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人品:看看乾隆是怎么对付上访者的

乖戾的“祖父”
张宏杰
一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四十七岁的乾隆心情不错。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云笼罩的远树平林，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大驾突然停了下来，前面传来了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浓重的豫西话因为紧张更加难以听懂。费了老大劲，皇帝才听明白，原来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分别叫张钦和艾鹤年。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大着胆子来告御状。
乾隆的眉头锁了起来。怎么又是夏邑?
二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爱民的皇帝之一。
乾隆的天性中，有继承自母亲的善良。小时候宫中小动物死亡，他经常会泪流不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虚誉。雍正甚至因此担心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
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颇多了解。学生时代，他写过许多首以“爱民”为主题的诗歌。严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阁的炉火边。听着窗外北风呼啸，蓦然想起城外茅屋里的穷人会怎么熬过这个寒夜：
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欷嘘愁未了。
随父亲外出谒陵打猎时，他看到农民正在地里秋收，挥汗如雨，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
这些诗歌中的拳拳之意。较以写悯农诗著名的李绅等并不多让。虽然在学生期间形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后来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被大幅修正；但悯农重农思想，却始终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年逾古稀的皇帝还亲笔临摹了南宋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发给各地官员，让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为对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有一次，听到湖北大水的汇报之后，皇帝写以这样一首诗：
嗟嗟灾余我赤子，元气未复将何如，仓粟库帑尔莫惜，沟壑待救难蹉跎。眷焉顾之潸焉涕，我政有失乖天和。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掘野菜时掘得一种“黑米”，数量甚大。搀在其他粮食中，可以用来充饥。乾隆得知后，命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自己亲口尝试后，不禁潸然泪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这些“黑米”分别寄给几位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他当政几十年间，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 “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乾隆元年即位不久他就因隐匿灾情不报，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
乾隆二十六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德州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攀登城楼，在城墙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粮，百姓饥困，哭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之后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有可能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也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我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的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一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
三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绾。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并不很相信。因为第一，图勒炳阿因为精明而听话，一直颇为乾隆赏识。第二，按照朝廷纲纪，退休在家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过高官而干预地方公务。彭家屏的行为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厌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员拉帮结伙搞朋党，而彭家屏却很喜欢搞这一套，在雍正年间，他有过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攻击李卫政敌鄂尔泰的不光彩历史，所以乾隆对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后来说：“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机夸大其辞，进行倾陷。作为一个皇帝。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处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勘灾情，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事件。
四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的却都是强劲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伸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的出现，让他确信彭家屏的话有所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但古往今来。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他一纸批文。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四月九日。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一问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
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冷峻。
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利用这次旱灾，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如果真的这样，那这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
乾隆性格向来十分自信，而与官僚系统周旋日久，他对官员们的心理也了如指掌，因此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防止各地再出现此类事件。大清天下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因为皇帝预感到。大清王朝已经危机四伏。
五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爱民”、“养民”的一大成绩。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对农业最重视，也最有办法和成绩的帝王。他在减免农业税、全力救灾、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工程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当卓有成效的措施。他减免了大量农业税，使农民负担大为降低；他不惜救灾投入，救活灾民无数。除此之外，他是历史上兴修水利最多的皇帝之一，由于乾隆年间皇帝的重视以及执政能力的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同时，他还是历史上推广作物成效最高的皇帝，他在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农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秦汉为417亿斤，唐代为 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盛世之称所来有自。
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
乾隆晚年，英国马尔戛尼使团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英国人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印象就是贫困。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不仅西方人以西方标准判定了乾隆盛世的贫穷，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也屡屡不经意间记录下一个个困窘的片断。《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 “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为什么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即使这种增加的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中国人也心甘情愿。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亿。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9696亿，五十年里翻了一番。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称为“人口爆炸”、 “人口奇迹”。
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样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
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主不断提高要价，增长地租。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有案例记载，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八石五斗。仅仅过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另一个案例显示，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原本收租三石，两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六石。地租如此直线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不得不起来抗争。
乾隆六年，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还组织周围的佃户，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组织民众，“将业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烧毁”，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抗租的风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纠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罢市，希图挟官报灾，免粮赖租”。
由于抗租事件普遍发生。许多地方，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样的地步，地主必须依靠官府的武力帮助才能维持对佃户的重租剥削。乾隆时巡抚陈大受称：“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地方政府和业主为获取足额赋税和地租，不得不在各城市设收租局，各镇市设押佃公所，严惩欠租抗租，百计追比，私刑拷打，以致“岁以一县计，为赋受刑者无几人，为租受刑者奚斥数千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地主们越是这样严厉镇压，佃户的斗争越是如火如荼。各地多次发生佃户联合起来与官府衙役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让乾隆不能安枕。
除了抗租之外，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乾隆十二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乾隆三十二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
至于福建惠安的抗税斗争已经成为地方官无法应付的政治顽疾。乾隆十八年，据该知县邵应龙称，“粮户疲顽，每年秋成后，县令赴乡亲惩方纳。十月内循例赴乡，玉山铺，山尾村庄，顽抗不理：嗣复亲往催征，讵粮户不服拘比，争持棍石，殴伤差役三名，并向轿内掷石，抗粮拒捕，聚众殴差，强悍已极”。(《清高宗实录》)
六
作为一个统治者，乾隆是慷慨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慷慨的。他是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仅仅过了二十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
在此后漫长的六十多年统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他在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一亿四千万两，粮食一千二百万石。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笔，不可谓不阔大。据《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提供的数字。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二亿零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二百元计算，可合今天币值四百零五亿人民币。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七点五七，占乾隆朝所应收的农业税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四。而我国于二○○五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百分之一点七。
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
“我减免农业税，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租种别人土地，终岁勤劳，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这无疑不合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贫民如此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力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一点点政治表达权。他作为统治者，自上而下为农民采取种种措施皆可，但是作为农民，如果挑战纲常秩序，不服从官府管理，自己起来维护权利则万万不可。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他能克制自己的胃口，恪守永不加赋的原则；他能殚精竭虑，为小民的生活问题操劳不已，遇到处理水旱灾荒，每天工作可达十七八个小时。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三年，御史陆秩奏称：“福建汀州、兴化等府，民风刁悍，宁化县地方有所谓铁尺会，又有十三太保。铁尺会者，咱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治。”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 “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搏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有的地方则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一切政治思维的出发点是保证政权世世代代在爱新觉罗手中。而他所有政治智慧的背景都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句名言，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经济上勉强能够维持温饱，同时在政治上又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之时。农民们是皇权最有力的支持者。在被饥荒和剥削推到死亡边缘，同时又有人敢于振臂一呼，把他们联合起来时。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一个王朝。
所以，乾隆皇帝治国，依靠的是两手。一手是为了江山万代，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手则是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起来，特别是要消灭老百姓中那些胆大妄为、敢于闹事者，使老百姓知道“尊卑之分决不可逾，法度之严决不可犯”。
这两手他抓得都很硬。
因此，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社会觉醒。他的一贯措施是严厉镇压，把一切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对于“刁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他更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江苏崇明老施二抗税事件报闻之后。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务获实犯奏闻。”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老施二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十一年，皇帝普免银粮。福建上杭罗日光等人认为，既然皇帝免除了地主上缴的钱粮，并且劝谕地主也减收佃户之租，那么地主就应该按皇帝的旨意执行。遂要求“将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也就是少交百分之四十的地租。地主坚决反对，要求政府镇压，罗日光组织佃户，痛打了下乡查办此事的典史。
乾隆皇帝闻讯大发雷霆：颁下“命督抚训饬刁风”之谕。其谕说：
“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各该督抚，遵奉此谕，通行出示晓谕之。”
罗日光斗争遭残酷镇压，包括罗在内的多人被处死。
乾隆十三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禀承乾隆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寸步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到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
乾隆年间，凡是发生抗租斗争，他的处理方式总是不管有理没理，“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严行究治，以惩刁风，勿得稍存姑息。”他一再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七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夏邑县多起灾民控告上司，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方式，是无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严刑拷打之下，灾民刘元德交待，他来告御状，路费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对这个审理结果，乾隆并不满意。因为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皇帝直觉彭家屏与此事逃不脱干系，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牵系进来，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达了继续熬审刘元德，同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访的观音保回来了。
观音保这个人是皇帝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他事上忠诚，为人敏捷，办事周密。听到他回来，皇帝连忙召见。
几天不见，观音保模样大变。微服出行时新换上的湖绸长衫已经蒙上一层尘土，脸庞也比出行时消瘦了许多。
他抢步上前，请了个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灾，并非寻常水灾，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灾!”
观音保汇报说，夏邑和附近的永城县遭灾已经两年了，由于连岁未登，积水未涸。今年仍无法下种，百姓对于县令和巡抚极度不满，咒骂之声充满城乡。由于多年重灾。穷民景况不堪入目。县城里乞丐遍地，乡间则饿殍满眼。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他还特意在灾区买了两个孩子。
哦?花了多少钱?皇帝问道。
“四百八十文。”
那时的四百八十文约合现在九十六元钱。大约是两只烤鸭的价格。
“什么?两个孩子加在一起?”
“对。”观音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呈给乾隆，乾隆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卖身契，价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语，良久，一挥手：“你先出去吧。”
观音保悄无声息地退步，转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尴尬。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绾。他原来以为，夏邑所遭，是寻常灾害，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必须严肃处理，才能平民愤而肃官箴。
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一传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迅速传遍全国。本来，大清帝国如今的政治形势就不稳，各地抗税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如果这事再传开。那么无异于火上浇油，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
深思熟虑之后，皇帝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县、永城县两县知县也被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此儆戒其他讳灾官员。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
看来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意思是说，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告御状。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
这一道上谕，体现了皇帝在面对民间政治参与热情性时的进退两难。
八
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的河道内。
那么，在底层的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的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那么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伤刁风之道”。
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乾隆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这不是显然之理吗?
因此，作为孙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动报告，就是孙子不守孝道，不能“子为父隐”。本来祖父要申斥父母，一听孙子公然陈告。也会先压下来不办，不能让孙子长脸。
同时，他还要把孙子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好好处理处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孙子，才能使他记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乱。
九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事件，却极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派衙役抓人，而是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一律搜出让他检查。
他非常清楚，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这些秀才们积习难改，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牢骚怨望之语。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起码也会减罪。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这篇檄文，八十年前广为流传。八十年后，段昌绪仍然保留，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孙默如获至宝，他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报给皇帝。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秘报已经传上来，说虽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抚”的消息仍然像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大清各省，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国街谈巷议的新闻，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准备要进京告状。
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侦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与讳灾这样的小过不可同日而语，“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组织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显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案子中，才算罢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圆明园。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他召来彭家屏。在严审之下。彭家屏交待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数种。
然而，方观承与图勒炳阿抄家的结果却与彭氏交待大相径庭，原来彭家屏之子彭传笏闻听抄家之信后，已经把家中所有这些“禁书”一把火烧了。
但方观承也有成果。他说，经过审讯，刘元德交待，他的御状状子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彭家屏与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另，段昌绪的檄文，是从一个叫司存存的人那里抄来的，司存存又得自于司淑信。
皇帝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知道，一个大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
十
经过会商之后，大臣们认为，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所以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因为段昌绪并没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陈氏，发给功臣之家为奴。司存存、司淑信一见逆书即行抄录，应拟斩立决。
皇帝毕竟仁慈，宣布对段氏“从宽”斩立决，妻子免于入官。司存存、司淑信则秋后处决。
对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书，“从宽赐令自尽”。彭氏之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处决。没收家产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人官。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彭家屏的家产有玉玩器等一百九十余件，绸缎、毡褐衣服等七百余件，字画手卷八十余件，俱解送进京。“至于箱内止存银一千余两，殊难凭信。随唤伊管事家人范祥等逐加研讯。虽据坚供实止此数，但有无隐匿寄顿，仍饬该府县再加确查严审。”
至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愿吧!
皇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退休官员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强出头的愤怒，他相信，这样的处理结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抚巡”事件的不良影响。
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屏死有余辜，皇帝无比正确。“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与伦比，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还祈代为转奏”等语。
直隶总督方观承等则汇报说，这个案子处理之后，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圣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对彭家屏等人无比痛恨，并纷纷表示，以后一定遵纪守法，绝不再越级上访。
方承观还说：“臣等观其情词恳切，老民等皆叩头呜咽，灾系出于衷诚，并无伪饰。”
看到这里，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在强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后，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县等豫西四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税收也一并免除。皇帝还派出能员，深入豫西，调查此地连续多年受灾严重的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时，立刻调图勒炳阿入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夏邑、永城两个县令仍然被革职按问，以为其他官员之戒。
这就是乾隆皇帝处理地方矛盾的一贯方式，那就是，既处理带头闹事者，以做百姓，又全力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以防造反。乾隆十六年、汤溪、江山两地饥民“哄闹米铺”，他就一方面严厉处理带头闹事的饥民，另一方面，迅速从各省截漕粮一百四十六万石，发给这两个县救灾。
他通过这样的手段，明确告诫百姓。一定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顶头上司再贪虐，也一定要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围通过“正确途径”解决问题，万万不可强出头。
十一
关于中国的政治文明，欧洲根据流传到西方的中国经典，曾经有过美好的想像。耶稣会士、莱布尼茨和伏尔泰都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莱布尼茨说，中国人“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
伏尔泰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评价更高，他说：“当人口众多而广袤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家族出现于世时，我们还只是三三五五流浪于阿尔登森林中的野人呢。”他在剧本《中国孤儿》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以来有的是高尚的艺术，有的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净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世代代可以夸耀于世界的立国之宝。”她还说：“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在马尔戛尼使团到中国前，欧洲人对中国一直充满好感。中国政治经典是欧洲政治家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马尔戛尼使团的亲眼所见所闻，却无情地打破了欧洲人的幻想。
使团成员巴罗在目睹多次官员随便鞭打民众和下级的暴行之后，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之下所受到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把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
来自政治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的英国的使臣们一眼就看穿了乾隆朝政治上的漏洞。马尔戛尼说：“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几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对于底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永远就是绝不认错、从不退让一种态度。百姓面对官府，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由两个阶级组成的国家里，两个阶级没有博弈的平台，于是只能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分裂。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里，当矛盾和危机达到极点时，只剩下起义这一种可能。
透过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对立的种种迹象，英国使节敏锐地觉察出中国正处于发生剧烈政治动乱的前夜，马尔戛尼甚至作出预计：“这种叛乱或瓦解即使于我死前出现，亦不足为奇”。但他忧虑发动暴乱的奴隶们将遭到满洲统治者残酷镇压而处境更加恶劣，因而这位英国勋爵断言：“如不引导中国人以渐进方式。而是使之狂热地追求解放，则是愚蠢的，只能使他们陷于周期性的发作中，从而与法国人、黑人一样，都不能享有自由。”
几十年后，白莲教起义宣布了乾隆一味镇压政策的破产，而更晚些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有力地证明了马尔戛尼预言的惊人准确。
责任编辑：洪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