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长款卫衣: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

　　信仰问题在今天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就普遍性而言，一方面，它作为个人道德自律及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其重要性在当代日显突出；另一方面，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又是困惑当代人类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如何获得强有力的信仰力支撑，是各国共同致力加以解决的大课题。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就群体性而言，信仰表现为集体的共同需要，即作为团结奋斗精神源泉的共同理想；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则表现为个人的生命需要，即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不朽追求。但是，总体上说，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信仰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不能离开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大格局，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的个人事情。

　　首先，“信仰失落”问题在当代中国，主要地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

　　面对日益能够感受到的“信仰危机”，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的信仰问题突出，是因为中国缺乏宗教传统；而面对宗教信众的迅速扩张，以及将儒学“儒教化”的倾向，不难听到这样的说法：宗教使人扬善抑恶，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在学界，我们则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儒家在内）缺乏“终极关怀”，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面对信仰问题，等等。所有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这无疑是片面的。毫无疑义，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其可能的积极作用，是我们确定的政策。但是，把当今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的或缺，既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学理依据。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便不难解决。因此，解决信仰问题的大思路就是必须坚持以培育共同理想作为引领个人信仰的根基。应当看到，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前途是共产主义）不仅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是全社会保持健康精神追求的思想源泉；还要看到，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的主动权来源于历史观的力量，拥有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是拥有历史制高点。以上两点说明，共同理想高于并决定了个人信仰的走向。说到底，今天的信仰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不仅成为党在今天妨碍自己履行历史使命的首要不适应问题，而且显现了当下信仰问题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凸显，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始终是一切争论的焦点。“十月革命”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就把所谓“苏俄式共产与专制”视为对“英美式自由与民主”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人类文明主流”的背离，根本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和进步意义。如果说，他们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显性溃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被其视为是隐性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向西方文明回归，因此，中国的改革在其辞典里就成为“西化”、“分化”的代名词，而消解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为其全部渗透的立脚点。

　　这里牵涉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主义究竟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绪？说到底，谁代表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不取决于自我的标榜，而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会公然否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百年来蓄意制造的一个公式，就是“占有财富=个性+自由”。可是，它始终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变成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个性又从何说起？资本主义之所以背离了当代人类文明的潮流，就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值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过去支配现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是趋向过时的文明，它必然被更新型的人类文明所取代。

　　尽管我们在今天要努力促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其可能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宗教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的信仰需求，它充其量只是个“代用品”而已。随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人类终究要超越宗教信仰阶段，把信仰真正奠立在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也是解决个人信仰需求的精神动力。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状态，其实质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追求生命的“不朽”和永恒。这种追求是虚幻还是真实，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取决于其所追求的“不朽”的根据。宗教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超自然的存在（“神”），这就决定了其无论有多少存在的理由，但终究是虚幻的消极的；马克思主义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无限性，因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个人就能超越自我、获得有限生命的不朽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任何人去世都是“油尽灯枯”、“灰飞烟灭”，而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就能永垂不朽。这样，在信仰问题上我们就需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把信仰问题神秘化，变成所谓植根于心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脱离感性实在的“终极性”问题（也就是当代的“自在之物”）；另一是把信仰问题庸俗化，变成纯经验、纯逻辑的利益计算及相应的个人生活目标（也就是“自利的最大化”）。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变革了人们的信仰方式，这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当代性重建。它虽然仍力图通过科学方式来理解、认识信仰，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信仰问题，然而却突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它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历史发展的不朽，以及个人通过自我超越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现实可能上，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这一信仰方式解决了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可知和未知、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其实践观证明，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不可理喻的“另一个世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样，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就是同一逻辑，因而理想与现实、信仰与知识的统一就具有了坚实的客观基础。二是生命不朽与终极关怀的现实根据问题。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打破了宗教关于“不朽”和终极关怀只能借助于超自然力量的魔咒，将其奠立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基石上。个体生命将在献身人类解放实践中而获得不朽和永生，这不仅是价值真理，也是事实真理；个人将在其自由全面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无限性，这同样不仅是价值真理，也是事实真理。

　　因此，共产主义信仰就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作为共同的理想是每个革命者把握实际、凝聚人心、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源，并成为党领导人民共同行动的思想基础。这种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观念，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它不是空洞的口号、僵死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它是历史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第二，它作为个人信仰是每个革命者超越自我、奠立生命的不朽价值的终极依托。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换，“人民”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为人民服务”成为个人有限生命获取无限价值的现实途径，“艰苦奋斗、不骄不躁”则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在素质和政治本色。

                            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别于其他信仰的信仰方式，具有其自身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将个人生命的不朽奠定在历史发展的无限性上。这并不意味个人的生命可以达到肉身的不朽、实现经验意义上的长生不老，而是说个人只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其有限的生命活动本身就蕴涵着无限与不朽，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解放进程中就永远渗透其生命的印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其生命价值就与天地同庚，与日月同辉。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不朽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一种观念上的自我超越，而是一个实践超越的问题。沉溺于主观幻想，甚至走火入魔而不能自拔，不仅不是生命的不朽方式，甚至是从精神到肉体生活的一种病态。不能领悟有限人生的实践本质，就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人生的意义在于实践，人生的不朽价值也在实践中才能得以体现，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实践是个人最崇高、最有价值的实践。离开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信仰就没有根基。

　　历史表明，当社会关系简单化为两大阶级对抗时，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历史观与人生观较易统一；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状态下，社会共同理想要在个人头脑扎根，就需要有新的培育机制。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使远大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真正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化不仅要基于个人的利益追求，而且要基于个人的生命活动。

　　抽象地说，个体生命既有自我保全，也有自我超越的需要，表现为利益和奉献（牺牲）的具体统一，忽视个人利益需求或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不变的人性都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把信仰功利化，最终必然导致理想的泯灭。马克斯?韦伯所关注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蜕变就是例证。既然“至善”就是尽可能地多挣钱，那么已经如此“入世”的宗教伦理仍企盼保住其“超验”、“神圣”光环的努力就纯属幻想，它注定要被世俗的“神”（金钱）所代替。当最后一层宗教的面纱被撩开后，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便赤裸裸地显现了。事实正是如此。为了更多地挣钱，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超前消费方式产生了，刻苦禁欲的生活方式不可抗拒地被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与此相应，如丹尼尔?贝儿所述，“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心理学的幸福代替了清教精神。”

　　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理想主义信仰之路，即主要通过道德境界提升，充分激发人的超越自我本性（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营造追求崇高、为理想而献身的氛围，不仅在历史上不能有效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在今天也遇到严重的挑战。虽然不能说这一思路像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提高与发明创造同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的有机联系”，但是其对信仰的利益基础有所忽视则是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单纯依赖这一传统路径，要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真正培育理想信念，对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做到有力抵制、有效化解可能不切实际，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综合创新。理想主义的大旗决不能丢弃，而对物欲诱惑的抗拒力必须加强。

　　在今天，要使共同理想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个人信仰，关键在利益机制上打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联系。我们需要培育这样一种利益机制，它可以有效地把利益的计算从纯物质利益扩大到思想政治利益，从单纯个人利益扩大到家庭、民族、人民和国家，也就是说，把利益的“个人计算”和“社会计算”有机结合起来。

　　具体地说：第一，从超越自我、体现生命无限价值的角度提出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可回避的信仰问题，这就是“身后给人们留下什么”，如何于私上不愧祖宗、下不愧子孙；于公上不愧人民群众，下不愧岗位职责。第二，从党和国家高度认同的角度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荣誉制度，从制度上落实“千杯万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从社会地位和认同上落实荣誉是人民和个人的最大共同利益。第三，从“大利益”的高度建立正反典型的动态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平台，让利益的“社会计算”和“个人计算”能够充分沟通、相互转化，防止利益计算中的个人利己主义回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