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人操亚州女人:《五牛图》深思在真伪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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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深思在真伪之外
作者：yunhaibin 原创作者：张晓丹 来源：《大家》杂志 2011-08-01 17:50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斥巨资将其从海外购回后，传世名画《五牛图》便“藏在深宫人未识”，至今在国内诸多权威美术著作上，它的存在若隐若现，保持着一个暧昧而尴尬的地位。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斥巨资将其从海外购回后，传世名画《五牛图》便“藏在深宫人未识”，至今在国内诸多权威美术著作上，它的存在若隐若现，保持着一个暧昧而尴尬的地位。在这个书画鉴赏变得极端市场化的时代，我们不禁探究原因在哪里？是无人敢判定《五牛图》的真伪吗？是无人敢说周总理当年上当受骗吗？是无人能证明韩滉真的创作了《五牛图》吗？本刊遍访诸多专家学者，却发现了比起《五牛图》的真伪，另一个更加引人深思的问题……描述：暂无描述
图片：黑陶《五牛图》.jpg
2011年4月15日，曾荣获中国工艺礼品大赛金奖的山东省齐河县黄源黑陶艺术制品有限公司，农家女总设计师黄梅，在黑陶工艺品上绘制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五牛图》局部。
描述：暂无描述
图片：五牛图.jpg
五牛图
来历成谜 若是一场骗局？
1200多年前，唐朝宰相韩滉（huǎng)绘制《五牛图》，历朝历代均视之为国宝，宋徽宗、清乾隆都特别珍藏并题词。时光倥偬，转眼间八国联军侵华，《五牛图》就此再无下落，直到一封神秘的来信出现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
1951年的一天，周总理打开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函——这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因为它并非来自哪个重要的人物，而出自一位普通的“爱国人士”之手；它又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周总理日理万机，却专门打开了它，并且继而做出了一系列批示，最终将一件流落的国宝迎接回故宫。
这件国宝就是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五牛图》，而这位神秘的“爱国人士”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五牛图》已被公认是唐代宰相韩滉（huǎng）最为传神的一幅作品，唐五代时不知落入何人之手。后据《汪氏珊瑚网》记载，此图在北宋藏于宣和内府，并且宋徽宗在其上题有字，不过现存的《五牛图》卷上已不见宋徽宗题签，可能被后人割去。有人以此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
到南宋，此图被携入皇家内府，图中钤（qián）有“睿思东阁”、“绍兴”等皇家收藏印就是明证。
明代时，这件稀世珍宝归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卷后有项氏题跋一则，并在画中钤 “项子京家珍藏”等印多方，本幅右下方写有“此”字的编号记。根据文献记载：凡经项元汴收藏的书画真迹精品，他都用《千字文》上的一个字进行编号。故《五牛图》曾经项氏收藏是无疑的。
明末清初，它转入书画鉴赏家宋荦（luò）手中，画中钤有宋荦鉴定之印。
清代乾隆时期重归皇家所有，入乾隆内府，画后有乾隆皇帝的数则题记和“石渠宝笈”、“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印玺多方。画后还有清代大臣董诰、汪由敦、董邦达、钱维城等题跋说明，此件瑰宝自乾隆朝入宫后一直秘藏在宫中。
清朝末年，此图藏于中南海春耦斋。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侵略北京。不但火烧了圆明园，而且也将这件稀世珍宝掠夺走，从此《五牛图》落入外国人手中。不久，外国掠夺者又将这件国宝卖与香港汇丰买办吴蘅（héng）孙。吴氏收藏一段时间后，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欲将此件珍宝拍卖，《五牛图》面临流失海外之险。
这个消息正好被当时活动在香港的“文物秘密收购小组”得知，并及时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刻给文化部下达了三条批示：一、派专家赴港对国宝进行鉴定，确定其真伪后负责收购；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以确保文物安全；三、文物返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根据周总理指示，经过多方斡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当机立断，最后成功的以6万元港币购回了这件珍宝。
至此，这件稀世之珍，辗转流传1 200多年，最后又安全地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绘画库里，只有极少国家领导才有机会看上一眼，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一见。
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特批用巨资将其从海外回购，从此深藏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再未露面。故宫博物院不乏珍稀的古画，然而像《五牛图》这样“深藏不露”的情况却很少见，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然而，被迎接回国的《五牛图》却千疮百孔，依稀难辨，完全不是如今大家所见到的样子（配图“修复前”“修复中”）。毫无疑问，这必将对《五牛图》的鉴定工作带来极大的不利，就像破案时，警察要查明一具面容故意被毁的尸体的身份一样困难。
在国宝买回前，中国文化部组织了专家前往吴蘅孙处对其进行鉴定。当年的鉴定细节乃至专家的身份来历，本刊已无法考证，然而可以断定，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是不会具备先进的科技条件来进行尽善尽美的鉴定的。正因如此，近几年民间私藏的《夜宴图》卷、《清明上河图》卷真迹相继重现于世，国家馆藏的“真迹”也有陷入尴尬地位的时候。
可以想象当年的交易，一方是急需用钱不择手段的买办，一方是奉国家之命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文物收购小组，一点点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鉴定的失误。
而且，“国宝购于吴蘅孙处”的说法只是目前官方的说法。据有可能参与了当年鉴画的“国眼”杨仁恺先生说：“所幸的是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立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寥寥数语，可能还隐藏了一些难以公开的隐情。张大千是怎样得到《五牛图》的，仍然是一个迷。但是，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五牛图》失落在香港，后从香港购回。这是李倍雷在《国宝春秋·书画篇》一书里向世人介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这幅《五牛图》来历。
穿过历史的迷雾，残损难辨的《五牛图》从香港被迎回故宫。一位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国宝级人物化腐朽为神奇，将残破的《五牛图》修复成今天大家所见的样子。
他，就是字画修复专家孙承枝先生。
根据佐明的《五牛图与孙承枝》记录：孙师傅手接《五牛图》后，还是心情凝重、寝食难安。明人周嘉胄有言：“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历传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延笃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五牛图》乃国之瑰宝，稍有差错，不啻(chì)为千古罪人，孙师傅岂敢掉以轻心！数日之间，图卷陈于几案，不曾妄动。他借助放大镜反复探查，潜心思索，寻求最佳修复方案。
残损《五牛图》的破洞太多，修复的关键是补洞。悉心研究原画纸的质地、帘纹、光泽、颜色，严格择选配补用纸，至为紧要。当然，要找到与原纸完全相同的配补材料几乎不可能，只好力求近似和谐，这也很难，《五牛图》传世历时1 200余年，纸面早已自然形成一层“包浆”，其光色柔和滋润独具风韵，岂容混充？
幸而故宫旧藏尚丰，孙师傅反复筛选，屡次用小样较试，最后择定一种年代相近、质色相当的旧纸，方觉称心。
纸怕水湿，这是大人小孩都知道的常识，更何况一张墨彩淋漓的古画？一般人绝难料想《五牛图》正是用水去污除垢的。白水浇上去，黄汤涮下来，孙师傅用排笔蘸热水反复刷洗画面，虽然是小心翼翼，但看上去真叫人提心吊胆，深恐这张古画被洗得一塌糊涂，面目皆非。不料，水色清明之后，画面破损虽然依旧，其纸色、墨彩、印鉴、题跋却已焕然一新，灿若明霞。
揭除托纸之繁难，行家里手也视为畏途。爱好书画的朋友大多知道，传统国画的装裱通常有三、四层用纸。内行称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托纸为命纸，再后面的一、两层托纸叫背纸。《五牛图》旧裱共有四层。两层背纸很快揭去，再揭命纸，可就费事了。命纸与画心直接粘连，起着保护画心的作用。揭除命纸时若稍有疏忽，或揭掉半层画心；或掉粉掉色；或揭得厚薄不匀；或揭伤画面；还有的揭完命纸，画心粘在案上起不了台，或勉强起台而支离破碎，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见这一层较薄较软的托纸，不但关系着画心的“命”，弄不好也会要了揭裱师傅的“命”。命纸雅称，不知古时出自哪位高人，单就“命”字去理解，就可深得此中甘辛之味。孙师傅揭除《五牛图》的命纸自然更是慎之又慎，加意小心。他先用镊子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揭起命纸，遇有难点还得靠手指揉搓，以中指触觉掌握力度轻搓慢捻，搓捻成极细的小条取下，不伤画心，不留屑片，完满无损的过了这一关。《五牛图》这样一幅不大的手卷，仅只揭除这一张命纸，孙师傅足足用了五天。
至此，《五牛图》上的累累伤洞显露无遗，使人大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孙师傅并不躁急，他仔细琢磨每一处破洞、大小、缘口纹路、残损形态，然后择纸裁割拼对，粘连缀合，务求补口四周厚薄均匀，平整干净，不留痕迹。就这样，孙师傅一处一处，随洞随弯，运用了掏、转、补、刮，各种巧妙的处理手法，把这幅大小破洞五百多处的《五牛图》竟然补缀得完纸如初，天衣无缝。
补好破洞，周镶局条，托好画心。《五牛图》还得补全颜色，行话叫全色。孙师傅反复观察比较画心原色与补纸的细微差异，调好颜料，随原作画面的深浅气韵灵活加减颜色，以求协调统一。由于孙师傅择纸得宜、补技娴熟，再加上补色经验老到，全色的《五牛图》无论从正面、两个侧面和倒着看，都是色谐光匀，无从看出补痕，行话谓之四面光，达到了最理想的修补效果。最后，再以原式装璜，全部完成《五牛图》的修复工作。……四个月后，洞残污旧的千年古画不见了，一幅纸面光洁严整，画貌形神具现，青春尽复，溢彩流光的《五牛图》展现在大家面前。
这幅“崭新”的《五牛图》一问世，便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然而多方专家坚持它是真迹无疑。但是如果修复后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历代收藏者不去把它修复？这样它的卖价不是更高吗？
历史的谜团随着《五牛图》被珍藏在故宫深处而尘封了，留给旁观者的只有无尽的猜想。让我们姑且将专家的考证放在一旁，假设当年的《五牛图》拍卖是一场骗局，假若连周总理的专家们都因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被蒙蔽，那么经过整风、文革等漫漫历史后，又有谁敢站出来证明国家斥巨资买回的是件赝品呢？ “真迹”迭出 若是一场狂欢？
做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五牛图》一直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奶”般的尴尬地位，许多权威美术教材对其避而不谈，而深藏故宫更让它充满神秘与悬疑。讳莫如深的结果便是反而激起了无穷的追问，比如韩滉真的创作过《五牛图》吗？他为什么要画牛呢？
韩滉创作过五牛图，如今似乎是公认的史实。但经历漫长的历史，韩滉流传至今的画作极其稀少，《文苑图》和《五牛图》替他奠定了在绘画史上光辉不朽的地位，然而仅靠《文苑图》的画迹墨痕去印证《五牛图》，是否就能完全排除后人仿作的可能呢？
在中国美术史上，牛的形象早在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上已经出现，然而直到宋代，它才成为独立的描绘对象，宋代以前鲜少有见。在唐代，诸多画家热衷描绘雍容典雅的贵族人物和华丽富贵的鞍马，而不屑于将牛羊、村田乡野、农夫牧童等田家风俗事物作为绘画的题材。从流传至今的唐宋时代的画作中，马的影子屡见不鲜，而《五牛图》孑然孤兀。是什么驱使它的出现呢？
据史料记载，韩滉创作《集社斗牛图》、《古岸鸣牛图》等作品三十六件。除少量为人物画外，均以描绘田家风俗景物和牛羊等禽畜著称。画牛能曲尽其妙，表现出牛漫步、疾驰、鸣叫、顾视等各种情态以及村童牧放的生活情趣。《唐朝名画录》说他“能画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与画《照夜白图》的鞍马名家韩斡齐名。
《五牛图》曾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收藏，赵孟頫说，他生平见过韩滉的真迹有五幅，而最爱这一卷。他在画卷后再三题跋，其一云：“右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又一则云：“与此五牛，皆真迹。”赵氏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力很高，此言应是中肯之评。后又有元人孔克表，明代著名收藏鉴赏书画家项元汴、项圣谟（mó），清高宗弘历、董诰、姚世钰、金农、蒋溥、汪由敦、裘曰修、观保、董邦达、钱维城、金德英十三家题跋，分别从不同角度评价该图的艺术水平和流传经过，从画所用的麻纸、画家的风格，钤的印章题跋看，此件为唐代韩滉真迹无疑。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曾专程两次求见这幅画，一再叹赏说：“愈见愈妙，真神物也！”
题跋、史料的记载再三证明了韩滉确实创作过一幅《五牛图》，然而这位仕途如日中天的宰相为何会去画牛呢？赵孟頫认为画的是梁代陶弘景辞谢梁武帝征聘的典故。据说梁武帝即位后欲起用陶弘景为相，陶弘景画了两头牛，一头以金带络笼束着头，被人牵扯驱使，另一头则放于水草之间，自由自在，梁武帝看画后，受到感动，不再勉强陶弘景出仕。按《五牛图》中，只有一牛有红绳络头，其余均无，略似用陶弘景的故事，但从韩滉的人生经历判断，其官宦一生，从无退隐之意。
清朝乾隆皇帝弘历也提出了另一种揣测，其题诗道：“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shì）龁（hé）讵（jù）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问喘”一典出自《汉书·魏相丙吉传》。丙吉是西汉的宰相，一次驾车出门看见街上有人打架斗殴，打死打伤的百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他命令驾车人驱车而过不闻不问。再往前走，看见一个人赶着一头牛车，那牛吐着舌头直喘粗气，丙吉立即停车派属下去询问那赶牛车的走了几里路。轻视百姓、重视牛的做法，表面看来荒唐可笑，所以他属下的椽（chuán）史讥讽他所问失当。丙吉却说：“百姓互相杀伤，这是长安令、京兆尹该管的事，等送来审案汇报进行赏罚就是了。作为一个宰相，不要去亲自管这种小事。现在正是春天，如果牛走路不远而喘气，气候不该热而热，就是节气失调，伤害就大了，这才是该忧虑的地方。属下听了这番话，纷纷为丙吉的高瞻远瞩而叹服。
牛在中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成为描绘对象也许是种必然。1 200年后的我们，只能为无法对话1 200年前的韩滉而扼腕叹息。
当传说世界上存在一幅1 200年前的画作时，从中国到日本，一幅幅《五牛图》“真迹”浮出水面，在一个收藏风行的时代里，一场狂欢便开始了。真伪莫辨、国宝难寻的探究中，我们发现也许这场狂欢只是来自宋朝的延续……
由于历史上屡遭侵略战乱，中国的书画古玩流失海外的并不比国内少。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和非正常的传承，日本成为持有众多中国书画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大原美术馆中，赫然陈列着一幅韩滉的“真迹”《五牛图》。
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是现存最早的用纸作画的纸本设色画，纸为麻料制成。而日本大原美术馆的《五牛图》却为绢本并非纸本，其画风用笔娟秀并非粗放豪迈，国内很多专家认为是宋代的摹本。但日本认为韩滉既然为唐代的显赫官宦，而用绢作画在当时的唐朝极为盛行，所以韩滉理所应当用绢来作画，以此表明他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韩滉在唐至德初年（756年）时龄33岁，曾任通州长史（现四川省达州市），而《五牛图》中的耕牛、黄牛、水牛、花斑牛等与他曾经在达州为官那段生活是密不可分。达州大竹、达县有悠久的造纸历史，至今还有村民保留着原始的造纸技术。他们的祖辈都是用当地的黄竹或苎麻为原料来直接生产纸本。但达州同时也是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并不排除韩滉用绢绘画的可能。
无独有偶，刘宏伟和林鹰两位专家在民间调查中国古代书画遗迹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幅由私人收藏的唐人韩滉《五牛图》卷（以下简称“私藏本”），该作品画于麻纸，纵20公分，横170公分。画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五牛图》（以下简称“故宫本”）如出一辙。两者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私藏本与故宫本画面尺寸不一，私藏本要比故宫本长30多公分；其次是故宫本画心有乾隆皇帝的题字；而私藏本则没有，画心却有宋徽宗题字，“唐韩滉《五牛图》真迹，宣和殿御题”；并有宋徽宗画押，钤有方形双龙纹玺印。
私藏本卷引首有乾隆手书“真迹无疑”四个大字，钤有“乾隆御笔”玺印；引首左边有宋代大书法家米南宫真迹题字“五牛图”三个大字。后跋分别有南宋大书法家赵孟坚、元代大学者张雨、明初大书法家宋克三人观题。二专家经过鉴定，认为私藏本的才是真迹，而故宫本疑为明末项圣谟摹本或乾隆年间的摹本。
在这样一个收藏风行、书画直接与巨大的金钱利益挂钩的时代，书画鉴定变得雾里看花，真假难辨，炒作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权威话语也变得可以质疑，诚信时代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无论是故宫博物院、日本大原美术馆，还中国民间的私藏，《五牛图》的真假依旧存在疑问。也许，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五牛图》、《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以狂欢般的姿态喷涌而出，届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壮观的“真迹”大军呢？
古画经历过的历史比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在每一个书画繁荣的时代，都出现过类似如今的情况——摹本、真迹井喷般地涌现。也许，我们从古人那里能寻得《五牛图》的狂欢的真相……
公元7世纪以前，东西方都没有太多绘画作品传世，盛世唐代遗留下来的作品也不多，存世的很多都是后人的摹品，比如《簪花仕女图》。因为中国书画因其材质为绢和宣纸，算起自然寿命，绢不过八百年，纸不过千年。为了使藏画代代相传，古画临摹，自古已有，其技法有木刻水印、勾刻、拓印等，但最具艺术价值的还是临摹法，能将原作的精、气、神韵最大地保存下来。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古代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纵。”记载中说晋代王献之《十二帖》、《中秋帖》等，都出现过摹本。到了唐代，临摹之风相当盛行，内府设立了“弘文馆”并聘有专门摹拓人员，临摹品大量出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如冯承素、诸葛贞、赵模、韩道政、汤普澈等，都是善于临摹而传名千载的好手。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临《万岁通天帖》、冯承素临王羲之《兰亭序》、《丧乱帖》、《奉桔帖》等，其临摹水平，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而历代皇室皆把临摹本作为比真迹低一等的艺术珍品。
古代书画临摹先后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在北宋后期，酷爱书画的宋徽宗在集中了当朝的绘画高手临摹藏画，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开始正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书画交易市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著名的大相国寺殿后的集市和潘楼东街巷的摊贩店铺中，都有书画珍玩买卖。书画市场的活跃，助长了临摹及以牟利为目的的伪造之风的盛行。北宋米芾称其所见宋初李成的画作，仅两件是真迹，其余三百件皆是赝品，而据宋人记载，米芾本人也曾经伪作古书画以骗取他人真迹，作伪之风于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书画辨伪之学便勃然而兴了。当时不少书画家和文人学者都以精于鉴赏著称，他们在论述历代书画作品时，常提到真伪的问题。南宋赵希郜所撰《洞天清录》是我国第一部以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文物鉴赏著作，其中“古翰墨真迹辨”、“古画辨”等篇即专论书画辨伪。从书中所述看，当时已能根据艺术风格、纸绢、笔墨、幅式、装潢、印章等方面来辨别真伪了。
明王朝建立后，前朝衰弱的经济、文化得以复苏，字画、古玩交易十分兴旺。在这个时期，全国出现了一批工商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金钱，不仅为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书画摹本、赝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明代中后期，书画临摹及伪造地区分布之广、从“业”者之众，方法和手段之多以及流传赝品之多，均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形成了第二次高峰。
清代后期，书画作品的功能有所扩大，名人字画不仅是一种可供鉴赏、摆设的文物古玩、而且被人当作可储藏保值的财富。当时书画收藏鉴赏家激增，他们把手中的钱投入市场，购置字画作为财富储存的一种方式。当时著名的收藏家有梁清标、安歧、宋荦、高士奇、孙承泽、毕沅、毕泷、庞来臣、钱镜塘等。
巨商富翁为附庸风雅，大量争购名人字画，甚至还常被用以贿赂馈赠，成为一种谋取官职，疏通关系的手段。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及资本大量流入国内，他们开工厂，设银行，而一些西方国家和富人对中国古书画艺术兴趣高涨，抢购名人字画，这也促使书画买卖更为兴盛，店铺越来越多，形成了不少的专门经营字画古玩的市场，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艺林阁，以及青岛、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古董集市。这些古玩书画集市，不仅商品品种繁多，而且明码标价，价格日益提高，于是伪造的规模更大，手法也更高明。
其实早有人语出惊人：“故宫的书法与绘画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临摹本，并非原作者的真迹，除了《文苑图》。”当代书画家张瑞根也是临摹历朝画作的高手，在一次故宫书画展中，他比较了韩滉的《文苑图》与《五牛图》的临摹本，认为两者风格迥异，前者是“钉头柳丝”的高古笔法，五牛图的笔法则呈“吴带当风”，从笔法看，前者的美带有刻意而为，后者则显得随意而发，一笔概括牛的肌理，线条精炼，透着扎实的写生功底。
虽然董其昌等人认为《五牛图》是韩滉所作，但一个人能够画出两种风格的笔法吗？董其昌的佐证之一是《五牛图》左下有宋徽宗的书房印。然而，不似《文苑图》，并未见宋徽宗在《五牛图》上题的瘦金体——据认为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为真迹的专家说，宋徽宗的题字因价值不菲，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被人割下另裱，而且《文苑图》一直待在宫中，不存在此情况。徽宗精通书画，且见识广博，对鉴定十分认真。董其昌以山水而非人物见长，他的感觉可能有误。张瑞根临摹了该图六幅，认为《五牛图》作品可能是吴道子门下弟子所绘。
众说纷纭中，《五牛图》又迎来一个全新的书画繁盛的时代。显然对它来说，无论临摹、伪造还是鉴定，已是一千年来人们反反复复对它做过的事，一直延续至今，甚至更遥远的未来……
狂欢终有褪尽时，在下一个书画繁盛的时代里，我们留给后人的又是什么？ 专家PK 深思在真伪之外
每一种现象都蕴含了一种时代的精神，不同的人去解读会发现不同的时代话语。《大家》特别访谈了两位资深的书画专家，他们对《五牛图》的真伪、来历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让我们对收藏有了更深的思考……
编者印象之——岳钰：行无疆 心无疆
初次见到岳钰老师，几乎不敢相信他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他就住在城墙脚下的古香古色的小楼里，身材高大，一眼就看穿他是艺术家的行头。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画作，千姿百态的佛像，还有为大明宫绘制的万邦来朝的壁画，唐风十足。听岳老师说，他一个人背包走过64个国家，为了画《说法图》，亚洲的佛教圣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令我最为受益匪浅的还是他追寻“中国人的面目”的目标和对艺术意义的思考。在我看来，他不仅是在寻找凡间的“佛”，更是朝圣自己心中的“佛”。
编者印象之——张岩：根深叶茂 桃李不言
张岩教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院派”，这与他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身份相得彰宜。我在他为研究生授课的时候拜访了他，匆匆扫了一眼几间教室，只记得一屋子一屋子的宣纸和异常认真地绘画着的学生们。张老师是个稳重严谨的人，言谈中流露出渊博的学识涵养，对我提出的比较刁钻的问题，再三强调一定要有详实的考证，不可随便断言。他还是位优秀的国画家，他的工笔山水画如其人，风骨稳健。
第一回合：故宫博物院所藏《五牛图》是唐代韩滉所绘的真迹吗？
反方观点
岳钰：在研究唐代绘画的时候，我也关注过韩滉的画。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材就没有选韩滉的《五牛图》，《中国人物画全集》里也没有韩滉的《五牛图》，而另一本中国画教材则将它放在了五代时期，所以目前对韩滉的《五牛图》比较有争议。因为它的画法看起来比较有唐代的味道，但是《五牛图》上的植物却不是唐代的画法，而更接近宋代的工笔画法。在宋代的时候宋徽宗特别喜欢前朝的画，所以他就让好多画家去临摹前代的画。对比一下唐代的植物的画法和《五牛图》上的植物的画法：唐代画作上的植物比较抽象，富有装饰意味，带有一种主观的再创作；而宋代画的植物明显更加写实，采用工笔的画法。《五牛图》在牛的造型上有唐代的感觉，但唐代的味儿还是不够浓，植物的画法也不是唐代的风格。我不是搞鉴定的专家，但是作为一个研究唐代壁画、陶俑的画家的直觉，我认为《五牛图》应该是五代或者宋代的后人临摹的。宋人在临摹唐代画作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习惯观念融入进去，比如《簪花仕女图》，有人就提出给头上戴花的习惯不是唐人的，而是宋人的，因此是宋代临摹的。
正方观点
张岩：目前对于《五牛图》真伪的问题，大家各说各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牛图》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是真迹。因为它是流传有序的。作为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看法必须有根据，需要有新发现的资料作为佐证。对于一件书画作品的鉴定，应该比照画家同时期的作品，从他的风格、用笔、历史背景等来进行印证。而韩滉的真迹流传至今的不是很多。唐代动物画作除了《五牛图》外，还有韩幹画马题材的《夜照白》、《牧马图》等，这两件作品同《五牛图》在风格上不相近，《五牛图》用笔显得更轻松一些。关于画牛的题材唐代不少，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里就已经对牛的题材进行分科，现存的作品大多在壁画里。若对《五牛图》提出质疑，应该拿韩滉同一时期的作品跟《五牛图》进行比照，如果是同一人同一时期的作品，风格不会相差太远。如果不是同一时期的，就应该对韩滉的作品进行一个特征分析，提出理论依据，包括资料互证。比如日本收藏的《五牛图》就可以跟韩滉的《文苑图》进行比照。关于《五牛图》真伪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其作品流传有序；第二，历代收藏专家已有定论；第三，若有新的疑点，需要新的文献论证，并立课题，组织专家论证，不能贸然下结论。
第二回合：《五牛图》是有目的的正式创作吗？
反方观点
岳钰：我认为《五牛图》是张画家锻炼自己写生能力的作品，而不是有主题的正式创作。如果他画老子骑青牛出函关，那就是种有主题的创作，周昉画的《簪花仕女图》描绘的是古代宫廷妇女闲逸的生活，这就是有主题的创作，写照一种场景和生活状态，而《五牛图》缺乏这种主题意图。
另外，《五牛图》应该是在锻炼观察力。第一，《五牛图》上所画的牛跟印度、非洲的牛品种有不同，印度、非洲的牛肩背处很高，叫瘤牛，《五牛图》细致地观察记录了中国的秦川牛。第二，《五牛图》用笔老辣，观察细致，从各个角度描绘了牛的形态，根据一个画家的习惯，我认为这是种写生锻炼。第三，中国古代宫廷画家的职能是以记录场景为主的，那时候照相不普及。比如阎立本位居宰相时，与皇帝在后花园的时候，皇帝看见池边有一只鸟很好看，就说：“画家阎立本，你快给我把它写生下来！”阎立本当着群臣的面，匍匐前进，到皇帝跟前把那鸟画了下来。回去后阎立本对自己的子女说：“以后千万再别当画家了，我今天太丢面子了！”古代艺术家的工作并不高尚，而且在官僚的眼里他们只是记录现实的工具。所以《五牛图》和宋代的《五禽图》应该都是一种写生的练习。再比如，政治家是以理性制约感情的人，而艺术家是以感情驱使理智的人，一高兴就没原则了。宋徽宗就是一个好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好政治家。他考画院待诏的题目都是“牛的犄角长在耳朵前还是耳朵后”、“孔雀降落时尾巴朝上还是朝下”，考的是观察力。根据唐宋的历史习俗，《五牛图》的创作意图应该是写生锻炼。
正方观点
张岩：它不能说是写生练笔的作品。古人的作品是无所谓创作不创作，过去创作作品不多，除非有一定的题目，按题绘画，叫创作。创作是现在对绘画的名词，《五牛图》也并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写生，但是此图的确反映了作者高超的绘画技能和对牛的形象把握。流传至今的唐代画作里，动物画不少，比如宋代画马的李公麟，还有几个画牛的画家阎次平等，但风格完全不一样。《五牛图》从画法来说已经具有工笔的运用，但跟宋代细致的工笔画比较起来还是显得粗犷一些。中国画一直讲究传神，《五牛图》中所画的牛神态栩栩如生，虽然在一个画面上看这五个牛是单列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依靠牛的眼神传神，将它们联系起来。因此从色彩、从构图上讲，《五牛图》都是非常讲究的，不是说即兴去画的，在绘画过程中还是有巧妙的安排。
第三回合：对《五牛图》真伪的探究是否有价值？
反方观点
岳钰：探究《五牛图》真伪的影响，关键取决于收藏和鉴定的目的与态度。探究《五牛图》，不应该从真伪、金钱价值出发，而应该从对艺术的思考出发。而现在一部分人对艺术的理解已经偏离了艺术本身，他们关注古画的真假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关注，而是对金钱的关注。我是民进中央画院的理事，前阵子写过一篇文章“（古画文物）本是件思想境界高尚的艺术品，现在沦为被金钱奸淫的妓女。”一个国家经济起来以后，要靠艺术文化来支撑，但艺术文化绝非是实用性、商业性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还顾不上文化，这时候就会鱼龙混杂，像最近热捧的一些模特，好像只要脱了衣服就能很快成名。我认为这就错了，古代描写性用“一枕凤鸾声细细，半窗花月影重重”这样美好的艺术语言，而现在人把文化丢掉，就是个“脱”，只剩个生物本能，这不是粉墨倒置了吗？对古画的收藏与评价，我认为不能光关注它的真假，应该去品味它其中所包含的艺术感觉，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所反映的文化情绪。目前的艺术品鉴定在导向上偏向商业化、与金钱挂钩是很危险的，是有违艺术真谛的。
正方观点
张岩：对《五牛图》敢于质疑真伪，是好事，但是要得出可信的结论，我们就要拿出证据。探究《五牛图》的真伪，让人们对书画艺术关注起来，其实是有利的。比如，目前大众热衷于鉴定，其实反映了一种“书画热”，这是一种好现象。因为书画热的出现第一是社会经济的繁荣；第二是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提高，对文艺和精神需求有了较高的要求；第三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树立，对传统书画的爱好要超过对西方艺术的喜好。目前书画虽然变得市场化、商业化，但是正因如此，书画家们能得到大量投资，而大众对书画的关注度也日益升高，对艺术家和艺术市场有利。但对投机者本身来说，如果不知何为画、何为好画，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便会吃大亏，这样也从另一种程度上促使大家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
两位教授的辩论让我们明白，无论《五牛图》是否真迹，一个书画繁盛的时代已经到来。反思如今的鉴宝栏目，皆以艺术品的巨额金钱价值为卖点，而持宝者、鉴宝者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和欣赏又有几分？我想，比起《五牛图》的真伪，这才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