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衣美女被杀优酷: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4

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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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思公

九 陈其美嫌疑

上文我们排除了袁世凯和赵秉钧是暗杀宋教仁主谋的嫌疑，洪述祖虽然教唆杀人，但毕竟杀宋是应桂馨主动提出施行的，应的背后是否另有指使者呢？从应与前革命党人的关系，和他本人依靠上海国民党势力才存在的背景，以及他与陈其美特殊的帮会关系，陈都有重大嫌疑。将陈其美列入嫌疑人是个很尴尬的事，在宋案发生前后，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他的报道，基本都是正面报道，宋被刺，他最早赶到医院，他哭的最伤心，宋死时，他陪伴床前，他大呼：此事真不甘心，真不甘心。几乎无法自持。他亲自去给宋买来楠木棺柩，追悼会上，由于黄兴缺席，而由陈主持，首先致辞。在破案过程中也到处见到他的身影。而他与宋教任的关系也异常密切，他们一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得以点燃武昌首义和上海光复的辉煌。民国首任内阁，宋和陈都被任命为政府部长。在当时国民党中，一般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以陈的地位和身份，很难将他和杀宋嫌疑人联系上。

但是不利的证据也不少。他和间接杀宋的应桂馨关系太密切，他和帮会的瓜葛也错综复杂，而最重要的是他策划了许多著名的暗杀。比如暗杀同为革命的战友，光复会领袖陶元章，在多年后才被揭露，他当时也是以上海都督身份，痛加斥责，积极缉捕凶手。谁也没想到他就是主使人。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把陈其美轻易列入嫌疑人，况且，主要的嫌疑人洪述祖和应桂馨的秘密勾结也基本清楚。但是在解读他们的电函时确实有一大疑点没有解决，就是应为什么突然那样主动地杀宋，从毁宋到杀宋转变非常仓促，而从有关供词看，在应给洪述祖发电要杀宋前，他已经开始寻找杀手的准备了。他本人和宋没有私人恩怨，为什么突然在宋到达上海后，仓促行事。应桂馨杀宋教仁，凭他和革命党人的了解和关系，特别是与陈其美的交情，应该不会冒然行事，革命党人也是他在上海立脚的最大后台。应这种帮会中人，一向是脚踩两条船，在谋划刺宋时，他经常出入国民党机关，黄兴把几十万巨款通过他转去秘密运动军队。南方还是国民党人的天下，他不会天真地指望与其合作仅半年多的北京政府能保护他。所以陈知道或默许这件事的嫌疑有极大可能。而破案的离奇性多少暗示了陈对此事的知情度。

当然对陈其美的嫌疑指控，莫过当时北京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声明了。

北京国务院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

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这份声明让人难以忽视，虽然长期来人们并没有重视它，一个政府做出的正式声明，毕竟比报刊的某篇报道更严肃。从声明中，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并非空穴来风，但确切考证这种含心理因素的论据并不容易，我反对把动机看得很重。在其他指证中，的确有事实支持。

比如破案的迅速和离奇，和陈起的微妙作用则基本是事实。而武的送货上门式的被捕更是匪夷所思。另外武士英供词的前后矛盾，明显受到外界的操纵也符合。当他刚被捕时，不仅承认应指使他杀宋，而且显示对政治的无知，甚至不清楚所杀对象的情况。但是在二十天后的法庭上，他侃侃而谈：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他称：宋做农林部长尚做不了，现在他竟想做总统，做总理，所以要刺他。又说：宋要推翻中央政府，我爱助中央政府。他还讲他一向关心政治，明显把人们视线转向袁和赵的北京政府。而武的神秘死亡也非常可疑。袁政府和杀手隔着好几层关系，根本没有杀人灭口的理由。而武死在上海海运局的军营中，该部队是沪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完全是国民党控制的领地。杀人灭口的人最可能来自应的帮会系统和国民党党内卷入暗杀的势力。操纵武改口供和灭口的黑手从来没被揭露出来，也是宋案破解的一个关键。

其实在宋案暴发后，由于应与陈其美的特殊关系，还是有不少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陈其美。有个叫菊人的记者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主谋刺宋教仁果何人乎”的文章，说：“吾国今日社会之黑暗也，以流氓烂崽之行，而厕身士大夫之列，出其竞争权利之手段，排挤倾轧，无所不至。不得则从而杀贼之，凶险刻薄，以一己利益之故，不恤以元良俊秀巨材，供以牺牲。顾亦忝尸志士之名，僭居光复之功。且巍然跻要职，膺上赏。吾为民国羞，吾更为民国危矣。

前宋先生被刺之噩耗至，记者已窃窃然疑之，以为动以险恶手段加诸人者，非下流污贱之人，必不出此。记者旅沪，久稔是邦情状，流氓恶乞，与巡捕包探等相交，其党羽甚众，声气甚广。乃光复以还，竟波及上流人士。陶焕卿（元章）之被刺，黄克强之阻击不中，皆民国鼎鼎有名之巨公，今竟施诸吾可敬可爱之宋先生。呜呼，以上流之身，而遘下流之祸，是必有权利关系，可以驱使下流之人者为之主动，而主动者亦不外下流之人，而窃上流之位，欲夺取其权利，而因以酷烈之手段施之，则无疑也。

然指使者何人乎？有以下流之身而窃取上流之位者乎？有与宋君有权利关系者乎？有曾以一己权利之故，而以他人为牺牲者乎？此中有人不啻呼之欲出。观应桂馨出身历史，草蛇灰线，痕迹显露，以此探索，十可得***也。

前者陶公焕卿之被刺，与宋君之事同出一辙也。以彼辈神通广大，故事经二年，凶手尚未稽获。而此次则不及二日，罪不既得，意或天夺其魄，不欲长其威焰，以毒我民国耶”。（大风日报1913，3，26 引用文章做了部分删节）

这篇文章明显指陈其美为幕后杀宋的指使人，记者一再说的下流之人窃取高位之人，则影射陈和青洪帮的关系。比较奇怪的是当时陶元章被刺杀一案并没破案，而此人指控陈，可见是个深知内情的人。由于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密切关系，宋案发生后，传闻很多，陈其美不得不在报纸上进行澄清。

三月二十六日《民立报 》云：“前报纪罗良鉴曾告人言，程德全委应差，系陈英士君保荐，而陈君以并无保荐情事，上海新闻社员曾往黄公馆晤陈英士君，据陈君面述应桂馨最近之历史，特录如下。

陈君云：应之父，名文生，稍有家产。在数年前，以银五万元交其子应桂馨办理学堂，应即在甬特建校舍，规模甚为宏敞，学生有二百余人。迨后仗势欺人，为众不服，控将该校发封，应亦避捕，出亡。学生不愿解散，在沪分发传单。余（君自称）友姜姓者，在彼担任教务。余闻此事，以乡间创办如此学校，颇非易事，如经办不得其入，可另行公举，遂亲自赴甬，与应之邻人及学务员接洽，并调查实况。应系大族，计有三千余人，最老有四十三房。与各房谈论，多数允洽，遂返申。至文元坊访文生，时与乃父初次见面，与应尚未一晤。后因应所管文元坊之房屋甚多，余在沪组织革命机关，如有秘密事件，亦曾借彼房屋居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为英租界逐出时，亦曾借居其屋，与应文生相识。武昌起义后，应即以关于革命事来机关报告，以致上海光复后，即以谍报科长相委。迨后孙中山先生未任总统之前，在申，由沪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谍报，庶务二科每日前往照料。孙往南京，即在沪组织卫队护送到任。初时以为到宁即返，后孙先生即以卫队司令相委，继庶务长。缪姓事出，即任庶务事。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到申后，组织共进会，当时余亦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此主义。后余往北京，袁大总统在余面前谈及该会时常闹事，属南返时便中调查。后过南京，程都督亦谈及共进会事。余以该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余到申后，与应亦不相往来。一日应忽然来电话，谓由洪述祖介绍到宁见都督等情。应恐有意外事，不敢往，由余致电都督，请饬应将共进会内容切实整顿，后程都督复电，云已与应面议取缔之策。越数日应由宁来电，谓已得巡查差，可见余并非保荐也”。

陈的上述解释并不坦诚，首先他和应的帮会关系，被他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带过。最不可信的是，他居然以听袁世凯说共进会常闹事，就没再和应来往，这种托词太牵强了，事实他一直与帮会有密切联系，比如就在他说此话一个月后，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率领青帮发起“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旨”的铁血监视团，决心“铲除国逆巩固共和”公开反袁。张尧卿是以陈其美的名义号召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发起二次革命前奏。而共进会成员纷纷参加，可以看出，共进会的政治主张实际是激进的反袁派。后来讨袁战争打响后，张一度被推举为江苏临时都督。

即使在上面解说中，他一面说不与应来往，又说应在和洪述祖去南京前，因为自己的安全给他打电话，他也给江苏都督打了招呼。应把自己的安全都托付给他，这种关系能是不来往吗？实际上陈的解释是越抹越黑，反而暴露了他与应的密切关系。陈其美这个人，其发迹和后来的发达都与青洪帮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将陈的个人历史做一番交代。

陈其美这个人是个毁誉参半的问题人物，其推翻满清的革命历史很辉煌，能力很出众，其经历也很传奇。陈出身浙江湖州的一农家小乡绅家，几代人耕读，没出过什么有名的人，到其父陈延佑发生转机，他的三个儿子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个个有名。而真正使陈家最早发达的到是最小的弟弟陈其采。1887年中过秀才的其采赴日本留学，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刚刚23岁，就出任驻沪新军统带，不久便出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这给哥哥陈其美极大刺激。他从15岁就开始在典当铺学徒，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已经26岁，学徒还没干完。而弟弟只在日本留学几年，就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官职。这使陈其美下决心走弟弟的路，他请弟弟资助自己学费，也踏上赴日之路。坦率地说，他的留学带有强烈的升官发财思想。

1906 年陈其美东渡扶桑，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那时日本有几千中国留学生，而且革命思潮澎湃。陈到日本后，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响，他很快抛弃自己留学当官私念，当时，正值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总部在东京的同盟会大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陈不久即加入了同盟会。和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的资历是比较浅的，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这些人都晚很多，但他很快成为著名领导人之一，一方面由于岁数比较大，商界的多年锻炼，他显示的精明强干。另一方面则是他利用帮会扩大革命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

1908年春，陈其美在未读完东斌学校课程的情况下，便肩负起反清的革命重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说起他与帮会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他弟弟陈其采，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回国，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统帅当地新军，并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在此期间，他帮了上海帮会老大范高头一个大忙。范高头我们在前面应桂馨一章中提过，“范高头”是他的诨名，据说他脑门上长着一个很高的肉瘤子，好像头上又长了一个小脑袋，因此被众人称为“高头”。上海滩帮会林立，而青洪帮堪称上海帮会中的大哥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陈其采与青洪帮最高的老大范高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江苏沿海一带的著名青帮首领范高头是令上海官府头疼的人物。范高头出生于浦东高桥，由于他在光绪年间因人命案子被上海会审公廨洋人处理过，在从事帮会活动时，范每每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人，“上海洋人屡经受其滋扰，”其仇洋心理极重。有一次，范高头的一个手下名叫芮德宝的，在城隍庙一带，看到一个英国人正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出身流氓，但对洋人却不敢胡来，就走上前去劝解。不料，英国人蛮不讲理，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愤急之下，也不顾外国人是不好招惹的，就使出打手的看家本事，将这个英国人痛打了一顿。这下可惹出了大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的特权，英国领事馆因此要求审讯并惩办芮德宝。如果芮德宝落到英国人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作为芮德宝的老师洪帮老大范高头，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件很丢人现眼的事情。但是他又不敢开罪英国人，不敢说不让英国人审理芮德宝，因此他心里非常矛盾。就在范高头左右为难的时候，陈其采受理了芮德宝这个案子，帮范高头解了围。英国领事馆要求陈其采引渡芮德宝。陈据理力争，坚持说中国政府有权审理这个案件，并要求惩办那个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步，遂找人调停。最后结局是英国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一定的经济损失费。(扬树标《陈立夫家事》三叔陈其采)

陈其采对芮德宝案件的处理，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也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因此，范高头非常感激和佩服陈其采，从此，他们二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范高头也和陈其采的二哥陈其美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他自己和陈其美结拜成异姓兄弟，范高头的年龄比陈其美大差不多30岁。因此，陈其美加入青洪帮后地位很高，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陈在策动反清革命时很容易掌握住帮会这一强大力量。范高头死后，他手下有几个高徒，即黄金荣、刘福彪、李徵五和应桂馨，后来都追随陈其美，带领他们的手下参加了光复上海的战斗。而陈其美也正是主要因为这股力量，扩大了江浙一带的反清革命队伍，并成功上海举义成功，奠定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

陈其美和范高头手下的几个重量级帮会老大组成核心，在上海光复战斗中，应桂馨，刘福彪，李徵五等人都出力巨大。刘和李都发动了几百会众组成敢死队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而应也从中联络，积极协调。当革命成功，他们分别的到了较高职位，刘和李掌握部分军队，而应当上了孙中山的卫队司令。陈在荣任上海临时都督和后来任国民党总务长期间，一直保持和帮会的密切联系。相对来说，他最信任的人是应桂馨，从应主持孙中山具体保卫工作是陈其美安排可见。应后来在法庭上曾回答认识不认识陈其美的问题说：相识七，八年，陈常住在他家里。为了在革命后改造帮会，1912 年6月应桂馨筹组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的全力支持。在该会6月19日的广告中陈其美是首席发起人。在筹组过程中，以应桂馨、张尧卿、高士奎等为一方，以刘福彪、李徵五和扬州都督洪帮大盐枭徐宝山为另一方为争夺会中的实权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刘福彪、李徵五等人宣称因“宗旨误会”，“申明出会”。徐宝山也因抢当会长无望而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他们的失利与陈其美有意偏袒应桂馨有关。

既然陈其美与应桂馨关系如此之深，既是革命同志，又是帮会铁兄弟，应杀宋，陈作为上海地区最重要的权力人物，很自然应该成为嫌疑人。而陈其美这位“革命伟人”的历史非常肮脏，根本经不起审查。仅从民国建立以来，陈以高官大员的身份，就卷入了多启著名的政治暗杀，而且多有帮会牵涉其中。甚至可以说，他简直就是个暗杀狂人。

其中最有名的是1912年初刺杀光复会领导人陶元章，陈其美暗杀陶，很长时间得不到揭发，与宋案能有所参照的是，陈利用孙中山和陶元章的政治矛盾，和出于自己利益的关系，下如此黑手，超出人们的想象。陶案后，孙中山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抓凶手，大家都喊抓凶手，原来凶手不是别人，就是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整个是一个骗局。最近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对外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原本”有这样一段话：“我把陶成章杀掉，这件事我没有向孙先生汇报过，孙先生也没有和我谈起过，但是，我想这件事符合孙先生的愿望。这是他后来信任我的重要原因。”从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刺陶的深刻政治背景。

1913年的宋教仁，从政治背景讲，正处于与孙中山政治对立的立场。众所周知宋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早就政见相左。如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宋坚主责任内阁，而孙中山则坚决不作没有实权的总统，力主总统制；后来宋主张定都北京，与孙、黄意见不同。国民党的组成，宋的策划和贡献最大，因而成为实际的领导人，一部分革命党和同盟会中人对宋颇不满。当国民党组成后，外间谣言甚炽，宋教仁曾于民国元年9月16日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申明自己与孙、黄虽政见不同，但同是忠心为国，并且自己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但是宋积极与袁政府合作，改组国民党，争取出任内阁总理，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事实上孙中山已经被架空，孙后来曾抱怨，宋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他什么事也不再管。

我们看看孙中山的自己陈述：“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 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二次革命后孙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他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可见他与宋教仁建党理念的天壤之别。而陈其美则是国民党内最坚定支持孙的人，而且从他和宋分列国民党第三，第四的地位，他也有个人权利利益。

陈其美虽然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是他名声很坏，特别是个人生活腐化，一身流氓习气，他与陶元章结仇原因之一，就是陶对他整日流连于妓院非常不满。有一次正值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手中有钱，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军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陈在任上海都督时也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攻击不断，称之为“杨梅都督”。

陈的行事风格，由于受帮会影响，一向无法无天，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在上海光复后，他干了许多违法之事，张謇曾给黄兴写信，对陈及其部下表示不满。《民国经世文编》中收录了多份时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谴责陈无法无天的公文。比如，陈其美向某银行行索取军费，被予以拒绝后，竟将银行经理绑票。至于陈策划的暗杀案，可以列出一串，即有对敌方的暗杀，也有对内部同志的暗杀，还有帮会中的暗杀。其中很多精心策划，设计巧妙，奸险狡诈。

陶元章刺杀案中，他就设下圈套，他派蒋介石先与陶谈判，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和承诺，骗取了陶的信任，当陶告诉蒋自己住址后，当晚就派出杀手进行暗杀。在陈策划暗杀洪帮大盐枭镇江都督徐宝山时，特意设计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的家里，将徐炸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暗杀仅距离宋案发生2个月，而假冒古董商的手法与宋案中假报案人也是冒充古董商卖画的方法大有相似之处。

另外，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仅仅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英士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而二次革命时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之死，则是陈策划的又一次成功的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李燮和。李是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他本与陈约好共同起事。不料陈想抢头功，提前一天发动，进攻江南制造局，并孤身入敌营劝降，给清军抓了起来。李燮和闻讯，急令他指挥的“光复军”全力救出陈其美，这才扭转危局，上海随之“光复”。 对李这样一个救命恩人，陈本该铭感在心，可在随后推举沪军都督之时，陈竟然唆使青帮弟兄大闹会场，反对李担任都督，自己抢当了都督。这还不算，后来李在吴淞自任军政分府都督，陈深忌之，乃派人暗杀，虽然未得手，却也吓得李离开了上海。

陈在1911年12月12日还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下令枪毙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并准备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从陈的这些所作所为看，他真是一个没有原则，崇尚暴力的人，对此周恩来在１９４３年曾经指出：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关于陈是否有没有杀宋的动机，本人并不愿多谈，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宋任党的领袖后，孙中山被架空是明摆的事实，双方在政治理念，对时局的看法和工作方向的分歧也很明显，陈其美则始终是孙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在宋死后国民党的变化和改组中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太多以各种心理推测来判定袁世凯或赵秉钧为幕后杀宋凶手的论说，如果套用那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对孙中山和陈其美的杀宋动机同等地检验，一定不少于对袁赵的嫌疑。如果陈暗许杀宋然后再将应抛出去，以此一石二鸟，能达到既除宋扬孙又能搞臭袁的双重目的。我们不必做过多这样的“大胆”推测和结论，还是应更关注真正的疑点和证据，鉴于陈其美的种种劣迹和他与应桂馨的特殊关系，我们虽然没有他直接参与谋杀宋教仁的证据，但我们把所有疑点综合一下，可以看出个大概。

1陈其美是青洪帮湖州帮大佬，应桂馨是陈帮会中最密切的同伴，最信任的成员。

2陈推荐应从事秘密活动，并推荐给孙中山担任保卫工作。

3陈支持应担任青洪帮改组的共进会会长职位，控制着这个组织。

4陈了解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关系，并为应担任江苏巡查长的职位说过话。

5陈通过电报局的卧底，掌握洪与应的电文联系情况。

6陈与应不往来是谎言，应在刺宋前仍帮助国民党转移秘密款项等重要工作。

7陈操纵着宋案迅速侦破，人证物证，凶手，后台以及重要文件全部起获。

8陈涉嫌凶手武士英的死，并且是暗杀专业户。

9陈与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和帮会继续合作，进行二次革命。他与帮会的关系从没中断，甚至蒋介石也继承他的衣钵。

此外还有几条比较模糊的线索。

1应桂馨在被引渡到中方后，被关押在陈的老部队的军营中，凶手武士英在预审开庭前一天突然死亡，而应在同样地方受着特殊照顾，他的被褥，衣服全新，美味佳肴，甚至提供大烟，生怕他出现意外。这显然有人在关照他。

2应桂馨的逃跑也有蹊跷。二次革命爆发，陈调来许多原光复上海的老部下攻打江南制造局，其中许多是以前帮会成员为主体的部队。当时一些士兵溃逃，共二十几个被暂时关进上海检查厅的看守所，应也关在那里。当陈的部队退向吴淞口时，传令将这些士兵被放出，但他们奇怪地在看守所大闹起来，并毁掉大量案件档案。而应也里应外合地带领囚犯暴动，并顺利逃跑。(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三十九回陈其美败走春申江)

国民党负责侦破宋案的周南陔有一段口述回忆，值得深思，他回忆说：直到二次革命起兵时，应桂馨尚未定谳，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主要策划人，就是陈英士，钮惕生诸先生，不幸失败，陈英士等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周南陔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曾向陈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城里地方监中，这人还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地把他枪毙？那时陈正在爱文义路一百号黄克强公馆里，军务繁忙，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周先生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回答：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 周南陔口述”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当时陈还把手一手指点另一手心，周猜可能意思是应桂馨仍在我们手里。结合前面的应逃跑情况看，陈的态度很费解，最起码他是放了应一马。

3关于陈其美的被刺杀，通常被说成袁世凯派人谋杀，但陈的被杀死仅在袁病死前一个多月，当时讨袁在全国已经四处烽火，到处狼烟，袁也处在重病之中，很难想象他去安排这样的谋杀。另外，当时上海本身就在袁政府控制之下，如果能抓捕到陈，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策动反叛名义逮捕陈其美，何必暗杀呢？

在帮会野史中有一种说法备考，陈其美，青帮大佬李徵五和应桂馨都卷入刺宋案，后来陈抛出应做替罪羊，也得罪了李，应在青帮内是最早拜在李的门下，有师徒情份，关系很深，所以陈死涉及帮内报复。(张子汉 <中国帮会大揭秘>湖北人民出版社) 而指挥暗杀陈的是张宗昌，他正是李的另一个高徒。李在辛亥革命时，亲自北上，招来张和他的几百马贼到沪，李任旅长，张任团长。张宗昌杀陈用的是标准帮会手法，利用他的原沪军部下，诱骗陈有一大笔煤矿转手生意，让陈当个保人，便付大笔酬金，急需金钱讨袁的陈便答应下来，试想这种帮会从事的商业勾当，如果不是深知陈的为人，和可靠线人运做，陈哪里会轻易上当。至于什么张宗昌收取袁几十万大洋杀陈是一种讹传，孙中山也说过袁士凯用七十万大洋买陈的头。这本身是两回事，当时有人传话给陈，袁政府愿意付几十万银元换取他不反袁，而张暗杀陈是两件事混为一谈。当然袁是否授命张宗昌去刺陈，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在宋案中，我们似乎处处看到陈其美的影子，但并没有直接证据陈到底在谋杀宋教仁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这并不奇怪。因为宋案涉及了帮会，帮会是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组织，内部情况很难说清。行事诡密，专以欺诈肮脏下作手段为业，陈其美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双重身分，有时一面是人，一面是鬼，很难看到他的真正面目。我们无法认定他就是谋杀宋教仁的指使人，但无疑他的嫌疑最大。当时北京国务院的声明虽然公开提出陈是杀宋的指使人，也没有拿出什么确凿证据。反到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指认更具有点可信度，他化名在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辛丙秘苑》，明确提到陈其美是杀宋的幕后凶手，虽然他是嫌疑人之一袁世凯的儿子，但是他本人一向不关心政治，而且他还是青洪帮大字辈的人物，对帮会内部情况颇有了解。如果幕后的杀宋黑手真的有陈其美，那很多宋案中的谜都会容易说清楚，不像现在这样迷雾重重。

十 系列连环谋杀案

宋教仁谋杀案后，比较奇怪的是几个重要嫌疑人纷纷在几年内死于非命，而每个人的死亡又都往往说不清楚，除死于袁世凯后的洪述祖，有很多历史书籍干脆简单的把这些命案统统解释成袁世凯杀人灭口。武士英之死，应桂馨之死，赵秉钧之死，陈其美之死，幕后指使人的罪名似乎都被安在袁世凯的头上，不知道袁真是个杀人魔王，还是有点冤大头。袁世凯这个人，曾经因为称帝复辟，让人痛恨，历史评价不佳，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把他描绘成窃国大盗，反面教材。但是这种历史观也造成对袁这样的历史人物绝对化，妖魔化的现象。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几十年，也做过许多促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改革等事情，他是继李鸿章后中国出现的很有世界眼光的政治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立宪运动，他的角色基本都是积极的，明智的。

关于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问题，近年史学界也基本澄清了一些不实说词。对他个人的评价，以唐德刚教授《袁氏当国》为代表的一些客观观点，也广为人们接受。所以今天，我们有条件对袁世凯这样的历史人物报以比较平常心的态度来评论和研究，在本文对宋教仁谋杀案的考察中，我们基本排除袁是第一主使人的嫌疑，既然他并不是真正的指使人，按说杀人灭口的说法基本就不成立，但由于他也被卷入宋案，出于各种动机，以及他所处的位置，宋案的嫌疑人的下场有的与他也有很大关联，下面我们还是具体人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武士英的死应该和北方袁政府没什么关系。上海当时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临时都督，政权各层职务几乎都由革命党人占据。当民国政府在1912 年4月成立，虽然上海都督府被撤消，任命陈其其美为内阁的工商总长，但陈并没赴任，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都仍在上海活动居住。鉴于他们的革命伟人身份，国民党掌控着上海政权。江苏省反正过来的都督程德全，在这种背景下，基本上对上海的事务听命于国民党人。宋案发生，虽然许多措施政令以程的名义下达，但都是与国民党人商量后才施行，他仅起个陪衬作用。而很多与北京袁世凯的沟通，经常是黄兴亲自出面直接打交道。破案，审判等基本在国民党控制下。

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宋案侦破，他本人就是帮会大佬，与陈其美的关系也很密切。当时武在囚所，与应桂馨分别关在英，法不同捕房，他们之间串供可能不大，但看管并不十分严格，以亲属等名义比较容易能探视到犯人。武后来翻供，明显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北京政府后来曾指责，陈其美出巨资贿赂租界巡捕房更改审讯武的记录，应该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线索，因为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武在后来被毒杀的原因。应桂馨谋杀宋的最重要证据是与洪述祖的相关电函，武死对他的罪责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武已有的供词和武在他家里的被捕事实，根本不可能因武死洗刷他的幕后角色。武被杀，一定是他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武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有什么口要灭呢？

四月十七日，宋案要犯被引渡到中方，先被关入上海检查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要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宋案，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在正常监狱只呆几日，就被转押至驻守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这里关押条件并不正规，房间临时钉了些铁条，来往的人都能从窗前走过。武世英到临时看守所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情况，在模范监狱也颇为安静，但偏偏在转押后第三天，拟定预审的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突然感到不舒服，当日也没出外散步，没进晚餐，昏昏欲睡，晚上武表现异常，驻军团长陈其蔚曾亲去探望，武自云是旧病，没大关系。而到夜里，喘声短促，军医赶来，其脉已乱，已处危急状态。陈早上报告上去，商请西医来诊，但医生尚未到，武就于早上九点多死去。武死后，”由红十字会延请了五名西医到场相验，他们检查武的尸体，喉鼻等处均有血沫溢出，显然不是暴病死亡。然后西医将其内脏等取下拿去化验，但最后报告确说未发现毒物。”至此，武的死亡完全成了个无头案。(徐血儿编<宋教仁血案>355-356页)

武的死亡，引起舆论广泛质疑，大多认为被人毒杀，犯人被关在租界监狱，一点事情也没有，刚转入中方看守地五天，就在预审前一天暴亡。而根据检验，武体质强壮，如果患病，也不大可能一天骤亡。但认定服毒，又没找到毒物实证。有一种说法是检验的西医也被买通，做了伪证，如果是真的，这个案子真没法弄清了。关于武的死，在当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留下，后来也不了了之。所以今天也不好判定他为何人所杀，而最大的嫌疑只能是看守他的人了。

看守应桂馨和武世英的部队是沪军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由于陈是浙江人，曾有人一度把此部队当成浙军，为此报纸还特别更正过，说明此军是上海临时都督府的原沪军改编。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五团，因为在几个月后的二次革命中，蒋就到这只部队找到陈其蔚，让其反正讨袁，史书记载说，蒋到老部队做反正工作。而督管这只部队的是国民党人黄郛，在案犯关押期间，他几次来督查。正如我们所知，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三兄弟，陈老大，黄老二，蒋老三。而在宋被谋杀破案过程，我们就从当事人的记载中得知，蒋参与其间。而蒋曾作为陈的最亲密同志，直接指挥了暗杀革命同志陶元章的阴谋。以陈，蒋和这只部队的关系，他们如果下手杀武，应该最具备条件。

据报刊记载，值得怀疑的一点现象是，武死当日，正值看守部队换班，原任看守的第一营一连，四连官兵撤防，改换二连，三连官兵接班，结果当日就发生武的死亡。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所以，武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当然应桂馨也有些嫌疑，毕竟青洪帮的能量也很大，但从事件前后看，武暗杀宋后，并不逃跑，而且反到搬到应家去住，武的口供前后矛盾，并不会影响应的定罪。应没有理由要在武被严密关押下还去灭他口，再者，应自己也在严密关押之中，策划这样的谋杀，难度是非常大的。应桂馨在武死后，自己也非常担心被毒杀，他吃的东西，都要看别人先尝过后再食，守卫者也怕再出意外，更是小心翼翼，看他犯大烟瘾，特批允许他吸大烟，并且加了六道岗，日夜盯着。至于要怀疑北京政府，更是荒唐，武是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冒着风险跑到看管严密的军营杀武做什么，完全不合常理。武的被毒杀，是干的非常漂亮的一件湿活，凶手没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怀疑陈也好，蒋也好，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只能讲他们有嫌疑，武世英的秘密至今难得其解，指使杀武的人很可能也是指使杀宋的人。如果武被杀的秘密能解开，宋案的真相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第二，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找死。应桂馨不愧做过青洪帮的老大，流氓泼皮，混世魔王。他的一生要从帮会大佬看，也算丰富多彩了，参加革命，服务孙中山，投身北洋，觐见袁世凯。可是他胆大妄为，本性难移，最终则是把自己的命彻底玩了进去。应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的逃跑陈其美助没助他一臂之力不好确定，总之，他的逃跑是由于陈的手下在监狱做乱，而且当时做乱的士兵还成心毁掉了上海检查厅的大批案件存挡，让人疑问重重。

应逃出后躲到了青岛德国租界里，当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的政府基本稳定了全国局势，他居然不甘寂寞跳了出来。1913 年底，应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他打着为武世英平反的借口，为自己鸣冤。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几天后他又再发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 应到青岛曾找到洪述祖，强索报酬，所以应死后，有一说是洪找人下手。不久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写信给袁索取杀宋的报酬。他的到京让袁十分头痛，应借口得到洪的命令行事，使他杀宋成为政府行为，如果将其抓捕，又是一场难断的官司，并使已经沉默的宋案再兴风波。而任其闹下去，又会使人联想自己与其同伙杀宋，这显然是袁不想看到的。如果袁世凯真的指使暗杀宋教仁，他可能会秘密给应一笔报酬，打发其了事，而如果是洪擅自而为，他背了黑锅，那他心中可想而知会愤怒怨恨不已，袁这个人是个不世枭雄，对付各种人等，他都是各有其道的。对文人名流，他通常是收买威胁利诱，而对于向应这样的帮会流氓式人物，他会毫不迟疑地杀机毕露的。

果然，当应得知某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他的住所，刚巧他不在后，吓得赶快离开了北京。他虽然走得快，但也没逃出一死，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客车，在出京到廊房路途中他便被人暗杀。而此地正好是赵秉钧任直隶总督所辖地域。后来有证据，杀应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袁下令杀应桂馨可能性很大，因为应提出奉命杀宋，并非乱咬，确有洪述祖批准电为证，这使袁政府左右为难，无发自圆。但是杀应谈不上灭口的问题，应与洪的电函早已公开于世，巨国皆知，虽然判断有争议，但证据已经大白天下，应通过洪述祖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应夔桂馨在车箱中是被乱刀砍死，死状极惨，如果仅是灭口，一枪毙命便是，又何必下如此重手，应的死完全是其大耍波皮，纠缠敲诈自寻的杀身大祸。应桂馨的死，从另一个角度说到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只是没有采用合法的方式罢了。

第三，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另一个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突然死亡，也许是时间的敏感和巧合，后人把赵的死将应的死联系在一起，赵秉钧因为宋案辞去了总理之职，好不容易风声过去，放出到直隶做官，没想到宋案象鬼影似的缠上他，宋案第一大嫌凶在他管辖的地段神秘的被杀，事情还在沸沸扬扬中，赵本人又突然暴亡。很多史学著作都将赵的死说成他是被袁世凯毒杀，一总统谋杀一个前总理，按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在相关记载中，没有见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而得此严重结论居然都是传闻，传说赵在应死后给袁打电话责备袁，然后袁就派医生毒杀了他。赵被毒死，没有家属的指控，没有尸体检验的报告，也没有具体的嫌疑人，甚至没有任何官方记载，然而这种说法被广泛被接受，而前提主要就是认定袁是个坏人，并且想当然地编造出，他指使刺杀宋教仁，他毒杀武世英灭口，他暗杀应桂馨灭口，他毒杀赵秉钧灭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中国历史的先生们如何开始形成的这种学风，他们似乎是先将一个历史人物判定为坏人，然后所做的就是将一切坏事往这个“坏人”头上栽，塑造出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反之，塑造的“好人”又神圣得没有一点暇疵，干了什么坏事也要百般从善意的角度解释。这是典型的把“历史”当成某种武器，工具。不仅成为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女孩，而且进而到任意奸淫。为了某种立场和目的，可以随便抽取一截传言来帮衬，不顾历史背景，不顾历史环境。历史成了谎话，以史为鉴，还能鉴出什么？而指责赵秉钧被袁世凯毒杀，就是这样完全不负责历史的典型。

赵的死亡除了时间与应的死有点巧合，情况显示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赵秉钧早年身体并不好，体质较弱。与赵关系很密切的北洋大员朱启铃曾回忆：“赵在甘新从军，随左宗棠参加金顺大军，出嘉峪关追剿白彦虎有功，以微职保至道员。赵对我说：在星星峡戈壁滩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几死，幸身压马腹，取微暖，未冻毙。此行全队人马，死者过半广彼之幸生，由蒙古军医灌以马鹿血致然。彼因筋骨折伤，一生不能近女色，惟与鸦片烟相依为命。在侍郎任内，京师戒烟令下，王公显贵，都无例外。此因政府与英国订约，以十年为期，断绝烟瘾，执行严切，京内外以戒烟死者无算，赵独具摺请罢职免验。召见时，亲向西后诉述星星峡前情，并称体弱多病，仅恃洋药存活，勒令戒绝、必至丧命，恳恩开缺回籍，以维残年等语。因此奉旨免其戒烟，此光绪末年任民政部右侍郎时事也，吾亲闻之。” (《章士钊全集》书赵智庵 文汇出版社) 这证明赵的身体一向并不好，而且多病。在宋案发生后，他马上就住进了医院，当时有人曾讲他是避祸装病，后来他曾出示了医生的各种诊断以澄清。1913年底，他重新被任命直隶总督，官邸在天津，2月27日突然死亡，虽然赵秉钧的死令人产生怀疑，但当时的报刊对于赵秉钧突然死亡的记载，更偏向一种突发的急症。赵犯病在他死前几日已经早传出了，天津《大公报》也记载过：自从2月以来，赵都督过于劳累，怔肿旧症发作，通过医治有所好转。

2月26日下午，赵秉钧在都督府与手下议事，夜晚，回到河北区仁寿里私宅。连日来，赵秉钧一直抱病办公，这一天晚饭前，赵秉钧服用一服中药，饭后又开始批阅文件。他的夫人提醒他注意身体，但赵秉钧并没有在意。半夜他又服用了一次中药，一切都没有异常。到早晨5点钟左右时，腹中阵阵剧痛使赵秉钧从睡梦中惊醒。他被搀扶着走进了厕所，一阵阵上吐下泻。家人赶忙派人请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与徐德顺，但二位名医用尽手段依然不见好转，后又打电话请来名医王延年，三大名医抢救无效，赵在上午故去。赵死后，家属，医生等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赵长期服用大烟，身体多病，事前已有病状，而且年过50，虽然中毒身亡不能完全排除，但发生急症猝死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到处风传他是被毒死，而且版本之多，举不胜举。一说是袁听说他身体不好，特派医生去诊治，借机下毒，另有一说是袁派人将毒药注射进水果中，派人赠给赵做礼物。还有一种说法是厨师下毒。传闻多多，恰恰在赵是否中毒身亡上没有可靠证据。关于赵死于非命的说法，看来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发泄，宋教仁谋杀案在当时迷雾重重，袁世凯和赵秉钧都被指控为幕后指使凶手，而公布的证据也显示他们有牵连，公众多认为案中有内幕，而赵的暴死刚好在宋案的另一主犯应桂馨神秘被杀后不长时间，所以人们很容易联想赵也是被杀。宋案中的千头万绪线索似乎也可以和赵的死联系起来，演义出各种精彩的情节。但是，我们在这种想当然的娱乐历史中，忽视了基本的证据，史实和常理。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赵被毒杀的嫌疑，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被毒杀的可信证据。没有人证，没有物证，没有旁证，没有医学报告，没有检验结果，甚至没有一个相对认可的固定说法。而为什么袁世凯要杀自己的亲信大员，理由难道仅仅是赵抱怨了应被杀这件事。我们实在无法按正常逻辑理解袁毒杀赵道理，假如在宋案中，袁是真正指使人，赵没参与，袁杀赵干什么？假如赵是指使人，袁不知情，袁治赵的罪就是了，何必毒杀？而如果是两人的同谋，那杀应双方会产生什么矛盾呢？难道为了应桂馨这样一个无赖，总统去谋杀前总理吗？而如果两人在宋案中都没有责任，难道会去毒杀对方吗？所以，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凿史料证据出现情况下，不要轻易做历史结论，随意认定赵秉钧的死是袁世凯毒杀的。

宋教仁谋杀案截止到今天仍是一个谜案，许多秘密并没有被破解，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连环案更富于神秘色彩，至宋案有关人物，几全部死于非命，恍忽因果相报不爽。凶手武士英来历不明，死得也不明不白。凶顽狡诈的应桂馨，利刃穿心，暴尸行旅。嫌疑人赵秉钧，涉案亏心，恶病以亡。而另一个嫌疑人陈其美，更似冤冤相报，自食其果。而最狡诈阴险的教唆犯洪述祖，虽几度逃脱，最终被抓获，走上绞刑架。这种奇怪的结局让人甚至不得不相信是否存在神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一切似乎于事无补，宋教任的被谋杀，结果是谋杀了一个新生的民国。

十一 谋杀新民国

宋教仁的死至今已近百年，他带着美好的愿望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奋斗，确倒在了不知来自何方的枪弹下。他的死没有带来和平，反到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苦难，真是莫大的悲哀。许多的仁人志士曾经忘我的奋斗过，无数人为美好理念，主义，信仰奋斗，但是往往取得的一点进步和成功，又紧接着被更大的挫折和失败所替代，有时甚至让人疑惑，那美丽动的理想实际代表摄人心性的咒语。欢乐与痛苦，光荣与卑鄙，新生与死神交织着构成时代的印记。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当时的国人信奉解决政争的唯一方式从来是彻底压倒摧毁对方，却不知道政治上的反对派可以在现有体制内共存共荣，相反相成。

宋教仁之死，并非偶然，如果宋没有被刺杀，我们也看不到当时中国会走上宪政和平道路的希望，武士英杀宋，理直气壮地说，宋要当总理，那还了得。这其实代表多数普通百姓的政治水平，对权势者的冒犯，被看成一种罪恶。人们熟悉的是封建时代胜者为王，改朝换代的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是暴力政治。宋积极竞选，争取公职，这种西方政治理念，在当时已成出头鸟，遭到各方非难。他曾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２日，他在《民立报》发表文章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宋的这些宝贵的西方民主思想，并没有深入广大民众之心，他是个先行者，而他得到的也是先行者的下场。

宋的天真宪政思想虽然弥足珍贵，但实际并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袁政府主要以前清官僚为主，不具备实行现代政治的准备，仍充满旧帝国王朝色彩，统治者不容忍反对派。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更感兴趣的是武装夺回权力。双方均没有诚意。而北京政府内豢养着洪述祖这样的阴险小人，革命队伍里也不鲜应桂馨那样的混混流氓，众多的蛆虫怎么会放过这布满缝隙的蛋。谁杀了宋教仁似乎并不是非常重要，宋教仁那样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大环境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也最容易成为牺牲品。我们分析宋案时，发现不管是袁世凯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还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政治势力，都不乏除去宋的心理动机。他们的目标都是出于狭隘的权力之争。而自命调和南北的宋即使不被刺杀，也会很快被滔滔的血火斗争淹没。当我们审视一下过去混乱的年代。不能不说，百年的苦难正是那些执掌权力的大人物和万千尚未蒙醒的民众一起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兼具了善恶双重角色。一个封建思想如此深厚的国家，一个被这种思想束缚的民族，宋教仁那样具有现代思想的政治家，只能赢得昙花一现的光荣，化成理想的灵魂。

我们研究宋教仁谋杀案，并不是为袁世凯或什么人解脱罪责，也不是对革命党人怀有偏见，而是探查历史的真相，如于右任先生所言：期之良史。宋案谜团多多，时隔百年后，我们也并没能将众多的疑问解答清楚。正如所知，宋教仁谋杀案在当时被利用变成开启战端的借口，而后人也对这段历史予以相当严重的歪曲。宋案后民国进入战乱，事实上，当时案情并没有查明，但是国民党人以此谜案抖开战衅，应该是犯了重大政治错误。如果宋为袁政府指使所杀，能给发动者披上些正义的色彩，所以案情当时就被刻意夸张以利于现实服务，很多疑点被忽视，而草草得出结论，并通过舆论大似宣传，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所谓事实真相。宋案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  

比如孙中山在宋案发生后五天，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领导人就在黄兴家召开会议。估计陈其美已经把从电报局和从应桂馨家抄来的有关电函拿给大家看，所以与会的人员好象没有对袁政府是杀宋的幕后指使人产生怀疑。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动武还是寻求法律解决。他在1915 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 (孙文：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 我们知道，三月二十五日，仅仅离宋刺杀五天，人犯刚刚被捕，没有经过正式审讯，物证也严密地保藏在训捕房，案件刚发生几天，侦察尚未展开。奇怪的是孙中山等人在案情尚未水落石出之际，毫无过硬证据就一口咬定因为总统是暗杀主谋，所以法律根本无用，只有武力才能解决。如此轻举妄动，实在无法理喻。会议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主张立刻兴兵讨袁，黄兴等温和派则在提出法律解决后，双方妥协，以征求党内地方各都督的意见后再采取行动结束。

孙中山的兴兵讨袁论很难理喻，仅仅在半年前，孙中山到北京拜会了袁世凯，两人多次长谈，互相气氛融洽，孙中山甚至说：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谓中国得人之庆。他甚至提出让袁来做十年总统，他去修铁路，一起完成国强民富。为什么转脸即以一个不明了的暗杀事件为借口，就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共和国的前途。宋庆龄曾说过孙的性格中有：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在决定新民国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孙性格的爆发，他的但知目的，则是埋于心底的推翻袁世凯，他的但知是非，则是一瞬间判定的，结果就剩下不问手段，不顾利害，反对调和了。孙这种轻启战端的举动，最后得到了苦果，而这棵苦果是由全体人民共尝。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和北京政府都开始秘密做军事准备，据当时安徽都督柏文蔚记载，他在宋案后到沪，每夜都和陈其美讨论军事计划，而国民党中激进份子也纷纷到各地运动军队。而袁政府也不示弱，他加快完成对外大借款，占得经济先机，热后任命了陆军部长段祺瑞代理总理，并把北军运动到各个战略要地。虽然宋案的法律程序仍在进行，由于双方的不合作，宋案的法律解决无果。四月十七日，宋案人犯和相关文件被引渡给中方，随后公开了洪述祖和应桂馨部分电函摘要作为证据，并提出的组织特别法庭，被袁政府司法部拒绝。袁指责单方面公布宋案证据，并指责黄兴没有任何公职，在相关文件上印似章已属违法。北京政府建议法庭移设在湖北，也没得到回应。后按常规的法律程序，宋案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检厅办理。由于武士英的突然死亡，法庭直到5月5日开庭，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到沪候质。同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赵秉钧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而洪的引渡则被德方拒绝。随着双方的军事冲突，宋案的法律解决失败。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个突发事件，如果秉承中国宪政之父宋先生遗志，弘扬法政理念，以国家和平建设为重，内战也许可以避免。宋案后南北双方也曾私下调停，在调停中宋案被当成筹码，国民党方面同意将嫌疑人锁定在洪述祖为止。但由于各种原因调停没有成功。本来悲剧的主角宋教仁被人遗忘了。只不过是双方各自达成自己目的的引子罢了。

当时的国内，普遍舆论是反对武力解决问题的，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而以宋教仁案为借口发动推翻新生的共和国的战争，实在不配“二次革命”的名称。它是少数国民党激进派挑起的，更接近以反袁为单纯目的权力之争。他们打了第一枪，绑架全国人民。这场所谓的革命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失败的很快。

在国民党为背景的《民立报》上，认定袁为杀宋主谋的记者徐血儿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夫大革之役，天与人归，可一而不可再。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这些话谴责的主要是党内激进派，可见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对用武力解决宋案也存有强大抵触。

云南都督蔡锷，在反对袁复辟帝制的大英雄，当时就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时各省官员，各商会团体等发出了很多反对动武的电文。虽然人们对袁是否对宋被谋杀负责有怀疑，但在反对国民党动武上空前支持政府立场，而袁也正是在这种支持下，态度越来越强硬，陆续撤掉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的都督，激化了矛盾，终于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梁漱溟全集》第4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的话不可不为中肯。

辛亥革命成功，新民国建立，给多少人带来希望的曙光，几千年实行封建专制的国家，要想转型到新型社会何等艰难，辛亥革命的结果无疑已经是最上上的结果，孙中山宣传革命，燃起革命烈火，袁世凯精心运做，促成清政府和平退位，民国建立，他们都是历史功臣。三千年的帝制在基本和平的演变下得以废止，是一个最理想的结局。在此基础上，国家和平地逐步进化，国家会大有希望。孙中山进行的首次革命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为国家打开了个新的大门，但破坏这种良好局面的也是孙中山，而直接原因竞是一个人的死，而这个人是最希望国家走上民主，法制，和平发展道路的人。宋教仁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从此天下演变成武力时代，乱了国家，乱了共和，国民党成为以武装推翻政权的组织，民国政府走上独裁专制，甚至复辟帝制的政权。宋教仁谋杀案不仅谋杀了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也谋杀了新民国。谁谋杀了宋教仁，也许会有大白的一天，而谁谋杀了新民国，则是一道难解的方程。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要杀他，主张复辟专制的人要杀他，他们是反对民主，反对宪政的敌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多，不止是过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