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黎明杀机如何使用技能:[分享]唐诗宋词鉴赏 (辰星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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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馀是中唐后期的诗人，以诗受知于张籍。由于张籍的揄扬、推荐，登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进士第。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所可知者，只有这一些。他原名可久，字庆馀。《直斋书录解题》及《唐诗纪事》都说他是“以字行”。这是说他的大名“可久”已废而不用，即使在正式文件上也写的是“朱庆馀”。《唐才子传》却说：“庆馀，字可久，以字行。”这显然是错了。如果他字可久，而“以字行”，那么他应以朱可久这个姓名传于后世了。又《唐才子传》说他是“闽中人”，而《全唐诗·小传》却说他是“越州人”。看来应以《全唐诗》所记为是，因为张籍和姚合都有送朱庆馀归越州的诗。关于他登第的年代，《唐诗纪事》说是“登宝应进士第”。宝应是肃宗年号，其时张籍还没有出生，显然是宝历之误。
《唐才子传》说他“当时有名”。这句话反映出朱庆馀虽然有诗集一卷传于后世①，但他的诗名仅著闻于“当时”，过后几年，已不那么有名了。姚合是他的朋友，编选《极玄集》，没有选上他一首诗。韦庄编选《又玄集》，也没有选他的诗。韦縠的《才调集》中，只选了他一首《惆怅诗》(梦里分明入汉宫)。这首诗，以后也没有人选取。
《唐诗品汇》选了他二首五言律诗，编在第三等“馀响”一类。七言律诗一首都没有入选，七言绝句选了他四首，编入第二等“接武”一类：《宫中词》、《闺意上张水部》、《西亭晚宴》和《庐江途中遇雪》。在李攀龙的《唐诗正声》中，只留下《宫中词》一首，其馀三首都被淘汰了。
到清代，沈德潜选《唐诗别裁》，只选了朱庆馀一首七言律诗《南湖》。七言绝句一首也没有选入。而《南湖》这首诗，还是“一作温庭筠”的诗，看来还有问题。直到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选了他二首七言绝句：《宫词》和《近试上张籍水部》，总算是经过筛选之后冒出来的朱庆馀的代表作。朱庆馀的诗名，才得以重新显著。
宫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並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这首诗《品汇》和《正声》都误题为《宫中词》。这一体的诗，唐人做得最多。宫词、宫怨、闺情、闺怨，内容都差不多。朱庆馀这首诗，还不够做唐人宫词的代表作。它的被选入《唐诗三百首》，恐怕还是给另一首诗作陪伴的。
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讲这首诗，相当透彻。现在引录在这里，不用我再讲，反正我的讲法也是这样：“花时应热闹，反说‘寂寂’，院门应开，反说‘闭’，见得此间是幽冷之宫，久已不见君王进幸。失宠者不只一人，故曰‘相并’，‘立琼轩’所以赏花，赏花常感怀，必互诉所苦。如此腾挪，方转出‘含情欲说’四字来。满腔幽怀，虽欲诉说，但一看前头鹦鹉，深恐其学话饶舌，传与君王，故又不敢竟说。此诗妙在句句腾挪，字字呼应，写宫人之敢怨而不敢言之情，跃然纸上。”
喻氏的讲法是顺着诗句的次序分析了“美人”的心理过程。如果从诗人作诗的过程来体会，这首诗的最初成分必然是“鹦鹉”。诗人首先找到一个多嘴侥舌人的象征：鹦鹉。由此构思，得到“鹦鹉前头不敢言”这个警句，同时也明确了诗意。前面三句，便都是从这一句推理出来了。
宫词大多有比兴意义。我们读此诗，可以体会到，有许多事情或思想感情，为了有所顾忌，不便或不敢在难以信赖的人面前直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吟一句“鹦鹉前头不敢言”!这就形象地表达了我们的思想。
可是，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此诗道：“真得儿女子心小气怯性情。”他把这首诗理解为描写娘儿们“心小气怯性情”的作品，岂不和我们的理解相去很远?
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这首诗下，批了一句道：“深得慎言之旨。”可知批者以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这又是道学家的别有会心，使作者哭笑不得。
闺意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的题目，《全唐诗》和《唐诗三百首》都作《近试上张籍水部》，都是错的。应依《唐诗品汇》，作《闺意上张水部》。唐人制诗题有一个惯例：先表明诗的题材，其次表明诗的作用。如孟浩然诗有《临洞庭赠张丞相》，诗的题材是“临洞庭”，诗的作用是“赠张丞相”。同样，朱庆馀这首诗的题材是“闺意”，作用是“上张水部”。如果此诗题作“近试上张籍水部”，那么，诗中必须以临近试期为题材。虽然“待晓堂前”一句隐有“近试”的意义，但全诗并不贴紧“近试”。再说，“张籍水部”这样的称谓，也显然不合唐人习惯。唐人常以官职名代替人名。张籍为水部员外郎，故称张水部。籍是名，只有长辈可以直呼其名，朱庆馀怎么可以直称张籍昵?
《唐诗纪事》和《全唐诗话》都有关于这首诗的记载：“庆馀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馀新旧篇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名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馀作《闺意》一篇以献。籍酬之曰：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
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矣。”从这一段文字叙述的次序看来，似乎朱庆馀以《闺意》诗献张籍，张籍答以“越女明妆”诗，因而朱庆馀的诗名流于海内，这些事都在朱庆馀登进士第以后。那么，“近试上张籍水部”这个诗题，显然是不合事实了。但是朱庆馀以诗受知于张籍，张籍为他推荐，助他成名，肯定是在朱庆馀进士及第以前。朱庆馀另有一首《上张水部》诗云：
出入门阑久，儿童亦有情。
不忘将姓字，常说向公卿。
每许连床坐，仍容並马行。
恩深转无语，怀抱甚分明。
由此可见张籍赏识朱庆馀之后，朱庆馀经常出入张家，连床並马，交情不浅。《闺意》一诗，决不是朱庆馀临近应试时献呈张籍的，更不可能是朱庆馀进士及第以后才献呈张籍。这段记载的叙事前后颠倒，使后世人误会情况，妄改诗题。
我以为《闺意》诗是朱庆馀第一次向张籍献诗行卷的二十六首诗中的第一首。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刚结婚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洞房中红烛高烧，新郎新娘都无暇安眠。新娘在梳妆打扮，预备等到天明，到堂前去拜见公婆。当她梳妆完毕，低声问新郎：我的眉毛画得怎样?画深了吗?嫌浅吗?合不合当今的时样?大概当时妇女的眉样，一忽儿时行深色，一忽儿时行浅色，所以新娘感到不知如何画眉才好。白居易《长相思》词云：“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鬅鬙云满衣，阳台行雨回。”可以证明朱庆馀这句诗也反映着一种社会现实，不是随意设想。
“停红烛”这个“停”字是留着烛火，不熄灭之意，从下句“待晓”二字可以体会。古代社会风俗，婚礼都在晚上举行。拜堂之后，新夫妇被送入洞房，行坐床撒帐礼。结婚的红烛始终燃烧着。这时新娘便梳妆打扮，新郎如果是知识分子，便在此时作催妆诗。等到天明，双双到堂前去举行谒见公婆的大礼。这样，婚礼才算完成。
这首诗的题目如果仅有“闺意”二字，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就可说是把诗意讲完了。它是一首描写新娘闺情的诗。最多也只能解释为新娘要试探翁姑的好恶。但是，诗题在“闰意”之后还有“上张水部”四个字。这样，我们对这首诗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了。张水部不是化妆师，新娘画眉，与他有什么关系?可以想见，“画眉深浅入时无”只是一个比喻，其真实的含义是：“请你指教，我的诗合不合时行的风格?”这样一讲，整首诗的作用就不仅是描写闺意了。孟浩然作《临洞庭赠张丞相》，后世的选本删去了“赠张丞相”四字，于是读此诗的人看不懂最后一联的意义。朱庆馀这首诗如果单单题作《闺意》，它只是一首以“赋”为创作方法的小艳诗。诗题加上“上张水部”四字，使我们知道诗人的意图别有所在，于是它就成为一首以“比兴”为创作方法的寓意诗。
张籍当然一看就懂，所以他立即回了一首诗。前二句：“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越女指朱庆馀，因为他是越州人。“新妆出镜心”是说越女对镜自照．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新妆。“镜心”即“镜中”。“自知明艳”是说越女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新妆容貌，也知道自己的美。“更沉吟”是说“还在自己想不定”。张籍的意思是对朱庆馀说；“你的诗，你自己知道是明艳的，为什么还是不能自信，要来问我呢?”
下二句：“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上句是自谦。“齐纨”与“越女”对称，指自己的诗不足为时人所贵重。张籍是和州人，不属于古之齐国或唐之齐州，这里用“齐纨”作比，想必另有典故。下句是赞扬朱庆馀的诗，一曲菱歌就可以价值万金。所谓“一曲菱歌”，想必是朱庆馀写呈的二十六首诗中之一，否则这句诗就没有来历了。
查朱庆馀诗集中有三首诗大可注意，今全抄于此：
采莲
隔烟花草远濛濛，恨箇来时路不同。
正是停桡相遇处，鸳鸯飞出急流中。
榜曲
荷花明灭水烟空，惆怅来时径不同。
欲到前洲堪入处，鸳鸯飞出碧流中。
过耶溪
春溪缭绕出无穷，两岸桃花正好风。
恰是扁舟堪入处，鸳鸯飞起碧流中。
这三首诗的文句诗意完全相同，我怀疑是一首诗的三个稿本，朱庆馀的子孙为他编诗集时一起编了进去。《采莲》一首大约是定本，“恨箇”是唐人俗语，义同“可恨的是”。这首诗大约也在二十六首之中，故张籍举例以代表朱庆馀的全部作品，给以“值万金”的高度评价。“采莲”、“采菱”，分别不大，诗中既未明言采莲，则张籍改称“菱歌”，亦自不妨。况且，也可能当时朱庆馀写的题目正是“菱歌”。当然，我这样讲，都是揆情度理设想出来的，没有证据。但如果不这样讲，这末尾一句诗就无法体会了。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讲到这首诗，他说：“此诗不言美丽，而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他能从这首诗中，看出这位新娘是绝色第一美人，这又是一种出人意外的体会了。
张祜：诗十首
在中唐诗人中，张祜虽然不能列为大家，但也不失为名家。他字承吉，南阳人，生长在苏州。志气高逸，有用世之志，关心于国家治乱之源。同时又行止浪漫，纵情声色。又和他的朋友崔涯说剑谈兵，行侠仗义，往来于江、淮、吴、越，一身而兼为才子、诗人、侠客、恶少。有一首《到广陵》诗，是他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
嗜酒几曾群众小①，为文多是讽诸侯。
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
今日更来憔悴意②，不堪风月满扬州。
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都不可考。大约生于德宗贞元初年，卒于宣宗大中年间，享寿六十岁左右。元和年间，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很器重他，将他的诗卷进呈，并上表举荐。表文云：“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当时宪宗皇帝看了荐表，就问宰相，该如何处置。那时宰相是元稹，却没有诗人和诗人之间的同情心，他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掖太过，恐变陛下风教。”这样一说，皇帝就把此事搁起。令狐楚的奏表，没有效果。张祜既没有进士及第，又失去了由节帅举荐的惟一的入仕机会，从此只好谋食于节度使幕府，可是由于性格狷介狂敖，每一处都耽不长久。晚年居于丹阳，穷老而死。死后二十多年，后辈颜萱去他家访问。张祜生前住的屋于已经换了主人。遗族住在附近的矮屋里，只有一个寡妾崔氏。张祜有四子一女，三个儿子已经死亡，所馀一女已嫁，一子外出谋生。
张祜作诗甚多，杜牧赠祜诗云：“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可是元明以来，张祜的诗已佚失很多，甚至他的名字，在《唐才子传》中，也误为张祐了。这一切，都可见这位诗人身后的冷落情况。
《唐诗三百首》收了张祜的五首绝句，其中“虢国夫人”一首的“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尤其是脍炙人口的诗句，于是近代人才知道唐诗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诗人张祜。可是张祜的诗，已有几百年没有单行本。我年轻时想找张祜的诗集，只有在《全唐诗》里才有，而我又买不起《全唐诗》。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南宋初蜀刻大字本《张承吉文集》，这是十卷本的张祜诗集，也是现存惟一的宋刻本张祜诗集。这个本子在元代时进入宫中，直到清朝，始终秘藏在北京皇宫里，没有人知道。康熙年间，此书被太监偷窃出来，卖给藏书家。于是又在许多藏书家的书库里秘藏了三百多年。最后归我的朋友祁阳陈澄中所有。澄中，字清华。一九四四年，我和他都在福建长汀战时厦门大学教书，闲谈中，他透露了他的藏书内容，有毛斧季的《词谱》未刊稿本，和这个宋本张祜诗集，这两部书都是使我艳羡不已的。抗战胜利，复员回沪，没有机会去找陈氏借看这两种秘笈。解放后，陈氏在香港病故，把他的藏书捐献给国家。此书才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十卷本张祜诗集收诗四百六十八首，与《全唐诗》及其他明清二代所刻二卷本，五卷本张祜诗集对勘之下，才知道它们都是宋刻十卷本的前半部。由此可知，宋刻十卷本的第六卷以后诗一百五十首，已有六七百年没有人见到了。
蜀刻大字本《张承吉文集》的影印流传，是唐代文学研究和唐诗文献学的一件大事，所以我要不惮烦地在此叙述其经过。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版本，对张祜诗的欣赏，扩大了眼界，对张祜诗的研究，也增加了资料。
张祜早年，多作齐梁宫体绝句。内容是题咏音乐歌舞，记述旅游风物，写开元、天宝年间宫中的遗闻轶事。这些诗都极有神韵，如《题金陵渡》云：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金陵渡是从镇江过长江的渡口。诗写旅客夜宿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上，在月斜潮落的时候，远看对江有几点灯火光，知道这是瓜洲渡口，从而引起种种旅愁。诗人并不说明瓜洲与愁的关系，我们也不便故作解人。可能是他明天早晨就要过江到瓜洲上岸，也可能他是刚从瓜洲渡江来到这里。从诗意所暗示的看来，瓜洲显然是引起愁绪的地方。但诗人只在第二句中用“自可愁”三字略为透露，而以极平淡、极自然的一句“两三星火是瓜洲”来揭出旅愁的来处。这种不着痕迹的抒情，可以说就是神韵之所在。清初诗人王渔洋，就是主张诗要有神韵的。他的绝句诗，也就专学这一路子。不能体会其神韵的读者，把四句诗随便读下去，不会发现它们的逻辑关系，但也许能欣赏“两三星火是瓜洲”是写景佳句。能体会其神韵的读者，就不会把这首诗看作是仅仅写江上夜景了。
张祜对音乐极有兴趣，诗集中有许多题咏音乐的绝句。如《耿家歌》、《王家琵琶》、《董家笛》、《李家柘枝》、《听薛阳陶吹芦管》等，使人羡慕唐代音乐歌舞的盛况。
王家琵琶
金屑檀槽玉腕明，子弦轻捻为多情。
只愁拍尽凉州破，画出风雷是拨声。
题宋州田大夫家乐丘家筝
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轻遏翠弦中。
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
唐代公卿大夫家都养着乐*，称为家乐。姓丘的*女擅长弹筝，称为丘家筝，姓王的*女以琵琶出名，称为王家琵琶。张祜每次参与宴席，听到名手音乐，就写一首诗记录下来。这里选了两首，第一首写琵琶，“金屑檀槽”是形容琵琶的制作华丽“玉腕明”是赞扬*女的美丽。子弦是小弦，轻轻地拨弄小弦，声音微细缠绵，如情人私语，故曰“子弦轻捻为多情”。琵琶弹的是凉州曲，弹到曲终部分入破时，音乐就趋于急促，弹琵琶的拨子就划出风雷之声了。唐人弹奏弦乐不用指爪，弹琵琶用一个象牙制或铁制的拨，弹筝用一个银制的假指甲，称为义甲。画出，即劃出，也就是划出。
第二首写筝。第一句赞美弹筝人的手，玉筝代表指甲。筝有十三弦，每弦有三柱，共三十九柱，排列成行，宛如飞雁。唐宋人歌咏弹筝，经常联系到雁行，以代替筝的弦柱，或以“雁啼”、“雁泪”来形容筝声。这里第二句也是说筝弦中发出雁行飞过之声。以下二句就形容大雁一队一队地飞越长城，在一夜大风中经受水咽云寒的苦难。这首诗也写得很灵活，关键在第二句。既点明了是咏筝，又联系上雁行来描写筝声。
张祜的宫体绝句，有三四十首咏开元、天宝宫中遗事的，最为唐诗中精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人诗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书灯》云：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上巳乐》云：
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
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
《春莺啭》云：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
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
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保鸟】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天宝遗事》，弦之乐府也。
这里，洪迈已列出了一个选目，这些诗中所咏，都是玄宗宫中歌舞宴乐的轶事。张祜作这些诗，都在元和年间，离开元、天宝已四五十年，这些诗料，大约都是得之于白头宫女或民间老辈的传说。诗固然都写得有神韵，但许多事实无法知道。耍娘是什么人?悖拏儿舞又是什么样的舞?这些都无可查考，可惜诗人没有留下一个详细的注。
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
张祜作《宫词》二首，这一首是他成名之作。二十个字，写老宫人的怨情。故国即故乡。宫人年轻时从三千里外的家乡被选入宫禁，至今在深宫中已二十年了。一个“三千里”，一个“二十年”深刻地勾勒了宫人的身世。她是宫中的歌女，每唱一声新流行的悲歌河满子，就不觉对君王掉下眼泪来。为什么对君王掉眼泪?怨他为自己的享乐，耽误了少女的青春。
杜牧有一首《酬张祜处士》诗：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
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
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
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此诗首联将张祜比为建安七子，曹植、刘桢都待他指挥。颔联将令狐楚举荐张祜比之为孔融举祢衡。蒯通是齐国辩士，用邻妇乞火之喻劝说相国曹参重用贤士东郭先生和万石君，杜牧因无人在宰相元稹面前为张祜说好话，所以说“乞火无人作蒯通”。颈联上句说张祜只能长在梦里登上北极楼台，而终生飘流在西江波浪中。结联就赞扬他的宫词，“故国三千里”，虽然六宫宫女都在唱，对他却毫无效益。从杜收此诗，可以知道这首宫词，虽然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好，但在当时却为三千宫女所热爱，因为它写出了她们的怨情。杜牧的性格和诗风，很多地方和张祜相像，他对元稹、白居易的忌才轻士，愤慨不平，因而为张祜写了这首诗。后来郑谷作诗寄酬高蟾，便说：“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唯应杜紫薇。”以为只有杜牧是张祜的知己。
张祜中晚期的诗格，显然有了变化。他有许多题咏名胜、史迹，和献呈将相的诗，都用五、七言律诗或排律的形式。特别是他每到一寺，必有题诗。吴越间著名佛寺，差不多都经他品题了。《题润州金山寺诗》是为许多选本所采录的：
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
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
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
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
这首诗第二句有两种文本。《文苑英华》、《三体唐诗》、《嬴奎律髓》、《唐诗品汇》均作“微茫水国分”。似乎宋人所见多如此。但现在新印出的蜀刻大字本也是南宋初的传本，独作“超然离世群”，也不似后人所改。从诗意看来，“一宿金山寺”以后，应该是感到自己“超然离世群”了。这一句与尾联上句“翻思在朝市”相呼应。如果用“微茫水国分”，那就接不上第一句了。
对于这一首诗，历代评论很不一致。方回《瀛奎律髓》说：“此诗金山绝唱。”沈德潜《唐诗别裁》却说：“此公金山诗最为庸下，偏以此得名，真不可解。”这是两个极端的评品。宋人认为是绝唱，而清人认为是最庸下的作品。这一案，我们该怎样裁判呢?
此外，对于中间二联，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赞赏其颔联，有人赞赏其颈联。但对结句，几乎一致认为已堕入张打油诗格了。
我以为这首诗中间两联都不坏，描写屹立于江心的古寺很是贴切。但两联平列写景，承上而不启下，尾联便觉孤立。如果第二句用“微茫水国分”，则“翻思”二字尤其觉得没有来历。至于结句，实在庸俗，无可辩解。张祜诗犯此病者，还有不少。大抵功夫都费在中间二联，结尾便无收束能力。
题松汀驿
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这首诗极为李梦阳所赞赏，他说：“此作音响协而神气王。”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也说：“质净浑雅。次联峻爽，在四虚字。结更含蓄。大历以前语。”但此诗结句意义却不甚可解。唐汝询解云：“因想世人皆以五湖为隐士棲逸之所，殊不知古时之遗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无考，人亦宜阙。”因此他就说结句有含蓄，实则含蓄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删去了唐汝询的解释，批云：“其驿或在吴越间，故望五湖而意其有逸民。”后来屈復却说：“言高原小径，既通人烟，则遗逸斯在，而那知其不然也。”三家对结句的体会，都不相同。因为“那知”和“不在”的关系很不清楚。唐解“那知”为“岂知”。岂知旧时隐士，不在五湖而在此地。吴解“那知”为“安知”。你怎么知道旧时的隐士不会在这五湖中呢?屈解“那知”亦为“岂知”，但是作肯定语气，我以为这里一定有旧时隐士，那里知道他们竟不在这五湖中。不管怎样讲法，问题是此诗的颈联也是与颔联平列写景，对结句的诗意不起转的作用，以致结句孤立。使读无法测度其作意。
题目“松汀驿”，从来没有人加注，不知在什么地方。唐汝询云：“驿之所在未详，疑必依枕山陵，襟带江海。其高原险绝，则为鸟道；其小径幽僻，则通人烟。斯固隐沦之所藏乎?”唐、吴都是松江人，却不敢设想这个“松汀驿”乃是“松江驿”之误。在题咏旅途的唐诗中，没有见过第二个“松汀驿”，而“松江驿”却是常见的。许浑、窦巩都有题松江驿诗。由吴入越，舟行必取道松江。松江驿在太湖之东，故诗云“苍茫泽国东”。这个江字，大约很早已误成汀字，故各本都作松汀，而无法在地理书中找到作注的资料，张祜另有一首《松江怀古》诗：
碧树吴洲远，青山震泽深。
无人踪范蠡，烟水暮沉沉。
我怀疑前诗所谓“旧遗逸”，亦是指范蠡。前诗的结句是说：但恨如今的五湖中，已无范蠡可追随。这首诗的结句是说：在烟水沉沉的五湖中，无人能追踪范蠡。二诗实是同一机杼。前诗如果删去中间二联，就和这首诗一式了。
十卷本的张祜诗集，七绝和五律为最多。第六卷中有《江南杂题》三十首，写江南风物，极有新隽句，即使不能说是“大历以前语”，至少还可以与大历十子较量。
①群众小：与许多小人合群。此句说他虽然饮酒，却不与小人为伍，“群”是动词。
② 更来：再来，重到扬州。
姚合：诗十首
姚合是玄宗时宰相姚崇的曾孙。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历官武功主簿、富平尉、万年尉。宝应中，除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改杭州刺史。后又召入朝，拜刑部郎中，迁户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出为陕虢观察使。最后一任官职是秘书少监。
看这一份履历表，可知姚合的官运是按照唐代文官制度很顺利地一步一步上升的。元和十一年，宰相李逢吉知贡举。姚合与李有关系，李就帮助他成进士。元和十二年九月，李逢吉罢相。以后的历任宰相，如令狐楚、裴度、元稹、李德裕，都和姚合有诗酒交情。当时的诗人，如韩愈、刘禹锡，贾岛、顾非熊、雍陶、李馀、马戴、张籍、罗隐，李频等人，又都是他的诗友。李商隐成进士后的第一任官职是弘农尉，因为断狱事得罪了观察使孙简。孙简罢了他的官。恰好姚合来代替孙简为观察使。他知道李商隐是杰出的诗人，就让李商隐回任原官。这件事使他在官场中博得好名。他的做官，大概是恪守道家清净无为之训，既不贪赃，亦不枉法。朝廷上下，群众关系良好，象他这样的官运人缘，在唐代诗人中是少有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已极为著名。他和贾岛是亲密的诗友，孟郊死后，贾岛的名字就和姚合联系起来，称为“姚贾”。但他们二人的诗格并不一样。《唐才子传》说：“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这段文字，前半分析姚、贾二人的诗格。贾岛苦吟，其诗清冽；姚合把笔成诗，其诗平淡。二人的诗，都有兴趣，但风格却有些不同。由此，我们应当注意到，“郊岛”这个名词，表示的是唐诗中的五言苦吟派，他们的诗都是艰涩的。“姚贾”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中唐五言诗的两种风格。以贾代表艰涩的五言诗，以姚代表平淡的五言诗。
至于说姚合的诗所工于模写的，都是风景凋蔽的荒凉山县，这显然是指他早期的诗作而言。姚合做过的外任官职，只有第一任武功主簿，可以说是在萧条的下邑。此后在富平、万年，都是首都的畿县，已不能说是下邑，再以后任金州、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都是太行政区的长官，更不能说是“官况萧条”了。
姚合任武功主簿，最多不过三年，但当时他的诗名，却一向被称为姚武功。这在唐人的称呼习惯上，又是不合的。为什么他升迁了官职，还是称他为姚武功呢?这是涉及到他的诗，不是称他的官职。姚合在做武功主簿时，写了许多诗，奠定了他的风格，使他出了名，于是当时人谈到诗，就提到姚武功，并不象一般习惯那样随着他的官职而改口。
姚合的诗集，据《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姚少监集》十卷。但现在《全唐诗》中只有七卷。不知是否十卷为七卷之误，还是遗佚了三卷。不过现存诗集，似乎是编年的，次序和作者宦迹，大致不差，因此就不象有所亡佚。
姚合任谏议大夫时，曾选录王维、祖詠以下，至皎然、戴叔伦共二十一人的诗一百首，题为《极玄集》。其自序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①。我们从这个选本，可以见到姚合论诗的标准，也是他自己作诗的规范。他以这二十一位诗人为开元、天宝以来诗人之杰出者，又从他们的诗集中挑选了一百首，认为是“极玄”的作品。这一百首诗中，只有三首是七言绝句，八首是五言绝句，其馀都是五言律诗。此外，姚合还编过一卷《诗例》，选取古人诗中的对句，解说其用意之妙，评定其体式。这部书现今已失传了，但可知是研究律诗中对句技巧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既负盛名，影响所及，晚唐五代就有许多人学他的诗。到南宋中期，作为江西诗派的革命者，一群江湖诗人也学他的诗。元、明、清诗人作五言律诗，攀不上王维、孟浩然，也大多走姚合的路子。但是，我看许多唐诗选本中所选姚合的诗，似乎都和他的潜在影响不相称。唐末，韦庄嫌姚合选得太少，自己也续选了一部《又玄集》。他选了姚合五首诗：《山居》、《寄王度》，《武功县居》(三首)。这五首都足以代表姚合诗的风格。到五代时韦縠选《才凋集》，采取了姚合的诗七首，其中只有《寄王度》一首与《又玄集》同。另外有《穷边词》二首、《闻蝉》一首，都不是姚合的用力作品。《穷边词》是谄谀边将的应酬之作，《闻蝉》是学骆宾王而不及。可怪的是《唐诗正声》、《唐诗解》、《唐诗别裁》这三部重要的唐诗选本，都是只选了一首《春日早朝寄刘起居》。早朝诗应当有富贵庄严气象，它应当用到的词藻决不是姚合所惯用的词藻。贾至、王维、岑参、杜甫四家名作在前，姚合不容不知道。他这首诗的重点肯定是在“寄刘起居”而不在“春日早朝”。结句“莫笑冯唐老，还来谒圣君”，是全诗的主题，大约对刘起居有解嘲之意。至于前面六句描写早朝，无论诗意或词藻，都没有特长，况且颔联“綵仗迎春日，香烟接瑞云”，又显然是从李白的“霜仗悬秋月，霓旌捲夜云”(《侍从游宿温泉宫作》)窃取得来。《唐诗三百首》选入五言律诗八十首，姚合的诗一首也没有被采及。
近年来，唐诗选本很多，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收姚合诗四首。第一首是《原上新居》。这首诗在《全唐诗》中有一个注云：“一作王建诗。”在姚合的许多五言律诗中，偏偏选中这一首有问题的，难道选家以为这一首是姚合的“极玄”作品吗?第二、三首是《穷边词》，七言绝句，编注者以为是“赞扬守边将领防守有功，边地不受侵犯”。这是沿袭了谢叠山的讲法。谢云：“此诗颂边城贤守之德政，善于形容，有风人法度。”(《唐诗绝句注解》)似乎都没有体会到诗中阿谀边将、粉饰承平的意味。第四首是五言古诗《庄居野行》，写农民都进城经商，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人民粮食不足的现象。这是从今天要求现实主义的标准选定的，在姚合的全部作品中，这一类关心人民经济生活的诗，居于极少数。因此，这四首诗都不能代表姚合。近来我偶然注意到姚合在后世的影响，意外地发现了明清以来的唐诗选本，至少是对于姚合，选得很不公允。由此可知，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光读选本是不够的。
现存姚合诗七卷，前三卷都是早期作品。第三卷中有《闲居遣怀》十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还有不少“闲居”诗，大概都是他任武功县主簿前后所作。安闲冲淡，气韵高古，“姚武功”的声誉，从此鹊起。现在我从这一卷中选抄十首，以显现姚合诗的格调。
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
倚松听唳鹤，策杖望秋山。
萍任连池绿，苔从匝地斑。
料无车马客，何必扫柴关。
——《闲居遣怀》之一
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
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
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
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
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
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
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
养生宣县僻，说品喜官微。
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
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长忆青山下，深居遂性情。
垒阶溪石净，烧竹灶烟轻。
点笔图云势，弹琴学鸟声。
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四
悠悠小县吏，憔悴入新年。
远思遭诗恼，闲情被酒牵。
恋花林下饮，爱草野中眠。
疏懒今成性，谁人肯更怜。
卑官还不恶，行止得逍遥。
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桥。
尘埃生暖色，药草长新苗。
看却烟光散，狂风处处飘。
——《游春十二首》之二
终年城里住，门户似山林。
客怪身名晚，妻嫌酒病深。
写方多识药，失谱废弹琴。
文字非经济，空虚用破心。
——《闲居遣兴》
酒熟菊还芳，花飘盏亦香。
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
风色初睛利，虫声向晚长。
此时如不饮，心事亦应伤。
——《同卫尉崔少卿九月六日饮》
萧萧晚景寒，独立望汪壖。
沙渚几行雁，风湾一隻船。
落霞澄返照，孤屿隔微烟。
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
——《秋晚江次》
这十首诗，文字平易，思想也并不深曲，一读即可了解，不用注释，每首诗的中间两联都很稳妥，好象是随手拈来，其实恐怕是费过一番推敲的。“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这一联尤其灵活，是一联倒装的流水对。
唐代有几千诗人，才情、文学、见识，各有高下。姚合在唐诗中的地位，仅能占中上一席。《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卷中，将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李频，马戴六人编为一卷，列于“正变”，其说明云：“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姚合，思致清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李频、马戴，后来兴致，超迈时人。此数子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故合其诗，共八十五首，为正变。”在高棅的唐诗人级别中，正变已属中下或下上。这一份试榜，我以为对姚合的评品，稍稍偏低了。但把李商隐的五言律诗，与许浑比类，仅仅赞赏他的对偶精密，这却大大地屈辱玉溪生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论姚合云：“姚合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昧亦微醨，故品局中驷耳。”这是说姚合受贾岛、张籍、王建等同时人的影响，而巧妙地吸收了他们的长处。所得的成就是“洗濯既净，挺拔欲高”。我以为胡震亨这个评品极其适当，尤其是“挺拔欲高”的一个“欲”字。姚合诗虽然已做到清净无疵，但还只是“欲高”而未高。如果做到高处，就可升王维、孟浩然之堂了。
天下人才，中等最多。中等诗人要学李白、杜甫，怎么也学不到。学姚合却是最方便。姚合的诗，并不很好，但在当时，诗名已高，在后世更常为诗家模式，就是这个道理。
寒山子：诗十一首
寒山子是王梵志以后的又一位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诗，从宋代起已经失传，直到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人写本，我们现在才能见到。寒山子的诗，历代都有刻本，至今流传着。但是，寒山子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集，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现在通行的《寒山子诗集》，是一位署名台州刺史的闾丘胤编的。编者在序文中介绍了这部诗集的来历，现在我译述其大概。
寒山子，不知其姓名，古老以来，都有人看见他，以为是一个疯狂的贫士。他隐居于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的寒岩，但时常到天台山国清寺来看他的朋友拾得。拾得是国清寺里一个管食堂的行者，他经常把残莱剩饭储存在竹筒里，寒山子来时，就把竹筒背回去。寒山子在寺内长廊下徐行漫步，独言独笑，快活叫唤。寺里和尚来干涉他，他就拍手大笑，好久才去。他衣服破旧，形貌枯悴，像一个贫士。戴一顶桦皮帽，脚下拖一双木屐。说的话疯疯癫癫，可是好象很有道理。
闾丘胤在长安，分发到台州刺史的官职。在即将离京赴任的时候，忽然患了头痛病。于是请医师治疗，岂知越治越痛。后来碰到一个名叫丰干的和尚，自称是特地从天台山国清寺来给他治病的。于是闾丘胤就请他救病。和尚笑说：“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病，应须净水。”闾丘胤命家人取净水来，和尚将净水喷在闾丘胤头上，一会儿头就不痛了。和尚对闾丘胤说：“你去台州，那边临海，有岚瘴毒气，必须小心。”闾丘胤问他，台州那边有什么可以请教的贤德之人。和尚答道：“有，有，不过你见之不识，识之不见。如果你真要见，千万不可以相貌取人。有一个寒山，是文殊菩萨化身，现在国清寺。还有一个拾得，是普贤菩萨化身，象一个风狂的穷人，现在国清寺厨房里当火伕。”和尚说过，就辞去了。
闾丘胤到台州上任之后，亲自到各大寺院中打听，众口一辞，果然有此二人。于是闾丘胤便到国清寺去进香，问寺里和尚：“你们这里有过一位丰干禅师，他住过的院子在那里?还有一位寒山，一位拾得，住在什么地方?”住持和尚道翘回说：“丰干禅师的院子在经藏后面，现在没有人敢住，因为常常有一隻老虎来叫吼。寒山，拾得二位，现在厨房里。”
于是和尚带闾丘胤来到丰干禅师住过的院子，开门进去，满地都是老虎脚印。闾丘胤问和尚：“丰干禅师在寺里做什么事?”道翘回说：“禅师在这里时，专管舂米，供养全寺僧众。”
随后和尚们带闾丘胤一行人到厨房里，在灶火前见有二人在向火大笑。闾丘胤便上前礼拜。二人连声吆喝，互相携手，哈哈大笑道：“丰干饶舌，丰干饶舌。你们不识弥陀，为何却来拜我。”当时寺里僧众，闻声而来，不胜惊讶。本州官长为什么来礼拜两个灶下穷汉。当时二人携手走出寺门，奔归寒岩。闾丘胤回郡城后，做了两套衣服，并预备香药等礼物，派人送去。使者到寺里，才知二人一去之后，没有来过。于是将衣服香药送到山上。遇见寒山子，寒山子一边喝道：“贼，贼!”一边退入山洞，说道：“回去告诉大家，各自努力。”当下山洞自然闭合，追寻不得。拾得也无踪无影。闾丘胤就吩咐道翘搜寻他俩的遗迹，在竹木石壁上和人家厅堂上抄得寒山子写的诗三百馀首，又在土地堂墙壁上抄得拾得写的偈语数十首。编集成卷。
以上是今本《寒山子诗集》卷端闾丘胤序文的内容。闾丘胤是何许人，他官台州刺史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在集中留下记录，他这篇序文的末尾也不署撰写年月。寒山、拾得的诗中，也看不出年代。《四部丛刊》影印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附有《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前有署名“慈受叟怀深”的自述。开头说：“寒山、拾得，文殊、普贤也。有诗三百馀首，流布世间，莫不丁宁苦口，警悟世人种种过失。至于幼女艾妇之姿态，恶少偷儿之性情，【豆斗】秤欺瞒，是非品藻，靡不言之。其间稠叠言之者，诫杀生也。”又云：“呜呼，圣人出现，混迹尘中。身为贫士，歌笑清狂。小偈长诗，书石题壁，欲其易晓而深诫也。”这是分析了寒山、拾得诗偈的内容及其意义。最后自述其拟作因缘云：“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条，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虽言语拙恶，乏于文彩，庶广先圣慈悲之意。”这篇自述作于“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正是北宋政权已被金兵摧毁，南宋政权尚未建立的时候，这位老人却悠闲地在太湖边上拟作寒山、拾得式的诗。
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的前半本是以南宋刻《三隐集》为底本的。每页版口均有“三隐”字。卷尾有《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一篇，文尾题“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谨记”。记文后附陆放翁一封信，其文云：
録陆放翁与明老帖
有人兮山径，云卷兮霞璎；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辞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窜改附益，至不可读。放翁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查《三隐集》所刻寒山此诗，首句作“有人坐山陉”，第五句夺兮字，句下多“年老已无成众喔咿”八字，此诗遂不可读。因知陆放翁所见别有善本，而国清寺明公和尚刻集时并未依陆放翁所提供的文本改正。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有《寒山子》一条。文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馀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桐柏徵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馀年，忽不复见。”以下记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毘陵道士李褐遇见寒山子的故事。
这一段记载，出于《仙传拾遗》，这部书应当是唐咸通以后，北宋太平兴国以前的道家著作。《太平广记》五百卷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仅此一条，可知这是寒山子的最早记录。他只是天台山的隐士，有三百馀首诗，由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编成集子三卷，并写了序文。记录中没有丰干和抬得，也不提国清寺。我以为这是寒山子及其诗的原始情况。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托名唐台州刺史闾丘胤，把寒山子的诗集重新改编，加上了一篇序文，编造了丰干、拾得和寒山子的故事，说他们是弥陀、文殊、普贤的化身。又增入了拾得和丰干的诗偈，于是他们和国清寺发生了关系。从此，寒山子诗集成为佛家的典籍。《旧唐书·经籍志》中没有《寒山子诗》，这可能是当时此书还投入馆阁。《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寒山诗七卷》，编入释家类，可知在北宋时，寒山子诗已属佛家。但这个七卷本是不是闾丘胤所编的那一本，还无法知道。
闾丘胤的序文没有记下写作年月，无从知其时代。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已将闾丘胤序文中所述遇到的寒山、拾得的故事抄录进去，外加许多禅机问答，并说明他们是唐贞观初人。清初编《全唐诗》，把寒山、拾得和丰干的诗各一卷编在僧诗的卷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寒山子诗集》编在王绩的《东皋子集》之后，王勃的《王子安集》之前。从此，文学史家都把寒山子诗列入初唐文学。
我还是以为《仙传拾遗》的记录比较可信。因为寒山子诗本身记录了它们的时代性。三百多首诗中，一部分诗和王梵志的诗极其相近，可以认为初唐作品，但另一部分诗却显然近似孟郊、贾岛的风格，不到中唐后朝，这种风格的五言律诗还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以为这部诗集是中唐时期一位隐名文士的作品，说他是大历中隐士，和作品的风格是可以符合的。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
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
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
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
石床临碧沼，鹿虎每为邻。
自羡幽居乐，长为象外人。
我们先看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全集中唯一的秾艳诗，明清人诗话中常常提起，但它不能代表寒山子的风格，因为它是突出的例子。第二、三首，我选出来为寒山子诗的代表，因为它们无佛道思想，句法、用字都是中唐诗格，在初唐贞观年间，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诗。
驱马度荒城，荒城动客情。
高低旧雉堞，大小古坟茔。
自振孤蓬影，长凝拱木声。
所嗟皆俗骨，仙史更无名。
生前太愚痴，不为今日悟，
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做。
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
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以上二首，前者是道家思想，太息荒城古坟中，都是不能修炼成仙的世俗人。后者是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指出今天的穷人，由于前世不修善行。如果今生又不修善行，那么来生还是个穷人。这一类的诗，在寒山子集中，并不多见。如果用统计数字来断定他的思想派别，似乎他的道、佛思想还不是主流。这一点，寒山子和王梵志不同。但是，试看下面二首诗，却又很象王梵志诗：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
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我见谩人汉，如篮盛水走。
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
我见被人谩，一似园中韭。
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第一首戒世人莫贪财。第二首戒世人莫欺侮他人。欺人者，无所得，被欺者，终不失。思想、表现方法、辞句，都是王梵志的风格。可知这一类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白话诗，一向在民间流行着。
默默永无言，后生何所述。
隐居在林薮，智境何由出。
枯槁非坚卫，风霜成天疾。
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年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以上第一首诗，劝人不要做默默无言无益于后辈的隐士。风霜枯槁的生活，非但不能卫生，反而会成天疾。这种消极的隐居生活，正如土牛耕石田，永远不会得稻的。得稻是得道的谐音，这两句用了风人诗的句法。第二首劝考试失败的人不要灰心。成败都是天命，你不去考，就放弃了机会。因劝他今年再去试一下，说不定偶然考中了呢。末句用了比喻格的成语，也是风人诗的表现方法。
这两首诗表现了积极的儒家进取思想，寒山子大有自我否定之意，在全集中也是很突出的。综合起来看，寒山子诗三百馀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有，所以它们可以为道家、佛家利用去装点他们的文化，但两家都不能不说他是贫士、隐士。《仙传拾遗》给他添了一个告诫毘陵道士李褐的故事，使他列入神仙。闾丘胤附会了国清寺的故事，使他与佛家发生关系。诗集中有几首诗提到国清寺和丰干、拾得的名字，很可能是托名闾丘胤者混入的。
现在我们再看寒山子对自己这些诗如何说法。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又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美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这两首诗是寒山子的诗论，它们也反映出这是中唐时期的诗。他反对做诗要讲究四声八病，要有郑笺、毛传才使人懂得。他的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仍然是合于典雅的。重视声病，做诗要协宫商，正是中唐时期盛行的诗家理论，以皎然的《诗式》为代表的许多诗学理论著作，也兴起于中唐时期，而寒山子的诗是正是这个时期的复古派。
王梵志和寒山子是唐代两位通俗诗人。他们的诗流行于一般人民中间，很少为士大夫所齿及。到了宋代，王梵志的诗已经失传，流行于民间的只有寒山子的诗，在闾丘胤那篇序文的影响下，拾得的地位升高了。在民间传说中，寒山、拾得的诗人形象逐浙消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成为和合二仙，主宰男女婚娟幸福，家庭和睦。民间风俗画里，有两个青少年，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一个盒子，这就是和合的谐音。在结婚典礼上，这和合二仙总得挂在中堂。据说这就是寒山、拾得二人。清代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从此，在民间风俗中，寒山、拾得被称为和合大仙，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了。
许浑，字用晦，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进士，历任当涂、太平二县县令。因为勤学劳心，损其健康，卧病多年。后来病愈，任润州司马。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拜监察御史，历任虞部员外郎，睦州、郢州刺史。晚年退隐，居丹阳丁卯桥。自编其诗集，名为《丁卯集》。
许浑诗为晚唐一大家，长于五、七言律诗，纪游、怀古、赠别，都有佳句。七言绝句亦富情趣。《唐诗鼓吹》选许浑七言律诗至三十一首之多，亦可以反映他在晚唐诗人中的地位。
许浑也做过一个美梦，孟棨《本事诗》中有记录。据说他有一天睡梦中登上一座高山，山上有宫殿精舍。就找人一问，这是什么地方。人说：这是昆仑山。走了一程，看到有几十人在宴会，饮酒作乐。看见许浑，便招手邀他去就坐同享。直到傍晚，有一美人，取出笺纸，要求他赋诗。许浑诗没有做成便醒了。既醒之后，诗却做成：
晓入瑶台露气清，座中惟见许飞琼。
尘心末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过了几天，他又梦到山上，遇见那个美人。她说：“你怎么把我的名字传到人间去了?”许浑连忙道歉，并说，我改一句罢。于是把第二句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可是，许飞琼的名字已流传在神话故事中，成为古典文学中的一位仙女了。“步虚”是道家的名词。仙人在天空中行走，脚步都踏在虚空，称为“步虚”。道家所唱的诗歌，称为“步虚词”。赋咏学道求仙的诗，也就称为“步虚词”。
以上是许浑的一个浪漫故事，可与李群玉同垂不朽。在这里，就算作讲许浑诗的一段入话。现在要讲的是他的一首著名的怀古诗。
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大城，在唐代以前，曾有六个朝代做过京都。这六个朝代是三国时的吴、东晋、宋、齐、梁、陈。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杨坚所灭亡，金陵便结束了首都的地望。唐代诗人和历史学家常称金陵为六代或六朝故都。后世人直到今天，也还相沿成俗，称南京为六朝故都，甚至简称为六朝，这是失于考虑的。五代时的南唐、太平天国、民国政府，也都以南京为首都。从今天来说，南京已是九代故都了。
许浑这首诗，从陈后主亡国说起。陈后主亡国之时，还在教宫女唱新谱的歌曲《玉树后庭花》。“王气”这个名词用在这里，有双重典故。第一，语源出于《晋书》。据说秦始皇时，有一个能看风水的人说，金陵这个地方，象龙蟠虎踞，有天子气象，五百年后，一定会出一个皇帝。始皇怕他子孙的皇位被别人夺去，就发兵把城北的山开掉，并把地名改为秣陵，以荡涤它的王气。第二，是陈后主自己的故事，见于《南史》。据说陈后主听到隋军已渡江进攻，便说：“王气在这里，别怕，敌人必定自会失败。”这个昏君到临死时还想依靠他的“王气”。所以许浑诗第一句便狠狠的讥笑了一下：“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是陈后主宫中的楼名。楼前有井一口，隋兵冲入景阳宫时，后主和他的孔贵妃、美人张丽华一起投井自杀，被隋兵拉了出来。所以许浑说：“景阳兵合戍楼空。”戍楼是边境上的碉堡，敌人已攻入京都，戍楼当然已空无一人了。这二句也是用对偶句法的。
颔联二句说六代以来的达官贵族的坟冢，现在已只见远近的松楸。向来是宫殿巍峨的地方，现在已只有高高低低的禾黍。这二句是以写景来抒述怀古之情，接下去颈联二句虽也写景，便比较空泛，并不贴切历史事实了。结尾二句，是从六代故都的观点来做结束，“英雄”指六代以来的杰出人物，并不指陈后主。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没有英雄人物，以致豪华被毁尽了。南京地形与洛阳相似，故李白《金陵》诗云：“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许浑诗即用此意。
以上是从文字典故表面解释一下。现在，接下去我们再参看一些对这首诗的总的理解。《唐诗鼓吹》有明代人廖文炳的解释云：
此感六朝兴废也。首言陈后主专事游宴，至于国亡，而玉树之歌已残，王气亦已尽矣。隋之韩擒虎将兵入陈，而景阳戍搂，已成空虚，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若英雄一去，豪华殆尽，不复再留，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
接着还有一段清人朱东岩的评论云：
刘梦得《西塞山怀古》，单论吴主事，只五句一转，用“几回”二字收拾世代废兴，手法高妙。许公此篇，单论陈后主事，只一起“王气终”三字，已括尽六朝，尤为另出手眼。“玉树歌残”与“景阳兵合”作对，直将鼎革改命大事，视同儿戏，真可慨也。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嗟嗟!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青山似洛中”，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
朱东岩此论引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作比较，很有意思，我现在把刘诗抄在这里，供读者参考方便：
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许浑诗与刘禹锡此诗果然有些近似。“山形依旧枕寒流”和“惟有青山似洛中”用意同而许句较深。“人世几回伤往事”和“英雄一去豪华尽”亦是同一机杼的句法，二人都点出了怀古之意，其实不点出可以更妙。
唐汝询《唐诗解》评许浑诗云：
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至陈主荒淫，王气由此而灭，故以玉树发端，遂言后主就缚景阳而戍楼空寂也。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已尽，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已。然英雄虽去，而青山盘郁。足为帝都，徒使我对之而兴慨耳。
下面再看看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的解释。圣叹讲七言律诗，分前后两解：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是开，后解是合。这就是起承转合的简化。他讲许浑此诗，也分两解：
[前解]此先生眼看一片楸梧禾黍而悄然追叹其事也。一、二，“玉树歌残”，“景阳兵合”，对写最妙。言后庭之拍板初擎，采石之暗兵已上；宫门之露刃如雪，学士之馀歌正清；分明大物改命，却作儿戏下场。又加“王气终”，“戍楼空”，对写又妙。言天之既去，人皆不应，真为可骇可悯也。于是合殿千宫，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后解]此又快悟而痛感之也。言当时英雄有英雄之事，今日石燕亦有石燕之事，江豚亦有江豚之事。当时英雄有事，而极一代之豪华；今日石燕、江豚有事，而成一日之风雨。前者固不知后，后者亦不知前也。“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
以上我抄录了明清四家对许浑这首诗的全篇讲解。一经对照，我们可以发现，除掉第一联二句，大家的意见相同之外，其馀三联，四家的体会各有参差。我们先看第二联“松楸”、“禾黍”二句。
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
这是廖文炳的讲法。他以为“千官冢”是六代以来许多官员的坟墓，与“六代宫”是对等平列的。上下二句，都是描写昔盛今衰的景象。但是，我们知道，松楸本来是种在墓地的树木，如果坟墓已荒凉无主，这些松楸必然已被人砍伐无存。向来诗家总以松楸之有无，来表现墓主有无子孙。由此可知，许浑这一联诗，“禾黍高低”是形容“六代宫”的荒芜，“松楸远近”却并不是形容“千官冢”的荒芜。于是朱东岩说：
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
他把上句的重点放在“千官冢”。意思是说，六代以来豪华的人物已成为松楸茂郁的坟墓，而豪华的宫殿已成为禾黍高低的田野。这样讲，这二句也是对等平列的。
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己尽。
这是唐汝询的讲法。他与朱东岩的讲法又有歧异。他並不以为上句有盛衰之感。他给上句加了一个“虽”字，给下句加一个“而”字，再用“犹存”和“已尽”来表示他所理解的这二句的逻辑关系，于是它们就不是对等平列的了。按照一般作对偶句的习惯，一联二句，诗意总该是对等平列的，如果作者要用来表示因果关系，或正反、是非关系，上下句都必须有一个虚字来表明。许浑这二句诗全用实字，看不出诗意有正反关系。唐汝询的讲法不能服人，他是任意增字讲诗，恰恰成为曲解。
于是合殿千官，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这是金圣叹的讲法。用朱东岩的观点，还抄了朱东岩的结句。他们都以为这首诗是“单论陈后主事”，所以“官”与“宫”都是陈朝的人与地。朱东岩没有分别说明，金圣叹却分别说明了，人是“合殿千官”，地是“六宫台殿”。许浑明明说是“六代宫”，金圣叹却移花接木，政为“六宫”。
总结四家讲法，我以为没有一家完全可取。首先要知道，许浑此诗虽以陈后主事起兴，怀古的对象却在六朝。题目既然是《金陵怀古》，诗意不能只局限于陈后主一朝。况且第四句已点明是“六代宫”，更可知“千官”应当包括六代以来的人物。至于这二句诗的意义是慨叹六代繁华之地、之人，俱已成为陈迹，这是朱东岩、金圣叹的观点，没有错。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是不足取的。
现在我们接下去研究第三联“石燕”、“江豚”二句。这二句诗确是不易理解，摸不准作者写这二句的用意。“石燕”，《唐诗鼓吹》注引《湘中记》云：“零陵有石燕，得风雨则飞翔，风雨止，还为石。”“江豚”，《唐诗解》注引《南越志》云：“江豚似猪，居水中，每于浪间跳跃，风辄起。”可知此二物都与风雨有关，但与金陵或六朝毫无牵涉。诸家解释，都无法单独讲此一联，总得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廖文炳说：“宫冢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这是联系上句讲的。朱东岩说：“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这是联系下句讲的。唐汝询说：“千官有冢，六代无宫，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己。”这也是联系上句的。吴昌祺在唐汝询的评论上加了一个眉批：“言石能作雨，豚亦兴风，而英雄一死，则无复豪华也。”(《删订唐诗解》)他又是联系下句了。按照一般习惯，律诗第五、六句一联的作用在启下，诗意总是贯注到最后二句的。朱东岩、吴昌祺的讲法是传统的读诗法。不过许浑这首诗的第七句实在是“松楸禾黍”一联的概括，意义相同，故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也讲得通。他们都以为“石燕江豚”一联的作用是为存亡对比服务。“石燕江豚”代表万古常存的事物，千官、宫殿、英雄、豪华，代表已经消亡的六朝历史事物。
金圣叹的解释最为奇特。这里不再重录，请读者检阅上文。他用了一百字讲这二句诗，无缘无故的突出一个“事”字，和下句的“英雄”联系。对比的意义，不在存亡，而在“昔日英雄之事”和“今日石燕江豚之事”。昔日之英雄不知今日之燕豚，而今日之燕豚亦不知昔日之英雄。讲得似乎很有玄机，实则是自己没有明确的理解，这又是金圣叹大言欺世的一种手法。
贺裳《载酒园诗话》对于石燕的注，以为是“大谬”，他说：“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耳，何暇远及零陵。”他提出石燕指燕子矶，可谓妙悟。许浑作此诗时，可能是暗用燕子矶以代表金陵的自然风物。但既用石燕这个名词，就很自然地会利用零陵石燕与风雨的关系，形象地描写燕子矶头虽在晴天，亦似有雨。石燕虽出于零陵，诗家用作典故，当然不必“远及零陵”。不过，石燕问题解决了，使这一句诗扣紧了金陵。那么，江豚怎么办?是不是金陵还有的历史或地理上，还可以找到一个江豚的记录?
留下来的，还有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应当怎样理解?廖文炳解释为：“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这就丢开了“洛中”。朱东岩解释为：“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这个讲法是强调了“惟有”二字。“只有青山象洛阳，其馀一切都不象洛阳”。朱东岩的意思是以为应当这样讲。但是，如果说这是符合于作者本意的，那么，作者要表示的到底是什么呢?唐汝询释作“青山盘郁，足为帝都”。这说明他以为“洛中”是都城的代用词。全句的意思是：“惟有青山，还象个都城。其他都不成其为都城了。”这样理解，我看也是讲不通的。谁能说一座山象一个都城呢?
金圣叹说：“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这个讲法，和唐汝询的出发点是近似的。金圣叹以为“洛中”代表“王气”，所以这一句诗是说王气仍旧未终，因为青山还在。金圣叹这一解释，反使人胡涂。许浑诗第一句就说“王气终”，怎么会在结句说“王气仍旧未终”呢?而金圣叹却连声叫好：“妙!妙!”妙在前后矛盾吗?
贺裳评此诗结尾二句云：“语稍未练，亦自结得住。”他没有阐发诗意，止是说句子稍嫌不够“练”，但亦可以作为结句。这个评语非常含糊，“练”字尤为模棱。是语法没有精练呢，还是诗意没有表明?我恐怕贺裳自己还没有理解这二句的意义。
《唐诗选》的编者解释云：“这两句说英雄一去，豪华便尽，不复再留，只有青山依然无恙似洛中。从金陵想到洛阳，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这一解释，颇有意味，为前人所未道。可惜编者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同样的感慨”是怎么一回事，因而我不敢认为编者已理解了许浑的本意。
金陵的地理形势和洛阳相似，这是古代地理书上有记录的，应当引用来为这一句诗作注。但是注明了这一点，并不等于注明了诗意。许浑如果仅仅因两地形势相似而写出这句诗来为《金陵怀古》诗作结束语，又有什么意味呢?看来，许浑这首诗传诵了千多年，始终还没有人理解其结句。
事情要追溯到二百七十年以前去。当司马氏的晋朝政权狼狈渡江，偏安江左的时候，许多士大夫都有国亡家破的痛苦。金陵正在孙吴故都的基础上修建为东晋新都。《世说新语》记了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过江南来的人士，在新亭野宴，有一个周顗，暸望金陵四周景色，叹息道：这里的风景跟洛阳一样，可是山河到底不同。众人听了，都不觉流泪。”①风景跟洛阳一样，是指地理形势；山河不同，这个“山河”，便是指统治区域了。
许浑诗隐隐用了这个典故“惟有青山似洛中”也还是“风景不殊”的意思。当年从洛阳迁都到金陵，觉得金陵很象洛阳。现在金陵的六代豪华都已消灭，而自然风景依然和洛阳一样。这一句诗的作用，是呼应历史。从陈后主的亡国起兴，第二联立即提及六代宫，表示这首诗并不专指陈朝。最后以东晋建都时士大夫流亡到金陵时的感想作结束。如果许浑作此诗时，没有联想到《世说新语》中这个著名的“新亭涕泪”的故事。我想他必不会写出这样一个结句。前辈讲诗诸公，也没有联想到这个故事，因此，讲这句诗就都是很勉强。现在我揭出了这句诗的真正典故，就帮助《唐诗选》的编者解释许浑这句诗，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
许浑诗在后世的评价，差距很远，亦可见历代文人对诗的好恶不同。孙光宪是唐末五代诗人，是许浑的下一辈，他曾说：“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这几乎是许浑同时代的评论，已把他的诗评价很低了。宋代诗人刘后村说：“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浑诗圆稳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后村诗话》)而陈后山却说：“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可知在宋代，对许浑的褒贬亦已不同。宋末元初，方虚谷编选《瀛奎律髓》，评许浑诗云：“许诗工有馀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馀而韵不足，诗岂专在声病对偶而已。”又云：“浑句联多重用，其诗似才得一句便拿捉一句为联者，所以无自然真味。”这一评语，是论他联句多重复，诗没有韵味，但也肯定了他的工，就是刘后村所谓“圆稳律切”。元代杨仲弘选《唐音》，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都选录不少许浑的诗。《品汇》选许浑七律十七首，与李商隐十二首，刘沧十九首同列入“正变”卷，论曰：“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者也。……三子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
但是杨慎却对许浑的诗极其鄙薄。他说：“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而俗喜传之，至今不废。高棅编《唐诗品汇》，取至百馀首，甚矣，棅之无目也。棅不足言，而杨仲弘选《唐音》，自谓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不知浑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极多，仲弘之赏鉴，亦羊质而虎皮乎。”(《升庵诗话》卷九)这是宋代以来对许浑诗的最低评价。但沈德潜选《唐诗别裁》还选入了许浑的五、七言律诗十二首，可知杨升庵的评品没有使人悦服。
①《世说新语》原文：“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郑鹧鸪诗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应进士试十六年，至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方才及第。授官京兆鄠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为都官郎中。这是他最后一任官职，诗家称之为郑都官。不久就告老归隐而卒。估计他的文学、政治活动时期在唐懿宗成通至昭宗乾宁、光化年间，大约有三十年光景，他的第一诗集名《云台编》三卷。是随从昭宗避难华州，住在云台道院时所编。归隐之后，又编成《宜阳集》三卷。但现在他的诗集已统称《云台编》。
郑谷是晚唐一位重要诗人。在他的时代，是诗坛领袖。他和许棠、任涛、张【虫宾】、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是同时人，当时合称“芳林十哲”，后世称“咸通十哲”，与“大历十才子”先后辉映。温宪是温庭筠的儿子。
郑谷诗早年受知于李朋、马戴、司空图、薛能、李频。作诗千馀首，《云台编》所收仅三百首。《唐才子传》称其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这一评语，其实偏低了。“不俚”是作诗的起码要求，“清婉明白”也止是初学作诗者的基本标准。一个著名诗人，必然已能超过这两个标准。郑谷诗致力于五、七言律诗，写景叙情，善于贴切；属对炼句，亦极工致，但气分风骨，终不及大历诸家。他以《鹧鸪》诗著名，当时人称他为郑鹧鸪。我们现在就读一读他的这篇代表作：
鹧 鸪
暖戏平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唤湘江浦，苦竹丛深春日西。
此诗前解四句是描写鹧鸪在春暖之日，嬉戏于平原上，锦翼整齐。它的身分应当可以比之为山鸡。这句诗我可不懂，为什么把鹧鸪比之为山鸡?难道山鸡的流品高吗?下二句写洞庭湘水边的鹧鸪，下雨天在青草湖边飞过，花落时在黄陵庙里啼唤。后解四句是描写行人听到鹧鸪啼声。第七、八句应当和五、六句倒过来讲。在幽深的苦竹林中，夕阳西下时，这些鹧鸪在湘江沿岸相呼相唤。使旅游人听了，感动得掉泪。因为鹧鸪的啼声好象是在催人“不如归去”。唐代歌曲中有摹仿鹧鸪啼声的曲子，名为“鹧鸪词”，这里说“佳人才唱”，就是说歌女闻鹧鸪啼声而唱起鹧鸪词来，也有所感动而低眉发愁。
这首诗完全是咏物诗，八句全是赋体，不过描写鹧鸪而已。“雨昏” 、“花落”一联很好，但用来咏杜鹃也未尝不可。在郑谷的诗集中，这首诗并不是最好的，更不能以此诗为他的代表作。但一时有“郑鹧鸪”之名，倒反而把他的好诗埋没了。
不过，对于此诗的理解，也有极为矛盾的评论。朱东岩在《唐诗鼓吹》中说这首诗“纯用比、用兴，故佳”。而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却说：
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有纯用赋却不好。何则?诗之为言，思也。其出也，必于人之思，其入也，必于人之思。以其出入于人之思，夫是故谓之诗焉。若使不比不兴而徒赋一物，则是画工金碧屏障，人其何故睹之而忽悲忽喜?夫特地作诗，而人乃不悲不喜，然则不如无作，此皆不比不兴，纯用赋体之过也。相传郑都官当时实以此诗得名，岂非以其“雨昏”、“花落”之两句?然此犹是赋也，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
读圣叹这一段评论，可知圣叹也以为此诗病在全用赋体。使读者无所感动。但是他又以为最后一句诗“深得比兴之遗”，这就全部推翻了他自己的上文。原来此诗又并非“纯用赋”体，最后二句，还是有比兴的。可是，我实在无法把这句诗讲出比兴的意义来。比的是什么?从何处兴起?圣叹在讲解下半首诗时说：“此七与八，乃是另写一人，闻之而身心登时茫然。然后悟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之句，如之何后贤乃更纯作赋体。”这一段评论，真使人读之“身心登时茫然”。他说此诗结句是写另外一个人在听鹧鸪啼，并不是在青草湖边、黄陵庙里听的人。又说此诗虽然是咏物诗，却多半是在咏人。因此还不算“纯用赋”，不过后世诗人却有纯用赋的了。圣叹一开始就指出此诗纯用赋体，本来不错，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又肯定了结尾二句有比兴意义。于是要从自己的矛盾中解脱，发现了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而咏人就是“比兴之遗”。这里，我们只能说是反映了金圣叹的思想混乱到连自己也莫知适从。至于朱东岩说此诗好在“纯用比，用兴”。他既没有指出比兴的意义在那里，我们更是无法索解。
郑谷还有一首鹧鸪诗，倒是比出名的前一首好得多：
侯家鹧鸪
江天梅雨湿江蓠，到处烟香是此时。
苦竹岭无归去日，海棠花落旧栖枝。
春宵思极兰灯暗，晓月啼多锦幕垂。
惟有佳人忆南国，殷勤为尔唱愁词。
侯家歌*能唱鹧鸪词，郑谷在筵席上听了，即作一诗，题目就称《侯家鹧鸪》。这样的诗题，在中、晚唐诗中常见，例如张祜集中就有《董家笛》、《丘家筝》、《李家柘枝》等十多首。
此诗是把歌*唱的鹧鸪比之为被捕在笼中的鹧鸪。第一联写时节，正是江天梅雨淋湿花草的时候。江蓠是花名。第二联说被拘囚的鹧鸪无法再回到苦竹岭老家去，从前栖宿过的海棠树也都已花落春残了。第三联写春宵灯暗的时候，鹧鸪怀乡之情，在晓月当空的时候，深闭在锦幕中的鹧鸪不停地悲鸣。第四联说，惟有这位歌*也怀念南方，代你唱出了怀乡的愁绪。这二联点明题目，用在结尾，艺术手法极巧。第七句更好。既把鹧鸪比为失去自由的羁旅之人，又把歌女比为失去自由的鹧鸪。“惟有佳人忆南国”是说歌女怀念南方家乡。“殷勤为尔唱愁词”是说歌女唱鹧鸪词，既是唱出了自己的乡愁，也是代你唱出了乡愁。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是用双重比兴，比中有比，岂不是写得比前一首高明得多?我以为“郑鹧鸪”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诗。
郑谷还有一首著名的诗：
雪中偶题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这首诗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有一个姓段的赞善(官名)曾根据诗意画了一幅雪景。郑谷作了一首谢诗，题云：“予尝有雪景一绝，为人所讽吟。段赞善小笔精微，忽为图画，以诗谢之。”这首诗的结句云：“爱予风雪句，幽绝写渔蓑。”由此可知，画的是披蓑衣的渔翁在大雪中晚归的景象。在宋元人的话本小说中，每逢讲到下雪天，这首诗常常被引用来作“有诗为证”的唱词。
此外，郑谷诗集中有好几首拗体诗，也值得注意：
石 城
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
江人依旧棹舴艋，江岸还飞双鸳鸯。
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落春悲凉。
烟浓草远望不尽，千古汉阳闲夕阳。
倦 客
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
匹马愁冲晓村雪，孤舟闷阻春江风。
达士由来知道在，昔贤何必哭途穷。
闻烹芦笋炊菰米，会向渔乡作醉翁。
这里选取二首为例。这二首诗的上半首平仄都不粘缀，一句之中不协，上句与下句之间不协，读来就感到声调急促。无抑扬摇曳的律诗特征。这种诗称为拗体诗，又名为“吴体”诗。我们已讲过杜甫的两首吴体诗(见第四十篇)。现在可以参看。吴越方言与歌唱，在东晋时第一次为中原士大夫所接受，过江名士，多喜学吴语。乐府歌曲中也出现了吴声曲辞。从隋到盛唐，南方土音，又为中原士大夫所鄙弃。安史乱后，中原人士多流寓江南，于是渐渐有人爱听吴音。顾况、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常见有吴吟、吴音、越调等语词。张祜诗有“更学吴音诵梵经”之句，可知僧尼也学吴音念佛经了。吴体诗本是吴越间人诵诗的调子，如果依调配字，就成为一种新体的律诗。从此以后，七律中有了这样一种格式，宋元以降，一直有人仿作。
《瀛奎律髓》有“拗字”一类，选了杜甫以下唐宋五、七言拗体诗二十八首。现在抄录一首黄庭坚的诗，比较吟诵，可知江西诗派硬句的渊源：
题落星寺
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
诗人昼吟山入座，辞客夜愕江撼床。
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
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
曹唐：游仙诗
曹唐的事迹，《唐才子传》叙述较详。传云：“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唐始起清流，志趣淡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己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此外，《唐诗纪事》云：“初为道士，后为使府从事，咸通中卒。作游仙诗百馀篇。”又，《全唐诗》云：“初为道士，后举进士，不第。咸通中累为使府从事。”三段小传，其不同处止在曹唐有没有进士及第。唐宣宗大中共十四年，懿宗咸通共十五年。曹唐在咸通年中曾在几个节度使幕府中做事，与“咸通中卒”也并不矛盾。看来他早年是一个能文工诗的道士，后来做了许多游仙诗，大出其名，就被某些节度使录用。他没有举进士，在节度使幕中，恐怕地位很低，不是判官、记室之类。他的诗集中也看不出有与达官贵人交契的迹象。《唐才子传》还记录了他与罗隐互相嘲谑的故事，可是在二人的诗集中都没有互相唱和投赠的诗篇，可知他们的交情不深。由此看来，大概曹唐止是依靠他的游仙诗而垂名于后世。
曹唐诗未闻有单刻本。《全唐诗》收曹唐诗二卷，主要是大、小游仙诗。大游仙诗是七言律诗，集中仅存十七首，与《唐才子传》所言五十篇不合，显然已遗失了三十三首。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加上《唐诗纪事》中引用的一首，共存九十九首。大约原来是一百首，仅遗失一首。
游仙诗是很早就有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诗分为二十类，其第九类就是游仙。他选了晋代诗人何劭的一首，郭璞的七首，都是五言诗。大约游仙诗这个名目就起于晋代。当时道家思想成为时尚，文人都爱好阅读道家书籍。修心养性，炼丹服药，希望延年益寿，甚至飞升成仙。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就成为一种新的内容，游仙这个名词就标志着这一种内容。唐人李善注《文选》，给郭璞的游仙诗做了评注：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前四句说游仙诗的内容应当是描写厌弃人间、鄙视仕宦、到洞府仙山中去服药修炼的事情。后四句是评郭璞的游仙诗，说他自叙太多，文辞虽然不俗，诗意却太狭窄。最后二句说：郭璞的游仙诗已有前辈批评过，很有道理。
所谓“前识”(前辈学者)，指的是锺嵘。锺嵘在《诗品》中论郭璞云：
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他把郭璞的诗，比之于潘岳。郭璞是东晋初期的人，他的诗已改变了西晋平淡之风，所以为晋室中兴时期第一诗人。李充作《翰林论》，也把郭璞列于诗人之首。以上一段是他肯定郭璞的诗格。接下去就专评郭璞的《游仙》诗。他以为这些诗词气激昂慷慨，与道家冲虚玄妙的气质距离太远。又举郭璞的两句诗为例，认为这些诗的内容止是在发泄其坎壈不得志的感情，象阮籍的《咏怀》诗，而一点没有仙趣。
以上是游仙诗起源的情况。道家思想不时行以后，通行了山水诗。再后，又通行了秾艳的宫体诗。从此没有人再作游仙诗了。
到了唐代，“仙”字产生了新的意义。唐代文人常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仙女、仙人。因此，又把狎*称为游仙。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文人张鷟写了一部小说《游仙窟》，就是记述他和一些*女情爱的故事。小说中有许多五言诗，也就是一种新型式的游仙诗了。曹唐的《游仙》诗，便是从《游仙窟》发展而成。
大游仙诗今存十七首，似乎是插入在许多仙女故事中的诗篇。现在把十七个诗题抄录于此：
(一)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
(二)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
(三)刘晨阮肇游天台。
(四)刘阮洞中遇仙子。
(五)仙子送刘阮出洞。
(六)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七)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
(八)织女怀牵牛。
(九)王远宴麻姑蔡经宅。
(十)萼绿华将归九疑留别许真人。
(十一)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馆。
(十二)紫河张休真。
(十三)张硕重杜兰香。
(十四)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
(十五)萧史携弄玉上升。
(十六)皇初平将入金华山。
(十七)汉武帝思李夫人。
这里一共有十一个故事。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一、二)，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三至七)，牛郎织女的故事(八)，麻姑的故事(九)，萼绿华的故事(十)，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十一)，张休真的故事(十二)，杜兰香的故事(十三、十四)，秦女弄玉和箫史的故事(十五)，皇初平的故事(十六)，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十七)。除张休真以外，其馀都是从士大夫到一般市民都熟悉的神仙故事。我怀疑曹唐这些诗都是当时说唱故事的人用作插曲的，正和《李娃传》之有《李娃歌》、《冯燕传》之有《冯燕歌》一样。曹唐为每一回故事配一首歌词，后人收集起来为他编诗集，只有写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诗至今还保存五首之多，其馀的故事止存诗一二首。如果一个故事配一首歌是最早的说唱文学形式，那么一个故事配许多歌便是已经发展了的说唱文学形式。从曹唐这些诗题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得出，诗是与故事的发展配合的。讲一段故事，唱一首诗(歌)，已经完全是今天评弹的形式了。
到了宋朝，新兴了词这种文学形式。于是说唱文学中不再用诗为唱词，而改用词了。赵德麟的十二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分段歌唱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就是当时鼓娘们的唱本。再后一些，到了金代，出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是金代说唱张生莺莺故事的唱本了。
到此为止，我讲清楚了关于曹唐大游仙诗的两个问题：第一，游仙诗的起源与发展。第二，从它们的题目形式推测这些诗的作用。我以为是唐代评弹家的唱词。
小游仙诗今存九十九首，都没有题目，也不是赋咏某一故事。内容是写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有些诗很近似闺情式宫词。这是以一百首诗为一组的杂咏体诗，钱珝有《江行无题》一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写江船旅游的风物。王建有《宫词》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宫闱杂事。罗虬有《比红儿》诗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他所悼念的*女红儿。胡曾有《咏史》一百首，也都是七言绝句，咏历史人物。这一类诗，通称为“百咏诗”，也兴起于唐代。
现在我们欣赏一下大游仙诗中的五首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故事诗。可能它们已概括了整个故事。
刘晨阮肇游天台
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
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
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
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
前六句是叙述刘、阮二人步入天台深处，一路所见景物。末二句是唱词结束，转入说话的暗示。廖文炳在《唐诗鼓吹》中解释云：“此言随树而入天台，踪迹罕至，石路如新。而其中云气和煦，草色幽静，绝无尘俗之染矣。到此烟霞之中，不记生前之事，但见水木清深，疑是梦后之身。五、六二句，言洞中所闻，乃仙家鸡犬。吾至此地，不可无主人以托宿焉，所以欲就桃源而问之也。”
这样已通讲了全诗，可以无须再释。以后各诗，打算仍是抄录廖文炳的讲解，供读者学习古人串讲诗篇的方法。不过这里要补充说明二点：一，古人用“洞”字，意义和现在不同。象这首诗中所谓“洞中”，并不是指山的岩穴，而是指四山环绕的一片平地，就是西南各省所谓“坝子”。道家所谓“洞天福地”，就是与世隔绝的一块山中平原。少数民族所住的深山中的坝子，也称为“洞”，或写作“峒”。因此，“犬吠洞中”不可理解为狗在山洞里吠叫。
刘阮洞中遇仙人
天和树色霭苍苍，霞重岚深路渺茫。
云窦满山无鸟雀，水声沿涧有笙簧。
碧沙洞里乾坤别，红树枝边日月长。
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刘郎。
此诗前六句描写刘、阮一路行去所见风景。遇到许多桃树，采桃食之，顿时觉得身轻脚健。此时忽然有狗出来向他们狂吠，于是希望有人出来喝止这条狗。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来至天台，天气和而树色苍然，岚深霞重，其途又渺茫而极远焉。且云满于山，寂无鸟雀；水流于涧，若奏笙簧。其沙则粼粼皱碧；其树则灼灼殷红。是盖别有一乾坤，故日月之长，又异于人间之岁月也。不意仙家之犬，亦解迎人而吠。所愿花间有人，庶几免此，许我寻洞中之胜也。”
仙子送刘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来。
云液既归须强饮，玉书无事莫频开。
花当洞口应长在，水到人间定不回。
惆怅溪头从此别，碧山明月照苍苔。
此诗之前，大概还应当有一二首诗，咏唱刘、阮会晤仙女，仙女请他们吃胡麻饭的事。现在此诗已咏唱到仙女送别，显然是故事缺少了一大段。
廖文炳解释云：“此诗设为仙子之意以送之也。言殷勤相送，出山一别，岂得再来此仙境。君既归后，仙家之酒，须当强饮以消愁思，洞里之书，不可频开，以亵汙仙传。自此而思仙凡之事，亦相去悬殊矣。花开洞口，固无时而不在；水到人间，当无复有回时。今与二人溪边怅别，空对碧山明月，照映苍苔而已。”
这里要补充讲的是：(一)“云液”是仙女赠刘、阮的酒名。她们劝刘、阮多饮仙酒，可以延年益寿。“强”，是勉强，不会饮酒也应当勉强饮几杯。“玉书”是道家的书籍。内容大约是养生的药方或解灾辟邪的法术。故仙女劝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才翻开来看。否则，如果经常翻阅，就会损坏了仙书。
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
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
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
晓露风灯易零落，此生无处访刘郎。
廖文炳解释云：“首言自别刘、阮之后，懒将瑶瑟理霓裳之曲，想刘、阮已归尘世，其梦当不及仙梦之长也。综彼此而言之，我居洞里，别有一天，而春光寂寂；君在人间，相寻无路，而月色茫茫。尘梦、鹤梦，其相去为何如哉?五、六句言仙家景物常在，而不得与刘、阮相赏，今刘、阮一去，俨若晓露风灯，易于零落，悠悠仙梦，乃与尘寰相隔，正未知此生何处可访问刘郎耳。”
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诸仙子
再到天台访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尘。
笙歌寂寞闲深洞，云鹤萧条绝旧邻。
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
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苔石成尘，玉真之不见可知，尚有何于云鹤笙歌哉。盖当时草树烟霞，非不在望，而较之前度之色，往年之春，已异矣。虽桃花流水，依依不改，如不见劝酒之人何?”
故事大约到此讲完，这是最后一首唱词了。刘晨、阮肇的故事见于《幽明录》，只说刘、阮回到家中，所见的已是七世孙了。曹唐诗所表现的却是仙女思念刘、阮，刘、阮再入山访觅，不见仙女。这是当时说书先生增添的部分，很象崔護桃花的故事，从神话变为传奇了。
小游仙诗也选录四首，以见一斑，不用解说了。
芝草芸花烂漫春，瑞香烟露湿衣巾。
玉童私地夸书札，偷写云谣暗赠人。
昨夜相邀宴杏坛，等闲乘醉走青鸾。
红云塞路东风紧，吹破芙蓉碧玉冠。
笑擎云液紫瑶觥，共请云和碧玉笙。
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间因识董双成。
暂随凫伯纵闲游，饮鹿因过翠水头。
宫殿寂寥人不见，藕花菱角满潭秋①。
①“藕花”原作“碧花”。“碧”字与上句“翠”字重复，实在不佳。今改作“藕花”，好得多。我讲解唐诗而擅自改字，未免唐突，但想借此一例，与读者研究诗的用字法，也可以算作一次实验。
章碣：诗三首
章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不知其字，诗人章孝标之子。章孝标应进士试考了十年，至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方才及第。及第后，回家嘉庆①，先以诗寄家乡友人，诗云：
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
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及第后寄广陵故人》
诗意说进士及第比任官更为荣耀，我现在好比镀了金，出京回家省亲。旅程已经快要到扬州，故寄此诗报告朋友们，请大家洗净眼睛，改变对我的看法。以考上进士为镀金，是唐人俗语。“金汤”即“金液”。今人以出国留学或获得某种高一级的资格，称为“镀金”，语源即出于此。
章孝标这首诗反映了唐代知识分子对进士及第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章孝标这个人的气度狭小。当时有诗人李绅就写了一首《答章孝标》的讥讽诗：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十载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章孝标读了此诗，大为羞惭，但因此而终于不成大器，官位止于秘书省正字。
儿子章碣，也是屡试不及第。咸通末年(公元八七四年)，颇有诗名，满心以为可以成名了。乾符中，高湘知贡举，章碣去应试。谁知高湘从长沙带了他的得意门生邵安石来，录取了安石而不取章碣。章碣怨恨之馀，写了一首使他幸而能够传名于后世的七绝：
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望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这首诗以宫怨寄兴。唐代选举制度，有时也在东都洛阳设置考场，不过不是常例。章碣大约在洛阳应试，故比之为东都望幸。第一句说：宫中美人懒得妆饰。第二句说：因为心有怨恨，眉毛蹙紧不开。“眉月”即月牙形的眉毛。第三句说：即使到东都去也没有好处。第四句说：谁知君王自己带领了美人来，不会宠幸宫中的美人。此诗对高湘的讽刺极妙。《唐诗品汇》只选了他两首七绝，这首之外，另一首是《焚书坑》。
焚 书 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秦始皇帝为了箝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巩固其独裁政权，收缴天下儒家书籍，统统烧掉。又把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主要是儒士，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焚书坑儒”。也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据《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焚书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秦始皇下令史官，把秦国以外各国的历史书都烧掉。除了博士们所用的公家藏书以外，民间所藏“诗书百家”书籍，都要在命令到达后三十天内上缴给本郡郡守或郡尉，即在当地焚烧净尽。烧书以后，人民中如有私相谈论诗书的，处以死刑。“以古非今”，反对现政权者，杀其家族。官吏知而不揭发者，同罪。医药、占卜、种树的书，不必焚烧。
坑儒是在三十五年。当时在首都咸阳的儒生还有不满言论，始皇下令审问，定罪名为“为妖言以乱黔首”。审问之时，诸生互相检举揭发，最后把判定为犯禁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坑于咸阳。
由此可知，书是分散在各地焚烧的，坑儒只在咸阳。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焚书坑”三字连读，于是在临潼骊山下伪造了一处古迹：秦始皇焚书坑。章碣这首诗，是赋咏名胜古迹，也是怀古诗。诗意说：烧书(竹帛)的烟火销灭之后不久，秦始皇的事业就空虚了，因为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祖龙”是当时人民称始皇的隐语，“祖”就是“始”，“龙”象征皇帝。始皇生前，用种种方法，固守他的关河。现在，他所居之处，固守也徒然了。故诗云：“关河空锁祖龙居。”始皇焚书坑儒，也是为了锁住他的关河，惟恐读书人起来造反。岂知坑中的竹帛灰还没有冷却，关外已经有刘邦、项羽举兵造反了。而刘邦、项羽都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
章碣此诗，立意很新，对仇视知识分子的秦始皇，讽刺也很尖锐。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却是说出了一个真理：革命的动力不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运用他的知识，评论政治，是非、善恶、臧否，都可以凭他的知识论定，但对于施行仁政的统治者，他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施行苛政的统治者，他没有把他拉下来的能力。我国历史上聪明的统治者，对于“处士横议”，都不十分重视。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干出了焚书坑儒的蠢事，无补于他的“帝业”。倒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被压迫的农民，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会讥笑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事。”
同时人罗隐也有一首《焚书坑》诗云：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此诗三、四句大意说秦始皇计算错误，以为诗书真能救活被压迫的人民，这一层意思，却可谓“先得我心”了。
在“十年浩劫”期间，这首诗曾风行过一时。但是只截取了最后一句，作为革命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也就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充分理由，结果是与秦始皇殊途而同归。这是诗人章碣所想象不到的。
章碣此诗，以为秦始皇是在骊山下掘一个大坑，用以焚书的。所谓“坑灰”，是指竹帛(书)的灰烬。这就与事实不符。坑是掘来用以活埋儒生的。宋初提倡西昆体的杨億有一首咏秦始皇的诗(《始皇》三首之一)，其结句云：
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
这两句的诗意完全抄袭章碣，不过他改用项羽入关，焚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的故事。方虚谷把此诗选入《瀛奎律髓》，评论道：“第七句最佳，作诗之法也。坑儒未几，骊山已火。以一火字贯上意。”这样一讲，反映出作者与评者，都是糊涂虫。作者知道这是儒坑，不是焚书坑，但是他偷了章碣诗句，改了一个字，说是“儒坑未冷”。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是被活埋掉的，不是烧死的。坑既没有被火烧热，怎么说是“未冷”呢?这一句诗简直是事理不通，而方虚谷却以为此句“最佳”，并且用来教人以“作诗之法”，岂不可笑?方虚谷说此二句以一“火”字贯串，而没有想到儒坑中本来没有火。现在我给作者改一句为“焚书未烬骊山火”，这才是“以火字贯上意”了。
章碣的诗，现在仅存二十六首于《全唐诗》中，七律为多，未见佳作。方干有《赠进士章碣》诗，首二句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是说他作诗虽用旧形式，却能有新意。结句云：“此时才子吟应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可知章碣也象孟郊、贾岛一样是个苦吟诗人。只是才分不高，即使吟苦，也未能有足以使“鬼神惊”的佳句。
罗隐也有一首诗《送章碣赴举》，其颔联云：“久经离乱心应破，乍睹升平眼渐开。”似乎是在黄巢兵败之后才入京应举。但《唐诗纪事》说他是“登乾符进士”，乾符止有六年，正是王仙芝、黄巢举兵之时。章碣既未在高湘榜下及第，或者在此后一二年内终于成了进士，但又与罗隐诗意不合。此后他的传记是“流落不知所终”，恐怕也是战事的影响。
章碣还有一首诗值得注意：
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
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逆风船。
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
今古若论英达算，鸥夷高兴固无边。
这首诗没有题目，只题作“变体诗”。律诗第一、三、五、七句向来不用韵，此诗却押了“畔”、“岸”、“看”、“算”四个仄声韵，这是他创造的变体律诗。顾况作“吴体”诗，温庭筠作“双声”诗，李商隐作“当句对”诗，和章碣这首“变体”诗，都反映着中唐以后，有人在律诗的形式方面，试探于创新，但是都没有成功。
①唐人以进士及第后回家省亲，谓之“嘉庆”。又称“拜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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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阴洞庭湖边有一座黄陵庙，是祭祀帝尧的两个女儿的。据古代传说，帝尧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都嫁给帝舜。舜到南方去巡狩，娥皇、女英也随从同去。到了湘阴，二女留驻。舜帝独自南行，行到现在的湖南、广西交界处，所谓“苍梧之野”，得病而死，葬于九疑山下。后人为他建祠，至今九疑山下还有舜祠。娥皇、女英得到舜帝病死的消息，日夜悲哭，不久就投水而死。她们的眼泪洒在竹竿上，就成为湘妃竹。后人在湘阴为她们建祠，称为黄陵庙。
黄陵庙是李群玉经常经过的地方。他对这两位尧女舜妃的故事，很有感动，每次经过，必赋一诗。现在他的诗集中，还存四首。据说他从校书郎告病假回湖南时，又经过湘阴，在黄陵庙题诗一首：
黄 陵 庙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
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
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
犹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这首诗很流利，诗意也明白清楚，无须注释。第二句是说庙中神像塑造得栩栩如生。中间二联在写景中表凄恻的怀古之情。结尾句设想二妃还好象在悲哀地遥望南巡的帝舜，可是隔着湘江的九疑山，在云雾之中，乌沉沉地望不清楚。
李群玉题诗之后，当晚就住在山下旅馆中。梦见两个女子，自言是娥皇和女英。因为被李群玉的好诗所感动，所以来致谢。并且说，两年之后，你将“游于汗漫”，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你叙会了。李群玉就和她们互叙情好，一会儿她们便倏然不见。两年以后，李群玉果然得病身亡，大约就是神女所谓“游于汗漫”去了。
这个梦，大约李群玉很高兴，常常讲给朋友听。《唐诗纪事》说“段成式志其事”。段成式是《酉阳杂俎》的作者，喜爱记录异闻奇事，但李群玉的故事却未见于此书。不过段成式有两首《哭李群玉》诗，我们非但可以由此知道李群玉曾自己夸说过这个美梦，而且也可以了解李群玉的人品：
哭李群玉
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
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
哭李群玉
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
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无独有偶，同时有一位四川诗人李远，字求古，也是一个“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的人。宣宗时，宰相令狐綯要任命他为杭州刺史。皇帝说：“此人做诗，有‘青山不厌一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的话，他整天饮酒下棋，能做地方官吗?”宰相说：“这是诗人偶尔感兴，未必真是如此懒散。”皇帝说：“好吧，让他去试试，看他政绩如何。”李远上任之后，果然清廉能干，大得民心。李群玉喜吃鹅，李远却爱吃鸭。凡有贵客经过他的治邑，他不送财物，止送两只绿头鸭。他又喜欢收藏历史文物，特别注意于天宝遗物，曾在关中一个和尚处访得一双杨贵妃的袜子，郑重珍藏，常常取出来给朋友们赏玩。李群玉在黄陵庙题诗时，李远正任江州刺史。李群玉从湖南东游，路过九江，访晤李远。二人谈笑永日，情谊极为契合。李群玉又讲起黄陵庙梦中的爱情遭遇，李远也取出杨妃的袜子给群玉欣赏，并说：“我自从得到这双又软又轻，既香既窄的妙物之后，每次一见，就好象身在马嵬坡下，与贵妃会合。”于是二人皆拊掌戏笑，各有赋诗(见《唐才子传》)。
这是两个诗人的色情狂故事，都可以用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两个诗人，诗虽然写得很清逸，但人品都是端庄严肃，不象杜牧、温飞卿等人的风流放诞。因而他们都有被压抑的潜在意识。李群玉的梦，是他的潜在意识的暴露；李远的袜，也是潜在意识的寄托物。可惜当时二人所赋之诗没有流传下来。
李群玉还有几首黄陵庙诗，大约是早期所作，今一并抄录于此：
黄 陵 庙
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
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
题二妃庙
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滴松风。
不知精爽归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
湘 妃 庙
少将风月怨平湖，见尽扶桑水到枯。
相约杏花坛上去，画栏红紫斗樗蒲。
湘中古怨(第三首)
南云哭重华，水死悲二女。
天边九点黛，白骨迷处所。
朦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
万古一双魂，飘飘在烟雨。
二妃庙、湘妃庙，都就是黄陵庙。第一首是用竹枝歌体写黄陵庙下的姑娘们，穿了茜红色的新裙子，划船唱歌而去，使人感到水远山长，无可追踪。何义门评得好：“结句是欲往从之而无由，亦《楚辞》求女之意。”
第二首第一句写时，“春已空”即春光已尽。第二句用“子规啼血”来表现二妃的怨情。第三、四句说：不知二妃的精灵现在何处，我疑心她们在秋空中象巫山神女一样地行云行雨。这二句已透露了诗人的心理状态，为梦的预兆了。
第三首不敢曲解，似乎题目与诗不合，可能有错误。
第四首用赋体描写二女，全是这个神话的叙述。但结尾句，已有“疑是行云秋色中”的幻想了。
刘驾：诗八首 刘驾的生平不甚可知，合《唐才子传》及《全唐诗》两种资料，只能知道他字司南，江东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进士。与曹邺为好友，二人俱工古风。邺先登第，不忍先归，居长安，待驾成名，乃同归范蠡故山。时国家收复河湟，驾献乐府十章，上甚悦，历官至国子博士。所谓“江东人”，又云与曹邺同归范蠡故山，似乎二人皆越中人。但曹邺小传明明说是桂州人，可知记传有误。
刘驾诗多五、七言古体，在律诗泛滥，人人竞争一联一句之奇的时候，作古体诗成为空谷足音，亦足以引人注意。但现存刘驾诗一卷中，就是古体诗也没有特异之作，所以在晚唐诸诗人中，他不能如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代那样杰出。
早 行
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
心孤多所虞，僮仆近我行。
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
莫羡居者闲，冢边人已耕。
这篇《早行》是刘驾的著名作品，但也只是好在第一句。它和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二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被称为描写旅人早行的佳句。
旅人在客店里，梦还没有醒，已经被僮仆催起身，出门赶路了。于是，骑在马上，昏昏沉沉的，还是续做昨夜的残梦。每逢马嘶声，便吃了一惊。第三、四句说：早行人心情有孤独之感，因而走路不放心，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僮仆也和我一样，挨近了我一起走，不敢离开。第五、六句描写一个早字。树上的鸟还没有四散飞去，城头上还可见月亮正在落下。第七、八句写旅行人感到行旅的忙碌与辛苦，有点羡慕住在家里的人生活悠闲。但是，一看冢墓旁边已有人在耕地，便悟到居者也并不悠闲，他们也是要清早起来劳动的。这两句的意义是旅行人自己宽慰，也解释了上文“心孤多所虞”。
古 出 塞
朔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
北人尚冻死，况我本南越。
古来犬羊地，巡狩无遗辙。
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
中天有高阁，图画何时歇。
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
这是一首讽谕统治阶级开边的乐府诗，在晚唐诗中，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了。诗意说：胡地的风不会催开花朵，四季的气候都只能酿雪。北方人有时都会冻死，何况我是南越来的人。这四句写出关后的气候感觉。中四句说：从古以来，这种犬羊所居之地，一直有帝王到处巡狩。九州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发，可是皇帝还要发兵出征，开拓边境。下四句说：天上有一座高楼，永远在给开边的名将功臣绘画图像，以为奖励。这是指唐朝宫中的凌烟阁。阁上有历代文武勋臣的画像。结句是反话，但恐沙场上战死兵士的白骨，会比山还高。
贾 客 词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
寇盗伏其间，猛兽来相追。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商旅情况。商人住在客店里，天未明就出门上路，还说已经迟了。高山上有一条捷径，在昏暗中行走，一点没有顾虑。不提防那里有强盗，有猛兽。被害死了生命，金玉珍宝都被劫去，只有空的囊橐抛在路口。这个商人家在扬州，住的是大宅院，可是他的白骨却无法回去。当他在行路中被害的时候，家里的年轻妻子还正在对镜插花呢。
这首诗写得很紧凑简净，每二句概括一层意思，没有一个多馀的字句。“疾路”即快速的路，亦即近路，恐怕应当写作“捷路”。“伏其间”原作“伏其路”，重复了“路”字，今改为“间”字。
刘驾还有几首独创一格的诗，也抄出来展示他对诗的新形式的追求：
春夜二首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
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
几岁干戈阻路歧，忆山心切与心违。
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
郪中感怀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
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
晚登迎春阁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
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
望 月
清秋新霁与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
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
这五首诗，每首的第四句都重叠三字，第四首连上句共叠四字。这决不是偶尔的事，显然是作者有意尝试，创造一种新颖的句法。但这只是一时文字游戏，不可能成为定格，所以后世诗人，虽也间或摹仿做一二首，不算是绝句的一体。但我们可以给它们定一个名称，叫做叠字诗。
秦韬玉：贫女 秦韬玉，字仲明，京兆人。他父亲是一个禁卫军官，但他却爱好文学，作诗恬和浏亮。他巴结上当时有权有势的宦官田令孜，由田令孜的提拔，不到一年，官至丞郎，为保大军节度使幕下的判官。僖宗避难入蜀，他也随驾同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主试，僖宗特下敕命，赐秦韬玉进士及第，并命礼部把秦韬玉列入及第进士二十四人名额内一起安排官职。以后田令孜就汲引他为工部侍郎。
以上是《唐才子传》记载的秦韬玉的履历。由此看来，唐代三百年的诗人中，他的出身最为特殊。“丞郎”是县丞和校书郎一级的官职，一般都是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任官职。秦韬玉未经考试及第，已经以丞郎的官位任职节度判官，这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后来又不经考试，而由皇帝的敕命成为及第的进士，更依靠宦官的提拔，一下子升迁为工部侍郎，官运迅速，也是古所未闻的。
秦韬玉诗有《投知小录》三卷，但现存于《全唐诗》中的只有三十六首，大多是七言律诗。诗不甚佳，而《贫女》一首却为历代传诵的名作。
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诗写一个天生自然美丽的贫女，不学时世流行的梳妆打扮，因而不被人们赏识，嫁不出去。天天在家做针线活计，却是为别人做嫁时衣。诗的主题思想，一读就明白，显然是有比兴意义的。最后二句，尤其为历代以来，以文字工作为达官贵人服务的人，常常引用来发泄牢骚。“为人作嫁”这个成语，就是出于此诗。
但是，这首诗的总的意义，虽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间二联却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我们先看一段《唐诗鼓吹》中廖文炳的解释：
此伤时未遇，托贫女以自况也。首言贫居蓬门，素不识绮罗之香，拟托良媒以通意，不免枉已以徇人。亦为之自伤也。喻不可托人荐拔以致用也。且以人情言之，格调之高，未必致爱；梳妆之俭，对所共怜。喻世有才德者则不之用；致饰于外者，则好之耳。五句言不敢以工巧夸世，六句言不敢以描画自骄。未则致其自伤之意。谓吾所最恨者，年年压金线，以作他人嫁时之服，惜我贫居，久不适人，其情于是乎可恻也。
再看新近出版的《唐诗选》，编者注释云：
风流，举止潇洒。高格调，胸襟气度超群。怜，在这里也是爱的意思。时世，当代。上句的谁字贯下句。这两句说：有谁欣赏不同流俗的格调，又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卑俗的格调和奢靡的梳妆才被人喜爱。
从元明到如今，我只见到这两段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看清作者对此诗每一句的了解情况。《唐诗鼓吹》中朱东岩也有一段评解，说得很含胡，看不清他对关键句子的了解情况，故不录出。
以上两段解释没有多大差距。他们都把“谁爱”、“共怜”二句理解为平行句，“风流高格调”是属于贫女，“时世俭梳妆”也属于贫女。“敢将”、“不把”二句，廖文炳也理解为平行句，《唐诗选》编者虽没有讲到，但可知他和廖文炳的体会没有不同。
我认为，这两联四句，他们都讲错了。也许历代以来，读此诗者，也都是这样讲法。那么，这首诗一向没有人完全理解，也说不定。不过，喻守真注解《唐诗三百首》，在此诗后的一段“作法”简释却很有意思：
首句以“绮罗香”衬“贫”字。次句以“伤”字立意。颔联上句是自矜身分，下句是鄙弃时俗，颈联是不露才华，下句是不同流俗。末联是伤不得其时，“苦恨”是从“自伤”中来，“压金线”又从“针巧”①而来。贫女的拟托良媒，正反映诗人的无人汲引，不能得志……
虽然没有逐句讲明，但可知他都不把中二联的上下句理解为平行句。上句的理解没错，下句则似乎还没有讲通。
这首诗牵涉到“时世妆”。如果不了解当时妇女的“时世妆”是什么样式。就不容易了解第二联和第三联的下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搜集了一些关于从天宝至贞元、元和年间的妇女时行妆束的资料，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共怜时世俭梳妆”及“不把双眉斗画长”这两句。这两句的意义弄清楚之后，才能正确地了解两联的作者原意。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这是王建的一首《宫词》。说当时宫女的装束，还是天宝末年的时妆。鞋头小，衣裳也窄小，眉毛画得又细又长。当时民间妇女的装束已经改变，宫女的装束己成为老式，所以王建说幸而外人见不到这样装束的宫女，如果见到，一定会失笑。
白居易《新乐府》有一首《时世妆》，记录了贞元、元和年间妇女的时妆：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顋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下略)
脸上不施朱粉。唇膏是乌黑的。眉毛画作八字式，好象在哭。梳两个圆鬟而无鬓脚，象胡人的椎髻。总之，这样的妆饰是效法胡人的，所以白居易诗的结句云：
元和妆样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同时元稹有一首诗《有所教》，大约是教训他家中妇女的：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
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第一句容易了解，不要画长眉毛，要画短些。第二句我们已不易了解。“斜红”是什么?白居易诗中也有“斜红”，大约是涂胭脂的式样。白居易诗是说不涂红色而用赭色，元稹这一句是说涂胭脂宁可竖，不要垂。但怎么叫竖与垂就不可知了。第三、四句是说：虽然人人都要学时髦妆饰，但也要看各人自己适宜于何种妆饰。(“时势”即“时世”。)
贞元、元和以来通行的这种时世妆，称为“俭妆”，因为比较朴素，不用脂粉而用赭色土粉，也较为俭约。《唐会要》载文宗时曾下诏禁止妇女“高髻、俭妆、去眉、开额”②。可知当时妇女的眉样，又从短眉而时行到剃去眉毛了。
看了这些有关唐代妇女装饰史的资料，我们可以对某些赋咏妇女生活的诗篇有更深的了解。例如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句诗的时代背景，正是妇女眉样在转变的时候，所以新娘自己没有把握，不知道所画的眉样合不合时世妆。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讲秦韬玉的这首《贫女》诗了。起联和尾联都没有问题，大家所理解的也没有差距。主要是讲中间二联四句。
“谁爱风流高格调”，此句是贫女“自矜身分”。她知道自己风格太高，无人喜爱。诸家所释，都是一样。不过“风流”二字，并非指“举止潇洒”，而还是指妆饰高华。白居易诗中有几次用到“风流”，例如：
风 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
这里“风流”都与“时世”对举，两联都是平行句，可知“风流”也是指妇女妆饰时髦、漂亮的意思。秦韬玉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谁喜爱我这种不合时宜的高格调的打扮呢?”
接下去说：“共怜时世俭梳妆。”这里一个“共”宇，一个“俭”字，大家都讲错了，因此没有掌握到作者的原意。“共”字应讲作“许多人”，“众人”。“俭梳妆”本该是“俭妆”，因为要凑足七字，而加入一个“梳”字。整句的意思应当讲作：“大家都喜欢时行的俭妆。”许多人不知道当时的时世妆名为“俭妆”，于是廖文炳讲作“梳妆之俭，时所共怜”。《唐诗选》编注者讲作：“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这个“俭”被讲成可以肯定的美德了。
颈联二句就牵涉到画眉的问题了。当时是通行画短眉，或者甚至剃去眉毛的“时世”，那么，如果有一个姑娘自以为手指纤巧，偏偏要画长眉，岂非背时?诗人要描写贫女不敢背时，只得从俗，因此说：“我不敢自夸手指纤巧，所以不画长眉。”喻守真以为这下句是表示“不同流俗”，恰恰是讲反了。
结尾句“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构法。这是一个拗句，又称折腰句。在诵读的时候，只能照一般七言句那样读作“为他+人作+嫁衣裳”。
① 针巧：此字《唐诗品汇》作“纤巧”。《全唐诗》作“偏巧”，注云：“一作纤。”诸家引用亦多作“纤巧”。只有《唐诗三百首》作 “针巧”。观原诗下句对“斗画长”，则“针”字亦有理。
② 《唐会要》卷三十一载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此文中 “险妆”乃“俭妆”之误。《唐诗鼓吹》注引此文，作“俭妆”，是。
皮日休、陆龟蒙：杂体诗五首
皮日休，字袭美，又字逸少，襄阳人，隐居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登进士第，历官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咸通九年，东游吴越，认识了陆龟蒙，互相唱和，结为诗友。著有《皮子文薮》十卷。
陆龟蒙，字鲁望，别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汉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苏州人，居临顿里。善为诗文，名振全吴。举进士，未及第。家有藏书万卷，嗜饮茶，在顾渚山下置茶园又著《茶经》，卢仝以后，论茶道者推重之。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春，卧病笠泽，隐几著书，自编其诗赋铭记杂文，为《笠泽丛书》四卷。中和初，以疾卒。
皮、陆二人，自结交后，所为诗皆互相唱和，尝自编其唱和之诗为《松陵唱和集》。在文学史上，号称皮陆。他们的诗，在晚唐诗坛别成江湖隐逸一派。诗风清秀平淡，多题咏风物之作，无温李的缛丽，亦不作郊岛的枯槁。
现在我不想讲皮、陆的诗，但要讲他们二人开创的许多先例。首先是“丛书”这个名词，起于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原意是个人的“杂著”，后来却成为许多书的结集。南宋时俞鼎孙编的《儒学警悟》是中国第一部丛书，可能也是全世界第一部丛书。
唱和诗是早已有的，从初唐的君臣唱和到元稹、白居易的唱和，都是一人首唱，一人奉和，题目虽同，诗还是各人各做。到皮、陆则开始了次韵唱和，即和作的诗必须依次用首唱诗的韵脚。例如皮日休有《新秋言怀寄鲁望三十韵》五言古诗一首，最初四韵是“郊”、“巢”、“蛸”、“敲”。陆龟蒙写了一首和诗，题云：《奉和袭美新秋言怀三十韵次韵》，这首诗的最初四韵也是“郊”、“巢”、“蛸”、“敲”。以下也完全依次用皮日体原诗的韵脚。这就称为次韵和诗。陆龟蒙有一首《和张广文贲旅泊吴门次韵》。张贲停船在苏州时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陆龟蒙依韵和了一首。后来又作一首酬答张贲，题目就称：《又次前韵赠张广文》，这样就是连作两首次韵诗了。自从皮、陆首创了次韵唱和之后，后世就有了一人首唱，众人次韵和作的风气。为了争奇斗胜，有时甚至和到许多首，称为“叠前韵”、“再叠前韵”、一直到七叠、八叠。这样的诗，完全是矜夸用韵之巧，诗的内容当然不会好。
在皮、陆以前，没有唱和诗集。《松陵唱和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西昆酬唱集》。从此诗的出版物中，又时行了一种唱和诗集。清代人喜欢结诗社，命题作诗，唱和诗集日益增多了。
皮、陆二人又喜欢做各种体式的诗。他们的诗集中都有一卷《杂体诗》，其中有杂言诗、齐梁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体诗、古人名诗、六言诗、问答诗，可谓别开生面，洋洋大观了。皮日体有《杂体诗序》一篇，说明这些诗的渊源。其中大多数是六朝时已有。刘禹锡也做过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诗。现在陆龟蒙加以新变，给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不过，这些诗体，毕竟是文字游戏，不能作为唐诗的发展。现在选录几首例子，看看晚唐诗人的以诗为游戏的雅兴：
(一)四声诗 四声诗四首，全是五言律诗。第一首平声，全诗都用平声字。第二首平上声。第一句全用平声字，第二句全用上声字。以下同样，一句平声字，一句上声字。第三首平去声。一句平声字，一句去声字，轮换到底。第四首平入声。也同样，一句平声，一句入声。下面是皮日休的《夏日平入声》：
先生何违时，一室习寂历。
松声将飘堂，岳色欲压席。
弹琴奔玄云，斸药折白石。
如教题君诗，若得札玉册。
(二)双声叠韵诗 五言绝句二首。一首用双声字，一首用叠韵字。下面是陆龟蒙的《叠韵山中吟》。第一、三句用平声韵，第二、四句用入声韵。每句五字同韵：
琼英轻明生，石脈滴沥碧。
玄铅仙偏怜，白帻客亦惜。
(三)离合诗 离合诗起于孔融，有二种。一种是单字离合，一种是名词离合。今各举一例：
晚秋吟(以题字离合)
东皋烟雨归耕日，免去玄冠手刈禾。
火满酒炉诗在口，今人无计奈侬何。
——皮日休
此诗第一句末字与第二句首字合并，即为“晚”字。第二句末字与第三句首字合并，即为“秋”字。第三句末字与第四句首字合并，即为“吟”字。这就是所谓单字离合。
药名离合夏日即事
避暑最须从朴野，葛巾筠席更相当。
归来又好乘凉钓，藤蔓阴阴著雨凉。
——陆龟蒙
仍用上下二句首尾二字结合，就是一个药名。此诗中所离是三个药名，野葛、当归、钓藤。但第三个药名显然是错了。药名只有鉤藤，没有钓藤。而这句诗决不能以鉤字结尾。可知陆龟蒙读错了药名。
(四)回文诗 回文诗起于晋朝的傅咸。他有回文反复诗二首，所以又称反复诗。一首诗，顺读倒读，都读得通，都是押韵的诗。六朝人的回文诗，都是四言、五言的短诗，作回文比较容易，七言律诗五十六字，作回文就不容易了。
晓起即事
平波落月吟闲景，暗幌浮烟思起人。
清露晓垂花谢半，远风微动蕙抽新。
城荒上处樵童小，石藓分来宿鹭驯。
晴寺野寻同去好，古碑苔字细书匀。
回 文
匀书细字苔碑古，好去同寻野寺晴。
驯鹭宿来分藓石，小童樵处上荒城。
新抽蕙动微风远，半谢花垂晓露清。
人起思烟浮幌暗，景闲吟月落波平。
——陆龟蒙
《杂体诗》一卷之外，皮、陆唱和诗中还有许多吴体诗，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讲杜甫诗的时候，我讲过他两首吴体七律，那是“吴体”这个名词初次出现。注释家都不很知道它的意义，直到清代的桂未谷还以为吴体就是吴均体。到中唐时期，在许多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见到吴声、吴吟、越调等名词，显然可知吴人吟诗的声调与中原不同。如果用吴人吟诗的腔调来做诗，就会做出一种拗句诗。但是，我猜想，这种诗用中原人的腔调来吟诵，是拗句；用吴声来吟诵，可能并不拗。中唐时期，中原人士到江南来的很多，他们喜欢听吴侬软语，于是吴声时髦起来。这情况，正和东晋时流行吴声歌曲一样。陆龟蒙是苏州人，他高兴做几首吴体诗。皮日休受他的影响。况且也在江南住过几年，他们二人的诗集中有好几首用吴体的唱和诗，可以证明吴体诗就是拗句诗，而不是吴均体。
《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是“拗字类”诗，选录五言律诗十首，七言律诗十八首。方虚谷有一段解题云：
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只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骼愈峻峭。今江湖学诗者，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唐诗多此类，独老杜吴体之所谓拗，则才小者不能为之矣。五言律亦有拗者，只谓语句要浑成，气势要顿挫，则换易一二字平仄，无害也。但不如七言吴体全拗耳。
从这一段解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五言律诗有没有吴体?(二)一二字拗与全篇都拗，是否都是吴体?杜甫只在全篇都拗的七言律诗前说明是吴体，一、二字拗的五言及七言律诗并不题作吴体。皮日休、陆龟蒙诗标明是吴体的，都是全篇拗句。他们也有一、二句拗的五言或七言诗，但都不标明是吴体。由此可知，只有全篇拗句的七言律诗才是吴体，一、二句有拗字的并不是吴体。因此，吴体与拗字并非一个概念。吴体诗是八句全拗。只有一、二句用拗字的诗，只能称为拗字诗，或折腰体，不是吴体。五言律诗只有拗字，没有吴体。这一结论，是我参阅皮、陆两人诗集体会到的。
现在选抄一首陆龟蒙的吴体诗以供参考：
晚秋吴体寄袭美
荒庭古树只独倚，败蝉残蛩苦相仍。
虽然诗胆大如斗，争奈愁肠牵似绳。
短烛初添蕙幌影，微风渐折蕉衣棱。
安得弯弓似明月，快箭拂下西飞鹏
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
柳宗元，宇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初，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与王伾执政，他们勇于革新政治，对地方则要削弱藩镇，提高中央权力；在宫中则杜绝宦官弄权。大约操之过激，触怒了豪门地主的保守势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这个集团中是颇受侧目的人物，与王叔文等被称为“二王刘柳”。
当年九月，任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贬官为抚州刺史，任司封郎中的韩晔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贬官的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贬斥。韩泰从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柳宗元从台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韩晔从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另外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岳州剌史程异贬为柳州司马，他们也被目为王叔文党与。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事件中的“八司马”。
八司马中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格完全不同。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而他的诗却与韦应物并称。文学史上称“韩柳”，是指二人的古文而言，称“韦柳”是指诗派而言。郊岛与韦柳，这四家诗风同出于盛唐的王、孟，但他们是同源而异流。郊岛的古淡，出于刻意做诗，苦吟觅句，不是自然的襟怀流露；韦柳的古淡，却是出于冲旷的心灵，随缘得句，没有雕琢的痕迹。然而韦与柳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韦较丰腴，柳稍质朴，这或者是为不同的生活境地所决定。柳宗元的诗淡朴到几乎没有特征，在唐代无人称道，直到宋代苏东坡才将他和韦应物并举。苏东垃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文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这两句评语，上句指韦应物的诗，虽较纤秾，却是简古；下句指柳宗元的诗，虽然淡泊，却有至味，不象郊岛的枯槁。苏东坡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还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又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并列了。
柳宗元的诗今存四卷，似乎都是贬斥以后十馀年间的作品。苏东坡赞扬的所谓“寄至昧于淡泊”的诗，都是摹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我们现在选录了三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惟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寄情于游山玩水，写了许多游记文，有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了不少山水诗，这三首是其中的一部分。愚溪本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溪流。柳宗元把它改名为愚溪，做了好些诗，编成一集，名曰《愚溪诗》。文集中有一篇《愚溪诗序》说明了这些诗的作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谓之冉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因家焉，更之为愚溪。又塞其隘为愚池。
把冉溪改名为愚溪，借此说明他之所以得罪降官，是由于愚。这是从一肚子牢骚中发出来的讽刺话。但是，他在愚溪附近散步吟诗，却一点也不暴露牢骚的情绪。第一首写雨后晓行，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宿云散在洲渚上空，表示雨停了。于是晓日照明了村坞。北池上的高树，被风所吹，使昨夜沾濡在树叶上的雨水受惊而洒落下来。这四句，把雨后晓行的情景生动地勾勒出来。最后说，我心里恰巧没事，因此，非常偶然地可以和这里的景物结个宾主交情。唐汝询解释这两句云：“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皆良朋也。”(《唐诗解》)这样讲，似乎没有重视原句中一个“适”字。作者并不是对此风景以后，才心无挂碍。他是恰好今天心境安静，因而有资格与山水为宾主。上句一个“适”字，下句一个“偶”字，互相呼应。从这两个字，读者又可以体会到，作者心无挂碍的时候，既然是偶然的，那么，有心事的时候。倒是经常的了。
第二首诗以首二句点题，接着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结束。杪秋即季秋，农历九月。清早起身，在幽谷中赶路，霜露浓重，感到寒冷。溪桥上落满黄叶，荒村中惟见枝干纵横的古树。偶尔见到一些寒花，觉得它们稀疏得很寂寞的样子。溪涧里的流泉也因为秋冬水涸而若断若续。以上描写了幽谷荒村的深秋晓景，接下去两句却使人出于意外。作者忽然提出了“机心”，而下一句的意义又不甚明确。唐汝询解释过两句云：“言机心已忘，则当入兽不乱，曷为惊此麋鹿乎?”，吴昌祺把唐汝询的最后一句改为“何得复惊麋鹿乎”，又加一个眉批云：“子厚自言不惊，唐似说惊，故易之。”(《删订唐诗解》)这样，他们二人对此诗末句的体会就不同了。依照唐汝询的了解，这两句可以解释为：我久已忘了机心，对人对物，都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却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又使麋鹿见我而惊骇。这样解释，则原句“何事惊麇鹿”的意义，肯定为已经惊了麋鹿。吴昌祺以为末一句应当了解作：怎么会使麋鹿见我而惊走呢!这就是他所谓“子厚自言不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事”，二字，既可解作“为什么”，又可解作“怎么会”，所得的意义恰好相反。不过，我以为这首诗的问题，不在于结句意义含胡，而在于作者突然提出机心，与上文毫无关涉。从诗创作的艺术角度讲，这首诗的结尾是根勉强的。
第三首的章法结构，和上一首相同。第一、二句点明题目。下四句写景，最后二句抒情结尾。“觉”字应当读去声，是睡醒的意思。醒来听到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起来开门出去，望望西园。望到月亮已从东山背后升起。这一句是偷了陶渊明的诗句：“素月出东岭。”(《杂诗》之一)泠泠是寒风的声音，月光所照，已可见竹根丛中泠泠风动了。远处的涧泉，此时听来，似乎比平时更响。偶然还听到山鸟在喧叫。“闻露坠”，“远逾响”，“时一喧”，这些辞语，都是刻画中夜的幽寂景色。这样，在半夜里眺望园林景色，靠在柱子上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一个寂寞的境界中，心里也很寂寞，还将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两句结语，含蓄着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心境。“将何言”包括着双重意义：自己无话可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以上三首诗的形式，也代表了中唐时期的五言古诗。第一首《雨后晓行》只有六句，用三个仄声韵。这种形式的诗称为三韵五言古诗(三韵五古)，亦称为五言短古。刘禹锡有三首《初夏曲》，现在抄录其第二首，以资比较：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
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
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晓花。
这首诗也是六句三韵，不过用的是平声韵，第二联作对句，上下句平仄谐合，显然是八句的五言律诗缺少了一联。这首诗称为三韵五言律诗(三韵五律)。亦称为半律诗。五言六句诗在齐梁时代已有，到中唐时代忽然又流行起来，还增加了七言六句的新品种。
第二首《秋晓行南谷》，全诗八句，第二、第三联都是对偶句，已具备了律诗的条件。但它用的是仄声韵，因此称为仄韵五言律诗。第三首《中夜起望》也是全诗八句，用平声韵，但不讲究四声谐合，中间二联不作对句，面目虽然象五言律诗，可是它只能称为平韵五言古诗。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题作《渔翁》，也是著名的，并且引起过讨论的作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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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绝句二首《石头城》《乌衣巷》 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没有到过南京，但他有五首赋咏南京的诗。南京是六朝故都，江东繁华之地。到刘禹锡的时代，这个城市已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它已荒落得差不多成为一个“空城”。有人写了五首关于南京的诗：《金陵五题》，刘禹锡有感于这个废弃了的故都，也和作了五首。这里我选录了二首。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极为赞赏的，认为是“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的佳句。这个故国空城，现在只被山围潮打，不必说出寂寞，已写出了它的寂寞。到了夜晚，城里有些什么?还象当年一样的有灯火楼台、清歌妙舞、彻夜热闹吗?没有了。有的只是当年的明月，还在从女墙上照连城来。诗人说“过女墙来”，这是城里人的语气。夜深了，惟有旧时月色，还象当年一样地照进城来。可知这是一个“空城”。淮水是指秦淮河，不是淮河。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是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六朝豪门大族的聚居地点。刘禹锡想象中来到这里一看，只见桥边野草开花，巷口夕阳斜照。当年在王、谢家厅堂前结窝栖宿的燕子，倒也还在，不过它们现在已飞到普通老百姓家里去了。
两首诗都用“旧时”，今昔盛衰的对比就明白了。旧时月色，所照临的是什么?诗人没有说。旧时的燕子，当年曾飞入王、谢家的堂前，而现在的燕子则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屋里。前者是含蓄的对比，后者是正面叙述的对比。
唐人绝句，一般说来，都不难理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例如王之涣的“黄河直上白云间”、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人人都爱读，人人都以为好，可见人人都懂得。其实不然，即使是一首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各人的理解也不会完全一样。现在选讲刘禹锡这两首诗，我打算以《乌衣巷》这首诗来作例子，搜集宋元以来许多人的解说，看看各人的理解有多少差距。
宋人蔡梦弼的《草堂诗话》和蔡正孙的《诗林广记》都引用了刘斧的小说《青琐摭遗》，来说明这首诗的本事：“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粱上，榭以手招之，飞至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其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暌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
这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的妄人胡诌出来的故事。他把王、谢改为王榭，作为一个人的姓名。又把乌衣说成是乌衣国，而乌衣又是燕子的别名。最后又引了刘禹锡这首诗，仿佛以为刘禹锡这首诗所咏的就是这个故事。幸而这个故事编得太离奇了，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不会受其欺哄，因而它没有给后世留下影响。
“世异时殊，人更物换，岂特功名富贵不可见，其高名甲第，百无一存，变为寻常百姓之家。……朱雀桥边之花草如旧时之花草，乌衣巷口之夕阳如旧时之夕阳，惟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寻常百姓之室庐矣。乃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风人遗韵。”这是宋人谢枋得《唐诗绝句注解》中的评语。
“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惟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后人以小说荒唐之言解之，便索然无味矣。”这是明人唐汝询《唐诗解》的解释。他以为王、谢住宅，依然存在，不过已为寻常百姓所居，燕子虽然还是飞来栖止，但已不是飞入王、谢堂前，而是飞入寻常百姓之家了。“小说荒唐之言”，即指刘斧的《青琐摭遗》。对于这一解释，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批了一句：“此解最是胜叠山(即谢枋得)。”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言王、谢家成民居耳，用笔巧妙，此唐人三昧也。”
施补华《岘傭说诗》云：“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
以上诸家的解释，互有同异。谢解以为王、谢第宅已百无一存，旧时燕子现在只能飞入寻常百姓人家。唐、沈二家以为王、谢第宅犹在，但已为寻常百姓所居。施氏之意，以为王、谢家已经式徽，但还住在这屋子里。燕子虽然仍入此堂，可是此堂已不属于豪门大族，而沦为一寻常百姓的住宅了。
一般人读此诗，对这第三、四句，从来不深入分析。总的体会，都以为作者借燕子来反映南京的盛衰。至于诗人笔下的那些燕子，到底是飞来原处呢，还是飞到别的屋子里，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谢枋得的讲法，还是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自从唐汝询指出了此诗的“托兴玄妙处”，于是许多人若有所悟，觉得这是诗人的曲笔。原来这些燕子，今天飞进去的老百姓的堂屋，仍是从前王、谢家的堂屋。诗句“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能讲作“飞到别处去了”。三百年来，许多人都以为这样说诗，深得作者之意。
但是，近来已有人提出了异议。刘永济在《唐人绝句精华》中评施补华之说云：“其说真曲，诗人不如此也。说诗者每曲解诗人之意，举此一例，以概其馀。”又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也说；“这‘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二还是一，问题并不大。施说的好处在于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现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也无妨留供参考。”
刘、沈两家的意见是相同的。不过刘说得坚决，以为施补华所代表的讲法是曲解了诗人的本意。沈氏说得婉转。她也以为施补华的讲法是曲解，但她又以为作者并无此意，而讲者不妨如此讲。这就是她所谓“好处在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
我把关于这首诗的材料提供在这里，请读者自己思考，应当怎样了解这首诗，怎样评断以上诸家的意见。至于我个人，觉得大家把问题集中在“王谢堂”和“百姓家”，未免找错了重点。应当注意的是“旧时”二字。上句既用“旧时”来形容“王谢堂前燕”，那么“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应当是“现今”的燕子了。诗人想到南京的燕子，在六朝时代，常飞入王、谢家高堂大厦中去做窝，而现在呢，南京的燕子都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旧时王谢堂前燕”，不能理解为就是今天的燕。旧时和现今，相差五百年，一群燕子，没有如此长的寿命。在诗的艺术方法上，“旧时王谢堂前燕”是虚句，是诗人的想象。“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实句，诗人写当今的现实。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那么“王谢堂”和“百姓家”的关系就可以获得正确的解释了。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徐州)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时王叔文得宠于皇太子李诵，及德宗病，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而自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是执掌经济大权的官职。转运使杜佑是挂名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其后，王叔文转官户部侍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顺宗在即位以前，早已中风，口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因此王叔文得以结交太监王伾，专权执政。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故当时称为“二王刘柳”。王叔文当权只有八个月，因为当年八月，顺宗病危，传位于皇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贬斥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接着又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此外，陈谏，韩晔等六人也都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所谓“八司马”。王叔文这个集团的政治措施在新旧《唐书》里几乎没有记载，但反对王叔文最猛烈的是各地藩镇，可以想见王叔文必有抑制藩镇的计划。刘禹锡和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时候，史书上说他们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的罪名是“挟邪乱政”，由此也可以想见这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权力斗争。关于这个政治集团的评价，我们让历史学家去探讨。
刘禹锡做了十年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召还。宰相本想起用他为省郎。这时他做了一首《玄都观看花诗》，讥讽了执政官，于是又被放逐外出，去做连州刺史。后来改夔州刺史，又改和州刺史。到大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才又召还，拜主客郎中。可是他又做了一首《重游玄都观》诗，执政官大不高兴，虽然有宰相裴度的赏识，也只能举荐他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裴度罢相，刘禹锡也就被排挤出去做苏州刺史。任满回朝，任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卒，年七十一。刘禹锡的最后一任是太子宾客，故后世题他的诗文集为《刘宾客集》。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是同样的。文学声望，在贞元、元和年间，也同样是惊动一时的。但刘禹锡活到七十一岁，柳宗元只有四十七岁。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了三任刺史，一任郎官。晚年还和白居易结交为好友。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因此，刘禹锡的诗名超过了柳宗元，在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
因为做了多年的外州刺史，到的地方多，熟悉各处的风土人情，这就丰富了他的诗料。他特别注意民间歌谣，吸收民歌的题材和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刘禹锡诗集中有《竹枝词九首》，又有《竹枝词二首》，又有《堤上行三首》，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竹枝词九首》是最初的作品，因为有一篇序引自作说明：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歙，知变风之自焉。
这一段序引，讲到几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句是说各地的民歌，声音虽有不同，但都是乐曲。“岁正月”，没有说明是那一年的正月。“建平”是个旧郡名，当时称为归州，即今之秭归。这两句，应当是说明作《竹枝词》的时和地，但时既不明白，地亦可疑，因此曾引起后人的研讨，我们留着以后再讲。下文是叙述作者在建平时听到儿童唱竹枝词的情况。这是一种联唱的歌曲，有人吹短笛伴唱，击鼓为节拍，歌的人同时也舞。谁能唱得多，就是胜者。以下五句，是作者对这种民歌的印象。黄钟是正宫音乐，其声词是和平中正的，但羽声是激昂慷慨之音。“黄钟之羽”是和平中带有激昂的音调。激昂是在歌曲的最后部分，象苏州的山歌那样。但也分不出那里是吴声，那里是楚声。“伧”是对吴人的鄙称，“儜”即“狞”，唐诗中常用此字来表示猛烈、激越，这里是指楚声。总之这些歌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很宛转的，有些象《诗经·卫风》中的那些情诗。以下六句说屈原在湖南，因为民间巫师唱的迎神送神歌都用鄙陋的歌词，所以改作较文雅的《九歌》，至今当地人民还在用他的歌词作为舞曲。刘禹锡也摹仿屈原作了九首《竹枝词》，使能唱的人流传开去。最后二句是说他把这九首《竹枝词》附在屈原《九歌》之后，使后世听“巴歙”的人了解“变风”的来源。“巴歙”是巴郡(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变风”是关于《诗经》的名词。郑、卫二国的诗，虽然是淫辞艳曲，但还是稍稍变样的“风”诗。十五国风中有正风、变风，文辞音调雅正的诗称为正风，文辞音调有些不端庄的称为变风。这里所谓“变风”，就是指上文的“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从这一段序引看来，刘禹锡开始作《竹枝词》九首是有意继承《九歌》的，后来他又作二首，就另外题作《竹枝词二首》，并不合在一起。另外他又作了《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其实也是“竹枝词”，因为这两组诗中都提到“竹枝”。
“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所以其第一个特征是地方色彩。刘禹锡在建平初次听到竹枝歌，仿效屈原拟作九首，也就运用这个地区的山水、古迹、风土、人物。他歌咏到白帝城、白盐山、瀼溪、昭君坊、永安宫，滟滪堆，瞿塘峡中的十二滩、巫峡，都是从夔州到归州这一段长江两岸的山水古迹。杜甫在这里旅居的时候，也有诗提到。《水经注》卷三十三对这些山水古迹有详细的叙述描写，可以参看。
至于风土、人物，在这九首歌词里反映出来的有人民在白帝城头和瀼溪桥上的唱歌，有昭君坊里和永安宫外的游女，有旅居在此地的妇人托返回成都的船带信给丈夫，有住在山头的女子到江边来取水，男子到山下来烧草灰肥田。九首诗组成了一幅风俗画。
民歌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究平仄粘缀。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表现在第三句。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拗体绝句的下半首音调较为急促，苏州山歌也大多如此。所以杜甫作拗体绝句，即称为“吴体”，刘禹锡序引中所谓“激讦如吴声”，也说明了民歌的这一个普遍特征。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因此，歌词的题材内容不会越出他们的生活范围以外。歌词的语气也大多自白，很少代言。这是民歌的第三个特征。刘禹锡这九首诗中，第二、四、六、七、八首都是用唱歌者自白的语气。
民歌的第四个特征是用眼前景物来作比喻。第二首以“花红易衰”比男子的薄情，以“水流无限”比自己的愁绪。第六首以“波浪不能摧”的滩石来对比来去不定的情人之心。第七首以瞿塘峡中危险的水道来对比“平地起波澜”的人心。意思是说，江水之所以有波澜，是因为底下有石头，而人心则在平地上也会起波澜。
利用同音假借字作文学的隐语，是民歌的又一个传统特征。晋代的《子夜歌》有一句：
雾露隐芙蓉，
见莲不分明。
“芙蓉”即是莲花(荷花)，在雾露里的莲花，看不分明。这个“莲”字被用来作“怜”的谐声字。“见怜”即是“被爱”。这里表达一个女子的忧虑，不知道那个男子到底爱不爱她。
又有《读曲歌》一首：
奈何许!
石阙生口中，
衔碑不得语。
“石阙”即是碑。碑生在口里，即是口里含着碑。“衔碑”是“含悲”的谐声字，这首民歌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的叹词，“怎么办啊!我满含悲哀，话都说不出来”。“雾露隐芙蓉”和“石阙生口中”这两句都是为谐声字而作的比喻，不是诗歌的本意。刘禹锡另外有一首著名的《竹枝词》，也用这个传统手法：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东边日出西边雨”，既是晴天，又不是晴天。一个女子听到她的爱人在江船上唱歌，捉摸不定，不知他对自己到底有无爱情。这里就用“晴”字来借作“情”字。
这种诗体，称为“风人体”。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锺蝾《诗品》。他说谢惠连“工为绮丽歌瑶，风人第一”。似乎是指民歌风格的诗。严羽《沧浪诗话》论杂体诗，有“风人诗”一格。注云：“上句述一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这就是以“晴”字谐“情”字音的方法了。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古有采诗官，命曰风人，以见风俗喜怒、好恶。”这里说明了“风人”是古代的采诗官。但古书中却未见有这个官名。总之，这个名词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唐代才开始流行。当时所谓“风人诗”，后世却称为“谐音诗”。皮日休、陆龟蒙都有几首风人诗，大约在中晚唐时代民歌中盛行这种谐声法，所以刘禹锡也采用在他的竹枝词中。
以上举出了民歌的五个特征。事实上，它们是一切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各地区有它自己的特征，当然不限于以上所提到的五种。刘禹锡能注意到巴东、湘、汉一带的民歌，汲取其内容和形式，写出自己的新颖的诗歌，这就可见他善于向人民学习。自从刘禹锡的竹枚词盛行于世，以后各地文人都摹仿他，用这种形式来歌咏本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出现了“广东竹枝词”、“扬州竹枝词”之类的作品，有些还在每首诗下附一段说明，于是“竹枝词”这个名词就变成了“风土诗”的代称，而失去了它的地区意义。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这是说刘禹锡作《竹枝词》是在贬官朗州司马时，朗州旧称武陵，就是现在的湖南沅陵。如此，则“竹枝歌”是湘西的民歌了。但是，刘禹锡的自序里明明说这些《竹枝词》是在建平时所作，而且刘禹锡从夔州刺史转扬州刺史时作过一首《别夔州官吏》诗：
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
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
巫山暮色常含雨，峡水秋来不恐人。
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
这首诗明确地说九首“竹枝词”是在夔州时所作，可知《旧唐书》的记载是错了。夔州和归州是邻郡，可能建平郡原先包括夔、归二州，后来分为二州，故夔州亦可用建平这个旧名。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歌》，很快便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孟东野有一首《教坊歌儿》诗，有句云：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技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可知佛寺讲经的时候，有伶人唱《竹枝词》的娱乐节目。伶人以能唱《竹枝词》，得到丰厚的供养。孟东野感慨自己能诗而遭遇不如能歌，因而悼念诗道的没落。又有《自惜》诗云：
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
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
这是说他竭尽昏花的老眼，抄写自己的诗送给朋友，却又怕自己的诗已经过时，反而会被巴州的竹枝词嗔笑。
在同时的诗人中，也有许多跟着做竹枝词。现在所能见到的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李涉四首。晚唐五代有皇甫松作六首，孙光宪作二首。
“竹枝歌”这个歌名的意义，从来未见解释。我们说它是巴东、湘、汉一带在竹林中劳动的青年男女的抒情歌，也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没有文献可以证实。但《花间集》中收有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都以“竹枝”和“女儿”二字为和声，因此，又可以推测它是以和声为歌名的。但是，为什么用“竹枝”和“女儿”为和声呢?这又可以回到第一个推测去，大概最初是有些在竹林里劳动的男青年，爱恋女青年，即景生情，唱出了他们的情感，就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现在抄录一首孙光宪的《竹枝》：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
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由此可知当时每一个七言句都分二段唱，每段之后都有和声。唱的是一人，和的可以是许多人，这就是所谓“一人唱，千人和”。“千”是虚数，意思只是说“许多”，白居易《何满子》词云“一曲四词歌八叠”，我们也可以从竹技词的形式中体会到它的意义。“四词”即四句，“八叠”即八段。四句诗分八段唱，可知是唐代歌唱绝句的谱式。
皇甫松的六首《竹枝》，形式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同，它们每首只有二句，例如：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莲女儿，
花侵橘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而且有一首是用仄声韵的：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
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皇甫松是巴蜀人，他这六首《竹枝》，显然不是依照刘禹锡的诗格写的，很可能他是直接采取了民歌的本来形式，只是两句的短歌。例如《水经注》所载巴东渔人的民歌，也只有两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不论是两句或四句，它们的和声都同样用“竹枝”和“女儿”，这就可知不是文人随意制作，而是民歌的原来样式。竹枝歌之所以用“竹枝”为歌名，可以肯定是这个理由。
和声虽然只有两个字音，但也是协韵的。“枝”和“儿”是韵。皇甫松另外有一首民歌《采莲子》：
菡萏香连十顷波举棹，
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
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此诗以“举棹”和“年少”作和声，“棹”与“少”也是协韵的。
竹枝词都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作。绝句是言其诗体，竹枝词是言其内容。清代有一个刘大勤，去问他的老师王士祯：“竹枝词和绝句有什么不同?”王老师回答道：“竹枝词是专歌咏风土的，琐碎的、诙谐的，都可以写进去，一般是要求有风趣，和绝句完全不一样。”(见《师友诗传录》)
看来这一对师生的观念都很糊涂，学生的问题已经不合逻辑，老师的回答也还是不合逻辑。这种情况，在清代人的诗话里，经常可以发现。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辰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李白的性格是高傲的，他有铮铮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在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面前，他表现得目中无人，桀傲不驯，可是在一位农民老妈妈面前，他却如此谦卑，毕恭毕敬，像小孩一样老实腼腆，这就是李白，天真可爱的李白。
王绩：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龙门)人。隋大业末，官为秘书正字。因不愿在京朝任职，就出去做六合县丞。天天饮酒，不理政事。不久，义兵四起，天下大乱，隋朝政权，有即将崩溃之势。他就托病辞官，回到家乡。李唐政权建立后，武德年间，征集隋朝职官，以备选任。王绩还应征到长安，任门下省待诏。贞观初年，因病告退，仍回故乡，隐居于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王绩与其兄王通，都不热中于仕宦。王通隐居讲学，为河汾之间儒学宗师，著有《文中子》。王绩以诗赋著名，其文集名《东皋子集》。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两个文化系统，逐渐趋于融合。但是杨坚的政权，被他的荒ΘΘ无度的儿子杨广断送了。统一的新文化．没有来得及发展。在初唐的几十年间，唐代文化，特别是文学，基本上是隋代的继续。
王绩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我们现在选讲唐诗，也就从王绩开始。《野望》是王绩的著名诗作。这首诗一共八句，每句五字。古人称一个字为一“言”，故每句五字的诗，称为五言诗。第三句和第四句词性一致，句法结构相同。第五句和第六句也是词性一致，也是句法结构相同。这样形式的结构，称为“对字”，或称“对偶”、“对仗”。每二句称为一联。词性一致的对句，如“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称为“对联”。上、下二句不对的，如“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和“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都称为“散联”。每一联末尾一个字，都是“韵”，或称“韵脚”。这首诗第一联末尾是“依”字，于是以下三联末尾一字就必须用与“依”字同韵的字。
按照这样的规律结构起来的诗，称为“五言四韵诗”。后来称为“五言律诗”，简称“五律”。我国古代诗歌，最早的是《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四言诗。其后有了以六言句为主的《楚辞》。汉、魏、南北朝诗才以五言为主。这些古诗，都不在声、韵、词性、句法上作出严格的规律。因此，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律诗”。王绩这一首诗是最早的唐代律诗，但在王绩的时候，“律诗”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故一般仅称为“五言四韵”。
这首诗是作者在故乡北山下东皋上傍晚眺望时有感而作。东皋，即东边的高原。第一句“东皋薄暮望”，说明了诗题。地：东皋，时：薄暮，事：望，全都交代了。这种表现方法，叫做“点题”。五、七言律诗的第一句，或第一、二句，通常都得先点题。第二句是说出作者在眺望时的思想感情。如果从字面上讲，对照上一句，他是觉得转来转去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但这样讲却是死讲、实讲。他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而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一方面是没有赏识他的人，另一方面是没有他看得中愿意去投奔的人。因此，在社会上“徙倚”多年，竞没有归宿之处。这是活讲、虚讲。诗和散文句法的不同，就在这里。在散文里，“徙倚”必须说出在什么地方，“依”必须说出依的是什么对象：是人物还是树木或山石。象这一句诗，不增加几个名词是无法译成散文句的。因此，散文句子绝大多数不会有双关意义。
第三、四句，即第二联，描写眺望到的景色。每一株树都显出了秋色(树叶的黄色)，每一个山头都只有斜阳照着。这也还是按字面死讲，而其含蓄的意义却是：眼前所见尽是衰败没落的现象，不是我所愿依靠的和平、繁荣的世界。
第三联是描写眺望到的人物。牧人赶着牛羊，骑马的猎人带了许多狩获物，都回家去了。第四联就接上去说；这些牧人和猎户，他们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们，彼此都没有相识的人。于是作者写出了第八句。在一个衰败没落的环境中，又遇不到一个相识的人，便只好放声高歌，想念起古代两个隐居山中、采野菜过活的伯夷、叔齐了。
一首律诗，主题思想的表现，都在第一联和第四联。第二联和第三联，虽然必须做对句，较为难做，但在表达全诗思想内容，并不占重要的地位。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第二、三联删去，留下第一，四联，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重要的缺少：
东皋薄暮望， 徒倚欲何依。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你看，这样一写，第二句的“依”字更清楚了。作者所要依的肯定是人，而不是树木山石。
学习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先了解这个作品及其作者的时代背景。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有一个成语，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术语，叫作“知人论世”。要了解一个作家之为人，必须先讨论一下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世。但是，了解一个作家的时代背景较为容易，这个作家的传记资料愈多，我们对他的“知人论世”工作便愈容易做。至于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就较难了解。因为一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几十年间的事，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小段生活环境。对于一个诗人，我们要知道他的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除非作者本人在诗题或诗序中自己交代明白，否则就很不容易明确知道。
王绩身经隋唐二代，对于他这首待，似乎必须失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才能了解它针对的是些什么。著《唐诗解》的明人唐汝询说：“此感隋之将亡也。”这样，他是把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前。这样，第二联就成为比喻隋代政治的没落了。清人吴昌祺对唐汝询的意见，表示异议，在《删订唐诗解》中加上一个批语：“然王尝仕唐，则通首只无相识之意。”唐汝询以为王绩感隋之将亡，因而，为了忠于隋代，有效法伯夷、叔齐，归隐首阳山之志。吴昌祺提醒了一句，王绩也做过唐代的官，不能把这首诗理解为有隐居不仕之志。唐汝询以“长歌怀采薇”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吴昌祺则以为诗的重点在“相顾无相识”，“徙倚欲何依”。何文焕在顾安的《唐律消夏录》中增批了一句“王无功，隋之遗老也。‘欲何依’，‘怀采藏’，可以见其志矣。”这样讲，就把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后，而以为王绩是隋之遗老，所以赋诗见面表示要做一个“不食周粟”的隐士。
许多著名的唐诗，历代以来，曾经许多人评讲。同一首诗，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关于王绩这首诗，我选取了三家的评论，以为代表。何文焕的讲法，显然不是可取的，因为王绩在唐代做过门下省待诏、太乐署丞，虽然没有几年，已不能说他是隋代的遗老。至于他在贞观初年，已经告老回乡，这里很可能有政治上的利害得失，史书没有记录，我们就无从知道。
我以为这首诗很可能作于隋代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但王绩并不效忠于这个一片秋色和残阳的政权。他的“长歌怀采薇”是为了“徙倚欲何依”，是为了个人的没有出路。待到唐皇朝建立，李渊征集隋代职官，王绩就应征到长安出仕，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
我这样讲，完全是“以意逆志”，没有文献可以参证。但是恐怕也只有这样讲法，才比较讲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