长曾汉山时，后者握住吕的手久久不放，热情表示他们“就像盼望解放军一样”盼望吕等人士“前来重组他们，解放他们”。吕梁的确不负众望。摊子还是那个摊子，企业还是那个企业，而吕梁除了带领机构挟巨资入场，在1999年一年中，对自己一直想“重组”的企业未有任何实质性作为。在市场上，仅凭藉诸多大牌机构有组织介入的消息不胫而走，凭吕梁组织的资金与朱焕良联手锁仓的行动，康达尔的股价便稳步上升。

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到吕梁们进驻，股价于2000年三四月间稳稳地走到25元。“5·19行情”爆出了中国股市若干天的“满堂红”，此后的7月则出现了一派惨绿。不过康达尔无虞，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0元再跃至45元，在可观的价位上整整横盘了四个月，此后也仍然稳站在令人满意的40元上。到这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

这段时间，配合康达尔的步步上涨，吕梁所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

文章1999年8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虽然作者署名“和讯信息”，但据记者查证，全部原始材料均由吕梁提供。

文章称，从买壳上市的操作过程、大股东的背景、准备注入的项目、今后发展方向的设计等方面综合评价，康达尔经过目前开始的资产重组后，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它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著名投资家华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编者注)。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憧憬是何等辉煌。但这一切后来被证明统统是画饼。

6、北京中科创业 一个新的平台

吕梁在北京中科创业并无正式职位。不过，他并不否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吕梁事实上掌控北京中科创业，亦是一眼可见之事实

到1999年中，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此时，吕梁手握可观的操作业绩证明，更挟“K先生”之威名，已有条件来搭建更宽阔的舞台，成就更宏大的事业。

往昔那些注册在海南、甘肃的小公司不够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台，需要响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实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管理顾问、财务顾问等。公司董事长为刘宇明，任职科技部直属的事业单位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明眼人不难看出，“中科创业”的命名显然比“K先生”更具匠心。20世纪80年代由张晓彬等人创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虽然在1998年的金融整顿中遭到关闭，但其早期获得国务院高层支持的背景、其风险投资的概念，都曾在市场上极具影响力。北京中科创业的简称是“中科创”，与昔日的“中创”只有一字之差。这样做当然算不得违法，而其潜在意味，完全可以引起外人无限的遐想。

吕梁本人非常喜欢向外人强调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市场上更对此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在中科创危机发生之后，吕梁在向《财经》提供的文字材料中，仍然声称北京中科股东中有“科技部农村发展中心、火炬中心、生物中心等八个中心的属下公司”。

从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看中科创业的股权结构，无法给这种说法以有力证明。据查，北京中科创业1999年注册成立时的股东共有7家，即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股份)、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占16.7%股份)、北京三河华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16.7股份)、深圳市国科自动化高技术有限公司(占13.3%股份)、深圳市馨博龙投资有限公司(占10%股份)、英特泰(五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占6.7%股份)和北京兴国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3.3%股份)。

资料显示，北京中科企业前三大股东的法人代表依次为高松、朱焕良和申杲华。在这里，朱焕良“大户”的个人身份早已人所共知；申杲华在被聘任北京中科创业副总裁及执行总裁之前，职位只是北京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再此前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与“科技”背景毫无关系，他的三河华鑫更是默默无闻，仅去年与贵州的一个旅游合作项目使公司在“西部开发”的宣传中小小地曝了光；而高松代表的海南中网虽然有“网”字，其实是海南一家民营投资管理公司。此外据记者了解，英特泰(五华)、深圳馨博龙均系朱焕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据了解，在北京中科创业的股东中，只有北京兴国火炬与“科技部八个中心”有某种联系，但北京兴国火炬的股份还不到4%。

刘宇明本人出任北京中科创业董事长确是事实。据刘在电话中向《财经》表示，他最初同意参与组建北京中科，主要是想以科技部的背景来支持风险投资，但绝不同意公司直接参加股票二级市场操作。去年6月，他即提出辞去董事长请求，但北京中科一直拖延召开董事会的时间；经他一再催促，终在11月4日才得以辞职。

北京中科在2000年中经过两次股权更动，至12月，朱焕良已经出局，其股东缩减为6家，大股东为海南中网与江西燃气。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贸促会会长姚望出任了董事长。

吕梁解释说，请姚加盟北京中科，是因为在北京贸促会的申奥项目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中，中科创业担任了“投行顾问”(“投行”系指“投资银行”)。姚望本人则对《财经》表示，他不认为北京中科创业是该项目的“投行顾问”；他之所以同意挂董事长之名，是因为受吕梁之邀。在与吕梁讨论时还曾有提议，“要将北京中科改组成世贸发展中心”，但无任何实质性计划。

一个月后，因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项目无法继续运作，姚望已向北京中科董事会递交了辞去北京中科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据称仍然是因为“没有时间召开董事会”，所以至今在工商登记上仍表明姚望是法人代表。北京中科便显出“虎皮”犹在。

吕梁最初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开始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

此外，吕梁实际掌控着北京中科，今年1月以来还有记者观察到的三个事实可谓证明：其一，他控制着该公司的公章；其二，在后来北京中科与沈阳飞龙进行的转让公司股权的交易中，全部生意在吕梁的花园别墅5号谈成，主谈判者为吕梁与姜伟；其三，在中科系雪崩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债权人手持与北京中科所签的合约，但都直抵吕宅，找到吕梁本人索债。

7、“中科系”庄股之网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做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

紧跟吕梁、信服吕梁的“北京机构”们，长期以来并未深究他的身份、他的职位。推而想之，机构中比吕梁更懂投资银行业务、懂基金业务、懂法律和懂市场的必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需要吕梁这样的特殊人物。

更多的机构拿出一部分钱和一部分人，也开始追随吕梁。

从1999年到2000年前后近两年时间，掌握了康达尔又搭建了北京中科创业的吕梁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以“钱生钱”之术结起了一个公开的庄股之网。这个网，被人们称为“中科系”。

1999年8月，新成立的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爱股,行情,资讯)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按11月财政部批准时间确定价格，此次收购价格为每股2.83元。

1999年12月，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

2000年3月，海南禾华公司协议受让浦东星火开发区联合公司所持中西药业全部法人股1256万1343股，成为该公司第四大股东，转让价格为每股1.86元。这里需要注意：海南禾华与“中科系”中的海南沃和、海南燕园、海南中网等公司，同样注册在海南这个中国的“百慕大”，过去从未为人所知，仅在1999年12月突然出现在康达尔的公告中，据称以4500万元买下后者所属康达尔运输公司45%的股权，而收入又用于购买了中西药业的三个药号。可见，海南禾华亦属于吕梁控制或结盟之公司。此时，在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所持股份已达30%以上，超过了国有大股东26.41%的比例。

2000年4月，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法人代表为申杲华。北京中科持有上海中科50%的股权，其大股东海南中网持有上海中科50%的股权。

2000年6月，新成立的上海中科以每股2.8元的价格，受让鲁银投资[11.35 1.43%](爱股,行情,资讯)原股东淄博宏信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法人股956万8125股，从而成为鲁银投资持股4.66%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6月，上海中科又以7200万元的价格，购买君安证券公司所持胜利股份[8.03 3.61%](爱股,行情,资讯)900万股转配股，成为胜利股份持股3.76%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6月，中西药业以每股约22.35元的价格，购买了357万5822股岁宝热电(爱股,行情,资讯)的流通股，成为该公司占股2.62%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7月，中西药业发布警示性公告，宣布其国有大股东授权单位将向江苏阳光[6.73 1.97%](爱股,行情,资讯)集团公司与海南禾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全部国家股股权，并于2000年6月30日分别与后两家公司签订了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按此协议，阳光集团将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3500万股(16.23%)，海南禾华将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2193万9896股(18%)，每股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2.33元。至此，吕梁及其联盟者实际上已经十拿九稳地控制了中西药业。

2000年7月，北京中科及海南中网分别将所持的20%和50%的上海中科股权，以6973.95万元的总价转让深圳中科。与此同时，中西药业与深圳中科分别宣布双方建立互相担保关系，担保额为两亿元。

在这一时期，与这些很张扬、很有些“资本运作”味道的动作相联系，吕梁通过“咨询”手段做了另一件事情：以种种方式宣扬莱钢股份[0.00 0.00%](爱股,行情,资讯)的投资价值，建议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入。莱钢股份在市场上的流通股只有18%，其余82%的国有股均为山东莱钢集团控股，但一时因吕梁的作用成为热炒对象。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并未去过莱钢，也未与莱钢管理层有直接接触。他肯定莱钢，纯粹是研究之后的“价值发现”，认可其H型钢生产线的长远增长潜力。他透露说，自己如此看好的公司，也会拿出钱买一些股票，但他投进莱钢的钱并不多，“大约有一两千万”。

至于吕梁组织上述收购的资金来源，现在有不同的解释。吕梁自述系公司自有资金及相关机构资金，但又有一种解释说是通过在证券公司“融券”所获得的资金。市场上普遍分析，以康达尔当时的高价位，吕梁等从事收购时，应以股票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最为便捷。深圳中科(康达尔)的管理层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又曾透露，上海中科收购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的9879万元资金系取自深圳中科。据称，后来正因深圳中科管理层不依不饶地追款，吕梁才同意干脆将上海中科划给深圳中科。

当然事到如今，除了若干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人们更关心“中科系”庄网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从2000年中，市场上已经清晰地看到吕梁主控下的这组庄股的结构与动向：深圳中科与中西药业完全由吕梁及相关机构所控制，正是一对互动互利的“股市大筹码”；而岁宝热电、莱钢股份也成为这组庄股的核心部分，曾随着有关中科创业的消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吕梁本人就承认，去年11月，“市场上风传要收哈岁宝之后，岁宝股价最高飚升到了38元”；“这项投资账面收益最高时，让中西(指中西药业--编者注)盈利达5000万，这是中西转配股上市时15元有巨大承接力的重要原因”。

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在“中科系”有限介入后，股票上攻走势不很显著，被认为属值得注意的“外围”。此外，还有一些相干或不很相干的股份，也在不同的情形下被视为“中科系”的辐射范畴，使整个“中科系”庄股形态更显扑朔迷离。

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做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关于"中科系"股票迷局，参见本组报道《“中科系”庄网之谜》一文)。

8、“重组”康达尔

吕梁对康达尔所作的全部“重组”行动，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目前毫无收益预期，其余无一得以实施，完全是在“画饼”；而在2000年前后，这些“画饼”同步、持久地转化为市场上深圳中科股价高居不下的“业绩支持”

吕梁是在1999年12月把中科创业的名字“赠送”给康达尔的。在此前后，早已描述多时的“重组”动作也逐步展开。从1999年底到2000年中，重组的消息曾频频出现在深圳中科的公告上，再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报告、分析机构转炒一遍，愈发强化出公司的“高科技”形象。这些项目最后变得人们几乎耳熟能详了，概括起来就有所谓五大项：

一是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西药业等企业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锎252中子后装治疗机的生产与销售，以及医疗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科技项目投资管理、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二是采用企业、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开发的方式，参与投资西北苜蓿项目。

三是与中西药业等公司共建“中国电子[1.05 -0.94%]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地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

四是受让深圳市良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天威数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3%的股份。

五是与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

这里且不谈纵使吕梁真的成功地进行了这些收购或投资，他和他所率领的机构同时联动企业操作和二级市场股价，也属于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上述投资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目前毫无收益预期，其余无一得以实施，完全是在“画饼”；而在2000年前后，这些“画饼”同步、持久地转化为市场上深圳中科股价高居不下的“业绩支持”。

吕梁就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

“1998年、1999年到2000年是康达尔大出风头的好年景。康达尔股价稳步上升，连续26个月被《中国证券报》公布在风险最小的十只股票榜首，被选为指数样板，被道琼斯选入中国指数样本，被《证券周刊》列为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

“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宠”；

“K的理论大行其道，一些大牌和老牌经济学家也开始注意他的言论。无数企业和地方政府给他挂上投资顾问的头衔。K每天奔波在各个城市。坐飞机叫打飞的，经常上午在上海，下午在北京，晚上又回到深圳”；

“康达尔的股票会炒到这样人气十足，大出人们意外，朱焕良深感北京机构果然有超主力的气势。K的影响力往往使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他几乎不用拉抬，股票自己就会往上走，‘压都压不住’，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康达尔股票冲上80元时，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朱给北京机构打电话：全是散户抢上去的，压都压不住。”

这里需要对吕梁的回忆进行一点补充的，还有个时间表：中科创业(康达尔0048)冲上80元的时间在2000年2月，当时市场上“中国要出百元股”的鼓噪，已经使亿安科技冲过百元。

此外，吕梁真正为深圳中科进行的“成功重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将上海中科股权注入深圳中科，而上海中科由于当了鲁银投资与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被描述成有“金融投资控股概念”；其二是将中西药业所属的新生力核酸公司的控股权注入深圳中科，后者说到底是一种保健类药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于2000年下半年，新生力核酸是9月底被转让的，而上海中科正式办理归属深圳中科的工商过户登记，已经到了2000年底。

9、崩溃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地称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在公司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

回过头来看，2000年下半年对吕梁是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他掌控的深圳中科股价平稳，他组织的其他资本市场收购也都相当顺手，正可谓春风得意；另一方面，他已经感觉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已经嗅出了“0048危机”。

在接受采访时，吕梁告诉记者说，他最早听说朱焕良在出货，是2000年五六月间。“听说他从营业部提走现金，每次都是1500万。当时我们只是笑他，这么多钱怎么拿得出去。这是很危险的。”

2000年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两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紧急召到某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厦。吕梁事后透露说，那是一家在香港“很有办法”的公司，香港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知道。那家公司也属于吕的“北京机构”之列，所以对他、对朱焕良的行动都非常关注。

据说就在那个总部，吕梁被告知，一艘“大飞”(据说是对一种可用于偷渡的快艇的俗称--记者注)将一笔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这笔钱的主人就是朱焕良。朱已经用这笔钱在港置业，还将部分资金转往海外。

吕梁不很清楚这笔钱的总数，只说“至少有四亿”。

中科系雪崩事件发生后，市场上曾传言朱焕良早已潜逃至香港，而吕表示朱至少前一时期一直在内地。《财经》也从深圳万科董事会秘书处证实，直到2000年12月24日，朱还作为万科董事，出席了万科的董事会。在那次会上，万科决定终止向华润集团定向增发B股的计划。

问题在于，只要吕梁所述情况大致属实，他后来在市场上的行动，就不可能不受朱焕良已经毁约这一重大事件的影响。

到2000年10月，0048的股票在市场上仍是一派喜气洋洋。但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危机信号：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杲华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止申杲华一人；而且他相信，他们开仓所用的资金来自公司内部。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从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拉9个跌停板，跌去50个亿市值。那种惨烈的情景，至今使投资人感到不寒而栗。

在吕梁2001年1月初公然指出深圳中科董事长持有“老鼠仓”后，深圳中科曾于1月9日发布了正式公告，坚称董事长陈枫绝无此类违法违规行为。但记者在深圳已经看到一份材料，上面记录着，一名为“裴瑞普”的客户，于2000年1月以其股票市值向中经开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融资3000万元。记者通过电话向该材料中指定的交易员陈友谊证实，确有此名客户。深圳中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在向记者出示这份材料时补充说，当初他曾陪同陈枫前往营业部，用“裴瑞普”的帐户市值融资3000万全部购买了0048股票。据悉，裴瑞普系陈枫的弟媳，深圳中科投资企业布吉镇自来水厂的普通工人。

吕梁当然早就知道陈枫开户的事实，据说吕听说陈枫搞到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还夹带嘲讽地说：“他本事还不小嘛！”但那是2000年早些时候的事。当时陈枫因为显得忠厚老实，愿意帮助追回康达尔出售土地的款项，正属于吕梁相中的企业管理人，可以取代原来的董事长曾汉山。

当然，后来的情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0、“善庄”之伪

一种解释：至迟到2000年秋冬，吕梁及他背后的机构力量已经有心以某种方式放弃深圳中科这个“长庄”，及早套现早已获利但时时在承受风险、付出代价的6000余万股流通盘。此一期间的重大注资行动，是为了稳住股价择机出货，而吕梁要求公司先平“老鼠仓”，无非是担心后者会打乱出货战略

吕梁现在很愿意承认自己在0048项目上的“刚愎自用”。但在2000年春天之后的那些日子，如果他的刚愎自用还没有达到顶点，如果他心思灵活、善辨风向的一面也在发生作用，那么，他的主要热情应当逐步移到了0048之外。

许多事实可以佐证这种分析。

从2000年4月底开始，K先生又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出现了，其论述当然又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不过只要细读文章，可以发现随着美国NASDAQ的大幅下跌，吕梁对市场“看多”的重心已经从高价高科技股转为传统国企大盘股。他出语惊人道：“大盘国企股在市场上将有震撼性表现，现在还只是好戏刚刚开始。”

两个月之后，K先生再次发表谈话，再谈新经济时代与国企大盘股的复兴。他的观点更加鲜明也更加尖端，甚至提出反问：法人股上市会不会使市场走到5000点？国有股上市后股市会不会涨到10000点？

这些当然只是说法。但配合这些议论，吕梁也有同步的行动。市场上一直传说，2000年之后开始的马钢股份[3.94 2.87%](爱股,行情,资讯)大涨，以及其所引发的春季整个钢材板块伴随钢材涨价而上涨，吕梁与有力焉。去年8月本刊记者有机会与吕梁交谈，他也曾表示上半年的钢铁股行情确实与自己的操作直接相关。

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就在2000年8月见到记者时，吕梁便曾透露，他彼时的主要行动是策划组建一家名为山东控股的投资公司，将山东省掌握的许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法人股组装进去，进行统一运作。谈话次日，他本人便为此事再飞济南。在今年初的采访中，吕梁也曾多次提到他对山东控股的策划，并称按最初的设想，一旦成功后可收上千万元咨询费。

回首2000年6月以来吕梁主导的“中科系”资本市场收购行动，亦与此蓝图颇有关联：吕梁竭力看好、为其捧场的莱钢股份，是山东省境内的支柱级大型国有企业，其大股东莱钢集团是山东控股最主要的发起人。而由上海中科出面收购的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都是山东籍上市公司；与上海中科同步收购鲁银投资并最终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的九洲泰和，是一家北京注册的以民营为主体的实业公司，又是山东控股的发起人之一；莱钢集团是九洲泰和的第三大股东，占股25.75%。此外，2000年6月30日已签下协议拟收购中西药业部分国有股的江苏阳光，据报道也是山东控股的主要发起人。

显然与这项庞大的山东控股操作直接相关，K先生于2000年11月再度在《证券市场》周刊上谈话，题目是直截了当的“做多中国”。文中竟提出“中国高科[8.60 4.24%]技企业也可能是最脆弱的”，“我们从不建议机构投资者去碰这些东西”；“我们看好国企大盘股，大国企问题大，但资源也最大”；“最大的资源莫过于法人股、国有股的上市”。

山东控股的组建目前尚未划上句号，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这里需要引出的只有以下疑问：如果自2000年初吕梁的战略思考和行动重心已经转移；如果他又从2000年中，深刻地认识到当年与朱焕良等人结成的康达尔锁仓协议已被对方毁弃，时时感受着由朱等人在市场上出货所带来的抛售压力；如果他已经完全明白，深圳中科的公司管理层和第一大股东龙岗区投资公司不仅不可信任，而且很可能成为对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在2000年秋冬时节，把手上本来比较好的资产上海中科和中西药业新生力核酸项目“平价”转让给0048？他从2000年四季度开始，在深圳中科大查“老鼠仓”究竟是为了什么？

吕梁的解释，当然是自己的“书生气”、“理想主义”，“要把国企重组乌鸡变凤凰的典范做到底”，还声称要在公司基本面的80%得到改善后进行“二次重组”。不过这一切都显得太脱离实际也太缺乏理性。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更说得通：至迟到2000年秋冬，吕梁及他背后的机构力量已经有心以某种方式放弃深圳中科这个“长庄”，及早套现早已获利但时时在承受风险、付出代价的6000余万股流通盘。此一期间的重大注资行动，是为了稳住股价择机出货，而吕梁要求公司先平“老鼠仓”，无非是担心后者会打乱出货战略。

一位与吕梁相当接近的知情人对《财经》说，在中科创业(0048)雪崩事发后，吕梁曾私下坦承，他自己原来是准备元旦之后开始拉抬出货的，谁知已经没有机会了。

倘如此，可能更符合逻辑，因为哪怕吕梁个人拥有“长线持仓重组”的伟大理想，岿然不可动摇，他身后的机构也不会为此“理想”去牺牲巨大的实利。“善庄”之善只能是伪善，最终还是要上演“图穷匕首见”！

11 做多中国？

吕梁对此次危机暴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到12月下旬，他还在期望“做多中国”

接下来的，便是近期人们已经熟悉却又感到迷惑的图景：

2000年底至2001年初，深圳中科连续跌停，引至“中科系”股票中西药业、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相继跌停；“中科系”株连市场上同类“长庄”，又有“德隆系”(含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等)、“明天系”(含明天科技[6.34 1.60%](爱股,行情,资讯)、黄河化工、华资实业[8.30 1.97%](爱股,行情,资讯)等)等集体跳水；沪深两市大盘因庄家大溃败受到冲击，股指于1月15日一日暴挫超过3%。

就在吕梁以庄家身份在媒体自我亮相的同时，“中科系”危机也在加深。在深圳中科，先有六名吕梁们所派董事集体辞职，后有公司管理层面见媒体痛陈庄家操纵；在中西药业，先是公司所持357万5822股岁宝热电流通股被申银万国[4.08 2.77%]全数抛售，后是北京中科、海南禾华所持公司法人股全部被法院冻结；在北京中科，中小债权人纷至国贸大厦33层公司总部、至北辰花园别墅吕宅索债……

在手中两大市场筹码尽失的局面中，吕梁堪称应变迅速。2000年12月28日，市场已有公告，上海中科所持4.66%的鲁银投资已转入九洲泰和名下，使后者成为除山东经济开发区之外唯一持鲁银投资法人股的大股东；2001年1月7日，从北辰花园又发出“新闻稿”，北京中科已完成“重组”，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姜伟将加入北京中科，并以大股东代表身份赴中西药业；1月20日，《财经》赴北辰花园再次采访吕梁，得知此宅已抵押给诚成文化集团，债权人也已撤离。吕梁说，他在春节后将搬离此宅。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则透露，此宅抵押作价800万元，而吕梁欠他的钱在1000万元左右。

吕梁回忆说，他对此次危机的暴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从2000年10月开始，北京的机构投资者便已经感受到“0048股份的抛压越来越重”，“股价如果跌破40元，将直接影响到有融资行为的机构安全线。按这些机构总持仓6500万元计，这时每跌一元，这些机构就得补6500万元左右的市值”。

因为深圳中科的流通盘90%以上为庄家们所持有，大家早有共同锁仓协议。因此，抛压只能来自协议者内部。既然北京机构们没有抛，失信者便只有朱焕良。

吕梁也曾做过许多努力，企图劝说朱焕良遵守协议，但终于未能奏效。2000年10月24日至27日，中科创业(0048)的股票从38元滑至35.67元，北京机构一下子又失去近四个亿市值。

“庄家同盟”内部阴云四合，吕梁深感到危机在加重。以市场上"庄家合理论"的思维惯性，他不愿意承认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家本来就是非法操作，咎由自取。但在11月底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还是以更宽阔的视角表示，“如果说‘5·19’行情主要是政策推动，那么到了今天的市场规模，制度推动跟不上的话，市场必将面临一次深刻的调整”；“从这一角度讲，5·19行情结束了”。

很显然，喜欢想问题的吕梁能够举一反三。他从自己的“庄”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庄”，已经意识到如果制度和法律环境并不允许，仅凭自我臆想由庄家来自定规矩，自我充当“私募基金”、“做市商”甚至“开放式基金”，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即如此，靠“庄”来支撑的“大牛市”便保不住。

当然，彼时的吕梁还是不愿意自言失败。《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在2000年12月20日截稿，标题也叫“做多中国”。可靠消息表明，这一标题来自吕梁的意见。

此后便有了12月25日开始的“中科系”崩盘。12月30日，已经定稿的“做多中国”以《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位置正式问世，恰逢深圳中科宣布停牌。

吕梁毕竟是吕梁，2001年1月1日，他便约见了《财经时报》记者，承认中科事件已是败局，揭露“不忠不义”的朱焕良、陈枫、申杲华，重申自己的“善庄理念”。
 

庄家吕梁续篇--庄家天堂

本文转载自2002年6月20日《中国证券报》)

　　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已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吕梁披着军大衣潜离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消失在初春亚运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从此再无踪影。吕梁潜逃，与其此前一个多月前约见记者自陈做庄内幕，同样令人震愕。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庄家操纵市场案的首脑人物（参见《财经》2001年2月5日号封面文章《庄家吕梁》），吕梁为何自我揭发？既如此又为何最终出逃？以此戏剧性收场，吕梁带走了诸多秘密，留下了诸多谜团。

　　一年多以后，6月11日，他的七名属下和合作者们，其中包括操盘负责人、融资人等，站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代理检察员吴春妹提交的起诉书称，此案前后涉及资金54亿元，涉及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即多达1565个。这是已有确证的中国资本市场最大庄家操纵案。

　　吕梁及同案中另一关键人物朱焕良引人注目地缺席。按吕梁的说法，朱焕良在2000年秋撕毁与吕梁的联手做庄协议、抛出大量中科创业股票套现后，早已出逃。起诉书中提起两人处均称须作“另案处理”，但此处理是否已在进行中且有了眉目，人们不得而知。

　　尽管缺少这两人的审判，不可能完全揭开中科创业操纵案的全部内幕，在派出记者全程旁听了整个开庭过程、广泛采访被告人律师、翻阅部分被告人的口供记录后，《财经》终于勉力在尚不完整的材料中勾勒出一条吕梁如何速成超级庄家的主线索，而那个为庄家枭雄们提供大量机会的支撑体系，其庞大和有效程度，更令人震惊。

　　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的支撑体系——由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构成的资本市场中介——在过去数年间被一系列丑闻如银广夏事件、中天勤事件、麦科特事件等证明尚未有效建立的话，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情的展开则正在证明，中国资本市场上已然滋生出另一种“支撑体系”：一种由策划组织者、资金供应者、资金掮客、操盘手组成的高度市场化的组织形式，而且井然有序地有效运转。按经济学家们的话说，这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的支撑体系。

　　非常清楚：各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是这个支撑体系的核心。125个证券营业部卷入了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证券营业部们是这个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资源的中介：它们知道谁是庄家；它们向未来的庄家介绍资金来源；它们向庄家们提供或者出售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许多时候，它们还提供操盘手——为做庄服务的交易员；它已远远超出灰色状态，业已形成完整的规则：证券营业部们为庄家与资金供应者提供格式化的“融资协议书”，并为融资协议提供“监管”服务，以保证交易的“安全”；它的一条龙服务甚至包括为庄家们毁灭做庄证据！ 125个证券营业部的背后，是66家证券和信托投资公司（参见附表《涉及中科创业案的125家证券营业部》）。仅此吕梁中科创业操纵一案，亦足证此一支撑体系范围已广到覆盖了整个证券业。在此支撑体系之上，庄家、资金供应者、掮客、操盘手们灵活地搭建做庄流水线。吕梁，中国目前最知名和最富神秘色彩的庄家，正是最大限度地巧借其资源以至速成，而新的庄家，此时此刻，正在被生产出来。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和难以接受的结论，可惜，正如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所正在展示的那样，它的背后有证据，冷酷、完整的证据。

　　吕梁策略“干到最后我真是害怕，没底了，因为这么多项目没做成，就靠二级市场收益支持着，融资额越来越大，融资链条一旦断了就全完了”——丁福根

　　吕梁的做庄策略，现在看来，其基本过程不外乎以下几个步骤： ——建仓。吕梁自1998年底至1999年5月间，与中科创业前庄家朱焕良联手，大规模倒仓，从朱焕良手中将3000万股中科创业（当时的名称为康达尔，为免混淆，以下一律称为中科创业）股票，以约定的每股13元左右的价格，在半年之中倒入自己所控制的“80％由营业部提供的”上千个账户中。最高峰时，吕梁与朱焕良共控制超过93％的中科创业流通股。

　　——“融资”。按照本案被告、吕梁旗下首席操盘手和资金协调人丁福根和庞博的供述，吕梁做庄的启动资金来源于最早一笔277.9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在吕梁与朱焕良于1998年12月订立联手协议后，吕梁利用这一笔中科创业股票于1999年1月融资约6400万元；融得资金继续用于倒入朱焕良手中的中科创业股票，然后再将股票用于融资，如此循环反复。吕梁承诺的收益率约在8％至15％之间，“融资”协议在125家证券营业部执行。

　　——收购中科创业法人股以控制上市公司。在建仓完成之后，吕梁旗下所注册的多家冠以“燕园”之名的壳公司于1999年5月初收购中科创业第一大股东转让的大批法人股，加上其与朱焕良联手控制的超过90％的流通股权，吕梁做庄联盟实际已成中科创业第一大股东，并在2000年初绝对控制了董事会。实际上，这笔收购资金本身即来自于此前市场操纵的获利，1999年5月初中科创业股价已较1998年11月底上涨100％有余。

　　——大规模对倒推高股价，同时利用已控制的中科创业上市公司发布所谓资产重组等“利好”消息同步配合。在推出注入西北苜蓿草项目、中子刀项目、触网等利好消息之时，吕梁通过丁福根、庞博指挥分散在上百个证券公司营业部中的操盘手，在上千个账户上进行大规模股票对倒，以推高股价（具体操作手法参见辅文《中科创业二级市场操纵手法》）。中科创业股价经过1999年5月后的“5·19”行情及2000年2月后的春节行情，跃上80元台阶。由于吕梁的股票“融资”始终处于循环操作之中，股价愈高，“融资”金额愈巨。最终“融资”总额达到惊人的54亿元，其中近40亿元用于操纵中科创业股票，参与炒作马钢股份(600808,股吧)、中西药业(600842,股吧)、莱钢股份(600102,股吧)、岁宝热电等上市公司股票，开始另一轮融资与炒作的循环。

　　这一套策略被吕梁在各种场合以“虚数填实数”、“企业财务工具”等作过玄妙包装，但说到底，它的资金链完全系于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以及通过循环使用股票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能否持续流入。因此，它对于股价的不断上扬，有着饮鸩止渴般的依赖和渴求。只有股价上扬，新资金的注入才足以抵销旧资金的撤出；只有新资金持续注入，股价才能保持上扬。而一旦股价下跌超过10％至20％的警戒线，根据“融资”协议，将引发普遍的强行平仓。中科创业的流通市值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至2000年初近62亿元，这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已达极限，它最终变成了噩梦：雪崩式的暴跌。

吕梁把中科创业之败归罪于朱焕良之失信。他认为朱焕良于2000年下半年违背锁仓约定持续套现，耗竭了做庄联盟全部现金，从而导致最后的崩溃。如果这是事实，这只能说明，相对于吕梁，耐心而坚决地套现11个亿然后逃亡的朱焕良还保持着一丝清醒。即使没有朱焕良的失信，雪崩一样会到来。

　　吕梁的最亲密助手亦早在等待决定性的一天。“吕梁用股票去质押融资，控制一家公司，达到操纵二级市场融资的目的。用对倒等方法拉升股票，将股票再融资，增加市值，再去质押融资，用新的资金再去做别的股票，用做别的股票的回报去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再成立新公司，进行新一轮的发展。"吕梁的首席操盘手和资金总协调人丁福根当庭供述说。“干到最后我真是害怕，没底了，因为这么多项目没做成，就靠二级市场收益支持着，融资额越来越大，融资链条一旦断了就全完了。”

　　果然，全完了。2001年的元旦前后中科创业崩盘，以其曾经的最高价84元计，中科创业流通市值蒸发了50亿元。

　　无本速成约在1998年7月左右，吕梁拿到了目标公司中科创业的277.9万股。无论是丁福根还是庞博，均称这笔股票来自吕梁设计安排下，他、朱焕良及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的一笔三角交易。吕本人是空手套白狼

　　吕梁在证券市场“声望”最高的2000年初，记者亲耳听闻一名素来目高于顶的前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对吕梁赞誉不迭，称其为资本运作的顶级高手。其时，中科创业（深交所上市代码0048）的股价正在80元一线，正是吕梁“事业”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在寸土寸金的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里，除了吕梁办公兼自住的5号楼外，11号、14号楼亦均被吕梁买下。

　　吕梁在2000年2月18日举办婚礼。为了讨个好彩头，他命手下交易员庞博（此案被告之一）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之时将中科创业股价“做成”两个8收尾。庞博遵命将当日收盘价做至72.88元。吕梁位于证券市场顶端、玩弄股价于指掌的得意之态毕现。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吕梁攀到这一“顶峰”，所用的时间不到两年。

　　吕梁的早年文人生涯，现在为人所熟知。但他从90年代初起在证券市场上多年浸淫却并不成功这一点，因其本人讳莫如深而少有人知。吕梁喜欢向媒体说的是，1996年正式下海，“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而他本人究竟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则很少正面谈及。在2001年初中科创业崩盘事发后，本刊记者曾反复探问，在他组织操纵的中科系股票群中，究竟有多少是他自己的资产，他迟疑再三，最终仅“谦虚”地表示“只不过几千万元”。
 回过头来看，尽管吕梁在投资界多年，本人的资金实力其实相当小。在最容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早期证券市场上，吕梁最多只是小试身手的观察者，所以他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当时的“原始股”，而凭藉一部关于早期股市的报告文学《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一位他早年间的密友告诉《财经》，这本书后来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商，版税为2万英镑。“从此他就有钱了。”

　　这笔钱后来进入市场，但并没有创造出钱生钱的奇迹，而是打了水漂，最后甚至转成了负数。从庭审记录看，到1996年9月，其时在金鹏期货公司大户室工作的庞博初次见到在该公司开户的吕梁之时，吕梁的资金量约“2000万元”。吕梁在期货交易上曾损失惨重，被人骗走一大笔钱，负债累累，还欠下本案另一被告人董沛霖2000万元。甚至到了1998年七八月间，当时已经为其工作的庞博还接到通知，由于没有什么业务，要是找到好工作，可以走。足证吕其时资金艰难。

　　2万英镑可以视为学费。五年多来，吕梁更深入地读懂了发展和变迁中的中国证券市场的玄机，而且积累了一批精神“财富”——多年的人脉关系、对资源分布的了然、对其时市场各个环节的熟稔。这一回，吕梁不愿意再重操旧业，以文字的方式“套现”了。他无论如何要自己练一把。1998年间，在与朱焕良相遇之后，他终于有了把这些资源组合到一起大展宏图的机会。

　　在新战役中，吕梁的第一步棋是自己拥有的“筹码”——股票，这比现金更容易也可有增长潜力。他有了。根据庞博的法庭供述，可知约在1998年7月左右，吕梁拿到了目标公司中科创业的277.9万股。虽然详细情形尚不得而知，但无论是丁福根还是庞博，均称这笔股票来自吕梁设计安排下，他、朱焕良及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的一笔三角交易。吕本人是空手套白狼。

　　在1998年7月，这笔股票的市值约在6000多万元。
“融资”奇迹从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通过在277.9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基础上的循环“融资”，据庞博供认，吕梁们已获得3.98亿元的“融资”成果，而吕梁的班底亦已扩至30余人

　　277.9万股中科创业，就是吕梁做庄的“种子”。以此为基础，吕梁在极短的时间内搭建起一支以丁福根作资金协调人及首席操盘手，庞博具体操盘，董沛霖负责“融资”的骨干队伍。

　　据董沛霖供述，证券营业部是其最主要的“融资”中介，一般总是通过证券营业部找融资企业或个人，然后谈关于融资金额、利率、配比率及所买股票的条件。如果谈成，就由丁福根出面与证券营业部和出资方签订协议。

　　丁福根、董沛霖、庞博对于向出资者承诺投资回报率的说法不一，从7％到12％到15％不等。资金委托的期限有一个季度、半年、一年或两年。

　　丁福根供认，“融资”用股票或者现金质押形式，融资比例最低的是2：1，比如出资人出资1000万元现金，吕梁以市值2000万元的股票来抵押，但较多的时候是1：1。协议规定，当总投资额下跌10％到20％，股票市值跌过止损线，作为中介的营业部要通知融资方，须在指定交易日内补足市值，否则营业部可以强行平仓。协议到期后要付出资方约定的投资回报，但所有划款时必须要划款代表签字授权三方同意，丁福根正是吕梁方的划款代表。

　　事实上，各证券公司营业部通常都有标准的“融资协议”，但吕梁们并没有完全采用。1999年2月，南方证券公司海口营业部经理陈汉宁给了丁福根一套融资合同，丁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地制定了中科创业的融资协议。按丁当庭供述的说法，“有委托理财的、股票质押的、用现金对现金质押的，有分成的，有资金合起来放在客户资金账户里，有三方协议、两方协议，有银行质押协议、借款协议、国债回购协议，总之都是融资协议。”这些协议，丁福根总共签过100多份。

与中国许多大有前途的中小企业融资不畅嗷嗷待哺的情形正成对照，中国股市的吕氏庄家“融资”顺畅，进展惊人。从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通过在277.9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基础上的循环“融资”，据庞博供认，吕梁们已获得3.98亿元的“融资”成果，而吕梁的班底亦已扩至30余人。

　　到1999年5月，凭借近4亿元的“融资”，吕梁完成了3000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建仓行动，在半年间飞跃而成控制市值10亿元左右股票的重量级庄家。吕梁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以其才智，一则控制上市公司，二则操纵二级市场，三则化身以“K先生”之名在媒体上造势，三管其下，终借“5·19”行情一飞冲天，亦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路。

　　“股东卡”主渠道庞博在庭审承认80％以上的股东账户卡来自各证券营业部。

　　2000年12月12日，中科创业股价总崩溃之前，庞博接到了吕梁的电话。吕梁告诉庞博，北京中科创业执行总裁申杲华被双规，要她赶紧赴上海，把“东西”交给在那儿的丁福根。

　　庞博将两个大旅行箱带到了上海。旅行箱里的“东西”是股东卡原件、身份证原件、股东卡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这些股东卡是丁福根在上海申银万国营业部买回来的，还有大鹏证券北京营业部周星提供了150多张。”庞博供述说。当初庞博按股东卡、身份证一套190块钱的价格，给了周星方面30000多块钱。

　　股东卡复印件计1000多张，“是1998年以后用来做0048股票的，”庞博说，“这些股东卡是各个营业部提供的。”

　　两个旅行箱随后数日在京沪两地间飞来飞去，最后的落脚地又回到了北京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最终在那里被公安机关起获。

　　检察机关认定的中科创业案涉及的股东卡为1565个，据丁福根供认，其中有部分来自于原大庄家朱焕良，有部分来自于丁的亲戚，而大部分来自于证券营业部。庞博在庭审承认80％以上的股东账户卡来自各证券营业部。

　　实际上，根据丁福根和庞博的供述，实际用过的股东账户卡数字可能比1565还要庞大。据丁称，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经理陈汉宁免费为他们提供了200多个股东卡，“其余的是在哪个营业部做就由哪个营业部提供。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经理顾翠华买了4次，一共是2000个股东卡。”

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们都知道，大量的股东账户卡是操纵股票的基本工具之一。《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以上者均须公告，将股票分散在多个账户中，是规避此规定的最简单办法。而在大规模市场操纵案中，动用上千个股东账户卡屡见不鲜。这样做有着做庄隐蔽性的另一层考虑。实际上，作为中科创业案首席操盘手，丁福根更喜欢用营业部或出资方提供的股东卡，因为吕梁这一方找到的股东卡是联号的，而丁“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操纵中科创业。”

　　顾翠华们和陈汉宁们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经理陈汉宁与吕梁关系之密切与顾不相上下。仅她组织的“融资”就达5000万元。而据庞博等人供述，陈、顾更与吕梁串谋，骗过监管层对吕梁的调查

　　来自证券营业部的支持远不止于提供股东账户卡。据庞博供述，申银万国证券陆家浜营业部经理顾翠华2000年夏季还曾为吕梁介绍过五个操盘手。顾与吕梁做庄联盟的关系之深超出一般想像，她所主持的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为吕梁“融资”额达到7.8亿元之巨；2001年初中科创业股价崩溃之际，《财经》赴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采访吕梁，还了解到顾刚刚离开。而吕梁则一再要手下“稳住”申银万国的人。

　　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经理陈汉宁与吕梁关系之密切与顾不相上下。仅她组织的“融资”就达5000万元。而据庞博等人供述，陈更与吕梁串谋，骗过监管层调查。

　　2000年六七月间，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管办曾对中科创业作过一次调查。陈汉宁应吕梁之请，修改交易记录，指派下属连续加班3天，方抹去操纵痕迹。几乎与此同时，顾翠华亦在上海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修改交易记录。庞博猜测，修改的内容应该是买卖记录，而修改融资协议，则是把修改原来的融资方单位，改成另外一家公司，以避免暴露吕梁对中科创业流通股的控制程度。吕梁的重要融资人董沛霖还供述，2000年8月，陈汉宁甚至亲自陪同董，前往深圳证管办，冒认实际为吕梁所控制的1000万股票，以掩盖吕梁对中科创业的大量持仓，事先陈汉宁还为董准备了详尽的答案，结果董在深圳证管办一一按陈的部署作答，居然轻易过关。

　　陈汉宁和顾翠华主持的营业部，均是吕梁资金转移的重要通道。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及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是吕梁可以大量提现的少数几个营业部之一。其他几个可以大量提现的是南方证券方庄营业部、南方证券翠微路营业部、南方证券亚运村营业部。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对吕梁的提现安排更是无微不至，当天就可以划转现金。

　　据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有关人士介绍，中科创业崩盘后，证监会又到海口营业部进行过一次调查，如今陈汉宁已经离开该营业部，据说仍留在南方证券，但在上海学习。顾翠华也已称病在家。

　　陈汉宁、顾翠华管理的营业部，仅是与吕梁关系最密者，吕梁的中科创业操纵网涉及125家证券营业部，而其中有七八十家营业部直接接受丁福根或庞博的操盘指令。吕梁手中，即持有一份中科创业全国营业部操盘手电话表。

　　证券营业部热心于与庄共舞，首先是为“融资”牵线可以得到手续费，而最庄家操纵产生巨大的成交量及相应的巨额佣金收入也是巨大的刺激。为了鼓励成交量，证券营业部用各种形式返还佣金是普遍的做法。丁福根供称其在上海置业的资金即来自申银万国陆家滨营业部的成交量奖金。但是部分营业部及其经理们与吕梁合作之深，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于此。

　　丁福根在庭上质询中称，上海中科、上海新网、上海国科投资等公司是吕梁与中西药业董事长王海均、顾翠华等商量好注册的，为了做融资用，“为中西药业做关联交易”。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把零零散散的0048股票账号集中到一起。

　　结语 很明显，目前所知的还远非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的全部。正在进行的审判，七名被告中被指控的融资总额不过10亿元出头，中科创业操纵案其余40亿资金来源里，完全可能蕴含着更惊心的故事。但仅就我们已经看到的中科创业操纵案而言，吕梁只用了一年便打造出30余人的核心队伍，通过66家证券公司125个营业部签订数百份融资协议，前后融资54亿元，指挥遍布全国的70名以上操盘手，利用1565个账户，将中科创业股价炒成当年中国最大牛股之一。只有一个结论：对庄家们来说，这是个“庄股”支撑体系足够强大的市场，是做庄的“天堂”。

揭开神秘人物吕梁操纵中国股市的内幕本文转载自2001年2月11日《广州日报》）

　　大洋网讯 中国神秘的吕梁先生就像“007”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股票投资者中间已经建立威信,人们相信这个评论员的话可以改变市场。但现在,那些不幸的投资者发现吕梁先生所能改变价格的股票大都是他和他的伙伴所投资的公司。《财经》月刊最近报道,吕梁先生是中国股市头号操纵者。中国股市号称“庄股时代”,但是明目张胆地跳出来宣示自己庄家身份的,吕梁可谓空前第一人。吕梁变成了媒体操纵者的K先生,变成了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庄家”,最终变成了中科系黑幕的制造者,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者,一个不得不跳出来的忏悔者。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1、亮相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2001年元月1日晚,他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在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之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财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中科创崩盘的“内幕消息”。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重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在Ａ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Ｋ先生”。

　　2、前传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次年,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特邀美编”就是吕梁。

　　吕梁从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很是轰动一时。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3、吕梁、“朱大户”、北京机构的结合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并不是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

　　这种说法或许并非完全虚构,不过理论或理念无论怎样冠冕堂皇都只能是遮掩。将钱交给吕梁的“北京机构”们当然知晓市场法规,也知道自己一旦签约便纯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只是眼前的利益诱惑过于巨大,此时,谁也不愿意去考虑可能的法律后果了。

 4、媒体操纵者Ｋ先生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1999年春,他以Ｋ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先在某处说应当把对“投机”这个词的认识变成“风险投资”的一种;后来又在另一处提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比起市场上那些串联股评人士公然“点股”的低俗手法,吕梁的办法高明得多。不过只要认真排出时间表,仍然可以看出吕梁的文章大手笔与他的市场操作恰在同一时段。他的谈话发表在3月6日的杂志上,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而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5、画饼1999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部分事实。其实,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到吕梁们进驻,股价于2000年三四月间稳稳地走到25元。“5·19行情”爆出了中国股市若干天的“满堂红”,此后的7月则出现了一派惨绿。不过康达尔无虞,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0元再跃至45元,在可观的价位上整整横盘了4个月,此后也仍然稳站在令人满意的40元上。到这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

6、北京中科创业:一个新的平台到1999年中,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

　　吕梁本人非常喜欢向外人强调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但从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看中科创业的股权结构,无法给这种说法以有力证明。

　　资料显示,北京中科企业前三大股东的法人代表依次为高松、朱焕良和申杲华。在这里,朱焕良“大户”的个人身份早已人所共知;申杲华在被聘任北京中科创业副总裁及执行总裁之前,职位只是北京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再此前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与“科技”背景毫无关系;而高松代表的海南中网虽然有“网”字,其实是海南一家民营投资管理公司。此外据记者了解,英特泰（五华）、深圳馨博龙均系朱焕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据了解,在北京中科创业的股东中,只有北京兴国火炬与“科技部八个中心”有某种联系,但北京兴国火炬的股份还不到4％。

　　刘宇明本人出任北京中科创业董事长确是事实。据刘在电话中向《财经》表示,他最初同意参与组建北京中科,主要是想以科技部的背景来支持风险投资,但绝不同意公司直接参加股票二级市场操作。去年6月,他即提出辞去董事长请求,但北京中科一直拖延召开董事会的时间;经他一再催促,终在11月4日才得以辞职。

　　北京中科在2000年中经过两次股权更动,至12月,朱焕良已经出局,其股东缩减为6家,大股东为海南中网与江西燃气。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贸促会会长姚望出任了董事长。

　　一个月后,因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项目无法继续运作,姚望已向北京中科董事会递交了辞去北京中科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据称仍然是因为“没有时间召开董事会”,所以至今在工商登记上仍表明姚望是法人代表。北京中科便显出“虎皮”犹在。

　　吕梁最初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开始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然标有此衔。

7、“中科系”:庄股之网更多的机构拿出一部分钱和一部分人,也开始追随吕梁。

　　从1999年到2000年前后近两年时间,掌握了康达尔又搭建了北京中科创业的吕梁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以“钱生钱”之术结起了一个公开的庄股之网。这个网,被人们称为“中科系”。

　　——1999年8月,新成立的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600842,股吧)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　;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按11月财政部批准时间确定价格,此次收购价格为每股2．83元。

 　　——1999年12月,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2000年3月,海南禾华公司协议受让浦东星火开发区联合公司所持中西药业全部法人股1256．1343万股,成为该公司第四大股东,转让价格为每股1．86元。这里需要注意:海南禾华与“中科系”中的海南沃和、海南燕园、海南中网等公司,同样注册在海南这个中国的“百慕大”,过去从未为人所知,仅在1999年12月突然出现在康达尔的公告中,据称以4500万元买下后者所属康达尔运输公司45％的股权,而收入又用于购买了中西药业的三个药号。可见,海南禾华亦属于吕梁控制或结盟之公司。此时,在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所持股份已达30％以上,超过了国有大股东26．41％的比例。

　　吕梁通过“咨询”手段做了另一件事情:以种种方式宣扬莱钢股份(600102,股吧)的投资价值,建议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入。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并未去过莱钢,也未与莱钢管理层有直接接触。他肯定莱钢,纯粹是研究之后的“价值发现”,认可其Ｈ型钢生产线的长远增长潜力。他透露说,自己如此看好的公司,也会拿出钱买一些股票,但他投进莱钢的钱并不多,“大约有一两千万”。

　　至于吕梁组织上述收购的资金来源,现在有不同的解释。吕梁自述系公司自有资金及相关机构资金,但又有一种解释说是通过在证券公司“融券”所获得的资金。市场上普遍分析,以康达尔当时的高价位,吕梁等从事收购时,应以股票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最为便捷。

　　当然事到如今,除了若干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人们更关心“中科系”庄网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从2000年中,市场上已经清晰地看到吕梁主控下的这组庄股的结构与动向:深圳中科与中西药业完全由吕梁及相关机构所控制,正是一对互动互利的“股市大筹码”;而岁宝热电、莱钢股份也成为这组庄股的核心部分,曾随着有关中科创业的消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吕梁本人就承认,去年11月,“市场上风传要收哈岁宝之后,岁宝股价最高飚升到了38元”;“这项投资账面收益最高时,让中西（指中西药业——编者注）盈利达5000万,这是中西转配股上市时15元有巨大承接力的重要原因”。

　　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在“中科系”有限介入后,股票上攻走势不很显著,被认为属值得注意的“外围”。此外,还有一些相干或不很相干的股份,也在不同的情形下被视为“中科系”的辐射范畴,使整个“中科系”庄股形态更显扑朔迷离。

　　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坐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

　　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

8、“重组”康达尔吕梁是在1999年12月把中科创业的名字“赠送”给康达尔的。在此前后,早已描述多时的“重组”动作也逐步展开。从1999年底到2000年中,重组的消息曾频频出现在深圳中科的公告上,再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报告、分析机构转抄一遍,愈发强化出公司的“高科技”形象。

　　这里且不谈纵使吕梁真的成功地进行了这些收购或投资,他和他所率领的机构同时联动企业操作和二级市场股价,也属于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目前毫无收益预期,其余无一得以实施,完全是在“画饼”;而在2000年前后,这些“画饼”同步、持久地转化为市场上深圳中科股价高居不下的“业绩支持”。

 　　吕梁就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宠”;“康达尔的股票会炒到这样人气十足,大出人们意外,朱焕良深感北京机构果然有超主力的气势。Ｋ的影响力往往使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他几乎不用拉抬,股票自己就会往上走,'压都压不住’,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这里需要对吕梁的回忆进行一点补充的,还有个时间表:中科创业康达尔0048）冲上80元的时间在2000年2月,当时市场上“中国要出百元股”的鼓噪,已经使亿安科技冲过百元。

　　此外,吕梁真正为深圳中科进行的“成功重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将上海中科股权注入深圳中科,而上海中科由于当了鲁银投资与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被描述成有“金融投资控股概念”;其二是将中西药业所属的新生力核酸公司的控股权注入深圳中科,后者说到底是一种保健类药物。

　　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于2000年下半年,新生力核酸是9月底被转让的,而上海中科正式办理归属深圳中科的工商过户登记,已经到了2000年底。

　　呂的做法已经造成苦果。许多投资者已经被康达尔套牢或大出血,康达尔現在股价只有13元。

我做的叫什么？“串谋操纵市场。” ——吕梁
     吕梁潜逃，与其此前一个多月前约见记者自陈做庄内幕，同样令人震愕。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庄家操纵市场案的首脑人物，吕梁为何自我揭发？既如此又为何最终出逃？以此戏剧性收场，吕梁带走了诸多秘密，留下了诸多谜团。 

中科创业股价被操纵 中国证监会进行调查

本文转载自2001年01月11日上海证券报网络版）

　　北京消息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昨日明确表示，证监会正在对有关机构涉嫌违规操纵中科创业股价一事进行调查。

　　这位负责人说，一段时间以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有关机构操纵中科创业股价一事十分关注，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查。针对最近该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现象，深圳证券交易所已要求有关董事履行职责，要求公司及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这位负责人表示，中科创业最近的股价暴跌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股票市场的正常秩序，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嫌操纵股价者进行调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打击。(上证网讯)

　　资料：中科创业原名康达尔A，股票代码0048。总股本约为3.9亿股，流通股本约为1.1亿股。公司由宝安县养鸡公司改制而成，隶属于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主业为畜禽饲料养殖业。

       原本不为人注意的康达尔A，1998年4月起股价开始走牛，在当时大盘低迷的情况下屡攀新高。1999年12月8日公司宣布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2月13日，股票简称由“康达尔A”变更为“中科创业”其股价已近80元。

　　中科创业入主康达尔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转让涪陵建陶等4家公司法人股，增持亨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启动电子商务计划，主业也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资本运作成效显著，据2000年公司中报显示，主营收入净利润比1999年同期增长370.6%。

　　就在投资者对中科创业的前景看好时，中科创业的股价却突然于去年12月下旬起，连续以跌停方式下挫，到目前累计跌幅已达60%左右。

 

0048是怎样从“死发”到“发死”的？

 本文转载自2001年01月16日 新华网）

　　新华网1月16日电 一只0048的股票代码，其谐音为通通死发，这只股票从9元始，最高涨到了84 元，近期该股惊心动魄一泻千里的连续7个跌停，几十亿的市值像云一样转瞬即逝。不仅如此，它舍身跳崖时还拉着其“小兄弟” ——另一只被爆炒的股票岁宝热电一起跳水，使该股从38元跌到了15元 。

　　作为散户，我们整天都扯着嗓子喊，要战胜庄家，可庄家却藏在股海深处，难见其真实面目，而眼下随着0048的庄家浮出水面，让我们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欣赏其尊容。让我们来看看0048是怎样从“死发”到“发死”的吧。从媒体公开的信息看，0048做庄的模式为：深圳英特泰投资公司总经理朱焕良因持有其流通股90%，被高位套牢，纸上富贵变不了现， 找着北京某机构和股评家进行精心策划，设下一个伪资产重组的套子，并在京注册新的公司，它用资产重组的大旗作虎皮，并改名为一个非常响亮的高科技名称，其经营从养鸡转型为眼下最时髦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图通过改名和改营生物科技诱导二级市场的股民去接棒买单。北京机构接进朱焕良50%流通盘后，面对一个根本无可救药的财务账本，方知上当，而后铤而走险，把股价轻飘飘拉到84元，并用纸上盈利，去填补企业多年亏空的黑洞。然而，因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对这类恶炒的庄股，只欣赏，不品尝，不吃这副包装精美的“生物制药”，使该股成交量稀少，庄家出局难，难于上青天。庄家不能使企业财务趋于正常，虚拟盈利，填得了一时，填不了一世，只得继续采用更疯狂违规手段，把高价筹码低价质押给银行，获得现金后又去恶炒另外两只股票，一只从7元炒到了24元，一只从8元炒到了38元，企图引发散户跟风。岂料，人算不如天算，成熟的散户同样不买帐，又使庄家自己再一次高位套牢，越陷越深，最后，因融资链条断裂 ，弹尽粮绝而引发了雪崩。正因为是散户不入“局”，断了庄家的“氧”，成了庄家的掘墓人，才使他们从水底浮出了水面，这也是散户战胜和葬送庄家的一个成功范例。

　　围绕0048资产重组而设下的局中局；套中套，几乎穷尽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违法手段，它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刻。

　　1、监管部门应及时对那些举着重组大旗作题材，违规炒高股价，使价格严重远离其内在价值的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看有没有内幕交易和假重组真做庄的违规行为。同时要加强及时监控，尽量防缓于未然，不要等事情发生后才去采取补救措施。

　　2、打算在二级市场买壳的公司，一定要擦亮眼睛，看壳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债务是否无可救药，谨防掉进精心设计的重组陷阱。这里有一个例子值得借鉴，美国通用和德国宝马同时都准备收购韩国现代，谁知在调查了其财务状况后，宁可承担违约责任，都英雄所见略同地选择了激流勇退，他们无疑都看清了收购后要付出的代价。

　　3、广大散户不要轻信“一组就灵”的神话，特别是对那些改名为这个科技那个生物的，一定要看清其究竟有多大的科技和生物含量。

　　4、广大散户对于任何一只炒高的庄股，要从记忆中将其删除到“回收站” 并彻底“清空”，坚决不接最后一棒，让庄家自拉自唱，直到它弦断声嘶力竭。

　　5、金融机构，在接受股票质押时，一定要把握股票的市场价格和上市公司质量是否匹配的尺度，要“吹去泡沫始见酒”，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6、市场内大大小小的庄家一定要弃恶从善，因为这才是在一个逐渐走向规范的市场里能够生存的唯一出路。 

中科创业事件未了 庄家吕梁神秘失踪

 本文转载自2001年03月09日南方网）

　　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均证实，一度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庄家吕梁在主动走上前台向传媒自曝内情之后，巳神秘失踪。关于吕梁的去向、现在市场传闻四起，猜测很多。

　　吕梁的命运关系中科系事件大大小小角色的命运，甚至与股市中并肩林立的各宗各派的“庄家集团”的命运连结起来，也是市场各方对监管部门在关键事件上如何把握尺度和分寸的一次考量。

　　当然，现在决定吕梁命运的肯定不仅是证券监管部门，他给中国证券市场留下的黑洞太大了，使传媒不能放弃对中科系事件追踪报道的责任。

　　吕梁失踪

　　春节以后，中科系事件一下子被股市大争论遮挡住了。吕梁似乎也一下子从媒体视线中消失。

　　但关于吕梁的传闻却一直没有间断。一种说法是吕梁被“双规”，但作为一个股市普通参与者身份，被“双规”的说法起码不专业；另一种说法是吕梁出走或出逃，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人费解，这么个“大人物”真的说走就能走掉吗？

　　为了弄清上面的传闻，记者设法与吕梁梁东窗事发后，在外界看来，艾实际上成了北京中科的第一管理人，频频接受媒体的采访。2月初，在记者与艾晓宁的电话中，艾首先通告了“吕梁已被软禁”的信息。

　　次日记者拨通了姜伟的手机，姜伟称自己刚从美国休假回家，将于近期到北京，见面详谈，在电话里，他肯定了艾晓宁的说法。但时间过去20多天，姜伟迟迟未在北京露面。近日记者再次与姜伟联系时，平素说话爽快的他含糊起来：“像吕梁这种违法乱纪的人，迟早会被抓起来。”3月1日，记者找到了一位曾在北京中科担任要职的人士，他首次披露了吕梁逃跑的消息。

　　吕梁难道真能金蝉脱壳？在与本报记者郑小伶的联系中，也称“吕梁找不到了”，在此之前，吕梁曾在北京豪华的家中接受郑小伶的专访，即《与吕梁面对面》一文。郑小伶还说，现在连吕梁身边的一些人都不好找到了。

　　但“诡计多端”的吕梁是真的被抓，或真的出逃，或者藏匿，还是吕梁人等故意混淆视听，暂时无法断判。但吕梁是真的从媒体视线中消失了。

　　不过，市场上关于吕梁出逃的新版本有声有色——2月28日凌晨4点，吕梁乘出租车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但这一传闻还未得到证实。

　　姜伟已成匆匆过客

　　中科系股票连连下挫的尾声，又一公众人物——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姜伟粉墨登场，事件有了戏剧化的情节。

　　记者曾于今年元月10日在上海中科创业的办公室采访过姜伟，那时的姜伟踌躇满志，兴头正起，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入主中西药业(600842,股吧)后的种种方案：沈阳飞龙拟以1元钱将巳投资400多万的斯诺普利阶段性科研成果转让给中西药业，拟将国家Ⅱ类新药转让给中西药业，帮助中西药业回购某项生物制药成果等等，但当记者坚持要他出示中西药业三大股东的授权代理书时，他则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

　　现在看来这皆是吕梁导演的一出戏，虽然记者无从证实当时的姜伟是否蒙在鼓里或也是这出戏的导演之一，但姜伟肯定成了吕梁病急乱投医后的一枚棋子，明眼人皆能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围魏救赵”是最简单的一个招数，这也证明聪明过人的吕梁已是黔驴技穷了。

　　中西药业因为姜伟的介入有了一个短暂的涨停板后，没有了动静，更没有出现如姜伟向记者所说的“会在短期内有20%的涨幅”的预言，戏在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停顿。

　　记者一直与姜伟保持着联系，尽管心中已大体知道姜伟将是中科系事件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果然春节后的姜伟一直呆在沈阳，而不是如他春节前向记者说的“将把飞龙的大本营搬到上海”。2月28日，中西药业发布重大事件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南禾华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法人股全部转让给上海清东星火公司，过去一直宣称已接到海南禾华授权的姜伟没了声音，至此，姜伟在中科系中的使命正式宣告结束。

　　中科系备奔东西

　　一边是吕梁失踪的传闻四起，一边是中科系“难兄难弟”的各自逃命，各奔东西。

　　莱钢股份曾随中科创业一齐高幅跳水，但去年钢材价格的走强帮了莱钢大忙，在中科系中莱钢股份率先亮出年报，每股收益达到0.605元，良好的业绩挽回了莱钢股份受中科系事件的负面影响。

　　2月20日，莱钢股份发布公告称，与鲁银投资(600784,股吧)的股东山东黄金(600547,股吧)集团公司和九洲泰和签订终止执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这样，莱钢成为鲁银投资第三大股东，这样，就使中科系一环接一环的收购中的最后一环，即莱钢与鲁银投资的关系不再蔓延，使莱钢股份这一环不再向下延伸。

　　从莱钢股份的市场走势春，已明显筑底企稳，在大盘动荡飘摇之时。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

　　有业绩撑着，莱钢率先从中科系的大网中脱逃。

　　北京控股接盘？

　　中科系事件最主要的道具当然是中科创业(0048)。

　　中科创业自去年12月25日开始大幅下挫，此后连着9个跌停板。2001年元月10日，以跌停11.71元开盘，以涨停报收，成交量骤然放大至5200多万股，占流通盘的50%，11日继续大幅换手，巨大的流通盘被谁接走？谁有这么大的实力，在几天之内能动用10个亿左右的资金？

　　据接近此事过程的有关人士透露，是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京泰成立于1997年，业务组合中包括四类行业的九个企业：北京高速公路公司、自来水厂、燕京啤酒(000729,股吧)公司、三元食品、北京麦当劳、建国饭店、八达岭长城、龙庆峡旅游、王府井(600859,股吧)百货、国际交换系统等，覆盖基建投资、消费品、旅游及零售服务、科技四个行业。据了解，该公司与北京市政府保持密切而独特的关系，是北京市政府进人国际市场筹集资金、引进科技和管理专长的主要商业机构和窗口，其董事长为前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

　　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看出，京泰是触角发达的北京控股的精华资产，而且也是资本市场的一位老手和高手。

　　记者就此事向另一位中科系事件的当事人求证时，对方没有否认。

　　到发稿时，此事的真伪还未得到来自京泰方面的证实。

　　在关注中科系事件的同时，另一个消息让人琢磨：新疆德隆受让深发展2500万股法人股，这是否意味着，股市庄家在人人喊打之后再次活跃起来？ 吕梁事件经济之结开始清盘 谁为遗留8000万买单　　康达尔与申银万国的国债纠纷案日前重新开庭，这意味着"吕梁事件"的经济之结开始清盘

　　6月8日上午9时，上海市中山北路567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105法庭，一单因"庄家吕梁事件"而派生的案件---康达尔(原中科创业)与申银万国涉及8000万元的"国债交易纠纷案"在封尘五年半之久后，终于再度摆上桌面。

　　据到庭的人士透露，康达尔对此很是重视---董事长罗爱华、常务副总裁王彪均已到庭。这位人士在开庭后说："这单被尘封了五年的悬念，终于快要落地了。"

　　事件上，不仅仅如此，就在康达尔与申银万国案开庭的前一天，另一单与此一脉相承的康达尔原董事长陈枫诉申银万国的案件，也已在此开庭。据陈枫的律师透露，"陈枫诉申银万国案所涉及的标的要小于康达尔的标的，金额约2000万元。"

　　8000万始末

　　本报记者数年前一直跟踪"庄家吕梁事件"及此例国债交易纠纷，至今仍保留着康达尔当年向记者出据的部分证据，包括《中科创业集团付款审批表》、《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电汇凭证》以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入账单》。

　　这些证据显示，2000年8-9月，康达尔将其5000万元及另一笔3000万元汇往申银万国投资国债，并购入01000420国债。该笔国债的总成交价为7983万元。

　　2000年底至2001年初，庄家吕梁因资金链断裂导致中科系崩盘。2001年1月13日，康达尔在上海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查询时发现，其账上的国债账户余额为零，与此同时，吕梁控制的中科系另一家公司中西药业((600842行情,股吧))持有的357万多股岁宝热电((600864行情,股吧))及3.86万手国债也被申银万国抛售。

　　吕梁事发后，此例国债交易纠纷经过多次立案和中止审理，最终因"先刑后民"的原则，被"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并案查处"。此案由此尘封。

　　不过此案6月8日开庭并不顺利，开庭仅仅一小时便匆匆休庭。到庭的相关人士透露，休庭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原告康达尔方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二是增加了上海新网公司为第二被告。而康达尔方面事先并未获得新网被列为第二被告的信息。

　　申银万国是吕梁的操纵平台？

　　在"庄家吕梁事件"中，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现为陆家浜营业部)是吕梁仓位较重的营业部之一，也是吕梁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当时该营业部的总经理顾翠华曾帮助吕梁的上海部分外围公司打通了融资渠道。

　　在吕梁控制的康达尔崩盘阶段，吕梁持仓较重的相关股票，申银万国营业部数次名列交易量第一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1月5日，莱钢股份((600102行情,股吧))总成交金额约5.12亿元，排在成交量前五位的营业部分别是申银万国旗下的南市营业部(约3.39亿元)、吴中路营业部(约4429万元)、胶州路营业部(4295万元)、田林路营业部(2803万元)和罗山路营业部(2515万元)，这五家营业部总成交额接近4.8亿元，占莱钢当天总成交额的90%以上。当时，莱钢股份是吕梁重仓持有的股票之一。

　　据有关人士透露，申银万国在抛售康达尔持有的国债后，资金迄今未返回康达尔账户，"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

　　本报记者从康达尔的公开资料获知，涉及8000万元的康达尔国债投资，均已计提完毕。但至于谁将为吕梁操纵市场而遗留的8000万元黑洞买单，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及等待法律的裁决。

　　丁福根出庭

　　一头白发的丁福根穿着蓝灰色衬衣，这位在吕梁事件中扮演操盘手角色的风云人物，在康达尔与申银万国国债交易纠纷案中以第三被告出庭。

　　据称，已经很是淡然的丁福根虽然到庭，但并未有太多言语。在前一天开庭的"陈枫与申银万国国债交易纠纷案"中，丁也是被告之一。

　　丁在康达尔、陈枫与申银万国两单案件中，到底充当何种角色？本报目前还没有获得更为准确的证据，相信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康达尔、申银万国、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顾翠华、吕梁、丁福根等各自的角色，将会水落石出。

　　与丁福根相近的人士表示，出狱后的丁仍在从事证券投资业。  

媒体披露：中科系差点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

本文转载自2001年01月31日南方网）

　　◎“中科系事件差一点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证券报》副总编杜跃进说。

　　◎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证监会始终都有一个难以“周”全的困惑：最怕的是股市长期低迷。

　　◎好心和好的理念并不能保证做到好事，特别是事态发展到思维控制不了的时候，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只是“跳蚤”。

　　◎真正的“坏庄”是有“内幕大消息的游资”。

煤炭资源税率或提至3%-5% 专家称改革条件已具备 房贷7折优惠利率取消

• CPI或超4% 再加息可能性增大
• 国资委：少数央企别拖减排后腿
• 太极集团称不打算赔偿曲美消费者
• 糖价冲破7000元大关 糖企欲涨价
• 钾肥进口垄断使到岸价涨逾一倍
• [微博] 如此看来汪建中确实很冤

　　◎庄的时代不会过去，过去的只能是投资理念、操作手法。

　　我们与金融危机擦肩而过

　　“中科系事件绝不是几只股票连续跌停那么简单，差一点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证券报》副总编杜跃进说。

　　杜跃进的看法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当年名噪一时的梁伯韬领导下的百富勤不就是由于在印尼一家公司债券发行上出现支付危机使自己破产，进而加剧1998年香港金融风暴的吗？

　　在中科创业(0048)出现第七个跌停板的时候，北京几家营业部给自己的大户和机构的操作建议均是两个字“卖出”，如果再持续几日，市场能撑得住吗？

　　我们与金融危机擦肩而过。

　　尽管关于中科系事件的内幕很多，但关于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现在看来， “中科系”事件可能会大事化小。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北京中科艾晓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称：“我们这些人做事都请律师，不会让人抓到多大把柄 ”；二是中科系事件如果再闹下去，极有可能对资本市场、银行造成巨大冲击，极端的可能是会爆发中度金融危机；三是中科系事件当事人手中还有“中西药业 (600842,股吧)”这张牌，从中科创业1月9日被神秘大资金巨量以跌停拉至涨停分析，“中科系”事件当事人要背水一战，而拉0048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这个“西”就是“中西药业”，为什么呢？从而可以看出，中西药业去年上半年业绩0·1元，而股价没有出现大涨，所以受证监会的“涉嫌操纵股价查处”的可能性较小，加上吕梁把姜伟拉过来，近期的一系列公告明显地显示出要打“保卫战”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药业(600842)下跌时成交量较小，而1月9日涨停时成交量才400多万股，与8000多万的流通盘相比明显不大，更值得关注的是，在CCTV一套黄金时间里“中西药业和中科创业”打出新品广告。而这一招，肯定是有“危机公关”的理论在指导。

　　称不懂股票炒作的姜伟宣称：“只要几个涨停板，钱不都就回来了。”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如果“中西药业”这张牌保不住，中科系就真的玩完了。

　　不过令中科系当事人难办的是，1月9日“中西药业”的涨停“是市场另外不知底细的资金所为”，这是中科系当事人面对记者回避责任，还是真的如此，不得而知。

　　政府最怕股市长期低迷

　　任何一次市场违规行为，作为监管者都是推不了责任和指责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21世纪经济报道》曾在创刊号上指出是“十年庄股，庄股十年”，《财经》杂志认为《十年股市一声叹息》，而《财经时报》认为《股市，政策当了十年的家》。一句话，大家的意思都是监管上出了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存在十年。

　　更有人私下称：“十年股市，政府当了最大的庄。”

　　为什么，在吕梁眼中，炒股的最高境界就是“讲政治，做大势。”其中的意思就这么明白。

　　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证监会有四任主席，从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到周小川，都有一个难以“周”全的困惑：最怕的是股市长期低迷。

　　所以，历次证监会对违规事件的查处都面临这样一个循环：“不管就乱，一管就死，一死就出利好，一有利好就涨，一涨就乱。”到现在为止，也难以看出现任者对此有什么高招。

　　而每次“打庄反黑”，损失最大的不是庄家，不是黑手，而是散户，有些庄家信息十分灵敏，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所以，中科系事件也只能是大事化小，因为证监会的权力和能力都是受到制约的。当初高西庆、王波明等一帮人几乎是“不怕苦、不怕死”地要发展STAQ市场，到头来还不是关了，用一句老谋深算的话说就是“在中国做任何事件，都要考虑国情。”

　　吕梁很懂舆论的份量

　　我个人就曾不小心当过吕梁策划“中科系”事件最早的“吹鼓手”之一。

　　大约是1999年初，与方泉、卫保川、林坚等受“工大高新(600701,股吧)”北京办主任之邀去北京郊区一处聚会。方泉说，他要搞一个“风险投资”大讨论，主题是要更新理念，创新操作，改变当时的“炒一把就走”的状况，树立做市值概念，长期投资的理念。而且其时任副主编的《证券市场周刊》已开始连载相关讨论内容，并准备出书。

　　回来后，我就以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为开头写了一篇《风险投资、重在“理念 ”》，发表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参加这个讨论的是方泉与K先生的四篇对话主打，我们这些“鼓手”或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其中。包括安妮、谷中、应健中、李初豪、谢百三、李朝阳、卧龙等人。

　　理念的嬗变到现在为止仍没有错。错的可能在“操作更新”上面。

　　当时讨论的文章以《关于“创造双赢”》为题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封面标记署名为大大的“K”，而封底署名为“K战略投资基金”。

　　本来参与讨论这件事我已彻底忘了，没想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最近去上海采访姜伟，遇到吕梁，吕梁送他一本这个小册子，其中含义，很让人琢磨。

　　应该说吕梁文人出身，懂得舆论份量，回过头来看，他以方泉和《证券市场周刊》及“和讯”作为“更新操作的前奏”是聪明的。

　　“中科系”事件爆发后，吕梁还是最早接受《证券市场周刊》的兄弟《财经时报》总编杨浪和记者李巧宁的专访，漏“内幕”。

　　但市场人士认为这篇文章中吕梁在推脱责任。而且在文中把“中煤信托”当作庄家单独点名，用意也让人猜测。

　　媒体面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及“独家、独立、独到”的理念真有些为难。

　　有的时候，好心和好的理念并不能保证做到好事，特别是事态发展到思维控制不了的时候，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只是“跳蚤”。

　　温和上涨吧！

　　有人说，市场上任何一只股票都有庄。

　　“庄”是“有关系的机构”。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定义。“大庄” 就是“关系多”的机构，“小庄”就是“有资金、没多少关系”的机构。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叫得出名字的“K先生”、“德隆”、“淮海”、“哈里”、“邦联”、“斯威特”都是庄吗？不一定。

　　首先，他们是庄的话，也是长庄，长期与股市厮守共生共荣，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作为一个战略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是有一定功劳的。只要操作合法合规，股价涨多高都没有异议。

　　其次，任何一次行情的发动，一个板块投资价值的挖掘，一个投资理念的确立，没有庄是不行的，起码现在的股市仍是这样，如果上面提到的几家算庄的话。

　　其三，不要有误解，把股价涨得高的股票统称“庄股”，把资金多的机构统称为“庄”。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中国股市发展是弊大于利。因为从去年的行情看，尽管亿安科技、中科创业、海虹控股(000503,股吧)股价炒得相当高，翻了几倍，但有些是在三年内才上去的。而像首钢股份(000959,股吧)、川金路、深宝安不都在一年内翻倍或翻几倍吗？

　　真正的“坏庄”是有“内幕大消息的游资”。

　　从十年来看，每次大行情发动都很突然，伴随的是“突然的利多消息”，这批资金先知先觉。炒到一定程度，利空消息来了，这批“庄”早撤退了，有的时候好像是“利空”掩护着撤退的。

　　有人计算，去年这批资金成长最迅速，已从大前年2000亿到了前年的3000亿至4000亿，现在到了6000亿。

　　如果说“中科系”等这些庄我们还可能通过“涉嫌操纵股价”进行调查的话，游资更多的是“来无影，去无踪。”

　　像“中科系”这个大漏斗还可以通过“神秘资金”救场的话，证明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住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游资在达到一定目标之后对市场瞬间造成的冲击我们可能会防不胜防。

　　8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都或多或少地是由游资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中国股市为什么庄多，这是因为市场喜欢庄。没有庄，市场长期低迷，新股就发不出去，国企改组改造的任务怎么能完成；没有庄股价就不可能涨太高，中小投资者就不会进来；没有庄，券商的手续费从哪来呀。

　　庄的时代不会过去，过去的只能是投资理念、操作手法。

　　最近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股市泡沫过多。关于这一点，王国刚最有发言权，为什么？他专门研究过国民经济增长与股市的相关性，结论大致就是中国股市并没有随宏观经济一起成长起来，投资者并没有从证券市场对等地分享到国民经济的成长性。

　　少数股票却过度地分享了公司和宏观经济的增长成果，仅是少数。

　　不要太过，也不能太过，所有的事情。

　　温和上涨吧。
吕梁为什么另案处理？
号称“中国股市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案选择在四月的第一天在北京宣判，结果出人意料，最高的才判处有期徒刑4年。自首的索性就免于刑事处罚。据在现场采访的北京电视台记者描述，当事人在听到宣判后居然笑了起来，而旁听者却一片哗然。

　　　　“特别关注”的栏目记者问水皮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水皮的回答是，基本正常。

　　　　为什么影响这么大的案例会作出这样的判决呢？

　　　　原因一是这种案例按律最高是5年有期徒刑。

　　　　原因二是中科创业案的主犯们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现在的当事人并非主谋，按首犯必惩，胁从从宽的原则，判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犯罪嫌疑人在听到判决后的表情是极不严肃的，但话讲回来你要他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可能，因为从案发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判四年刑的也就实际只有一年的牢可坐，其他不满三年的或可当庭释放，他们能不为此而轻松，能不为此而高兴，能不为此而发笑？这种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笑，你挡都挡不住的。

　　　　那么，大家的损失怎么办？

　　　　打开中科创业，也就是现在ST康达尔的K线图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仅值5元钱的股票最高峰位曾经到达过80元左右。在2000年12月25日第一个跌停板出现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一直维持在35元左右，连续9个跌停板之后，康达尔就只剩下10多元钱。从康达尔的K线图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轨迹，康达尔变成中科创业的过程是一个股价急剧飙升的过程；1998年当控盘康达尔这个“养鸡专业户”被深深套牢的深圳大户朱焕良北上寻求吕梁“解套”良方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只有8块左右；而当1999年，也就是一年后，吕梁组织“北京机构”成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确切的说当时已经改名叫“中科创业”的股价已经牢牢地站住了40多元的高位；2000年则是康达尔经历在“欢乐中死亡”的终极体验，由于互联网泡沫，由于中科创业的名头，由于公司“金融＋高科技”的概念，康达尔从40元上冲84元的过程并非完全由庄家操纵完成，而是“股票自己涨，压都压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吕梁自己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战略投资”梦幻中，其他的利益中人包括当初找他的“朱大户”朱焕良为什么不见好就收，逢高出货呢？对于吕梁而言如果还有被“假到真时真亦假”所迷惑的因素，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难道他们真的幼稚到以为深圳的一个养鸡场会生出“金蛋”来吗？

　　　　大家的损失现在看来也就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根据高院的司法解释，股民索赔也就局限在因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造成的投资损失。而在吕梁一案中，尽管董事会曾经被来自吕梁和朱焕良的手下把持，但是公司本身是无辜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能认定康达尔有虚假陈述的事实，康达尔能作为民事赔偿的被告也没有实际意义，康达尔现在已经被ST了，等待他的命运很可能就是退市，破产，告与不告的结果是一样的。至于说吕梁现在则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就是想告都找不到这个人，更没有实际意义。

　　　　当然，中科创业案的意义并不在于投资者的损失，中科创业案的意义恰恰在于案由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不会超限审判时间长达10个月，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就不必再向北京高院请示汇报，如果前期有案例可循，那么中科创业案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而特殊之中的特殊还在于这是一起主犯没有到庭的审判，这个主犯策划、操作了所有的过程，甚至直接发出了“中科系雪崩内幕”的新闻稿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只是感到事态失控才直接“跳”出来，如果吕梁在押，也许中科创业案会是另外一幕情景，也许只是巧合，四月的第一天就是“愚人节”。

夸大中科系影响等于看高中国股市

本文转载自2001年02月09日《中国经营报》）

 　　有人士最近在媒体撰文认为中科系事件险些导致了中国的金融风暴，文章拿香港和东南亚出现过的同类事件进行类比，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实际上，中国证券甚至整个中国金融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是与这些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尽管中国的许多现象与东南亚国家类似，所以许多人担心危机的火种会传到中国，但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而这一至关重要的条件使得中国金融业没有受到明显的直接冲击。同样，中科系事件要闹大，一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是高度的市场化，而且要有非常敏感的传导机制，而这一切正是我们股市所缺乏的。所以，夸大中科系事件的市场影响给人以故作惊人之语的感觉，实际上是在高看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环境。

　　并不完全的市场化有时候是经济生活中的障碍，但在发生诸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那种时候，这种非市场化的东西在客观上却能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套上某些安全的链条。在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中，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小小的中科系就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陷入危机，那么这种危机也早就应该已经发生了。证券市场上中科这样的毛毛小虫多的是，但最终也还不致于撼动股市。就连前两年中国信托业出现的像广信倒闭这样让人感到最为严重的事态也都安全过来了，其他更不用说银行巨额坏账、国企的债务冰山，无一不是金融业界人士的心头大患，而这些因素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环境中，却只是慢慢地在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生活的效率，而不致于发生一场金融风暴。

　　当然并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这样的市场环境是美妙的，我们同样希望有一个机制健全而效率充分的市场。但目前的证券市场还不是这样。

是谁造就了庄家吕梁？

本文转载自2002年06月14日 《中国青年报》）

　　中科创业案并不是“不该发生的故事”，主角吕梁也不是“天外来客”，在“坐庄成风”的证券市场里———

　　今天下午1时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科创业案的审理进入了举证阶段。由于主角吕梁缺席，其他6名受审者出现了相互辩驳、指证的戏剧性场面。

　　检察官吴春妹出具了董沛霖的口供：“操纵股价时，由丁福根、庞博下达指令。”丁福根立即纠正说：“是吕梁下达的指令。”庞博也强调：“我不是下达指令，而是传达指令。”

煤炭资源税率或提至3%-5% 专家称改革条件已具备 房贷7折优惠利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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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资委：少数央企别拖减排后腿
• 太极集团称不打算赔偿曲美消费者
• 糖价冲破7000元大关 糖企欲涨价
• 钾肥进口垄断使到岸价涨逾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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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庭审过程中，最频繁出现的一个字眼是吕梁。那么，又是谁造就了吕梁？

　　1998年，吕梁插手康达尔时，可以说是“赤手空拳”，甚至因为投资期货失败，身背2000万元债务。但是，短短两年间，他就凭借着融资而来的54亿元资金，在股市上呼风唤雨，导演了一场震惊业界的“坐庄”悲喜剧。应该说，他离不开来自各方的支持者，也离不开催生其萌芽、生长的证券市场大环境。

　　3天来，被告人的交代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没有融资，吕梁将一事无成”。据操盘手庞博回忆，1998年11月，吕梁找到她说：“现在，要有重要的事情做了。”1个月后，从深圳转来了第一笔0048股票，大约150万股。另一位操盘手丁福根至今还认为，这笔最初的股票来源神秘。结果，吕梁向属下面授机宜，称其发明了一种融资办法，就是代客理财，签订抵押股票的融资协议，有利息和止损线，如果利息定在15％以下，差额部分可以作为联系者的奖金。

　　吕梁首先获得了老朋友董沛霖的支持。董沛霖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当吕梁把自己关于“善庄”和长期持股的理念向他陈述后，两人一拍即和，董沛霖马上从哈尔滨、海口等地拉来了上千万元资金。此后，董沛霖愈发不可收拾，先后为吕梁拉来的资金高达7亿多元。

　　为吕梁融资3.1亿元的李芸称，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证券公司。这些券商为了促进交易量，多收手续费，十分乐于提供资金，只要有协议。甚至，一些从事操纵股票的股东账户，也由他们提供，这种违背《证券法》的事情，大家都没觉得不对。

　　为吕梁融资1.4亿元的边军勇说，吕梁的操作方法与一般大户不一样，买卖几乎同时进行，已感觉到他在坐庄。但他仍为吕梁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证券公司分别融来1000万元至4000万元不等的资金。他介绍说，融资合同只规定年限、年收益、资金量，对资金用途根本没有过问。

　　董沛霖也承认，帮助吕梁融资时，明知坐庄违法，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也就见怪不怪了。

　　为吕梁融资的证券机构，多达120多家。他们遍布大江南北，几乎都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知名企业。李芸沉重地说，本来，证券公司对此负有监督义务，但他们并不过问。至于操盘行为，他解释说，“券商只恨交易太少，只要能赚钱，他们举双手欢迎”。

　　操盘手庞博说，吕梁指示他们倒仓、对敲时，要求“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快，容易露出马脚，使证监会产生怀疑；太慢，则其他散户跟进，影响交易，造成麻烦。这样，吕梁一般通过自己控制几个营业部倒仓、对敲。

　　54亿元资金，宛如一股神力，使得吕梁从容操纵股价，直到事情败露。

　　此外，令人震惊的是，54亿元资金，吕梁用于中科创业操盘的，仅仅是35亿元。其他资金，插手、参与操纵了其他股票价格。法庭上，已经被被告交代出来的，就有莱钢、马钢、岁宝等。据介绍，仅一周时间，吕梁就在北满特钢这只股票上获利3000万元。

　　由此，人们得出的判断是，中科创业仅仅是吕梁和证券市场坐庄行为的冰山一角。

　　中科创业案的开审，使得许多人困惑多多。有人问，不让坐庄，股票还有什么炒头？其实，在成熟的证券市场里，拥有5％的股份，就必须公告。此外，已经拥有大量股票的机构投资者，是不准随意购买该股票的。这在《证券法》、《刑法》早已做出规定。中科创业给人的启示就是，根本治理证券市场的投资环境、投资行为，最起码的要求是遵守《证券法》。

　　吕梁，是一个善于炒作概念“股市宠儿”。“善庄”、“国企大盘股”等投资概念，都是这位神秘的“ K先生”的股评杰作。今天，他的伙伴们走上了被告席，预示着曾经产生庄家吕梁的证券市场土壤已经在发生巨大变化。

　　已经持续3天的庭审，仅仅进行了法庭调查的一小部分。今天下午5时许，审判长宣布休庭，定在6月18日开庭再审。随着更详细的举证、质证和激烈的法庭辩论，可以预见，这将是中国证券史上一场艰难、漫长却很精彩的诉讼。

吴敬琏谈中科创业股票操纵事件 本文转载自2001年01月12日上海证券报网络版）

　　○做庄是违法的，证监会查处操纵中科创业股票一事非常及时和正确

　　○郑百文的处置只能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决定，谁损害了股东利益，股东可以起诉谁

　　北京消息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日前在中金公司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对成为近期市场焦点的“中科系”现象和“郑百文”重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中科系”现象，吴敬琏说，做庄就是操纵股价、操纵市场，而这正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也就是说，做庄是违法的。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谁在为哪个股票做庄，甚至可以公开在媒体上随便说，全无一点法律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证监会严肃查处操纵中科创业股票一事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一旦调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吴敬琏认为，一段时期广受关注的“郑百文”重组，实际上涉及到三重关系，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二是股东和经理人的关系，三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对这三重关系要区分开来处理。

　　他认为，处理债务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如果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认为那样处理对双方都有利，那么就应当那样处理，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如果经理人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浪费或者贪污了资产，那就应当追究经理人的责任；如果大股东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也可起诉董事会，诉其没有实现委托责任。

　　吴敬琏说，不同层面的情况要分别处理，任何部门都不能越权对另一层面的人实施处罚。比如郑百文是不是继续留在市场，这要由债权人和债务人来决定，即使监管部门也不能决定郑百文的去留。如果债权人债务人双方达成协议，郑百文得以继续留在市场，也并不表明在郑百文由兴到衰过程中有过错甚至违法犯罪的人都得以逃脱，小股东还可以起诉经理人和大股东，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吴敬琏还对股票市场普遍过高的市盈率表示忧虑。他表示不赞成有人建议的再继续向股市注入货币的观点，认为那样做最终只会使涨得更高的股价跌得更狠。吴敬琏也坦言要消灭股市泡沫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很容易损害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市盈率算式的分母上做文章，即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改革，增强其盈利能力，使股票市盈率回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了解在逃大鳄吕梁的“庄家生涯”

 本文转载自2002年6月12日南方网）

　　南方网讯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煤炭资源税率或提至3%-5% 专家称改革条件已具备 房贷7折优惠利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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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集团称不打算赔偿曲美消费者
• 糖价冲破7000元大关 糖企欲涨价
• 钾肥进口垄断使到岸价涨逾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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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１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入主康达尔开始“庄家生涯”

　　1997年，香港一场“禽流感”使得“养鸡专业户”深市上市公司康达尔几近崩溃，几万只鸡瘟死香港，股价狂跌不止。朱焕良，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之前掌握了康达尔90%以上的流通盘，此次暴跌一下子套住他几个亿的资金，使他难以自拔。1998年中期，朱亲赴北京找到吕梁，希望帮其“拯救”康达尔。此时的吕梁已在投资界闯荡多日，积累颇丰，急需施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他改变一生命运的“康达尔之战”。

　　吕梁事后的自述中，他承认早在1999年初接触康达尔时，已经意识到此次战略收购“像一个骗局”，“康达尔已烂得无药可救，到处是假账和谎言”。自己感觉“仿佛落入一帮犯罪分子中迅速沦为同谋”。但事后的冷静代替不了当时的狂热，战略投资初战告捷，极大膨胀了吕梁等人的野心，一场规模空前的扩张计划迅速出炉。

　　摇身变成战略家“钱生钱”编织“中科网”

　　那时，人们不知道吕梁是何许人也，人们熟悉的是“大话市场”、“先知先觉”的K先生。“3·１7国债事件”、“人民日报评论员事件”、“5·１9行情的预测”，从风险投资大讨论到国企大盘股行情，K先生都在大势分析和预测方面与媒体一起发难，经常发出牵动市场神经的声音。“因为他一贯偏激，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战略投资理论被一些证券媒体炒得火烫，但也有人说这是吕梁与媒体各自包装自己的产物。

　　明眼人知道，K先生的每次高谈阔论均与二级市场操作处在同一时间段(详见文后K先生对话表)。此时的K先生已经成了被人追捧的战略家。

　　宣扬战略是为更好地操纵市场，到1999年中期，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再挟“K先生”之威名，扩张战略条件成熟。

　　往昔那些注册在海南、甘肃的小公司不够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台，需要响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实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

　　建立北京新平台之后，更多机构和更多资金加入此场豪赌，名为“中科系”的庄股之网在2000年逐步成形。

　　二级市场人气更旺，大出风头的中科创业一直冲上80元，且被评为“风险最小的10只股票之首，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中科系其他兄弟也是不甘示弱，连创佳绩，以至于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朱焕良几乎不用出手拉抬，“股票自己涨，压都压不住”。

　　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坐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个以“钱生钱”之术结起的公开网络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

　　资金链危机四伏“老鼠仓”成为导火索

　　时至2000年下半年，中科股价平稳，资本市场收购也都相当顺手，吕梁可谓春风得意。但他已敏感地意识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

　　从表面看，危机源于公司糟糕的重组现状，尽管康达尔在1999年底更名中科创业之后，重组喜讯频频亮相。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苜蓿项目投入100万元尚未见收益外，其余皆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幻想。这些幻想可以转化为84元高位的股价，但却无力转化成对应84元的业绩。

　　另一个危机来自吕梁的“K模式”，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吕梁和“北京机构”都心知肚明，一旦签约便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但巨大的利益诱惑已使他来不及冷静了。更不冷静的还有日益壮大的资金链条，股票质贷越玩越大，链条越拉越长，断裂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快。

　　其实，庄家玩“假重组”、“钱生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终导致中科雪崩的导火索还是人为因素。面对庞大的资金链，每位契约者只有遵守约定才可维持其正常运作，一位毁约即会“牵一发动全身”，导致全面瘫痪。吕梁在自述中说，第一位毁约者是朱焕良，因为深圳中科的流通盘90%以上为庄家们所持有，大家早有共同锁仓协议。因此，抛压只能来自协议者内部。既然“北京机构”们没有抛，失信者便只有朱焕良。

　　吕梁最早听说朱焕良在出货是2000年五六月间。“听说他从营业部提走现金，每次都是1500万元。当时我们只是笑他，这么多钱怎么拿得出去。这是很危险的”。

　　2000年10月，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坏消息：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检查机关查处，检查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杲华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于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是申杲华一人。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

　　吕梁对此次危机爆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

　　此次股灾逼迫吕梁从幕后走到台前“自曝内幕”，但由于中科事件背后牵涉的机构和人太多太复杂，至今人们仍无法知道个中细节。他说是性格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和文人性情的弱点贻误了战机，那些令人扼腕的细节败笔、那些一误再误的转折机遇、那些错中就错的险情再生，都是可以用故事的形式演绎出来的。

　　吕梁想必早就有了足够的承受意志。有市场专业分析师说，中科创业暴露出来的窟窿只是一个小窟窿，如果当事人不继续往外捅破内幕，有可能真相会被暂时尘封起来。种种疑问，一旦涉及太深的内幕和太广泛的利益群体，那几方当事人也许会变得空前的一致——沉默。这时候，我们以何种决心来处理这一个案，将是公众最关注与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