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wifi破解软件:个人观在中国的变迁

1/1/2011 5:31:28 AM    黄晓峰  阅读106次
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金观涛与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刘青峰最近在内地出版了《观念史研究》一书，运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对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观念进行数据化处理，并藉此分析观念的演变。在金观涛先生看来，其中个人观在近代中国的演变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与西方个人观不同的常识个人观在中国的形成，对于之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您看来，所有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那么能否介绍个人观在中国形成的三阶段的具体情况？
金观涛：所谓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是我和刘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期间发现的。我们建立了一亿两千万字的有关政治思想原始文献的数据库，并带领研究团队对1830-1930年这一百年间大量关键词的意义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这是儒学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的时期。对那些儒学中没有的观念，该阶段表现出全面拒斥或漠视。第二个阶段是1895-1915年这二十年，我们称之为学习阶段。也就是说，1895年甲午战败是一个分水岭，西方现代核心价值和最重要的观念统统是该年或稍后即1898-1902年间传入的。1915-1924年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用中国思维模式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重构以形成中国式现代观念。
就以个人观念传入来分析，这三阶段一目了然。西方用于表达个人的词Individual来自拉丁文，意思是不可分的。该词汇在古希腊就有，但是在西方十六世纪以前没有用来普遍地指涉人，因为在不断分割中不能再分的东西是原子。当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时，将其分割得到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个人。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共同体，组成整体之部分是伦常关系，西欧封建社会分到最后是等级身份，如骑士等级或某一类人等。十六世纪开始用individual来指“个人”，是社会有机体在观念上解体之象征，亦是个人成为自然法载体之证据。因此，个人观念在西方是和人权观念同时起源的，我们称为现代价值的形成。从此以后，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成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的基础。个人观念在西方的形成，是现代性起源之标志。所有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其前提都是引进普世的个人和人权观念。
1895年前中国人对现代个人观念是没法理解的。甲午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往往根据上下文，将individual译作“人人”，或者译为“人”，从来没有个人观念的固定而明确的译法。“个人”这个词宋代以后就在口语中存在，意思为我本人。出现在诗词里面，多指我所爱的那个人，但它不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有趣的是，在数据库中1899年前大量政治和社会思想有关的文献中却找不到“个人”这个词。该词在1900年前后出现，一开始意义含混不清，但明显可以感到当时个体意识开始呈现。把“个人”这个词和西方的individual对应起来是1902年，始于梁启超。
梁启超在他的著作里把“个人”定义为私领域之外的一个人（拥有权利这一公德之载体），并在下面注明英文individual。从例句分析可见，一开始中国人曾把individual译为“小己”、“么匿”和“独”，但它们均不如梁启超的定位准确，因为现代个人观念是在大量权利论述中出现的，即权利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一旦权利主体个位化，个人观念亦不可少了！很多论述是再三强调如个人无权国家怎么有权？由此可见，个人观念是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通过主权个体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中介传入的。
新文化运动是对个人观念意义进行重构的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阶段。首先是现代个人观念被引进私领域，成为颠覆儒家伦理的利器。中国人普遍接受现代个人观念，个人再也不是局限在公共领域，成为组成家庭的基本单元。人权在私领域的确立以及用个人本位取代家族本位，这是思想的大解放。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个人观念的重构，原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变成常识的个人。与个人观念同时发生重构的，还有“权利”、“社会”、“科学”等观念。今日中国人常把权利和权力混同，就是因为“五四”以后，权利观念再次和西方rights拉开距离，变成以尽义务才享有的权利。社会观念也和以前不再相同。
我们把经过重构后的现代观念称为当代观念，这里“当代”有两重含义。一是表明它和我们当今的观念相同。二是指出必须把中国当代观念和现代观念区别开来，因为它是立足于对现代观念重构之上的。我们知道，在西方和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近代、现代和当代除了时段不同，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日本近代和现代没有差别，都是modern。但在中国，因为1895年后经学习建立的现代观念（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变化，重构以后的现代价值和学习引进的观念是不同的，故存在一个和“现代”不同的“当代”。它表明中国当代观念的特殊性，亦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没有完成的证据。这构成了中国思想研究中最迷人的地方。
您所说的1920年代之后中国形成的常识个人观，与西方的个人观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金观涛：常识个人观念和西方个人观念的最大不同，就是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的最终标准，亦无社会为法治下的契约共同体的观念。但是它同西方现代个人观念一样，视社会由个人组成，并把社会当作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拥有权利的个人通过契约和法律组成社会，常识的个人又如何组成社会？早在“五四”时期，社会由传统伦理关系组成之观念就已让位于由个人建构之关系组成的想法，中国人已把社会看作一张从过去到未来无限扩张的关系网。到今天，把社会视作由独立个人主动建构而成的关系网的看法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观。请注意，因为契约关系可以被包容在个人建立的互惠关系网中，这使得市场的交换关系获得史无前例的正当性，从此毫无阻碍地进入一切领域。也就是说，关系社会和契约社会一样，也可以保障市场无限扩张。但关系社会不讲法的统治，没有人权的最终正当性，这是和契约社会最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人的常识个人观念和西方个人观念的差异，来检讨中国式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
这种个人观是否就是导致此后对个人主义的妖魔化，集体主义在中国盛行的重要原因？
金观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在西方个人观念的确立和人权、法的统治相连，注重个体的自主和创造性不会导致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因此西方（特别是英美）个人主义不是负面的。常识个人观念承认个人利益正当和个人自然情感无可非议，但是缺乏西方那样将独立个人组成社会的规范系统。因此，个人主义在中国常和个人盲目追求私利联系在一起，它虽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即常识个人是不能形成公民社会的个人。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实现社会整合的是道德意识形态，党和国家凌驾在法律之上。
这种常识个人观与中国此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怎样的关联？
金观涛：当用革命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时，常识个人观念只是被压抑，而不会被消灭。即使知识分子加入列宁主义政党，“个人”的意识只是暂时被意识形态压倒，但不是被消灭了。这种心态与基于俄国民粹主义和虚无主义传统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主张个人独立(常识个人主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陈独秀认为一个革命者不应该靠党的经费生活，而是要自己找一份职业。同样，也正是因为常识个人主义，国民党组织松松垮垮，山头林立。党组织越庞大，党的组织性如何克服个人主义成为紧密的道德共同体越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会迅速兴起。毛泽东思想吸收了宋明理学第三系修身传统，用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以遏制普遍存在的常识个人主义，从而可以把党组织变成坚如磐石的道德有机体。换言之，毛泽东思想的功能正在于用一次又一次运动扫荡中国人的常识个人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的超级机构实现中国社会的整合。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均为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目标的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之展开。消灭常识个人主义的修身固然使得毛泽东思想成为一种可以将一个个个人紧密整合到一起并消灭一切私人领域之意识形态，但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亦遭到彻底的遏制。
“文革”后，道德意识形态的解体，常识个人观念才被第二次启蒙解放出来。1990年代以后，常识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不可抗拒地成为中国当代价值的核心。它迅速同科学对市场机制的肯定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人个人发财致富为正当并可以压倒其他一切的观念。这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能实现经济超增长的思想原因。
各种观念之间应该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而呈现出思想的连续性和互相呼应的特点，您将思想史研究化为观念史的变迁，乃至关键词的流变过程，似乎有简单化的嫌疑？
金观涛：把社会思想史转化为观念史，不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了，而是把原来含混不能分析的东西清晰化了。只有概念清晰化才能把复杂的对象研究清楚。将思想史化为观念史，目的是使思想史研究变成可以检验的。我们对观念的定义是：观念是用关键词表达的思想。正如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社会思想一样，思想只能用语言来分析。因为文本由句子组成，而任何句子必须由关键词组成，将该关系投射到思想上，我们立即发现观念是思想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东西。换言之，根据我们对观念的定义，寄托于文本的社会思想必定是由一个个观念组成的，所谓意识形态只是观念系统而已！观念是组成社会思想的基本元素这一新看法，使我们终于理解为什么原先思想史研究步履维艰。因为当元素没有搞清就去研究由元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当然困难重重。
因此，仅社会思想的内史就可分三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一是观念起源和流变研究，二是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观念如何形成观念系统之研究。《观念史研究》一书中这三部分都有。如对权利、个人、社会的研究属于用关键词探讨一个个观念，在每一篇论文中，都涉及不同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对经济决定论和科学主义之研究中既有观念研究亦有观念系统研究。该书十分明确地把系统研究建立在元素流变之上。基于上述方法，我们发现“五四”时期建立的新道德意识形态和宋明理学同构，即“五四”马列主义有着类似理学的结构，而建立在批判本本主义基础上的毛泽东思想有类似于宋明理学第三系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何毛泽东思想可以运用宋明理学第三系的修身方式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
您所倡导的“资料挖掘”的研究方法，有很强的科学主义特点，您是否认为对思想史的研究，科学主义是最有效的方法？
金观涛：该问题反映出国内长期来有一种“反科学主义”心态，这就是把科学方法和人文研究对立起来。实际上，该心态是建立在对“科学主义”的误解之上的。所谓“科学主义”，本是指用科学来解决一切问题、研究人生意义等排他性主张，如在人文研究中只讲实证而忽略主体性等倾向。“科学主义”的谬误在于排他性，而不是说在人文研究中不应该用科学方法。实际上，把人文研究和科学方法对立起来，正是今天人文精神丧失、人文研究不能长足进展的原因。
关键词研究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观念史本源于对人文研究中实证主义和专业分科越来越细的不满。自“唯心主义者”哲学家傅亦雷（Alfred Fouilee）不同意十九世纪盛行的科学决定论，认为人心灵的自由构想对其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开始，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用观念来强调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助理解人的本性，二十世纪初观念史这门学科的确立一开始就是以反对实证研究和专业化作为自己的宗旨。这固然使观念史研究成为人文精神的代表，但同时发生另一倾向，这就是观念史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纯思辨哲学性的，甚至是反实证的。这样一来，观念史一直没法在二十世纪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学科建设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甚至发生近四十年来观念史研究的衰落。
观念史研究的复兴则和科学方法和人文研究结合直接有关。先是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义分析成为观念史研究的基础，而在英美传统中，则是关键词研究成为观念史的一部分。语言学本身是相当科学化的，因此可以说正是科学方法和人文思考的结合才使观念史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
就拿关键词研究来说，它是英国学者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最早开创的。为了有效地讨论英国1780年至1950年间的社会文化变迁，威廉士从各时代的著名小说和经典著作中选择并追踪分析了“工业”、“民主”、“阶级”等关键词的词意推演历程，把它们作为形塑社会文化变迁的参考指标。原本在观念史学家的眼中，观念的变迁是哲学思想内在过程，很难用具体的经验去把握，而威廉士则发现了可以用关键词语义变化来刻画普遍观念。从诺夫乔伊1930年代提出观念史研究纲领，到1960年代《观念史大辞典》的出版，再到威廉士1970年代的关键词研究，我们看到的正是科学方法和人文思考结合给出的观念史研究新方向。
今天要进一步展开这一方向，还需新的工具和方法。所谓新工具，主要指计算机数据库，而新方法除了强调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外，还必须提倡科际整合。观念史研究本来就是历史和哲学的交叉学科，今天要发展它还需和语言学交叉，把过去一两个学者在书房独自研究变成团队合作。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美，因条件所限都没有用计算机数据库来追溯观念的起源和演变，研究中国思想的近现代变迁，因语种单纯、时段集中使得该方法能最早运用。因此，我们相信，用数据库开展关键词历史语义学之分析和观念史传统方法结合，一定会给这一领域带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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