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缘闭壳龟闭壳图:老子处世真言——灵通处世的54个阴柔智慧

老子处世真言——灵通处世的54个阴柔智慧

1.庐山面目真难识，人面更在庐山中

阴柔智识：曹雪芹认为：“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自居易也在诗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人须待七年期。”辨物与辨人在时间上相差至此，其难度可见一斑。能知人是一种智慧，而只有智者才能知人。

    老子说：“能知人者可谓智慧。”

    我们与别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了解别人。对于别人的品性、性格、习惯和需要我们都有个基本了解，才能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在理想情形下，我们可以籍着了解别人与之友好相处，相互体谅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可以籍着了解别人，来避免一些交际风险，免受不必要的损失。

    有个寓言故事很有意思：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它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地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就把它打开了呢?”

    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它的心。”

    是的，每个人的心都像上了锁的大门，任你再粗的铁棒也撬不开。惟有了解别人，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细腻的钥匙，进入别人的心中。

    了解别人虽然很重要很可贵，但了解别人是非常不易的，我们来看几个故事。

    孔子走到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穷困不堪，连野菜汤也喝不上，七天投有吃到一粒粮食，只好白天睡大觉。

    他的弟子颜回找到一点米，把它煮起来，快熟了，孔子看到颜回抓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装着没有看见颜回刚才抓饭吃这件事。

    孔子起来后说：“刚才我梦见祖先，要我把最干净的饭食送给他们。”

    颜回回答道：“不行，刚才有灰尘掉进锅里，把饭弄脏了一些，丢掉不好，我用手把它抓出来吃了。”

    孔子听了叹息道：“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相信；我所依靠的是脑子，但脑子有时也靠不住。你们要知道，了解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啊!”

    孔子的话饱含着丰富的哲理。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现象与本质并非那么一致，要想认识清楚谈何容易?

    客观事物本就复杂，而如果有人故意设置障眼法、以假示真，则为我们识人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古往今来，在这方面遭受欺骗、蒙受重大损失的教训是很多的，甚至名人、伟人都难避免。如，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有杨勇、杨广两个儿子。次子杨广是个工于心计、极善捣鬼的家伙。他在居室内摆上断了弦、积满灰尘的乐器，给人留下了“不喜声妓”的印象；故意把一些府库封起来，不去取物，给人留下了“节俭”的印象；极力讨好父母，使之留下了“比杨勇更孝顺”的印象。就这样，杨广在自己的精心布置下最终心愿得偿，取代了杨勇的太子地位。等他当上皇帝后，便露出了其骄奢淫逸的真面目，终至断送了隋朝江山。

    另外，在识人时流于主观也会导致失误。如，历史上聪明过人、谋略出众的诸葛亮就犯过这个毛病。他曾错用马谡，遭致失街亭之败；而在该大胆使用魏延这类创新人才时，诸葛亮反而猜疑之、排斥之，最终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可悲后果。在三国中，蜀国最早灭亡，恐怕不是偶然的。

    看来知人着实不易，正如陶潜所说：“知人不易，相知实难。”曹雪芹甚至认为：“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自居易也在诗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人须待七年期。”辨物与辨人在时间上相差至此，其难度可见一斑。

    人们常说知人不易，但并不等于人不可知，历史上也有很善于知人者，我们不妨看一个实例。公元前271年，秦昭王派遣王稽使魏，范雎的密友郑平安趁机向他推荐了范雎。经过一夜的长谈，王稽认定范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将他带回秦国。在返秦的途中，有一段化险为夷的插曲，充分体现了范雎的识人能力。当车马行至秦国湖这个地方时，迎面碰上了秦相穰候魏冉的车骑。魏冉是昭王之舅，依仗姐姐的地位把持朝政长达几十年，此人厌恶招纳诸侯宾客，惟恐威胁了他的权势。范雎虽身为布衣，但对各国的形势非常关心，对穰候也有所了解，因而远远地看见魏冉车骑，就藏于箱中避祸。不一会儿，穰候车马来到，一阵寒暄客套后，穰候目视车中，又察看了一下随行人员，接着对王稽说：“你此次出使魏—国，没有带诸侯的宾客来吧?这些人依靠口舌扰乱视听，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全是些没用的废物!”王稽忙附和说：“丞相所言极是。”穰候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于是走了。

    一场虚惊过后，王稽正要上路，范雎从车厢中出来说：“穰候这个人性疑而见事迟，刚才分明已经起疑。虽未立即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复来，我还是再避一下。”说着下车从小路前行。果然如范雎所料，不久二十余骑飞驰而来，声称奉丞相之命搜查，遍索车中，见并无外国之人，这才转头扬长而去。经历这场变故，王稽对范雎佩服得五体投地，仰天长叹：“张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广

    知人之所以不易，是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人既有其闪光点，也有其阴暗面，二者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这就让人们很难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的真相和本质。人们在识人时出现失误和偏差，有时是由于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有时是由于各自的价值选择在起干扰作用。人的认识常常被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所支配。这对人的认识既有促进作用，也有误导作用。如果认识者认识到这一点，还可调整自己的判断。如果认识者没有这种自觉，而且固执己见，认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自己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那就麻烦了。如果认识者按自己的好恶去判断人，他的好恶又不是从客观标准出发，那就会发生许多问题。

    因此要求我们识人也要立体地看、长远地看，既不能囿于—时之成见，也不能拘于一已之得失。惟如此，才能尽可能全面地、客观地去了解、认识一个人。不期正合了古人那句“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的识人训诫!另外，对人的认识还要讲究辩证法。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冷硬的不一定是石头；笑着的未必幸福；流泪的未必痛苦；受到赞扬的，不一定是君子；受到诽谤的，并非就是小人；当面说好话的，不一定真心；背后提意见的，不一定恶意；所说的不一定是所想的；所做的不一定是所愿的。对人的观察，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细节观真心。切忌先人为主、片面主观，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可“知人”而不至于“误知”，就可以达到大哲大慧的高境界。

2.见一叶落当知天下秋

阴柔智识：有价值的线索往往并不显眼，看上去是那么细微琐碎。如果你具备了见微知著的本领，你就会点燃那根小小的导火索，从而引爆一个推知事物本质和趋势的大炸弹。

    老子说：“见到细小叫做明察。”

    老子认为，事物皆有其本身的自性和规律，如果人们能从事物细微处窥见其自性和全貌、在其初萌时就测知其将来发展趋势可谓是明智。 

    商纣王在刚开始当国王时，就让工匠用象牙为他制作筷子。于是，他的叔父箕子就表示出了一种担忧。箕子认为，既然你使用了稀有昂贵的象牙作筷子，与之相配套的杯盘碗盏就再也不会用陶制土烧的笨重物了，而必然会换成用犀牛角、美玉石打磨出的精美器皿。餐具一旦换成了象牙筷子和玉石盘碗，你就一定不会再去吃大豆一类的普通蔬菜，而要千方百计地享用牦牛、象、豹之类的胎儿等山珍美味了。紧接着，在尽情享受美味佳肴之时，你一定不会再去穿粗布缝制的衣裳，住在低矮潮湿的茅屋下，而必然会换成一套又一套的绫罗绸缎，并且住进高楼大厦之中。

    箕子害怕照此演变下去，必定会带来一个悲惨的结局。所以，他从纣王一开始制作象牙筷子起，就感到了一种不祥的恐惧。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箕子所料。仅仅只过了5年光景，纣王就演变到了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地步。在他的王宫内，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兽肉，多得像一片肉林；后园内经过酿酒后剩下的酒糟已经堆得像座小山了，而盛放美酒的酒池竟大得可以划船。纣王的腐败行径，不仅苦了老百姓，而且将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最后终于被周武干所剿灭。

    箕子能从象牙筷子的苗头，推断出商纣王必然亡国的命运，可谓是见微知著，由小见大的顶级高手了。这种功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能用得上，春秋时代的一个官员途听哭声即能纠出一宗命案来，也非常了得。一天，郑国大夫子产外出，半路听到一妇人的哭声，便停车细听，不一会儿，派人把她捉来审问；她果然招供，谋害亲夫。

    子产太厉害了吧?听声音就破获一件杀人案，怎么办到的?车太好奇地问，子产答说：“因为她的哭声带有恐惧。如果亲爱的人生病了，我们会很忧虑；将死的时候，会很恐惧；死去了，会很哀痛。可是我听这妇人为死去的丈夫而哭，哭声并不悲哀，却含有恐惧，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奸情。”

    “见小曰明”是道家鼻祖提出的理论，后世那些道家人士当然会注意修炼这门功夫了。隋朝末年，有两位知识渊博的高道，一位叫袁天罡，另一位叫李淳风。袁天罡曾经筑舍居于阆州蟠龙山前，而且道行更加高妙一些，李淳风因久幕其名，于是远道而来，拜于门下。

    袁天罡很喜欢这个徒弟，经常带着这位既聪明博闻又酷爱学习的徒弟一起散步。因为，这个徒弟对自己所讲述的示范的内容均能举一反三，所以，他觉得今后能真正继承自己衣钵真传的必定是李淳风无疑。   

    他们师徒二人又在美丽幽静的蟠龙山的山道上踏青散步。忽然，他们看到了路上有两行牛的蹄迹。袁天罡便对李淳风说：“就凭这路上的牛蹄迹，你现在能知道它是公牛还是母牛?”

    一句话把李淳风给问愣了，他老老实实地对老师说：“我不能判断。”

    袁天罡笑一笑说：“凭这牛的蹄迹，我知道这是一头母牛，它怀有身孕，且左目必然伤盲，不久当产一公牛犊。”

    李淳风惊讶地道：“真的吗?”

    袁天罡不无自信地说：“那当然！”

    李淳风事后悄悄去调查询问，一切果然如先生所言。

    他觉得很神奇，忙去先生处求问其间学问道理。他说：“我从先生求学已经很久了，从未听先生讲述过这一类的法术啊?”

    袁天罡慈祥地看了一眼爱徒，说：“这并非是什么法术。牛之有孕，身体左边重为公胎，右边重为母始。那天我看到牛的蹄迹左侧深，右侧浅，故断定其必产公犊；又见它只吃山道右边的草，而左连的草基本未动，想必是左目已经伤盲了。”

    李淳风听了这番话后，不由得感叹道：“怪不得前哲说，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但不能赋予每个人灵活机变的智巧。我若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或许可以在术数方面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老师的思辨智慧，我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啊!”

    从此以后，他更加刻苦钻研和学习，更加细致地观察各种事物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变化和联系，终于成为的术数界的一位著名大师。

    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淮南子·说山训》中说：“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看见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来临，这是以此来比喻由细微的迹象就能推知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譬如有一种理论说，掌纹会因为手所使用工具的不同而改变，常拿毛笔的人，智慧线自然比较长；总持锄头、锤子的人，感情线又会比较直，看手相的人只是从那纹的情况来推想罢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任何一样东西，都是经过千年万载演化至今的，所以从每样东西上都能见到天地间的“理”。即使在溪谷里随便捡起一颗小石头，也能推想“它”过去的遭遇。上面这许多“见微如著”、“由小见大”，其实都是“格物致知”，也就是从每样“物”上去思考、去观察，得到其中的知识与道理。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每天遇到的几乎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小琐碎的事物，这些事物并非没有价值，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从小事物中发现有益的线索，发现可资利用的大机遇。如果你能有具备见微知著的本领，你就会点燃那根小小的导火索，从而引爆一个推知事物本质和趋势的大炸弹。

3.看问题一定要抓住本质

    阴柔智识：只要抓住了本质，再难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不得要领。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其本质，而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本质，这是最可靠、最有效的分析方法。

    老子说：“虽然它惚惚恍恍，其中却有清晰的迹象；虽然它恍恍惚惚，其中却有真切的东西。”

    老子认为，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不能靠简单的直观去认识的，而应当透过现象用理念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客观世界的事物，无序中蕴含着有序，故而是可认知的有序和不可认知的无序的混合体。老子哲学就是将这混合体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揭示其内在联系和秩序性。

    东晋道教思想家、道教理论的重要奠基人葛洪就是一个善于抓住本质看问题的人，无论是在平常的学术研究，还是在与论敌对辩时能是如此。比如，“长生久视”原是老子用以描绘国家长治久安的术语，但道教兴起以后，则将此治国之道转用于治人，并发挥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可是，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总是要死的，即便是长寿千岁的神龟，也终有成灰的一天。当年的曹操，在其“歌以咏志”的名诗《龟虽寿》中，已对此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要想跨越从有死到无死的这一步，道教学者必须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且，这一理由不能来自神喻，神喻本身是被说明的。在此前提下，惟一的进路就只能是从自然本身去探索。

    基于此，葛洪便实地考察了大量的自然现象，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能够跳出常人的见解，将问题引向深入。他已看到，先秦以来人们所总结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凋)的规律，其实是相对的。偶然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说夏天的必然性是长，可麦收却在夏；说冬天的必然性是凋，可松柏却常青；盛夏本应是酷热，可有时也不乏清凉；严冬本应是极冷，可不妨暂时的暖温。自然界无处不存在特异的现象，“变化万品(类)，奇怪无方(规矩)”(《抱朴之内篇·论仙》)。大自然本身就是由不同的变化现象所构成，变化的普遍性是自然界自身的属性，“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绝对的同一性反倒是不好理解的。即便在“一概”的生物圈内，所有生物虽都是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可又分成了飞、走、爬、游等不同的物类，有各自不同的生长变化的规律。这样，也就方便了葛洪从变化的特异性出发，对“自然”现象做出超自然的解释。他所利用的一个基本的手段，就是人的感官的局限性。

    葛洪认为，人是从自身的感知去认识外物的。囿于个人的见解，对于像“高山为渊，深谷为陵”这样的“大物”的变化，便很难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更重要的是，感觉经验作为常人反诘葛洪神仙学说的理论基础，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事实上被葛洪所抓住。譬如，论敌以为龟鹤长寿不过是“空言”，因为它们既然长于人的寿命，人便无法感知，那又怎么知道它们能活上数百乃至上千岁呢?葛洪的回答是，人认识事物在于抓住本质，如果抓住了本质，即使历百代之远、位八极之外，也可以推知，而不必局限于个体的感知和经验。这一回答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这显然只是他的前提而非结论。他的目的，在于利用人的感官所不及、而将各种神奇的书本记载都搬来发明他的学说。

    历史经验证明，但凡能抓住本质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人总能取得极佳的效果，无论他们说过的话，还是做过的事，都会博得人们的喝彩，并能在历史中流传下去。

    《列子说符篇》中记载了一则富于情趣和哲理的寓言故育。这个故事叙述了伯乐荐贤和九方皋相马的经过。

    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大了，您的子侄中间有没有可以派去寻找好马的呢?”

    伯乐回答说：“一般的良马是可以从外形容貌筋骨上观察出来的。天下难得的好马，是恍恍惚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这样的马跑起来飞一样地快，尘土不扬，不留足迹。我的子侄们都是些才智低下的人，可以告诉他们识别一般的良马的方法，不能告诉他们识别天下难得的好马的方法。有个曾经和我一起拿着扁担挑绳打柴的人叫九方皋，他观察识别天下难得的好马的本领决不在我以下，请您接见他。”

    秦穆公接见了九方皋，派他去寻找好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回来报告说：“我已经在沙丘找到好马了。”秦穆公问道：“是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说：“是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振人去把那匹马牵来，一看，却是匹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找来对他说：“坏了!您所推荐的那个找好马的人，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不知道，他怎么能懂得什么好马不好马呢?”

    伯乐长叹了一声，说道：“九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吗?这正是他胜过我千万倍乃至无数倍的地方！九方皋他所观察的是马的天赋的内在素质，深得它的精妙，而忘记了它的粗糙之处；明悉它的内部，而忘记了它的外表。九方皋只看见所需要看见的，看不见他所不需要看见的；只视察他所需要视察的，而遗漏了他所不需要观察的。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包含着比相马本身价值更高的道理哩厂

    等到把那匹马牵回驯养使用，事实证明，它果然是一匹天下难得的好马。

    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到，九方皋识马的方法非同寻常。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同伯乐一样，懂得看事物耍抓住本质。他相马时，虽然忽略了牝牡骊黄的差别，不把观察力放在马的性别、色泽上，而主要抓住了形状、骨架等方面的“本质特征”。可以说九方皋观察事物的方法是注意了事物的内在的本质。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妨忽略其肤浅的表象，这正是九方皋相马有术之所在。当然这并不是提倡在实际观察事物的过程中，只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次要方面可以忽略不计。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认识和掌握事物时，要抓住本质。

    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重“神”轻“形”；重“神似”而轻“形似”的思想，对后世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宋代诗人陈与义的《墨梅》诗说：“竟是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我国现代国画大师徐悲鸿创作了《九方皋相马》国画，说明了画家对九方皋相马抓住本质这一做法的肯定和推崇。徐悲鸿的美术作品也是不重外在的描摹与形似，而追求内在的风韵与神似的。

    这篇寓言中九方皋把黑色的公马看成是黄色的母马这个情节，在流传过程中形成成语“牝牡骊黄”，用以比喻非本质的表面现象。如明末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在他写的《杂说》中说：“追风逐风之足，沁不在牝牡骊黄之间。”他还在答耿司寇一封信中批评耿司寇不能从本质方面识别人才，感叹地说：“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我们再来看一个唐代的人物。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被金圣叹赞为中国自古以来的第一赋，此赋不仅文采斐然，而且深刻总结了封建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直到今天还启发着我们的思考，杜牧之所以做到如此，就在于他能一语中的，准确地击中事物的本质。这主要体现于杜牧在此赋的结尾处所说的那段流传千古的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裒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清楚地看到，一个政权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在其自身。政权腐败了，瓦解了，背逆民意，祸害人民，垮台是必然的。

    从以上诸例不难看出，人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抓住本质是至关重要的。抓住了本质就是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再难再复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效果也会很理想。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不得要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本质是事物的内部特征，是事物内部的规律性，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其本质，而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本质，这是最可靠、最科学的分析方法。

4.善于随机调整，才能适宜环境

    阴柔智识；我们走出家门闯荡天下，处境都比较困难，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机智灵活的头脑，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或是化险为夷，或是抓住机遇，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生存目的。

    老子说：“自然的规律，就像是张弓射箭一样吗?举高了就抑下一点，低了就抬高一点；弦拉过头了就放松一点，拉少了就加多一点。”

    我们先来说点“玄”的，解析一下老子在这段话中所寄寓的哲学思想——矛盾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矛盾的双方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否定的否定乃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所以，全则缺，盈则亏，极则反。自然法则就像张弓开弦一样，弦位高了就压低些，低了就抬高些，弦位过满就减损些，不足就补充些。

    然后我们再说点“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怎样实际运用老子的这种哲学思想。老子所说“高了就抑下一点，低了就抬高一点；弦拉过头了就放松一点，拉少了就加多一点”的理念，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人们要善于对自我以及所掌控的事物之状态进行及时调整，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人生历程充满了变数，我们切不可抱残守缺，僵化呆板，一成不变，而要随机应变，根据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做出恰如其分的变化、调整和完善，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和较好状态，以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来看一个曹操谋杀董卓不成，遂以“献刀”之籍口险中脱生的故事。

    话说自从董卓收服猛将吕布后，威势更盛。并于当年(公元189年)九月废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然后，董卓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第二年，董卓又派部下鸠杀少帝(弘农王)，绞死唐妃，甚至夜宿御床，篡位之心毕露无遗，他的行为激起了朝臣的昔遍愤恨。渤海太守袁绍与司徒王允秘密联络，要他设法除掉董卓。但文弱书生出身的王允面对骄横的董卓无计可施。思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便以庆祝生日为名，邀请群臣到自己家中赴宴，商讨计策。

    席间，酒行数巡，王允突然掩面大哭，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果不出所料，众官听到他哭赶忙惊问：“司徒贵诞，为何悲伤?”王允说：“今日其实并非我的生日，因想与诸位一聚，恐怕董卓起疑心，所以托言生日。董卓欺君专权，国将不国。想当初高皇帝刘邦诛秦灭楚，统一天下，谁想传到今日，大汉江山即将亡于董卓之于!”

    王允边说边哭，感染了大家，众官也皆相对而泣。惟骁骑校尉曹操于座中一边抚掌大笑，一边高声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吗?”王允闻言大怒，对曹操说：“你怎么不思报国，反而如此大笑呢?”曹操回答说：“我不笑别的，只笑满朝公卿无一计杀董卓!我虽不才，愿即断董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王允肃然起敬说：“愿闻孟德高见!”曹操说：“我近来一直在奉承、交好董卓，就是为了找机会除掉他。听说司徒您有七宝刀一口，愿借给我前去相府刺杀董卓，虽死无憾!”王允闻言即亲自斟酒敬曹操，并将宝刀交付曹操。曹操洒酒宣誓，然后辞别众官而去。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到相府，见董卓在小阁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董卓一见曹操，便问他为何来得晚。曹操回答说：“乘马羸弱，行动迟缓。”于是，董卓即让吕布去从新到的西凉好马中选一匹送给曹操。吕布领命而出。

    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即想动手，但又怕董卓力大，难以制服。正犹豫间，董卓因身体胖大，不耐久坐而倒身卧于床上并转面向内。曹操见状急忙抽出宝刀，想要抓住机会行刺。不料董卓从衣镜中看到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道：“曹操干什么?”此时吕布已牵马来到阁外。曹操心中不免暗暗发慌，但他毕竟是干大事的人，灵机一动，便表情镇静地双手举刀跪下说：“今有宝刀一口，献给恩相。”董卓接过一看，果然是一把宝刀：七宝嵌饰，锋利无比。董卓便将宝刀递给吕布收起，曹操也将刀鞘解下交给吕布。然后，董卓带曹操出阁看马，时机又来了，曹操马上要试骑一下。董卓不假思索便命备好鞍辔，把马交给曹操。曹操牵马出相府，加鞭往东南而去。如果是你在这情况下，你还会回来吗?

    吕布见曹操乘马远去，便对董卓说：“刚才曹操似乎有行刺的迹象，及被发现，便伪装献刀。”在吕布的提醒下，董卓也觉得曹操刚才的举动值得怀疑。正说间，董卓的女婿李儒来到，李儒是董卓的谋士，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一听董卓介绍曹操刚才的所作所为，便说：“曹操妻小不在京城，只身独居寓所。今差人请他来，他若无疑而来，便是献刀；若推托不来，必是行刺，便可逮捕审问。”董卓即依照李儒的主意，派遣四个狱卒前去传唤曹操。良久，狱卒回报说；“曹操根本不曾回寓所。他对门吏声称丞相差他有紧急公事，已纵马飞奔出东门去了。”李儒说：“曹操心虚逃窜，行刺尤疑。”董卓大怒，便下令遍行文告，画影绘形，悬赏通缉曹操。但这时曹操已是神龙人海，由不得董卓了。

    在这个故事中，曹操目的虽没达到，但他能随机应变，没有僵死地固守既定的东西，得以全身而退，免除了杀身之祸，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雄心。由此可见，善于随机调整自我状态，以适应形势和事态之变化的本领，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我们走出家门闯荡天下，处境都比较困难，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机智灵活的头脑，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或是化险为夷，或是抓住发展机遇，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生存目的。

5.美好的言谈能够赢得尊重

    阴柔智识：一个人有了好口才就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好感，就能赢得好人缘和好机遇，就能赢得好运气和好未来。应该说，好口才是成功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成功常常是说出来的。

    老子说：“美好的言谈可以获得尊重，美好的行为可以见重于人。”

    老子所有不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发现这种现象：有的人肚子里知识很多，专业水平很高，工作很出色，就是缺少嘴巴功夫，言谈拘谨慌张，逻辑思维混乱，语无伦次，总是不受欢迎。结果经常遇到很多尴尬的局面：当众讲话结结巴巴；见到陌生人无话可说；参加面试语无伦次；开会发言词不达意，恋爱交友磕磕绊绊；被人误解时有口难辩。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因为会说话大获成功，有的人却因为口拙遭到失败，茶壶里煮饺子——就是倒不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善言谈和不善表达很容易给人留下能力低下和思维匮乏的印象。这样的人不管处在那一个社会层面，也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轻松地走上人际的前台，也不会得到足够的器重和赏识，甚至只能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而一个人有了好口才就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好感，就能赢得好人缘和好机遇，就能赢得好运气和好未来。应该说，好口才是成功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成功常常是说出来的。

    我们来看—个晏婴雄辩四方的精彩故事。晏婴为齐国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司马辽将其比为管仲，推崇备至，用“不辱使命，雄辩四方”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来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晏相国来到厂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  “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晏婴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厂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本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可怎么却也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呢?”    ．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门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秤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个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宴会后，楚灵王接见丁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敝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上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人王原谅。”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土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楚于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推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论语》中说：“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晏婴坚守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拥有好的口才往往能事半功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然而在许多人眼里，“口才”往往只是语言的外在表达能力，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原因就在于还有许多制约口才的内在因素。一个口才好的人应该必备四种素质，这就是自信、博爱、责任、奉献；具有五种能力，即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分析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具备五种正确的心态，即自尊和珍爱生命、稳定和积极的心态、以苦为乐的精神、勇敢顽强的意志，晏婴的成功就在于他具备了这些综合素质。对于那些想提高自己口才的朋友，不知您是否注意过以上各点?只有重视内在方面的修养，“口才”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6.为富不可不仁，为贵不可不义

    阴柔智识：一个人如果位高财巨还仗势凌人的话，必将自取祸端。而聪明的做法当知道晦迹保全之术，越是富贵越要保持低调，与人为善，既做物质世界的富贵者，也做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富贵者。

    老子说：“富当援助贫困，贵当怜悯低贱。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是骄横傲慢，必然要生祸患。”    

    的确如此，老子的这个训诫等于给那些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无论修身、治世，都不能盲从于自我主观欲念，要克制自我，去其贪妄，用心良善，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易谦彖》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说天道、人道、鬼神之道皆厌恶满盈骄横，人富且骄，岂不是自取其害。

    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著名，最贪婪专权的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他当权共五年，可谓富贵齐天，却为富不仁，为贵不义，骄奢淫逸，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刘瑾原来姓谈，后来他靠一个姓刘的宦官引见得以人宫，此后便用刘姓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于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10多岁的太子。

    在公元前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有所表示。武宗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

    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了当时的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但吏部尚书焦芳却在当天晚上向刘瑾透漏了消息，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念及刘瑾以前的忠心照顾，竟赦免了他们，而且在他们的怂恿下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同时，将另一个忠直的太监送南京充军，后又在半途追杀。武宗的意气用事、不辨是非给明朝带来厂大灾难。

    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对于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们，刘瑾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不听话与自己作对的大臣们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致使很多大臣被罚得破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在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3点到5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5点到7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14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乎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削职为民。

    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

    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事事仰刘瑾的鼻息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除了内阁，政权机关就是六部了，刘瑾又将自己的手下同党安排到了六部，刘瑾专横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有时，他仅在张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那些地位很好的公侯们见了刘瑾也是跪拜，不敢直视。

    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写，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利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

    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厂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他这是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公元1510年的4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季节变化)，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丁。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一个人如果位高权重还仗势凌人的话，必将会自取祸端。这种人通常是一朝得势便得意忘形，仁义尽丧，专权纳贿，肆意骄横，忌刻跋扈，一时间炙手可热，最后是天怨人怒，身败名裂，这正应了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而聪明的做法当知道晦迹保全之术，越是富贵越要保持低调，与人为善，让整个社会都接纳和欢迎你，这样你才能够保全富贵荣名和身家性命。如果再提高一个思想层次和精神境界，就要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做了——“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以贫贱而移，不以富贵而淫。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这样，你就不但是个物质世界的富贵者，还是个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富贵者了。

7.戏剧演到高潮时，你就退到幕后吧

    阴柔智识：人生就像一局棋，如果你下完了，你就该躲到一边看别人玩。不然你很可能会被赶下去，棋子也被掀落一地。

    老子说：“功业已经成了，就引身后退，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各领一时风景，接着自动退出舞台。《内经》中提到五运六气的循环往复，如果某一运气已过司天之期而不退政，就反而成为邪气了。天道都是如此，更何况是人呢?做人做到功成名就，就该考虑退身之计了，不然可能会有所妨碍。

    西汉张良，字子孺，号子房，小时候在下邳游历，在破桥上遇到黄石公，替他穿鞋，因而从黄石公那儿得到一本书，是《太公兵法》。后来追随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汉高祖封他为留侯，张良说道：“凭一张利嘴成为皇帝的军师，并且被封了万户子民，位居列侯之中，这是平民百姓最大的荣耀，在我张良是很满足了。愿意放弃人世间的纠纷，跟随赤松子去云游。”司马迁评价他说：“张良这个人通达事理；把功名等同于身外之物，不看重荣华富贵。”

    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伯父和父亲曾是韩国宰相，韩国被秦灭后，张良力图复国，曾说服项梁立韩王成。后来韩工成被项羽所杀，张良复国无望，投归刘邦。楚汉战争中，张良多次计出良谋，使刘邦险中转胜。鸿门宴中，张良以过人的智慧，保护了刘邦安全脱离险境。刘邦采纳张良不分封割地的主张，阻止了天下再次分裂。与项羽和约划分楚河汉界后，刘邦意欲进入关中休整军队，张良劝阻，认为应不失时机地对项羽发动攻击。最后与韩信等在垓下全歼项羽楚军，打下汉室江山。

    公元前201年，刘邦江山坐定，册封功臣。萧何安邦定国，功高盖世，列侯中所享封邑最多。其次是张良，封给张良齐地3万户。张良不受，推辞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同皇上在留县会合，这是上天有意把我交给您使用。皇上对我的计策能够采纳，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封留县就够了，不敢接受齐地3万户。”张良选择的留县，最多不过万户，而且还没有齐地富饶。

    张良回到封地留县后，潜心读书，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军事著作，为当时的军事发展，作山了重要的贡献。

    汉王朝的江山虽然已经巩固，但统治集内部的明争暗斗仍然十分激烈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卷进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轻则落得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张良不但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表现山过人的智慧，在功成名就时不贪功，不争利，以忍让保全身名的高尚品质，更是难能可贵，是功成身退的一个范例。

    而历史上那样过于贪恋权柄，集大权于一身不肯轻易松手的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人。他们不知道贪权恋权的害处，或是已经知道其害处，仍执迷不悟地疯狂占有权势，败亡之祸就临头了，南宋时的韩侂胄就是这样的人。

    韩侂胄在南海县任县尉时，曾聘用了一个贤明的书生，韩侂胄对他十分信任，韩侂胄升迁后，两人就断了联系，宁宗时，韩侂胄以外戚的身份，任平章，秉国政。当他遇到棘手的事情时，常常想起那位书生。

    一天，那位书生忽然来到韩府，求见韩侂胄。原来，他早已中了进士，为官一任后，便赋闲在家。韩侂胄见到他时，十分喜欢，要他留下做幕僚，给他丰厚的待遇。这位书生本不想再人宦海，无奈韩侂胄执意不放他走，他只好答应留下一段时日。

    韩侂胄视这位书生为心腹，与他几乎无话不谈。不久，书生就提出要走，韩侂胄见他去意甚坚，便答应了，并设宴为他饯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在南海共事的情景，相谈甚欢。到了半夜，韩侂胄摒退左右，把座位移到这位书生的面前，问他：“我现在掌握国政，谋求国家中兴，外面的舆论怎么说?”

    这位书生立即皱起了眉头，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叹息着说：“平章的家族，面临着覆亡的危险，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韩侂胄知道他从不说假话，因而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他苦着脸问：“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位书生用疑惑的眼光看了韩侂胄一下，摇了摇头，似乎为韩惋胄至今毫无察觉感到奇怪，说：“危险昭然若揭，平章为何视而不见?册立皇后，您没有出力，皇后肯定在怨恨您；确立皇太子，也不是出于您的努力，皇太子怎能不仇恨您；朱熹、彭龟年、赵汝愚等一批理学家被时人称作货人君子，而您欲把他们撤职流放，士大夫们肯定对您不满；您积极主张北伐，倒没有不妥之处，但战争中，我军伤亡颇重，三军将士的白骨遗弃在各个战场上，全国到处都能听到阵亡将十亲人的哀哭声，军中将士难免要记恨您，北伐的准备使内地老百姓承受的沉重的军费负担，贫苦人几乎无法生存，所以普天下的老百姓也会归罪于您。平章，您以一己之身怎能担当起这么多的怨气仇恨呢?”

    韩侂胄听了大惊失色，汗如雨下，一阵沉默后，又猛灌了几杯酒，才问：“你我名为上下级，实际上我待你亲如手足，你能见死不救吗?您一定要教我一个自救的办法!”

    这位书生再三推辞，韩侂胄使着几分酒意，固执地追问不已。这位书生最后才说：“有一个办法，但我恐怕说了也是白说。”

    书生诚恳地说：“我亦衷心希望平章您这次能采纳我的建议!当今的皇上倒还洒脱，并不十分贪恋君位，如果您迅速为皇太子设立东宫建制，然后，以昔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劝说皇上及早把六位传给皇太子，那么，皇太子就会由仇视您转变为感激您了。太子一旦即位，皇后就被尊为皇太后，那时，即使她还怨恨您，也无力再报复您了。然后，您趁着辅佐新君的机会，刷新国政。您要追封在流放中死去的‘贤人君子’，抚恤他们的家属，并把活着的人召回朝中，加以重用，这样，您和土大夫们就重归于好了。你还要安定边疆，不要轻举妄动，并重重稿赏全军将士，厚恤死者，您就能消除与军队间的隔阂。您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减轻赋税，尤其要罢除以军费为名加在百姓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使老百姓尝到起死回生的快乐。这样，老百姓就会称颂您。最后，你再选择一位当代的大儒，把平章的职位交给他，自己告老还家。您若做到这些，或许可以转危为安，变祸为福了。”

    韩侂胄一来贪恋权位，不肯让贤退位；二来他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尚未消失，所以，他明知自己处境危险，仍不肯急流勇退，他只是把这个书生强行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及时应变。这位书生见韩皖胄不可救药，岂肯受池鱼之殃，没过多久就离去了。

    后来，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遭到惨败。南宋被迫向北方的金国求和，金国则把追究首谋北伐的“罪责”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开禧三年，在朝野中极为孤立的韩优胄被南宋政府杀害，他的首级被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国。那位书生的话应验了。

    权势到手，确实令人振奋，也实在可以令人风光一回，似乎更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稍一不慎，大难临头，权力旁落，后果也就自然连普通百姓都不如。他们由于权力达到了极点，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灾祸。最明智的做法是忍耐住自己对权利的渴望，在事业成功时全身而退。

8.不要点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鸡蛋

    阴柔智识：损公坑人者只是在物质上、权势上和荣誉上肥了自己，暂时得到了一点实惠，而付出的却是灵魂、人格和道义的代价。私欲过盛之人，是无人愿与之共事和合作的，因而永远难成大事。

    老子说：“要坚守于朴素，减少私心与欲望。”

    人类社会如果真能以此为生活的态度，天下自然太平；如果个人拥有这种修养，一辈子便是最大的幸福。我们的心地胸襟，应该随时怀抱这种原始天然的朴素，以此态度来待人接物，处理事务，思想便会纯洁无瑕，不落主观的偏见。在对待人们的欲望这个问题上，道家和儒家一样，都没有叫人做到绝对的“无欲”，彻底无欲，简直不可能，假使做到了，那就超凡入圣了。只有佛家修行，先要无欲，因此被儒家批评为陈义太高，难以企及。儒道二家认为“少私寡欲”，已经是了不起之事。

    节制私欲与不节制私欲多数时候直接关系到人品的污洁和事业的成败。“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心中出现一点贪婪或私心杂念，他本来的刚盲性格就会变得懦弱，聪明就会变得昏庸，慈悲就会变成残酷。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贪官都是在受贿之后，即变成由行贿者摆布的可怜虫。

    周宣帝皇后是杨坚的女儿，宣帝便拜杨坚为大司马等重要官职，地位显赫。宇文氏家族的成员对杨坚的猜忌很大，谋害杨坚的阴谋—个个接踵而来。后来，宣帝本人对杨坚也产生了疑忌之心，他想找个借口把杨坚干掉。

    宣帝有四个美姬，她们为了争宠，互相辱骂，经常闹得不可开交。一天，宣帝说：“你们再闹，我就把你们全杀掉。”宣帝想出一计。他让四个宠姬打扮得分外妖艳妩媚，站在他的两侧，又派人去召唤杨坚。宣帝对左右武士说：“如果杨坚进来神色有什么变化，你们就立即把他杀掉。”不料杨坚上殿，脸上始终一脸正气，目不斜视。宣帝只好让他退出。

    后来宣帝因荒淫过度而死，他9岁的儿子宇文衍即位，杨坚入朝主政。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赞早就想当皇帝，上朝听政时常与杨坚同帐而坐。杨坚对此非常恼火。杨坚知道字文赞是个酒色之徒，就选了几个漂亮的姑娘送给了宇文赞，宇文赞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他的权力欲望从此减退了，他搬回王府，天天与美女娱乐玩耍，不问政事，杨坚遂于公元581年7月14日称帝，建立了隋朝。

    字文赞由于一念贪私，良知就自然泯灭，即使有点刚毅之气也化为乌有，只有任行贿者摆布，落得个可怜的下场。

    明代《菜根谭》有言：“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他好，他益你深。故贪商於而恋金谷者，竟被一时之显戮；乐箪瓢而甘敝蕴者，终享千载之令名。”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不节制私欲，过于贪心，必然为私欲所害。

    在中国古代，因贪小利失掉国家的事例很多。

    智伯请求韩康子割地给他，韩康子不答应。段规说：“智伯好利而刚愎，不给他地他必出兵讨伐我国，不如给他地算了。他因贪得成性，必定还要请地他国，他国若不给他地，他就会出兵攻打，我国则可以免于忧患，而且还可以伺机而动。”韩康子答应了智伯的要求。

    不久，智伯又求地于魏桓子，魏桓子也不想给他。

    任章说：“不如割地给他，使他骄傲，君王您可以团结所有天下人来图谋智伯。”

    魏桓子说：“好。”也割地给智伯。

    智伯接着又向赵襄子求蔡、皋狼附近的地．赵襄子不给，智伯非常愤怒，就出兵围困晋阳城。这时，韩国、魏国在外围打击智伯，赵国在内中呼应，智伯于是败亡。

    而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却是能自觉节制私欲。他受封食邑13000户，足能在京城地面广治田宅，但他偏在终南山下买了几间没有院墙的茅屋。臣僚们问他何故如此，他回答说：“如果我的子孙贤良，可传我的俭朴家风；如果我的子孙不贤良，也不致被势利者所侵夺。”说得果然切中要害，其心地之宽豁，宛然悟透了人生的天机。

    私欲过盛之人，没人愿与之共事，因而永远难成大器。世间小人，个个蝇营狗荀，皆私欲所惑也。

    自私自利者不管是偷盗、贪污、索贿或挪用等手段把公共或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还是以权势捞取地位和荣誉，在别人看来，无疑是不光彩的。尽管他们利用通过卑劣手段捞取的财、权来给某些人送人情，买人心，使这些人不得不感谢和感激他们，但更多的人却是瞧不起他们的。尽管他们中还有些人用那些不义之财做本钱，开公司，搞生意，挣了大钱，成就了事业，有的还笑眯眯地做一些慈善之举，但他们仍然是不仗义的一族，别看法律未审判他们，但受害的普遍群众却在感情上给他们判了刑、定了罪。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的心灵是不会安宁的，你所拥有的人生便是一个卑鄙的人生。

    诚然，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点上，而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关心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我，是每个人的追求，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除非他是神经病，没有人不关心自己，不希望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追求。这一切可谓人之私欲使然。没有私欲是不正常的，但有私欲而无度则是极不正常的，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这是最基本最道德的私欲标准。

    你在损公坑人的时候，只是在物质上、权势上和荣誉上肥了自己，暂时得到了一点实惠，而你付出的却是人格的代价和灵魂的代价。由此你失去了纯洁美好的心地，你从本来壮美的人生境界跌到了一堆垃圾上，你将不时地嗅到发自你灵魂深处的臭气。这是你的根本性的损失，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即使你以后觉悟到了而不再损公损人肥自己，但那心灵上沾下的污点是永远抹不去的，它将伴随着你的终生，你终归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你无法否认，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存在并不是这团肉、这副躯体外壳的存在，而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德行、人格的存在。抽去了后者，人与普通动物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自私者的算计和耍弄小聪明到头来仍是卑鄙和愚昧了。

    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个人都正常地关心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人人都自珍自爱自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勃勃生机，充满欢歌笑语。

9.慈是浊世一盏灯

    阴柔智识：慈爱之心犹如春天的太阳，能够给他人以欢喜和光明，能够滋润长养他人的心田。人生在世，应以宽厚仁慈的心态待人接物，这既是爱人，又是爱己，可谓是安心立命之本。

    老子说：“我拥有三件珍宝，掌握并珍视它们。第一个叫慈爱，第二个叫俭朴，第三个叫不敢作为在天下人的前面。”

    老子将“慈”尊为三宝之首，可见“慈”对于处世者的重要性了。老子认为，宽厚仁慈是安心立命之本。天慈万物，道是“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也应该效法天道不寄责于人，而要善待众生。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范应元说：“吾之心慈爱素具，由爱亲爱君推而爱人爱物，此皆自然之理。夫慈爱故能勇于行道，使亲安君尊，而天下无弃人，物无弃物也。”都是在说应该做到以宽厚仁慈的心态待人接物，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宽厚仁慈，既是爱人，又是爱己，这可谓是安心立命之本。

    下面所要介绍的就是一位以大慈之心为人为官，体察民间疾苦、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廉洁秉公之士。《后汉书·循吏列传》还为他写了传，颂扬他的事迹。他的姓氏有些奇特，也很少见，恐怕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复姓“第五”，名叫“第五访”。

    第五访，字仲谋，是东汉中期京兆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他的祖父第五伦曾做过汉朝司空的官。祖父以后，家境衰败，沦为贫苦农民。第五访就是在这种贫困的环境里出生，又经受饥寒交迫的磨难。尤其不幸的是，他早年就失去了父母，只好依附于兄嫂家里，由兄嫂把他拉扯成人。

    兄嫂的生活自然也是饥不能充食，寒难以添衣。在清贫之极，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第五访稍大便到豪门富户家里当雇工，把挣来的钱奉养兄嫂。苦难的童年，磨炼了第五访的性格，使他能够体会民间疾苦，同情劳动人民的辛酸。贫困和苦难并没有使第五访丧志，反而激励了他勤学苦读的志气，这也许是祖父留下的遗风吧。第五访一有空闲时间，就借来富家的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他特别注重学习治国之道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关技艺等方面的知识。由于他天性聪敏，富有智慧，再加勤奋刻苦，不耻下问，学识逐步渊博起来。

    由于汉代选拔官吏不把学府读书取仕当作惟一途径(正式的科举考试在隋朝才建立)，这给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却有学识的第五访能够做官带来了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五访被荐，做了某郡的功曹。这“功曹”的官，相当于郡守的总务长，除掌人事之权外，并参与一定政务的处理。

    第五访恪尽职守，忠于政务，颇有政绩，很快被荐举为孝廉，补任新都(今四川省新都县)县令。第五访任县令后，治政有方，百业兴盛，3年之间，有相邻的几个县入籍新都县，新都县的户数增加10倍。

    不久，第五访升任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巾西北)太守。第五访上任后，这里遇到少见的大旱，从春至夏，滴雨未见，大地干裂，焦土千里，幼小的庄稼苗全部枯死。到秋天，许多农家颗粒未收。一些奸商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一石粟竟要几千钱。贫穷农家，哪里有钱购粮。荒年如此严重，许多农民忍饥挨饿，奄奄待毙。    

    第五访看到乡亲们陷于水火之中，受此熬煎，个个奄奄一息。这惨状如同撕肝裂肺，令他坐卧不安，心急如焚。为了拯救这些生灵，第五访当即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叫是有一些官吏，害怕未经批准就打开国家军用粮仓，朝廷怪罪下来，担当不起责任。他们提出，还是先上奏朝廷，获准后再行为妥。

    第五访听了这种意见后，果断地说：“如今时间紧迫，救民如救火，一刻也不能容缓。若等上报，批准再行事，就等于把灾民推向死亡的绝路，这怎么能行?”

    第五访略停片刻，以无畏的气概说：“我是一郡之长，乐于以自身性命挽救众人性命。朝廷怪罪下来，由我一人负责，是杀是剐，鄙人心甘情愿!大家不要犹豫了，救人要紧。”于是，国家军仓一一被打开，按着户口人丁的多少，为灾民分发了救济粮，拯救了众多百姓的生命。

    事后，第五访把灾情和开仓赈济灾民的情况报告给朝廷。汉顺帝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怪罪第五访，还特别赞赏第五访的果断行动。为此，顺帝特发诏书，嘉奖第五访赈济灾民的事迹。

    由于第五访为官最能体贴民情，把灾民的疾苦和生命看得最重要，终于用办实事的果敢行动保全了一郡百姓。

    翌年，第五访率民救灾建业，恢复生产，再加这一年风调雨顺，终于获得农业丰收。收获季节，官民喜气洋洋，打谷人仓。界内无盗无贼，一片太平景象。百姓们含着喜悦的热泪，感激第五访这位农家人的“父母官”。

    据记载，第五访后来奉调做了南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太守。以后又官拜护羌校尉。他的慈心为人，廉洁为官的事迹和威望，同样受到黎民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从第五访的故事可以看出，慈爱之心与权威无关，权威高高在上，而爱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慈心付出时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和行为。第五访能成为农家。人的“父母官”，就在于他能让权威为慈爱服务，为节用爱人服务；慈心也与怜悯无关，怜悯到底仍带着一点俯视的意味，而慈心来自十二分的真诚，没有丝毫虚伪和做作。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皆讲慈爱，孔子说“仁者爱人”；老子将慈爱列为三宝之首，还说“慈故能勇”；佛门所说的“慈悲”，也是一种大慈大爱——“慈”是给人欢喜快乐，“悲”是拔除烦恼痛苦，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观世音菩萨，则是最具有“悲心”的代表。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慈爱之心。因为我们总希望得到别人的慈爱，我们本身又怎能不以慈爱之心来对人呢?

    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以温柔对待倔强。以云、水、冰的本质来看，其元素成分相同，只是水遇到酷寒气流，很快便凝结成固体的冰块。要使冰雪溶化，还要暖洋洋的大气流才行。如果再遇到热情普照的阳光，水很快就升华成为云朵，可以在蓝天上飘浮。同样的，一个倔强的人，要以温柔的心来对待，他也会把刚硬的外壳卸下，将内在美好的本质流露出来。

    我们要以宽容对待刻薄。刻薄的人，心田较为贫瘠，一时之间生长不出好的作物。只要给他养分，自然他也变得宽容、厚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雪上加霜”。惟有打开胸怀，宽心包容，这样才能化育有情。

    我们要以热诚对待冷漠。“冷漠”二字，看起来不是大错，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变得冷漠了，那么，这个社会也不适合居住，因为这社会不能使人心灵成长，甚至还会向负面发展。人之所以会对待事物与生命冷淡、冷漠，多半是后天缺陷的环境所造成的。要化解心灵的寒冷，就要像阳光能溶化冰雪一样，持续的用热诚来对待。

    老子倡导“报怨以德”，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以慈悲对待恼恨。恼恨之心太重的人，就像身上带着有毒的火焰，人人都害怕受到瞋恨之火的焚烧。比如历史上的吕后，她原本是个聪慧的美人，但是因为一念恼恨之心，使她变得十分残酷。这时候，无论外表如何美丽，都会把旁人吓跑。但是瞋心既已发作，如果不能遇到善知识来引导，这个人也只有变本加厉，一路的残酷下去，受害的人就更多了。我们要以慈悲柔软的心意，为有病的心灵拔除痛苦的病根。

    慈爱之心犹如春天的太阳，能够给予众生欢喜和信心，滋润长养众生的心田，使人世间充满仁爱和祥瑞。

10.只有出奇谋，才能出奇迹

    阴柔智识：很多人找不到成功的门径，往往在于不能突破自己陈旧的思维。相反，成大事者常常能突破人们的思维常规，反常用计，用出奇的招数，赢得出奇的效果。正如“奇”字所示意于我们的——它是由“大可”，组成，意思是说只有出奇才是大大可以的。

    老子说：“用光明正道治理国家，用奇妙的计谋领兵作战。”

    很多人找不到成功的门径，往往在于不能突破自己陈旧的思维，相反成大事者常常能突破人们的思维常规，反常用计，在“奇”字上下功夫，拿出出奇的招数，赢得出奇的效果。

    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道德经》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居世界之最，其议论之恢宏、智谋之深邃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之和；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乎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土子所揣摩运用。老子《道德经》这部中国最典型的谋略书，不但重视谋略，而且更突出谋略之“奇”的重要性，对后世中国人影响甚大。    

    西晋时期，凉州刺史杨欣因与羌关系不和睦，而被羌人所杀，致使河西地区与中原朝廷断绝联系。晋武帝司马炎常为西部边境安全忧虑，每次临朝议政都叹息地说：“谁能为我打开通往凉州之路，而讨平羌敌呢?”

    朝臣没有应答者。惟有司马督马隆上前奏道：“陛下如能任用臣，臣能讨平凉州叛乱。”

    晋武帝说：“爱卿，你如果能消灭敌人，朕怎么会不任用你呢，只是不知将有何计谋?”

    马隆回答说：“臣打算招募3000名勇士。陛下您不要管他们是从哪儿来、从前是干什么的，率领他们击鼓西行，靠您的威德，臣认为这股敌人不难消灭。”晋武帝答应了马隆的请求，并任命他为武威太守。公卿大臣们都认为不应当让马隆自己设立标准去招募军队，晋武帝没有理睬他们。 

    马隆受命后，立即招募勇土，其条件是：能靠腰部力量拉开三十六钧强弩的人，并且当场立靶测试过关者就可以录取。于是，他通过标准考试，从早晨一直到中午，一共招了3500人。

    马隆自信地说；“足够用了。”招募之后，又请求让他亲自到武器库里去挑选兵器，并同时要求供应军队3年所需的物资和钱粮。

    马隆亲自率领他所募勇士向西进发，渡过温水后，与敌相遇。敌军有1万人左右，凭借着显要的地形，一方面安排部分兵士在前面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专门安排人员在后面设下了埋伏，企图断绝马隆军队的后路。针对此情，马隆依据古法八阵图制作了偏箱车，在地势开阔的地方，建造了鹿角车营；在地势狭窄的地区，就造木屋放在车上，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晋军箭矢所射之处，羌兵纷纷应弦而倒。晋军转战千里之遥，杀伤敌众数以千计。

    马隆率兵抵达武威后，羌族部落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等人率众万余不战而归降，马隆前后击杀和收降的羌兵达数万人。其后，马隆又率羌族归顺的部落首领没骨能等众，大战树机能，并将其击斩，凉州叛乱完全平定。晋王朝通向河西的通道终于打开了。

    马隆此谋奇在与步、骑兵交战于平原旷野之上时，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造出偏箱和鹿角车组成方阵，凭借此方阵对敌作战，其作用一能保持斗力不衰，二能正面抗拒敌人，三能维系队形不乱，所以他办到了别人办不到的事，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古以来，中国人不但在行军作战和为官从政上用谋略，而且中国人的生活亦是谋略化的，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或进或退，或人世或出世，持中和，处柔顺，善变通，精辩证。人们常说，中国人私心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团结，不能合作，即是例证。还有，中国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决不让人知道他现在想什么!总是让心思在肚子里活动，不会轻易表现在外。“喜怒不形于色”成为一句称赞别人的话，等于在教人阴险虚伪!而国人认为，没有经过大脑的愚蠢的正直、诚实只会降低自己在对手面前的竞争能力，使自己为人所轻视。换句话说，想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就得尽量地隐瞒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同时想尽办法去探知对方、揣摩人的心理。

    可见，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主轴。中国堪称谋略之国。那么何谓谋略?谋略就是指对事物高瞻远瞩、曲折迂回的认识，以及为了达到认识的目标所采用的间接的、神奇的、不合规律的、令人惊异的手段。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战术、事半功倍的做事方法、风云变幻的人生策略。

    中国谋略也是太和谋略，即中和、辩证、圆融、和谐、阴柔的谋略。孔子尚礼治，行中和，称“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即太和社会谋略；孟子欲为“天民”，和合天人，倡建仁政社会；董子立天人感应之说，混合阴阳，生克五行，追慕“太平世”；程朱称“物我一理”，陆象山称“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曰“知行合一”，这些都是“太和”之义。道家老子称“无为而无不为”，又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和其光，同其尘”；庄子称“天人契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又曰“人其俗，从其俗”，皆深得太和谋略之精髓；墨子倡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和；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互用、阴阳手段结合的南面术；鬼谷子主张协和人际、揣摩游说、燮理万邦，这些皆属太和谋略之流。

    老子和孔子堪称中国的社会谋略大师，孔子主张社会实行礼治，后来的儒家、法家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而老子则强调自由主义的无序——“无为而治”，不干涉民间的活动。很有意思的是，有序、无序两者都能达到社会的稳态，有序的专制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集中于一个方向的激光，无序的民主自由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互相抵消的布朗运动，也是稳定态。民主自由社会由于团体的力量分散，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制健全，领导层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更迭，因此，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而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古代社会没有形成哪怕是原始的民主机制，甚至于连这样的愿望都投有出现过(尽管有过老子的小农自由主义空想)。这不同于古希腊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原始民主。

    中国人生谋略的大师如云，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灿若星辰。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狡猾，他还把伦理放在了真理之上。老子主张先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有心计地采取行动。庄子重在实现精神自由，为此，他认为必须“欺骗自己”。鬼谷子要求揣摩人心，接人待物以技巧及计谋，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可见，中国乃谋略之大国!而谋略．的最高境界在于一个“奇”字上。我们来看这个“奇”字，是由“大可”二字组成，可见古人在造字时就认为，只有出奇谋，才能出奇迹。欲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必须运用奇谋。打破常规，出奇制胜是成大事者必备的能力。

11.杯子的作用在于它是空的

    阴柔智识：大多数人只知道明处可见的“有”，而不知道暗处难察的“无”，因此也就无法了解“无”的伟大功用。只有别具慧眼，发现各种事物当中“无”之所在，并根据它们各自特性善加运用，才能达到妙智的境界，才能在人生和事业上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利益。

    老子说：“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正是由于它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房屋的用处。总之‘有’可以对人们有利，‘无’也可以被人们利用。”

    以上举例是借物来形象地说明道的虚通之用。“有”和“无”是事物的两种去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常人只是看到了事物表面之“有”，而不能充分认识事物内含之“无”，而“有”的真正效能，却是因为其中的“无”在起作用。

    万事万物，无论简单复杂，都可一言以蔽之：“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比如，对于电脑而言，集成电路等有形的东西作为物质基础，而在其中运用的则是无形的电流和程序。在学习方面，心越空，灵感就越来。掌握知识是为了备用的，贵在消化吸收，如果被书卷把脑筋塞得死死的，那就变成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了。同样是人，有的伟大，有的卑琐，可见有形的身体只是便利的工具，形骸之外的东西才是人更宝贵的。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文明构成生活的基础，而精神文明才真正用来提升人的素质。

    老子这里所说的“无”，其实意义是极其深奥和广泛的，因此其用途也是无穷无尽，既可在具象的领域里使用，也可以在抽象的领域里使用。比如在战场上，当我们与敌人对阵时，只有找到敌人的破绽和空隙时，才能为我们所乘所用，这就是对“无”的运用。公了己前713年夏季，郑庄公亲自率领公子吕、高渠弥、颖考叔、公孙阏等将士，攻打宋国。庄公为中军，建立一面大旗，上写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浩浩荡荡向来宋国杀来。

    宋殇公听说郑国伙同齐、鲁两国军队一起来犯，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召见司马孔父嘉，研究御敌之策。孔父嘉对殇公说：“郑国假托王命，号召列国，但跟随他的并不多。蔡国和卫国就投有相从。现在郑伯亲率兵士在此，其国内必定空虚。主公可以准备重礼，振使者急速送与卫国，贿赂其纠合蔡国用轻兵袭击郑国。郑庄公听说自己的国土将丢失，必然要抽调兵力去营救。如果郑兵退去，齐、鲁之军也就难以独留了。”

    应该说，孔父嘉的这一策略是很高明的。当郑国太于忽遣人将告急文书送到底公手上时，庄公立即命令班师回国。但是，宋国联络卫国组成的这支军队，并没有抓紧战机去直接进攻郑国的都城，而是在中选节外生枝，召来蔡国军队去进攻戴国。蔡人本来是宋、卫阵营，但对宋、卫两国在伐郑途中才召它远道伐戴，很为不满。因此，没有积极配合宋、卫军队的行动。宋、卫、蔡三国内部出现了矛盾。这样，就给郑庄公提供了可乘之机。

    郑庄公在班师回郑的途中，听到宋、卫之兵已经移师攻打戴国的消息，也中暗喜。他想，宋、卫联军攻戴，戴国必然急于求援，而宋、卫、蔡之间行动不协调，较容易击破，何不趁此一箭双雕?于是他传令公子吕，高渠弥、颖考叔、公孙阏四将，各领一路人马，授以妙计，偃旗息鼓，向戴国进发。

    正当戴国之君处在危难之际，忽闻郑国公子吕领兵来救，即打开城门纳人。其实，庄公也在队伍之中，骗进戴城后，庄公便将戴君驱逐出城，兼并了戴国军队。宋、卫联军-见郑伯已经占领了戴城，无比愤怒，表示要与郑军决一死战。而此时郑军其余三将已对宋、卫联军形成了包围之势。经过一场厮杀，卫将右宰丑阵亡，孔父嘉落荒而逃，朱、卫、蔡三国车乘兵员都被郑国所俘获。郑庄公得了戴城，又击败了三国之兵，大军奏凯，满载而归。

    郑庄公此次的胜利，在于抓住了敌手的两大空隙：一是宋、卫联军没有真正实施袭击郑国后方的策略；二是蔡国人对宋人的不满情绪。结果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局面。在危难面前，在被动局面下，如果能抓住可乘之隙，充分利用，确实可以改变“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在修身和待人时也要关注“无”的价值和作用，否则只重视“有”就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比如，在任何时候都要虚怀若谷，戒骄戒满，再博学的人也会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时时处处都要以学习的姿态出现于人们面前，而不能到处展示自己已有的那点知识，硬充“大明白”。唐代有位禅师很有智慧，他的一杯茶的故事常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有一天，一位大学士特地来向他问禅，可一见面就对禅师大发宏论，滔滔不绝。禅师以茶水招待他，禅师将茶水注入这个访客的杯中，杯满之后还继续注入。这位大学士眼睁睁地看着茶水不停地溢出杯外，洒得满案皆是，便忍不住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要倒了。”这时禅师意味深长地说；“你的心就像这只杯子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倒空，叫我如何对你说禅?”禅师教导的“把自己的杯子倒空”，不仅是佛学的掸理；更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心太满，什么东西都进不来；心不满，才能有足够装填的空间。“满招损，谦受益”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一句可以千年护身的净言，其中就饱含着古圣先贤对“无”和“空”的理解和运用。

    大多数人只知道明处可见的“有”，而不知道暗处难察的“无”，因此也就无法了解“无”的伟大功用。只有别具慧眼，发现各种事物当中“无”之所在，并根据它们各自特性善加运用，才能达到妙智的境界，才能在人生和事业上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利益!  

12.登顶之途无索道

    阴柔智识：我们不可以奢望一步登天，也不要急于求成，那样只会导致失败。我们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才有可能登上成功的峰顶。    

    老子说：“踮起脚尖的人难以久立，跨步前进的人行不远。”

    老子认为，踮起脚跟而立，是欲其高，但这样绝对不会立久。大步跨行，是欲其快，但这样必定不能长行。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过于求速，急功近利，乃是做事的最大危险之一，这种违犯自然而急于求成者，其结果将是欲速则不达。

    我们做人做事都不可以漠视规律，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这样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深请此理的人，他那“缓称王”的政治策略就体现了这一点。“缓称王”作为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缓称王”的说法出台之时，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东方国珍外，其余的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的徐寿辉，在彭莹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称帝，国号天元。张士诚于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刘福通因韩山童被害，韩林儿下落不明之故，起兵数年未立“天子”，到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也自立为陇蜀王。一时间九州大地，“王”、“帝”俯拾皆是。

    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他明白“谁笑在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个道理。所以，他坚定地采纳“缓称王’，的建议。朱元璋成为一个起义军的领袖，始终不为“工”、“帝”所动，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事情了。此时，天下局势已明朗，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是事实上的“帝”了。

    与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的做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战略不可谓不高明。“缓称王”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更有利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了。

    要知道，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工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元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莫不为元军围攻。

    相比之下，只有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周围有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小明王、张士诚势力的护卫，元军要进攻朱元璋，必须首先超过他们占据的地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元军曾进攻过张士减的六合。距离应天只有五六十公里，元军可以到六合，当然可以到应天，否则朱元璋在称帝之前，一直“忍辱负重”，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当时天下称帝者有三四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元朝根本顾不上朱元璋这一类附于某一政权的势力。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有利契机，加紧扩大地盘，壮大力量，最后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避免了过多地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虽乱，但到最后“冠军”只能有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还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的庇护，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与朱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十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投有远图，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太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对业已开始的统一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审视老子这句训诫之言和明太祖的成功实践，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可以奢望一步登天，也不要急于求成，那样只会导致失败。我们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才有可能登上成功的峰顶。正如古人所言“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尤以成江海”。

13.人怕浮躁船怕漂

    阴柔智识：不论我们做何事，处何境，内心都应像木船那样放块压舱石，都要保持沉稳冷静，千万不可心浮气躁。人一浮躁起来心里就长了草，而且是没有根基的草，被急功近利的风一吹，就跑掉了，结局只能是无果而终。

    老子说：“轻率就会丧失根基，浮躁妄动就会丧失主宰。”

    稳重是轻率的根基，沉静是浮躁的主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持重守静乃是抑制轻率躁动的根本。故而简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浮躁就是种种炽情惑乱了我们的心，蒙蔽了我们对事物整体的理智识见，从而忽视或排斥了理性而任由感情发泄。言轻则招扰，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轻忽浮躁乃为人之大忌。庄子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

    古代有个叫养由基的人精于射箭，且有百步穿杨的本领。相传连动物都知晓他的本领。一次，两个猴子抱着柱子，爬上爬下，玩得很开心。楚王张弓搭箭要去射它们，猴子毫不害怕，还对人做鬼脸，仍旧蹦跳自如。这时，养由基走过来，接过了楚王的弓箭，于是，猴子便哭叫着抱在一块，害怕得发起抖来。

    有一个人素慕养由基的射术，决心要拜养由基为师，经几次三番的请求，养由基终于同意了。收为徒后，养由基交给他一根很细的针，要它放在离眼睛几尺远的地方，整天盯着看，看了两二天，这个学生打点疑惑，问老师说：“我是来学射箭的，老师为什么要我干这莫名其妙的事，什么时候教我学射术呀?”养由基说：“这就足在学射术，你继续看吧。”于是这个学生继续看。过了几天，他便有些烦了。他心想我是来学射术的，看针眼能出神射吗?这个徒弟不相信这些。养由基教他练臂力的办法。让他一天到晚在掌上平端一个石头。伸直手臂，这样做很苦，那个徒弟又想不通了，他想，我只学他的射术，他让我端这石头做什么?养由基看他不行，就由他去了。

    这个人最终没有学到射术，空走了很多地方。如果他能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的射术也许就会精湛起来。秦牧在《画蛋·练功》文中讲道：“必须打好基础，才能建造房子，这道理很浅显。但好高骛远，贪抄捷径的心理，却常常妨碍人们去认识这最普通的道理。”人一浮躁起来心里就长了草，而且是没有根基的草，被急功近利的风一吹，就跑掉了，结局只能是无果而终。

    上面所说的是一个反面教材，而我们是要向成功人士学习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一个典范。他成就大业的宝贵经验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规条：稳健工作，力戒浮躁。11岁那年，李嘉诚来到香港。到了14岁，由于父亲去世，他辍学打工。再后来，他舅父让他去他的钟表公司上班，但是他没有答应，因为他要自己找工作。

    从他年纪轻轻就不肯接受帮助而要自己闯这点上，就表现出他自强独立和自信的性格。这种性格，将培养出他以后的稳健前进的工作作风、不浮躁的工作态度。他先是想到银行寻找机会，因为他觉得银行一定有钱，因为银行是同钱打交道，它也不可能倒闭。但是银行的梦想没有成功，他当了一名茶馆里的堂倌。就在当堂倌的时候，他就胸怀大志，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循序渐进。这些小事是这样的：他给自己安排课程，以自觉养成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习惯。这些课程包括；时时处处揣测茶客的籍贯、年龄、职业、财富、性格，然后找机会验证；揣摩顾客的消费心理，既真诚待人又投其所好，让顾客既高兴又付钱。

    后来他又以收书方式读了很多书，并把看过的书再卖掉。就是这样，李嘉诚既掌握了知识，又没有浪费钱。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在茶馆里没有前途，就进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他偷师学艺很快学到了钟表的装配及修理的有关技术。其后，他建议开钟表公司的舅父迅速占领中低档钟表市场。结果大获成功，因为香港对低档表的需求确实很大。

    1946年，他17岁，辞别舅父，开始自己的创业道路。结果他屡遭失败，几次陷入困境。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1950年夏，才22岁的李嘉诚创立丁长江塑料厂。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厂，也是他稳健的思考观察的结果。他通过分析，预计全世界将会掀起一场塑料革命，而当时的香港，塑料是—片空白。这是—个机遇。可以说，他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而这审时度势的判断力，亦来自于他的稳健。作为一个不浮躁、稳健的人，李嘉诚是很会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的。在工厂经营到第7个年头的时候，李嘉诚开始放眼全球。

    他大量寻求塑料世界的动态信息。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料杂志》，读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料原料制成的塑料花，并即将投入生产，向欧美市场发动进攻。他立即想到另一个消息，那个消息说欧美人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家庭主妇正正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于是推想，欧美的家庭，都喜爱在室内外装饰花卉，但是快节奏使人们无暇种植娇贵的植物花卉。塑料插花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他由此判断，塑料花的市场将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不然就会失去这个机遇。

    于是，李嘉诚以最快速度办妥赴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前去考察塑料花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前景。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稳健的工作作风，一条辉煌的道路，由此展开。

    正当李嘉诚全力拓展欧美市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机会出现厂，一位欧洲的大批发商在看到了李嘉诚公司的产品样品后，前去与李嘉诚联系。这位批发商是因为李嘉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欧洲产品的价格而来找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长江公司是资金私有制。为保险起见，他表示愿意同李嘉诚合作，但条件是他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李嘉诚知道这位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欧洲。而要占领主要的市场——西欧和北欧，如果能与他取得联系，是十分有利的。可惜，他竭尽全力都没有找到担保人。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争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法宝。他与设计师一道连夜赶出9款样品。批发商只准备订一种，李嘉诚则每种设计了3款。第二日他来到批发商的商庙。批发商望着他因通宵未眠而红的眼睛，欣赏地笑了，答应了谈生意，在李嘉诚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签了第一份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贷款，从而解决了长江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

    长江公司很快占领大量的欧美市场。仪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纯利就高达100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吐界“塑料花大王。”

    看完李嘉诚的故事，再回过头来看老子“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这句话，我们会更加明确地知道，老子是想给我们这样的忠告，不论我们做任何事，处在任何环境之中，都要保持沉稳冷静，表现得从容不迫。千万不可心浮气躁，急切慌乱。那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乱了分寸和章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品性，拥有顺其自然的心境，才能成就一生的事业，生活得安详自在。正如清代著名老子研究专家高延第所说：“重谓己身，轻为天下，身治而后天下治，故云重为轻根。躁者多欲，惟静足以制之，故云静为躁君。”

14.有独特追求者，要从世俗潮流中超脱出来

    阴柔智识：有独特追求的人在世俗的评价系统中会被认为大有所失——因为众人皆争皆有之利，他却放弃了没有了；但在另一种意义和另一种境界上他却是绝对的大赢家——因为众人皆无的东西他却独有了，他成了一个无人能够代表和代替的人了!

    老子说；“众人皆似识时达务、知识丰足有余，而惟独我却似短见薄识、如同有所遗缺。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呵!众人皆逐境为明，我独守道如昧；众人皆察察用智，我独闵闵存真。”

    众人皆以学得外饰伪学为学有所余，认为能够理解和趋随社会潮流为学有所得，而老子思想与道合同，并无所增益，故相对而言是若有所失。老子这里所说的愚人，实际是对淳朴真诚之人的一种别称，也是对世人视虚伪奸猾、盲从潮流为精明的一种反喻：老子认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修道之人淡泊寡欲、抱诚守真，故而才让自己的思想意识能够从种种流行观念的局限中超脱了出来，达到胸襟广大、宽厚包容。庄子说：“占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恬养知。知与恬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齐梁时道家的—代大师陶弘景，同老子一样，都是因为勇于从世俗潮流中越脱出来才成就了独特之自我的。据称，陶弘景是帝尧陶唐氏的后裔。尧治冀州平阳(好今山西临汾西南)，其家族也就在冀地居了下来，后汉末出乱南渡而适居士江南丹阳地主。世为望族，其七世祖陶浚曾仕东为镇南将军，祖父陶隆在南北朝时为宋南中郎参军事，父亲陶贞宝为司徒建安王国侍郎。

    陶弘景劝承家教，6岁即能识字作文，7岁读《孝经》、《论语》、《毛诗》，并习坟典涌诗赋。在家庭的约束下，陶弘景又开始习学仕途经济、公干应酬之类，如就此发展下去未来他无疑是一位治世之十臣。

    然而，事情的发展常有许多偶然性。在他10岁时的某一天，一位乡里少年对他说：“通明兄，近来我找得一奇书，不知你是否有兴趣阅读?”

    陶弘景虽然年幼，但乡里之书几乎无所不窥，见小朋友有那据书为奇的意思，也就玩笑地说；“乡里所藏之籍之我无所不窥，还有什么典籍值得你这么神秘兮兮呢?”

    少年朋友见他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气，故意拉长声调说：“这所以来告诉你，当然是平时不曾涉及的了！”

    一听此言，陶弘景那脸颊“腾”的一下红了起来。原来这陶弘景虽然年轻，但聪敏好学，又从无与人争竞学况之心。因为他知道中国一句名言，即“学三年世无敌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所以，虽然他内心十分争强，但平口在与人问答之间，一事不知即深以为耻。

    毕竟都是孩子，在窘迫中陶弘景一时间暴露出了性格上的弱点。那少年也甚觉不自然起来，只怨自己语言不慎，使好朋友下不了台阶，因此忙将手中的那册书递过去说：“也不是什么三坟五典，不过是本葛洪《神仙传》而已。听说这葛洪可是前代的神仙呢!通明兄若有兴趣不妨拿去阅赏。”他那嘴也能说会道，叽叽咕咕一套反而使陶弘景觉得自己小家子气缺少定性了。

    谁知，就因这本葛洪《神仙传》，竟使陶弘景走了一条有别于当时社会潮流的全新的道路。

    不知不觉中，陶弘景就到了即冠之年，婚娶是人之常情的自然之事。一天，父母将他唤到身旁，亲切地与他商量说：“弘景啊，你已长大成了，上门议婚者甚多，你看选择哪位名门闺秀大小姐呢?”母亲就将那名门望族的深闺芳名一一道来。

    一般男儿遇此情景当然喜之木尽，但陶弘景即出入意料地回答父母说：“儿年尚幼，资营未立，薄游下位，正当勇猛精进，奋发进取!”父母听他以“进取奋发”相搪塞，也就不再多言婚娶之事，而只得勉励一番，任其自然而然了。

    陶弘景哪里是要追名逐利，学什么仕途经济，他是被葛洪的《神仙传》深深吸引了。那是一本讲道教神仙之事的书，他真正羡幕那淮南八公事迹。既慕神仙之道，要修神仙之事，又怎能娶妻室拖累自己延误别人呢?

    不过，他出身名门，习学儒业，故自然免不了总是要去走走仕途。在陶弘景17岁时，便与江、诸炫、刘埃为、宋升明4位好友仁齐。

    那江，字叔文，是宋文帝的外甥，后来又成了孝武帝的女婿。人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最为得意，由中书郎而位至都官尚书，成为士族名流，据说他亦是一位很有气节的人物。

    陶弘景虽然学究天人，无所不通，但他在朝廷中缺少强有力的后台，故也只能是担任诸工侍读兼总记室之类的职务。但他千什么事既认真又必有心得，他对典籍所作的笺疏，不仅辞句精辟，文字秀美，且书法名噪朝野，所以为时人所得而争相师法。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当时朝廷建成“青奚宫”，诸臣献颂，皇帝独看中陶弘景所作的辞颂而赞美不绝，且欲刊石留存。后为嫉忌贤之臣议阻未行。皇帝为了褒奖其并方便皇室的工作，遂将他调任“奉朝清”(实际是皇帝的秘书)的职务。但这时的陶弘景，政治嗅觉已十分敏锐了。他看那朝政日非，人心离散，齐政实已口薄西山，像他这种向往神仙之道自然更加心灰意冷了。

    数日来，陶弘景都去拜求京城道观“兴世馆”的馆主孙游岳孙真人，求这位名重一时的世外高人茺其入道。孙真人见他言辞恳切，就说：“年纪轻轻，已身历官场而能勘堪破世情，却也是难得!好吧，你既决心向道，道祖亦为你大开方便之门。你且叩拜太上，盟誓明志!”陶弘景就按照孙真人的指点，一一如仪，完成了他加入道教的仪式。于是他就经常出入这“兴世馆”的门坎，听那孙真人宣讲道教之要义。在孙真人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大量的道书经籍。在仕途上，陶弘景本来就不太得意，也不太在意，对做官也无太大兴趣，所以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使他更萌退志。

    几位好朋友知道他要出家去做道士了，虽然觉得这不有什么奇怪，但是仍然不希望他就此离开官场，于是一个个来劝导他。那江也来了，他说：“通明贤弟，你是否觉得目前的位置委屈你的才学了呢?确实是这样!你才高八斗，怎么能将你放在那样的位置上那么长久的时间呢！我这就入宫去与皇上说话！”

    陶弘景忙站起来挡住说：“江兄误会了，我岂是那种挟技自重之流。”他看着这位官场得意的好友，平静地笑着，“功名富贵，过眼烟云，对这些我都看得很平淡!而神仙之道是我一直留心的。我早拜在兴世馆主孙真人座下为徒，出家决心已定！如今就拜表辞职，入那茅山逍遥之乡去了。”他的声调是那么平静而舒缓，仿佛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似的。

    陶弘景开始了入山前的准备，他先人茅山之中收集道教上清宗帅杨义、许穆的经书遗物，据说果然获得了他们许多的手书真迹。于是，即向朝廷告假东游。此后，他在大洪山诣娄惠明，太平山遇杜京产，山寻到钟义山，天台得渴朱僧标，这些高道真人都觉得陶弘景是载道之器，就将自各精心保存的杨、许手迹交付给他，以期弘扬。记明十—年(493)陶弘景30岁，正式拜表辞职，入山修道。

    在茅山之中，那陶弘景倚岩栖影，依林遁迹，交柯结字，划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岭，组织烟霞，枕石溯流，山禽无扰，采经偶从，野兽不乱，逍遥闲旷，放浪丘陵。他为这自然的生活和环境所陶醉，直至进入这种环境中他仿佛才真正找准了自己应处的位置，才真正拥有了自我!他在那自然的境界之中自言自语地说：“太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今义达，无复其方，请问求志之业。”因号“华阳隐居”，又言其志。

    陶弘景没有在朝廷中做什么大官，但他的人品学问在当时就知名朝野，入茅山为道士，在当时的社会亦有甚大的反响，这无疑是给了南朝宋王朝一个极大的难堪！那皇帝老几虽然很敬重陶弘景的人品学问，但往昔已逝，朝廷没能很好的使用，那只能后悔莫及!虽舍不得他离去，但又无法改变他的志向，也只得巾他去吧!

    有独特追求的人，往往是非常注重自我生命价值的人，也是不愿按照世俗流行的生活和奋斗模式进行重复的人——正是无数人长期的相互模仿和重复才造成了世俗流行，这种流行就像泛滥的潮水一样，淹没了所有加入其中的人，任何人在其中都无法明确地辨认出自己来，因为你跟别人已无个质上的不问之处。每个人都活在一种共性之中，一个人的生活就能代表和代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这种世俗生活和群体追求在有些人看来是很要命的，因此就要另辟自己的人生蹊径，在人群中活出—个异样来，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志趣追求打上鲜明的个人色彩和独特印迹。显然这样做足要有胆魄和境界的，要能冲出世俗惯性的牵绊，要有牺牲世俗利益的决心，从而苦心独诣地达成自己的理想目标。这样的人虽然在世俗的评价系统中会被认为大有所失——因为众人皆争皆有之利，他却放弃了没有了，但在另一种意义和另一种境界上他却是绝对的大赢家——因为众人皆无的东西他却独有了，他成了—个无人能够代表和代替的人了!人生活到这个份儿上，夫复何求，岂不快哉?

15.好汉都是从地上爬起来的

    明柔智识：磨难和失败是成功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谁能一直走在成功的大道上。当遇到巨石拦路时，就能看出勇者和弱者的区别：勇者视为进步的阶梯，弱者视为前进的障碍。

    老子说：“能承受国家的耻辱，才配做国家的主宰；能承受国家的灾祸，这才够资格做天下的君王。    

    可见堪当大任者，都必须是经过艰难困苦磨炼的人，因为他们已在逆境中铸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否则“细皮嫩肉”的人爬到风口浪尖的要位上，只有速亡的结局。而在这样由苦水泡出来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物当中，自古以来做得最到家的，要属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了。春秋后期，诸侯争霸的重点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下游和浙江流域。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素来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携李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

    “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

    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

    越国主力损失殆尽，最后收拾残兵退保会稽，也被吴军团团围住。

    勾践喟然长叹：“吾将终于此乎?”大夫文种马上加以劝解：“过去，商汤囚于夏台，文王系于英里，晋公子重耳奔狄，齐公子小白奔莒，最终都成就了霸业，由这些事情看来，现在的困境又何尝不是福呢?”于是勾践采纳了文种的建议，挑选美女八名，并携带金银珠宝，通过吴国太宰伯嚭，达成和议。

    当时吴国有主战和主和两派，相国伍子胥力倡乘胜追击，一举捣灭越国。大宰伯嚭则认为与其玉石俱焚，不如以条约来取得越国的利益。争论的结果，终于采取了伯嚭的建议，签订了条件苛刻的条约，从而也使得越国获得了一线生机。

    按照和约的规定，勾践在处理完一切善后事宜后，便得入臣吴国。日期—天天迫近，勾践忧形于色，大夫范蠡劝道：“臣闻没有经过孤独生活的人，志向不远大，没有经过大悲大痛的人，考虑问题总不周全。古代圣贤，都曾遇困厄之境，怎么会独独只有您呢?”勾践叹道：“主要是为了去越人吴的人事安排，一下子还难作妥当的决定！”这时大夫文种上前说道；“四境之内，百姓之事；范蠡不如我；与君周旋，临机应变，我不如范蠡。”范蠡立即附和：“文种自处已审，主公以国事委托给他，可使耕战足备；至于辅危主，忍垢辱，臣不敢辞。”

    一切准备妥当，勾践便与夫人及范蠡启程人吴，群臣在固陵江畔摆酒饯别，君臣相对凄然泪下，黯然挥手而别，很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

    既入吴国，勾践等人行大礼谒见夫差，夫差盛气凌人地说：“寡人假如念先王的仇，你今天断无生理！”勾践赶紧叩首回答：“惟大王怜之！”

    勾践夫妇穿着仆人的衣服，守过阖闾的墓，还当过马夫与门卫，夫差每次乘车外出，勾践总是牵着马步行在车前，范蠡也始终朝夕相随，寸步不离。

    一天，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在前，范蠡肃立在后。夫差对范蠡说：“今勾践无道，你能弃越归吴。必当重用。”范蠡答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臣在越不能辅佐越王为善，致得罪人工，幸不加诛，已经感到很满足丁，怎么还敢奢望富贵呢?”第二天，吴王太差在高台上眺望，看到勾践和夫人端坐在马厩旁，范蠡垂手立在身后，虽然蓬首垢面操持贱役，而不失君臣夫妇之礼，心中十分感动，也大起怜惜之念。

    虽然夫差人起怜惜之念，然而仍不曾有恢复勾践自由的迹象。机会是人找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夫差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感染寒疾三个月未愈。这时勾践前来求见，毛遂自荐道：“臣在东海，曾习医理，观人粪便，可知病情。”说完取过失差的粪便就尝。喜道：“大王的病已大为减轻，七天后就会好转!”到期果然痊愈。吴工夫差大为不忍，于是摆下酒宴招待勾践，不断称赞勾践是仁者。伍子胥在旁看了大不以为然，警告夫差；“勾践下尝大王之粪，他日一定上食大王之心，大王如果不觉察警惕。一定会被他打败的。”夫差那里听得进去，认为勾践已经没有敌意，不久就将勾践亲自送出城，赦他回国。

    勾践回国以后，以文种治理国政，以范蠡整顿军旅，为了牢记战败的耻辱，将国都迁到会稽，筑城立廓，作为复兴堡垒。面奖励农桑，厚植经济基础；一面整军经武，加强雪耻复仇力量。

    没有一时一刻忘却在吴国所受的耻辱，为了报仇雪恨，勾践苦身劳役，夜以继口，如果想睡了就用一种小草扎自己的眼睛，如果觉得脚冷就把水泼在上面。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平日食不加肉，衣不重采。除了自己亲自耕作外，夫人也自织。勾践常常在半夜偷偷哭泣，哭完后就仰天长啸，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出在他的身上。此外，勾践还礼遇贤人，奖励生育。吸取教训，如火如荼的复国行动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进行。

    越国的雪耻计划在七年后已经卓有成效，但是表面上仍然低声下气地讨好吴国，除了春秋两季照例进贡以外，大批的建材源源不断地从越地运往姑苏，胁助吴国建造华丽的宫殿，并呈献美女珠宝，俾使吴王太差在声色犬马中自溺其志。

    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做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三年中几经恶战，吴国被击败，夫差自杀，吴国灭亡了。勾践率军“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任霸主。

    记得有位大诗人曾说：“大石拦路，勇者视为进步的阶梯，弱者视为前进的障碍。”成功的人们往往都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才有后来的成就。只有生活的强者，才可以成为担当大任的人。正如中国那句古话所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窄乏其身”，磨难和失败是成功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谁能一直走在成功的路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面对困难毫不退缩，保持着进取精神；失败者则是半途而废，畏缩不前。

16.俭朴点儿，生活不会亏待你

    阴柔智识：节俭的人，过的是洁白朴素的生活，于人无求，于己无愧，不为物欲所羁绊。这样的话，便可以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成功离他就更近了。

    老子说：“俭朴所以才能宽裕。”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俭与慈、后并列为三宝，老子对估至为重视。俭，即节约。这其中包括物品和欲望。节约而不奢侈，收敛贪欲甘于恬淡，顺乎道义而有所节制，乃是俭之德。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强调俭的问题，如他说：“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罪莫大于贪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等等。

    我不贪欲，则甘于恬淡而不奢侈，不闲贪欲充塞其中以欲乱情，故而内心清静，以至能顺应个性以行天道，则能尽自然之理，以应万变而依然能平安如故。

    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不必成毁系于心，荣辱劳其神，从而达到哀乐不能人，以理化情的逍遥境界。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黄帝内经》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经常保持淡泊清静的心态，致使神安体健，这是老子告诫我们的修身养性之要，同是也是处世立业之需。

    毛泽东的一位老管家，曾详细开列过毛泽东的日常开支清单，这位老管家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中服务，所以对毛卞席的家庭消费情况很熟悉。

    毛主席从来—分钱都不拿，也不过问怎么花。但该花钱的地方，毛主席随不能由于他是主席就免，。所以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管家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无，后来遇到了前所来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上，主席的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l 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使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钱不够用，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管家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管家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这位老管家共为主席管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管家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主席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他爱吃的鱼头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有时老管家说：“主席，加点栗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主席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土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服务人员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大家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管家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管家和服务人员补，他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管家和服务人员都哭了，都是旧衣服。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大家要换他不让换。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管家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主席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大家就把旧的扔了，主席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那盒子还是好的嘛。”大家就明白了，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主席一看说：“哎，这好！”主席吃饭时，饭掉在桌上，拣起来放在嘴里，并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节俭。节俭是一种美德，它不仅是一种个人优良素质的体现，更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先辈在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同时，也从历史的变迁、世事的兴衰中认识到了节俭的必要性。从提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的管仲到告诫“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墨子；从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荀况到写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李商隐；从《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不论在哪个朝代，节俭总是被看作持家立业的根本，安邦定国的保证，一种应该代代相传的美德。

    节俭，有助于一个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也是一个人事业有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节俭的人，过的是洁白朴素的生活，于人无求，于己无愧，不为物欲所羁绊，就可以把整个身心投人到追求的事业中去。很难想象，一个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人会有崇高的理想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纵观古今，凡是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突出成就的人，都是拥有节俭这一种崇高美德。

17.墓碑难长立，口碑永流传

    阴柔智识：我们与生俱来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功绩隔了三代就被人遗忘。然而，如果你能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做出贡献，或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步发挥重要的良性作用，这些都能完整无损地流传下去，这样的人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的长寿者。

    老子说：“死后不被遗忘才是长寿。”

    我们死后可以遗留给后代的东西有两种：基因和文明。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存在的，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项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功绩隔了三代就被人忘怀。然而，如果你能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某种贡献，或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步发挥了重要的良性作用，这些都能完整无损地流传下去。即使你的基因在共有的基因库里全部分解后，这些东西仍能K久存在，永不湮灭。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伟人们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还有…两个活着的基因，也可能早就没有了，但老子、孔子、李白、李世民、诸葛亮等等历史伟人创建的文明在今天仍盛行于世，历久而弥坚。

    在中倒现代史上。也有一位死而不亡的长寿者，他就是中国和世界人们都爱戴的一代伟人、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张学良晚年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太学口述历史时，记者问张学良：您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谁?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是周恩来!记者又问：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学良答道：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周恩来再见一面。古今人物中，不论一个人多么英明、伟大，人们对其褒扬时，贬低之声总是也相伴不绝，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各方面人士的赞扬。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开学校，在人学第二年，周恩来因品学兼优成为全校惟一免交学费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成为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他与别人谈话时，对人或事不贸然表态，而是听其言观其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每当他想让谁做事时，人们总是抢着去做。1917年从南开学校毕业时，张伯苓给周恩来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严范孙是位十分有钱的人，曾想把周恩来这位19岁的青年招做他的女婿，并派人向周恩来传话，周恩来却彬彬有礼地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这些话使严范孙更加敬佩他。

    1920年12月，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涯。其问，他给国内的女友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两人结婚后，相爱相伴一生，成为世人的婚姻楷模。毛泽东曾多次感叹地说：我倒是十分羡慕他们。这位让许多法国人惊叹的周恩来，对爱情是那样的忠贞，这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女人们惭愧，也正是在这方面突出显示了周恩来伟大的人格力量。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凭借其魄力成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1924年9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回国负责中共刚成立的广东区委的工作，不久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通过各方面杰出的表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指着26岁的周恩来对他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廖承志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当时黄埔军校一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狂生”胡宗南，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但遇见周恩来后，这位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见人就说，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他是中国的希望。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开始于“西安事变”，两人一见如故。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并千方百计与他联系。l 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的“管束”时。海峡两岸封闭阻隔，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香港的郭增恺夫人秘密托信给张学良。那时张学良伉俪被允许每周三到台北的士林凯歇教堂傲礼拜，郭增恺夫人也是基督教徒，在教堂内把周恩来的信亲手交给张学良夫人。周恩来的信装在一只口红盒中，信中周恩来用毛笔亲书：“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当时的张学良看着信潸然泪下。张学良多次说：“在半个世纪的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就是周恩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冯玉祥见到周恩来后，也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并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慨。

    在西方人的眼里，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让所有知道他的西方人心仪景仰。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称赞周恩来：“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美国另一位作家史沫特莱说：“周恩来是一位让人十分敬重的人……蒋介石夫妇对周恩来也十分敬重。”蒋介石希望把周恩来从中共中拉出来，但“始终未能得逞，因为他概不介意个人的安乐、财富和权势”。还有一位美国官员谢伟思提到周恩来时说：“想想中国昔日的政治惯例，居高位的人，总是倚势坐大，攫取权力，飞扬跋扈，捞取财富，把亲戚朋友安插到要职去，而周恩来值得敬重的原因，正在于他没有这样做。”还说，“周的婚姻也是忠诚的表现。他在1919年与邓颖超相遇，数年后结婚，两人相处和谐，从来没有任何流言蜚语，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模范夫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写道：“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

    1976年l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下半旗为他的去世致哀。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还不曾为任何人的去世下过半旗，一时间，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聚满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都在为此而气愤，他们愤怒地质问着：“我们国家元首去世都没有下半旗，中国的一个总理去世为何要下半旗?”喧闹声惊动了当时的联台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他缓缓地走向众人，神态严肃而平静地说：“为周恩来下半旗致哀是我的决定，原因仅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国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使用的人民币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在其死后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其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人口10多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这个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留下一个孩子。诸位请注意，如果你们哪个国家的元首只要在死时具备这两条中的一条，一定为他下半旗致哀。”

    刚才还吵闹不停的人群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他们个个目瞪口呆，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悄悄地走开了，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完全倾倒了……

    《春秋·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一个人能够树立崇商的道德规范，成为人们普遍的学习榜样；一个人能够用他杰出的才能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或改善了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一个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思想能够长久地指导后人去生活去进取，那么这个人就必将是永垂不朽的。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正如王弼所言：“虽死而必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寿。身没而道犹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而诗人臧克家那首名作《有的人》，也非常适合用来形容这种死而不亡的长寿者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8.不争是一种品性，更是一种智慧

阴柔智识：人在进化和升华了以后，懂得了还有比原始竞争更高明和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不争——舍己从人、不强出头、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作正面冲突，伪装示弱，以退为进、弃近谋远等等策略，这就超越了有限、暂时和表面的成功，从而取得更加博大、高超、长远和实质性的利益。

    老子说：“正是因为不与人争，所以没有人能与他相争。”

    人本来和其他生物一样。“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人进化了，升华了以后，懂得了还有比原始本能更高明，更有效的方法，运用得好，就能达到完善和理想的境界，这种方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争”。只有抱持这种不争之德，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而不相害，故而天下才没有人能够与之相争。这种不争抱一的法式是我们做人的正德和正智。在这方面，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做得最有学问了。你看他生意做得很大，但他从不抢同行们的饭碗，不与同行们争利，所以同行们也不与他争斗，最终他反而得到的更多。

    胡雪岩做生意，向来把人缘放在第一位。所请“人缘”，对内是指员工对企业忠心耿耿，一心不二；对外则指同行的相互扶持、相互体贴。因此，胡雪岩常对帮他做事的人说：“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才能行得通。所以，捡现成要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胡雪岩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的商德之所以为人称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同行的情看得高于眼前利益，在面对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时，做到了一般商人难以做到的：不抢同行的饭碗。

    胡雪岩准备开办阜康钱庄，当他告诉信和钱庄的张胖子“自己弄个号子”的时候，张胖子虽然嘴里说着“好啊”，但声音中明显带有做作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胡雪岩帮王有龄办漕米这件事上，信和钱庄之所以全力垫款帮忙，就是想拉上海运局这个大客户，现在胡雷岩要开钱庄，张胖子自然会担心丢掉海运局的生意。

    为了消除张胖子的疑虑，胡雪岩明确表态：“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就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

    “噢!”张胖子不太放心地问道：“你怎么打法?”

    “这要慢慢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

    既然胡雪岩的钱庄不和自己的信和抢生意，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自然疑虑顿消，转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张胖子便很坦率地对胡雪岩说：“你为人我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忙好帮。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在胡雪岩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信和钱庄给了他很_大的帮助．这都要归功于他当初没有抢了信和生意的那份情谊。

    甚至对于利润极丰的军火生意，胡雪岩也都是抱着“宁可抛却银子，决不得罪同行”的准则。军火生意利润大、风险也大，要想吃这碗“军火”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雪岩凭藉他已有的官场势力和商业基础，并且依靠他在潸帮的势力，很快便在军火生意上打开了门路，走上了正道，着实做了几笔大生意。这样，胡雪岩在军火界也成了一个有头面的人物了。

    一次，胡雪岩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外商叉运进了一批性能先进、精良的军火。消息马上得到进一步的确定，胡雪岩知道这又是一笔好生意，做成_定大有赚头。他马上找到外商联系．凭藉他老道的经验、高明的手腕，以及他在军火界的良好信誉和声望，胡雪岩很快就把这批军火生意搞定。

    然而，正当胡雪岩春风得意之时，他听商界的朋友说，有人在指责他做生意“不地道”。原来外商此前已把这批军火以低于胡雪岩出的价格，拟定卖给军火界的另一位同行，只是在那位同行还没有付款取货时，就又被胡雪岩以较高的价格买走，使那位同行丧失了几乎稳拿的赚饯机会。

    胡雪岩听说这事后，对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惭愧。他随即找来那位同行。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那位同行知道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影响，怕胡雪岩在以后的生意中与自己为难。所以就不好开列什么条件，只是推说这笔生意既然让胡老板做成了就算了，只希望以后留碗饭给他们吃。

    事情似乎到这一步就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但胡雪岩却不然，他主动要求那位同行，把这批军火以与外商谈好的价格“卖”给他，这样那位同行就吃个差价。而不需出钱。更不用担任何风险。事情一谈妥，胡雪岩马上把差价补贴给了那位同行。胡雪岩的这一做法不仅令那位同行甚为佩服，就连其他同行也都非常钦佩。

    如此协商一举三得，胡雪岩照样做成了这笔好买卖；没有得罪那位同行；博得了那位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这种通达变通的手腕日益巩固着胡雪岩在商界中的地位，成了他在商界纵横驰骋的法定。

    不抢人之美，是胡雪岩做人处事方式的基本准则。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不仅在商场。就是周旋官场也是如此。

    胡雪岩在外经商多年，尽管自己不愿意做官，但和场面上人物来往，身上设有功名，显得身份低微，才花钱买了个顶戴。后来王有龄身兼三大职务，顾不了杭州城里的海运局，正好胡雪岩捐官成功，王有龄就说要委任胡雪岩为海运局委员，等于王有龄在海运局的代理人。 

    对此，胡雪岩以为不可。他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一般人就是办不到，其中关键，在于胡雪岩会退一步为别人着想。胡雪岩告诉王有龄，海运局里原来有个周委员，资橹老、辈分高。按常理王有龄卸任，应由周委员替代才是。如果贸然让胡雪岩坐上这个位子，等于抢了周委员应得的好处。反正周委员已经被他收服，如果由周委员代理当家，凡事肯定会与胡雪岩商量，等于还是胡雪岩幕后代理。既然如此，就应该把代理的职位赏给周委员。

    这样一来，胡雪岩既避免了将周委员的好处抢去，也避免了为自己树敌。所以说，他的“舍”实在是极有眼光、有远见的的高明之举。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从胡雪岩的做法当中可以看出，你若不抢同行的饭碗，同行就会把你当亲家。怎样做到同行不相争呢?胡雪岩的一种做法是他人卖红苹果时，我就卖青苹果；另一种做法是他人卖苹果时，我就卖桔子。这里既有避让，又有谦让，既有智慧，又有道德，运用之妙，令人叹服。我们还要看清胡雪岩不抢同行饭碗的这一非凡做法_并非是纯粹回避竞争与冲突，而是舍去近利，保留交情，从而带来更长远、更巨大的商业利益。

    中国历史上不但实业界有人奉行不争之理，文化界也不乏其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他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已见萧飕万术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柳，也向西方舞一回。”这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写照。到了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主张，例如：“天下奠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奠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夫惟不争，故天下奠能与之争。”(这正是本文所解析的老子之言)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因而使他对不争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

    老子在《道德经》中却恳恳切切地教人“不争”，这是他的习惯，略过了“争”，而只说“不争”。其实没有“争”，怎么会有“不争”?这是很明显的，说明他也是很注意“争”的，而且是教导人超过一时一地、暂时的成功胜利，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不争原理”在他的哲学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仅次于“无为原理”。他在《道德经》五千言的篇幅中提到“无为”有十次，而提到“不争”有九次之多。其比重仅次于“无为”，可见老子对“不争”的重视与强调。因为小到个人成败，大至国家兴亡，莫不与之有直接关系。有不少人认为，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从道德和精神方面着眼的，教人“不要强出头”“退一步海阔天空”“舍已从人”“人家打你的左脸；休连右脸也给他打”。这种不争，也可以说是一种“迂回战术”“不作正面冲突”“伪装示弱”“以退为进”、“舍近利求远益”的策略。

19.鲲鹏善御风而翔，智者当借力而行

    阴柔智识：人在社会上行走，需要具备呼风唤雨的本领。风在谁的指缝中流动?雨在谁的掌心里涌动?在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手里。只有不断扩展你的关系网，才会有更多的手与你相握，他们手里的风雨才会供你呼唤，你才成得了大“气候”。

    老子说：“灭与地的阴阳之气相融合，就会降下雨水。”

    细品老子的这句话，不难读出其弦外之音，里面隐含着一个“条件论”——那雨水不是凭空来的，而是要具备“天气”和“地气”，并且还得二者相合才行。这就是说我们要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凭借必要的条件，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只能是黄粱一梦而已。想做官者是如此。想经商亦是如此。那么人世间成事的最重要条件足什么呢?不是钱财，不是能力，而是人脉!不凭借这一重要条件，想成功那是门儿都没有。

    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商场上的巨大成功，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与他结成生死之交的官场朋友王有龄的立持。别的不说，没有王有龄的帮助，胡雪岩的钱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那样顺利就开起来．至少是不可能开创之初就那样轰轰烈烈。王有龄就像老子所说的“天之阳气”，胡雪岩就像老子所说的“地之阴气”，只有“天地相合”，才会“以降甘露”——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显赫无比的红顶商人。王有龄之所以能与胡雪岩结成生死之交，就是因为在他穷困潦倒之时胡雪岩伸过援手，虽然胡雪岩给王有龄的援手，看起来是一场胜算不大的赌博，但确实成为了一种极好的感情投资，并为自己栽下了一棵日后纵横商海时可以依托的官场大树。

    而胡雪岩，真不愧是善于借东风的好手，他利用王有龄在浙江官场的势力，把官商结合的妙处运用到极致。王有龄当了海运局“坐办”，胡雪岩倒买倒卖，赚取差价，挣到了“第一桶金”；王有龄升为湖州知府，胡雪岩利用“人和”和“地利”，开钱庄、办药店，做起了生丝生意；王有龄当上浙江巡抚，胡雪岩不仅生丝生意越做越大，“销洋庄”，而且还从军火生意中猛赚了大把的银子，成了名震东南半壁的“东南大侠”。另外，王有龄还以浙江巡抚的通令：全省凡解粮饷必须由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汇兑，否则不予接纳。这不仅使胡雪岩及其所开的钱庄获得了战时省库的垄断经营权，更重要的是使胡雪岩及其钱庄在形成独家“坐大”的垄断局面。

    在胡雪岩借势的过程中，他巧妙地借助左宗棠的影响与势力，使自己成为富可敌国的“胡财神”，可谓“借东风”手段中的一绝。

    同治元年正月(公元1862年2月)，胡雪岩初识左宗棠，当时左宗棠是新任浙江巡抚。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胡雪岩明白要想在浙江这块地皮上赚钱，并谋求向外发展，当然要与眼前这位“父母官”套上关系，特别是王有龄死后，失去了官场靠山的胡雪岩，就更需要靠上左宗棠这棵大树。因此，他便把受王有龄委托从上海采办回来而未能运入杭州城的粮食作为进见左宗棠的见面礼，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20年的密切合作和倾心交往。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曾写联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可阻说，他取得上述这样高的地位是靠多年畲斗得来的。而比左宗棠小12岁的胡雪岩在他施展抱负、建功立名的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胡雪岩通过购买军火、采购军粮、筹办钱饷，参与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的行动，在当时可是大清朝了不得的重大国事。此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协理洋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宗棠60多岁的高龄挂帅出征、与新疆阿古柏等分裂势力逐鹿于西北蛮荒之地时，左宗棠的政敌冷嘲热讽，各省观望拖延。而只有胡雪岩精心选购西洋军火，奔走筹借洋款，在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么一件中外瞩目的大事中出了大力。因而，左宗棠眼里．当时的胡雪岩恐怕已成了春秋时犒师救郑的弦高一类的良商益友了。

    胡雪岩为左宗棠效犬马之劳的结果，是获得了对方的高度信任和倚重。胡雪岩通过公事与左宗棠建立了私交，左宗棠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之后，派差官护送侄女赴浙。先从南京搭乘轮船至沪，由沪至浙的船只。就托给胡雪岩照料，光绪九至十年(公元1883一1884年)胡雪岩濒临破产，还吃了官司，左宗棠从南京三次到上海胡雪岩的住处探望。 

    胡雪岩对左宗棠的帮助，换来了左宗棠对他的鼎力支持，为胡雪岩撑起了一把能够“遮天”的大保护伞。有出将人相的左宗棠作为靠山，在总办粮台、劝捐、军火买卖、借款中上下联手，捞了不少好处。更重要的是，有了洋务派左文襄公的手下红人这块招牌，胡雪岩在商场更能左右逢源了，就连洋人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此外，胡雪岩代营权贵赃款，壮大自己声势，更是把借“东风”这一手儿玩得滴水不漏。善于算计的胡雪岩心想：与其让贪吏勒索，不如自己识趣主动“孝敬”这些官老爷，这样还可算个人情，到时候这些官员自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在他做生意时给予“方便”。胡雪岩“孝敬”官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纳他们的赃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收厚利。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胡雪岩就接受清军官兵的存款，这些钱财多足在攻城抢掠中得来的不义之财，据史料记载，曾接受胡雪岩资助的一位湘军营官在重逢胡雪岩时说：“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中者，固不足告外人。”结果他的这笔浮财就成了胡雪岩开设钱庄的原始资金。随着战局的推进，“诸将既得贼中货多，而克城皆置局榷税，饷人亦丰，莫不储之光墉所。”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捻起义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后来，胡雪岩的饯庄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忻(1832一l898年)，他是同治皇帝的叔叔、光绪皇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历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擢刑部尚书，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此外，他与奕忻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忻长子载徽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自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70万两。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靖在阜康的存款也有38万两。就这样，胡雪岩通过各种“借势”之法，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了钱庄的影响，为自己的生意织成了密不透风的保护网。

    人在社会上行走，需要具备呼风唤雨的本领。风在谁的指缝中流动?雨在谁的掌心里涌动?在你认识的人手里，也在你不认识的人手里。只有不断地扩展你的关系网，才会有更多的手与你相握，他们手里的风雨才会供你呼唤，你才会成得了火“气候”。

20.具有大智大度，才能与小人和谐相处

    阴柔智识：我们面对小人时仍要以诚相待，但要浅浅与之交往，切莫深陷其中。仁慈不是善恶不辨，小人害我时我清清楚楚，但我愿意宽宏大量，不与之计较。君子立身就是要用德行感化人，能涵容他人者，才能被他人所接受。

    老子说：“虽然是不善良的人，我们为何要把他们舍弃呢?”

    是的，人群中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是因贪欲和恶习蒙蔽了天性良知，哪能因此就抛弃他呢?而应该加以感化和教化。记得有位哲人说：一切罪恶和过错皆起因于无知，我们要有宽容和赦免他们的胸量，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要把罪恶和它的原因关联起来、当作整个自然大法的一部分来看，借以理解这罪恶。“憎”是有可能被“爱”感化的，憎受到的憎回报就会增强，但反之能够被爱打消。为爱所彻底战胜的憎，将转化成爱，这种爱于是比先前假使投有憎还太。而另一位哲人则说：我但愿真能够相信这说法，不过，此人必须是在不肯以憎恨相报的那人掌握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因未受惩罚而感到的惊讶可能还有劝善规过的效力。否则，只要恶人还璃势力，你对他尽情表白不恨他也无大用，因为他会把你的善意归因为软弱或不良动机上。

    理论上的探讨是无法代替也无法穷尽事实本身所蕴藏的丰富内涵的，让我们直接去看一下我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正反教材吧。

    北宋著名宰相寇准个性耿直，爱憎过于分明，曾经对于同朝为官的丁谓的谄媚举动，当众厉声斥责，因此得罪了丁谓。后来丁谓这帮人得势，就把寇准贬到崖州。寇准的遭难就是因为他对不善者的不能包容。

    而同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的韩忠献，做法却跟寇准不一样，他与君子和小人都能和谐相处，并且深浅有度。他虽然清清楚楚知道小人的奸计，可是，他每一次都安然忍受下来，不曾表现出来。他说：“不管君子或是小人，我们都应该以真诚的心对待他。如果知道他是小人的话，浅浅的和他交往就可以了。”

    我们大都只愿意跟君子来往，因为以诚对待君子很容易，用诚来对待小人就困难多了，一般人的习惯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还要对你好?因此看到对方有问题，我们就会毫不留情的指出来，这么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让小人恼羞成怒，找机会来伤害我们。

    以前有位国王，统治着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他有一个太子，名叫法施。法施太子性格纯孝，行为规矩，从来不做非礼之事，办起事来小心谨慎，很注意防备瓜田李下之类的嫌疑。

    有一次，法施太子由丞相带领去拜见国王的宠妃。太子进退一切按规矩办，一点也没有失礼的地方，但国王的这个宠妃，却是个脾气暴躁、性格淫荡的妇人。她看见太子相貌堂堂、唇红齿白，不禁动了邪念，伸手就把太子往怀里拉。太子吓坏了，使劲把手挣脱，拉住丞相说：“快跑!快跑!”一不小心就把丞相的帽子给碰掉了。

    原来丞相是个秃头，平日全凭帽子遮羞，以便在女人面前装风流。太子把他的帽子碰掉，露出大光头，惹得宠妃哈哈大笑，丞相觉得很丢脸，恨死了太子。所以，太子虽然逃掉了，却得罪了宠妃和丞相两个人。

    太子走后，宠妃越想越生气。当天晚上，就哭闹着对国王说：“我哪怕再低贱，毕竟是大王的妻子，太子竟然敢对我动手动脚的，宥非份之想。大王要是不惩治他，我绝对不依!”

    国王说：“我这个儿子品行高洁，非礼勿行、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为。人人都赞他是个少有的君子，他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你不要胡说八道。”国王虽然不相信，但经不起宠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枕边进谗言；加上朝廷中又有丞相帮腔，国上也就将信将疑起来。宠妃逼着国王，非要他处死太子。国王说：“虎毒不食子，骨肉相残，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我绝对不能做。这样吧!我让他离开首都就是了。”于是，国王派太子去镇守边境。

    对比一下寇准、韩忠献和法施太子三个人的做法，你认为哪种做法更合适呢?在官场上和人互动，却不能包容别人、不能容忍别人。点缺陷，那么就容易与人产生对立，树立政敌；在朋友间相处也是如此，你排斥他，他也一样排斥你，会产生敌对的情况，也容易招祸。仁慈不是是非不分，而是看得明明白白，你欺骗、伤害我。虽然我心里清清楚楚，但是我愿意宽宏大量，不与你计较，外表不形于色。这一般人很难做到，没有道行是做不来的。寇准失败就在此，遇到小人就马上把他揭发，明着拆穿，两人就对立起来了，也就失去教化他的能力；韩忠献就不如此，他面对小人仍能用诚心对待，浅浅与之交往，但是不会身陷其中。君子立身处事就是希望用德行感化人，不因为他是小人就摒弃他、排斥他，一个人能涵容别人，别人才能被他接受。

    难道我们非得处处惧小人三分不成吗?其实邪不胜正这句话一直就是历史的见证。只不过，能尽量不与小人发生直接冲突就尽量避免。君了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你在无意中的一些言语或行为可能就刺到了小人心中的某条神经，挑起了他的报复之意。正如法施太子，本来应该学会控制自己，不要去嘲笑那个宰相，害得自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敌人。如果真的被小人陷害过深，涉及到身家性命之类重火原罔日和根本价值问题时，那就起来反抗，不要害怕与他直面相对，也不要害怕被他缠上可能的麻烦。自己行得正、站得直，做事不怕人说，那么小人始终还是奈何不了你的。这里不是提倡要让小人猖狂，而是说在平常的日子里要注意与小人相处的艺术，以柔取胜，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21.巧智常隐于拙面，巧舌常含于笨嘴

阴柔智识：有的人沉默寡言，可我们不要以为那人一定很笨。在不该他发言的场合和时机，他谨守本分，守口如瓶；一旦时机成熟，他会抓住要害短短几句话就让人无法置喙，从而达到语惊四座的效果。

    老子说：“太巧妙看起来显得很拙劣，太善辩就像不会说话。”

    为什么会选样呢?因为大巧是不设不施，至妙无机，所以若似迂拙；大辩是实事求是，惟恐虚妄，所以若似口笨。道乃是事物之当然而然，人事智巧狡辩以举错者，不得与焉。

    说到大巧若拙，记得《孙子兵法》也说过一句话：“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巧难道不好吗?表面和眼前的那点巧是小聪明，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就是贪了小便宜却吃大亏，而若拙之大巧却与此相反；说到大辩若讷，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真正善辨的人往往喜欢沉默，抓住要害短短几句话就让人无法置喙。若是双方能够唇枪舌剑雄辩一番，那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水平。

    所以事物的两端就像一个连环圈一样，到达极端它的表象就反在另外一端了，这一点真是耐人寻味。“最浅的就是最高深的，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这样分化回合。

    先看一个大巧若拙的例子。齐魏桂陵之战时，齐国的孙膑先使两个鲁莽的大夫率领一队士兵去攻坚城，腹背受敌，故意送死。在魏国的庞涓看来，齐国的将士真是笨死了，根本不懂兵法。其实孙膑深藏于无形中的那个大巧他却没有发觉，于是他就因此而轻敌上了个大当。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秦乘魏国围攻邯郸之机，在元里打败魏车，攻占了。魏的少梁，楚宣王也派景谷为将率兵救赵，攻夺了魏国睢水、浍水之间的地区。魏国围攻邯郸近一年，于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353年)克邯郸。齐见疲魏的目的已达到，遂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八万精兵救赵。孙膑针对齐魏两军的形势，提出“批元捣虚”之汁，即太军不北上直接救赵，而直捣魏国，“居其街路，冲其方虚”，迫使侵赵魏军“释赵而自救”。后人称其为“围魏救赵”之计。齐军进入魏国后，孙膑又建议田忌首先派齐城、高唐两位不懂军事的都大夫去攻击魏国在东阳地区的重镇平陵。平陵南有宋，北有卫，中途有魏国的币丘，攻城军粮道易被切断。而齐军偏偏选择这颗钉子来拔，目的是向魏军示疑，给魏军造成齐将“不知事”的假象。齐城和高唐两位都大夫未到平陵就在中途被魏军打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从而起到了疑敌的作用。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粱，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滑回军来救。同时。叉分少量步兵随车兵而进，麻痹敌人，而主力大军则集结待命。庞涓果然中计，他凭借胜赵之余威，率军回救。见齐军的部署大不以为然，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令大军抛弃了辎重，昼夜不停地前进，并亲率轻兵奔袭齐军。田忌、孙膑则率齐军乇力存桂陵设伏截击，庞滑率追兵赶到，齐军突起一战而克，歼灭魏军，活捉庞涓。桂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尽管在桂陵之战后，魏惠王凭借文侯奠定的雄厚基业，一度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稍稍挽回一些颓势，但从此走上下坡路则是确定无疑了。齐国在桂陵之战后，声威大震，开始取代魏国，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

    再看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若拙”之人，以体察其“大巧”在什么地方。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王翦奉命出征，出发前，他向秦王请求赐给良田华屋。秦王说：“将军放心出征，何必担心呢?”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也不一定能被封侯，所以趁大王赏赐我酒饭之际，我斗胆请求赐给我田园，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秦王大笑，答应了王翦是请求。王翦到了潼关，又派使者回朝请求良田，秦王爽快的应允了。手下心腹劝告王翦。王翦支开左右，坦诚相告：“我并非贪婪之人，因秦王多疑，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交给我一人指挥，心中必有不安，所以我多求赏赐田产，名为子孙计，实为安秦王的心，这样他就不会疑我造反了。”

    请求封赏，至多让人觉得贪婪，总比被人怀疑造反要好得多。有恒产者有恒心，在西方社会，没有家窒财产的人很难担任公众职务，因为大家不放心。王翦真是“笨拙”得让人佩服。

    最后看一个“大辩若讷”的例子。我曾在媒体上看到龙永图回忆中国加入WT0时的一个故事。1998年时，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美之间最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时，朱镕基总理“板着脸孔”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跟他们谈。”

    结果，朱总理在谈判桌上让大家捏了一把汗。龙永图说，当美国人抛出前3个问题时，朱总理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我着急了，这不是要全盘放弃嘛!我不断给朱总理递条子，写着‘国务院没有授权’，没想到朱总理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我当时真没面子。”想不到，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总理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龙永图回忆到这里时，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现场，他舒了口气说：“大家总算放心了。我后来想想，国务院不就在选吗?”后来，美方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龙永图说：“事实证明，后面4个坚持没有放弃的问题，如汽车贸易等是我们的底线，这就是对优先次序的判断。”

    在这里，朱总理的表现就是“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换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说法就是“夫智若愚”。让步在先，而且把人情送得很大方，很痛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就这样送下去，还叫什么谈判呢?正当我方及美方人员面面相觑、惊诧莫名之时，一个大智者的形象陡然出现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轮到你们老美忍痛割爱了，如果你们不让步，就等于没有任何诚意，况且也太不给而子了吧?!后面这些问题恰恰都是我方无法让步的。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想必老子本人就是这样的形象。《道德经》的思想博大精深，深不可测，却只用5000多字就表达了。只有精巧到极致才能做到这点，但读起来却不见任何明显的技巧，反而有一种挥然的拙朴之气。经中许多高深的问题，他往往只用几个字就说透了，而且妙不可言，这不是一种若讷之大辩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沉默寡言，平时不大爱讲话，可我们不要以为那个人一定很笨，都不发言。其实寡言的人不一定是愚笨，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时他不爱发言，是因为他懂得自己的身份，适不适合讲话，在不是他应该发言的场合，他会谨守本分，一旦时机因缘成熟，是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会慷慨陈述己见，而且务必达到语惊四座的效果，所以这种人其实才是真聪明。

22.强横霸道者不得善终

    阴柔智识：凡事顺道而行，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成功；凡事逆道而行，就必定会有阻碍。在遭遇阻碍时有的人却一意孤行，逞强妄为，就会把事情做得太过太绝了。因此招致天怒人怨，最终世人将群起而攻之，其下场必将惨不可言。

   老子说：“强横霸道、逞凶妄为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将把此话奉为信条。”

    老子所说的“不得其死”，意思是没有好结果，包括了不得好死。强粱者是一直强横下去，不知回头的人。那么，什么是强梁呢?照字面讲，就是行为强暴的意思。在老子眼中这似乎是一个意义深长的特有名词。老子以“道”为总根据，道是自然的宇宙规律，也是辩证法。如果人们对它有认识，凡事顺其道而行，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成功，好像水到渠成。如果人们不认识它，凡事逆其道而行，就必定会有阻碍。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毅力，勉强从事，好像逆水行舟。即使终于获得一些成就，也是事倍功半。大多都是徒劳，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道德经》里到处都有老子这样的警告，并且一再循循善诱。强暴的人，以强暴行事，倒行逆施，几乎都是自作威福，背道而行。所以，他们是强梁。

    商纣王就是这样一个不得善终的强梁者。他执政期间，荒淫无度，残暴异常。他为建造宫苑，花了7年时问，在首都朝歇建了一座占地方圆三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巍峨的楼观、精致的亭阁，比夏桀的瑶台还要壮观。他还特别喜欢吃肉喝酒，便学着当年夏桀的样子，在官院中挖了个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酒，称做“酒池”，据说酒装满后可以行船；又在池边的林小上挂上肉块，称做“肉林”。纣王和王公贵族们在“酒池”、“肉林”中尽情享受。对广大百姓却实行残酷而暴虐的镇压，稍有反抗便施之以酷刑，百姓们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

    商纣王这样荒淫残暴，很多正直的大臣都规劝他。有个大臣叫梅伯，担心商王朝如果这样下去会有亡国之祸，就向商纣王忠言进谏。然而，商纣王不但听不进去，还把梅伯施于炮烙酷刑。纣王的叔父比干也好言劝说，纣王却说：“我听别人说你是个圣人，长着一颗玲拢心。今天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个明白！”只因几句忠言，比干落得个被剖腹挖心的悲惨结局。这样一来，谁也不愿惹火烧身，再去对他进行规劝了。

    纣王把商朝的天下摘得乌七八槽，天怒人怨。这时候，周武王和姜太公开始替天行道，前来讨伐他了，已经率领大军来到了黄河南岸的孟津。消息传开，邻近部族首领们也纷纷前来参战，据说有八百路诸侯之多。武王面对滔滔的黄河，对周军将士和各部族的首领们说道：“我们周国接受上天的使命，从先王起就致力于顺天灭商，拯救万民。先王不幸早逝，归天前将重任托付于我。你们要全力助我，上顺天意，下台民心。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伟大的功业!”

    过了一段时间，周围派出的侦察人员相继回来，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武王。周武王看到出兵条件基本成熟，决定进攻商国。

    第二年春天，周武王出动了300辆兵车、3000名勇猛的先锋，45000名士兵，又召集各诸侯国和小部落的支援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孟津向商朝的首都朝歌出发。这支讨伐大军所向无敌，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就到了牧野(今河南汲县北)，离朝歌只有70里路程。

    在牧野，周武王召集部队，立起讨纣大旗。他站在高高的王车上，当众誓师大声说道：“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和所有远征的将士们，暴君纣王败坏朝政，杀害忠臣，荼毒百姓。天怒人怨。现在，我遵照上天的意志来讨伐商纣了。所有参战的将士们，拿起你们的武器。奋勇作战吧!你们耍勇猛向前，我们是正义之师，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勇敢的将士们，在这场战斗中建立你们的功勋吧！”誓师完毕，就挥动旗帜，发出命令，千军万马开始了进攻。

    这时候，商纣王正带着他的宠妃和一帮大臣，在鹿台上醉生梦死，吃喝玩乐，丝毫没有准备。手下的人把周军进攻的消息报告纣王，他这才着忙。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应战。商朝的军队当时正在东南地区对付少数民族，即便调动回来也远水不解近渴。纣王只好下令把大批奴隶和俘虏编入军队。号称70万人，极为仓促地向牧野进发。与周军对阵，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大战。虽然在军队数量上，周武王的讨伐大军远远少于商纣王的部队，可是论士气，周武王的伐纣大军同仇敌忾；论战斗力，周武王的伐纣大军训练有紊。这就不是封王的乌合之众所能比拟的了。

    大战开始了。周军的先锋队像下山猛虎，冲向商军。惨烈的战斗一触即发。就在这紧要关头，商军前排的兵士们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原来这些都是被强征的奴隶和俘虏。他们早就恨透了殷纣王，根本不愿为他作战。商军前排倒戈，队伍顿时大乱溃不成军。

    商纣王本以为人多势众，周武王哪是自己的对手，满以为稳操胜券。突然传报商军大败，周军正向朝歌攻来。商纣王闻讯大惊，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可他临死还不肯放弃他的财宝，于是命人将官里的珍宝全部搬到鹿台上。自己用菱罗缠身，躺在珍宝中，点火自焚而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在老子的语义中，像商纣王这样的人当然是典型强梁者．但老子这句话中的“强梁”是广义的，凡是自作威福，背道而行的，都可算作强梁。譬如，杀人灭国的是强梁，抢夺人家资源，欺骗拐诱，借贷吸血者也是强粱。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是强梁，偷鸡摸狗的小偷鼠窃也是强梁。打骂坑害人的是强粱，过分嫉恶如仇的也是强粱。心志高大，颐指气使的是强梁，利欲熏心，钻孔打洞的也是强梁。受贿的是强粱，行贿的也是强梁。狂傲的是强梁，恶霸是强梁，善霸也是强梁。满口仁义，而行为大伪的是强粱。满口学术，而顽固不化的也是强粱。争强斗狠的是强粱，偏执迷妄的也是强梁。……所以，老子说：“圣人欲不欲，不责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是说：圣人以“不欲”为自己的欲望，就能够不去看重稀有昂贵的东西；以“别人忽略不肯学习的”事物为自己研究学习的领域，就能够不犯别人所犯的过错。因此圣人能辅助万物自然生长，让人不敢凭着一己私意，勉强妄为。这里老子不但一言道破凭着一己私意，勉强妄为的强梁，而且提出了方法怎么去避免强粱的人得不到好结果的厄运。

23.知道适可而止，方能远祸保身

    阴柔智识：我们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知道满足的人，是不会受欲望左右的；知道把握分寸的人，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人，所以才能够避免灾祸，才能够保住人的根本，才可以得到永久的欢乐！

    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致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致危险，这样才可以平安长久。”

    外物是用来养护生命的，不应过分耗费生命去追求外物。执着于名利之爱的，必然刻意求之，为此而投机钻营、殚精竭虑，必然会有大的耗费。知足则箪食瓢饮而自乐，知足便会适可而止，能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能遵循客观规律就不会有忧患，如此便可以平安长久。管子说：“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朱熹也说：“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的发迹史及其收拢不住的贪婪之心吧。乾隆帝做了60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胜利。他志满意得，骄傲起来，把自己称做“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名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坤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帝十分赞赏和珅，马上宣布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把和珅当作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10年，从一个侍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帝还把他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坤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那权势更别提有多大了。再加上乾隆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落在和珅手里。

    和珅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有个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官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喷喷称赞，涎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了。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

    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

    “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洋洋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

   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乾隆帝在做满60年皇帝后，传位给了太子颙琰，颐颙即位，就是清仁宗，又叫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3年，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叫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着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后来听说，那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振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知满足就会受到侮辱，不知道适可而止就会有危险。历史上的和珅其实也是个聪明人，但由于利令智昏而变得愚蠢起来了，所以欲壑难填，走向不归之途。我们再来看一则有趣而发人深思的寓言。

    一次，一个猎人捕获了一只能说70种语言的鸟。

    “放了我，”这只鸟说，“我将给你三条忠告。”

    “先告诉我，”猎人回答道，“我发誓我会放了你。”

    “第一条忠告是，”鸟说道，“做事后不要懊悔。”

    “第二条忠告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你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别相信。”

    “第三条忠告是：当你爬不上去时，别费力去爬。”

    然后鸟对猎人说：“该放我走了吧。”猎人依言将鸟放了。

    这只鸟飞起后落在一棵大树上，又向猎人大声喊道：“你真愚蠢。你放了我，但你并不知道在我的嘴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大珍珠。正是这颗珍珠使我这样聪明。”

    这个猎人很想再捕获这只放飞的鸟。他跑到树跟前并开始爬树。但是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他掉了下来并摔断了双腿。

    鸟嘲笑他并向他喊道：“笨蛋!我刚才告诉你的忠告你全忘记了。我告诉你一旦做了一件事情就别后悔，而你却后悔放了我。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对你讲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别相信，而你却相信像我这样一只小鸟的嘴中会有一颗很大的珍珠。我告诉你如果你爬不上去，就别强迫自己去爬，而你却追赶我并试图爬上这棵大树，结果掉下去摔断了双腿。这个箴言说的就是你：对聪明人来说，—次教训比蠢人受一百次鞭挞还深刻。”

    说完，鸟飞走了。

    我曾听一位法师就“适可而止”进行专题开示，很受启发。他说：佛教讲“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为“缘起”因此人生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意义。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无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无限，就毫无顾忌，妄肆而为。有的时候，更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人和动物都是有贪欲的，而这种贪欲导致我们的行为过分执着，背驰大道的原则，成为逆道的亡者。如果我们想顺道而生，并且没有太多的痛苦和烦恼，就要用我们的智慧在选择时克制我们的贪欲，让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符合大道的德性，都像水一样柔软自然地向低处流，保持一份较低的心态，收拢自己的欲望。那么，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行为，贪财也好，图名也罢，就都不会过分执着，也不会超越和气无为的界限。我们就会知道满足。知道满足的人，是不会受欲望左右的，是不会陷入追名逐利的陷阱而遭受侮辱和痛苦的。知道把握分寸的人，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人，所以才能够避免灾祸，才能够保住人的根本，才可以得到永久的欢乐!

24.做事的结果可公之于众，行事的过程要隐于无形

    阴柔智识：做事的结果可公之于众，但行事的过程要隐于无形。否则有人中途作梗，你就会无果而终。就好比潜泳渡过一条受人监控的河，河心最好别露头，否则你会染红河水。

    老子说：“善于行动的人其行踪无迹可寻。”

    善于行动者，顺应物性，遵循规律，无主观妄为之迹。我们看，大雁春天从南疆飞往北国，秋天从北国飞往南疆，一年之内一来一往，飞越万里长空，却能够不留下任何踪迹，可以说是泥爪无痕了。真正善于行动的人就像雁过长空，是不会留下一丝痕迹的，是不会留下任何可供别人做文章的“素材”的。

    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一个最恰当而又最精彩的例子，来说明老子“善行无辙迹”的道理，那可能是莫过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了。这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通过诡行迷踪、运动周旋的手段，达到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之目的的光辉战例。当时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隐忽现，神龙见首不见尾，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逼进，企图“围剿”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波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26日，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思来等察看地形，建议在土城以东青冈坡山谷地带，围歼尾追的川军。28日，红三、红五军团对川军两个旅经过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

    朱德要求到前线直接指挥，毛泽东不同意。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毛泽东终于点头。朱德到达前沿阵地，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毛泽东令已到赤水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令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予敌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红军分三路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令威信)地区集中，这时，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扎西，毛泽东等又决定东渡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告诉全军，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不时走新路，而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一部慌忙向东追击，黔军又急忙抽调遵义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敌的阻拦，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战役中，红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此次战役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遵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土气，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猖狂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遵义会议后，决心冲破敌人的围迫堵截，引导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胜利的豪情壮志。遵义战役后，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遵义、鸭溪地区。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0日，中央政治局在荀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的建议，与会多数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主张不打。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会场争执不下，毛泽东以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

    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建议。晚间毛泽东劝阻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第二天开会，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随后毛泽东以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样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2纵队，因其3个师密集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经接近，红军遂转兵北进。

    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声称若再不歼灭红军，  “何颜再立于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迷惑敌人，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

    3月21日晚，红军主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令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继续南进，突破敌鸭溪、白腊坎封锁线，于31日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北岸。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之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峰，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主力会合。至此，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结束。

    行军作战需要诡行迷踪，人生的战场亦是如此。我们当切记：做事的结果可公之于世，但行事的过程要隐于无形。否则有人中途作梗，你就会无果而终。就好比潜泳渡过一条受人监控的河，河心最好别露头，否则你会染红河水。

25.最无私的人，反可成就大私

    阴柔智识：真正智慧的人会把自己的“小我”，融入民众的“大我”之中，然后专心地去为民众做事业。当“大我”成功了，“小我”就更没问题了——这样你会取得即使终生都为自己奋斗也无法获取的更大成功。

    老子说：“圣人谦让退身之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置自身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他自身。”

    天地看来大公无私，反而成其大私。圣人通达这个相辅相成的原理，在遇到名利功劳之类就总是往后退，让给别人。由于这种不争之德，反而受到大家的爱戴而能成为首领。铁木真到一个部落借兵，灭了另一个部落后，如约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借兵的头领。那个头领觉得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他手下一个谋士就说：最大的赢家是铁木真，他收获的是在整个蒙古草原的威信。后来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草原的王，各个部落都听他的号令。

    一个人谦让、不争好处，还容易做到，而为了大众的利益连自身都不顾惜就很难。当年毛泽东单刀赴会，亲赴重庆谈判，后来又在陕北与胡宗南捉迷藏，断然不过黄河，全然不在意个人安危。越是这样，部下越是景仰追随，天佑人助，敌人反而奈何他不得。就算万一遭到不幸，圣人也会听天由命的。并不是没有私心，而是有私心也不在富贵享受之类。圣人馨香百世，功名久垂，也许就是他的大私。“圣人之后，百世其昌”，一般的显赫人家超过五代没有不衰败的，而孔子的后人到现在还受人恭敬。孔子的族谱和家族墓地堪称世界之员。孔氏族谱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得最长久和最完整的族谱。它从宋朝元丰年间首次成谱以来，一千多年谱系不乱，宗文亲疏关系井然有序。就世界范围而言，孔氏族谱，不管是从连续时间上，还是族谱内容上，都能称得上是世界之最。埃及的法老家族，英国的伊丽莎白家族都无法与之相比。

    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战国时代儒墨并称“显学”。儒家的创始人就是孔子。他出身贫贱，以布衣之身闻名于世。他早年于礼上多下工夫，提出了“克己复礼，仁也”的主张。他开办教育，并抱经实济民之志而游说诸侯各国，以其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浇注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其千古功业与英名，止是由其心系天下的大公无私而成就的。

    孔子名叫孔丘，是鲁国陬邑人。他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3岁上就死了父亲，靠他母亲带着他搬到曲阜住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据说他从小很爱学礼节，没有事儿，就摆上小盆小盘什么的，学着大人祭天祭祖的样乎。

    孔子年轻时候，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当学的“六艺”，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他都比较精通。他办事认真。开头他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后来又当管理牧业的小吏，牛羊就繁殖得很多。没到30岁，名声就渐渐大了起来。

    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他就索性办了个私塾，收起学生来。鲁国的大夫孟僖子临死时，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到孔子那儿去学礼。靠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还让孔子到周朝的都槭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礼乐。

    孔子35岁那年，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轰走了。孔子就到齐国去，求见齐景公，跟齐景公谈了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想用他。但是相国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结果齐景公没用他。孔子再回到鲁国，仍旧教他的书。跟随孔子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派孔子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

    这一回，鲁定公把准备到夹谷跟齐国会盟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由于孔子的相礼，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了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纽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80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广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年纪也老了。未了，他还是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相传孔子有门人3000人，高足70人。孔子在晚年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像《诗经》、《尚书》、《春秋》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尚书》是一部我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根据鲁国史料编成的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大事。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孔子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他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的确是一个放之四诲而皆准的真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孔子时说；“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可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真正智慧的人会把自己的“小我”，融人民众的“大我”之中，然后专心地去为民众做事业，当“大我”成功了，“小我”也就没问题了——这样他会取得即使终生都为自己奋斗也无法获取的更大成功。

26.无为而治的生活智慧

    阴柔智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是需求和欲望的自然满足，是符合规律的自然无为状态。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要达到自然无为，就要使自己虚心静神——心虚则欲望不泛滥，神静则念头不丛生，心请神静，根本坚固，形神相亲，则能长生久视。

    老子说：“道从不超越规律任意施为，万物却能顺应自然各得其所。”

    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这种处事准则以虚静无为作为根本，顺应事物本身，因势利导。由于它随外物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准则，故能穷究事物的真实面目。不先物而动，不后物而行，物来则应之，故能主宰万物。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事物，与物一致。因此说：“圣人永垂不朽，因为他随时应变，尤所固执。虚无乃大道的常经；因循是君临万物的大纲。”

    以古代的政治生活为例，群臣云集于朝，君主则让其各自负自己的职责，决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相符合，则称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不相符合，则称为徒有虚名。虚假不实的语言不入于耳，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这样贤才与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样分别开来，这一切都在于君主对人才的应用。于是便能合于大道，混一万物，光泽恩及天下，重新返于淳朴的风俗之中。过分应用精神就会精力枯竭；过分劳扰形体就会使形体弊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复生，离去的不能够返回，因此圣人十分注意保养形神。由此来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形体和精神，硬要说“我能够治理天下，又怎么可能呢?”

    唐太宗时代，魏征提出应当施行“无为而治”，当时朝臣并非完全同意的，甚至阻力很大。但唐太宗认为，无为是休养生息，以无致有，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是很好的王道。既然是对的，就应坚持下去，实施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

    于是，清静无为的唐太宗，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循规蹈矩、行为端正，使得官场臣子进而上行下效，作风俭朴，为政清廉。

    既然，当官的有操守，百姓有道德，全国上下自然身心健康，社会风尚当然朴实纯正!几年之内，人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诚相见、和睦安康，天下可谓一片太平!

    汉代继萧何之后担任丞相的曹参，也是实行无为而治的大内高手。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当时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作了9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说：“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盖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且说曹参代替萧柯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作了3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老百姓的赞歌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治理东海的汲黯，是汉武帝时候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梅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只“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净”。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以上所讲的“无为而治”我们都是以政治生活为例来解析的，那么怎样把“无为而治”运用到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中来呢?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而且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却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在许多时候，人们反而觉得比以前更不幸福，更不快乐。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现代社会以其多姿多彩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面对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诱惑，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但人们满足自己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又是有限的，于是导致人们内心的无尽痛苦和烦恼。实际上，根据道家的观点，人生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皆源于人的有为。人不愿意按自然的秩序去生活，不满足于既有的自然状态，而总是试图按自身的愿望和他人的要求去改造生活，并自认为这样才会使生活更美好。殊不知，这种对自然的生活秩序的破坏，不仅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反而会给人造成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痛苦和烦恼呢?道家认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无为而治。因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超越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是自然的需求和欲望满足，必然是符合道的规律的自然无为状态。对人来说，要达到自然无为首先就是要使人的精神意识进入虚静状态。因为人之有为皆因欲念而起。欲念一起则心动，心动则意动，意动则神动，神动则气动，气动则形动，形气神动则必然神驰于外，气散于中，精耗于内，健康为之受伤。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如果人贪图感官的享乐，使精神意识随五官而弛散于外，欲念妄想致心神不宁，人的身体就会受到损害。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惟有一法，这就是虚其心，静其神。心虚则欲望不起，神静则念头不生，心清神静．根本坚固，形神相亲，则能长生久视。

27.话说多了等于自找麻烦

    阴柔智识：舌头是我们身体上一个很小的零件，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好动的小家伙管理好，它就很容易毁了我们全身。富有智慧的人都是善于自制的，他们谨言慎行，即使在睡觉时也怕梦语泄露内心的隐秘。

    老子说：“讲话太多就会很麻烦，不如将一切深藏于心。”

    老子在第六十二章中告诉我们“美言可以市尊”，就是说美好的言谈可以为我们赢得尊重，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里老子是从反面来告诫我们：话可美言，但不能多言，言多必失，还不如不言。

    富有智慧的人都是善于克制自己的，他们说话做事谨慎小心，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怕梦话泄露内心的隐秘。舌头如同一头笼中野兽，如果不小心让它溜出来，就很难让它重新回到笼子里去。语言是心灵的信使，聪明人可以根据言词来判断和品评他人，以便决定如何与之相处和合作；而别有用心的人，则会通过你的话语来探测你内心的秘密，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加以居心叵测地利用。让人无奈的是，往往在最需要谨慎的时候，我们却会出现信口雌黄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那些最需要谨言慎行的位置上，安排的往往是些口无遮拦的人。舌头是我们身体上一个很小的零件，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好动的小家伙管理好，它就很容易毁了我们全身。在中国古代，有不少人就吃了自己舌头的亏。

    贺敦是周朝的一名人将，立有大功，因为对朝廷赏赐不公心怀不满，便口出怨言，结果被权臣宇文护逼令自杀，临死时，他叫来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不能不记住!”接着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来，以此告诫他慎言少说。

    贺若弼开始还能记住，经常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来提醒自己，遇事三缄其口。可随着他在隋朝功劳日大，地位日高，便把父亲的告诫忘到脑后去了。同父亲一样，他也因对朝廷封官不满而大发牢骚，被免去了官职；他不接受教训，反而怨言更多，于是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斥责他道：“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在下面散布，说这两个人只配吃干饭，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因此奏请将他处死，文帝因他立有大功，免他一死，但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太猛；目无君上的心太猛。”   

    这的确是贺若弼的致命要害，同僚有功他嫉妒，同僚升迁他不服气，有一次，皇太子杨广同他谈起朝中几位杰出将领，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个人都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

    贺若弼口没遮拦，毫无顾忌地回答：“杨索是员猛将，但没有谋略；韩擒虎是员战将，但不会带兵；史万岁是员骑将，别的本领平常。”

    杨广问：“那么谁可以称之为大将呢?”

    贺若弼深深一拜说：“这就要看殿下你的眼光了。”

    他自认比别人都高明，贬低一切，殊不知这样一来，既得罪了同僚，又引起了杨广的戒心。后来杨广当皇帝时(即隋炀帝)，对他便十分疏远。

    最为致命的要害还是最后一个太猛：目无君上之心太猛。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战役将要开始时，他便对人说：“江南倒是不难平，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之事呢?”明显地表示了对隋文帝的不信任；有一年，他随从隋炀帝出巡北方，在榆林，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设置了一个可坐千人的大帐，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事其实和贺若弼毫无关系，他又在私下里评头品足，乱发议论，说皇帝太奢侈；这事被人告发，他被处以死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

    唐朝功臣刘文静也是因为爱发牢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既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在家人宴集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    

    这些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指刘文静为谋反，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

    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飞鸟尽，良弓藏，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呀!”

    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其实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争的一种折射。李渊对他这个功盖天下的儿子的态度十分矛盾，没有李世民，他根本当不了皇帝；有了李世民，他又觉得自己的帝位受了威胁。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也出于父子之情，他不好对李世民下毒手，作为李世民主要谋士的刘文静便做了替死鬼。

    刘文静太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了，试想年老的李渊在位还能有多久呢，只要刘文静能忍耐、能韬晦，继续跟着李世民，帮助他谋取帝位，将来还少的了他的高官厚禄吗?放长线，钓大鱼，这也是人应该具备的—种姿态。

    裴寂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只顾迎合老皇帝李渊，却忽视了代表着未来的李世民，果然李世民一即位，便宣布裴寂有四大必死之罪，将他赶出了朝廷。

    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当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相近的，可见古代的修身处世大师们都告诫人们要限制自己的语言。应该说，他们的教诲是非常正确和到位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通常是没有多少底气的。即便是推销那个口舌行当，一些优秀推销员在讲话时也是重质不重量，往往沉默是金，一言九鼎。我们做事也应抱着顺势而为的心态，不应该“三令五申”，强调和重复个没完没了，那样只会削弱自己的威信，于事无补。有些事情如果暂时难以实现，不如执守中道，静静增益气数以待良机，届时自然会水到渠成，顺利解决，你说是吗?

28.规律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你最好听它的

    阴柔智识：规律，是君临天下、威风八面的世界主宰者。它的政策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从不宽恕任何一个敢于拂逆鳞的人。在它面前，你最好别要求什么民主。尽管它很专制，但你按它的旨意办事，却会像顺水推舟一样事半功倍。

    老子说：“掌握了宇宙物理的基本法则这个大纲，天下事物都会依附；依附了对各方也没有妨害，各方都可安宁，平和，泰然。”

    老子所说的“大象”也就是大“道”，是万物演化的基本法则。道的概念，并不是虚构的，而是老子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道作为最基本物质，是宇宙万物之母；作为最一般规律，它贯穿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老子道的哲学理念就在于为人类指明了合乎自然规律的治身之道和治国之道。执大象，就是指对事物客观规律最本质的把握。遵循这规律，则天下万物移心归往。道之在天下，似溪水之与江海，万物自然从归。

    战国时有一个叫白圭的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他就是一个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经济规律和人事规律的人，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成功——《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泊生者祖”。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12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这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根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经营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

    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在两干多年前，白圭就有了这么好的经商思想，实在让我们叹服。然而，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非常高明，他发现和利用规律的能力几乎超凡人圣。应该说，人们认识现实的方式、方法只有在反映现实本身的客观规律时，才会是正确的、科学的。只有通晓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对待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白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老子的道指出了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的因果律，自然界的事物都摆脱不了自然律的规矩，万物都要遵循这一规律而不断生灭、变化。当个体的“德性”与其相和谐的时候，就能顺利发展，所以顺应自然法则行事，对实践的各方都将无害，各方都会安宁、平和、泰然。

    规律，是君临天下、威风八面的世界主宰者。它的政策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从不宽恕任何一个敢于拂逆鳞的人。在它面前，你最好别要求什么民主。尽管它很专制，但你按它的旨意办事，却会像顺水推舟一样事半功倍，而且人、船和水都会感到非常顺爽和舒畅。

29.只有战胜内在的自我，才能战胜外在的他人

阴柔智识：有些人的成功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比你会干，而是因为他比你敢干。取得成功的障碍大多是由我们自己在心理上设置的，只有战胜内在的自我，才能取得外在的成功。

    老子说：“以力胜人的不过是力土之流，只有战胜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老子始终提醒人们要“师法自然”之道，来成就自我人生，那么咱们就按照这位大智者的指引，从自然界中吸引一些有关的经验教训，看看战胜自我的重要性——观察一下战胜自我是否与生死成败密切相关，以及战胜自我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一个大玻璃中间安放一块结实的玻璃板，一边放上些小鱼，另一边则放上一条鳄鱼。结果心理学家看到，鳄鱼一次又一次向对面的小鱼发起猛攻。最后，它不得不精疲力竭地呆在水缸的一边不动了。这时心理学家把水缸中间的玻璃板抽去，结果看到，这边的小鱼儿快活地游向鳄鱼的那一边，但鳄鱼却面对着自己眼皮底下“唾手可得”的“美味佳肴”无动于衷，最终活活饿死了。

    鳄鱼死得确实可悲，可悲就可悲在它这个足以称雄水族世界的霸主，在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和挫折面前终因未能战胜自我而轻丢了性命。如果鳄鱼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勇敢地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它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获得食物，保全性命的。

    近来我曾听过一个在动物界发生的真实故事，讲的是一只公鸡战胜自我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使我觉得在生存竞争面前，世间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有时遇到的情况几乎一样，甚至所用的智慧力和意志力也是相同的。但我在生活中也看到，同样的竞争之事，有些动物做得很好，而我们有些人却未必就超过它们，尽管我们是高级动物。

    在北京的一家动物行为研究所里，养着18只用来科学实验的鸡。不久前，这群鸡中惟一的公鸡死了，研究所的复兴博士便去挑选了一只漂亮的公鸡，打算让它去做这群母鸡的新领袖。他给这只长着一身华美羽毛、看上去有些腼腆的公鸡取了一个非常富有寓意的名字“华夏”。他满以为那17只母鸡一定会众星捧月般地围着华夏，争着博取它的欢心呢。

    谁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华夏刚来便尝到了下马威。原来，这17只母鸡中，有—只厉害的老母鸡名叫“倭美”。它生性好斗，权利欲极强。老公鸡死后，它便当上了女王。它对其它母鸡的严厉管束比起老公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是倭美体格分外强健足以服众呢?其实不然，倘若把它的鸡毛拔光，它就会现出原型。在蓬松的羽毛下，它只有—副瘦骨嶙峋的架子，然而，它的举动却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你瞧它在院子里那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的样子吧：羽毛蓬着，翅膀半张着，喉咙里发出带威胁性的咕咕声。那幅架势明摆着，谁碰上它谁倒霉。所以，其它的母鸡都远远地躲着它。“能忍者自安”这个处世哲学，看来在鸡群中也普遍流行。

    华夏新来乍到，倭美就打上门来了。它颈上的羽毛根根竖起，迈着僵硬的步子向华夏步步逼近，华夏知其来意不善，伸着脖子，与倭美相视了片刻。就在这时，倭美头上本来耷拉着的鸡冠直竖了起来，肉垂的颜色变得火红。这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委实使华夏吃了一惊，它不由得身子抖了一抖。倭美立即掌握了对方的心理，抓住了时机，跳起来向华夏啄去。就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华夏被体重只有它一半的倭美赶得满院子团团转，最后，华夏只好逃到饲养场的暗角落里，把脑袋钻进一只牢桶。

    研究所的动物研究专家复兴博士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战斗。他认为，身材瘦小的母鸡倭美之所以能斗败身强力壮的公鸡华夏，奥秘就在倭美的鸡冠上。倭美先声夺人，它勃然大怒时，血液流动速度大大加快，血压增高，使得鸡冠高高耸起。这火红的鸡冠使得倭美的外部形象大大改观，在华夏看来，它就是威武有力的了。说穿了，倭美能够大获全胜，靠的就是虚张声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华夏败在倭美手下之后的表现吧。自从那次吃了苦头以后，华夏老远地看见了倭美就会躲开。它觉得很丢脸。在其它母鸡面前，它也抬不起头来。饲养场的工作人员觉得华夏太没出息，打算把它送到厨房去。就在华夏生死存亡的关头，复兴博土干预了。他出了一个主意，给华夏进行心理治疗，让它战胜倭美。

    这一天，复兴博士让工作人员把倭美逮来。他用一枝饱蘸蓝色油彩的画笔，把倭美的鸡冠涂成探蓝色，然后让人把它放回了庭院。复兴博士吩咐助手们准备好摄影机，把倭美与华夏相遇时的情景拍摄下来。

    头戴蓝帽子的倭美还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它一看见华夏，就上前挑衅。它故伎重演，把鸡冠高高地竖了起来。然而它不知道，自己的鸡冠不再是火红色，而是不伦不类的蓝颜色。华夏奉想躲开了事，但当它发现这一变化以后，却站住不动了。片刻，它竟迈着坚定的步子向倭美走来，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倭美，似乎在说：“这回你还想干什么?你这个丑八怪!”

    倭美心虚了，不过它还是跳了起来，向华夏发起了攻击。华夏的信心和勇气完全恢复了，它勇敢地迎了上去。只两个回合，倭美的气焰就被打了下去。华夏锋利的瓜子把它的羽毛扯得乱七八糟，坚硬的嘴把它的脑袋啄得鲜血淋漓。倭美原形毕露，在院子里乱飞乱跳，往日的威风完全扫地了。

    打这以后，倭美不但对华夏甘拜下风，就是在其它母鸡面前，也不敢摆架子了。它成了鸡群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华夏呢，经过一番风雨，它成熟多了，真正成了这群母鸡眼中的明星。

    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们自己不仅往往会成为自己的障碍，而且阻碍自己进步的也往往是我们自己。有些人无论遇到大小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不行。”却没有意识到就在这三个字频繁出现的同时，机遇也正在从我们的身边匆匆滑过。胜人先胜己，要战胜自我，就一定要建立自信心。有句名言说得好：“一个成功者不在于他比你会于，而可能恰恰在于他比你敢干。”由此可见，目标、信念和勇气是战胜自己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因此，我们要树立宏伟目标，坚定必胜的信念，鼓起超越自我的勇气，战胜自我，做生活的强者，时代的强人。

30.蛇在笼子里，何必求伸直

    阴柔智识：生存竞争是极为残酷的，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一时的尊严而自误。在自己处于不利境地时，重要的是生存下来，哪怕屈辱之极也别怕。保住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我们就有了发展壮大的“种苗”。

    老子说：“弯曲反而能够保全，委屈的事物却容易得到伸直。”

    我们都知道蛇的身子很软，而且没有腿。由于它的柔软，它可以缠绕到任何东西上去；由于它柔软，地面高低起伏也不会影响它的行进；由于它柔软，比它细的洞口它也可以钻进去；由于它柔软，当它遇到敌人时，它会立即把自己蜷成一团，只露出一个头来防御，这种方式使敌人对它无从下手。而当蛇被囚于笼中之时，蛇也决不会企图在狭窄的空间里把身子伸直的，它会根据笼子的形态卷曲好的身体，从来都不会去伸个懒腰，可一旦有了逃离牢笼的机会，它一显身手的机会就来了。可见在不利于自己的形势下，放下一时的尊严，采取较低的姿态和迂回的方式，以“委曲求全”的策略生存下来，以图将来发展，是一种可取的长久大计。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搜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一般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制服北方的突厥，李渊却感到力不从心。突厥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多次与李渊人马交战，胜多败少。突厥兵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竞用数万兵马反复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述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还有更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行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或庇护下，郭子和、恭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以失责为借口杀头的危险。

    大家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将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子女玉帛”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即李渊)——称臣于颉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屈节让步虽然样子上难看一点，但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

    原来李渊根据天下大势，已断然决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气候，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还不是理想的根据地，必须西入关中，方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唐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

    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之众，即使全部屯住太原，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同时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也是捉襟见肘。而现在要进伐关中，显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所以，惟一的办法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自称外臣，亲写手书道：“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与突厥约定，共定京师，则上地归我唐公，子女玉帛则统统献给可汗。

    退一步海阔天空。惟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很艰难地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只留了第三子李元吉率少数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也收敛了不少。李元吉于是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等到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而此时的唐王不仅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此时的刘武周再也不是李渊的对于，李渊派李世民出马，不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

    另外，由于李渊甘于屈节让步，还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土兵，李渊也借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凭空增加了不少声势。

    李渊屈节让步的行为，为人所不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种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了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乞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哩!

    由此看来，暂时的屈节让步，往往是赢取对手的资助，不断走向强盛，再后来使对手屈节的一条有用之计。

    生存的竞争是极为残酷的．来不得太多感情色彩，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时的尊严而自误甚至自杀。看问题要注重当前大局以及长远目标，在自己处于不利境地时，重要的是先生存下来，哪怕屈辱之极也在所不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我们就有了能发展壮大的“种苗”，等我们发达了之后，所有的颜面都可以找回来，是不是这样呢?

31.掉进河里的人，也许会带上两兜鱼来

    阴柔智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中的利弊、安危、哀乐总是在不断波荡之中，我们遇事要多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多思考一些相对的影响，尽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而享受安静祥和的生活。

    老子说：“灾祸的旁边倚靠着幸福，幸福的里面埋藏着灾祸。”

    事物内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反向转化，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利与害同门，祸与福同邻，祸福相依而生。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

    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福祸相生的故事，都很有意思，颇让人感到命运的变幻莫测，这里我们选择三则来看一下其中的变故。战国时期的吴国，有一家人三代行善积德，从没做过一件不仁义的事。这年他家的黑牛怀孕生下一只白色的小牛，家里人很奇怪，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的征兆，但是过了几个月父亲的眼睛却无故的瞎了；第二年，黑牛又生了一只小白牛，没过几个月儿子的眼睛也无故瞎了。他们就感到很不解和害怕，于是又找到孔子探问究竟，孔子又说这是吉兆，象征着你们家平安稳定。这时越王勾践率兵来打吴国，壮年人大都战死沙场，而这父子俩则因双目皆盲而没有到前线去，保住了性命。等到战争结束后，父子俩的眼睛也治好了。

    再生看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故事的主人公是宋哲宗赵煦的皇后孟氏，在她身上就发生了一件因祸得福的事情。贤淑温婉的孟氏，是公元1092年被向太后选为哲宗的皇后的，可哲宗却并不喜欢孟皇后，而是专宠容貌俏丽的刘婕妤。刘婕妤恃宠成骄，经常冒犯孟皇后。

    孟皇后的女儿病重，就让懂医道的姐姐进宫前来医治，姐姐便将道家符水拿来，替外甥女治病。孟皇后见了，立即禁止。一天，孟皇后主动把这事告诉了哲宗，哲宗也不介意，刘婕妤却抓住这件事不放，说孟皇后摘符咒厌魅。过了些天，刘婕妤又巧立名目对哲宗说：“皇后搬神弄鬼。”哲宗一听马上派人审查。他们逮捕宦官、宫女三十余人，严刑拷打，而后又伪造供词，哲宗皇后：“旁惑邪言，阴挟媚道”罪名，将孟皇后废掉，贬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刘婕妤斗败了孟皇后，晋升为贤妃。3年后，生了皇子，刘婕妤被立为皇后。可是不久，皇子和哲宗先后死去。

    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迎回孟氏，尊为“元枯皇后”。向太后死后，刘皇后逼徽宗下诏废去孟后。公元1102年，孟皇后重回瑶华宫，瑶华宫失火，她移居延宁宫，延宁宫又毁于火，她只得住进宫外的弟弟家。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将微、钦二帝和六宫有号位者尽掳北上。孟皇后因住在民居，幸免于难。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高宗尊孟氏为“隆佑太后”。高宗不敢抗金，从南京逃到扬州，又逃到镇江，最后跑到临安(杭州)。

    公元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拥立3岁的皇太子为帝，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孟太后又躲过了一劫。

    上面所讲的都是中外达官显贵们因祸得福的故事，其实平民当中这类也经常发生，而且中国古代有个平民因祸得福的故事，比他们的更经典、更有名。

    这个故事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的典故。古代边塞住着一个老者，他有一匹非常俊美的马。有一天，马走失了，邻里知道后，都来安慰老者，认为老者遭到了不幸。但老者却说：“怎么见得这就是不幸的事呢?也许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

    过了几天，那匹马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一匹更为俊美的野马。邻里知道后，都来恭祝老者，不仅自己的马失而复得，而且还多了一匹更漂亮的马，都认为这是一件喜事。老者却说：“怎么见得这就是一件好事呢?没准是一件祸事也很难说。”

    第二天，老者惟一的儿子，为了驯服那匹野马，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把一条腿摔断了。邻里们又来安慰老者，希望他不要难过，不要因这样的不幸而伤心。而老者却说道：“这也有可能足一件好事。”

    过了几月，边关要打仗，朝廷让所有身体健康的青年应征人伍，到前线去。而老者的儿子因为腿断了，就没有应征，而村里其他的年轻人都被迫去了前线，结果战争失败，很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而老者却是合家欢聚!

    从上面的三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曲曲折折地向前行进，我们谁也无法说清前方的路是怎样的。安而有危，哀乐相生，福祸、安危、哀乐总是在不断的波荡之中，这就是人生之大道。当我们身处逆境时，要看到幸福的一面；当享受欢乐时，也要告诫自己不可乐极生悲。这样的客观规律也就要求我们只能以一种平和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发生的事和遇见的人。遇事用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多思考一些相对的影响，尽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就会减少灾祸的发生，从而享受安静祥和的生活了。古人说三思而后行，傲到这一点，也就能把握住事态变化的分寸和趋势，使自己没有遗憾了，

32.善处下者方为上，肯做士者方为将

    阴柔智识：在人世间生存，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都有比你高大、荣耀、强盛或厉害的人物立在面前，你可能很受他们的威胁和损害，但你不可因此就跟他们对抗、决裂甚至拼命，而是要有一种持守、含纳和容忍精神。

    老子说：“知道一切荣光之来由，却坚守耻辱而不为所动，这样就接近天下溪谷的状态了。”从这句话能看出老子对甘处于低势的深谷的推崇了。他的推崇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可千万不能小瞧这深谷，别看那些千丈之悬崖、万仞之高峰，虽然看起来是那样威风显赫、傲然不可一世，但它们的根皆座落于此。深谷，不但是高山和流水以及自然万物的根源，也是苍茫大地之根。那么，如何能达到这种高深的境界呢?那就是知荣守辱。在人世间生存，你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有比你高大、荣耀、强盛和厉害的人物立在你面前，你可能很受他们的威胁和损害，但你不可因此就跟他们对抗、决裂甚至拼命，而是要有一种持守、含纳和容忍精神。一时不守不忍，则可能万劫不复，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能长守长忍者则常常获得了长久的大利益。许多人的成功经验中，就有这么一条。如一直奉行持守和容忍精神的黎元洪就是如此。

    黎元洪清末在湖北时，一直位于张彪之下，张彪是张之洞的心腹，娶了一个张之洞心爱的婢女，人称“丫姑爷”。但张彪嫉贤妒能，对黎元洪十分反感，加之当时报纸亦赞扬黎元洪而贬低张彪，张彪心怀不满，常在张之洞面前进谗言，诋毁黎元洪。

    张彪在进谗言的同时，还以上级的职位，百般羞辱黎元洪，想让黎元洪不能忍受耻辱而离开军队。张彪的手法非常恶劣，曾经在军中将黎元洪罚跪，并当着士卒的面，将黎的帽子扔在地上。黎元洪忍受着百般欺辱，不动声色，脸上毫无怒容，张彪也对他无可奈何。

    然而，黎元洪亦非甘为人下人。他貌似忠厚而实有权术，他明知张彪欺侮自己，却不与之争锋，而是“平敛锋芒，海涵自负，绝不自显头角，以防异己者攻己之隙”。

    张之洞任命张彪为镇统制官，但军事编制和部署训练却要黎元洪协助张彪：张彪不懂军事，黎元洪呕心沥血，为之训练。成军之日，张之洞前往检查，见颇有条理，就当面称赞黎元洪，黎元洪却称谢说：“凡此皆张统制之部署，某不过执鞭随其后耳，何功之有?”

    张彪听了黎元洪这话，心中十分感激，从此二人关系逐渐融洽。

    1907年9月，张之洞任军机大臣，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

    赵尔巽看不起张彪，要以黎元洪取代张彪，黎元洪坚持不肯。

    同时，黎又而见张彪，告之此，建议他致电张之洞，让张之洞为其设法渡过难关。张彪一听，心中大惊，立即让其夫人进京运动，张之洞来函，才保全了他的职位。张彪对黎元洪十分感激，张之洞亦认为黎元洪颇有诚心。

    张之洞极看重黎元洪的“笃厚”，叹谓：“黎元洪恭谨，可任大事。”

    实际上，黎元洪考虑得比较远，虽然张之洞已离开了湖北，但在北京当军机大臣，仍可影响到湖广总督的态度。如果黎元洪在张之洞离鄂之后，即取其宠将职位以自代，则不但有忘恩负义的嫌疑，甚至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更为重要的是。黎元洪通过“忍”以及帮助张彪，使张彪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这样，等于在湖北又有一个助手，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关键时刻能够帮自己的忙。

    1908年3月，陈夔龙继赵尔巽为湖广总督，他贪赃枉法，声名狼藉。1911年10月上旬，瑞平出任湖广总督，因此并未影响到黎元洪的官职。如果他此时仍与张彪关系恶化，他的官职必被拿掉。可见黎元洪于厚道的外貌之下，实藏着极深的权术。

    黎元洪在湖北军中得以升迁和保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勤奋。

    黎元洪为了升迁，常值宿于军营之内，每月仅回家两次，当时其他管带以上的军官平时多住在私宅。他和士兵一样生活，惟军号是从。早上起床号一吹，他立即起来，自己梳洗，不用护兵。晚间熄灯号一响，马上熄灯就寝，虽当酷暑，也决不在外纳凉。

    章太炎在《黎公碑》中特别赞彰黎氏治军严，律己严：“公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故所部军装整振，绝于他军。平居卧起，皆准军号，不妄先后。夜必宿军中，虽遇岁时不移。”

    当时，湖北新军中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并不多，因而被张之洞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再提拔重用。

    黎元洪善于把握张之洞的心理，甲午海战失败后，张之洞为图变通陈法，请洋人任军中教官，吸收年轻军官，有图强之心。黎元洪从日本考察回来，就建议多派学生和军官出国留学。张之洞采纳了他的建议，常派学生去东洋、西洋留学。同时，黎元洪在军中提倡学文化，规定文章做得好的可免除挑土之类的勤务。为了鼓励土兵学文化，他还亲自去听课。黎元洪的这些作法，使黎元洪带的部队有一种全新的气象。

    黎元洪从正规军事学堂毕业，不同于张彪武进士出身。因而，对于训练军队，黎都指挥得当，所发命令，言简意赅，在湖北督练新军的过程中，张之洞常把教练洋操的事务交与黎元洪筹划，这也是黎元供获得升迁的重要原因。

    1906年10月20日和1g08年11月18日到19日，清政府两次举行秋操。分编南军、北军。南军由湖北第八镇和河南第十九混成协参加。湖北参加秋操的队伍均由黎元洪实际指挥。第一次秋操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秀奖。鄂军受到阅操大臣袁世凯、铁良的赞扬。第二次秋操，南军三战三胜，黎元洪受到观操的外国武官的称赞，并获清廷赏戴花翎。

    两次秋操，使黎元洪名声大振。可见，黎元洪不仅是“笃厚”，还确实有一定的才干，这是他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人们常用“能耐”一词来表达才干的意思，其中显然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能者有耐力才能称为能耐，能者之耐就是指的忍耐之功。事实正是如此，黎元洪再有“能”，而如果没有那套忍耐、忍辱的功夫，也不可能得大成功，获大成就。不得不承认，老子的“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对我们的人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3.下位者是你建功立业的底座儿

    阴柔智识：万丈高楼立于平地，没有下面深厚的土石基础，其高也就不复存在。尊贵者立于人上，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贵也就不复存在。永远不要怠慢那些下位者，否则，你就是一个站在楼顶，却用撬棍起掉脚下楼板的人。

    老子说：“尊贵是以卑贱为根本的，高上是以低下为基础的。”

    老子认为，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一存俱存，一亡俱亡。以人世间的社会阶层来解析老子这个思想最为恰当了。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不平等，有的人官做得大．有的人官做得小；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钱……这一切也决定了彼此地位和面子上的差别。一般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人面子都小，与“大人物”交往心有顾忌，生怕被人瞧不起。这时，身居高位的人在自己的言行中就要小心谨慎，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都说不定会触及底层人敏感的神经。而没有这些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的拥护和支持，那些少数的人上人是根本高贵不起来的。许多成功人士深明此理，往往对处于下位的人格外关照，因此也就格外赢得人心。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同国君魏文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入善任”，器重和尊敬天下那些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

    魏国有一个叫段千木的人，德才兼备，名望很高，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天，他坐着车子亲自到段干木家去拜访。段干木听到文候车马响动，赶忙翻墙跑了。魏文侯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回。以后接连几次去拜访，段干木都不肯相见。但是，段干木越是这样，魏文侯越是仰慕，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都要从座位上站起来，扶着马车的栏杆，伫立仰望，表示敬意。

    左右的人对此都有意见，说：“段干森林也太不识抬举了，你几次访问他，他都避而不见，你还理他做什么呢?”魏文侯摇摇头说：“段干木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尊敬呢?”后来，魏文侯干脆放下国君的架子，不乘车马，不带随从，徒步跑到段于术家里。这回好歹见了面。魏文侯恭恭敬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替他出了不少好主意。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国．段干木怎么也不肯。魏文侯就拜他为师，经常去拜望他，听取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士”，器重人才。于是一些博学多能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先后来投奔魏文侯，帮助他治理国家。特别是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经济体制，使新兴的地主阶级起来参与国家政权，使魏国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终于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再看一个相反的例于，例中的反面主角就是东汉时期的公孙述。马援是东汉初年的一员大将，辅助光武帝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号称“伏波将军”。他在投奔光武帝之前，曾是甘肃西州上将军隗嚣手下的将领。那时，汉光武帝刚刚建立起东汉政权，全国仍有很多割据政权没有统一，其中公孙述在成都自称皇帝，当时隗嚣为了找条出路，便派马援赴蜀。马援心想，公孙述是自己的老朋友，又是同乡人，这次相见必然会受到热情接待。没料到，到了成都后，公孙述却摆出皇帝的姿态，威风凛凛地高居殿上，台阶下站着许多卫士，然后要马援上殿以礼相见。马援对此很不满意，虽然公孙述和他手下许多人都想让马援留在成都，并封为大将军。但马援认为，公孙述并不是一个能任用有才之土，并与之共同建立功业的人，很快就告辞而回。

    马援回来后，在向隗嚣报告情况时，感慨地说：“子阳(公孙述号)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意思是说：公孙述知识浅薄，像井底之蛙，自以为了不起，一定成不了什么大事，我们不如拿定主意到东方去找光武帝刘秀吧!于是，隗嚣和马援投奔了汉光武帝，受到光武帝的礼遇。

    再看一个现代例子，说的是周恩来不慢待任何小人物的故事。周恩来总理有一个本领，他在很多年后还能叫出别人的姓名，并回忆起这个人在什么时候为国家作出了什么贡献。这往往让被叫出姓名者非常感动，他们通常这样想：总理日理万机，还能记住的名字，今后更要努力工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周恩来在待人接物方面是一直很重视小人物的，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监视很严，很多党外朋友无法到周恩来住处。郭沫若居住的天宫府，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可不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郭沫若向周恩来提出可以用他的寓所会见友人。    

    有一天，周思来在郭沫若寓所会见党外朋友，并亲自拟定了客人名单，让助手发请柬。由于助手的疏忽，忘了给一位朋友发请柬。时间到了，只有这位朋友没来，这才发现工作的粗疏。于是，周恩来批评那位助手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这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对自己讲是无意的疏忽，客人可能认为是有意的怠慢，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这在同国民党进行复杂微妙斗争的形势下，尤其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说罢，就马上派车把那位客接来，周思来还迎上去连连道歉，使那人很受感动。

    宋代学者范应元说：“夫一，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贱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侯王皆得之以为本，实至贵至高电。故贵当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墓。”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下面深厚的土石基础，高楼大厦也是立不住的，其高也就不复存在。贵为万人之上的首领也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否则那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其贵也就不复存在。永远不要怠慢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们，否则，你就是一个站在楼顶，却用撬棍起掉脚下楼板的人。

34.轻敌等于轻生

    阴柔智识：轻敌者与犀牛作战时，肯定会用面包做的盾牌迎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把犀牛角想像成火腿做的。轻敌者其实是在客观上帮了对方的忙，配合对方来打击和消灭自己，所以说轻敌是自取灭亡，轻敌等子轻生。

    老子说：“没有比轻敌更大的祸患了。”

    老子的这句话涵盖面很广，不仅适用于打仗用兵，对我们为人处世方面也是很有指导意义。在社会竞争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狂妄自大、浮躁轻敌。轻敌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强大了，而低估了对手，这个病根还是出自自己的心理问题，可见我们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轻敌者其实在客观上是帮了对方的忙，配合对方来打击和消灭自己，所以说轻敌是自取灭亡，轻敌等于轻生。

    在古代因轻敌而遭遇惨败的战例很多，三国时代“关公大意失荆州”就是一个，一代英雄，正在水淹七军春风得意之时，却因轻视陆逊而败走麦城。

    当时，刘备和孙权两家虽然结了盟，但是矛盾很大。鲁肃在世的时候，是主张吴蜀和好，一起对付曹操的。后来鲁肃死了，接替他职务的大将吕蒙，就和鲁肃的主张不同；

    吕蒙是东吴名将。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年青时候立了不少战功，受到孙权的器重。

    有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责任重了，应该抽时间读点书才好。”

    吕蒙说：“在军营里事务那么多，哪儿还有时间读书呢?”

    孙权笑着说：“我并不是要你像博士(官名)那样精通经书，只是要你多浏览一些兵法，懂得一点历史罢了。你说事情多，总比不上我多吧!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法、历史，对自己很有帮助。你不妨试一试。”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一有空就认真读书。

    鲁肃刚代替周瑜当大将的时候，经过吕蒙的驻地，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这回，他和吕蒙谈话以后，听到吕蒙议论风土，见解精辟，十分佩服，说：“你现在的才能胆识，跟当年吴下(即吴中)阿蒙，大不一样了。”

    吕蒙自豪地说：“对一个人，三天不见就应该另眼看待。您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哪!”

    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位以后，率军驻扎在陆口(在今湖北嘉鱼西南)。他认为关羽有兼并东吴的野心，向孙权上书要求出兵对付关羽，说；“刘备、关羽君臣，都是反复无常的人，不能把他们当盟友看待。”孙权也觉得关羽狂妄自人。孙权曾经派人去向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关羽不但不答应，反而把使者辱骂了一顿，使孙权气得要命。这次，孙权接到了吕蒙的信，更觉得非把关羽除掉不不可。

    正好在这个时候，曹操派使者来联络，要他夹攻关羽。孙权马上复信，表示愿意袭击关羽的后方。

    关羽也听说吕蒙厉害，他虽然亲自率大军进攻樊城，但对在他背后的吕蒙这一头，可并没有放松防备，在蜀吴交界一带，布置得严严实实。吕蒙本来经常有病。这一回，他就装作旧病发作，而且说是病得很厉害。孙权也正式发布命令，把吕蒙调回去休养。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樊城。关羽听到吕蒙病重，又听说陆逊是个并不出名的年轻书生，心里暗暗高兴，并说：“书生不足畏也”，于是开始掉以轻心，恰好中了东吴采用的骄兵之计。

    没过几天，陆逊从陆口特地派人拜见关羽，关羽接见使者，使者献上了书信和礼品。信中大意是说，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远近近哪个不称赞将军的神威。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听得也高兴。我是个书生，很不称职。今后还得靠将军多多照顾呢!关羽看了陆逊的书信，觉得陆逊态度谦虚、老实，也就放了心，把原来防备东吴的人马陆陆续续调到樊城那边去了。

    陆逊把关羽人马调动的情况，随时报告给孙权和吕蒙。

    这时候，关羽在樊城接受了于禁的投降兵十几万人，粮草供应发生了闲难，就把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强占了。

    孙权得知湘关的米被枪，就派吕蒙为大都督，命令他迅速袭击关羽的后方。

    吕蒙到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作商船，选了一批精锐的兵士躲在船舱里。船上摇橹的兵士扮作商人，一律穿上商人穿的白色衣服。就这样，一列又一列商船向北岸进发了。到了北岸，蜀军守防的兵士一看都是穿白衣的商人，就允许他们把船停在江边。没想到—到晚上，船舱里的兵士一齐出来，偷偷摸进江边岗楼，把蜀军将士全部抓住，把岗楼占了。

    吕蒙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北岸，进军公安。留守公安、江陵的蜀军将领本来对关羽很不满意，经吕蒙一劝降，都投降了。

    吕蒙进了城，派人慰问蜀军将士家属，并且吩咐东吴将士严守纪律，不许侵犯百姓。有一个东吴兵士，是吕蒙的同乡，因为天下雨，拿了老百姓家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吕蒙发现后，认为这个兵士违犯了军令。虽说是同乡人，但是犯了军令不能不办罪，就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震动了，谁也不敢违反军令。这时候，曹操派去的徐晃率领的援军，已到了靠近樊城的前线。徐晃把孙权答应曹操夹攻关羽的信抄写了许多份，射进关羽营寨里。关羽得知吕蒙袭击后方的消息，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徐晃发起进攻，打败了关羽，使关羽不得不撤去对樊城的包围。

    关羽派使者到江陵去探听情况。使者一到江陵，吕蒙派人殷勤招待，还叫使者到蜀军将土家去看望，这些家属都说东吴的人待他们不错。使者回到自己的军营后，兵士们向他探问家里情况，他就照实说了。大伙儿一听东吴人好，就不愿意再跟东吴打仗，有些兵士甚至偷偷地逃回江陵去了。关羽到这时候，才知道对东吴的防备太大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带了人马逃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

    孙权进军麦城，派人劝关羽投降。关羽带着十几个骑兵往西逃走。

    孙权早已派兵埋伏在小道上，把关羽个几个骑兵截住，活捉了关羽。孙权知道关羽不肯投降，下令就地把他杀了。

    轻敌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这样说：轻敌者与犀牛作战时，肯定会用面包做的盾牌迎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把犀牛角想像成火腿做的。轻敌者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敌人比他高明，而是败在他自己的妄自尊大的心境中。人们之所以不敢直面自己的缺点或是承认失败，是因为人们从来也不曾把自己的虚骄之心丢掉。不能治己，何以治人?不能胜己，焉能胜人?正如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时说：“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现在我们套用—句俗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所以说我们是自己杀死自己的，不要怨天尤人!因此有一位哲人说：智者是不会自骄自大、自以为是的，这样做的只有蠢人！

35.和，是一种最得人心的谋略

    阴柔智识：人们在生存竞争中你争我夺是一种常态，但有时为了共赢也要和平共处。由此可见，我们常听到的“要和谐共处”的倡议是没有多少道德含义的，而多是出于功利考虑的一种谋略，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老子说：“知晓了追求和谐乃是万物自然之理，可谓认识了大道之基本常则；认识了大道之基本常则，可谓是智明通达。”

    在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中，“和”是道的一项重要法则，即事物对立统一的和谐法则。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提到“和”。另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阴阳是统一于事物内的两个方面，因其无休止变化的缘故，它们之间的和谐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但是不和谐的程度，可以表明事物恶化的程度。冲气，就是对万物重要的调控作用。和，是阴阳消长平衡的结果。“冲气以为和”，就是说客观规律作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通过其变化使之在新的层次上达到新的和谐。

    和谐作为哲学范畴其内涵可界定为：各方面的相互协调、适应、融洽，是一种适度的比例关系。和谐是我们称之为妥善、美好事物的基本属性。和谐的范围可分多个层次。有以人类活动为中心坐标的和谐：这一层次的和谐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和谐。有以国家为中心座标的和谐：这一层次的和谐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和谐，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和谐，国内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和谐。

    老子对这一基本法则的深刻认识，对后世有极大的启迪作用，重视、追求和保持事物的均衡、和谐，在维持事物的稳定，保持事物的正常发展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春秋争霸时期，虽然有好长时间处于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但是，在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与外族之间，也不乏和平友好相处的时期。并且，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共处也是一种重要的谋略。魏绛和戎就是一例。

    晋悼公对内政大力进行整顿，君臣之间团结一致，固力强盛起来，声威大震，北方的戎人不敢侧视。公元前569年，北方戎人无终部落酋长喜父派孟乐到晋国，通过魏绛的美系给悼公献上了一些虎豹皮，请求晋国与戎人各部落讲和，

    对于戎人的纳贡求和，晋悼公不想应允。他说：“戒狄他们都不讲信义，贪得无厌，不如讨伐他们。”

    魏绛分析了当时晋国所处的地位和形势，劝谏晋悼公说：“各诸侯刚刚归服我们，陈国也是在最近才归服我们，并且正在观察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有德，他们就会更亲近我们，否则，就会背叛。现在如果我们兴师动众去征伐戎狄，让楚国乘机攻打陈国，而我们又不能去救援他们，这实际上是抛弃陈国。中原渚国也必然会背叛我们。戎狄本来就难以驾驭，如果我们征服了戎狄却失去了中原各国，恐怕得不偿失吧！”接着，魏绛向悼公讲了后羿的故事，劝诫悼公不要过分热哀于田猎等事。

    听子魏绛的话，悼公仍然犹豫不决，他问：“还有没有比跟戎狄讲和更好的办法呢?”

    魏绛回答说：“与戎人讲和，有五大好处：戎独四处流动，逐水草而居，他们重财轻土，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土地买来，这是第一点；边疆不必再加强警备防守，百娃可以安心耕种，管理边疆农田的官员也可以完成任务了，这是第二点；一旦戎狄事奉晋国，四周各国必然被惊动，各诸侯会因为我们的威望而更加顺服。这是第三点：以上德行安抚戎狱，能免去将士远征之苦，武器也不会被损坏，这是第四点；汲取后羿亡国的教训，推行德政，使远方的国家来朝，邻近的国家安心，这是第五点。同戎人讲和有这样多的好处，主公还是认真考虑一下吧!”

    悼公听后非常高兴，便让魏绛和戒狄各部落结盟。

    晋人和戎人讲和，使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为其同楚国的争霸提供了兵力。悼公为了表彰魏绛和戎的功绩，给予他很高的奖赏。

    关于和，不仅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而且《壶天录》中也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处家固然也，即涉世亦何莫不然!”我们常听到“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的训诫，其实这句话没有多少道德的含义，而多是出于功利考虑的一种谋略，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嘛!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平共处不仅可以作为政治外交谋略，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经济谋略和处世谋略。

    李嘉诚先生是华人的骄傲，在国际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的2006年全球富豪排名榜中，李嘉诚以身家188亿美元(约t466亿港元)排名第十位，是2006年惟一晋身全球十大富豪行列的华人。《福布斯》形容他是华人首富及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业务多元化，他是地产商、流动电话网络供应商、零售商、电力供应商及全球最大的货柜码头经营商。《福布斯》又特别提及李嘉诚去年6月捐款10亿元给香港大学、4000万美元(约3亿港元)给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多名证券分析员皆称，李嘉诚的实际财富难以估计，但单以李嘉诚向港交所披露的实际资料计算，他在本港及海外主要上市公司股权，市值最少达4400多亿元。李嘉诚的上市公司主要有四张王牌，分别为长江实业、和记黄埔、港灯及长江基建，李嘉诚单是在这四家公司的持股，市值便超过3068亿元。

    李嘉诚先生的成功，除了靠勤劳和眼光锐利之外，与他以诚待人、以信待人、在稳健中求发展分不开。他14岁就到—家塑胶表带厂工作，并很快成为该厂的营业员。20岁时，工厂升他为经理。但两年后，他用7000元储蓄开设了自己的塑胶工厂，取名为长江塑胶厂。后来，他在为他的公司命名时，也叫长江。李嘉诚先生曾对“长江”这一名字的寓意作过这样的说明，他说：“如果你不要支流，你就不能汇流成河。”他希望这名字使他时常记着商人需要大量的朋友和同伴才会成功。因此，他在生意场上，常注意与同行们和平共处，让一些利益给对手。1985年，他决定以配售方式在伦敦出售港灯10％的股份，当时港灯快要公布年终报表，而且这一年港灯的业绩出色。于是，李嘉诚派驻欧洲的代表马世民建议他延后出售，这样可以卖一个更好的价钱。嘉诚先生没有同意。他对马世民说：“我们现在出售会留些好处给买家，将来再有配售时就会较为顺利。”

    人们通常认为，商场如战场，竞争就是拼杀，互相吞并。然而，李嘉诫先生经常记住“长江”的含义，和平共处。百川汇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谋略的深刻内涵，确实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

    《荀子·天论》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论语》中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也就是说圣明君王治国，无论大小事都遵循着达到和谐这样的标准去做。郑君《中庸》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可见儒道两家都崇尚事物的和谐，从这点来讲，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世界就是矛盾和对立的调和物，它如此和谐，而且需要对立的矛盾来维系着。在人类内部产生的和谐要比自然的和谐更可贵。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却不会自然达到，需要努力才可实现。因为为了生存人们需要相互竞争，所以斗来斗去才是常态，而和平共处则是人为的结果。但当人们认为这样做有好处时，就会达成这样一种局面。和谐共处使各方能够合理地调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去攻克主要方向，解决主要问题，对付主要敌人。而且和平共处的各方由于关系融洽，更便于沟通与合作，互利互惠，同创大业，会得出一个多赢的局面。

36.舍不得锯下一条病腿，最终须锯下整个身体

    阴柔智识：有的人得了小病舍不得花钱医治，结果病情加重，不但花掉所有积蓄，还欠下许多债，最后连性命也没保住。“甚爱必大费”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人们运用起来却要想得开，该舍得时要舍得，该放弃时要放弃。

    老子说：“过分爱惜和贪恋某些利益必然会带来大的破费和损失。”

    老子所说的这种人性缺点可以说是人们常犯的，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比如有的人得了小病舍不花钱医治，结果病情加重，不但花掉所有储蓄，还欠下许多债，最后连命也没保住；有的人腿上有了病变，医生说必须锯掉，他舍不得，后来疾病蔓延到全身，把全身都“锯”掉了；有的人花钱求人办事，惟恐多掏了冤枉钱，在一万还是两万之间作抉择时，就低不就高，结果没达到对方的期望值，不仅事儿没办成，钱也打了水漂儿。这都是由于爱小而造成失大之后果，人们不可不思之。在古代这类事儿也是有的，而且还发生在名人之家，谁家呢?简直不敢令人相信，竟是发生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富翁范蠡——陶朱公家里，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大儿子，因为爱惜一笔钱财，而把弟弟的一条命弄丢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范蠡追随越王22年，多智多谋、身历百战，又精通外交，对成就越王的霸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灭掉吴国后，他又率兵向北挺进，打过淮河，使得齐国和晋国都不得不听从越国的号令。因为有此大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他得胜回到了国都，感到自己的名声太大了，又深知越王的为人，十是便离开越国，来到齐阔。范蠡在齐国更名改姓，自称“邸夷子皮”，在海边一面耕种一面做商业买卖，就这样勤劳了几年，聚集了许多财产，成了一位大富翁。

    齐国人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就推举他做相国。他做了一段日子，觉得还是投兴趣；一次在夜里，他在月光下散步时，感叹道：“我当官当到了相国，我挣钱挣到了数以万计的财产，做人做到这—步，也就知足了。我的一切都到达了顶点，对我来说可不是好事。”于是便辞去了自己的官位，将自己的万贯家财都分送给穷人，便从齐国的大地上悄悄地消失了。

    他来到一个叫陶的地方停了下来，自称为“陶朱公”，便在这个地方做买卖、开作坊，事业发展得很红火。不久，他又拥有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人们全称他为“陶朱公”，后来人们也常以陶朱公来称呼富裕的人。

    陶朱公共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好惹事，结果后来杀了人，被囚禁于楚国。范蠡的家人急坏了，就想让范蠡出面将儿子赎回来，可是范蠡说：“杀人须偿命，这是自古如此，我的儿子同样不能例外。但是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不要让他在街上示众。”于是便让他的小儿子带上许多的钱，装在一个麻袋里，驮在一辆牛车上。

    范蠡的小儿子刚要上路，范蠡的大儿子说他愿意替弟弟去。范蠡知道大儿子平常办事能力并不强，有时舍不得花钱，使不同意他去。可是他的大儿子说：“家中的长于应该协助父亲做最重要的事。如今弟弟犯了法，你不让我去，而让小弟弟去，旁人不说我是不良之辈吗？”说罢，就举着刀要自杀。他的母亲赶紧来阻拦，说：“我看就叫他去吧，要是二儿子还没有救成，再死了个大儿子，还不把我们的心都伤透了。”范蠡也只得同意他去。

    临走之前，范蠡写了一封信，让大儿子交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并且叮嘱他说：“到了楚国，把家里带去的黄金都交给庄先生，让他帮你处理，遇事千万不要与别人争论。”大儿子满口都答应下来。

    范家大儿子到了楚国，很不容易才找到庄先生的住处。本来。他以为父亲结交的这位庄先生必定也是非常富有的人，哪知到了那儿一看，庄先生原来住在乡下，房子破破烂烂，哪儿像房子呀。他穿过一大片野地，才找到了庄先生的家。

    范蠡的大儿子来到这位庄先生的面前，递上了书信，并且将车子上带来的所有黄金都交给了庄先生。这位庄先生说：“你的事情已办完了，你赶紧离开这里吧，千万不可停留。哪怕你看到你弟弟从监狱里出来了，你也不要去理他。”他将头直点，便告别了庄先生。

    可是他并没按庄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做。他觉得楚国这里很好玩，再说弟弟还没能放出来，回去可怎么交代呢。这样他就在楚国游玩起来。在这期间结识了楚国的一些贵族。他们一听说他是范蠡的公子。自然对他非常热情。

    这位庄先生虽然看起来挺穷，但是他在楚国却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正直廉洁广为人知。朝廷的一些大臣们都得他当作老师一样看待。他接受了范家的金子，连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说，这让范蠡的大儿子心里有点不痛快，暗自思量：“看来这老头也是一个贪财的人。”

    而庄先生根本不想要他的一文钱，他是把金子当成信物。等事办成后，他是要知数奉还的。他和妻子说：“这些是陶朱公的金子，如果我以后死了，来不及交还他，你一定要替我交给他，一点也不要少。”

    庄先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见楚王。楚王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非常高兴，便向他请教治国之方。庄先生说：“我听说治理国家必须施仁政，最近我观察星象对楚国不利，大王需要注意。”

    楚王特别迷信，见他这么一说，立刻紧张起来，便问他如何办才好。庄先生说：“只有多办好事，不能办坏事，才能化解。”

    于是楚王便准备大赦，朝中一些重要的大臣已知道了，这其中包括那些受了范蠡大儿子贿赂的人。他们连夜找到他，告诉他这个情况，请他放心，他的弟弟很快便要出来了。

    范蠡大儿子听后高兴极了：自己的弟弟就要出狱了。“父亲不是担心我不能办事吗，我这不是于得很好吗?”可是又一想“我弟弟出狱，这是国王的恩典。那老头不明不白地收了我那么多的黄金，叫什么事?”他越想越气上心头，于是便登门去索取那钱财。

    他找到了庄先生家，庄先生不觉一惊，问道：“你还没回去?”

    范家大儿子说：“我有些事还没来得及走。我听说国王将要大赦，我的弟弟马上要放出来了，我特地来和您老辞行。”

    庄先生明白他的心思，便对他说：“你将带来的黄金带回去吧。”他倒不客气，便到后屋里取走了黄金。走在路上，他心想：“这次出来，黄金一点儿没有动用，却救回了弟弟，到家后爹妈会多高兴啊。”心中一喜，竟独自说出声来。

    庄先生在范家大少爷走后，觉得心里很窝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让这小儿辈耍弄了。”他咽不下去这口气。

    于是他又去见楚王，向他说：“我上次说的星象不好那件事，大王果真要用做好事来破这坏星象，这太应该了。可是我在外面到处听见人们这样说，陶朱公的孩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我国，他家出了许多钱来贿赂我们楚国的大臣。您知道陶朱公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于是人们都说：大王您不是为了怜悯人民去实行大赦的，却是为了陶朱公的金子。”

    楚王听了大怒道：“陶朱公再有钱，与我有何关系?我们楚国难道缺少他那两个钱?”便下令将范家的二儿子先处死。然后才实行大赦。

    那位一向精明的范家大少爷这时可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他在回家的路上，失魂落魄地赶着牛车。父亲给他的黄金当然一点儿不少，可是他的车里又多了一样东西，这便是他弟弟的尸体。

    他回到了家，他的母亲和远近街坊看到范家二儿子的尸体非常悲痛，只有陶朱公二人不但不哭，反而大笑不止。人们问他笑的什么，他说：“我知道这小于这一去，他的弟弟死定了。他并非不爱他的弟弟，只是他不舍得花钱。他小时候跟我在一起，我们吃足了苦头。他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生活十分节俭。至于他的小兄弟，他出生以后便看到我万贯家财，只知道尽情地享受，出门骑良马、乘好车，花钱就似流水一般。我让小儿子去，就是看中他舍得用钱。可大儿子硬是要去，且用性命担保，便只好让他去。他刚一走，我便一直在等我二儿子的尸体回来。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可悲痛的。”

    范蠡本人就是老子“功成身退”这一理论的成功奉行和实践者，对老子思想把握之全面和理解之深邃是不言而喻的，他当然知道“甚爱必大费”的道理，但这种思想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而是一种实用的智慧。知识是可以传授的，而智慧是不可能传授的——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别人的知识可以使我们变得有知识，但别人的智慧却无法使我们变得聪明。范蠡知道“甚爱必大费”这个智慧与原理，即使他告诉了大儿子，到了大儿子独自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也处理不明白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过分爱惜钱财的心理习性，牵制着他无法运用这条智慧，这就是人们常说“心中明理，腿不听使”，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老子所说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运用起来人们却要想得开，该舍得时一定要舍得，有小舍才有大得嘛，千万不能去做爱小失大的傻事呀!

37.人总该有点公正精神

    阴柔智识：一个能理解万物共相的心智，才会像上帝那样公正地看待和处理世间事物，而不会从一地一时和一己之私的观点出发。他会把个人目的和欲望看成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从而会自然地在行动和感情的世界中保持公正，所以终身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老子说：“明白了永恒的客观规律，对事物就会淳厚宽容；对事物淳厚宽容，方能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方能全面周到；全面周到，方能符合自然法则；符合自然法则，方是符合道；符合遭，方能平安久长，终身没有危险。”

    老子哲学不仅仅满足于对道——即对万物生成变化规律的认识和说明，而且还要从中确立人生和政治的行为准则。圣人最显著的品格，就是对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掌握与运用，将自己的行为与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规律融为一体。

    一个能理解万物共相的心智才会像上帝那样公正地观看世间事物，而不是从一地一时的观点出发；它会不期望、不恐惧，也不受习惯信仰和传统偏见的束缚，而是恬淡地、冷静地、以纯粹追求公理的态度去宽容和博爱事物。他会把公理看成是不含个人成分的、纯粹的，是人类可以达到的知识。为此，对待共相的知识，便会比对来自感官的知识更为重视；因共相的知识是个人经历的事件所不能渗入的，而感官的知识则必定依赖于独特的个人观点，依赖于人身，而躯体的感官在感觉事物时，有时会歪曲它们。只要心灵习惯于这种共相，它便会使自己不是归属于一座和其余一切相对立围城中的公民，而会把个人目的和欲望看成星整体中的一部分，从而会自然地在行动和感情的世界中保持自由和公正，故而会终身没有危殆。

    要想达到老了所倡导的这种博大的“公正”，需要相当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道德层次，如果谁达到了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历史上就有人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共同来熟悉一下“管鲍之交”这个著名的典故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就会领略到老子所倡导的这种博大的公正精神。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周襄王的异母弟弟带起兵作乱。他仗着母亲惠后的势力，串通伊川、洛水一带的戎、狄，围攻洛阳，想要争夺王位。管仲奉齐桓公的命令带兵去支援周襄王，回来不久，便病倒了。齐桓公很着急，经常去看他。有一天，齐桓公去探望管仲的病情，见管仲双目无神，病情危重，十分着急，握着管仲的手说；“你的病怎么还不见好转呢?万一你一病不起，我还能依靠谁呢?”当时，齐国有名的大臣宾须、宁戚无已经先后去世，管仲叹了口气说：“唉!可惜宁戚死得早啊!”齐桓公问：“除了宁戚之外，就没有别人了吗?鲍叔牙这个人，你看怎么样?”齐桓公心想，的叔牙是元老重臣，功勋卓著，和管仲私交又好，且有恩于他，他肯定会同意。不料管仲却说：“鲍叔牙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您不能让他做相，管理国政。因为他老是把别人的过错记在心里。人至察则无友，水至清则无鱼。檄相的人，度量不大一些怎么行呢!”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问：“隰朋怎样?”管仲说：“隰朋为人很谦虚，遇事不耻下问，又能公而忘私，做相是可以的。”说完，却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只是隰朋年纪太大，恐怕活不了多久了，”齐桓公又问：“那么易牙怎么样?”管仲十分严肃地对恒公说；“您就是不问。我也要讲的。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您千万不可信任亲近他们。”

    易牙、竖刁、开方是什么样的人呢?管仲为什么劝齐桓公不要信任他们呢?

    易牙本来是齐桓公的一个普通的臣子，心狠手辣，并且野心很大。他知道，要爬上高位，国君的信任是不可缺少的，便想尽办法接近桓公。他有一手好的烹调技术，先是做了许多美味的菜肴，送给齐桓公的妃子卫姬吃，向卫姬讨好，求得晋身之阶；后来，他竟杀了自己刚刚3岁的儿子，做成人肉佳肴献给桓公吃。使桓公对他信任有加。

    竖刁本来是侍候齐桓公的一个小童，总想出人头地，接近齐王。但是他想进入后宫并非易事，为能进入后宫，便阉割了自己。从此齐桓公非常宠爱他，随时把他带在自己身边，在后宫出入。

    齐桓公听管仲说不能亲近易牙，很奇怪，便问：“易牙为了让我品尝人肉的滋味，杀了自己的儿子，这说明他爱我超过了爱他的儿子。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管仲回答说：“对于自己的儿女，人们没有不信加爱护的。易牙能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杀了，对您又会怎么样呢?”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不可信任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为了能侍候我，把自己都阉割了。他对我的忠心，不是超过了爱惜他自己的身体吗?”管仲说：“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的人，还能对您尽忠吗?”停了一会儿，齐桓公又问：“那么开方呢?他的父母死了都不回国去奔丧，他爱我超过了孝顺他的父母呢！”管仲语重心长地说：“开方放弃了为君的地位来侍候您，可见他的野心更超出易牙和竖刁。这个人更是不要重用他，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祸乱。”

    齐桓公听管仲说得有道理，便问：“为什么从前没听你说过呢?这三个人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管仲说：“河岸的大堤挡着，洪水就不会失控。我管理政事的时候好比大堤，总能控制着他们，不让他们为非作歹。现在大堤要垮了，水就要泛滥起来，您…定要当心啊!”齐桓公应许着点了点头。

    管仲的话传到易牙的耳朵里。易牙气急败坏地马上跑去找鲍叔牙。他说：“老将军，谁不知道管仲是您推荐的啊!可是管仲这个人却恩将仇报!国君让您做相，他却说了您一大堆坏话，推荐了隰朋，我真替您抱不平！”易牙满以为鲍叔牙听了这番话，会恨死管仲。谁知的叔牙反倒哈哈大笑，赞许地说：“管仲公而忘私，不讲私人交情。这正是我推荐管仲的缘故啊!隰朋真是比我强多了。”易牙碰了一鼻子的灰，满面羞愧地溜走了。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的建议被齐桓公采纳，任用隰朋作相。不料，没过一个月，隰朋也死了。齐桓公请鲍叔牙作相，鲍叔牙认为自己不合适，坚决不同意。齐桓公说：“现在朝廷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不同意，那么让谁来做相呢?”鲍叔牙这才说：“我的缺点您是知道的，那得把易牙、竖刁、开方赶走，我才接受任命。”齐桓公说：“这事管仲早已说过，我一定照办。”当天齐桓公就赶走了这二个人，并且不许他们再入朝。

    鲍叔牙做了齐国的相以后。管仲的政策还能继续施行，所以霸主的地位齐国还能保持。

    从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可以看出，鲍叔牙有知人之明，他向齐桓公推举任用了管仲，使齐国富强起来。后来，管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推荐鲍叔牙接替自己作相，而是推荐了比鲍叔牙更适合的人。鲍叔牙认为管仲做得对，没有因此责怪管仲。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同时又都以国事为重，奉行一种公正精神，绝不结党营私。后人一直推崇他们这种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高尚的友谊，“管鲍之交”就意味着这种意思。管鲍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智大慧之人，有很高精神和道德境界，能从时代和真理的至高点上向下看待世间各种问题，在大足大非面前决不讲小情小义，恰如本文中老子说的：“明白了永恒的客观规律，对事物就会淳厚宽容；对事物淳厚宽容，方能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方能全画周到；全面周到，方能符合自然法则；符合自然法则，方是符合道；符合道，方能平安久长，终身没有危险。”

38.不妨借来盘古的斧，砍砍我们当今的柴

    阴柔智识：如果你能很好地借鉴历史经验，那么你在当下实践中智慧的起点就不再是零，而是千百年来先人们在历史理性方面积累下的一个博大的正数；这就等于无数古人也凭借他们遗留下来的智慧参与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

    老子说：“掌握古始就有的道，来驾驭现今的事物。能知道古往今来历史发展的情形，这可谓是道的纲纪。”

    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一样，并不是些偶然现象的堆积，而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变化。不论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多么复杂，部有规律可循。依靠已认识了的规律，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现象，更有利于实践。老子的道就属于是在哲学范畴内对自然和社会作的高度概括化和抽象化，它揭示了宇宙事物变化的总法则，并由宇宙论延伸到人生论，这些都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东西。我们可以遵循这远古以来就有的遭，来驾驭现今的事物，这便可以如同有纲有纪一样而有条不紊。

    借鉴历史经验，解决当下和今后的问题，是一种非常可取而又非常必要的做法。这样的话，人们在实践中其智慧的起点就不再是零，而是千百年来先人们在历史理性方面积累下的一个博大的正数，这就等于无数古人也凭借他们遗留下来的智慧参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于是，我们感到格外雄浑有力，心中也格外富有底气。中国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很重视这一点，以北宋时代的司马光为例来说吧，他皓首穷经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就是为了并且也达到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目的。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伟大史学家，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上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里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上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294卷，另30卷，《考异》30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15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荀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以御今之有”的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有位哲人说：“我们可以把宇宙的现状看作是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原因。一个智者只要伟大到足能将所有数据加以分析，他就能将宇宙间最庞大的物体的运动以及最轻微的原子的运动凝聚成一个单一的公式，对于这样一位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因为将来甚至像过去一样永远展望在他的眼前。”

    过去与或尚未到来的事件有着本质关联，只要精神在理性的指示下理解事物，无论那观念是现在事物、过去事物、或未来事物的观念，精神都有着同等感动。人们经验的事情多了，便可知道有许多人间世事，被自己的耳目所欺骗、被自己的情感或主观认识所蒙蔽，既然自己的耳目亦难全信尽为真实，那么要真正认识生活就必须回顾，而回顾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前瞻。所以，用心体会历史法则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为道纪”这才是较为切实妥当的做法。

39.如果你想擒虎于山，不妨故意放它走远

    阴柔智识：欲擒故纵的关键是“纵”字，不要舍不得看似即将到手的东西，时候不对，出手太急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情况。只有耐心一些，准确把握局势，巧妙地“纵”才会达到牢固地“擒”。学不会“纵”的人，“擒”也不会长久。

    老子说：“要想把它收敛起来，必须先要扩张它。要想把它削弱下去，必须先要增强它。要想把它废弃掉，必须先要兴盛它。要想把它夺取过来，必须先要给予它。”

    老子的这个经典谋略，被后世的人们归纳为“欲擒故纵”。就好比很擅长钓鱼的人，把大鱼诱上钩子之后，一般都不忙收线扬竿，让鱼立即到手。因为这样做，不但抓不到鱼，还可能让鱼脱钩跑掉，或把钓竿折断了。他们会不慌不忙地拢一拢线，缓缓把鱼往岸边拉；看到大鱼挣扎，就又放松钓线，让大鱼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然后再又慢慢收紧钩线。就这样—松一紧，等到大鱼被耗尽了体能，无力挣扎之时，才将它拉到岸边，捉到岸上。钓鱼人使用的这个方法，这就是“欲擒故纵”的一种方式，当然，它的方式和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欲擒故纵就是为了更有利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在外面上却假装不想得到这种东西，麻痹和迷惑对方，这是，“种很奇妙的计策，让我们来看看在《三国演义》故事中，刘备是怎样将徐州推辞掉，但最后还是落人他手巾的，这样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汉献帝初平四年(183年)，割据兖州的曹操派遣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玡迎其父曹嵩及家人百余口到兖州。途经徐州时，徐州牧陶谦为交好曹操特派都尉张护送曹嵩一行。不料张杀死曹嵩及其家人，席卷财物而去。于是曹操便把账记在陶谦身上，以为父报仇为名，发兵攻徐州。

    陶谦面对兵临徐州城下的曹操大军，自知难以抵敌，便采纳别驾从事糜竺的建议，请北海相孔融、青州刺史田楷前来相救。孔融请刘备同去救陶谦。刘备遂欣然带领关羽、张飞、赵云和数千人马奔赴徐州。

    刘备率军在徐州城下与曹军于禁所部小试锋芒，初战告捷，使久被曹军围困的徐州暂时缓解了危机。于是陶谦急令刘备迎人城内，盛宴款待。陶谦席间便主动提出将徐州让给刘备，说：“当今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公乃汉室宗亲，正当为国出力。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我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

    陶谦这样做无疑是很聪明的，刘备既然来了徐州这个军事要地，以他志向，决不会放而不要的，陶谦这样不仅可以保全自己和家人，还可以落个好名声。刘备闻言愕然，急忙推辞说：“找虽是汉室苗裔，但功德不足称道，任平原相犹恐不称职。我本是为了义气前来相助。您这样说，莫非怀疑我有吞并之心?”

    陶谦表白说：“这是老夫推心置腹之言，绝非虚情假意。”但刘备只是推辞，终不肯接受。糜竺见二人再三辞让，便说：“现在兵临城下，且当商议退敌之策。待事平之后，再议相让不迟。”

    于是刘备写信给曹操，希望曹操以国家大义为重，撤走围困徐州之兵。恰好这时吕布攻破兖州，进占濮阳，威胁曹操后方。因而曹操便顺水推舟，卖个人情。接受刘备建议，退兵而去。刘备之所以推而不受，是因为他明白时机还没成熟，现在要了徐州，只会破坏自己的名声，刘备遇事仁义当先，因而比起曹操来就显得萎缩一些，没有曹操那么形象凸出。

    陶谦见曹军撤走，徐州转危为安，便差人请刘备、孔融、田楷等入城聚会，庆祝解围。饮宴既毕，陶谦再向刘备让徐州。刘备说：“我应孔融之约救援徐州，是为义而来。现在若无端据有徐州，天下将以为我是不义之人。”糜竺、孔融及关羽、张飞等皆纷纷劝刘备接替陶谦治理徐州。刘备苦苦推辞说：“诸位欲陷我于不义耶?”陶谦推让再三，见刘备终不肯受，便说；“如您必不肯接受，那就请暂驻军近邑小沛，以保徐州，何如?”众人也皆劝刘备留驻小沛，刘备方始同意。

    不久，陶谦染病，日渐沉重，便派人以商议军务为名，把刘备从小沛请来徐州。陶谦躺在病榻上对刘备说：“今番请您前来，不为别事，只因老夫病已垂危，朝夕难保，万望您以汉家城池为重，接受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刘备说：“可让您的二位公子接班。”陶谦说：“其才皆不能胜任。老夫死后，还望您多加教诲，千万不能让他们掌握州中大权。”刘备还是辞让，陶谦便以手指心而死。举衣毕，徐州军民极力表示拥戴刘备执掌州权，关羽、张飞也再三相劝。刘备这才同意接受徐州大权，担任徐州牧。至此，刘备“欲擒故纵”的好戏收场了，我们对他那收放自如的擒纵之术不得不叹服。

    再来看一个发生在晋代的“欲擒放纵”的故事。两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名将石勒闻讯后，打算消灭王浚的部队。正浚势力强大，石勒恐一时难以取胜。他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说，现在社稷衰败，中原无主，只有你威震天下，有资格称帝。王子春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得王浚心里喜滋滋的，信以为真。正在这时，王浚有个部下名叫游统的，伺机谋叛王浚。游统想拢石勒做靠山，石勒却杀了游统，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一着，使王浚对石勒绝对放心了。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粮食，王浚不顾百姓牛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亲自率领部队攻打幽州。这年4月，石勒的部队到了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投有准备应战。等到他突然被石勒将土捉拿时，才如梦初醒。王浚中了石勒“欲擒故纵”之计，身首异处，美梦成了泡影。

    欲擒故纵的关键是“纵”字，不要舍不得看似即将到手的东西，时候不对，出手太急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情况，只有耐心一些，深刻把握局势，巧妙地“纵”才会达到牢固地“擒”。学不会“纵”的人，“擒”也不会长久。

40.如果你掌握了真理，就要把它攥出汗来

    阴柔智识：如果你有幸掌握了真理，哪怕你因坚持它而遭遇了一些不幸，仍要紧扣五指。建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再好的真理如果不坚持，其价值就等于零。如果你能坚持它，那么你的价值就决不会仅仅大于零。

    老子说：“世俗众人都有所作为，而我死守心中的道，不阿世媚俗，所以显得好像既顽固又鄙陋。我独不同于世俗，而遵循道为奉养。”    

    老子的这种外在处境和内在心境正如杜甫诗所言：“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但看人尽醉，何忍独自醒。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也恰如孟子所说：“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意思是说，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合乎正义、正理的，那么就算有成千万万的人反对我、攻击我，我仍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忌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这种风骨令人佩服。老子不随波逐流，坚守真理，身体力行去贯彻始终，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说到此，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代伟人邓小平身上也具有这种精神，而且与古人相比有过之无不及。邓小平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理论，可谓是朴素而又实用的真理，可自从他从1962年提出后，就遭到了从上到下的全国性大批判，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的主张是没有错的，因此他一直坚持着，最终他还一手将它贯彻到底，并且成效卓著。

    1962年，中国农村一些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白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一篇《怎么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段话后来被演绎成为邓小平理论中虽有代表性的猫论。这些话带有浓厚的生产力标准和邓小平务实的价值取向。“好猫判别论”，体现了邓小平一贯倡导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

    猫论一出世，就遭到“四人帮”一伙“鼠”们的极端仇视，并被打成“资本主义的复辟经”、“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等等，在全国掀起批判狂潮。文革时，江青还控诉邓小平的“十大罪状”，其中一项就是“白猫黑猫”论。江青说，1962年，邓小平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猖狂进攻的面前……竟然提出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主张，带头刮起了“单干风”，说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明日张胆地为农村发展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他和刘少奇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大阴谋。

    正因为这种批判，却让它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政治哲学，猫论对改变一些人凡事以意识形态考量事物，凡事从政治着眼，凡事先问问教条的思维行为习惯有极大的作用。影响了无数普通中国人命运的伟大思想，就是以这样朴素的方式，进入人们久已干涸的心田。

    1978年春，距离北京1000多华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在外讨饭。

    这是十年“文革”刚过去的时代。僵化而强大的体制及理论体系仍极具统治力，与此相应的是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当时复出的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

    由此，个体正当的利益驱动得到了表演的机会，从而极大激发了整体的潜能。t980年来的统计显示了这一点：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10％到20％；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30％到50％。

    “猫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证券、股票……与此同时，由“猫论”开启的思维之门已经洞开，个体、群体的创造趋于活跃，市场变得丰富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19世纪末提出、20世纪盛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最大的实践家却非中国的邓小平莫属。他提出的“白猫黑猫”论，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注解了实用主义哲学。如果没有这个溃化意识形态冲突的“猫论”，不能想象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不能想象原先物质极度匮乏的中国社会会有今天的充裕。

    邓小平同志所掌握的真理通俗朴实，其中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易懂好记，最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已经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智慧。更可贵的是他敢于坚持和贯彻真理，再好的真理不坚持和贯彻，其价值都等于零。

    任何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态度，区别仅在于有的态度是正确的，有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哪怕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冷遇，也绝不要轻言放弃——建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对真理的执着，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对人生和事业的态度。坚持真理，就要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执著于真理的人，是在逆境中不怕风雨敢于与自然和命运抗争的奋斗者；是不甘于在平庸中虚度岁月探寻人间奇迹的拓荒者；是敢于摆脱落后和愚昧创造文明成果的奉献者。如果你有幸掌握了真理，哪怕你因坚持它而遭遇了一些不幸，你仍不要松开五指。

41.十年才俊百年圣，古来大器晚始成

    阴柔智识：“大器晚成”并非仅指事业，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大器的指标是由精神和事业两方面构成的。事业上的大器倒可以早成，而要想在精神上成为大器，则需要长久的修炼。只有精神和事业都成大器的人，才是完善的大器和真正的大器，才是大器晚咸的本意。

    老子说；“大的洁白，是知白守黑，和光同尘，故而若似垢污；大的方正，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故谓没有棱角；博大之器，是经久历远，厚积薄发，故而积久乃成；浩大之声，过于听之量，故而不易听闻；庞大之象，超乎视之域，故而具体无形。”

    一个希望终成大器的人，重要的是要经历长期的磨炼。“长历磨难方成大器。”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应将此句作为座右铭。只有耐得住寂寞，抱定长期吃苦耐劳的决心，而不是急功近利，才可以磨炼自己的匠人品格和见识，才能锻炼自己的人格和见识，才能锻炼和培养自己具有正确判断现实、富有远见的眼力。所谓“大器晚成”并非只是事业有成，而是生命各个层面的成熟和满足，最主要的是思想性格和精神实质的成熟与满足，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大器的指标是由精神和现实两方面构成的。

    一个人在精神上成了大器，支配现实的能力是超人的，他在现实中当然会成大器；而一个在事业上成了大器的人，在精神上未必就是大器——这就是说，有些年纪轻轻就靠机遇和专长而成就了一番大业的人，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就代表他们在精神实质上已成大器。苹果在中秋时节就有非常红艳的，但要想吃到内外尽熟的苹果，就必须等到深秋。一个圣人要想“内外尽熟”，都要靠长期磨炼才能达成的，我们平常人能超越这一个规律吗?孔子在晚年是这样自我总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我15岁立志于学习；30岁才能够自立；40岁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50岁才懂得了天命；60岁才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70岁方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这是孔子在自述他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境界逐步提高的过程。就思想境界来讲，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5岁到40岁是学习领会的阶段；50岁到60岁是安心立命的阶段，也就是不受环境左右的阶段；70岁是主观意识和做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思想和道德修养才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孔子用自己的道德、才能和精神修养过程告诉人们两个要点：第一，人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不能摘突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人生道德和智慧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的融合，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和思想原则，而不是勉强去做。这两点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姜太公的经历。商朝末年，周文王决心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推翻商朝。他看到自己手下虽然有不少文臣武将，可是还缺少一个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人，协助他实现灭商大计。因此，他求贤者渴，处处留意这件事。

    有一次，周文王外出打猎。在渭水的支流磻溪边上遇见了一位钓鱼的老人。老人须发斑白，看去有七八十岁了。只见他一边钓鱼，一边嘴里不断地叨念：“快上钩呀，快上钩!愿意上钩的快来上钩。”再一看，怪了!老人钓鱼的鱼钩离水面有三尺高，上面也没有钓饵，而他的钓钩是直的，并不象一般的鱼钩。文王看了很奇怪，就过去和老人攀谈起来。

    这老人姓姜名尚，又名子牙，是远古时代炎帝的后代。他是一个饱学之长者，并且在底层社会打磨了大半生——曾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宰过牛，在黄河边上的孟津卖过酒，还做过生意。现在他到渭水边上来钓鱼，其实是在等待贤明的君主来寻访他。

    周文王和姜尚的谈话中，发现姜尚是一个志存高远、学问渊博的人。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商朝的君主昏庸，臣子中真正为国的没有几个。而且纣王荒淫无道，只顾自己享乐，不管国人死活，更用酷刑杀害忠良，其统治不会长久了；只要有一位英明的君主，振臂高呼，天下一定云集响应，推翻商纣不会费什么事，商朝的天下不会很长久了，应当由贤明的领袖出来推翻它，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让老百姓能过上舒服的日子。由此可见，姜尚经过大半生的修炼，此时在精神和才学方面已经是个大器了。

    文王觉得姜尚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自己心里。他本来就是为了推翻商朝，到处去寻找得力的助手，这眼前的姜尚，不就是自己要寻访的人吗?文王恳切地对姜尚说：“我们盼望您很久了。现在天下大乱君主昏庸，民不聊生，请您来帮助我安定天下吧!”说完，文王邀请姜尚一同上车，把姜尚接回了都城。

    文王很快重用姜尚，先被立为国师，也就是最大的武官；后来又任国相。总管全国政治和军事。

    姜太公果然不负文王的期望，他做了周文王的国相，辅佐周文王整顿政治和军事，在国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征服各部族，开拓疆土，并联合友邦，削弱商朝的力量。周文王在姜尚的辅佐下，先后打败了犬戎、密须等部族，征服了小国家，并吞并了与商朝结盟的崇国，在崇国的地域上营建了一个丰城。把都城从岐山南边的周原迁到了丰城，迁都以后向东发展。到周文王晚年的时候，周的国力已十分强盛，疆土大大扩充，西边收复了周族的老家(今陕西、甘肃一带)，东北拓展到现在山西的黎城附近。东边到达今河南沁阳一带，逼近了殷纣王的都城朝歌，南边把势力扩张到了长江、汉水、汝水流域。据说，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控制在周文王的手里，为灭商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遭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干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

    最后终于酝酿成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以周代商的牧野之战。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齐国在姜尚的治理下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

    从孔子和姜尚这两个历史巨人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先在精神上成了大器，才在事业上成为大器的人。而只有精神和事业都成大器的人，才是完善的大器和真正的大器，才是老子所说的“大器晚成”的本意。老子这一论断是非常符合人生和人才成长和发展规律的，那些举一些“少年有为”的例子来反驳老子这一观点的人，是有失偏颇的。

42.在道的指引下提升自我

    阴柔智识：“道”其实就是教导人如何成为“人”本身，符合日常生活的需求而已。它跟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回教的清真和儒家的忠恕一样，无非是在劝世导善抑恶，将人性善升华到最高点，作出有益世界之事业。

    老子说：“有个东西混沌而成，在有天地之前就存在着。它无声而又无形，不靠外力而又永久存在，循环运行，永不休止，可算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我不知它的名字，姑且就把它叫作道。”

    老子所谓的“道”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构成万物的原物质，二是表示万物演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物质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穷尽的，它不会消失，也不会重新产生，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

    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掸宗大师，他的悟道偈就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一道偈中所表达的思想，乃是中国道家老子思想与佛学合流的产物。“有物先天地”，它本无形象，先于天地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来就是它。一切万象的种种变化，生起与消灭，那只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已，虽然与这超越一切事物的“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却无法影响它的本质。

    “道”以字来分析，左为走部，右为首部，意为人生之道路应走在人之前头，作为人们之楷模，是众人遵守之目标，亦是大家公认之道理、准则或道路。一个人如为众人之楷模，其言行、举动在食、衣、住、行中表现出来之动作，需合乎大家公认之标准，学习之准则。

    如何达到此境界呢?先由“内心清化”开始，心与灵合一，思想纯正，脑神经指挥五官，手脚所表现出来之言行举动皆合乎道，一切为人民、社会、国家之福祉而行，就不会受到众生之批评、责难，久而久之，便受到众人之爱戴、尊敬。

    内心清化意指“相由心造，境由心生”。社会风俗由众人行为习惯所形成，众人之行为由大多数人之思想所表现之，影响大多数人之思想则为大多数人之心态所造成，大多数人之心态由其成员每个人之心态所造成，每个人之心态又受五官(眼、耳、鼻、口、心)所影响。譬如，当眼睛看到美色即动心，所产生之心念是善是恶，依人之修养而定，定静高者，妙明之功大，并提高自己之正念与思想，一切不致产生冲动、侵占和邪念的行为；定静弱者，经不起美色引诱，产生邪恶思想，为占有而攻击此美色，造成伤害对方，如强奸、抢夺等等，造成社会问题不断，故每人应当内心清化，使内心清静，当五官受外界影响所冲击时，内心则可自化，不造成歪念之思想，邪恶之行为。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跟其他宗教有相同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离不开“道”，譬如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回教的“清真”、儒家的“忠恕”，而道教讲的是“道德”，个中的精髓无非是在劝世导善抑恶，将人性善升华到最高点，所以“道”其实是在教导人如何成为“人”本身，符合日常生活的需求而已，并非想象中的浮面不实或神秘难测。

    道教的“道”和“德”是各有所代表的，“道”代表人之内涵，“德”代表人之行为。人如能知“道”之意义，则知圣贤，仙佛之路也。道是靠人走出，做出来的，故大家时常听到“修道”、“行道”、“得道”、“成道”等名词，它们都包含着什么真义呢?

    道者路也，供众生所遵行之方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依字来言，为一首一走，首者头也，头者领导或楷模也，要做楷模或领导，必须靠本身思想、行为足为大家学习之榜样，故“修道”，修者，更正或修改错误，达到不二过也，曾子曰：“吾日三省，而十二过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意为道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否一生中都做得到，所言所行皆为人之模范，不失体、进退得法，有利于众生，如有犯错而不再犯同样错误呢?真是不简单、也不容易。但是只要有恒心、毅力，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养成正心、正念、正思、正为，即时做得到，故曰“非常道”也。修道即是不二过，亦即非常道，要成为常道，只要思想行为正确，习惯成自然，便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发自内心之德，即是道。

    “行道”，行字左为双人旁，右为一丁也。行是否双人才能行呢?一人不能行吗?当然一人亦可行，为何行字要双人不单人呢?此意一个人有双我存在：一为灵魂之我，一为肉身之我。当肉身之我往生后，用物体往身上割、打、动时，肉身均无感觉。婴儿出生一刹那“哇”一声，就有喜、怒、哀、乐之觉，此在道教称为“灵性”，在基督教称为“灵魂”。如何使灵性与肉身合一，做到一个壮丁?古时壮丁为保家卫国的，故行之意即为人做到保家卫国之责，此行道是利于众生，所以元始天王太乙先天老祖曰：“行道是把心之德实践出来”，汶罗祖师曰：“行道是良知良能之实践”，太上三清三老祖曰：“行道是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以利众生”。  

    “得道”，道从心中来，得道就是得到人心也。得一人之心，为得一人之道；得众生之心，即得众牛之道，众生向你学习、以你为榜样，尊敬你，模仿你之思想、行为，即是得道。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以万物之心为心，既然处处以百姓万物之心为心，所做之行为均利益于百姓、万物。故圣人必可获得百姓、万物之敬仰，故曰得道。人在生之时，既已得众生之道，到处受到欢迎，其人往生后，必获得众生之敬拜及皇帝之尊封，故曰“成道”。

    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修养自己，内修要怎样来修，做事要怎样来做，就是道教的“修心尽性”这四个字。佛教讲的是“明心见性”，而道教讲的其实就是“修心尽性”。一个人内在的修养要做到“纳、容、忍”三个字：首先要“纳”，就是要对我们每天遇到的任何事情、任何人要接纳他们，如果不接纳而排斥的话，就不可能有沟通，也不可能在一起谈事情，只有敌对，所以，不管对不对，我们应先接纳；第二能够“容”，包容他，如果我们能包容别人的错误，包容别人的批评，包容别人的阻挡，如果我们能包容这些，我们的技艺就更精了；第三个字“忍”，我们除了要坚忍不拔之外，更要忍别人所不能忍。另外三个字，是做事情要“公”，任何事情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团体利益或公司利益为圭臬，不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以大公无私之精神来做人处事；第二个字是“正”，不偏不倚，做任何事情要光明正大，符合公理正道；第三个字是“理”，天下任何事情，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要用这六个字作为我们修身处事的原则。

    善养道体者须具备正心、善心，有此心才能发为有益于众生之行为，此即是德之表现。能行德者才能修内功，修内功须抱道而行，以期自身之品格能修至圣贤仙佛之境地。具有圣贤仙佛慈悲济度精神之人格，可称为神格，神格愈高，其德量愈大，其道格亦愈高，果位自是愈高。因此，仙佛苦口婆心、慈悲教导世人，无非是希望更多人能悟此道理，因而认理归真以向道，且持此无畏之道心做出有益世界之事业，成就一个真正的大我和真我。

43.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阴柔智识：从伦理角度讲，诚信是一种道德资源；从事业角度讲，诚信是一种无形资产。诚信作为道德资源竞争越激烈，就越能营造大家讲诚信的道德氛围。由此可见，诚信是条纽带，可以带动事业和道德两个轮子并驾齐驱。

    老子说：“人们说话的可贵之处在于讲诚信。”

    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强调诚信问题，另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别人诚信不足，别人才不信任你呵!在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被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语词意义来看，“诚”与“信”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但在实际使用中，它们所表征的意义又有一定的差别。“诚”是指道德主体内在的一种品质、信念，即所谓“内诚于心”。“诚”表现为真诚、诚实、诚恳等。“信”则是指道德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或社会整体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及其价值趋向，即所谓“外信于人”。“信”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重然诺，言行一致。“诚”、“信”合起来使用，则有诚实守信、表里如一、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相统一的丰富内涵。诚信作为一个伦理范畴，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诚实为奉，言行一致。

    中国历史上晋文公“退避三舍”的故事，就是古人讲诚信的一个著名典范。在你死我活、事关国家存亡的战场去兑现一个承诺是多么不易，正因为如此，才成为千古美谈。

    春秋时期，晋文公在国内兴利除弊，在一班贤臣的辅佐下，眼看着晋国一天天强大了，便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展了。这时候，齐国已衰落，南边的楚国强大起来，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都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楚成王还不断将自己的势力向北渗透。这么一来，晋、楚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突出了。

    楚国于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借宋国投靠晋国为名，发兵攻宋。宋成公派使到晋国求救，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大将军先轸说：“现在能与晋国抗衡的只有楚国，主公想实现霸业，就一定要战败楚国。”狐偃等人也同意先轸的意见，还说：“楚国不久前把曹国拉过去，又与卫国结成亲家，他们三国现在正是关系最好的时候，曹、卫两国在主公落难时闭门不纳，甚是无礼。我们以此为名出兵去攻打这两个国家，楚国一定会相救，这么一来宋国的围就能解了，我们仇也报仇了，岂非一举两得吗?”这个办法得到大家的赞同，晋文公决意出兵。

    周襄王二十午(公元前632年)，晋国出兵攻打曹国、卫国。晋国人多势众，军法严明，没几天就攻下了这两个小国，可是楚国还是围着宋国不肯撤兵。晋文公感到十分难办，他和先轸说：“若不援救宋国，他势必和我们一刀两断；若去救他，又不免与楚国有一场恶战。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未必就能打败楚国，最好能联合齐、秦两国一同攻楚。只是齐国、秦国素来与楚国无隙，怎样才能使他们帮我们呢?”先辖说：“这又何难?让宋国拿出贵重礼物贿赂齐国、泰国，请这两国帮宋说情。请楚国退兵。如果楚国不同意退兵，两国君主就会认为不给他们面子。那时我们联合他们去攻楚国，准保可成。”

    过了几天，齐、秦两国的使者正在楚国大将军成得臣面前帮宋国说情。只见有人来报告说宋国仗着晋国的势力，把曹国、卫国的土地都夺了。成得臣大怒之下说道：“宋国表面上要求讲和，却攻占我们的保护国，眼里哪有楚国?这是讲和的样子吗?”齐、秦两国使节弄了个没趣，只得离去。晋文公早就派人等候在半路上，把两位使臣请至晋军大营之中，摆宴款待，向他们说：“楚国将领真狂妄呀，当面羞辱二位。我们马上就要对楚开战，望你们两国多多协助。”两位使臣立即同意。

    楚成王已听说晋国、齐国、秦国联盟，感到军力有些单薄，就派人通知成得臣退军，并和他说：“晋侯在外奔走多年，现在有60多岁了，极有经验，我们未必斗得过，不如尽快收兵吧。”成得臣回答说：“攻下宋国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了，现在撤军太可惜。请主公再给我几天时间，战胜了宋国就班师回朝。”

    成得臣为早点儿取胜，加强了攻势。宋国军民知道晋国正在帮助宋国抗楚，便坚定了反抗意志，更加拼命抵抗，楚军暂时也攻不进城去。这时晋文公乃设计使曹国、卫国写信与楚国断交，并将成得臣的使者扣下。这一下把个火暴脾气的成得臣气得七窍生烟，命三军立即解除对宋国的包围。集中兵力要与晋军拼个你死我活。

    这时晋军的力量稍弱于楚军，且远离本国作战。但已占领曹、卫两国当作前进的基地，况且与齐国、秦国已结成联盟，实力也有所加强。当晋、楚两军直接对垒，刚要开战时，狐偃对晋文公说：“当初您在楚为客时曾和楚王说，一旦交战，晋军必当退避三舍，如今可不能失信啊。”晋文公听罢不语。身边的将领都纷纷反对。狐偃却说：“成得臣虽然猖狂，但楚王的恩情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退避三舍，只是对楚王表示谢意，不是怕成得臣啊。”晋文公和大家听狐偃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

    楚军看晋退兵，认为晋军害怕了，就在后面追来。晋军兵将奉命撤退。见楚军这样盛气凌人，不由得下定决心，一定要战败楚军。晋兵一退就是90里，待扎下营寨，成得臣派人下的战书也到了。第二天两军对阵，自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都想一举打垮对手。

    战斗开始，晋军主帅先轸令三军中的下军去攻由陈。蔡联军组成的楚军申的右军。这是楚军的薄弱环节，晋军一个冲锋就将陈、蔡联军打散了。接着先轸又令上军主将狐毛假充中军主帅，迷惑楚军。楚左军主将斗宜申望见晋军主帅旗，就指挥兵士冲杀过来。狐毛抵挡几下，诈败而逃。斗宜申哪知是计，紧紧迫来。眼看就要追到，忽听阵阵鼓声，晋军主帅先轸亲率精锐部队拦腰杀出，狐毛也率队反攻，两边夹攻，楚军顿时大乱。成得臣见势头不好，急命收兵。全军才幸免覆没。

    楚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了楚成王那里，他本来就对成得臣一意孤行不满，现在又见伤亡惨重，不禁大骂道：“随他出征的战士阵亡这样多，他还有什么脸回国!”成得臣听到这话羞愧万分，于是自杀了。

    晋军大胜的消息传至洛邑，周襄王派使慰劳晋文公。晋文公将俘获的1000名楚兵和100辆战车献给周王。周襄王又赐给晋文公红色弓箭和黑色弓箭各100张。在周朝时候，天王赐弓箭给诸侯，是种极高的奖赏，表示赐予这个诸侯自由征伐其他诸侯的权利。晋文公在诸侯中威名赫赫，他借此时机，会合诸侯，歃血为盟，当了霸主。 

    诚信伦理的价值在我国很早就受到高度重视。不仅道家重诚信，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也被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把信摆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位置，认为国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脚的。孟子把“信”视为用以维系儒家“五伦”的伦常(基本伦理规范)之一。

    如果说在以农耕为主的我国传统社会里，在诚信伦理方面，内求诸己的“诚”德实际上更具可行性，而“信”德因社会分工和人际交往的局限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中，诚信伦理的内外两个方面的道德诉求，缺一不可，其作用日渐彰显。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对自己，要真心诚意地为善左恶，光明磊落；对他人，要开诚布公，不隐瞒，不欺骗。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忠实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中国传统伦理中关于诚信的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适用性。为人诚恳，待人诚实，做事实在，重视然诺，讲究信用，追求信誉，以诚实见信于人，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和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44.给时代把脉，为自己开方

    阴柔智识：人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采取合宜的措施应对。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局势，千万不能雾里看花，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全面掌握发展动态，从社会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创造发展条件。

    老子说：“人们行动要善于审时度势，随时制宜。”

    老子认为，人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采取合宜的措施应对。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局势，千万不能雾里看花，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是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全面掌握发展动态，从社会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

    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审时度势，随时制宜的杰出人物。可以说，吕不韦是历史上所有商人中最伟大的商人。商人的本领就是交易和投资，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吕不韦是最善于进行长线投资和最大宗贸易。

    吕不韦的先祖本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后来举家迁居阳翟，遂定居在这。这阳翟，虽然不是通都大邑，地理位置却非常优越。它滨临淮水支流领水，地势平坦，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向西可到秦国都城咸阳，东进可趋齐国都城临淄，北上就是魏国都城大梁和赵国都城邯郸。

    吕不韦的父亲凭着商人的精明，看准了这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于是果断做起贩贱卖贵的营生。于是阳翟城里，人们经常看到一老一少早出晚归，有时多日不见，回来时肩扛袒挑，全都是异国他乡的奇货特产。就这样父子二人辛苦经营，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逐渐地积累起千金家财，虽说算不得富甲天下，却也是阳翟一带远近有名的殷实人家。

    吕不韦深受其父影响，他完全继承了其父的精明，所不同的是他更善于把握时局发展方向，而且看准了敢于下大赌注，富于冒险精神。物换星移，时光如梭，吕不韦随着父亲跑遍了中原各国，咸阳、大梁、邯郸等通都大邑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但是吕不韦只对赵都邯郸感兴趣。在吕不韦眼里，邯郸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地方。当时邯郸城已有数十万人口，人文荟萃，百业兴旺，四方商贾云集，交通顺畅，东可到齐都临淄，西可达三晋腹地，北去有幽燕，南下通大梁，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秦昭王四十年，秦国太子死。昭王四十二年，立昭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女20余人。其爱姬被立为正夫人，赐号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安国君有一排行居中的儿子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就被作为秦国的人质生活在赵国。因为秦屡次攻赵，所以赵国对于楚也很不礼貌。

    子楚作为诸普通公子的一员，居住在赵国为人质，生活用度都不宽裕，经济拮据，日子过得很不称心。一次，正在赵都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巧遇子楚，见此情形，大为感慨地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可积存的财货啊！”于是就去求见子楚，并对子楚说：“我能让您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子楚听后笑着说：“您还是自己先富贵，然后再让我富贵吧”吕不韦说：“您有所不知，我的富贵是待您富贵后才能实现啊。”子楚心知吕不韦所指，便和他促膝密语，说了很多肺腑之言。

    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如今又是太子。我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如此，能推立继承人的就只有华阳夫人了。您兄弟20余人，而您排行居中，且您长在诸侯作人质，又如何能被安国君重视。如此看来，即使昭王死后，安国君得立为秦王，您也没有多少把握和长兄及诸公子争得女子之位。”子楚深以为然，说：“那依先生之见，该如何是好?”吕不韦说：“您经济不宽裕，又客居在此，既无资财以奉献亲友，也不能结纳门人宾客。我吕不韦虽不富裕，却想用千金之资去为公子游说秦廷，让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公子为继承人。”子楚听后，忙下席跪拜说：“若先生的谋划真得以实现，愿平分秦国与先生共享。”

    于是，吕不韦便以五百斤金交与子楚，以供日常用度，及结纳宾客贤达之需，又以五百斤金尽购奇珍异宝，自带着来到秦国，遍谒华阳夫人及其姐妹宗亲，广施珠五。并皆于谒进时附言，极赞公子子楚才高德贤，且结纳天下贤士豪杰，又常念道，“华阳夫人是我子楚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华阳夫人听后大喜。吕不韦又使其姐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以美色而得宠幸的，等人老色衰时，宠幸也就不再了，现在夫人侍奉太子(安国君)，若趁此时让夫人选出继承人，则安国君在位时尊宠，安国君百年之后，其所举荐之子为王，则永不失尊宠之势，这真是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1倘不在得幸时为身后事做好准备，等到色衰爱弛，虽想进一语，安国君还能如此言听计从吗?现诸公于中，数子楚最为贤孝，但自知排行居中，而且按照国律，次子又不得立为继承人，其母亦不见宠幸，故想依附夫人。夫人如能在此时立子楚为继承人，那夫人将终生得宠于秦国啊!”

    华阳夫人听后，深有同感。一次，侍奉安国君时，华阳夫人从容地说起子楚，夸他虽身在赵为人质，实是诸公子中最为贤孝者，从赵国来的人都称颂他。接着哭道：“我得大王错爱以服侍左右，却不幸膝下无子，我想让子楚立为继承人，以减贱妾无后之过。”安国君见夫人为了国家如此悲切，就答应了。为防日后生变，又与夫人刻玉符为据，立于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夫人厚赐子楚，并请吕不韦做子楚的老师，时时侍其左右。子楚因而在诸侯中名声大振。

    吕不韦在所娶的邯郸诸小妾中，曾与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同居，并已身怀有孕。一天，子楚和吕不韦对饮，子楚与其小妾一见钟情，心甚爱慕。酒饮至中巡，子楚起身为不韦祝酒，请不韦把那个美姬赐给他。吕不韦一听大怒，但一想到自己已为子楚倾家荡产，并想以此奇货钓得大鱼，于是就勉强答应了。那姬并未把怀孕的事告诉于楚，到临产时，生下子政。于楚因之立此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派大将王翦围攻邯郸，情急之下，赵国欲杀子楚，于楚和吕不韦商议，用黄金六百斤赌赂看守，才得以逃脱。赵国欲杀子楚夫人和儿子，子楚的夫人是赵国豪强家的女儿，得以隐匿，因此母子得以活下来。秦昭王五十六年，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千-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把于楚夫人及儿子政送归秦国。

    安国君即位为王一年后去世，谥号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号襄王。襄王母亲华阳王后封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审时度势，因时而谋的能力是中同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因而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根据时势发展进行大的策划，并善于实施和完成这种策划的人。他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毫无疑问，吕不韦“动善时”的谋略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45.要在最适应的领域里发展自我

    阴柔智识：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自己最适应和擅长的领域，他就发挥不出自己的热情和天分，当然也就做不出什么大的成就了。即使能取得一些成绩，那也肯定不是自己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因此，选择自己最适应和最擅长的领域发展自我，是明智之举。

    老子说：“鱼儿不可离开水这种自己最适应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龟儿离不开水，离水必亡。老子这句看似普通的话，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并不普通，那就是：我们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不要脱离自己最适应、员擅长的领域。如果脱离了，我们要想生存和发展下去是很难的；即使能取得一些成绩，那也肯定不是自己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因此，选择自己最适应和最擅长的领域发展自我，是明智之举。

    中国古代大数学家祖冲之一生不改科学研究之路，不肯分心于仕途的做法就是例证。作为科学家的祖冲之出现于从宋孝武帝即位之后，宋王朝衰落时期。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名叫“华林学省”的官署做官。可他到任后根本小把精力放在为官上，而是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和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和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7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100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死后，他的儿子祖暅、孙儿祖皓都继承了祖冲之的事业，刻苦研究数学和历法。他们也跟祖冲之一样，在自己最擅长和量适应的领域里发展自己，并且都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据说祖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全神贯注，连天上打响雷也听不到。他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有一次，他在路上走，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祖暅根本没有发觉，一头就撞在徐勉身上。等到徐勉招呼他，祖暅才像梦中惊醒—样，慌忙答礼。徐勉知道他研究出了神，也没有责怪他。

    老子“鱼不可脱于渊”这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祖冲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专心为学而不为官的。如果祖冲之按照朝廷的安排去做官了，他只能使自己混同于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普通官员而已。中国从来就不缺少官员，而缺少科学家。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官员，却只有一个祖冲之。如果他离开了自己最适应和擅长的科学研究领域，恐怕他是无法以官员的身份永垂青史的，因为他几乎所有的兴趣和才学都在那个方面，不在那个方面发展自己，他就展现不出自己的热情和天才，当然也就做不出什么大的成就了。

46.主观蛮干者，必将对行动的结果失去控制

    阴柔智识：任何一个主观蛮干的人，最终都会变得一意孤行，因为他的心灵已被过于自我化的情绪和思想塞满了。由于他认识不清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所有的行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老子说：“勇于主观臆断逞强妄为则将败亡，勇于不敢主观臆断逞强妄为则将生发。这两种勇的结果，有的受益，有的受害。”

    老子所说的“勇于敢则杀”是说勇于主观蛮干，则将败亡。“勇于不敢则活”是说勇于不敢主观蛮干，则将生发。事物的必然性，不会因你的勇而改变，它只要求你去适应它。所以，非道而行之，虽劳不至。不顾客观实际的蛮干妄为，乃是自寻死路。而敢于面对现实，积极热情地肯定事物的必然性，保持宁静泰然的态度，行为遵循其规律而不敢妄意自专者，则将生发。这两种勇的结果，有的受益，有的受害。所以，真正的智者，从不对尚不理解的问题凭主观意愿蛮干妄为。

    中国前秦皇帝苻坚可谓是英明一世，却因在讨伐东晋这一件事上的主观蛮干而国破身亡，真是令人痛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时代。北方各少数民族趁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纷纷起兵反晋，先后建立了16个割据政权，进行了长达130多年的混战，出现了70多位君主。但是，最后整个北方都被前秦皇帝苻坚所统一。苻坚的志向不仅限于统一北方，而是统一天下，经过20多年的精心治理，前秦已是国富兵强，只剩下地处东南一角的东晋尚未征服，符坚耿耿于怀。

    苻坚手下曾有一个管仲一样的辅政重臣名叫王猛，可惜后来死掉了。苻坚在王猛生前对王猛是言听计从的，但是他却没有听王猛临死留下的忠告。

    王猛认为前秦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但是苻坚却十分信任从前前来投奔他的鲜卑贵族幕容垂和羌族贵族姚苌。王猛劝他不要进攻东晋，但苻坚却把东晋当作惟一的敌人，非把它消灭不可。

    王猛死后的第三年，苻坚就派他的儿子苻不和慕容垂、姚苌等带了十几万大军，分兵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守襄阳的晋将朱序坚决抵抗。秦兵花了将近一牛时间，把襄阳攻了下来。

    苻丕把朱序俘虏了，送到长安。苻坚认为朱序能够为晋国坚守襄阳，是个有气节的忠臣，把他收在秦国做个官员。

    苻坚接着又派兵十几万从襄阳向东进攻淮南。东晋守将谢石、谢玄率领水陆两路进攻，把秦兵打得一败涂地。

    但是，苻坚不肯就此罢休。到了公元382年，他认为准备成熟，就下决心大举进攻东晋。

    这一年十月，苻坚在皇宫里的太极殿召集大臣商量。苻坚说：“我继承王位到现在已快30年。各地的势力差不多都平定了。只有盘踞在东南的晋国，还不肯降服。现在，我们有97万精兵。我打算亲自带领去讨伐晋国，你们认为怎么样?”

    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大臣权舆说：“晋国虽然弱小，但是他们的国主还没犯什么大错，手下还有像谢安、桓冲那样的文武大臣，团结一致。咱们要大举攻晋，恐怕不是时候。”

    苻坚听了权舆的话，拉长了脸很不高兴。另一个武将石越说：“晋国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再加上百姓都想抵抗，只怕我们不能够取胜。”

    苻坚更加生气，他大声说：“哼，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军队那么多，大家把手里的马鞭子投到长江里，也可以把长江的水堵塞。他们还能拿什么来做屏障。”

    大伙儿议论了半天，没有一个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

    “你们都走吧。还是让我自己来决断。”

    大臣们看见苻坚发火，只好一个个退出宫殿。最后，只有他弟弟苻融还留在殿上。

    苻坚把苻融拉在他的身边，说：“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计的，总是靠一两个人。今天，大家议论纷纷，没有议出个结果来。这件事还是咱们两人来决定吧。”

    苻融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我看攻打晋国确有许多困难。再说，我军连年打仗，兵士们也已经精疲力乏，不想再打。今天这些反对出兵的，都是陛下的忠臣。希望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

    苻坚没料到苻融也会反对他，马上沉下脸来，说：“连你也会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真叫人失望。我有精兵百万，兵器、粮草堆积如山，要打下晋国这样残余敌人，哪有不胜的道理。”

    苻融看见有苻坚这样一意孤行，急得差不多要哭起来。他苦苦劝告苻坚说：“现在要打晋国，不但没有必胜的希望，而且京城里还有许许多多鲜卑人、羌人、羯人。陛下离开长安远征，要是他们起来叛乱，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难道忘记王猛临终前讲的一番话吗广

    打那以后，还有不少大臣劝苻坚不要攻晋。苻坚一概不理睬。有一次，京兆尹慕容垂进宫求见。苻坚要慕容垂谈谈他的看法。幕容垂说：“强国吃掉弱国，大国并吞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君王，手下有雄师百万，满朝是良将谋士，要灭掉小小晋国，不在话下。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何必去征求许多人的意见呢。”

    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看来，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只有你啦！”说着，马上吩咐左右拿500匹绸缎赏给慕容垂。

    经过慕容垂一怂恿，苻坚兴奋得连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的妃子张夫人听到朝廷内外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也好言好语劝他。苻坚说：“打仗的事，你们女人家别管。”

    苻坚最宠爱的小儿子苻铣，也劝苻坚说：“皇叔(指苻融)是最忠于陛下的，陛下为什么不听他的话?”

    苻坚冷淡地说：“天下大事，孩子别乱插嘴。”

    苻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决心孤注一掷，进攻东晋。

    他派苻融、慕容垂充当先锋，又把姚苌封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梁州的人马，准备出兵攻晋。 

    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偷偷地跟慕容垂说：“皇上骄傲得过分了。看来，这次战争，倒是我们恢复燕国的好机会呢!”

    苻坚就在君臣认识不一的情况下，于建元十九年(383年)五月下达了进攻东晋的命令，随后调集90多万兵力，陆续向东晋进发，大军旗鼓相望，绵延千里。东晋孝武帝虽然昏庸，但其宰相谢安是很有才望的政治家。在前秦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内部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上下齐心、同仇敌忾的局面。他们趁前秦大军尚未完成集结之际，主动在淝水决战。交战前，苻坚急于求胜，在未经核实敌情，不明东晋意图的情况下，不听部将的劝阻，盲目同意退军决战。结果中丁东晋的圈套，一退而不可收拾，导致淝水惨败。不仅前锋统帅苻融被杀，苻坚自己也被流矢射中，落荒而逃。

    淝水战后，前秦大伤元气。先前被征服的各部族酋豪，纷纷背叛苻坚，建立割据政权。其中前燕宗室慕容垂在公元384年称帝，建立后燕。羌帅贵族姚苌也于公元385年缢杀苻坚称帝，建立后秦。前秦遂告瓦解，北方又重新陷入分裂与战乱中。

    主观蛮干的苻坚自己以悲剧告终，也使整个中国北方也陷入悲剧之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主观蛮干的人，最终都会变得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别人的明智意见，因为他的心灵已被过于自我化的情绪和思想塞满了。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实践，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得到自由，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在不认识它们之前，我们的行动总是带有不自觉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时我们是蠢人。”另外有位哲人也说：“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这些话都说明主观蛮干者自障其明，认识不清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所有的行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因此对行动的结果必将失去控制——那么其结局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47.主动退让，是一种变相的前进

    阴柔智识：凡事认死理，钻牛角尖，一条道跑到黑，自以为是，不肯妥协，不留余地，其实是一种偏执自负的妄念，只能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知道适时退让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艺术，尤其是那种战略退却。

    老子说：“我不敢主动进攻而不得已才应战，我不敢进攻一寸而宁可退后一尺。”

    高明的武师一般小率先出招，等对方一出手，立刻后发制人。“虽有智慧，不如顺势”，顺着对手的动作四两拨千斤，不费力就能把他摔趴下。因此用兵最忌躁进妄动，一动就有形，就有破绽，敌人马上可以调兵遣将，加以宰割利用。《黄石公三略》说：“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解放战争期间，只要蒋军稍有冒进或者疏虞，就被迅速分割围歼。对付蒋军的主要办法就是大踏步后退，然后伺机黑虎掏心。蒋军在占领城池后分兵守卫，兵势就分散了，几路兵马围追堵截参差不齐，破绽众多，很容易各个击破。《孙膑兵法》说：“善战者不阵”，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动战略可谓深得古人心法。太公说：“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主动寻敌作战的一方往往在战略上被动。

    的确，战略退却是毛泽东非常善于使用的一种智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其作为，条重要军事原则来加以贯彻的。他曾说：“弱军对强军的作战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拣弱的打”。他在总结红军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认为，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其远的敌军面前，决不能正面出击，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要采取“避实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锐气，通过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诱敌深入，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过程中—方面把敌军拖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一方使敌军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弱点，然后针对其弱旅或孤立无援之敌，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迅速取胜，决不能盲目前进，或死打硬拼，必须避其锐气以保存军事实力，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的防御战略的实施。这种为了实施有效的攻击而事先采取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转移，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战略思想时，还援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而取得胜利。

    毛泽东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是如此之多!”而实际上，在中国军事史上对这一原则理解得最为透彻，运用得最为高超的人中就有毛泽东自己。从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这一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已经成型，并通过成功的实践验证而不断发展。纵观毛泽东戎马生涯，除解放战争后期外，他统领的军队与敌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有时是很大的弱势，似乎已不堪一击。

    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当时进攻延安的胡宗南23万大军已对延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毛泽东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跟处于优势的敌人硬拼，我们肯定要吃亏，于是果断决定撤离延安，然后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全胜。

    毛泽东在总结战略退却经验时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著名的“四泼赤水”就是用示形以动敌的策略，不断制造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进而声东击西，以打击敌人，达到胜利突围的目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示形动敌”的得意之作。尾随而至的敌军“只拣到红军的几双破草鞋，而望洋兴叹”。

    老子的这种思想，以及古今这些著名的战例，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迪，也对我们的处世为人和工作生活提供很好的参考。是啊，退让未必就是失败，“风物长宜放眼量”，退让有时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前进的眼光和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

    我们常常认为，对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到底。其实，且不说你坚持的原则和信念是否正确，就是以偏执不变的观念来对付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已是有逆天道，有悖情理了。凡事认死理钻牛角尖或抱残守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不懂退让、不肯妥协、不留余地、自恋自迷、一厢情愿、顽固不化，其实是一种偏执自负的妄念，只能把自己逼进死胡同，没有退路。妄念与固执结果是作茧自缚，自我孤立，“自绝于社会和人民”，不但自己活得难受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只能为自己增添没完没了的焦虑烦恼，带来无穷无尽的挫折和失败。更何况“心有偏执，则百病丛生”，长期偏激妄为，身心劳累，可能连命都要短上几年。

    我一位朋友在路上规矩开车，忽然从路边逆行冲出一辆吉普车迎头堵上。有你这样开车的?朋友打灯按喇叭，对方就是不理，道路两旁停满了车又无法避开，双方僵持互不相让。友人下车气冲冲地跑过去责问：“你到底退不退?”对方不屑一顾，“不退！”“真的不退?!”“就不退！”“好，你不退我退。”朋友回去把车退走，围观的人都笑了。事后朋友说，你笑我傻瓜也好，骂我懦弱也罢，夸我有风度也行，我退让了，虽没有什么“海阔天空”之感，但我这一退路通了，气也顺了，因为我可以按我的计划去办事，不用跟这无聊人在这里怄气浪费时间。

    其实，退让不一定就吃亏，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感受，看实际的效果。 

    在北京我认识一位业界颇有影响的CEO，他告诉我，当年他在美国学成回来到这家公司应聘，公司安排他跑营销，既累工资又低，曾一度想退出，但公司的品牌吸引了他，最终还是妥协留下来，经过多年的历练，他终于成为这家品牌公司的品牌。提起往事他无不感慨：“你说，当初如果我不退让妥协，能有今天?”

    老子认为，退让是一种非常积极高尚的人生观，也是一种高妙的境界，此言不虚。当你的事业处于巅峰不能再发展，当你的收获已经够丰盛了、或资源已经被你利用得差不多、或引起人们敌意的时候，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这未尝不是一种成功。孙子说“兵无常式，水无常形”，天地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万事万物，随时而变，随地而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运转轮回，老天爷不可能总呵护着你，好运也不可能与你长相守，倘若你能够放下心中妄念，从容理性、胸怀宽广、心平气和、该退则退、该让则让，以变应变，你完全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一旦时机成熟，你即可反败为胜。你看，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谈判、停战协定、投资合作到人与人之间的朋友交往、恋爱婚姻、洽谈生意，哪个不是在双方相互退让、互相妥协的情况下达成共识的结果?

    当然，退让不是遇事哆哆嗦嗦，懦弱退却，消极回避，纵容丑恶；也不是挨打一次骂一句“儿子打老子”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更不是你打了我的左脸我再把右脸送上去的麻木不仁。退让，要有分寸，肚里有度好撑船，退让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如行车走路，正如前面那位仁兄开车，实在走不了，你又不肯退，那只好我退。退则通，通则顺，一顺百顺，顺风顺水，顺心顺利，何乐而不退?何苦而不让?退让，其实也是前进，是变相的前进。

48.牙齿虽硬，最终却由柔舌为它送行

    阴柔智识：把贵柔的意识渗进我们的人生观，并不会使我们软弱；怀有守雌的意望，决不会使我们无能。因为贵柔守雌的理念，是将韧性、耐性和智性融会贯通后而形成的一种既超脱而又适用的生存法则和处世哲学，它是一种变相的和辩证的进取和强大，而且这种进取和强大是时间意义上的最终胜利者。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驾驭天下虽坚硬的东西。”

    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是一伟大的哲学命题。它反映在自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哲学发展思想史的贡献来看，它完全可以与“神与人”、“精神与物质”等等这些哲学命题相媲美。当一般人都以刚强为美德的时候，老子却发现了柔弱的价值。《道德经》称：“弱者道之用”，把柔弱视为“道”的性质和作用。老子认为，“道”正因为其柔弱而能永恒长存。与刚强相比，柔弱乃是生命的象征。比如人活着的时候柔弱，死的时候便僵硬；草木生的时候柔软，死的时候则枯槁。又比如，舌头由于是柔的，故能长存；牙齿坚硬，则容易折断。同时，老子还通过水的例子证明柔弱胜过刚强。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水滴石穿的道理。

    由贵柔的主张，老子引出居后不争的政治与生活态度。《道德经》中有“三宝”的提法，指的是“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不过，这“三宝”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老子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勇、广、成器长才是要达到的日的。老子的贵柔、不争并不意味着懦弱或者消极，他是以退为进，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表现出根深刻的智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道德经》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这是说，圣人以居后的态度处世，反而可以处在前列；不大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可以获得利益。正是因为他的无私，才能够成就圣人的私。

    这是一种辩证的智慧，这种智慧是通过无而实现有，通过表面的否定达到事实上的肯定。老子准确地把握了世界上对立事物的普遍存在，以及它们之间既对立又转化的关系，并且把这种知识化为生活的智慧。这种智慧看起来与常识是相反的，如常识都认为有为、刚强是好的，老子却发现了它们的诸多弊端，转而强调尤为、柔弱的价值。在他看来，无为、柔弱可以达到有为、刚强不能达到的结果。《道德经》把这概括为“柔弱胜刚强”。

    我们来看看运用贵柔意识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战国时期，掌握了晋国大权的四家大夫——智伯瑶、赵襄子、魏担子和韩康子之间发生厂矛盾。始先，智家自恃势力强大，胁迫其他三家各交出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及具户门。虽非心甘情愿，魏、韩两家不得不勉强按要求交出了土地及其户口，惟赵家以维护先人的祖业为由，拒绝交出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势力范围。

    智家就胁迫魏、韩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赵襄子率领兵马坚守在晋阳城内，因城内粮草武器充足，又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三家兵马将晋阳围困了两年多，也没有能把晋阳攻下来。后来，智伯瑶想了个土意，让士兵将晋水改道，直冲晋阳城，将大半个晋阳城池淹没了，但晋阳城内的军民，依然不肯投降。

    看见城破在即，得意忘形的智伯瑶，无意中说出了在日后必要时，同样要用水来攻打魏、韩两家。此语令魏桓子和韩康子如坐针毡，不寒而栗，唇亡齿寒的现实，终于促使魏、韩两家反戈一击，联合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的赵家兵马，将晋水引入智家的营寨，向智家的兵马发起了猛烈的反攻，杀了智伯瑶，将智家的全部财产、土地和户口，按三家各一等份平分了。

    日后，这三家的后代废了形同虚设的晋国国君，形成了韩、赵、魏三国，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

    这个故事，至少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一方面，智伯瑶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更是处世方面的失败，他以恃强欺弱始，以自取灭亡终。另—方面，是智伯瑶最先想到了用无坚不摧的水来围攻顽强抵抗的赵家军兵，殊不知，这个方法被后来联合起来的赵、韩、魏三家借了过去，柔弱的水，也就成为了三家最后战胜智伯瑶的不可或缺的法宝。

    理解了贵柔的人生意识，据此再去反观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受意志驱使的雌雄之争，不难发现，许多事原是不值作雌雄之争的。人生十分短促，似燧石相碰而撞击出的火花；人生的舞台十分狭窄，似局限在蜗牛角上……此生此地，老作那些无谓的雌雄之争，只会浪费了生命的光阴，忘记了人生的使命。

    至于身负重任者，就更不应为一己之私而作拟分出雌雄的意气之争。在这方面，战国时代赵国蔺相如的作为，最为人称道。他因成功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被赵王拜为相国后，大将廉颇不服，认为他仅靠耍嘴皮子，不应位居在自己之上，并扬言碰见他时，定要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知道廉颇这番心思后，总是避开与廉颇见面：手下人不解其故，他就解释自己如此做的目的，不是怕廉颇，而是防止出现两虎争斗，秦国得利的状况，一切以维护赵国的安全为上。

    后来，蔺相如的这番苦衷被廉颇知道后，廉颇深受触动，他就背负荆条，登门向蔺相如赔罪，两人终于重归于好，将相和，刚柔开济，齐心协力地保卫赵国。

    可见，蔺相如探明不作雌雄之争的必要性及其策略，因此，他选择了示弱，以避廉颇的锋芒，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其理与古人的韬光养晦、潜龙勿用的道理，是一致的，也正是老子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即知道了雄壮刚强的欠缺，那就应守在雌伏柔弱之处，这样，才可成为汇集天下之水的溪谷。可见，柔弱、守雌的人生智慧，具有更广的包容性和更多的灵活伸缩性。

    观之古今，在大自然中，蜥蜴曾是恐龙的同类，恐龙早就灭亡了，蜥蜴却存活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恐龙体积过于庞大，不便保护自己，而又所食甚多；蜥蜴则小巧灵活，虽然纤弱，却便于隐藏自己，从而得以生存至今。

    观之古今，在人类社会中，不少强悍的人，动辄立下雄心壮志，热血沸腾，非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不可，可惜，不是热情难以持久，就是稍遇挫折便一蹶不振。相反，那些处于弱势的人，凡事不逞能，凡事忍让，没有豪言壮语，心境平和宽容，能抛除私心杂念，不受外人干扰，做事能够持之以恒，即使受到打击，也不会万念俱灰。因为心境平和，所以不论是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处之泰然，一时虽然跑不快，但能坚持到终点，笑到最后。

    把贵柔的意识渗透进我们的人生观，并不会使我们变得软弱。怀有守雌不雄的意识和愿望，决不会使我们变得无能。因为贵守柔雌的思想观念，是将韧性、耐性和智性融会贯通后而形成的一种既超脱而又适用的生存原则和处世哲学，它是一种变相的和辩证的进取和强大，而且这种进取和强大是时间意义上的最终胜利者。

49.做难事从易处入手，做大事从小处着眼

    阴柔智识：庞大的目标都是由若干个很微小的单元组成的；艰难的任务都是由许多个很容易的工作组成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把一件件小事和易事做好，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大事和难事。

    老子说：“解决困难要从容易处着手，干大事要从细微处做起。天下的难事，必定是从容易处开始；天下的大事，必定是从细微处开始。因此，圣人始终不待把问题酿大，所以能成就他的大业。”

    老子这段话阐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事物在“难”的形成前，有一段相对的“易”的过程；在“大”的堆积前，必有细小的积累。善于做事的人知道“难易相成，高下相倾”的自然规律，抓住其易为的，贴近其难为的；积累其细微的，成就其伟大的；告诫人们不可好高骛远，好人喜功，急功近利，而在于扎扎实实地重视开头细微的，看似容易的点滴基础；看重扎扎实实的“图难”、“为大”的过程，最终会筑成人生大业的千丈高台，成就生命旅程的万里之行。

    在小国非常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中其实就包含着“囤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思想和智慧。用人工移去一座大山可谓是一件难事和大事，但愚公及子孙们并未被难住，他们从一锹一石这样简单而轻易的小事扎扎实实地做起——他们每次工作时并不用“移山”这样的大概念和大目标来吓唬自己，而是认为自己每大所要完成的只是把一些碎石移动个地方这样一个个小活计和小目标，通过完成一个个这样的小目标，那个移山的大目标和难任务也就逐渐完成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故事。

    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名叫愚公的老人，已经快90岁了，他的家门正好面对着这两座大山。由于交通阻塞，与外界交往要绕很远很远的路，极为不便。为此，他将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愚公提议：“我们全家人齐心合力，共同来搬掉屋门前的这两座大山，开辟一条直通豫州南部的大道，一直到达汉水南岸。你们说可以吗?”大家七嘴八占地表示赞同这一主张。

    这时，只有愚公的老伴有些担心，她瞧着丈夫说：“靠您的这把老骨头，恐怕连魁父那样的小山丘都削不平，又怎么对付得了太行和王屋这两座大山呢?再说啦，您每天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又往哪儿搁呢?”儿孙们听后，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将那些泥土、石块都扔到渤海湾去不就行了?”

    决心既下，愚公即刻率领子孙三人挑上担子，打起锄头，于了起来。他们砸石块，挖泥土，用藤筐将其运往渤海湾。他家有个邻居是寡妇，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也跳跳蹦蹦地赶来帮忙，工地上好不热闹!任凭寒来暑往，愚公祖孙很少回家休息。

    有个住在河曲名叫智叟的人，看到愚公率子孙每天辛辛苦苦地挖山，感到十分可笑。他劝阻愚公说：“你也真是傻帽儿到家了!凭着你这一大把年纪，恐怕连山上的—棵树也撼不动，你又怎么能搬走这两座山呢?”

    愚公听后，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对智叟说：“你的思想呀，简直是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还不如那位寡妇和她的小儿子哩!当然，我的确是活不了几天了。可是，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孙子还会生儿子，这样子子孙孙生息繁衍下去，是没有穷尽的。而眼前这两座山却是再也不会长高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挖下去，还愁会挖不平吗?”面对愚公如此坚定的信念，智叟无言以对。

    我们再来看一个“纪昌学射箭”的故事，从平常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神箭手是件很难的事，但如果你肯从基本功方面一步一步练起，每天所做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重复性小型训练项目，那么你扎扎实实地做下去，终有一天会达成当初你心目中那个非常高难的目标。古代神箭手纪昌就是这样成功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甘蝇是古时候的一位射箭能手。他只要一拉弓射箭，将箭射向野兽，野兽就应声而倒；将箭射向天空飞翔着的飞鸟，飞鸟就会顷刻间从空中坠落下来。只要看到过甘蝇射箭的人，没有哪—个不称赞他是射箭能手，真是箭无虚发，百发百中。甘蝇的学生叫飞卫，他跟着甘蝇学射箭非常刻苦，几年以后，飞卫射箭的本领赶上了他的老师甘蝇，真是名师出高徒。后来，又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来拜飞卫为师，跟着飞卫学射箭。

    飞卫收下纪昌作徒弟后，对纪昌学习射箭可真叫严啦!刚开始学射箭时，飞卫对纪昌说：“你是真的要跟我学射箭吗?要知道不下苦工夫是学不到真本领的。”纪昌表示：只要能学会射箭，我不怕吃苦，愿听老师指教。于是，飞卫很严肃地对纪昌说：“你要先学会不眨眼，做到了不眨眼后才可以谈得上学射箭。”

    纪昌为了学会射箭，回到家里，仰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面，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妻子织布时不停地踩动着的踏脚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心里想着飞卫老师对他的要求和自己向飞卫表示过的决心。要想学到真功大，成为一名箭无虚发的神箭手，就要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这样坚持练了两年，从不间断；即使锥子的尖端刺到了眼眶边，他的双眼也一眨不眨。纪昌于是整理行装，离别妻子到飞卫那里去了。飞卫听完纪昌的汇报后却对纪昌说：“还没有学到家哩。要学好射箭，你还必须练好眼力才行，要练到看小的东西像看到大的一样，看隐约模糊的东西像明显的东西一样。你还要继续练，练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来告诉我。”    

    纪昌又—次回到家里，选一根最细的牦牛尾巴上的毛，一端系上一个小虱子，另一端悬挂在自家的窗口上，两眼注视着吊在窗口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10天不到，那虱子似乎渐渐地变大了。纪昌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他继续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3年过去了，眼中看着那个系在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又渐渐地变大了，大得仿佛像车轮一样大小了。纪昌再看其他的东西，简直全都变大了，大得竟像是巨大的山丘了。于是，纪昌马上找来用北方生长的牛角所装饰的强弓，用出产在北方的蓬竹所造的利箭，左手拿起弓，右手搭上箭，目不转睛地瞄准那仿佛车轮大小的虱子，将箭射过去，箭头恰好从虱子的中心穿过，而悬挂虱子的牦牛毛却没有被射断。这时，纪昌才深深体会到要想成为神箭手必须踏踏实实把日常的基本功练好才行。他便把这一成绩告诉飞卫。    

    飞卫听了很为纪昌高兴，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井还用手拍着胸脯，走过去向纪昌表示祝贺说：“你成功了。对射箭的奥妙，你已经掌握了啊！”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所从事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琐碎的事，也许过于平淡，也许鸡毛蒜皮，但这些具体琐碎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事业紧密关联，是成就大事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从细微处入手，切忌粗枝大叶，因小失大。同时，我们从以上例子中也可以学到一个相当实用的智慧，那就是当我们去完成一项高难任务和实现一个重大目标时，我们要善于分解任务和目标，把大事化解成若干个小事，大任化解成若干个小务，然后有规划有步骤地完成这些小事小务，难题自然逐渐轻易解决。总结一下可以这样表达：庞大的目标都是由若干个很微小的单元组成的；艰难的任务都是由许多个很容易的工作组成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把一件件小事和易事做好，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大事和难事。

50.人贵有自知之明

   阴柔智识：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能观天文、识地理、看社会，惟独对眼皮上的睫毛视而不见。由此可以悟到，一般情况下，我们发现别人的短处和劣势较容易，而发现自己的短处和劣势就如“目不见睫”一样困难了。

    老子说：“能自知者可谓高明。”

    老子认为，能觉悟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能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者可谓高明。老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要做到自知是很不容易的，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在说到自知的不易时常以“目不见睫”这个成语作比喻。是啊，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能观天文、识地理、看社会，惟独对眼皮上的睫毛视而不见，所以唐代诗人杜牧也发出了“睫在眼前长不见”的感叹。由此可以悟到，一般情况下，我们发现别人的短处和劣势较容易，而发现自己的短处和劣势就如“目不见睫”一样困难了。所以，人们要用一个“贵”字来形容自知之明的难能可贵和崇高的价值。

    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有人为他歌功颂德，他却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明末清初博学多才的顾炎武，在《广师》一文中说：“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学中；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石。”

    刘邦、顾炎武都讲了三个“吾不如”。刘邦是封建皇帝，顾炎武是饱学之士。尽管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不同，所说的“吾不如”的内容也有区别，但其精神实质却是差不多的。共同之点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勇于自以为非。有位伟人曾说：自知之明是一个人能够有所进步、有所成就的内在精神力量。如果缺乏对自己的正确估量，目空一切，自以为是，那小则影响个人进步，大则影响事业的兴衰。但是要真正做到“自知”非常不易，我们来看一个这方面的故事。

    齐王的相国邹忌长得相貌堂堂，身高八尺，体格魁梧。与邹忌同住一城的徐公也长得一表人才，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

    一天早晨，邹忌起床后，穿戴整齐，信步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自己一番并随口问妻子说：“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漂亮?”他的妻子走上前去，一边帮他整理衣襟，一边回答说：“那徐先生怎么68跟您比呢?”邹忌心里不大相信，因为住在城北的徐公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自己恐怕还比不上他，所以他又问他的妾，说：“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些呢?”他的妾连忙说：”大人您比徐先生漂亮多了，他哪能和大人相比呢?”

    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邹忌陪他坐着聊天，想起昨天的事，就顺便又问客人说：“您看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您比他漂亮多了。”邹忌前后问了三次，大家一致都认为他比徐公漂亮。可是邹忌毕竟是个冷静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的比徐公漂亮。恰巧有一天，城北徐公到邹忌家登门拜访。邹忌第一眼就被徐公的气宇轩昂、光彩照人怔住了。两人交谈时，邹忌不住地打量着徐公。再从镜子里面看看自己，结果真觉得自己长得比徐公差。

    邹忌反复地思考着这件事。既然自己长得不如徐公，为什么妻、妾和那个客人却都说自己比徐公漂亮呢?想到最后，他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结论。“原来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看起来，我是受了身边人的恭维赞扬而认不清真正的自我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人要做到具有自知之明真是很难，需要有一个冷静而智慧的头脑，即使在一片赞扬声里也要保持清醒而不沾沾自喜，这样才不会迷失自我，误判自我。

    君不见从古至今，有些人就把“吾不如”颠倒过来，变成了“不如吾”。历史上最典型的恐怕要算三国时期的那位称衡，他初见曹操，就把曹营文武将官尽数贬得一文不值，说“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招，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悖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

    这位老兄把别人看成豆腐渣，却把自己比为一朵花，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曹操自然没收留这个眼空四海的狂徒。他又去见刘表、黄祖，还是走一处骂一处，最后终于被黄祖砍了脑袋，为后人留下了个笑柄。

    当然，象称衡这等典型的狂徒，在历史上可能不会很多，但与这种潜意识相关联的人不乏具例。比如，有些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被社会所承认，取得了成绩，就不服气地说：“他只是走了狗屎运而已，其实在这些地方他还不如我呢!”看到其他人职位得到提升，也总喜欢拿自己的长处同别人的短处比，认为在品德上，张三不如我；在能力上李四不如我；在勤政上王五不如我；在实绩上赵六不如我，等等。

    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长和所短。对自己认识清楚了，就能扬长补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自己不断进步；就能眼界开阔，知己短，知人长，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看到天外有天，不至于盲目、狂妄而有所作为。

    人站在太阳底下，影子会因角度不同而缩小或扩大，时刻用身体而不是影子来衡量自己，才是明智之举。一个人究竟怎样，应当多让别人去评判，而且对别人的过奖之处还要明察。当自己评价自己时，若把自己看得过重，评价过高，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吾不如”、讲谦虚，绝非一味贬低自己，而是要求人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既不自高自大，也不自暴自弃。关于这一点，谢觉哉说得非常好：“一味看不起人不对；一味看得起人也不甚好。应该是看得起人又看不起人。任何人都有胜过我处，任何人也必有不足我处。”

    总之，我们归结全文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不要因为自己高于他人便目空一切，要知道“高处不胜寒”，你随时都有被打人“冷宫”的危险；不要因为自己低于他人而闷闷不乐，在充分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终将改变你目前的状况。闭起你的眼睛，让你的心完全平静下来，仔细地回想一下你所经历过的一切，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然后摆正自己的位置。

51.理想的力量是惊人的

    阴柔智识：理想的力量是惊人的，它对于一个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在生命的旅途中，人们常常会陷入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困境，这时，理想和信念犹如心理的平衡器，能帮助人们保持平稳的心态，防止偏离人生轨道，进入心理暗区。

    老子说：“自强不息者可谓有志。”

    “理想”这个词，在老子时代称为“志”，就是人的志向、志气。老子所说的“强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人有修，乃有恒；有恒者，人助之，天助之。天助自助，自强者可谓是与天合其德。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移之志。”这些古圣先贤之言都反映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志”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它与三军之帅相比。对于一个有志成功的人来讲，无论遇到什么因素的干扰、阻碍和威胁，都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志向”，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鉴真东渡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出鉴真和尚就是一个其志不可夺的强行者，那种坚定与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令人钦佩。佛教自公元6世纪传人日本以来，至公元七八世纪也达于鼎盛时期，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但从佛教正统传承上来看，当年将佛教传人日本的僧人中没有具备授具足戒资格的高僧，因此日本佛教戒法不全。

    日本佛教界高僧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唐朝政府提出，邀请鉴真赴日本传授戒律，获得应允。

    鉴真生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扬州人，自幼便喜欢钻研各种学问。他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潜心研究佛教经典，同时对医药学也作过深入钻研，后来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举世无二”的大德高僧。

    自从鉴真接受闩僧邀请，他不仅要克服“沧海淼漫”的自然障碍，而且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在11年的时间里，前后6次东渡，5次失败。

    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三月，鉴真做了一切东渡的准备，正待起航，不意浙东一带出现了海盗，随行的僧徒中间又发生了意见纠纷。道航认为高丽僧人如海学行欠缺，不应带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诬告，说道航等私通海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立即将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后真相大白，荣睿等人已饱尝了4个月的铁窗风味。当释放时淮南采访使仍认为“今海贼大动，不得过海!”第一次东渡计划失败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鉴真一行85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月明之夜从扬州悄悄开航。但船到浪沟浦即遇风暴，浪击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厂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一月，再次起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后被官船送回明州(宁波)，大部分人遣送回乡，17位僧人被送到浙江鄞县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二年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秋归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鉴真东渡的意义，向官府控告说荣睿引诱鉴真，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送解京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称病死，才得脱难，第三次东渡计划又夭折了。

    天宝三年冬，鉴真派人先去福建购买船只，备办海粮，自己率徒众30余人，声称巡礼圣迹，秘密从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齐。但扬州龙兴寺的弟子灵佑不忍鉴真远适异域，发起僧徒阻止鉴真赴日，汀东道采访使遂下牒诸州，追踪拦截，鉴真一行在黄岩禅林寺被官差截获，强行押解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成了泡影。

    在这样的形势下，荣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扬州龙兴寺使得官厅对鉴真的监视会不放松。为了回避风潮，他们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庆附近)，在那里足足等待了3年。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两位日僧来到扬州崇福寺，鉴真又悄悄作第五次东渡准备。“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鉴真及其弟子，加上荣睿、普照共有14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请同行的35人，船员18人，共计60多人。

    他们在6月26日夜从扬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风浪，飘到浙江海面，先后在三塔山、署风山各停住1个月。10月16日登程后又遇狂风怒涛，在大海中整整漂流了14天，最后漂到了海南岛。然后辗转从雷州海峡，经由广西、广东、江西、安徽，返回扬州，一路上历尽艰辛，前后历时2年。日僧荣睿在路过端州(广东肇庆市)不幸逝世，埋骨异乡。跟随鉴真始终如一的祥彦，在途经吉州时也病死了。鉴真因受暑热得了眼疾，治疗无效，不幸双目失明。鉴真虽遭受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但他了解到日本众生对佛法戒律的渴望，明确赴日传戒是他作为一个佛门弟子的使命，以“不遂本愿”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又准备作第六次东渡壮举。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前，特来扬州拜访鉴真，鉴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为了避开官府及僧人的阻拦，鉴真及其弟子于10月17日夜秘密乘船离开扬州，普照从郑山阿育王寺赶来，大家会合后，一行24人搭上了遣唐使船，于11月15日夜启锚。这样，鉴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征途，次年(公元754年)二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鉴真已经是66岁失明的老人了。

    鉴真抵日后，讲律授戒，许多日本僧人得以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从此佛教中的佛法在日本才算具备了完整的传承。

    鉴真初到日本后，便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隋唐年间，虽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相继传人日本，但日本人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规格、好坏尚缺乏经验。鉴真抵日后，尽管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的知识传授给日本人，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

    据日本《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认药品之知识，从此日本医道才完备。14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鉴真东渡日本，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医药学、工艺技术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

    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是人生重要的精神“营养素”。理想与信念的力量是惊人的，它对于一个想要成就一番大业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在生命的旅途中，人们常常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失败，会陷入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困境，这时，理想和信念犹如心理的平衡器，它能帮助人们保持平稳的心态，度过坎坷与挫折，防止偏离人生轨道，进入心理暗区。 一个人真正有到理想，有志向的人，必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我们看到鉴真和尚，无论受到怎样严峻的考验，始终坚贞不屈，他的思想与意志，一直都没有丝毫动摇，因此他取得了成功。

52.保住立身之本，方可平安长久

    阴柔智识：世间万物及各色人等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能持守这种立身之本者，方可保全自我，长久而顺利地生存和发展下去。比如，智商低的人，情商必须高，否则一个人既无能力做事，又不会亲切人，如何生存?

    老子说：“不丧失立身之本者，方可平安长久。”

    老子认为，万物遵道保德乃为万物立身之本，能保持这种立身之本者，方可保全自我，长久而顺利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世间各个物种都有其立身之本，例如，有些昆虫为逃避捕食者的注意，常常将自身伪装成一种非生命物质；而那些对于鸟来说味道不好的昆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具备了非常漂亮的警戒色，以防被偶然抓住。对于这些昆虫来说，运用各种巧妙的方式保全自我就是立身之本，失去这个“所”，失去这个根本性的东西，则生命必不能长久。

    人类当中的各色人等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不同性情、才具、品性、身份和职位的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立身之本和生存之道，不失去这种“本”和“道”，才能平安长久。我们拿君王这种职位的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作为一个君王，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兴国安民方面，并且在做各种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能够集思广益，多听臣民意见，以保证决策正确而英明，利国利民。这才是有道明君的做法，这才是君王的立身之本，行政之本，如此方可平安长久。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唐太宗就是如此做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他主政期间，他的治国理念与智慧并不是都出自他的头脑，有很多是纳自魏征等这些臣下的意见——而这正是他的伟大与英明之处，这表明他深知“不失其所者久”的道理，并且肯于和善于保“所”致“久”。

    我们来看一下唐太宗如果对待魏征这个喜欢提意见的人，就明白了。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厂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于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厂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

    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厂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太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厂。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  “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唐太宗以国事为重，能够重视人才，肯于采纳大臣的直谏——“不失其所”，所以他主政期间政治开明，生产发展，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也非常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我们在上面说过，君王有君王的立身之本，常人有常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我们不妨再列举一些有关常人的立身之本：商人重在谋取利润之手段，农人重在致力丰收之途径，军人重在克敌制胜之方略，医者重在治病教人之德术，等等。我们也曾说过，不同性情、才具和品性的人也都有各自的立身之本，此亦不是虚妄之言。比如诚实者必须聪明，没有聪明的保驾护航，则会受挫和吃亏。有聪明保护的诚实，则会使一个人成为大德大智之人；智商低的人，情商必须高，否则一个人既无能力做事，又不会亲切人，如何生存?等等。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记住老子这句“不失其所者久”这句告诫，根据各自的情形，持守安身之本，过好我们的人生，成就我们的事业，不亦智乎?不亦乐乎?    

53.有一种伟大的生态境界，名叫天人合一

    阴柔智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是说人只是宇宙很渺小的一个分子，尊重自然规律，顺从环保理念，是人类应当遵循的法则。惟有自然万物得以健康生存，才能有人类的健康生存。

    老子说：“人事以地道为取法，地道又以天道为取法，天道又以大道为取法，大道取法于自然，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从表层来理解老子的这段话。老子认为：从精神角度讲，慈悲永远是人伦的正则。“民以食为天”，皆务衣食奉养之事；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三权鼎立，讲组织讲结构等等，都是从属于地的法则，这就是人事以地道为取法；太乙在八个星座中次第移宫，大地上就有春夏秋冬的节候与之呼应，万物也随之变迁。在《易经》中，作为万物通常的法则，坤卦以乾卦为君。反映在人事上，大众要由王来统率，便是一种仿效，这就是地道又以天道为取法；太乙的巡回又是由阴阳五行的原理决定的。日月盈缩、时间、空间的相对，无不是道的规则化成。反映在人事上，王者也以大道来资治社会，得道则昌、失道则亡，这就是天道又以大道为取法；我们知道，繁复是由简单演绎成的，剥茧抽丝，道理越到最后，越是简单。“万法本闲，唯人自闹”，我们从事物的规律法则角度一级级追溯上去，最终将会找到什么呢?这就是大道取法于自然。

    老子的这段话中饱含着天与人之间密切呼应的生态关系问题，其中的生态智慧令人敬佩不已。可以说，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尤以老子的《道德经》最富有生态的含意。他深深地关切着宇宙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他在五千言的《道德经》中，以“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概括和阐释“无为、不争、清静、自然’，的修养观念，这些光辉的思想在今天已经成为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准则。“天人合一”观，是最高的环保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人类生态高度和谐，阴阳互为平衡的完美结局，是天地间所有生灵因遵循自然真理而获得的共同解脱。

    我们先来看道法自然。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老子的真意可知，并不是在道以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叫做“自然”，并不是道在效法自然，而是道就是自然，道的法则就是自然。道之所以为道，就是让万物各自依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去生生死死；万物各自依照它们自己的方式生生死死，就是“道”。“道”并不是在万物之外，道不是预先制订一个法则叫做“自然”，而令万物遵守。道就在万物之内；道就是万物的生生不息的法则，生生死死的法则；道，就是生的法则，也就是万物的本身。所以，蝴蝶是道，小鱼是道，蜻蜓是道，坐在溪边体会天地的人也是道，濯足清流是道，眼观花丛是道。

    我们再来看地法天，天法道。并不是天去效法道，而是天就是道。天跟道是同一本质，只不过我们所说的天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只是道的一部分。但虽然只是一部分，它所呈现的却是宇宙全体的同一本质，就如一滴水呈现了万斛水的同一本质，小溪的水和大海的水同一本质。但天也可以讲得更广，它可以指地球以外的一切宇宙，浩渺星空，与星空之外我们所不知的东西。这÷切我们所见和所不见，所知和所不知的宇宙，即是天。这天，其实就是道。如果从外层空间看，如果站在月球上外望，则天就包括了地球，则地球就是“道”。地球真的是道。山高水深，朝风暮雨，鸢飞鱼跃，鸟鸣花开，万物繁衍交配，大道流行——哪一样不是道?惟有人，在道上出了岔错。

    人以外的万物，不论有生的还是无生的，都是道，都是道的呈现。因为从地球上观天，天是地球以外的一切星辰宇宙，如果从月球上观天，天又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星辰宇宙，是以“地”本来就在“天”里；“地”是“天”的一部分；“地”的法则就是“天”的法则；“地”不会去“效法”天，无需效法，无从效法，因为“地”已经是完满俱足的大地，它是宇宙的生生不息，它本身就是宇宙，就是道。它的“法则”就是“自然”——自己然尔。正如天的法则也是“自然”——自己然尔。只不过，地的自然法则所呈现的是宇宙最活泼、最热闹、最复杂、最好玩的一种——是以生命的形态所呈现的宇宙法则。

    所以说，“道”不是“法”自然，而是道就是自然；天不是法遭；天就是道；地不是法天，地就是天。地、天、道、自然．都是同一种东西，在下曰地，在上曰天，在一切万物之中曰道，而道，不造不为，一任自然。

    我们最后来看人法地。所有的问题一一经济问题、环境问题、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生态问题——都出在“人法地”这个层面上。因为人不再是单纯的“地”；人跟地不再能互相叠合认同。人的“质”已不再同于地的质，不再同于天的质。而如果说，地与天，它们的质都是“道”，则人的质就不完全是道；如果说，地与天是合于遭的，则人就不再完全合于道；如果说，地与天的法则就是“自然”，则人的法则已不再完全自然。

    “道”的法则是“自然”，天的法则是自然，地的法则是自然；或说，道即是自然，天即是自然，地即是自然；然而，在天地中的人却不再是自然；他的法则也不再是自然。人的法则要比自然“异”出得太多，他是自然的“异”体，他的行为，借用一个政治术语，“异化”得太多，也有着“异化”所产生的病毒。希腊神话中有潘杜拉的盒子，这盒子如若打开，一切罪恶、疾病都从之而出。其实，人类就是这潘杜拉的盒子——并不只是人类的“好奇心”打开了这个盒子，而是那盒子里面的一切罪恶与疾病乃是人类的“好奇心”和其他的意念。而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哲所终身努力的，就是想把这潘杜拉的盒子中狂奔出来的罪恶安抚下来——让它们平静下来，哄它们乖乖入睡，甚至会重新回到盒中，关起来，像阿拉丁神灯一样，重新丢人大海。

    老子的整部《道德经》中都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做着这样的事：人法地。老子要人类去效法地，而地是天，天是道，道是自然，也就是，要已经不自然了的人类重回自然。因为在老子看来，这是惟一的救赎，惟一的活路。

    老子是以他广大的胸怀深爱着人类和万物，深爱这片生育万千有情的大地，不遗余力地推崇着自然和谐，清静不争，生机妙成的万物生长规律和模式，并且以他的高度智能将环保的理念提升到从未有过的巅峰——“天人合一”的伟大境界。

    “天人合一”就是说人只是宇宙很渺小的一个分子，尊重自然规律，顺从环保理念，是人类应当遵循的法则，惟有自然万物得以健康生存，才能有人类的健康生存，这个健康的、安全的、与生俱来的生态链是一个完整的巨系统，为害环境，就是危害人类本身，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老子的生态观、环保观非常博大精深，深入地学习和实践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对人类的环境事业和健康事业无疑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重拾圣人之言，发扬光大，这些真理之光必将照耀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54.不要傲慢，因为它跟愚蠢有血缘关系

    阴柔智识：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能知道自己还有渺小之处，能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能知道自己也有可能犯错误，并且能用谦虚这种态度和方法为自己预留天地。同时，还能知道谦虚是一块海绵，能使你吸收更多的东西。

    老子说：“自我炫耀见解的人别人不觉得高明；自以为星的人不能光辉受敬；自吹自擂的人投有功劳；自我矜持傲慢摆架子的人不能高大。”

    “天下文章自己的最好”，人们的心理往往是从自己的本位出发去衡量别人，这是人们的心理通病；一个人自见自是，别人首先就会觉得他不谦虚，心理上就自发地认为他并没有多少了不起；再加上他盖夺了别人表现的欲望，就会招致无端的贬低。没人捧场，他就光耀不起来。有的人什么本领没有，但会溜须拍马，八面玲珑，反而能爬上去。因此。自伐自矜容易招致诋毁。有见解有才能有功劳，是怎样就怎样，公道自在人心；要是自己去炫耀之，等于拔苗助长。我们知道，一个人过食将会损害五脏清明活跃的生机，太饱了便犯困，久之能撑出病来，肥胖症很拖累人。对道而言，这些行为就像是过食的、累赘的东西，有时会招致正常事物的厌恶。因此有道者不做这种益之反损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元代，话说湖北地界有一位生平好道的姚善人，名崇高。年轻时他曾在仕途为官，因看淡世情而辞职告者还乡，与家人共享田园之乐。

    姚善人住家庄园附近有一座遇仙观，他与观内住持道长友善交好，平时他遇到出家修行人就像见到了亲人，不管其是道功还是道术，都要相见叙谈一番为快。遇仙观南来北往的僧道出家人很多，亦常在观中留宿。姚善人嘱咐住持道长，凡有好的出家修行人，一定要通知他见面，推荐他庄上叙谈。

    有一天，遇仙观中来了一位自称已寿高96岁的有道之士。他说在武当山中修行，已数次遇到张三丰、吕洞宾显神点拨于他；并说达摩是他的师父，济颠是与他神交的朋友；自己不仅会行功打坐，并深通参玄坐禅，还侃侃而谈释家承负彼岸之因果、道门无量度人之功德。当住持道长请教他的道名之称号时，他说因毕生穷研天人自然之玄机，故不记姓名，而号称浑然子。

    住持道长见他所说不仅是自己平生闻所未闻之理，且高谈阔论甚有气魄，遂亲自将他带往姚府，推荐作为姚善人日常修持问难的顾问道土，常年享受姚府的衣食供奉。

    谁知这浑然子说话竟毫无忌讳，开口即称：“和尚是色中饿鬼，道士是气中魔王。既成不了仙亦作不了佛!只有像我浑子这样，万事看破，一尘不染，方是真正的修行之人。”并称学其道者，至少亦可驻世延龄数百年。

    当浑然子讥讽轻慢佛道、海阔天空胡吹之时，那送他来姚府的遇仙观住持就坐不住了。心想：我看你一把年纪，同为出家修行人，方推荐你到姚府伴遭受长久供养，你怎么为了抬高自己，竟当着我的面就毁谤道释。你既然天上地下懂得这么多的深刻道理，难道连“欲揭房上瓦，且看檐下人”这句俗话都不懂吗?我一定要留心找一位真正懂得道功道术的人来与你理论理论!想到这里，便辞别姚善人回观中去了。

    好在天遂人愿，不多久，一个名叫王玉阳的道士亦来遇仙观挂单投宿。这王玉阳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的弟子，也是道教全真派七子之一，曾面对大海站功九年，人称“铁脚先生”，而人于大妙，功成道备，大著灵异。住持当时并不认识他，但见他气宇轩昂，举止潇洒，言谈深符道要精髓，深信他必是有道之人；又见他终日打坐，精神爽健，更加坚信要驳倒浑然子必须此人前往才行!但要讲明是去与浑然子争高下论高低，像他这样的有道之士必然是不肯出面的。

    于是心生一计，对王玉阳说：“附近庄园姚庄主家来了一位修行人，能坐禅十余日不倒桩，我想与道友一道去拜访他，不知道道友是否愿意去?”王玉阳听说有这样的修行高人，当然愿意去参访问道了。

    阿人一同来到姚府，姚崇高亲自迎来客厅敬茶，尚未言谈来意，便有一个白头老人晃悠悠踱着方步走了进来。

    王玉阳一见这老人生得粗眉细跟，鼻仰颧高，唇齿掀露，面方耳长，唇下略拖几根胡须，头上稀披几根白毛。要光看形态，真以为是个老太婆呢！

    这老人走进来，大咧咧地往上方的木椅上一坐，住持即向王玉阳介绍了挥然子，王玉阳即趋前施礼。可是浑然子昴然不动、傲然地向王玉刚问道：“你这道友是栽松还是插柳?”

    手工阳未想自己谦逊地与他为礼，他却将自己全不放在眼里，所以对他的问话还茫然未及回答。浑然子忽又紧急地问道：“你可有妻室吗?”    

    王玉阳未想他会问如此庸俗的问题，于是照实答道：“妻室倒有，但却抛别在家中。”

    浑然子哈哈大笑道：“你真枉自出家一场，连这几句话都听不懂!”遂以教训的口吻说，“栽松者，少年出家之谓也；插柳者，乃为小年出家。而问你妻室，是看你是否已得了真阴消息。你既答以世俗之语，是不知道了。若问以怀胎，你就更不懂了。”

    王玉阳是一位真正的有道之士，倒不介意浑然子这几句故意羞辱人的话，但是遇仙观住持是为维护道教、维护出家人声誉而来的，脸上如何挂得住?当时已羞得满脸通红。

    王玉阳看到如此情景，觉得这浑然子逼人非要与他辩论几句，乃笑着说：“适才老先生所说真阴，这真阴到底是什么?又讲怀胎，但不知这胎从何而结?所怀之胎又是什么?”

    浑然子没想到这个被他瞧不起眼的道人还有如此一问，一时竟答不出话来，支吾半天，方强笑道：“玄机不可泄露，岂可与汝轻言。”

    遇仙观住持道知道浑然子是不懂装懂，故意摆那莫测高深的架子，遂长长吐了一口所积压甚久的怒气，对王玉阳说：“道友不要问他，既然不肯答复，显然是他不知道了，你尽管说来。”姚庄主见如此情景，同时也因为素常好道成性，也催促王玉阳为大家详言“真阴”、“怀胎”之道。

    浑然子听遇仙观住持故意用渲染的语气讲他不知道“真阴”、“怀胎”气得当时就要发作。王玉阳见状，忙用调和的语气说：“老先生不是不知道，是不肯说。还是我将其道理讲出来，请诸位参研指点。”遂滔滔不绝地讲起养生之道的切要关键所在。

    据王玉阳所说，所谓真阴真阳，是指阴阳二气而言。道家养生学认为：真阳之气藏于肝，真阴之气聚于肺。肝在五行中属木，道家言是聚魂之所。肺在五行中属金，谓为藏魄之地。五行配八卦，金为兑女，木为震男。配合方位而言，木旺于东，金产于西，故喻以东家郎，西家女。而欲使金木相逢，魂不离魄，如夫恋妻，如妻依夫。这就是道家阴阳会合之理。而所谓家室，需借黄婆牵引，方得相见。黄婆即真意之谓，金木供真意会通，方两无间隔如夫妻之好。意属土而金情，其色黄而好动，故喻之谓黄婆；东西往来，会通两家，如煤妁一般，故能会通魂魄。所谓怀胎，是真气凝结丹田之内如有孕之状。真气具足，发现于神，所以讲神为气之子，气乃神之母，故有婴儿降生之言。如果到这种地步，那么就丹道成功了，可以与天地同老，日月同休!

    姚崇高闻言称赞不已。浑然子恐怕王玉阳夺走他的饭碗，还是假装不以为然地讲大话说：“有德者不必多言，有言者不一定有德。要敢与我坐功，二三日水米不沾，方算有功夫！”

    王玉阳见他如此骄横不明事理，亦有意除去其骄气，乘机点化他，遂说：“若是打坐三二日，小道尚能奉陪，时日久便不能坐了。”

    遇仙观住持和姚庄主都想一广见识，忙帮着在客厅中铺下毡褥。王玉阳与浑然子遂并肩而坐，赛起功夫来。

    这浑然子本来确实能坐三两日而不沾水米，但与王玉阳论道棋输一着，愤恨在心，遂要与王玉阳比赛打坐，心中已有许多烦恼，如何做得安宁?何况亦有些年纪了，所以一时想吃茶吃水，一时又要净手方便，一日下单数次。刚刚第二日便忍不住了，竟下单来饮食了，待上单后却又鼾声如雷地打起瞌睡来了。

    王玉阳坐到第三日下单来，反觉得神清所爽。姚崇高连称：“师父坐功，那老先生不能及!”王玉阳谦虚地说：非老先生不及我，而是他年事已高，人老气衰。我到他那岁数，只怕连半日也坐不下来啊。

    浑然子听王玉阳如此对姚庄主说，十分感动，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道德学问。再不好意思倚老卖老，自高自大，而渐渐虚心下气，重新与王玉阳叙谈论道，所获甚丰。

    在姚庄主的邀请下，王玉阳在姚府住了几日，并将玄功教给了姚庄主和浑然子，相互间甚是融洽。

    谦虚柔和是老子教导我们立身处事的至尊法则。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能知道自己的短处，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认为的知，可能是不知，认识到自己认为的是，可能是不是。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无论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知道了一切。”更不要知道了一点东西就自傲得不得了，仿佛这世间已装不下自己，那是极其愚蠢的。满招损，谦受益。老子说：“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知道自己有可能犯错误，要用谦虚这种态度和方法为自己预留天地。只有谦虚方能明道，为人处事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柔顺自然，持中和之道，无过无不及。虚则明道，柔能克刚，不盈则弊不新成。这就是老子谆谆教导我们的真意和苦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