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吉安:《陶行知名篇精选》带来的智慧

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教研室　闫学

     屈指算来，陶行知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六十年了。作为一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教师，我在懵懂中历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一个把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然后通过历史来观照现实，进而希望改造现实，就成为一种必然。那么在中国，不阅读陶行知的著作，就无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了解和研究教育历史的机会。这些年，虽然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陶公的文字，但在很多时候是抱着一种研究历史的态度来阅读的。从陶公的文章中，我们循到了中国教育百年历史发展的脉络，感受到了教育界同仁百折不回的探索的勇气，也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连接从来都是教育研究的主题。那么，当岁月的长河过滤了流沙，我们再次细读陶公的文章，却蓦然发现，那些已经逝去的并非都是历史，陶公从来都未曾远离过我们。

办有精神的活的学校

     陶公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生活应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单就学校内部而言，他认为，“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在陶公的眼中，时时处处皆教育，事事人人皆教育。只要我们首先承认自己是在生活，那么我们就无一例外、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教育中。我想，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生活即教育”时，我们办学就不会因为经费不足而推诿，就一定会想出很多办法来解决暂时的困难。陶公的这种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曾经听不少校长慨叹办学经费不足，“钱”成了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有的校长千方百计筹措了资金，逐渐改善了办学条件。但办学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的学校硬件设施齐全，校舍壮观华丽，似乎很难挑出什么瑕疵，但一眼就看出学校处处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一个“钱”字，却很少看到“人”。比如，光洁的墙面上装饰着精美的图案，楼梯拐弯的地方悬挂着漂亮的灯饰，美则美矣，但我们却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学校里，“人”究竟在哪儿？“人的精神”在哪儿？或者换言之，这样的学校，“教育”究竟在哪儿？

     陶公认为“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他认为“没有钱是一事，没有精神又是一事”，“高尚的生活精神不用钱买，不靠钱振作，也不能以没有钱推诿。……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无穷的。……有钱而无精神和无钱而有精神的学校，我都见识过。” 也许每一个校长都应该反思：我的学校是“有钱而无精神”，还是“无钱而有精神”？

     几年前，我曾经有幸见识过一所乡村学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正如陶公所说，无钱却有精神——

     学校座落在一个小村里。校舍是连续五六排平房，房顶上的红瓦色彩斑驳，告诉人们这些房子已经有些年代了；墙面一律白灰粉刷，粗糙却洁净。每一块墙壁都不寂寞：有的墙面布满了一幅幅古诗文配画，其稚拙的笔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孩子们之手；也有的墙面贴满了孩子们的剪纸作品，各种花朵、动物、人物的图案，有的作品设计精美，想象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穿过爬满紫藤的长廊，就来到这所小学校的后园。后园的中间是一条小路，红砖铺地，湿润润的；两旁的绿色植物生机勃勃。后园大约两亩见方，被一条红砖小路一分为二。小路的两侧，分别是“桃园”和“杏园”。桃园中最多的是桃树，正值夏季，桃树的细长的叶子在微雨中欢笑着，一个个毛茸茸的绿色小桃挂满枝头，煞是可爱。杏园中则大多是杏树，枝叶也长得十分茂盛。在桃树和杏树的空隙与下方，种植着各种花草，间或有莴笋和菜花等蔬菜。最惹眼的是挨墙的一排向日葵，花盘还不大，但那种灿烂的金黄色充满了希望和向上的力量。

     我们不由得询问校长，这样一片美丽的后园平时由谁来管理。校长自豪地告诉我们，这片后园的管理完全依靠学校的学生，每班分别承担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被称为“生态区”），定时有人来清除杂草，给花草树木施肥。放暑假了，每班都安排了值日生，每天都有一个孩子前来收拾各班的生态区。我们这才注意到，在这些花草中间，有一块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分别标着各个班级的名称。

我们在这片美丽的后园里流连忘返。校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他说学校资金紧张，老师和孩子们动了很多脑筋，一起动手，只花费了极少的资金，便将校园按他们的设想打扮起来了。

     我们频频点头，赞叹不已。虽然现在正值暑假，校园里少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但并不寂寞。孩子们暂时不在了，但这些花草照样开得姹紫嫣红，好像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在诉说什么呢？也许是一所农村小学的文化，一个农村小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一群农村孩子充满活力的向上的姿态……

      我想，这就是陶公所说的有精神的活的学校了吧。若有这样的学校，我们是情愿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来就读的。当真如此，也就达到了陶公要求的好学校的标准了——

    “我对于学校悬格并不要高，只希望大家把学校办到一个地步——情愿送亲子弟入校求学，就算好了。”

做能熏染学生好学的教师

　　在给正之先生的信中，陶公曾经谈到了学生学习的几种情况：“……大凡生而好学为上，熏染而学次之，督促而学又次之，最下者虽督促不学。生而好学与督促不学的人究属少数，大多数得到相当熏染、督促就肯学了。”他认为，“现今青年人所以不肯努力求学的缘故，实由于学校里缺少学问上熏染和督促的力量。”那么，能够在学校里承担起熏染和督促的人，“就地位论，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

     陶公的一席话表明了教师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教师不好学，就难以教出好学的学生，陶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教师自身的学习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道理似乎非常简单，但至今却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新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种教育教学实验、教育科研课题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新的观点、新的理念层出不穷。但细细思索，却发现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教师的学习和成长。诚然，我们也在开展教师培训，但当前的很多培训活动、培训课程、培训形式都不能适应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时候这类培训只是徒有虚名，培训效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有些教师公开宣称，只是为了挣取继续教育学分而不得已为之。即使是校本培训，培训的目的已经往往不是教师的成长，教师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现在，如何遵循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的基本规律制定培训计划，改革培训内容，创造符合教师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让教师喜闻乐见的培训形式，是值得各级教师培训机构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教师提高这个角度看，陶公的忧虑至今都并非多余。

      如果说教师培训是“要我学”，那么陶公更注重“我要学”。陶公所处的时代，尚未明确提出教师培训这个概念，但他却坚定地认为，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陶公主张“生活即教育”，他认为“生活之发荣滋长须有吸收滋养料的容量”，因此得出这样的推论：“学校教职员必须虚心，学而不厌。不但教师要学而不厌，就是职员也要学而不厌，因为既以生活为学校的中心，那么各种事务都要含有教育的意义。从校长起一直到厨司、校工，各有各的职务，即各有各的学问要增进。”在陶公的心目中，学校的每一个教职员工都有学问要增进，上至校长，下至厨司和校工，没有人可以拥有学习的豁免权。应该说，陶公的这一观点至今依然新鲜，让人深思。遗憾的是，在当下，不仅不学习的厨司和校工毫不稀奇，不学习的校长和教师也大有人在。有些校长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忙于方方面面的交往应酬，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俗气，骄气，怨气，唯独没有书卷气；有些教师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下焦头烂额，有的仅仅把教师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学习的愿望。

      陶公指出，“好学是传染的，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我们说， 一个好学的校长可以熏染一群教师好学，一个好学的教师，可以熏染一群学生好学；反之，一个不好学的校长，带着一帮不好学的教师，又何以熏染出好学的学生呢？

      陶公主张“教学做合一”，其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里说的便是教师的教应该和教师的学联络。陶公认为，教师不断学习，“这不但使教诲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事体。”由此我想到了当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汇：职业倦怠。据说有相当多的教师开始出现职业倦怠。其实，陶公于1919年2月发表的《教学合一》一文中，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

     说到底，还是要教学相长，才能感受到“教育英才的快乐”，才能避免“无限枯寂的生活”，才能有效地克服我们的“职业倦怠”。

      “一个学校要想有美满的生活，必须和知识的泉源通根水管，使得新知识可以源源而来。”教师要能够接通这根水管，使自己永远处在不断地丰富、更新和知识的熏染中，从而使我们有能力、有资本、有方法、有条件、有兴趣去丰富、更新和“熏染”学生。

     做教师，当做一个能熏染学生好学的教师！

我们需要怎样的儿童用书

     1931年4月，陶公发表了《儿童用书选择标准》一文，对如何选择儿童用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本书之好坏，可以拿下列三种标准判断它：（一）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8月，陶公又发表了《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针对当时教科书编撰的实际情况，再一次提出了以上三种标准，认为教科书的编写优劣也可以依照这三种标准来判断。

     有意思的是，陶公在这两篇文章中，都举到了同样的两个例子：鲁宾孙泥土变水缸的例子和《红楼梦》中破荷叶变乐器的例子，旨在说明什么书是能够产生新价值的书，读来令人豁然开朗，深受启发。

     由陶公关于儿童用书的建议，我想到了当下的儿童阅读。近两年，儿童阅读运动方兴未艾，一大批教育界、文学界有识之士加入了儿童阅读的实践、推广和宣传工作，成绩斐然，令人鼓舞。但也应该看到，关于儿童阅读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很多领域尚待研究和拓展。比如，推广儿童阅读，哪些书是值得孩子们阅读的？选择这些书目的标准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清楚，开展儿童阅读就没有方向，没有指导，很容易误入歧途。仔细思索陶公提出的选择儿童用书的三种标准，发现对当今的儿童阅读来说，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陶公提出的三种标准作为选择儿童用书的主要价值参考。　　　

      我以为，儿童阅读无非是两个范围：一是教科书内的阅读，二是教科书外的阅读。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可能会不一样，但大体都出不了这个范畴。教科书内容的编写可以依照“三种标准”，教科书以外书目的选择也同样可以依照“三种标准”。陶公曾经把光绪年间出版的教科书和19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作比较，对当时通行的小学常识和初中自然教科书拿来审查了一番，“立刻发现它们只是科学的识字书，只是科学的论文书”，因此陶公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这些书使您觉得读到胡子白也不能叫您得着丝毫驾驭自然的力量。……它们不教您试验，不教您创造。它们只能把您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

     对这样的教科书，陶公简直是深恶痛绝：“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也养不成！”

     读罢陶公这样的愤激之语，也许我们应该反思：

     我们的教科书有力量吗？

     孩子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教科书，能给孩子提供动作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产生新价值的力量吗？

    至于教科书以外的儿童阅读，我们可以施展的天地就太宽了。但惟其太宽，则更须慎重。我曾经读过一本适合低年级儿童阅读的绘本——菲比．吉尔曼（加）的《爷爷一定有办法》，不禁为书中所表现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深深地折服——

     约瑟很小的时候，爷爷给他织了一条毯子。后来毯子破旧了，妈妈想把它扔掉。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果然，爷爷说，这些材料还够做一件外套，于是就把毯子改成了一件外套给约瑟穿上。后来外套也破旧了，妈妈又想把外套扔掉，可约瑟又说，爷爷一定有办法！果然，爷爷说，这些材料还够做一件背心，于是又把外套改成了背心。就这样，背心变成了领带，领带变成了手绢，手绢变成了纽扣，直到后来，纽扣在约瑟玩耍时不慎丢失。

     妈妈说，约瑟，即使是爷爷也不能无中生有啊！

     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

     可爷爷也摇摇头：约瑟，你妈妈说得对啊！

     第二天，约瑟来到了学校，在练习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些材料还够——写一个奇妙的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结尾。我曾经向很多朋友推荐过这本书，也给小朋友读过这本书。我无一例外地发现，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这本书都在大家的心里激起了一种力量，一种自由地想象和创造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都可以创造。即使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是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自由地想象和创造。

     我想，这样一本书，应该就是具备陶公提出的“三种标准”的书了。只是，这样的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我们需要怎样的儿童教育

     陶公曾经大声呼吁：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他认为，“儿童是应该快乐的，而现在中国的儿童是非常痛苦。固然有许多人才是从痛苦中长大起来，但是成人的责任是应该把社会改造得好一点，使未成熟的儿童少吃点苦，多享点福。我们应该负起责任来……应该引导儿童把地狱敲碎，让他们自己创造出乐园来。”

     在此思想指导下，陶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注意事项和十点具体建议。这些事项与建议的提出，固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但有些条目依然不容忽视。比如，承认儿童的人权，了解儿童的需要，提倡儿童娱乐等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主题。

     那么，我们今天读陶公的文章，就不能不思考：

    今天，我们给孩子的是不是创造的儿童教育？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敲碎了儿童的地狱，创造了儿童的乐园？

    也许，我们对照一下陶公提出的观点，可以对当下的儿童教育进行一番审视。陶公指出，实施创造的儿童教育，解放儿童的创造力，须实现“五个解放”：即解放小孩子的头脑，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在谈到解放儿童的头脑时，陶公指出，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等层层裹头布包缠了起来，认为“这种种要不得的包头布，要把他一块一块撕下来，如同中国女子勇敢地撕下了裹脚布一样。”他不无幽默地说，中国妇女被裹脚布裹成了三寸金莲，裹头布则把人们裹成了三寸金头。

     读到这里，在莞尔之余，我不禁在想，当下的儿童头脑，当真已经撕下了那层层的裹头布了吗？

     曾经看过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写的童话——《小草的哭诉》，写的是一棵生长在野外的小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请一个孩子把它带到了主人家的阳台，见到了很多没有看见过的风景。后来它不小心从六楼上摔了下来，快要死的时候，它后悔极了，哭着说：“如果在野外快快乐乐生活该多好啊！就因为我不知足，非要去看那些没有见过的东西，才到了这步田地，可惜已经晚了！”在结尾，小作者又补充了一句：“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呢？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学小草的。”看了这个故事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已经懂得了做人要知足！五彩斑斓的梦境，大胆的无所不至的想象，才是他们应有的精神状态啊！这样一个本来是充满朝气和幻想的年龄，却已经学会了说教。自古以来，我们就告诉孩子“知足常乐”，所以在孩子的心里，一棵小草就本该生长在野外，即使有幸离开了这个熟悉的环境，也必然会遭遇可怕的后果——莫名其妙地掉到楼下摔死。这篇作文难道不是“知足常乐”的教育在孩子身上的反映吗？这块名为“知足常乐”的裹头布又何曾从孩子的头上被撕下呢？

      遗憾的是，正如陶公的担忧，类似的裹头布很多，而且一直裹到现在，从古到今，从小到大，同样地裹着不同的孩子，也裹着他们不同的生活阶段。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一所著名高校，一位外籍教师请学生做英语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所有的学生都很轻松地完成了作业，原因是这个作文题目从小学就开始写了，内容是如此熟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外籍老师的阅卷结果却是出人意料。那天，老师拿着所有学生的作文走进教室，用轻蔑的目光看了看在座的所有学生（这种轻蔑的目光足以令好多学生永远不能忘怀），然后她强忍着失望的语气说：“王！你的母亲，李！还有你！你的母亲！you！你们大家的母亲，难道都是一样？难道你们的母亲从来没有不负责任？难道你们的母亲从来没有自私过，没有懒惰过？……”一些学生垂下了头。看了这个事例，我也不禁感到汗颜：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见过一些毫无责任感的家长，但是难道可以在作文中写自己的母亲（或父亲）不负责任吗？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文章中讲真话、实话，我们已经习惯了言不由衷地歌唱和赞美，习惯了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云亦云。当然，这种心态不仅仅是表现在写母亲这一件事情上。那么，“惟长者是尊”这一类的裹头布又何曾从孩子们的头上被撕下呢？

     在谈到解放儿童的嘴巴时，陶公主张，“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小孩子得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我们把儿童的嘴巴封得太久了。很多孩子的嘴巴直到现在还被封着，以致于他们不会提问，或者根本就丧失了提问的意识。

     不由得想到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还记得与孩子们在课堂上读这本书的时候，孩子们眼睛里满含着的笑——

“爸，什么叫做贼？”

“贼？”爸爸奇怪地望着我。“偷人东西的就叫贼。” 　　

“贼是什么样子？”

“人的样子呀！一个鼻子俩眼睛。”

“妈，贼偷了东西，他放在哪里去呢？”

“把那些东西卖给专收贼赃的人。”

“收贼赃的人什么样儿？”

“人都是一个样儿，谁脑门子上也没刻着哪个是贼，哪个又不是。”

“所以我不明白！”

       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陶公若地下有知，当他听到孩子们“什么叫做贼”这一类的问题，当他读了《小草的哭诉》或者《我的母亲》这样的作文，他又会发出一番怎样的宏论呢？

      在大力提倡儿童创造教育的今天，再读陶公的“五个解放”，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该解放的首先是教育工作者自己——我们的头脑、双手、嘴巴、空间和时间，已经被捆绑、束缚得太久了。当教育工作者自身得到了解放，我们的儿童才能得到解放。

     陶公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无疑是陶公一生人格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再读陶公的文字，依然可以感受到那颗跳动的滚烫的心。我们分明看到，那双充满热忱与睿智的眼睛早已穿透了历史，注视着我们，关怀着当下。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公与我们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