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粉虫养殖方法: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国研中心：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企业集中 改革将由公转私

孙立平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

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因此，关键在于管理。

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

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东升

一

我对中国的思考是从我对中国崛起的兴趣开始的。要谈论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就一定要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落后、觉醒到崛起的过程。

对于新中国六十年，我的判断就是两个版本的现代化。这个判断是，六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苏联式版本，一个是现代西方式版本。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是，采取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剥削农民，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走上重化工业的道路。在中国，一五、二五计划的156个大项目取得巨大成绩，使中国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了几十年。在后三十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处处受阻，因此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化道路，转向西方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提倡市场经济，并采取发展轻工业、出口两头在外的模式来积累资本，而这也成为我们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刚刚过去的中国选择第二个现代化道路的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改革的第一个核心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它延伸成为今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核心是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延伸到今天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了这两个伟大改革，中国三十年才能发展到今天。

我对这三十年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划分。从1978年到1989年，这是改革的攻坚期。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时期，这是最艰难的十年。它涉及到传统模式的转型，必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关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话语习惯，一直遗留到今天。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对这段时间的最好诠释。

从1989年到2000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转型攻坚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发生了一系列确定中国转型的事件，也发生了无数激烈争论。邓小平南巡和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在这十年内，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引入了大量外资，同时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雏形。

从中国加入WTO开始的下一个十年，在我看来是中国真正全面崛起的十年，也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衡量标准很简单，经过这十年，以GDP总量来衡量，中国从2000年的9.9万亿元到2008年的30万亿元，翻了三倍，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7858元增长到22698元，也翻了三倍，进出口总额从3.9万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8万亿元，外汇储备从2000年0.16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1.94万亿美元，翻了十余倍。经济发展也通过企业的成长表现出来。因此这十年也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上一个十年我们还在争论 “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这个十年已经是中国制造企业崛起的十年，制造业和出口的崛起，开始引起一系列的同西方世界的贸易摩擦。这在上个十年几乎不可想象。最初，因为开放，我们不断惊呼“狼来了”；而现在，中国企业在不断加快自己的国际化进程。本土企业国际化的速度甚至快过了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制造业的企业，最初的代表是海尔。它代表着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家电制造这样一个相对低端的制造业领域的崛起。然后是联想，联想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个人电脑时代崛起的标志。接下来是华为作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网络信息领域的崛起代表出现。我个人认为，华为可以作为中国企业黄金十年的一个标志性公司。华为的战略是走专业化道路，持续建立自己的研发能力，建立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这家公司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进入了世界电讯技术产业的第一方阵。尽管华为仍然有自己的弱点，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进入了西门子、爱立信和朗讯所处的第一阵营。

当然，尽管这十年是中国制造业的十年，但是中国其他领域的公司也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发展。中国金融业整体品牌的雏形已经形成。银行中我们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5.20 -0.19%]，以及提供优质银行服务的招商银行[16.80 -0.65%]。保险行业中我们拥有了中国人寿[29.56 -1.07%]、平安保险以及我所在的泰康人寿。其他在私募、咨询和投行领域，我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品牌公司。它们奠定着中国下一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我的判断是，中国的下一个十年将会是服务业和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十年。

二

在这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曾经跟人说过，80年代的活跃者就像参与五四运动的那帮热血青年一样，在不断发生分化：当官的、下海的、留洋的，以及销声匿迹的。企业家也是同样，我们能看到这些创业英雄们在过去十年所发生的分化：有的把企业越做越小，有的把企业越做越大，有的做完企业又去做老师，有的从老师又做成企业家，还有一部分在国有企业内的后来当了官。我之前曾经说过，今天的下海运动和创业风潮就像当年的革命运动一样，革命运动浩浩荡荡，有掉队的，有叛变的，有坐牢的，有牺牲的，也有成为英雄人物的。但是所有这些个体命运的差异，都阻挡不了革命运动的浩浩荡荡。我们能看到不断有新的企业家英雄出现。任正非、张朝阳、李彦宏、马云再到今天最热门的人物王传福。

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产生也有三部分来源。第一种是依靠体制获取财富，甚至还有官商勾结；第二种是专业路线和市场路线，比如华为、万科和联想。在过去的十年中，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家和公司越来越多，并且还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企业家，投资型的企业家。它的代表是新崛起的PE和风险投资。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企业家群体是最先锋的一个阶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对这个阶层的仇视。这种仇视很多时候是因为将第一种类型的企业家，也就是依靠体制获取财富现象泛化到所有的企业家身上。官商勾结的行为丑化了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形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过去，拥有政府关系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企业家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崇尚企业战略，崇尚专业市场环境、崇尚竞争能力和崇尚商业模式的群体。这应该是普遍的共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在回馈社会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其实在汶川地震中，中国企业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中国企业家中有很多慈善家，只是还没有走到成熟的程度。

三

对于我而言，过去十年，我个人的最大感受就是，在这个时代，现实比理想来得更快，而且现实比理想更坚强。我的意思是，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自己企业的发展，都是在自己想象之外的。必须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这不是空话。所谓的伟大的时代，是指中国赶上了世界经济分工的新浪潮；伟大的国家，是指中国在经过了十年动荡之后，全面改革开放；伟大的人民，指的是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变成了十三亿的巨大消费群体。在这个巨大的市场，在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成为行业的领先者，都会成为巨无霸。

在十年前，如果你说自己想做一家大企业，那么大企业是什么概念，你想都想不出来。可是十年之后，我现在管理着一家拥有35万员工和2000亿资产的巨大的公司。而且，我还要让这家公司继续前行。只要去想一想，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积累的经验，个人如何操控这样一个庞大的战舰不偏离航线，继续前行，就能明白这十年我个人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最初创业时期的一个想法，到建立起自己的几个人的小团队，再到今天35万员工和2200万客户的公司，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毛主席说，革命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形容。

我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一定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好。我们的下一代人，已经绝对没有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未来正在这一代人手中。因此，中国将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没有悬念。我们所面临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虽然会带来很多恶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太为夸大。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而要相信下一代人。

（作者系泰康人寿董事长、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本专题为本报与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推出）

陈东升的代表性观点：

1.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企业要善于、要率先、要找到最好的模仿。在选择商业模式方面，首先要确定所进入的行业，然后选择行业内最好的公司作为标杆，进行模仿。模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排斥现象，但这也正是优化、磨合、适应的过程。借鉴、吸收、消化与本土相结合就是最好的模仿，或者说：模仿＋本土化=创新。

2.三代企业家

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辛亥革命之后的家族式企业家、改革开放时代兴起的新一代企业家，共同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相对于这种大三代的概念，我还有一个小三代的概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队伍特征的历史演进，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柳传志先生和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周冠武先生，等等，他们完全来自于旧体制，完全从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出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带有原罪，但他们才是改革开放时代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而所谓的第二代，我命名为92派企业家，就是在1992年由官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群体，这包括了我、冯仑、潘石屹，还有我的师兄弟田源、毛振华等等诸多人物；而第三代企业家，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发力的企业家，如大家熟悉的田溯宁、张朝阳等。

80年代第一代企业家产权不清晰，主要按所有制划分，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承包制；第二代企业家则力图建立产权清晰的架构，通过股份制，通过有限责任来建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股份占据多数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家开始拥有自己清晰的职业经理人地位。而第三代企业家则基本立足于网络时代，创始人制度和创始团队的期权制度让新经济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制度高地和道德高地。

3.两个版本的现代化

6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苏联式版本，一个是现代西方式版本。一个版本是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就是，采取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剥削农民，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走上重化工业的道路。在中国，一五、二五156个大项目取得巨大成绩，使中国的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了几十年，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处处受阻，因此放弃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化道路，转向西方的现代化就成了我们的第二个版本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提倡市场经济，并采取发展轻工业、出口两头在外的模式来积累资本，而这也成为我们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过去30年另一个版本的现代化历程，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通过30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价格改革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秩序，建立了以产权改革为导向的微观经济秩序。在这两个大的经济秩序背景下，我们拥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使我们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发展与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一直坚持的土地国有制度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益，以及我们拥有的丰富又低廉的劳动力，都成为我们新一轮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薛涌 著名时评人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他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政党，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国，达到0.4。但是，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健康与医学、教育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学科，领先于世，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正在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五十个县的男性和九百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来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同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东方早报记者 罗晟 发自北京

“我不认为能改得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昨日在北京对早报记者表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初次分配的结构难以调整。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就没法调整。

王小广介绍说，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而目前市场结构面临难以调整的困境。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也没法调高。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央行在11月11日公布的《200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报告建议，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如发展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制度，以及划拨国有股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使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均衡地享受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王小广还指出，二次分配中税制不完善，也使得国民收入难以调整。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整体税率偏高。这种结构恰恰导致了富人逃税，逃不掉的是工薪收入阶层。若考虑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房地产税，其征收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

王小广认为，在边际上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是没有意义的，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真的要改革，就必须在完善税制、垄断行业、实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和分享上取得一些突破。

王羚

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穷二代”成社会隐忧

CBN：收入分配领域问题非常多，无论是天量的灰色收入还是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往往都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您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CBN：这样的话岂不是差距更加大？本来人们会有期望，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

李实：是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收入流动性是用以考量一段时期人群收入状态变化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研究，就是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性。西方这类研究做得较多，我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做得比较少。就是说，父亲收入高，儿子可能收入也高。反之亦然。

CBN：这就是社会非常关注的“富二代”和“穷二代”。贫穷的遗传和继承，这是件可怕的事。

李实：是的，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说到“穷二代”，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民工子弟。第一代农民工对公平感追求并不强，能从农村出来就觉得不错了。目标是为了孩子，愿意自己多吃苦，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下一代不同了，他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会形成一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比较糟糕，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是二等公民。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有群聚性，而且试图改变现状。这批孩子现在处于就学阶段，再过5~10年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群体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人群。由于代际的收入传递性，父母下岗失业，孩子毕业后可能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社会。虽然现在没有统计数字，这批人数量也是可观的。

CBN：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脱离贫穷代际遗传的惯性？

李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儿童发展与贫困的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农村小学生营养干预项目表明，儿童的营养状态与其之后的学习、就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儿童发展，都实行儿童补贴“CHILD BENEFIT”社会福利项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项目，在帮助贫困儿童得到适当的营养和早期发展方面效果明显，也建议中国政府借鉴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展开，只是有一些小范围的试点，下一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推进这项工作。

“陷坑”里的中产阶层

CBN：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到底中产阶层指的是谁？在中国有多大的比例？

李实：中产阶层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包括收入水平，也包括生活方式等。但无论怎么说，就像相对贫困一样，中产阶层是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处在中间状态。中国因为城乡差别大，所以在中产阶层统计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从城市还是从全国来考察这个概念？

如果从城市来说，根据我们的估算，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中产阶层就被大大稀释了。根据我与赵人伟教授、罗楚亮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这样就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收入层级的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坑。我们说“中产阶层陷在坑里”。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平均收入很低，使得中间阶层的比例大大降低。

CBN：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对社会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如何使在陷坑里的中产阶层更快地壮大起来？

李实：根据上面的描述，数量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15%的高收入阶层很难后退到中产阶层，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低收入人群慢慢转化成中产阶层。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慢慢实现转变。比如现在农民工中，有70%是初中毕业，如果这一批人，能有三分之一接受大学教育，三分之一接受职业教育，那么他们可能是将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

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

每经记者郭晓军

春江冷暖，总有先知者。

11月19日和12月3日，《人民日报》的两篇呼吁收入分配改革的调查报道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市场在猜测，《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是不是意味着，在即将开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重点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将其作为明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任务？

市场的“敏感”并非没有理由。在多次重大政策改革出台前夜，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媒体均以不同的方式提前发声，或批评改革的迟迟不来，或叹息改革时机的错过，或呼吁重拳出击以治“乱”局，而这些报道均极大地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走势。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昨天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他早已关注到《人民日报》这两篇有关收入分配的报道。“这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非常尖锐的问题。”而此话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抛出，显然别有深意。

据这位资深的宏观经济分析师透露，重大会议召开或重大政策出台前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中央媒体的重要报道、评论，一向是他们判断市场走向的重要依据。

直指核心“收入分配”

那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党中央的机关报到底揭示出中国收入分配什么样的现状和问题呢？其中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诉求？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温习这两篇报道。

在第一篇文章中，《人民日报》记者以“晒工资”的形式，展现了分属中国不同地区的五种不同职业人员的收支状况，记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在基层工作的百姓。

采访对象有淮北打工者、富锦粮农、重庆白领、沈阳工程学院老师和昆明企业主。他们普遍反映收入增加不多，但开支却越来越大；对于未来的收入，他们各自提出了“企业好了，收入才能高”、“让农民的腰包有个底儿”、“薪水涨幅太少了”、“希望工资改革更到位”和“盼给经营者减负担”的希望。

在“晒工资”的基础上，《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旗帜鲜明地指出，“真心期盼国家的有关政策更完善，大家的收入水平步步高[27.25 0.37%]”的愿望。

第二篇文章见报于12月3日，正是参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到北京报到的前夜。报道在半个月前“晒工资”的基础上，又将视角转向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记者采访了福州的出租车司机、济南某新能源公司的焊接工和广州某医药公司的销售员，而且报道的标题也做得通俗、实在：“干得多，能挣得多吗？”。其中，“收入来得不容易”、“大家工资都比我高”、“何时不再捉襟见肘”的小标题，均道出了普通劳动大众的心声。

配合该调查，《人民日报》当天还发表了《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的述评。述评引述广西农民工朱孔孟的话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文章直指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巨大差距，并提出解决之道，即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已经发现，《人民日报》两篇调查报道给出的是中国基层民众收支状况的素描，直观而清晰；述评文章则指明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文章中采访的专家——国家发改委社会所所长杨宜勇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保障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凤凰网财经注：原文如此，但中国人民大学网站显示，郑功成职务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人民大学并无劳动保障学院），都是中国当前权威的收入分配领域专家，前者还领衔参与了国务院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的起草工作。

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收入不高焉谈消费？

《人民日报》所关注到的基层百姓的低收入问题，或许正是横亘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之路前的鸿沟。

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能否在2009年“保八”的基础上再上台阶，除中央和民间的投资继续发力外，扩大内需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重要和有效的推手，而扩大内需的动力和后劲将取决于老百姓的钱袋子是不是鼓起来了，取决于大多数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里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民币。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低了不少。12月2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在统计局官方网站解读中国的消费统计时透露，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事实上，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号角早已经吹响，但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2010年，是否将成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年？《人民日报》的报道无疑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并从最民生的角度和盘托出，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将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做足文章。

李迅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调结构，而收入分配结构也将成是调结构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之一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而去年与前年的类似表述，分别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局部表述的差距，被专家看作明年收入分配改革推进的信号。

作为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国研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尽管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的是，学者都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扩大和重启内需的重要途径，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国资收入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成为了共同的呼声。

收入过于向政府企业集中

余斌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

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他援引数据称，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金三林详细介绍说，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而这和国外情况恰恰相反。”金指出。

余斌的调研也发现了一个相关事实：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在不断上升，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来已超过20%；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

由此带来消费增长的变化，“我国的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总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金指出。

他的调研发现，自1979-2007年我国的消费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计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

问题之二是，二次分配调节效果并不明显。他们调研发现，从二次分配的结果观察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政府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然而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却在下降。

问题之三在于，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余斌提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因，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金三林则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分配调节对策

余斌等学者也相应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建议。

余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三层面入手。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方面，除继续完善最低工资等制度外，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劳动技能和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力价值。

同时，他们建议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松对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缩小行业差距。余直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其经营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被提及，“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税收制度和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性支出。他们建议，个税征收应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原则，来设计税率；同时应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适当调整扣除标准，并考虑地区差异。

在企业所得税征收方面，则应对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

此外，他们建议，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税合一，税率与单户面积、价值和容积率等挂钩，采取累进税率。

“在条件具备时，还要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余斌说。

在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方面，他们建议提高两个比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及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重提城镇化

正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城镇化重要地位，在国研诸学者的调研中，也看到“城镇化”对提高消费率、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

金三林介绍，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约1.32亿人，若假定其中的20%变成市民，并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则2007年居民消费总额和GDP将增加2268亿元，经济增长率能提高近1个百分点。

同时，在人多地少的现实面前，今后城镇化的农民还将不断增加。国研学者刘培林测算过，假定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7%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即城镇总人口将达8亿左右。

由此，推进城镇化战略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打破城乡户籍及福利待遇藩篱，成为必然。

刘培林等学者建议，在城市发展战略上，今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思路依然要秉承，不可偏废。

在城市群布局上，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发展潜力看，未来我国人口应更多地流向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

“由于土地约束，沿海和东北城市群空间已经很小，应走集约式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则可以空间适度扩张和人口聚集并举”。

□ 赵晓谛

对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在现有的议论中始终未见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也符合中国国情的见解。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普遍地陷入了对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的诉求漩涡，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又陷入被动与紊乱。中国多年来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其实在于以市场为取向的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因此，针对社会各群体对公平分配的诉求，根本的措施并不是就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分配领域纠缠，而是深化产权改革。

收入调节中的政府失灵

虽然公平分配从来就是一个极其感性而内含混乱的说法，但在当代中国，对公平分配的诉求中却隐含着社会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响应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诉求，多年来，中国的选择是以政府为主导，着力于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调节，力图通过政府的一些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中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如：规定城市最低工资，扩大城乡社保覆盖范围，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推行《劳动合同法》，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但是，已有的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中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同时，社会多数群体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弥漫，并正在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问题还在于，已有的和将要实行的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改革，必将面临一系列社会难题：其一，强化在分配领域中缩小社会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的措施，很难避免社会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均贫富的后果只能是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重蹈旧体制下大锅饭养懒汉覆辙；其二，政府部门趁势搭便车，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名积极增加政务人员收入。近些年的公务员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公车改革的名义大幅增加政务人员的收入，正在激化社会对收入不公问题的不满；其三，为了满足在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各级政府将以财政负担加大为由，继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同时增加企业税负，进而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四，为了在分配领域中深化分配改革，近些年来，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讲公平的见识日渐成风，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强化政府对市场微观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从而危及市场规则的贯彻。

实践证明，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既难以调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难以缓和社会性的对分配不公的不满，还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损失。因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分配不公问题再做探讨，以期得出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之道。

交易不公导致分配不公

在有市场的经济中，群体间因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产生收入差距。对于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群体间收入扩大，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是政府进行收入调节，如提供社会性的福利保障，但这种调节只能限制在再分配领域进行，是对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调节，否则将破坏市场运行的基石，即超出再分配领域的收入调节或干预，将阻碍各群体自主性的决策选择。但是，中国近年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深层次原因却并非源之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而是因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尚行至中途所致。因此，企图在分配领域甚至于在初次分配中进行收入调节，并实现公平分配不仅是政策的泛用，也是一种误用，调节失效所以不可避免。

要理解中国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先有必要理解市场经济中的对称性交易问题。所谓群体间的对称性交易，指的是群体间相互进行交易时，当用以交易的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大致相当时，其交易所得也就大致相当。反之，当各群体相互交易时，其用以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不对称时，垄断较稀缺资源的群体，所获取的收益必然更高，于是就形成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见，非对称性交易，即使严格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也会产生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持续扩大。

对称性交易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规则之一，它维持群体间的以交易为方式的博弈反复进行。如果交易总是非对称性进行，其逻辑结果就将是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进行财产上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些群体成了社会资源的垄断者，而另一些群体不得不成为无产者。当非对称性交易演变到危及一些群体的生存时，群体间的博弈，将从交易关系演变为相互掠夺的关系，于是，市场机制不复有效，社会失去稳定，革命也将到来。

能够维持交易对称性的制约性因素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运行历史较久远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群体间的反复博弈，能够制约和平衡各群体利益的财产权利制度安排已经经过筛选而留存。因此，各群体用以相互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已经趋于大致相当，从而群体间的博弈，更接近于对称性交易。而且，当各群体拥有并用以交易的资源出现稀缺程度较大偏差时，将有一些社会性的制度安排加以矫正，例如，工会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在劳动力这种资源在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稀缺程度较低时，增加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也即提高其稀缺程度；再如，各种反垄断并促进竞争的制度，各种限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制度，都有着调节群体所拥有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使交易接近对称性交易的功效。这些从财产权力到其它的社会制度安排，因有助于矫正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的稀缺程度差异，因而也就可以避免社会各群体间收入差距过于扩大。

但是，对于中国及类似的改革中国家，市场经济是缺乏基础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往往由政府或少数群体自上而下地进行。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首先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步骤便是进行财产权力的重新界定，不然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交易关系无法形成。由于缺乏各利益群体的反复博弈，也由于为了推行改革不得不向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让利，还由于推行改革的少数群体的自利行为，在这些国家的改革中，产权的重新界定往往不是让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在各群体之间共享，而是让既得利益群体独享。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因产权重新界定而形成群体相互之间非对称交易，并进而导致群体间社会收入差异的典例，当数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出现过的MBO方式。所谓MBO，它在名义上是管理层收购，让管理者利用负债融资，或是通过股权交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权交易的经济手段，用少量的资金收购公司成为公司所有者。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可以接受的一种改革方式，MBO中，企业资产的拥有权，实际上是在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进行了分享，政府得到了企业财产的转让资金，原有的管理者群体得到了企业资产，而职工群体却被排斥在外，未能参与分享。当MBO实行之后，原来的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就将成为进行非对称性交易的两大群体，即企业管理者群体以其较稀缺的企业财产与只拥有当今中国稀缺度很差的劳动力进行交易。这种非对称性交易的结果，就是在管理者群体可能得到更高收入的同时，职工群体将面临因劳动力供给充分，缺乏讨价还价能力，不得不接受较低水平的工资，或者下岗，沦为社会的相对低收入群体。

MBO只是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因产权重新界定而导致群体间非对称性交易的典例。其它同样导致较稀缺资源拥有权不能由社会各群体共享的产权制度安排尚有许多，它们或者是改革的不彻底所致，如农村土地制度；或者尚未被改革触动，如一些行业的垄断经营；或者就被排除在改革之外，如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旗号下，对制度和其它要素资源所进行的垄断。

“公平”分配取决于产权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继续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避免非对称性交易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仍是当务之急，而重中之重，便是改革农地产权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农村居民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难题。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30年来，中国在分配领域中已经采取了很多举措：例如，取消农业的种种税赋、调整涉农商品的价格、开展新农村建设。但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之所以局限于分配领域难以根本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实际上植根于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中。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就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制的实质，是对农地所进行的一种产权界定。在从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中，与农地利益相关的主要有三个利益群体，即作为农地终极所有权代表的各级政府，作为集体所有制执行人的村乡管理者，以及作为使用人的在农地上耕作的农民。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变迁为了土地承包制。在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中，农户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各级政府仍然是农地的终极拥有者，农地的实际拥有权界定给了集体。在现实中，由于集体实际上是由村乡行政管理者来实施其职能的，因此，在土地承包制下，各级政府和村乡管理者实际上就享有了农地这种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并获得了处置权，而农民未能参与共享。由此而产生的制度运行规则有二。其一，农民群体无权参与农地的处置；其二，农民群体可以与其它社会群体进行交易的资源实际上只能是劳动力。这就必然导致农民群体收入增长的水平持续落后于其它群体，并进而导致农民群体无法通过交易提高群体的收入，实现群体的整体富裕。

其一，收入水平较低致使无法减少农民。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民，这就要求实现农民有能力向城镇迁居，让自己转化为市民。但是，在土地承包制下，农民仅是以简单劳动力与社会其它群体进行交易，所以农民群体不论是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其较低下的收入，都无法获取进入城镇的迁居费用，因此，减少农民成了中国社会中最可望而不可及的难题。其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无法提高。由于农民群体无权进行农地的处置，因此农地经由交易而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被隔断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极不经济的小规模农地经营仍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小地块经营，一方面使农民无法从农业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在机会成本比较下，农民视小块农地经营为负担，极其缺乏经营农地积极性。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即国情上的农地资源极其紧缺与农地的随意抛荒闲置并存。其三，失地加剧了收入增长困难。由于农地的处置权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和乡镇行政者所拥有，因此，在土地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名目圈占农地就成了这两个群体的符合制度规则的行为。其后果是更加重了农民群体的生存负担，以至出现了大量的“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三无流民。

至此，已经可以明白解决中国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或者说实现公平分配的途径何在，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能否形成群体间的对称性交易，而唯一可行之途是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尽可能地让社会各群体共享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

(作者: 赵晓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