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邦贤 配乐:赝砚考

岳飞、文天祥、乾隆、张伯驹……当一方砚跟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它的地位不免显赫，故有“砚以人重”之说。然而，今有一位吴笠谷先生发现，许多名人砚竟是“赝砚”，于是将其考证编为一本《赝砚考》，以正视听。“不证伪就不知道真的东西如何好。”吴笠谷如此描述他揭开赝砚“盖头”之缘由。

在这些赝砚中，最“大牌”的莫过于“岳飞砚”了。这方砚身世惊人，传先有宋室三忠烈岳飞、谢枋得、文天祥铭文，后有清代三名流宋荦、朱彝尊、王虚舟题款，煞是壮观。此砚在“文革”后散失，却被众多砚友津津乐道。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方“岳飞砚”因其铭文而火，也因其铭文成了被证伪的命门。在铭文中，描述了朱彝尊到宋荦那里看到了这方砚，因而写下了“康熙壬子二月四日”的日期。据朱氏《年谱》及其诗文，他那时客居扬州。但是，宋荦自订的《漫堂年谱》中，这时宋荦还在家乡商丘，根本没有和朱彝尊见面的机会，何来观砚题款之事？就此，这三位清人款为假可以确定。而世上砚只见前人款伪、后人款真，没有拿后人假款附在前人真款上的，那只是画蛇添足而已。由此可见，这方砚就是一赝品！

或是凑巧，吴笠谷证伪的另一方砚也和文天祥、朱彝尊、宋荦有关，那就是文天祥玉带生砚，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与岳飞砚并称“双壁”。此砚元代时为元代文学大家杨铁崖所藏，他著有《玉带生传》记载这方砚，此书后被收入《宋遗民录》中。自杨铁崖后，这方砚就不知去向，直到宋荦作有《玉带生歌》，宣称自己藏到了这方砚，而朱彝尊后来也看见了，还作文称颂。再后来，宋荦将此砚进献给了康熙，从此它就一直深藏于皇宫内，直至运至台北故宫。乾隆非常喜欢此砚，为其作了《御制砚歌》和《御制砚铭》，并将其收入《西清砚谱》。

然而，在杨铁崖《玉带生传》中，记载此砚为长方形，铭文刻在砚背，而台北故宫长期展览的这方砚却是椭圆形，铭文在腰间。原来，《玉带生传》因涉及汉人抗击少数民族之事，在清代是禁书，很多人没见过，不辨其伪，而到了乾隆年间，皇上甚爱此砚，就算有明眼人，但谁也不敢拆穿“皇帝的新衣”，就这样以讹传讹了。

无独有偶，在吴笠谷的研究中，乾隆出错的次数很多，几乎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也难怪，他当时见到的砚很少，不像今天有大量砚出土，我就见过许多唐宋砚。”吴笠谷介绍，在编《西清砚谱》时，大臣中只有纪晓岚和刘墉懂砚，而他们都很圆滑，一边将描述真砚的文集编进《四库全书》，一边又将乾隆的假砚编进《西清砚谱》，而《西清砚谱》恰恰也进入了《四库全书》，造成了如今真假不分的滑稽事。

此外，《西清砚谱》里面有一方砚对砚史的伤害比较大，那就是乾隆内府所藏“晋王廞壁水暖砚”，它是最早的有图可考的“名人砚”。从铭文看，这方砚原藏于晋代名家王廞，有唐宋两名相李德裕、虞允文题铭，唐、宋、清三次入禁苑御府。然而，王廞题铭中说它是暖砚，就是可以拿来烤的砚，但它又被《四库全书》记载为“绝类端石”之美石所铸，而如果美石拿来烤，恐怕早已成为“石灰”了。另一方乾隆内府所藏今尚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晋玉兰堂砚”情况类似，铭伪是与虞允文行迹不符。四库馆记这方砚“似端石”。今天有端砚学者根据《四库全书》的记载，推断端砚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这就已经将砚史改写了，要知道端砚应该是唐代才出现的。

不仅是乾隆、宋荦等古人犯过错，就连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也走过眼。他曾在一朝夕之间连得柳如是、钱谦益夫妇的两块砚，大喜过望，撰文成佳话。然而，在那块柳如是蘼芜砚中，刻有“汝奇作”三字，对砚缺乏深入了解的张伯驹并不知此为何人，便未存疑。其实，这位“汝奇”是清时著名文人制砚家谢士骥，他是乾隆年间人，而柳如是却是清初人，去世时谢士骥还未出生。“张伯驹是字画方面的权威，他没有考证这方砚也很正常，术业有专攻嘛。”吴笠谷评价道。

值得一提的是，吴笠谷不仅证伪，也归纳出了这些伪品的文物价值。比如，岳飞砚的铭文“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就很经典。“与《满江红》一样，真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都代表了岳飞的民族气节，铭伪意真，仍不失为名砚中的名砚！”

吴笠谷认为，在识别假砚的过程中，需要有“疑罪从无”的考虑，在没有铁证前不轻易下结论，并且也要看清赝品的真价值。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大量的读书和识字，在艰难的求证过程中，识赝而藏真，这才是藏砚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