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感哪里去了

2005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在2005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高居第六。但是，在经济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同步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只有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了，可我们的幸福哪去了呢？

老百姓：生活负担加重了

幸福是什么？可能在一些精英群体的话语体系里，幸福来源于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幸福更多的在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里，在能够安身立命的居所和良好的医疗条件里。

尽管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感觉是生活负担在不断加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有762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

“水电煤气，蔬菜大米，孩子上学，看病吃药，哪一样不在涨？”41岁的老张有一个孩子，正上初中二年级。这几年，随着孩子升学，老张家的生活开支也不断增加。虽然也涨了些工资，但老张还是感觉生活的负担比以前更重了。

虽然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大。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甚至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中，价格还出现了负增长。

但是，在人们花钱最多的医疗、教育、住房三方面，近些年来却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国内一家杂志(《个人理财》)在全国37个代表性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家庭购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温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购房，甚至需要花费超过20年的家庭收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20年前，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而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与此同时，在总体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

如此大幅度的上涨，使得住房、教育和医疗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三座大山，重重负荷压得人们无法得以喘息，更无法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在哪里。

令人羡慕的中产：其实我们也很脆弱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较多的是低收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艰辛，但是，当我们放宽视线的时候，又捕捉到了社会另一个阶层的愁与苦。

似乎在外人看来，中产有着豪宅、私家车、时装和珠宝，有着丰富的物质享受，有着体面的社会地位，有着高雅的小资情调，他们是光鲜的，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是幸福的。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极高的压力之下痛苦地忧虑，“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可能随时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他们就会被重新被打入赤贫的深渊，重新回到奋斗的起点。

48岁的成都市民老李年收入曾达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和被众人羡慕的家庭。然而因妻子患病住院花了40多万元，他不仅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被迫卖了一套房产。如今，妻子病逝，心灰意冷的老李无力也无心再像当年那样拼命赚钱，他回到20年前干活的工厂当小工赚点小钱，为补贴家用，还不得不将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

这些现实的风险使得中产者在本身就也很高的职场压力下更加的不安，为了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变成工作狂，常常透支体力， 使得自己“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长期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造成他们内心的巨大压力，抑郁症成为这个群体的高发症。

于是，尽管他们的经济收入一直在增长，却也一致性地付出代价：幸福的感觉开始变得飘摇不定，人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如果连中产都不能感觉到幸福，这个社会又会有几个人感觉到幸福?

洞悉：我们的经济增长忽略了什么？

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推崇GDP增长的神话，我们总是认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背景下，“GDP崇拜”成为一种普遍情结，唯效率主义或独尊经济指数的发展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取向。

尽管这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最突出的有：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被牺牲掉，人民的生活并没有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多少好处。

是的，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还有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多万的城市贫困人口，他们还在贫困线下艰苦的挣扎。

是的，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住房、教育、医疗费用也在迅速增长，二十年间增长了许多倍，而居民的收入增长却不容乐观，从总体上看，在GDP高增长过程中，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最高的1980年的17.1%，几乎是“稳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个百分点。

是的，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我们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GDP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

是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忽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增长着，却并不快乐。

寻求转变：不丹模式

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幸福并不存在正比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比不上中国的南亚小国不丹，其国民的幸福感却比中国强得多，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 4万7 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万。这个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的小国，因其所倡导的“不丹模式”，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不丹模式的核心内涵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 GDP。

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 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增长模式提醒了我们，经济增长并不是终极目标，它只是实现人民福利的一个必要手段。那么，在经济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实现向人的转变，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轴目标。

因此，我们应当把人民幸福指数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应当把人民的幸福指数作为评判的一项标准，将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回归公平：寻求一种衡平的幸福

据相关调查显示，使幸福指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得人民产生内心的不平衡，感到不幸福，甚至有些人会产生仇富心理。

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因而，在我们的国民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适当对一些弱势群体倾斜，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各个阶层的福利状况，而且要注重精神文明社会文化的发展及环境的保护，使得人们整体生活环境可以得到较大改善。

尽管是如此热切的期待着幸福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幸福指数”的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重大的民生问题是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如医疗、教育、住房、生态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解决，而且，人们的幸福感也具有较大的易变性，今天的幸福感，明天就可能成了不满足感。

所以，在努力寻求国民幸福指数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而是要理性地注重每个细节地促使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在稳步推进中寻求社会的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