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ZT)

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ZT)

一 狼来了

几个月以来，大家没事就要调侃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危机，不过也只是调侃而已。不止一个人和我说，“08年比这还凶，不也就是折腾几天就过去了”。虽然嘴上说着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大家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世界秩序不会有大变化，至少几个熟悉的强国不会有什么改变。至少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还可以再挂上十年二十年。

中国人这么淡定，和我们过去两代人受的义务教育有关系。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一句话讲三遍没应验，发预言的人就是被狼分尸了也没人理睬。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反复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政治课本一遍遍的讲：“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基本矛盾”。这些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灭亡的预言翻来覆去讲了几十年，从老爸读小学讲到儿子上大学，从中苏联盟讲到苏联解体，再到中国变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这如何能让人相信经济危机是件大事？虽然眼下的危机的确声势骇人，但大家还是相信资本主义强国都能熬过去，大不了烧几辆汽车，在首都放几排步枪，自然也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追究起来，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相对滞后性有关。中苏革命都是一场民族自救的运动，大家不是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来搞革命，而是被绝望的社会逼的必须走一条新路。一旦新路被证明有效，共产主义理论的合法性也就不证自明了。于是所有人都必须学习这套能翻天覆地的理论。为了保证复杂的科学假说能够被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理解，少数先行者把套本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假说总结为少数简（没错）明（未必）的理论，进行大规模传授。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历史课本。这个过程讲究精确的复制，压制一切对基本原则的质疑，结果就产生了两个后果——神学化、落后于现实。

神学化很好理解。从少数不可质疑的原则推导出来的东西必然是经书，灌输出来的都是原教旨主义者。如果现实和理论不符，那么肯定是现实错了，或者说理论里还有你没理解的细节。这和传教士也没啥区别。传教士可以无视现实，马克思理论也一样可以只用来考研。既然唯一的用途是考试，那么为了保证从党校到考研班的神学利益集团不下岗，这个东西就不能随便改动。结果就是理论永远的固化在变成教材那一天。除非北京发生政变或换届，否则所谓的理论家甚至懒得往教材里加人名。19世纪末的科学假说就这样一直在中国的课本里活到21世纪，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的生死也是必然。

现在，甭说马列恩斯，就是毛泽东都死了35年了。我们作为后人未必比他们聪明，但是比他们多看了不少历史。他们当年费尽心机来猜测的未来，我们翻翻历史书就知道是啥样。既然多掌握了这么多资料，预测未来不敢说，把经济危机的历史做一个梳理，肯定要比他们当年的预测要准的多。更比神学化的教材要准确的多。其实这可以用工程问题来理解，你见过的样本多，采集的数据点多，拟合的曲线肯定就比别人精确。精确到一定程度，哪怕是平庸之才，往未来延伸一下曲线，一般来说准确度也会压倒数据少的天才。我们的教材里讲的故事，其实只是在当年那个假设曲线上延伸的一根直线，被现实打脸是必然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结合100多年来的历史，重新梳理一下数据和曲线。

二 危机原理

眼前的危机的确不新鲜。从资本主义出现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购买力不足。

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搬出一个我反复在多篇文章里使用的等式：利润＝商品售价－工资－其他成本。即商品售价=利润+工资+其他成本。这个等式对任何企业都适用

实际上，“其他成本”一项就是其他企业制造的商品。所以把所有企业放到一起讨论的时候，有商品售价=利润+工资。这说明，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化的企业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推论——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花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花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比尔盖茨未必和一个国内大房产商拉开明显差距。

这咋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实际上不少帮闲就是这么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他们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有钱人只是替大家看着社会资产而已，不会糟蹋多少。就算糟蹋了也是合理的报酬。但是，这和第一点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花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花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转下去，经济就崩溃了。经济危机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立足于体系内解决问题，问题就绕不开。

当然了，这个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并不严重。没有工业化的年月，个人生产率很低，个人消费却有下限——总不能让人饿死。所以，剩余产品再多也不是大事，在本土挖点金矿、打几仗就足够提供需求了。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而且立刻和资本主义结合。从此工人可以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人类开始不停的操心生产过剩——虽然很蛋疼。1825年左右，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因为工厂纷纷减产关门，机器设备的价格跌到和废铁差不多。不过这个时候英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业国，竞争起来，其他欧洲国家不是对手，所以英国可以努力地对外扩展市场，通过对外倾销来解决问题。所以危机一两年就过去，接下来又是十来年的繁荣。

等到1837年危机，事情就不一样了，不光英国学会了用机器生产，德国法国美国也照猫画虎地开始搞工业。英国没法在老朋友身上找市场了，所以这次危机时间很长，持续了6年，各国的工业规模都缩减了一半以上。经济缩减的趋势直到1843年才勉强恢复过来。危机后面的繁荣年代仅仅持续了4年，1847年又爆发了一次危机。

1847年的危机非同一般，首先一个特征就是危机持续的时间已经比繁荣年代长了，这在社会心理上是个极大的打击——普通人觉得没盼头。其次这次危机没有放过任何国家，只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统统大崩盘大失业，机械、钢铁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就造成了第三个结果——全面政治革命。法国人赶走了国王，重建第二共和国；德国起义者占领首都，逼迫国王建立议会；奥地利王室直接被示威吓跑；意大利的马志尼占领罗马，试图重建意大利民族国家。至于匈牙利、捷克等小国，旧贵族只要听说革命来了，立刻拔腿就跑。刚刚出现的工业城市一时间几乎都掌握在新兴的无产者手中。

危机的年份开始比“正常”的年份都多。无产阶级占领了大部分工业城市，这个事实大大鼓励了无产阶级和年轻的马克思。1847年-1848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容不下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就该让位给新制度。现在工业化已经摆在面前了，能限制你的只有购买力，那我让工人组织公有制企业，多余的商品直接分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总之，马克思当时几乎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到头了。让无产阶级接班只是个时间问题。

三 人算不如天算

不过，大家都知道，1848年革命雷声大，雨点小。资本主义在熬过这次革命之后活的挺好，欣欣向荣。此后虽然也有危机，但是每隔10几年一次，最多一两年就过去，再也没出现危机比繁荣期还长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强大，直到20世纪。

危机缓解的第一个原因其实很奇妙——金矿。1848年，圣弗朗西斯科发现金矿，1851年，墨尔本也发现金矿。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金矿埋深不算太大，不用太大投资就能直接挖矿石。甚至不打洞都能在河床里面淘金。于是全世界的穷汉子蜂拥而入，希望能一夜翻身。前者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旧金山”，后者则是“新金山”。美洲牛仔们有刀有枪，澳洲历来就是囚犯流放之地，居民凶悍无比，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先占矿脉的地主还是后来的财团，都没法把金矿变成少数人的财源，只能眼睁睁看着近百万好汉满地发财。许多海船到了美洲和澳洲，夜里一半低薪水手逃下船去淘金，船长一觉醒来连船都开不走。

这种淘金潮对世界有啥好处？没啥好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粮食没多一粒，棉纱没多一根，倒是少了成千上万的精壮人口搞生产。有害无益。

但是对淘金潮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有啥好处？救命之恩。资本主义缺的就是需求，需求就是货币。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购买力！当然，根据前面说的消费递减原理，这些黄金要是集中在几个大矿主手里，那只是给富人的城堡里增加了金砖收藏，也增加不了多少购买力。但偏偏澳洲和美洲的金矿都在蛮荒之地，分散到了无数淘金者的身上，他们拿出来的黄金就是响当当的购买力。这就好比上帝雇佣了这些人口，给整个资本主义注入硬通货，于是购销两旺，经济危机一下子就缓解了。

以天赐黄金的方式来缓解危机，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是个很扯蛋的事情。理由还是上面说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反而要消耗劳动力，居然能缓解危机，促进繁荣。这说明经济危机的问题根本不是物质，而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黄金救世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马克思就是看到这种荒谬性，才提出要搞共产主义，搞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马克思没想到上帝比他还荒诞，出手放了两个浅层金矿在新大陆上，还正好赶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出土。危机因此缓解，马克思继续去图书馆读书。《共产党宣言》这个文采内容俱佳的名著也只好变成了历史文件。

当然了，金矿救得了一时，救不得一世。慢慢地，浅层黄金开始减少，矿区也渐渐建立“秩序”，淘金变成了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卖苦力的采金。这样的金矿即便还继续出产黄金，也不像当年那么有效了。可工业能力翻了几番的资本主义还是需要外来的购买力，咋办？

四 海盗本性

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金矿——东方。

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优势，也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情。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的蛮族到处乱窜，是欧亚大陆最穷困的地方。从来是欧洲掏钱买东方的好货物，金银哗哗的往东方——尤其是中国流动。只是欧洲本土的金银产量也不足，所以中国也没赚他们太多。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那边文明程度低，采矿能力差，好多在欧亚大陆已经早就开尽的矿产还完全没动。所以欧洲从美洲弄到了巨额黄金——用来买更多的中国货。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基本上欧洲从美洲弄到的以万吨计算的金银，大多数又流到了东方。这些金银最终流入了中国，让中国同样资本主义化的工商业如虎添翼，继续在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里流通。要是能向中国出口，把这些钱赚出来，中国掏出来的每一两银子都是给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救命的购买力。

不过，我们应该记得此前为啥金银向东流——中国、印度的手工业水平、组织程度远胜于西方。物美价廉，所以西方的买办，比如威尼斯热那亚，拼命地通过地中海往欧洲贩卖东方货物。即便到了工业革命早期，西方几十年技术传统的大工业依然斗不过东方传承几千年的手工业。 1814年，印度向英国出口纺织品的关税高达70%-80%，英国向印度出口纺织品的关税是3.5%。就在这种毫不讲理的关税壁垒下，英国人只能在2亿多人的印度卖出100万码纺织品，印度人倒能在一千多万人的英国卖出125万匹棉布。至于中国，手工业水平虽然停滞，但也不是新兴的初等工业可以仰望的。四川人打盐井，能够用手工业钻1000米深的井，你只要设想一下如何掏一个两里路之外的洞，大概就能想象中国手工业的水平。西方现代工业能赶上这个钻井水平，是无缝钢管量产的结果，那已经是快20世纪的事情了。所以说，即便英国和欧美搞了工业化，立刻就想赚传统手工业强国的钱还是很难。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还是和此前几百年一样，是逆差。

西方文明是个海盗的本性，正常贸易卖不掉东西，就琢磨着用暴力。不过，暴力得用得上才行。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看似牛逼，实际上霸权基础只是帆船（木头钉的）、前膛火炮，前膛步枪。这种东西的确比其他文明的强一些，但没有绝对的差距。最多就是蒙古骑兵打其他民族步兵的样子。蒙古骑兵虽然强悍，打日本、印尼却都失败了，是因为蒙古骑兵没法下海。西方搭载几十门火炮的木头帆船虽然很厉害，但也没法拿到大陆上来作战，甚至没法进入内河。所以西方最多是入侵一下两面靠海、四分五裂的印度，没法对付中国。到了内陆，甚至南非的黑人祖鲁部落和阿富汗的土著都能对英国打出全歼的胜仗。这种暴力最多是能阻止人家“卖”，绝对没法强迫别人“买”。

对于西方而言，幸运的是工业革命不止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军事效率。之所以帆船战列舰不能进入内河，是因为帆船的动力要靠老天爷帮忙。在狭窄的内河操帆机动，容易搁浅不说，别人也不会放任你沿着主航道一线前进。狭窄的河道里，不管是火炮还是纵火，对付没法机动的木船都很有效。要是拉纤的话，那根本就是把命放在别人手里。但是，有了蒸汽机，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国远征军除了帆船火炮，还带了蒸汽拖轮，能够带着帆船在长江里随便机动。英国舰队就这样进入内河，截断了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

中国几百年来的趋势就是北方有强敌，政治军事强势，南方经济强势，所以大运河就是中国的生命线。清政府可以不在乎英军炮轰沿海，但没法不在乎大运河运输，只能利索地投降，签订南京条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过了十几年，英国人又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赢得了向中国倾销的权利，甭说劣质工业品，毒品都能随便卖。中国上千年赚来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倒流回西方。工业革命以暴力而不是经济的方式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市场。所以我们的历史课本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中国殖民化的开始。工业化打开的大陆新殖民地是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后期繁荣的第二因素。

五 技术的鞭子

第三个因素是技术进步。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说，资本家的利润不加入购买就不能平衡购买力。资本家靠奢侈消费肯定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的利润，但是资本家还可以投资。所谓投资，就是资本家把积存的利润拿出来雇人、买东西，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质量。如果资本家乐意不存钱一心投资，那么经济危机也是可以缓解的。

但是，投资的目标不是投资，造更多的商品也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牟利赚钱，也就是把商品卖出去。所以，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稍微萎缩一点，投资的倾向就会减弱。投资减少了，工人的工资也会减少。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如果让经济部门自行决策的话，脆弱的平衡很容易瞬间转为雪崩。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投资是给资本家创造更强大的生产力，势必要造成更严重的过剩。所以说，光是鼓励资本家投资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得不投资”的条件。投资才能成为缓解经济危机的因素。

科技进步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条件。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促进生产的新技术，所有资本家都担心别人先采用，自己被淘汰。所以，不管有没有预期市场，都必须投资。投资信心，或者说投资压力就这么被维持住了，不会轻易地落入循环下降的陷阱。直到技术进步普及到整个社会。这其实也是个奇怪的现象，技术进步不是通过促进生产来给社会带来好处，而是通过“不得不”投资的压力来保证社会不崩溃。这个绕出去的大弯子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

工业革命不仅改造了生产，还给科研带来了标准化的实验条件。所以19世纪是一个科技大进步的时代。投入不大，进展明显。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几十年，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开始萌芽了。科技进步这根鞭子总是抽着资本家投资，所以供需总是平衡。危机持续个一两年，新科技就能出来救驾。

可以随便淘金的金矿、工业化军队带来的新增富庶殖民地，连续科技进步带来的投资热潮。这三个因素放在一起，就是资本主义从1848混到1914的原因。1848年的危机因此拖了大半个世纪也没爆发。马克思恩格斯等啊等啊，没等到20世纪的太阳升起来，就都死了。资本主义还很健康。

六 老本吃尽

但是资本主义的健康肤色下也有隐患——三个避免危机的因素都开始弱化。

首先说金矿，浅层金矿越采越少是必然的。这也是新大陆才有这么多金矿的原因——旧大陆的已经采光了。但是新大陆的浅层金矿也越来越少，帝国势力越来越强大，结果就是新发现的金矿大多被少数人霸住。比如英国人为了南非金矿打布尔战争，出动了40万军队。辛辛苦苦抢来的金矿怎能容你穷人乱挖？结果必然是权贵跑马圈地，大资本投入昂贵的机器开采。这样出来的黄金不像1848年淘金潮那样促进购买力，只能加剧社会的收入分化。用我的朋友小路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黄金和帝国黄金的区别”。金矿这一条不好用了。

殖民地增长也同样出了问题。地球就那么大，不能隔几年就发现一个新大陆，更不能指望隔几年就征服一个中国这种4亿人口的市场。但工业化和剩余产品隔上几十年就翻一番，等到殖民地已经没有任何产业，等到过去几百年东方国家赚到的金银榨干。到哪去给资本主义找外部市场？

到了19世纪末，像样的殖民地都开发完了。只有非洲内地还算空白。前面提到鸦片战争的本质是蒸汽船征服了长江，偏生非洲整体上算个高原，河流从内地流出来，水量不少，却总要经过几个瀑布才能入海。再加上非洲人口已经被黑奴贸易掠夺了不少，剩下的人口穷困分散，也没啥像样的购买力。所以非洲是南极之外最后一块没瓜分的土地。这样的土地，1870年后也被饥不择食的列强一举瓜分。因为分的太快，所以好多签协议的人根本没时间去现场考察，也不知道要划分的地方是山是川，只能在地图上横平竖直的划线。现在看世界地图，非洲的国界大多还是一条条的直线段相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遗迹。

甚至原有的殖民地也撑不住了。本来清政府、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波斯、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习惯了当买办，当殖民列强代理人的职务，从殖民侵略之初的动荡中开始稳定下来。结果到了1910年前后，挨个革命，中国辛亥革命赶走皇上，土耳其把苏丹扔到笼子里当傀儡，波斯议会赶走了国王，墨西哥人推出革命制度党上台，就连一向乖巧的印度都出现全国罢工游xx行。革命扎堆说明列强们已经榨干了殖民地，下一步咋办？

当然，还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投资。但科技增长也不再靠得住。前面说科技促进投资，这话有个隐含前提——科技本身不是投资。否则市场稍微波动一下，投资意愿就下降，科技进步也放缓，自然就没法逼着资本持续把利润拿出来花，购买力缺口就回来了。19世纪的科技门槛低，搞科技开发不咋费钱，几个爱好者直接攒个小作坊就能开工。制造第一辆汽车的卡尔-本茨用媳妇的嫁妆和首饰就填上了开发汽车的成本；爱迪生当报务员，省吃俭用就能开发出第一项专利。哪个时代都不缺技术宅男省吃俭用玩机器，既然开发工业技术花不了几个钱，宅男们玩的就上层次，19世纪的科技自然出现突破，逼着所有资本家努力投资，客观上补了购买力的缺口。

1900年前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已有的科技门类越来越多，科技开发成本打着滚地往上涨。莱特兄弟虽然也是技术宅男，但人家也同时是自行车制造商，是非常有钱的工厂主，自己修了风洞来测试各种机翼，这才在1903年试飞了飞机。马可尼虽然是自费开发无线电，但他母亲是英国贵族，老爸是超级大地产主。他家有钱到什么程度？马可尼实验无线电，通讯距离好几公里，发报机和收报机还都在自家乡间别墅的地界上。这样的富豪才玩得起科研。说明科研离个人越来越远了。爱迪生年轻的时候单打独斗，发了财之后反而必须挂靠大财团，才能建立几百工程师协作的实验室，号称学霸。他在门罗公园的实验室，一次火灾就损失4百万美元，折合现在6亿美元。这样的科研活动本身就是企业的超级投资行为。个人的兴趣、技术不再起主导作用，企业的意愿才是科研突破的发动机。

有个老笑话是这么说的。领导问小兵敌人难对付不，小兵说正面打不怕他们，就怕他们老躲在想不到的地方放冷枪。领导果断决策：“往想不到的地方开枪！”。科研投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往想不到的地方开枪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想到”了该怎么办，知道怎么修改你的机器能提高效率、排挤竞争对手，说明你的开发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只剩下扣扳机这点小事。如果子弹很贵的话，不懂科技的老板本能地会拒绝向“想不到的地方”也就是未开发的领域开枪（投资）。只有科技自身出现进步，或是别的资本家给了压力，企业才会跟进。

20世纪后，科研也成了投资，企业投资之前就必须考虑能不能赚钱——要是没市场的话，高科技也一样赔钱。所以，19世纪是科研突破推动投资，20世纪初的科研本身就是投资，自然也受市场需求压制。科研，尤其是距离产品较远的基础科研也被卡死在市场不足的怪圈里。一旦市场波动，也会和投资互相拖累着减速。最后问题还是回到了消费不足，市场不足的死结上。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三条腿走路，欣欣向荣，现在三条腿都残废了，资本主义自然要摔跟头。在经济危机彻底爆发之前，大家都拖着残废的腿，想去别的强国手里抢根拐棍——新增殖民地，好增加外部购买力，多混几年。更直接一点的想法就是或者干脆灭了别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减少别人供给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这两个想法哪一条都意味着战争。两条一起实施？ 1914年，世界大战开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不多说，只说结果。从增加殖民地的角度来说，战败的德国交出了在非洲太平洋的一些穷乡僻壤。从消灭工业的角度来说，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被打成了废墟。本来战胜国还想拆了德国的工业，又怕德国因此革命，加入苏联，因此没拆。结果，世界上工业国一个都没少，市场还是那么多。等到资本主义列强把大战损失的那点机器补回来，经济危机还是跑不了。

所以，1929年，世界大战结束才10年，真正的经济危机如约而至。破坏力强悍到世界大战都只是预演。美国的工业水平几个月就倒退到19世纪，银行业破产，410亿存款去挤兑60亿现金，总统开支票都兑不到纸币。德国失业人口加半失业人口占了总数的2/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咬牙顶住了金本位，等到大萧条来也也得废除。从1929年到1933年，全世界再次以为资本主义要结束了。

七 马克思还是凯恩斯

这时候全世界看起来有希望的国家只有一个苏联。苏联的诞生其实就是老百姓看透了资本主义荒诞性的结果——凭啥生产的多了就要打仗？凭啥用老百姓的命来消耗生产力，回头让资本家继续发财？世界大战打了几年之后，各国的士兵都开始琢磨这几件事，俄国士兵走的最远，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

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权很粗糙。因为这个政权根本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只是被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逼出来的一次自救。再加上19国干涉军进苏联，支持白军反对苏维埃，苏联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所以苏联革命从一开始就整天折腾，肃反，清洗，集体化、领导拍着脑袋搞工业。整个世界没事就笑话苏联人想一口吃个胖子，最后一定闹笑话。

苏联人的确闹了不少笑话，但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苏联人因为看不惯资本主义的荒谬所以要走一条新路，有一条原则坚决贯彻——公有制。企业是国家的，是所有人的，产品自然也是所有人一起分配。企业的产品造出来，可以为任何原因发愁，但绝不要因为造多了发愁——大不了用计划分配掉，不计具体价格利润便是。你可以批评这样不经济，不优化资源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怎么批评都行，但人家苏联人可以分配掉产品，更会不因此削减产能。所以苏联有了一个工厂还想要两个，有了两个还想要三个，根本不用考虑市场限制。总之只恨少，不嫌多。至于会不会贪多嚼不烂，会不会不消化，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一力降十会，只要炖肉的供应能不断增长，浪费一点营养那是小事。

莫非定律怎么说的？：“如果一个办法笨而有效，那它就不笨”。苏联的经济政策或许很笨，但它抓住了工业化的要害——增长。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容纳不下工业化创造出来的惊人生产力，非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矛盾，苏联却能吃下这些过剩的生产力。机器美国人当废铁卖，苏联人当宝贝。工程师、技工在美国失业，愿意当蓝领都没人雇，苏联可以高薪聘请。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苏联人还挑挑拣拣。这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苏联的工业每五六年就翻一番，西方不断地把工厂废弃。所以苏联蒸蒸日上。别人大萧条。到了30年代，在没有任何殖民地的情况下，苏联居然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国。

当然，西方没有马克思没有斯大林，不等于他们要坐以待毙。再笨的人看到苏联经验也会有点思考。1933年，希特勒和罗斯福携手上台，接手了第一大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一起仿效苏联，让国家来介入经济。只是美国德国都做不出列宁那种抢劫富人，搞公有制的事情。只能说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一些修补。比如说，限制最低工资，允许工会集体谈判，好减少剥削率，也就减少了一点购买力缺口。不过，资本主义要靠利润活着，资本主义政府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只能是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

罗斯福和希特勒的想法很一致，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咋干活呢？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越生产越过剩。于是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求利润或者把回收利润放到长期去。比如说，政府借债发福利，雇佣工人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息（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希特勒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甚至雇了一群人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赶鸟，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立竿见影地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就有了起色。

罗斯福和希特勒的思路，被一个叫凯恩斯的人总结下来，就是刺激需求就能驱动经济。这家伙属于思路快的，1933年希特勒和罗斯福一起上台，1936年他就写书开始论述新理论。不几年，这套说法就成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也因此成为一代宗师。

当了大师，免不了有人上门踢场子。有人问凯恩斯，说你主张创造需求，问题是需求怎么创造？

很明显，政府实际上没钱，只能向资本家借债来“创造”需求。比如说希特勒就规定了一个企业利润上限，超出比例的利润直接强制买国债。等到还债的时候，政府只能指望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税源。否则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不过就算经济增长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的缺口更大。在没有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政府借更多的债，去弥补这个更大的缺口，好保持增长。这么说下来，怎么看都是死于债务危机的结果。30年代，美国的国债涨了四倍。

当然，国债涨，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负担。但如果货币贬值好控制的话，国家早就直接印钱了，犯不上发债。大规模印钱，首先会打击信心，其次在政府控制之外造成大量流动性。这些钱势必会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他们只要能稳定的预期政府印钱，就能用手里的钱来加强这种预期，囤积物资。囤积一开始，1%的通胀会变成2%，2%的通胀会变成4%，等到彻底失控，政府会更快地垮台。所以除了国民党政府，政府还是愿意发债而不是印钱。

说到底，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只是把资本家赚到的美元变成了有利息的国债。是政府代表资本家投资，追求眼前的平衡，把问题往后推。到清算的那一天肯定问题更大。所以凯恩斯的反对者问出的最毒辣的问题是：将来怎么办？

凯恩斯的回答同样毒辣：“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最好的回复——我的问题在将来，你的问题在眼前。用了我的策略，将来可能混不开，不用我的策略，眼前就得死。所以凯恩斯主义就算是毒药，各国政府也得吞下去应付大萧条。

凯恩斯说的长期是多久呢？事实证明并不久。罗斯福和希特勒挽救了资本主义，没有让危机在1933年就爆炸为革命，但是，1938年，美国和德国再次陷入全面萧条。在美国，罗斯福的国债和贬值用到手软，效果也越来越差，不敢再用了。在德国，希特勒一方面印钞，一方面发国债，还给低工资的人民许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事实上，德国用国债造的尽是飞机大炮，没法拿去还资本家的国债，也没法给老百姓吃用。1938年新的不景气再次遍布全球，靠国家订货熬过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个个磨刀霍霍，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二战开场，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充分就业状态。

八 经脉逆转

二战没啥好说的，各尽全力生死相博。最后德国日本输了，法国英国残了，只剩下美国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独霸天下。其他国家既然加起来都没有美国强大，本土还有几十万美国驻军，美国捏你是圆的就是圆的，捏你扁你就扁。按照此前100年的规矩，这必然意味着美国独吞殖民地，甚至把世界作为殖民地倾销。其他工业国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然后等到美国把所有殖民地榨干之后，再次进入大萧条。

如果没有苏联的话，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苏联，在二战后成了超级大国。有了另一个不受控制的工业强国。美国就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从国力来看，苏联二战打光了一代青年人，实力或许也就美国的三分之一多点，但是苏联背后的软力量惊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苏联的正确性。苏联不仅能避免生产过剩，还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国如果想拆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变工业国为殖民地，不管是德国日本还是法国意大利，国内都有几十万共产党，还有苏联外援。十月革命的经验怕是很快就要铺满全球。

二战后出现彻底变革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中国不是工业国，原来是个殖民地。但是苏联的经验改头换面，也让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美国不能把工业国变成殖民地，更不能接管英法日等国的旧殖民地，否则这些殖民地学不了苏联还可以学中国。美国不能把全世界都变成自己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快就会像中国和苏联一样强大起来。

所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实行的是一种利润倒流的制度。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不仅不压制盟国搞工业，还给他们贷款，开放市场，鼓励他们卖东西到美国。尤其是西欧和东南亚、韩国等中苏的邻国。在国内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福利，搞社保，往底层撒钱。这样，一方面购买力源源不断地流向上层，流向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洒向穷国，洒向底层。金钱流动有来有往，自然购买力缺口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年代。

美国和苏联这么敌对，肯定都会拼命搞军备。但是，在40年代美苏都有了核武器，然后原子弹数量快速增加，以至于能基本消灭对方的主要城市。这种战争，开战后没有赢家，所以，美苏一方面拼命发展军备，指望能通过高技术来压倒对方，另一方面不敢轻举妄动，在柏林墙上开一枪都得最高领导人批准。这就形成了怪异的冷战局面——军事技术快速进步而不打仗。从1945年到苏联解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着。

从英国用蒸汽机征服中国开始，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基础科技的研究可以决定军事力量对比。过去游牧民族科技水平低也一样打胜仗，现在不研究新型导弹，再凶悍的军队也没法打胜仗。所以美苏都拼命投资基础科技，好开发决定性的新武器，一举打破冷战的核僵持局面。为了这个目标，眼前的小钱可以不赚，企业的税收可以增加——有红色铁流吓唬着，资本家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放血。这实际上又给所有企业创造了一个类似19世纪的科技背景——基础科技进步赶着资本家投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结果就是激烈竞争加快速升级，全球一片欣欣向荣。

其实，购买力向穷国、穷人倒流也好，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利润搞基础科技开发也好，本身都不是纯种资本主义的行事方式。是被共产主义阵营逼出来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苏联和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有了苏联的压力，变异资本主义在冷战时代得到了稳定的额外需求，不断地有科技进步来鞭策投资，两条腿走路，和19世纪三条腿走路的纯种资本主义一样繁荣。

九 老大难当

除了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本主义更是如此。利润倒流，扶植盟国工业化，砸钱搞基础工业，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问题占便宜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掏腰包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工业。否则也算不得经脉逆转，没法救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到处撒钱填购买力缺口，但是撒的不是纸片，是美金——美国公开承诺别人可以拿着美元到美国国库换美金，所以别人能安心地收美元；美国自己的工业受排挤，但美国底子雄厚，相对比例下降也依然是第一工业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相对衰落，但依然撑得住老大的面子，靠的是二战结束时2/3的世界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工业力量。在苏联压力下，美国在两次大战中积攒了财富和霸权，现在给整个资本主义拿来当补品，补购买力缺口，所以资本主义能兴旺。这就是所谓战后“黄金时代”。

不过，财富和霸权都是有限的，购买力缺口却与日俱增，资本主义兴旺了几十年，到了70年代再次陷入困境——美国补不起了。70年代，美国的黄金已经不到二战末期的一半，而且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一拥而上用美元换黄金，每个月美国流失1/10的黄金，眼看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就要迅速耗。美国只能迅速翻脸，说美元从此和黄金脱钩。从1971年到1979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迅速跳到每盎司800美元。按照物价计算的美元稍微好看一点，整个70年代每年贬值7%。到了1979年，美国通胀率13%，美国不敢随便印钱了。美国不印钱，其他国家也没资格、没实力发行有担保的通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致衰退。1973年到1982年，整个西方世界两次陷入大危机，几个工业国都至少出现了两次10%-20%的工业跌幅。

我老家有句话，说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受伤）。尽管美国主动拿出家底给资本主义补缺口，可人家苏联天生就能做到没有需求缺口。所以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苏联发展的也不慢。等到70年代西方衰退了，按照几十年来的老规矩，西方倒霉的时候，苏联一定开心。因为西方衰退的时候要抓救命稻草，就得廉价卖给苏联工业物资，甚至甩卖高科技。苏联每年进口的高技术设备占全部新设备的比例从70年代前期的4%左右上升到后期的10%，整个70年代，苏联引进了几百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几万台精密机床。还从失业严重的欧洲国家引进了大批成套设备，从法国雷诺和意大利菲亚特的买来的生产线装备了伏尔加汽车厂，从美国、西德、英国、意大利引进的各个分厂拼成了卡马汽车厂。

苏联用这些引进的技术生产出了su-27、米格29、台风级潜艇和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就是这一级航母的第二艘）、t72坦克。米格机和萨姆导弹在越南战争中打败了美国空军。到了8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钢产量等许多指标上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0%。苏联开始从全球守势转为攻势，再加上中国的工业迅猛增长，一时间资本主义国家有倾覆之势。

70年代的衰退，说起来也简单——凯恩斯主义玩不下去了。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是国家源源不断地撒钱，撒钱的前提是发国债，发国债的前提是能用代表真实财富的钞票来还。由于购买力缺口永远越来越大，只要你认定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那么早晚会还不起债。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确有金山银山，还有垄断性的工业霸权，但这也不过支撑了20年出头。再往后，美国再撒钱，撒出来的就是没有工业品支撑，没有黄金兑换的纸片。这种纸片当然没人肯要。撒钱贬值，不撒钱全面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滞涨”。美国进退两难。

这时里根上台，演员出身的里根颇有逆向思维。既然欠债还钱是要害，我们为啥要坚持欠债还钱？不还钱，不就没有债务危机的问题么？撒钱会贬值，原因是流通的美元太多。那么我撒钱再收回不行么？

于是美国采取了空前的高利率政策，80年代初期，国债利率15.8%。虽然说利率高意味着将来赔钱多，但利率高也意味着海外美元会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吃利息，让美国政府手里再掌握活钱。换句话说，里根往全世界撒钱的同时，还撒国债，用未来的高利息来避免眼前的通胀。至于将来咋还更大的窟窿？撒更多的钱，发更多的国债啊，谁说一定要用实体财富来还的？

这样规矩就变了，以往美元的担保是实体财富，国债的担保是税收，钱都对应实体财富。现在美元的担保是国债可以避免通胀，国债的担保是我可以印钱还你，形成一个没头没尾的死循环，可以无限放大——唯一的问题是别人为啥要承认你的死循环。里根的回答是把军费每5年翻一番，占住全球的海运和资源，只要你需要海运来支持工业，就得承认这个死循环。

通过里根的转型，美国彻底变成了一个金融帝国，70年代结束后，再也没见过贸易顺差，主观上是个印钱剥削的寄生帝国。客观却歪打正着，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新增纸币当需求。简单的说，美国用枪炮给资本主义指定了一个“金”矿。资本主义捏着鼻子接受这个金矿，结果是填上了购买力缺口。80年代的资本主义再次进入繁荣年代。

十 自杀性攻击

美国印钱，从长远来看，一刀砍向了两个超级大国。

对苏联那边来说，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溢出生产力了，70年代的廉价技术廉价物资转让戛然而止。但这还不算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找到了一条收保护费的合适方案。过去是美国和苏联单挑，还要掏钱支援盟国，免得他们倒向苏联，所以苏联实力弱也能顶住甚至反攻。现在美国用金融纽带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绑在一起，把原来容不下的生产力都抽到美国，再增加军费和苏联对抗，苏联要真正的和全世界对抗。甚至连老盟友中国在80年代都站到了美国一边。

这时候绝对的实力对比差距决定结果，苏联一个国家，3亿工业人口，没法和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中国的工业之和平等竞争。要保证兵力均衡，就没资源搞产业升级，非要搞产业升级，就得降低生活水平。最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疲惫的倒下，冷战结束了。

不过，金融帝国之路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死路。要通过国债回收美钞，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就要高。比如说里根就搞过20%的贷款基准利率。否则美钞就不会回来。但谁都知道工业企业不可能像金钱游戏那么赚钱，20%的利率意味着利润率低于20%的工厂都应该关门放贷。所以美国的工业纷纷外迁，美国人也不甚在意，反正可以印钱买工业品，自己不造东西又如何？这条路走下去，美国也是个工业空心化的结局。

即便苏联死了，但以金融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能拿出最多的钱搞政治捐款，裹挟最多的人口支持继续印钱，所以工业还是复兴不了。美国越来越依赖印钱，没工业品了就印钱，印钱继续打垮自己的工业，去工业化的道路看来要一条路走到黑。所以，客观上美国在冷战后期的发展模式是个自杀性攻击战略。用长远的自杀来换取短期的工业物资充裕，幸而幸而在工业空心化之前，美国压垮了苏联，没有弄巧成拙。

如此说来，整个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一以贯之地靠两条腿支撑繁荣：科技和美国提供的购买力。不过以70年代危机为分界点，之前美国提供的购买力是真实财富，是进步的。之后美国提供的购买力是通过国债游戏来担保价值的纸片，是寄生虫的副产品，所以不可持续。只是苏联死的早，才没有让这个问题露馅。

十一 记吃不记打

自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从未靠自身的因素走出危机，当然，世界大战或许是个例外。说穿了，资本主义就是个利润驱动的结构，记吃不记打。苏联存在的年头，甭管能不能持续，资本主义的老大至少懂得让利润回流，可持续剥削。苏联死了，军备竞赛和社会福利这两条腿还在，但资本主义看着支撑自己繁荣的两条腿，越看越不顺眼。左手砍福利，右手减基础科研投资。按照旧例，苏联解体后七八年也就差不多又要总危机。

不过，苏联虽然死了，遗产还是有一些的。从科技上说，基础科技的开发周期越来越长，往往投入几十年才见成果。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许多冷战时期的科技投入，要到冷战后才开花结果，80年代开始爆发的集成电路革命就是如此。冷战时期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体积庞大，运算速度低，只能在关键的工业节点上用。到了90年代，各种计算机单片机价格一两年就跌一倍，不到10年，游戏机和玩具上用的芯片，计算能力超过当年管一条生产线的电脑。

这种迅猛的技术进步，和互联网、手机一样都是冷战的技术遗产。但一旦出现，就逼着所有企业一起更新设备。资金因此涌入计算机等新行业，雇人、扩大产能，开发商品。资本主义因此又多混了几年。直到公交车的月票都电子化了，摩尔定律也开始失效，这一轮基础科技的刺激才渐渐结束。

苏联的另一个遗产是西方的货币彻底信用化。再也不受黄金或是实物产品的限制。只要美国能继续发债，只要其他国家继续接受美国的纸币，认为美国有不劳而获的权利。美国就能源源不断的印无价值的货币，给世界提供真实的需求。这些年美国每年的逆差越来越大，一方面我们要理解这是美国的无耻，另一方面，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额外需求”。有了它大家羡慕嫉妒恨，没了它？那问题可就不是心烦那么简单了。实际上，从使用价值来说，美元并不比当年旧金山的金砂更低。美国印美元发福利和美国的穷人都去淘金砂，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是一样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也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贱。

不过，淘金砂和印美元有一点不同——淘金成本低。这话听起来很稀奇。明明淘金要风餐露宿，早出晚归。印钞票只需要开动流水线，甚至只需要在电脑上输入数字。但是，淘金固然辛苦，淘出来的金砂，大家都认为可以当等重的金币用，天生就有价值。纸片天生只是纸片，赋予美元以价值的组织不是美国印钞厂，不是美国财政部，而是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加陆战队。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军队，海军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所以大家相信世界贸易握在美国手里，相信只有美元能够买到其他国家的资源和物资。这才是美元具有的原因。因此，给美元赋予价值，需要美国付出高昂的军费，需要美国海军飞行员在没有同级别对手的情况下每天，需要美国保持制造世界最强大的航母与核潜艇的能力。美元的“制造成本”并不低。

再回到前面的讨论。英国用蒸汽船拖着战列舰打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全面殖民时代，还有工业化战争的时代。从此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尚武精神，不是牧场多少，也不比野蛮程度，而是看工业力量。美国之所以有天下第一的军队，是因为整个20世纪它都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不意外的话，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问题了——现在的第一工业国不是美国。

印钱引发去工业化，体现在美国身上就是产业人口越来越少，到现在，3亿人口只有1000万出头的制造业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一在军工。工业规模缩减，好多配套生产，包括航母和核潜艇的配套都得交出去做。就算不包到外国，本国基础工业规模收缩，势必带来生产成本上升。美国这两年的趋势就是武器越来越贵，即便不开发新武器，过去能造一艘航母的钱，现在只能造一艘两栖登陆舰。所以美国总琢磨着裁军节约军费。不过，正裁军……这很容易出现一个失控的恶性循环。

光是美国自己去工业化还不要紧，但美国减少的工业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并在别国开花结果。这意味着别国可以用这些工业来打造对抗美国的军队。所以美国在印钱转移产业的时候也有原则，太大的尽量不转，潜力的不转，美国不驻军的不转……免得将来控制不住。但是，70年代发展低谷的时候，苏联逼的太紧，美国捏着鼻子打破一切原则，带领整个西方向中国转移工业，以避免被苏联一勺烩了。等到苏联解体，惯性已然形成，美国也没法改变印钱换东西的既定方针了。再持续了20年，东亚出现了一个美国没有驻军的第一工业国，开始学着造航母，造四代战斗机了……全世界都发现美元上多了俩字：贬值！

其实，就算不贬值，美元也不因该一直能印下去的。这里有个心理因素起作用。比如说，中国的房子，一平米炒到3万，大家可以接受，炒到30万，300万，就算开发商还在捂盘，我们心理也得嘀咕嘀咕。现在美元不贬值的唯一担保是国债，但总是高息揽储，只花不赚，势必要借新债还旧债，利息越滚越大。

1982年美国国债突破1万亿美元，1986年突破2万亿美元，1990年突破3万亿美元，1992年突破4万亿美元，1996年突破5万亿美元。2002年突破6万亿美元，2004年突破7万亿美元，2006年突破8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9万亿美元，2008年突破10万亿美元。扣除中间因为冷战胜利、苏联解体而节约掉的几万亿美元，从增长趋势来看，这是一条不断加速增加的指数型曲线，从每4年借一万亿变成了每1年借一万亿美元。大家都学过中学解析几何，知道这种曲线延伸下去是啥样——斜率无限接近于无穷大。只要你不相信过几年美国每星期能引发1万亿国债，你就得接受美元必然崩盘的现实。

这个道理既然说起来这么简单，就没人想不通。其实也不用想通，半通不通的时候，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排斥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潜意识里被人排斥就是大问题。因此，美国发美元就越来越费劲。美债的上限虽然还在增加，但美国人自己也加的心惊胆战，连 3A评级都没保住。中国的外储从一万亿奔三万亿，中国人却越来越不高兴。变化的临界点快到了。

不管大家心态如何，工业天生就是要指数增长。既然所有工业国都是按照资本主义规律生产，在美元还不是纸片的时候欣欣向荣，那需求缺口也自然一天天增大。只有美国毫不犹豫地印钱，其他国家毫不犹豫地收美元、买美债，缺口才能堵住。现在美国印钱手软，别人收钱也手软……危机回来了。

十二 清算

危机其实早就回来了。但现代世界都是信用货币，依靠创造货币的权利，金融资本最大。所以这个世界比产业资本最大的时候多了项选择——次贷。次贷说明白了，就是把钱借给还不起钱的人。国家搞凯恩斯主义是国家通过信用向富人借钱，把钱塞给穷人创造购买力。不过，穷人可没有国家的信用，为啥富人能心甘情愿地借钱给还不起的人？

因为资本可以自己骗自己。

资本把钱借给穷人，共同特点不是用你的收入做抵押来还款，而是用你买到的东西来抵押。如果穷人买的东西在增值，那么金融机构可以收抵押品还债。所以，在一个炒作的市场上，金融机构是不在乎放款。能炒作的东西往往是貌似稀缺，也不容易损耗的不动产，具体而言就是房子。此前几十年的繁荣带来了房地产增值的预期，所以穷人只要是贷款买房子，就可以在缺乏利润增长点的金融机构借到钱。只要房子还在炒来炒去，这个泡沫就不会破，穷人和金融机构都很开心。这其实也是个死循环：房子为贷款做抵押，让穷人得到钱，穷人有了钱，有了购买力，经济就好转，房价也因此有抬升的理由。这样一圈圈转下来，是不是很愚蠢？也不是，起码不比国债-美元的死循环更愚蠢。

不过，还是刚才的理由，房价不能无限涨，总有人套利出场，胜利大逃亡，减少了场内炒作资金，于是崩盘一发不可收拾。穷人抱怨富人贪心，富人抱怨穷人过度消费，总之购买力不足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这次长的像过度消费。这就是2008的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中美房产市场的停滞直接诱发了萧条。

人类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的，2008危机固然来势汹汹，股票也是像1929那样的跳水，但毕竟历史书上写过1929的惨状。所以所有国家，不管金融系统内还有多少信用，全部拿出来砸钱，修铁路、发福利、造房子（囧 还是房子）。这样，好说歹说，拖到了2011，而且极有希望拖到2012。其实，这还是走过了一个凯恩斯所说的“长期”，1933-1937。不过，凯恩斯主义和列宁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借富人的钱，一个抢富人的钱。借富人的钱，早晚还得把利润连本带利再给少数人，否则人家有钱也不外借，宁可自己留着炒粮食，炒猪肉，炒矿石……炒钱（高利贷），总之炒一切他们能炒的东西。但很明显，既然当初那些钱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就业和消费，肯定不可能产生富人所期望的那么多利益。所以，历史再次回到了1938年的境地。借钱也不敢借，印钱也不敢印——各国国内如此，国际上美国也一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殊途同归，谁让你都是资本主义呢？

马克思说，经济危机是相对过剩与绝对匮乏的结合。穷人买不起，富人卖不掉，今年的情况就是如此，能造东西的国家担心市场，不能造东西的国家担心物资供应。能印钱的国家担心钱不好卖，没人要（贬值），不能印钱的国家担心自己的东西（货物或资源）换不到钱。还有许多国家，印钱和造东西的权利都在自由的竞争中丧失了，这些国家没别的选择，只好去死，比如现在饿殍百万的东非，比如风起云涌的中东，马上还要加上南欧甚至西欧。未来会咋样？我也不知道。

从长时段看历史，某些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发展脉络。比如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总的趋势就是官僚机构僵化，最能保持官僚机构惯性的机构——克格勃地位上升，克格勃领导人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甚至入主克里姆林宫。而掌握意识形态，理论上应该给这个国家带来活力的党务官僚，既没有创新能力，也没有管理能力，在整个国家渐渐靠边。这样一个趋势，经过了苏联解体的动荡也没有断掉，久加诺夫和普京之间的势力对比依然延续着苏联时代的规律。这说明现在的俄国只需要看门人，尚且不需要能带来转折的领路者。这是一个僵化、衰败，走向死亡的国家，

同样，从上面的分析看，资本主义近2个世纪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1848年的危机，被金矿拯救，被科技延缓，被世界大战遮掩，还是在1929爆发。凯恩斯主义的拖延没有解决危机，第二次世纪大战该打还得打。战后有了苏联，有了核武器，全世界人民在核战争的恐怖中繁荣了几十年，又吃了20年冷战遗产。终于到了2008，又到了2011。不要以为眼前的危机是什么新鲜事，这只是170年前的老朋友又来打招呼了而已。既然是老朋友，就不要怪马前卒还是用19世纪马克思的理论来给他做身体检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的没错，狼真的会来。

既然认出了老朋友，我们就希望有个送走老朋友的方案。至少请他出去逛上几十年再说。咋送呢？我只能说，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

首先，我们可以祈祷上帝赐我们一个金矿，足够大，而且最要出现在任何强国都控制不了的大陆。在全部土地都瓜分完毕的今天，这个想法貌似不现实。

其次，我们可以指望忽然出现一项逼全世界工业更新设备的科技进步。这种事谁也别说不可能，但是……谁也别说一定可能。科研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冷战后基础科研投资停滞，指望忽然有科技吊命可不容易

第三 世界大战。这个方案不必解释，谁爱选谁选。

第四 社会主义，釜底抽薪地消灭生产过剩。当然，历史证明，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除此之外，其他可选方案已经被金融资本透支的差不多了。但凡还有半点办法，2008到2011的历史也不会这样。如果上面的答案你都不喜欢，咋办呢？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谁告诉你历史一定要给个你喜欢的选项的？实际上，历史也没要求你选，历史自己会挑个顺眼的方案。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坐下来等。看危机这头百年老狼到底先咬死谁，或者把哪一部分世界逼的穷则思变，另辟蹊径。是中国？是美国？是欧洲？是第三世界？。总之看到老狼乱咬的时候不必惊奇，这不是个稚嫩的狼崽子，是头成了精的百年老狼。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解决危机的方案。尽管人类干涉历史很艰难，但如果人类有干涉历史的意愿，真正要做的是结束资本主义。为一个发愁生产力过多的制度送葬，这应该是我们的光荣。至少也是我们对古人取得智商优越感的方式.
   证大集团董事长：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条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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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在美国次贷危机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特意访问了古巴。请问您访问古巴所获得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戴志康：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书，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按照他的理论，好像美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马上会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而一但美国的制度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真正幸福、和平的生活也就开始了。我访问古巴以后，突然感觉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再到美洲大陆，前后有10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理论发展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理论这条线。马克思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巴黎公社、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再到今天尼泊尔“毛主义”的崛起，这条线始终在延续。
陈学明：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这一点，在苏东剧变之前，人们都是认可的，但自此以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运动已经消逝了。
戴志康：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政权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离开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在于，它们离开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不是完全走向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俄罗斯的改革，原先美国希望它整个向美国靠，可后来人们发现它慢慢向后退回去了。中国更是如此，表面上看中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仔细一看不难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陈学明：您的意思是即使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间断，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在曲折中获得了发展，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发展。
戴志康：完全可以这么说。福山们看到的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将席卷全球，全世界都要向美国看齐，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状况，世界上存在着另一种力量正往美国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美国也奈何它不得，它要封锁古巴，结果整个拉丁美洲都同情、支持古巴，这太说明问题了。
陈学明：我记得在您的策划下，证大研究所编了一本题为《文明的和解——中国崛起以后的世界》的书，书中批判了亨廷顿关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论断，那您是不是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戴志康：我并非完全这样看，我也并非完全不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我所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不是完全往一个方面倾斜，即往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倾斜，除了存在着社会主义力量外，还不能忽视另外一股对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存在，这就是伊斯兰的革命力量。我从古巴回来以后，一直在看格瓦拉的书，学习格瓦拉的精神，在这期间突然看到了孟买暴力事件。我联想到以前伊朗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美国的“9·11”事件、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直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中不断地推进。如果说，在格瓦拉之前，主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搞得资本主义不能安宁，那么在格瓦拉以后，则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之外，还有伊斯兰革命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陈学明：我还记得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您邀请了上海的一批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共同研讨如何看待“9·11”事件。您在研讨会上并不是像有些专家学者那样只是笼统地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而是提出“9·11”事件表明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9·11”事件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战争方式，而且像“9·11”事件这样的“弱势”对“强势”的斗争形式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能不能认为，您现在的一些思考是延续了“9·11”事件以后的思考。您反对的是把当今世界说成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观点，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三条主线：一条是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再有一条是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这三条主线交叉在一起。那么，我最想了解的是：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出路在哪里呢？
戴志康：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世界的真正前途。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指通常人们理解的那样，把市场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手段简单地相加，而是指给市场经济这一手段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英国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为了不让它狂奔乱跑，要设法给它方向，给它规范，这个方向、规范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大道，我们应当按照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周易》理论来看问题，任何东西走向极端也就意味着走向反面。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暴力原则走向了极端也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运用了中庸之道的智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于全世界的硬道理，它不但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也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把社会主义的手段与市场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能克服计划经济的缺点，也能克服市场经济的缺点，不但能“拯救”社会主义，而且也能“拯救”资本主义。
陈学明：您推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认为单纯的市场原则在当今世界已走不通了？
戴志康：是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其优越性，但它天然具有造成两极分化的弊端。资本主义虽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贪婪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破坏作用；自由主义尽管能调动人的能动性，却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的私欲膨胀。由于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所以它的负面效应往往被掩盖掉了。而如今这种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快掩盖不住了。关键在于市场经济在当今的发展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地球上资源与能源的枯竭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中国和印度加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一方面使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疯狂；另一方面，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没落的开始。中国和印度的体量实在太大了，这两个国家一旦加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源与资源的不足马上就显示出来，自由资本主义加速走向了一个极限点，这实际上也是地球的极限。市场经济要在穷人占多数的国度里完全推行，必须持续地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必须不断地使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但由于资源、能源等限制，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实施全面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使大量穷人、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不可能消灭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实在太多了，把这么多的人都驱赶到市场经济中去，都去争着致富发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的贪婪是其自身走向灭亡的掘墓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到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到中国和印度找死来了。由于资本主义全面的市场经济必然受到资源、能源的限制，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那么跟随而来的必然是革命，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和伊斯兰革命。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些人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估计的那样马上灭亡，就批评马克思说错了。实际上，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马上灭亡，首先靠的是市场的不断开拓，而现在这种开拓受到了资源、能源的限制，这说明市场是不可能无穷尽开拓的，说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真正撞到了“南墙”。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没有马上灭亡，其次靠的是科技的进步，但科技的开发也只是加快资源的使用而已，现在科技进步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促进也接近于极限。


陈学明：您对自由资本主义极端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的批评很有说服力。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还有那么多的人迷恋于这种经济模式，并要以此应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戴志康：我坚持认为，现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所包含的文化软实力是没有办法对付伊斯兰革命的。伊斯兰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包含着和谐、平等、关心弱势群体等观念，为穷人寻找精神家园。这与市场经济不顾一切地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等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我的结论是，人们越是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的市场经济道路，越是会带来它的反面，即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陈学明：我知道您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并对此作了很多思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多前，您就以证大研究所的名义亲自主持召开了题为“我们是否拐进了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奴役的道路，您主持召开的这次学术会议所研讨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否也正在把人类引向另一条奴役的道路。您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志康：我当时确实有很多疑问，想借会议请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整个全球资本主义按照自由资本主义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走下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中国和印度这么大的国家，走全面的市场经济道路，还能持续多久？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无限地发展投机资本、金融资本，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利息上，究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本来货币发展起来是作为人类的工具和资源而有益于人类，问题在于我们在做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时常常忘了这一点，导致现在货币最终成了人类的控制者。实际上，当今社会冲突的根源最终和利息相关。所有这些看法经过这一年多的世界变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应当说结论已十分清楚了。
陈学明：您提出责疑无非是用这种市场经济体系的先天不足来衬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得天独厚。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当今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您是否认为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必然走上这条道路？
戴志康：虽然“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概念，但“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某些价值的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奉行市场社会主义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看来，欧洲其他国家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它们所推行的这一套与纯粹的、极端的、全面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有差别，它们用以修正市场经济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而所增加给市场经济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美国吃了次贷危机的苦头以后，目前用以救急的一系列措施不正是原先社会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段吗？
陈学明：您是说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原先那些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不是也会重新增加或坚持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呢？
戴志康：自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多少人盼望也估计这些国家会推行极端的市场经济体系。确实，起初他们搞的“休克疗法”等都是以极端的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但没有多少年就“后退”了。仔细观察一下俄罗斯搞的那套，不难看出许多社会主义原先的东西又回来了。
陈学明：原先实施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渗入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原先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调和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您刚从古巴访问回来，古巴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坚持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那么古巴也迟早会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戴志康：在我看来，古巴即使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本质，也要不断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南美一些国家原先学习美国的极端的市场经济，后来发现这样搞下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于是竟然羡慕起古巴来了。必须指出的是，古巴引进市场经济因素，但绝不会变成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整个南美国家都不会，它们会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调和在一起。
陈学明：能不能这样说，目前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种是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还有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奔。
戴志康：不是，确切地说，是被迫往那条道路上挤。我特别想说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崇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我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人类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如此沉重的灾难，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目前看来，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好的当然是中国。
陈学明：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优势之所在。
戴志康：好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人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施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但不能搞疯狂、野蛮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推行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陈学明：您提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确实颇有见地。当今世界面临金融海啸，各个国家都在为渡过这一难关而努力。那么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否也将得到充分的显示？
戴志康：是的。现在我国政府利用社会主义宏观能量果断采取加大投资等手段，在我看来是会成功的。其他一些国家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有效地动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仅是利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急，而且是救世界的急。社会主义的因素实实在在地在起作用。
陈学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一点能否再谈得透彻一点。
戴志康：我想把中印作一个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是当今世界上因对外开放、引进市场机制而获得发展的最大的两个国家，但二者中我更看好中国。关键在于，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细胞里进行了变革，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从而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印度没有经过现代化的革命，没有经过思想的启蒙，无法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
陈学明：除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其他的有利条件吗？
戴志康：传统文化。现在人们都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的成功经验，都讲走向市场经济、完善市场运作如何重要，这没有错，但如果不在更大的跨度上思考问题，那肯定是片面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理论，这些理论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注重平衡、中庸和实际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有着明显的平衡、中庸色彩的发展模式。
陈学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天条件主要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与后者间的内在联系吗？
戴志康：不仅如此，更体现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显然是与资本主义相冲突、而与社会主义有共同之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它会让中国人摒弃世俗的商业利益，聚集起来。这次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传统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前几天，我在江西九江参观了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讲过学的白鹿洞，醒目的“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大字深深触动了我。古代圣人主张对私欲加以控制。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伦理观念，是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刺激人的欲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要对其加以引导，使其适可而止。另外，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应天顺人等观念对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为后者提供了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深厚的思想资源。
陈学明：您一方面强调整个世界必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国具有走这一道路的先天优势，您所说的中国应当在当今世界上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根据大概就在这里。
戴志康：是的。对当今中国人来说，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通走好，就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我们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这么一条道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优势来探索这条道路。当今人类面临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所出现的全局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再迷信现成的制度，不能跟着哪个火车头走，我们自己就是火车头。
陈学明：看来您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看好。能否对当今中国如何走好走通这条道路谈点看法。
戴志康：这里我有针对性地谈两点。首先，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因地而异和因时而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各占的比重。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差异很大。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成分应比在城市的成分更多些，在西部的成分比在东部更多些。过去的30年，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注重市场的作用，这是正常的，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一个表现。但今后的30年很有可能社会主义的成分会更多，社会主义的气氛会更浓。另一点可能有些“不合时宜”。
陈学明：愿闻其详。
戴志康：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为了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中国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变革，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目前的政治制度虽然有着诸多不完美处，但仍是可以接受的。当今中国还没有其他的组织、精英能代替共产党来更好地代表多数，为穷人谋利益。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应在上层建筑领域相应地实施变革，我只是说这种变革不应以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为楷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将是一种完全崭新的模式。
陈学明：听了上面的话，感觉您不太像商人。“在商言商”，您的思考不但超出作为一个商人的业务范围，而且还提出了不少对许多政治家、学者来说不那么顺耳的观点。您似乎是个“另类”。
戴志康：你讲得对，企业家是我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不是我唯一的角色。我对当今的企业家的社会角色有我自己的看法。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你：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

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