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毛泽东题字三幅留天津

　　1963年，天津市仍然是河北省的省会。在建国初期，包括天津市在内的河北省长期受到水利问题的困扰，毛主席在两次听汇报插话时都讲到：河北的根本问题是水利问题，并在之后写就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这一题词不仅是题给天津市，也是题给当时的河北省。由于海河贯穿我市，治理海河更是意义重大。

　　河北省遭水淹危及天津市

　　1962年，河北省遇到大旱，全省旱灾面积达2400万亩，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这一年滦河发生特大洪水，洪峰流量达到3.4万立方米/秒，是有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洪量达48亿立方米，给沿河及下游地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洪涝。

　　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水。8月1日至10日，旬雨量超过1000毫米的有5390平方公里，超过500毫米的有42570平方公里，暴雨中心内邱县獐么站1日雨量达865毫米，3天雨量达1458毫米，7天雨量达2051毫米，为我国大陆部分的最高纪录。

　　这次海河南系一次降雨总量577亿立方米，产生径流量302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天津洪水的两倍多，1956年洪水的1.9倍。由于洪水过大，来势猛，全省遭受严重灾害。天津、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7个专区101个县(市)受灾，进水县城32个，被水围县城33个，受灾村庄22740个，其中水淹13142个。邯郸、邢台、保定三市被水淹，市内水深2-3米。全省受灾面积4756万亩，成灾面积3739万亩，有200多万亩农田被水冲沙压。倒塌房屋1265万间。天津市岌岌可危，有些矿井被淹。京广、石德、石太铁路多处被冲毁。冲毁桥梁32座，公路23700公里。全省经济损失59.3亿元、粮食减产24.6亿公斤，灾情之重是历史罕见的。而这次抗洪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天津市和津浦路的安全。

　　“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听了河北省领导汇报后，对河北的灾情计算了一下。他说:“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来，三年大灾(1954、1956、1963)、五年中灾，三年丰收(1952、1957、1958)、四年中收。农业要上，首先解决水、肥。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一个林。”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最后说:“河北省根本问题还是水利问题。”

　　在另一次汇报河北保丰收、搞十年水利建设计划时，毛主席又说：“河北省要得丰收，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

　　1963年大水后，河北省委积极抓了抗洪斗争经验总结、抗洪先进事迹、好人好事，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和各界人民，兄弟省市支持我省抗洪斗争事迹，在当时的省会天津市搞了一个抗洪斗争展览；二是积极研究海河治理规划，向中央请示报告。1963年11月，毛主席路过天津时，听取省委汇报工作。快结束时，毛主席得知天津市搞了个抗洪斗争展览，就表示：“以后要来看看。”毛主席还说：“展览会在天津，各县看不到呀！”当省委领导提出为海河展览题词时，毛主席答应得很快：“可以，我马上就题词。”但当时没有时间写了，这是1963年11月12日。

　　两天后，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后来分配到天津市工作的李银桥同志，带着信到北京找毛主席。毛主席问清来意后说：“今天是14号，你等两天，我写好了，再交给你。”李银桥便在北京饭店等候。17日毛主席写好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19日由身边卫士张景芳同志将题词带到北京饭店交给了李银桥，同时还有毛主席写给林铁同志的信。

　　就这样，毛主席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为之后的河北省，尤其是天津市的水利建设规划指明了方向。

　　如今，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已经是我市首屈一指的报业王牌。经过54载的发展壮大，天津日报逐渐发展成下属7报2刊、拥有天津地区最大媒体影响力的报业集团。54年来，一代代天津日报人每天都坚持不懈的奉献给天津老百姓快速准确详实的新闻报道。

　　战争之中题写“天津日报”

　　1948年底，天津市军管会的负责同志特地派人到毛主席驻地，请他老人家为《天津日报》题报头。当时毛主席正在指挥解放战争，他的每一分钟是多么的宝贵，但是就在百忙中他欣然命笔，题了“天津日报”四个大字。

　　“当时，副社长王亢之在《天津日报》社成立大会上曾经说，尽管毛主席军务繁忙，但仍写了好多张，从中选了他最满意的四个字。”日报一位老同志说道。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第三天，《天津日报》创刊了。报纸一出版，工人们、学生们、知识分子们、郊区农民们、街道居民们……人人争先阅读，人们看了毛主席题的报头上的四个大字，更增加了对《天津日报》的信任。

　　《天津日报》不愧是毛主席题报头的报纸。解放后十几年当中，他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坚持不懈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全市人民、全市工作，发挥了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二次题写“天津日报”

　　1964年7月29日是《天津日报》前进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天毛主席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毛主席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

　　时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万晓塘同志收到毛主席重写的报头后，就在我市干部俱乐部大礼堂召开的市委工作会的后台，请当时的市委领导同志传看。万晓塘同志把一张宣纸交给了石坚同志。那就是毛主席为《天津日报》重写的报头，在几个字的下面，毛主席又用铅笔给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我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如果不是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我一定会跳起来的。”老同志石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报社同志个个十分兴奋、激动，并表示一定把报纸办得更好，回答主席的关怀。同志们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信后都说，毛主席那么伟大，又那么谦虚。第一个报头已经很好，却又精益求精，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重写了一个。毛主席用‘现拟重写过’、‘不知可用否’，完全是同下级商量的口吻。‘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把决定权交给下级，这又是何等伟大高尚的风格！”

　　人民公园正对着后门的地方现在树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在碑的背后还有几排草书，是当时毛泽东写给章士钊(字行严)的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遵嘱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不知合用否？烦为转致张先生。顺颂日安。毛泽东9月19日”。

　　信中所提张先生，便是当年人民公园的所长(当时称谓)张学铭(张学良的胞弟)。1954年，他想：人民公园的建设是党和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如请毛主席题写园名，意义十分重大，于是便到北京和章士钊谈起此事，烦章士钊转达毛主席。同年9月，毛泽东便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交由章士钊转交，成为毛主席为我国公园惟一的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