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剑6900说明书:《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六章 修纂《四库全书》

第六章 修纂《四库全书》

　　纪晓岚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修纂《四库全书》。说起来，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1771年乾隆皇帝将纪晓岚调回京师，让他暂且于翰林院充任编修，做编纂四库全书之准备。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侍读学士之职，遂授命他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为了编纂好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宏篇巨著，纪晓岚做了下面十大工作：

　　第一、协调调度人员。
　　当这项浩瀚的文事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晓岚已四十七岁。在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360余人任编纂，总共4300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因此，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就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了。

　　第二、收集史籍材料。
　　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这个时候的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第三、寻找《永乐大典》。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找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昀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晓岚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昀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说起来，修书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首先，就得过乾隆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经常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对于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

　　第四、回击皇帝干扰。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
　　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第五、调节同僚矛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自己的处事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存在着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第六、承受死亡威胁。
　　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的任上。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1761年考中举人，1773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昀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
　　如今戴震在54岁的时候去世，纪晓岚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说是非同寻常。
　　当时，像布衣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的名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每一次离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都让他感受到修纂《四库全书》的辛苦。

　　第七、苦中寻找乐趣。
　　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但是，纪晓岚等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最为著名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情了：
　　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矮胖的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折服。自此而后，“老头子”之称便不胫而走，逐渐传开，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第八、分色区分类别。
　　《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第九、放弃著书机会。
　　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他也就逐渐放弃了写作其他书籍的机会！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第十、成就千年梦想。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编纂开始于1772年，18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1884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完成，共计抄录了7部。这7部分别保存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上述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述被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
　　纪晓岚成就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也成就了纪晓岚。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
　　1805年，纪晓岚病逝于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任上。享年81岁。死后谥号“文达”。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两部《四库全书》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严重，后来又经过文人学子参考其他版本补充才基本配备齐全，现在藏于浙江省图书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
　　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完整保存至今。1949年，故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留存大陆的沈阳故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被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出版故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现在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修纂完成后又曾经几次补纂充实，因而也是七部《四库全书》中最全的一部。2003年5月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