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寡妇幻彩驱动:中英拉锯战：撒切尔夫人最初坚决不还香港

2011年10月13日09:56腾讯读书[微博]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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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我的中国心》
作者：凤凰卫视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版次：2011年6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16个人的故事。那些他们在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间或空间里，于纷乱时局中慷慨而起，于战火硝烟中昂然奋斗，于波谲云诡中密密筹谋，于疯狂岁月中坚守持正，于改革浪潮中锐意创新，于骨肉分离中曲意穿连的故事。于我们是浩瀚的历史文卷，于他们是拿全心、全意、全情凝塑的一段人生。我们遍寻其后人的追思、亲友的回忆，然而万千资料的累积也只映见了他们共同的心声：爱我邦家，护我邦家。这是未曾言说，却矢志不渝的赤子之歌……[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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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紫荆绽放之初战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