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狼犬vs狼青犬: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国家安全为重(2) - 颂扬毛泽东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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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国家安全为重(2)
转帖 2010-11-30 10:13:00 阅读2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然而，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很快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党内刚刚出现的赞同缓和的空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更是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问题引入到国内的各种问题上来。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大谈阶级斗争，不仅讲国内阶级斗争，而且讲国际阶级斗争，宣称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主张激进革命和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的调子迅速升温。连周恩来都宣称：“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到一个新阶段了”，“现在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既然相信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两党分歧自然也就迅速进入到公开摊牌的阶段了。而面对这种严重趋势，极需借助中苏两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统一目标的越南党，再度表现出困惑和不解。而这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的不满。特别是由于苏共暗中鼓动欧洲国家共产党写信写文章公开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等人已经把中苏分歧看成是关系到还要不要搞世界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永世让资产阶级压迫下去的根本原则问题；强调它是决定整个世界革命前途、人类前途和中国前途的命运问题；断定两党不仅在原则观点上已经对立，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将迅速走向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尤其希望受到自己极大援助并且站在反帝第一线的越南党能够站在自己一边。越南党的暧昧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刘少奇在1963年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此甚至点名批评了越南党。说：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赫鲁雪夫公开指名反阿尔巴尼亚，反史达林，实际是反华，并且提出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结果是左派各党进一步坚定起来。表现最好的是朝鲜，其次是印尼、新西兰、古巴、委内瑞拉、马来亚、缅甸、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胡志明动动摇摇。这位同志是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最终他也不做劳动党主席，当党外人士，要当超阶级的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史达林一说，史达林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以后战争停止了，究竟是搞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搞无产阶级共和国，他也不定。我们提出来以后，他才下决心搞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中苏两党争论，越南是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当有6万多封信要求读我们的文章时，他就把转播停止了。
对越南党不满的程度，通过毛泽东批准1963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不加评论地发表越南党针对中苏争论主张不偏不倚的几个文件，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中共中央随后迅速下发了党内通知，提醒各地还不要将越南党与修正主义同等对待，但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党紧接着发表的公开呼吁加强团结的联合声明还是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在准备发表公开中苏分歧的重要文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对特意请来对文件提意见的朝鲜党领导人金日成(Kim Il Sung)讲：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那个联合声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越南党说我们反对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理无情，应该多加糖少加辣椒，而我们恰恰认为过去糖加得太多了，现在应当多加些辣椒了，我们不想总是当软体动物。很明显，随着毛泽东越来越强硬地把中苏分歧归结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也就越来越难以容忍越南党在中苏之间保持调和态度。
从反对越美和谈，到转向联美抑苏
越南党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破裂，除了党的部分领导人长期接受法国教育，受欧洲思想影响较多，在一些问题上容易接受苏联党的观点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越南争取统一斗争的自身利益需要出发的。特别是受到1962年东西德关系紧张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鼓舞，越南党多数领导人相信苏联正在回到公开对抗美国的道路上来。他们生怕中苏关系破裂会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抗美斗争的支持。毕竟，苏联是共产主义世界中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周围还有众多国家和兄弟党，得罪苏联，只靠中国，越南与美国的对抗将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让胡志明等人深感失望的是，赫鲁雪夫对越南并不领情。原本，基于国际缓和的方针，苏联在援助越南问题上就不是十分积极。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雪夫更是很快向美国做出妥协，不仅拒绝公开支持南越和老挝的武装斗争，而且严格限制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这种情况使得越南党内对苏联的不满日渐高涨起来。结果，就在毛泽东对金日成尖锐批评越南党之后不过两周时间，越南党就开始向中国党靠拢了。
1963年6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Le Duan）等率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党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并且对苏联压制南越和老挝武装斗争的种种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当场许诺说：如果苏联给越南找麻烦，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担子很重，又要建设北越，又要支援南越和老挝的斗争，我们没有理由不多替你们分担一些。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你们是牺牲生命。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因此，实际上首先是你们支援我们，其次才是我们支援你们。
这个时候，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和基地，对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亚、非、拉美各洲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毛泽东开始频繁接见前来学习的各国党的年轻学员，鼓励他们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向他们传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经验，甚至为他们提供部分经费和武器。毛泽东显然特别重视东南亚各国党的武装斗争。包括对有着上百万党员，在国内民主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他也再三提醒他们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党，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甚至开始相信，自己50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是犯了错误。他这时不止一次地向越南党的领导人表示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廷琰就开始杀人。后来改变了一下，但还是说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这都是错误的，是美帝和吴廷琰教育了我们。现在看来，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和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
1963－1964年间，美国通过逐步升级的办法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军事干涉，越南党及其在它秘密支持下的南越游击战争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苏联对援越又态度消极，这促使越南党不能不更加依靠中国。同样，毛泽东也开始设想要用一种更紧密的方式把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以便推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在此期间召开的中、越、老三党会议，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而这段时间里，这几个国家的党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态度也与中国比较一致。1964年2月黎笋率团前往苏联访问，路经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曾当面问他：你们估计，这次赴苏会谈能谈得好吗？黎回答说：这次去肯定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越苏关系，今后恐怕不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变得好一些，但也可能变得差一些。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我看差一些好。苏联专家不撤，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也搞不起来。还是自己搞靠得住。黎说：我们中央全会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党顶住，那么修正主义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的党员和群众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鼓励黎说：阿尔巴尼亚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他们顶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从人口来说，你们比阿尔巴尼亚大十倍，还顶不住？我同朝鲜、日本、印尼同志都讲过，要独立思考，不要一股风来了，就随风倒。后来，黎笋的苏联之行也确实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仅如此，由于黎笋在会谈中对苏联过分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力，以及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明确表示了不满，还引起了双方的争执。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都公开站在中国党一边，赞成革命，毛泽东的战斗精神也进一步受到鼓舞。还在1963年，中越双方就已经在研究一旦美国进攻北越，中越两军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在1964年更多次向越南客人表示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你们不消灭法军的主力，法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北越？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200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当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他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即韩战）。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正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越双方于12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即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中国军队由此开始直接出兵援助越南党的抗美战争。
1964年8月初，北越海军鱼雷艇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有争议的东京湾海域发生交火，使备受南越游击战困扰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进一步使战争行动升级的适当借口，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苏两国对东京湾事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苏联方面极力保持低调，中国各地则公开举行群众抗议集会，先后有2000万人参加示威活动。毛泽东对刚好在中国访问的黎笋说：我们赞同你们中央不去主动惹美国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美国军队在北越登陆。为此，我们要在南线部署30－50万的兵力。同时我们要在云南蒙自地区修建一两个大机场，准备万一越南被攻，援越飞机无法降落。这次已经有一个空军团、36架飞机装备训练结束回到越南去了，我们还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黎笋提出，一旦打起来，有必要考虑在整个东南亚发动革命。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毛泽东则估计：如果爆发革命，南越和老挝应当可以基本解决。问题是泰国和缅甸，如果没有整个形势的变动，恐怕会很难。因为东南亚各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他特别关心泰国有没有革命形势？他相信，在东南亚泰国是一个关键。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泰国的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他强调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赫鲁雪夫突然下台了。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共领导人对印度支那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轰炸北越，完全变了一种态度。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公开声明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访问越南，保证向越南无偿提供其所需的大炮、坦克和地对空导弹。随后，苏联大使馆口头通知中国方面，要求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输送兵员和武器。中苏两国政府因此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各种苏制武器从此开始成批运往越南，其中包括大批越南急需的用于防空的高射武器和战斗机。
苏联向越南大批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要走陆路经过中国，使中国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让苏联装备和人员过境，在两国关系已经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首先就要受到严重挑战。并且，让苏联放手援越，其武器装备的先进和数量的巨大，中国可能会望尘莫及，结果越南必然亲苏。反对苏联援助，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阻挠苏联武器和人员过境，它走海路绕道冒险一样可以送到，结果越南更要倒向苏联一边，且同中国感情交恶。从情理上考量，当1965年2月柯西金（A.N. Kosykin）访越路过北京时，毛泽东不能不当面许诺为苏联武器过境提供便利。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定苏联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后，中国党对苏联援越动机和目的不能不从心底里就表示怀疑。结果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小的技术上的分歧，都会可能引发一方对另一方道德的严重怀疑，从而导致两国政府间发生很大的争执与冲突。但不论中苏之间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发生怎样的纠纷，也不论这种纠纷是非如何，由于越南从对抗美国的角度考虑，自以为更需要的是倚重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此，中国方面即使再努力，最终都不可能阻止越南向亲苏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的纠纷越多，越南人就越是不理解；中国越是抹黑苏联，要求越南远离苏联，越南人就越是与中国形成感情隔阂，甚至和历史上的中越关系联系起来，怀疑中国有控制越南的企图。这些都只能促使越南更加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
不过，在苏联介入印支战争的问题上，让毛泽东最感到不安的，还是苏联的“和平阴谋”问题。这是因为，1965年2月16日，即柯西金访越回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随后，由中国视为头号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发起，17个不结盟国家也发出“呼吁书”，主张和平解决印支冲突。3月间，苏联在莫斯科又召开有19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公开声援印度支那的革命斗争，又讲团结，又讲革命，又讲反帝，这就更是让毛泽东倍感困惑：明明已经是修正主义了，为什么又回过来头来唱革命高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联系到美国一面大规模轰炸北越，一面扬言要打击越南的庇护所，他一度甚至怀疑美苏会不会打算南北夹击，“共同对中国开战呢？”当然，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苏联其实是看到反对印支革命没有效果，于是投下诱饵，引越南上钩后再勾结美国来熄灭印支革命的战火。
为了打破苏联的“阴谋”，中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反对越美和谈。为增强越南党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这时批准了一系列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越南的计划。这包括直接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规定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负责越南七个省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讯器材等。而根据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提出要求中国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这一年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了第一批军队入越。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达23个支队32万余人。
与此同时，注意到越南党在美军大规模卷入和大举轰炸北越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倾向于赞同苏联和谈建议的心理，毛泽东多次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反对现在和谈。6月5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胡志明委婉地解释说：如果越南不表示愿意走向“和谈”，美军就要增加到十万，就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毛泽东当即回应说：怕什么？美国还说要炸中国。炸就更好，炸广州、南宁、昆明、海南岛，甚至炸新疆的原子弹基地，那就更好。10月20日，他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指出：你们应该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你们遵守协议把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了，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只好重新搞武装斗争。不是不能谈，到一定时候还可以谈，但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到了1966年，毛泽东一度干脆把对苏联“阴谋”的态度公开地摆到兄弟党面前，要求各党公开表明立场。
这一年3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 )率团访华，双方商定发表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一致谴责了修正主义，只是考虑到苏联新的领导人采取了援越抗美的态度，日共建议不在公报中不点苏联的名。毛泽东得到消息，当即把公报要来做了修改，不仅点了苏联的名，而且增写了苏联援助是假，出卖是真的内容。毛泽东随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宫本说：“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在叛徒和工贼面前，不要表现灵活。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不舒服。”“只讲修正主义，指的是哪一个？没有勇气。我批评你们软弱无能，怕孤立，怕战争。”对此，宫本详细解释了日共的立场，说明日共曾多次指名批评“苏修”，也相信苏联援助越南是别有用心，但苏联援助越南大量武器来打美国是事实，从反美统一战线的角度苏美矛盾也应当利用，况且也不能不顾事实否认其有反美援越的行动。对此，毛泽东非常不高兴，最后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发表两党公报事自然只好告吹，双方不欢而散。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越两党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中越两党领导人也因此发生了直接的意见分歧。中方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越南领导人坚持不同意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双方为此发生尖锐争执。在实在无法说服越方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强硬地要求越方今后不要再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认为这样提对中国是个污辱。并且说，如果你们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想要控制越南。我们可以立即撤走我们派往越南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可以回到内地去。
毛泽东坚持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同他的世界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始终是以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依归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则必然导致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都为列宁主义的这一预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赫鲁雪夫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判，并被钉上现代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竟然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打得火热，扬言可以与美国携手创造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世界革命。因此，印度支那的战火，正好是毛泽东用来证明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揭露苏联修正主义欺骗嘴脸的最直接的例证。这也正是毛泽东害怕苏联借援助为名插手其中，诱导越南党与美国握手言和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迫越南党及其他各兄弟党公开与苏联划清界限，其实只是反映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影响扩大的极度不安和严重担心而已。
在苏联积极援助越南的情况下，要想靠强迫各国党与苏联划清界限，是极其困难的。1968年5月，不顾中方的强烈批评，越南党还是与美国在巴黎开始了和谈的进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想彻底揭露苏联假援助，真妥协的嘴脸，非得要有更大范围的革命和战争不可。而进入到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毛泽东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对预计中的新的世界大战迟迟没有爆发，世界革命局面迟迟不能出现，也已经越来越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总是讲：“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但他也渐渐看出，在美苏两国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之后，世界大战也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发生了。“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问题是美苏两国人口就少，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却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更何况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因此，他的结论是：“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
注意到战争与革命的趋势，还是革命更多一点，毛泽东自然要寄希望于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了。只是，现实的革命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他再三说：亚非拉是个火炉，但有些地方还未动，如泰国。有些地方动得不那么厉害，如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当1965年9月30日印尼亲共的总统卫队发动清除军队内反共高级将领的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遭到镇压后，毛泽东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印尼共产党从此可以开展武装斗争了。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显然，他很高兴地看到印尼共产党中央听从了他的劝告，“上山”去了。据此，他甚至开始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
毛泽东这时尤其重视在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搞革命。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要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说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他并且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1967年缅甸发生反华事件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批准缅甸共产党在中国公开露面，并同意协助已来华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他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党和缅共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有时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始展开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说：“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
不过，随着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1969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进而导致苏联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毛泽东吃惊地发觉苏联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了。要革命，首先必须保存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20多年间所得出的最重要的革命经验。想当年：暴动时违抗中共中央命令不打长沙，率队落草井岗山；苏区时坚持兜圈子的游击战术，宁愿被戴上“右倾”帽子也不同意实行所谓“进攻路线”；长征时为保存数百干部、数千部队，不怕被人骂为“逃跑路线”，力主红军北上苏蒙边界取得国际援助；抗战时不顾苏联、国民党和党内多方面的怀疑，对日长期避免正规战，始终奉行游击战……。对于有着长年军旅生涯，尤善军事指挥的毛泽东来说，这样做也许可能会有一时间的感情上的怅然，却不会有多少观念上的困扰。在异常紧张地渡过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准备打仗”的战备阶段之后，他对世界革命的热心程度明显地开始降温了。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泽东被迫批准与美国开始进行高层秘密接触，决心联美抑苏。这回中越关系再度受到影响，不过不再是中国批评越南牺牲革命，而是越南基于对中美秘密接触的不满反过来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想要牺牲越南了。自然，中国确也逐渐地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了。还在1970年，毛泽东其实就已经开始委婉地表示不坚决反对越美和谈了。尽管当年美国入侵柬埔寨的行动，一度妨碍了毛加速自身政策的转变，但在1972年前后，毛泽东在接待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时，一方面劝告美国撤出越南，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中国向越南施压的建议；一方面就考虑到有促使美苏对抗的需要了，故在实际上已开始劝告越南同志要适时结束战争，争取谈判有所成果。毛泽东这时对越南领导人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还先后为过去对越南的批评表示了歉意。称“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会谈达成和平协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越美协定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但这并不足以让越南回到中国一边来，而且他还得罪了中国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定的同盟国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党过去和中国一起坚决反对越美和谈，更反对轻易让美国人从印度支那抽身。它这个时候对毛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表不满，不仅反对越美达成妥协，尤其反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到一起去。阿党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相当一批过去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共产党人。可是毛泽东在苏联威胁面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再度端出列宁关于遇到强盗应当交出汽车和金钱的故事，否认自己有什么过错。年迈的毛泽东固执地说：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指阿尔巴尼亚）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结论
依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从1949年到1973年大致经历过以下四次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1949－1953年支持其抗法战争，不赞成妥协。
第二个阶段：1954－1957年赞同和平与民主，主张停止武装斗争。
第三个阶段：1958－1969年支持其抗美战争，反对越美和谈。
第四个阶段：1970－1973年赞同越美和谈，主张结束战争。
毛泽东第一阶段所以积极支持印支战争，其受到意识形态及其与此相联系的革命经验是相当明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更多地考虑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世界革命。而在革命经验方面，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则是他坚信越南等亚洲国家共产党争取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在这段时间，虽然从减轻朝鲜战场上美军压力的角度，推动印支战争或许具有某种战略牵制的意义，但由于法军是印支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这方面的考量应该不大。
毛泽东1954年所以会转变态度，史达林去世后苏联力促停止韩战，提出和平外交政策当是一个主要的外界影响因素。而内部的影响因素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内部决策机制尚较民主，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毛泽东当年虽然力主出兵援朝，受到党内反对也不得不几度反复的情况，即不难有所印象。由于决策尚较民主，1953年韩战停止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国家整个战略方针调整的客观需要就自然会成为党内务实派领导人要突出强调的问题。受此影响，注意到韩战停止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重心南移，中国在越南对美作战的各种不利因素，毛泽东开始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意识，赞同通过确保北朝鲜和北越安全，以东南亚和平换取对美缓和，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建议的国际环境，就成为可能。
毛泽东再度转向支持武装斗争，民族主义悲情意识的发酵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内在因素。中国近百年来长期落后挨打，受人欺侮，“一唱雄鸡天下白”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外抗美国取得骄人战果，新中国在亚洲地位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在联合国代表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采取敌视态度，苏联又每每习惯于依仗其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对中国颐指气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民族主义情感迅速膨胀。而这个时候苏联党对战争与革命等问题的模棱两可态度，又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最以为自豪的东西，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贡献。为了证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发动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越南和平民主尝试的严重挫折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的重新开始，都明显地有助于毛泽东证明自己的正确。以战争划线，反对和平妥协，自然成为毛泽东的一种政治选择。
毛泽东重新转回到比较灵活的态度上来，毫无疑问是受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需要的极大触动。1969年新疆铁列克提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和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严重局面，使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力量对比问题。正是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外交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即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因而产生出联美制苏的新政策。当然，美国这个时候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