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工作室在哪:还敢爱吗？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博客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似的。

　　与此同时，爱情也在加速度不断地失落。2011年，奥运情侣陈一冰和何雯娜分手了，足坛明星夫妻谢晖和佟晨洁也离婚了。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每天，平均有5000多对昔日的爱人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雾霭。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但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的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再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种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此时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所为，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文/孙琳琳)

　　李银河：离婚率高是因为人们更重视感情了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生于1952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没错的。至今，人们依旧觉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中国古代崔莺莺式的或者红拂夜奔式的爱情很浪漫，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说“不相信爱情了”，一边羡慕纯爱，一边不敢去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得太快。

　　仅仅十多年，中国就从普遍贫穷过渡到贫富分化，人们突然意识到婚姻成了一种新型的致富手段，经济因素在爱情和婚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女性而言就有了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的选择，在过去这是不必思考的，因为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结果就是，大家嫁的男人也都差不多，结婚的双方年龄和收入差距都很小。而今天，你会发现各种奇妙的组合都出现了，“小三”和“剩女”同时在猛烈增长。

　　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贞操观的逐步改变。

　　在1997年刑法删除“流氓罪”之前，与合法婚姻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被视为是犯罪。而现在，60%以上的年轻人有过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当然，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相比，中国人看待性与婚姻的关系仍然相对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判断是：想与异性亲密就只能结婚，组建家庭。而这一观念的影响力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消失的。因此，2008年浙江大学还开展了守贞教育，很多医院开设有“处女膜修复”手术，这种手术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从生理需求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多数还是会选择婚姻，而非单身却拥有性伙伴。

　　中国的离婚率连续7年增长，越是发达地区离婚率越高。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日益重视感情的缘故。越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爱而结婚的，越容易离婚。毕竟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因素是回避不了的，而激情显然持续不了太久。当然，另一种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婚前太不浪漫，婚后太浪漫。很多人第一次谈恋爱，谈完就结婚了，婚后才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在乎的是什么，诱惑也就来了。

　　因为离婚率高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完全没必要；离婚率高反向也证明了离婚的成本正在降低。年轻人就应该趁年轻多谈恋爱，大胆去爱，但是对婚姻还是要慎重，“闪婚”、“裸婚”不见得适合多数人。

　　(采访/文莉莎)

　　黄菡：不管敢不敢爱，就得爱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非诚勿扰》节目嘉宾，著有《走进震撼的精神世界》等，生于1966年

　　就像食品安全问题，整天听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到头来我们还得吃。我认为，情感也一样，不管敢不敢，我们就得爱。

　　爱是什么？一说就错。如果非要下个定义，可能就是人们对自己跟他人——现在已经不能说跟异性了——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表达。

　　既然是特定的表达，就免不了一些程式化的元素，它总会涉及到是牺牲奉献还是占有索取，是排他专一还是包容多元，是真诚还是背叛，但是当体会这种关系时，人们的态度确实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方说，你是更强调责任感，还是更强调个人满足；在表达这种关系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对社会特定的价值规范顺从，还是反叛。

　　过去，人们说“受到大家祝福和认可的感情更容易幸福”，现在我们会觉得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感受，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反而更有满足感。

　　过去，离婚的代价，尤其是社会舆论成本很大，有些人远离婚姻就是为了保证自由。现在，婚姻的神圣感正在消退，人们都明白“白头偕老”、“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过年说的吉祥话，并不是一种束缚，所以，人们变得更敢于要爱情，要婚姻，因为一旦得不到预想的情感诉求，完全可以离婚。

　　当下的人们对于性、爱情和婚姻，已经能够分得很开了。正如，当配偶出轨时，有人会追问是“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有结婚抑或不结婚两种，已经发展出了n种情感。虽然不能说这n种情感都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既然存在，肯定还是有一定原因和意义的。

　　至于“动什么别动感情”、“谁认真谁就输了”、“再不相信爱情了”这些说法，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迸发出真正的爱情，爱情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与其说人们对待爱情更小心翼翼了，不如说真正的爱情更稀缺了，尤其是经典的爱情，让你犹豫的、被抑制住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到底谁更爱你，而是谁的学历高点，谁的薪水高点。总有人说在感情或者婚姻中得不到安全感，因而不敢全情投入，以致分手、离婚，其实缺乏安全感是因为对对方或者对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赋予了对方太高的要求，一心想用婚姻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事实上，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婚姻能够且只能够解决单身生活的部分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单身生活本没有的新问题。

　　刚加入《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对这个节目和电视节目的制作都不了解，一度认为上节目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快餐式”的择偶标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实的想法，大家喜欢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而这个模子就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成功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生活中还是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太一样，该爱还是得爱。

　　(采访/文莉莎)

　　十三，像什么一样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标准选择。这是道真正无解、真正多选的选择题。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你已在按照某种方式而活，作出选择之后，你只不过比以往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面试考官。孰好孰坏的标准不抓在任何人手里，如果真有，它也只能是你自己。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现成答案。它时刻根据你的年龄、心情、状态、知识与智力状况而定。没有一以贯之，没有一错到底，更没有一劳永逸。

　　于坚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你还可以像猪、像猫、像切·格瓦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每个人“各就各位”，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

　　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人生观的博弈，是价值观的取舍。

　　千万要警惕那种妄想给出终极答案的人！没人有权利规定你应该怎么活。人群可能屈从于某种权威，受商业力量裹挟，受某种舆论控制，只呈现出单一面貌，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只有单一可能性的社会是停滞的，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是无趣的。

　　拥有选择的权利，即是一种幸福；拥有众多选项，更是一种奢侈。

　　2001年《新周刊》提出“像什么一样生活”，而事实上，这是个《新周刊》追问了15年的宏大命题。《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观可以概括为提示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面目而活。那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土地、回到历史、回到内心。

　　但现实困境却是：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生活方式又回不去。只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状。

　　(文/朱坤)

　　于丹：时代呈现多元化，我选择外化内不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生于1965年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化，这是一个对多元化充分尊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望，但很多人不够勇敢。第一是没有这么勇敢的信念，第二是没有这么勇敢的执行力。

　　当代人选择生活的流浪与飘移，都相关于寻找与安顿。寻找的过程中是一个人把不确定性兑现为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人逐渐在土地的丈量下走向远方，在心灵的丈量下走向自我的过程。它是对外和对内双向的、同步的寻找，而最终的契合就是完成了一种方式的安顿。这种安顿不见得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独属于自己意愿的一种行为标志上。

　　我们寻找的不是物理上的地标，而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空间可以被穿越，我们的生命也在穿越着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引用唐诗、宋词中的句子，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首诗歌，其实这都是在穿越中编织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坐标，就是某个人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像什么一样去生活，去居住呢？其实人最终是在一个勇敢而坦率的意愿上，确认了自己的信念，并且以一种勇敢而坚定的力量把它兑现完成，这就是关于自我生命建立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生活观，可以用庄子的五个字来概括，叫做外化内不化。所谓外化就是尽可能地融合于这个社会，所谓内不化，就是在内心保持一个尽可能相对完整的自我，也就是说在外化的意义上我必定要在地图之内，在地图之上，去建立一个我所居住的地方；而我的居住在这种融合的程度上讲，可能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世俗，因为我是和我的妈妈、老公、女儿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和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加传统。但是所谓内不化这三个字，我觉得我的内心始终在驿站中一站一站地寻找着，对我来讲，就如苏东坡那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故里，也可以一个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生在北京的人。生在北京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方言，我们从小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个地方没有民歌，我们从小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饮家乡的酒，因为这个地方的红酒喝的是拉菲，白酒喝的是二锅头……所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地方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在物理上没有故乡的人，但正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多，我内心的认同感强，所以在整个世界上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安顿。

　　安顿有时候是一个瞬间，安顿不一定长期地终老于此，不一定把你的躯体安顿在某一个屋顶之下，有的时候，安顿的感觉也是一见钟情，就是你对某一个地方，电光石火，热泪盈眶，那一瞬间，你已经完成了安顿，哪怕这个地方你此生永不再来。

　　我的外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离不开母亲和孩子的女人，但是我的内心，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红尘犹有未归人”，正如我接受你们颁发的骑士勋章时所说的：他们把一次一次的流浪，当做归宿，把一次一次的离别，当做爱情，永远在路上。                       (采访/王丹)

　　张颐武：人没有对生活方式满意的时刻

　　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生于上世纪50年代

　　现代人“像什么一样生活”取决于主流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的选择。我们这一代都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生活已经被固定。《新周刊》曾经提出的“飘一代”的年轻人主要是70后，他们出生在市场经济前，都是吃过苦的，所以敢“飘”。到了80后、90后，“飘”就意义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的是现世安稳。从“飘”到现世安稳，追求踏实感、安全感，追求平常的小日子。80后一方面渴望有奇遇、奇迹、浪漫，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和社会有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如买房，几乎都期望家里解决。当然他们的知识视野是远远开阔了，是都有希望的。

　　现世安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这是社会变化造成的。《时代》杂志说李宇春是“正面的反叛”，这个对80后、90后状态的描述是十分贴切的，是顺境中的叛逆，他有不满，但他也不敢真叛逆。叛逆了第二天吃什么呢？他们也就止于在网上发帖。还珠格格是很典型的代表，她对父皇又依赖又害怕，一出去两天就要回去。其实网上的不满越多会说明现实的社会相对平静。网上的不满意是在网上的虚拟社会里面的，这说明年轻人内心有很多期望。80后里，韩寒虽然嘲笑郭敬明，但他们两个都是从郊县出来的，都吃过一定的苦。目前90后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在我的环境里说话，那时在北大刚当教师，人家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到给分配的房子里去。我一打开门，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不同系的老师。那个比现在的出租房都要恶劣，我打开房门，说飘不飘都没有意义。现在城市里，年轻人愿不愿意这样？这个不需要我去多说。

　　人总是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理想，一个想象，而这个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一旦实现，理想就不是幻想中的样子，人会有更大的不满。人是不会对生活状况绝对满意的，这就是人性。

　　我最主要的感受是，15年来，一方面中国人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强的期望，另一方面好像冲劲和个体承担的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开拓能力有所减弱，通过梦想来改变命运的强有力的精神有一点衰退。当然这并不严重，他们也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他们有国际经验，视野开放，关注人类的共同问题譬如环保、低碳、动物权利……在这些上面他们的视野比过去几代人都要开阔，有超越的眼光，这是很好的一面。但中国到了新的平台，原来只有自己靠自己才能打出一片天，现在对自己要求不高，对社会要求反而提高了——对社会要求高是好事，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要求放低呢？这个值得考虑。(采访/陈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