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鸭寮街大少:清代书法作品欣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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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收藏的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在《陈簠斋写东武刘氏款识》一书中，他指出遂启諆鼎铭文中仅有9字是原鼎铭文，其余为后人伪刻，均为确凿之论。著有《簠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一生著述极丰，主要有《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等。
陈介祺 篆书七言联
释文：书味养心存赤气，墨华传古附青云
附录：《陈介祺：万印压楼楼欲垮》
■作者：许宏泉
一
午后的芙蓉街显得很平静。或许因为万印楼存在也显得有些古意，围墙里高耸的几棵老树枝叶茂盛，没有蝉鸣也没有鸟啼，只有小巷偶尔穿过的几声自行车的铃声。我们在“故居”的门前焦急地等待着。
青砖右侧灰瓦的小门楼，从规模上看恐怕只是当初陈家宅院的耳门。门楣上挂着刘海粟先生91岁时所书“万印楼”匾额。右侧，一幢青灰色小楼，披满了爬山虎，大概便是那大名鼎鼎的万印楼吧。
夙有探访万印楼的愿望，前些日又偶尔得到一件陈介祺的金文琴对，所以趁着这次来济南开会的机缘，偕洪郡及欧静夫妇清早起程开车奔往潍坊。
好在有“地主”集文斋的田总陪同，他四处联络，很快便叫来开门的女青年。
二
推开小门是一块很雅致的天井，修篁摇曳，湖石堆云，颇有几分江南园林的雅致。往左，一条十来米的山墙夹巷，走过，便是“故居”的庭院，院不大，一前一后两栋平房，正北主屋，高悬陈介祺所书“十钟山房”匾额，门前抱柱对联，吴大澂所作篆文：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
吴、陈二人皆是道咸时金石学大家，二人志趣相投，可谓金石之交。
堂间四壁，陈列着斋旧物拓片和一些重要青铜器物的复制品。梁椽墙角，尽是尘网垂吊，扑面涌来一股潮湿霉晦之气。匆匆一过，转身来到临街的那幢小楼，门头挂着一块新制的木匾：“万印楼”，不知何人所书。底层是一些关于陈介祺生平学行的图片介绍，楼梯口的墙壁上有一节玻璃橱窗，陈列着斋所书七言楹联，另有扇面双挖（书法、印拓）立轴。这恐怕是故居中仅能瞻仰的斋先生的真迹了。联为云纹花笺，可见簠斋作书的用笺十分讲究，书法篆隶之间是典型陈家样，充满金石意。还记得联语：菊绽黄香霜气绣，山堆秋色露痕斑。与敝室中的簠斋七言小琴对可谓姊妹篇。
顺着小木梯上楼。台式陈列柜中是斋的代表著述，如《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尺牍》、《簠斋印集》、《封泥考略》之类。墙上依然是介绍簠斋收藏著作的放大图片和文字。
三
陈介祺自称“林下田间大夫”，尝自撰一联：“曾种桃花，不知汉魏；犹存松菊，自谓羲皇。”深居简出，沉醉于金石考古之事，与当时古玩界大腕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书翰往来，商讨学问，也是他们相互交流索求古物的途径之一。闻当年陈介祺还派专人深入到齐鲁各地乡下，搜罗了大批出土古陶、砖瓦、铜印，分门别类，一一精拓，分寄于友人，共同考识。
说起陈家收藏，最著名的要算那邢人钟、兮中钟等11件铜钟，陈氏因此颜其室为“十钟山房”；可惜这11件藏品10件已流落日本。此外，毛公鼎和大丰（天亡）鼎也是簠斋藏品之极。《清史稿》说他“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诚然不是虚词。
簠斋在致友人信中称：“今日而好古，惟多收三代吉金文字与三代吉金，是古人文字之真，足与六经并重。”“愈来愈爱三代古文字拓本也。”（《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五致苏亿年书》）所以陈的藏品，青铜器皆汉以前，古泉止于新莽，刻石最晚南北朝。
鲍康说他“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续丛稿》见《观古阁丛刻九种》）。
“天开混沌自文字，人扩灵明亦在兹。”（陈介祺诗）可见陈对三代古文的钟情是极其虔诚而满怀神圣的。这是那一时代藏家的可爱与可贵所在。
古人或有“好古破家”的感喟。当年的吴式芬、王懿荣等人就是因嗜古收藏而落入困窘。陈介祺善于“经营”，除了“离休”后有朝廷俸禄，还置有田地，据说还占有京中银庄股份。所以，他才有实力和魄力一次性将南海何昆玉所藏古印二千七百馀钮拿下。其间“妾赵婕妤”汉代玉印,鸟虫篆书，堪称尤物，一直被人们当作赵飞燕之物，自元代始就令天下人艳想不已。历经龚定庵、潘毅堂珍藏，至何昆玉。仅此一方，陈介祺即以白银三百两购归“万印楼”。
光绪七年五月，方濬益过潍坊得观此印，归后作文考证，以为非赵氏之物。遂有罗福颐撰文进一步确认此为汉时一般女官印。
不过，簠斋于文物的痴情，是极令人向往和敬佩的。虽说收藏是收藏人的贪欲，可这一“贪”字又何尝不是真性情的流露呢！倘若没有强烈的占有欲望，恐怕只能徒有遗憾。陈介祺收集古印自19岁时起，到他归田时已有玺印二千多钮。直至他去世前，已有七千以上，称之“万印”当不虚耳。陈氏藏品尚有很多珍贵的陶文、封泥、秦汉铜器和权量诏版、砖瓦、刻石、铜镜、古泉、碑帖字画等等。倘未流散，足可为北方第一民间博物馆了。
四
关于簠斋书法的面貌，可以说是时代之使然。邓完白、包安吴后，碑学大行其道。陈亦以为：“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法真力足，则神理自高。先求风姿，俗软入骨，未易湔洗矣！”而陈氏所作，取“六朝佳书……篆隶笔法耳，非取貌奇，以怪样欺世”（《习字诀》）。所以，陈的书法格局的形成与其崇尚收藏三代高古器物是很有关系的。“取法乎上，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后有称陈氏书法为“糅合体”，也算一种通俗的说法。陈氏的书法，汲取汉隶与三代金文的意趣，用笔则多取六朝碑版，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如此之“糅合”，却自然而有奇趣，毫无生硬造作之嫌。翁大年论其所临古文“金石文字能窥见古人用笔之所在，乃能摹拟酷肖，不然无当也”（《跋精拓毛公鼎》）。
从三代钟鼎文字中窥见古人书法用笔之消息，可谓陈介祺的书法“秘诀”。他尝以长锋羊毫，大笔作小字，墨韵饱满，清气满溢，在古拙与奇谲间游弋，不能不说这是簠斋书法耐人寻味的魅力所在。
五
楼板吱呀呀地作响，尘屑满地，不时会有细细的蚁屑沙沙坠落。“不会是有白蚁了吧？”我问那女青年，她似乎很无奈的样子，说：“就是生蛀虫了，非常严重，三幢房子都有。快撑不住了。”接着说，“现在的万印楼只是当年的三十分之一，周围都拆光而变成新楼了。没人管，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
匆匆下楼，来到庭中，没有一丝的风，抬头看看四周的高楼，忽然觉得这破旧的小院就像一个古老的天井，陷落在尘嚣之中。想像当年的陈介老拄着藜杖蹒跚行走，前尘梦影，如真如幻，不觉油生沧桑之感。此时，馆长也匆匆赶来，她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说：如果不尽快抢修，很快就要垮了。去年，他们弄了个研讨会，政府拿了些钱，只是将表面抹抹漆漆，隐患却并没有根除。现在，虫蛀一天比一天厉害。
馆长说：三五十万就够了。你帮我们呼吁呼吁吧！
我正欲说“可惜我不是记者”。可马上又把话咽了回去。
馆长说：其实，只要他们重视一下就好办了。
我说：馆里还有陈介祺的藏品吗？
“没什么了。你知道，后来，陈家的东西都散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有兴趣研究，大都在北京的故宫。”
山东经济发达，文风亦盛。据说今天的齐鲁约占当代艺术品大半个市场，可见这收藏的风气依旧未衰。就说潍坊，每年一度的国际风筝节，搭的便是文化的台。可惜，我们以这样的冷漠对待历史遗址，实在是一种对文化的无知。万印楼虽仅存的一角也足可令人凭吊，一砖一瓦足可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尤其对于后世同好者来说，它无疑有助我们解读主人的精神世界和那段文化之历史。当我写下这样的题目，心想，难道果真是“万印压楼楼欲垮”呵！
附记：敞斋所藏簠斋篆联，笺美书妙，曰“书味养心存赤气，墨华传古附青云”。偶读文物出版社《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一册，有陈秉忱辑注《簠斋公自撰手书楹联》，知此联句为簠斋所撰，曾有“木刻朱拓”实贴东书房门上。
陈孚恩(?-1866)
字少默，字子鹤，又号紫藿，江西新城（今江西黎川）人。道光五年（1825）拔贡，道光二十九年授刑部尚书，後署礼部尚书，随後授兵部尚书。复任吏部尚书。 书法董其昌。与祁寯藻、赵光、许乃普称清四书家。 陈孚恩《行书八言联》洒金纸本 164×37.5 cm×2 释文：芳草有情雁落南浦，夕阳无语人倚西楼。 戴明说 生卒年代不详，字道默，号岩荦，晚号定圃。直隶沧州(今河北沧州）人。崇祯七年（一六三四）进士。入清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擢户部尚书，十七年（一六六○）去官。工书善画，所画墨竹得吴镇法，尤精山水。清世宗曾赐予银质巨章“米芾、画禅（董其昌），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御赐”。王铎评其书为博大奇奥，不让古人。 戴明说《行草诗轴》，绫本，纵182厘米、横47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戴明说是善书者，在这件作品中可一目了然，通幅作品写的干练，沉稳中不乏机警，虚实关系掌握的很好，不愧为书画高手。 戴本孝(1621—1693) 清代画家，字务旃，号鹰阿山樵，别号黄水湖渔父、太华石屋叟等，和州（今安徽省和县）人。性喜交游，与画家、诗人渐江、龚贤、石涛等友善。善画山水，创作上主张学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成法，强调要“以天地为真本”和“我用我法”。所作多为卷册小景，风格学元代倪瓒、王蒙、黄公望等而自出新意。善用干笔焦墨，构图疏秀，意境清远枯淡，内容多借山水抒发自己荒僻幽寂的心境和对社会变迁的沧桑之感。画史将其列入清初新安派。亦工书法及诗，著有《前生诗稿》、《余生诗稿》等。 《题画跋》 《山水册页跋》 《山水册页跋》 丁启相(1619—1679) 当代学者、书画家饶宗颐先生在他的《论书十要》中说：“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开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时代近而蔑视之。”欣赏丁启相的书法作品，便会深切感受到饶先生的话是对的。 雍容闲雅 含蓄蕴藉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午亭、匋斋。亦署浭阳（河北丰润）人，寄籍浙江秀水（今嘉兴）。本汉人，姓陶。 1882年，端方由荫生中举，此后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谥号忠敏。 端方早年支持过戊戌变法，虽因此仕途遭受挫折，但后来受到慈禧赏识，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于诸多事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他在任封疆大吏期间鼓励学子出洋留学，1905年衔命出国考察政治，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鼓吹立宪，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1911年担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领清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途中为革命军所杀。 端方才华出众，在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颇有建树。端方收置彝器等物甚丰，亦工书法。藏物多有著录。主要著作有《陶斋吉金录》8卷，收录了自商周至六朝隋唐时期的青铜礼器、兵器、权量、造像等359件。 端方《行书书札》 安徽省图书馆藏 字在辛，号君宜，又号蟾光、江上外史、郁冈扫雪道人等，江苏丹徒句容东荆（今江苏句容白兔镇）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由刑部郎擢监察御史，为官敢直言，因弹劾权臣明珠而弃官归里。工书画，精鉴赏，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书出入苏、米，其纵逸之致，王梦楼最所称服。”。他的行书，对王文治早期书风有一定影响，但墨迹传世甚少，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被称为清初四大家，又称帖学“四大家”，书法史称乾隆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康熙好董其昌书法，而乾隆好赵孟頫，上行下效，帖学之风炽热矣。形成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四大家”。笪重光亦能诗，诗风清刚隽秀。画山水兰竹，传世作品有《秋雨孤舟图》及《行书七律诗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著有《书筏》、《画筌》等研究书画艺术理论的专著。《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二有传。康熙帝下江南时伴随。 七言绝句 纵122.5厘米 横55.9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拟白居易诗轴 纸本，行书，纵94.5cm，横42.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人喜生男好，生男結姻苦不早。人知養女愛，養女嫁年索穿戴。富室繁華若自然，貧家莫怪多愁態。一重歡集一重悲，今生未了前生貸。掉脫鄉閭省牽累，免呼兒婦添門婿。顛鬢芟除著處安，東邊持缽西邊 ，又防老大失依栖。衰疾誰為供廩餼，波波碌碌構庵居。出世還如出世未，嗟哉人生七尺身。生營子孫死瑩隧，但聽精英不肯來。不怕未而使聰慧，我為君謀長久計。希夷且向空中寄，本無壁落任遊行。漫說僊班分果位，只待虛空粉碎時，與爾虛空同一氣。丙寅孟夏，始青道人書於鷃笑齋。 此幅书於“丙寅孟夏”，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笪重光64岁，为其老年手笔。下鈐“笪重光印”、“江上外史”印2方。引首鈐“始青”印。无鉴藏印。 笪重光行书学苏軾，兼取赵孟頫，行笔工稳圆润，字姿丰厚端丽，笔健姿媚，已带清初馆阁体书风端倪。笪重光书风自成一家，书史亦将他与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并称“康熙四家”。 （撰稿人：李艳霞） 清笪重光 行书自作绝句 笪重光此幅行书行笔自然，点划圆润，遒劲而灵动，三分东坡，三分米芾，四分信笔任墨而成。字里行间可见其气势沉着，举重若轻，能极奇纵变幻之妙，在"法"与"情"的和弦之中。他在《书筏》中说"笔之执使在横画，字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扭转，脉络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勾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这些精辟的书学见解，这幅行书作品中已得到成功的体现。 王文治《快雨堂》跋评价笪重光云："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小楷法度尤严，纯以唐法运魏晋超妙之致。"此幅行书以豪迈之笔一气写来，神完气足，粗细合度，足见名实相符。 释文： 比来佳自胜，别去念何如。江上一分手，山中两得书。情随篱景老，秋与故人踈。燕许无先后，垂名及盛初。答长安友人作书为冉渠老公祖年台笑政。欝岗治弟笪重光。 下钤：“笪重光印”、“欝岗精舍”、“江上外史”印3方。引首钤“华易□主”印。鉴藏印钤“养臣珍藏”。 《五律诗》轴是笪重光写给冉渠的一首五言律诗。冉渠即吴湛，字伯其，号冉渠，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人，清代文人。 笪重光书法比较注重用笔，在其所著《书筏》中即云：“横画之发（起笔）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发笔轻……”此话从本幅作品中即可得以印证，如“何”、“后”、“及”等字的捺撇笔各具俯仰、轻重之姿。整幅作品书写出入米、董之间，字体修长，点画丰腴，少数引带、游丝、飞白夹杂其中，流动缭绕，于秀雅姿媚中显现出强健之笔韵。（撰稿人：李艳霞） 笪重光《行书七言联》 立轴 纸本 120×18厘米×2 钤印：笪、江上外史、万善堂 行书七言诗 立轴 笪重光小楷《嘉州集》 昆仑堂美术馆藏 附录：笪重光及其小楷《嘉州集》 丁敬 罗聘绘 浙江省博物馆藏 字敬身，号砚林，钝丁，别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砚林外史等，杭州人。丁敬工诗擅书法、精鉴赏，篆刻为“西泠八家”之首。 《隶书册》 二十六开，每开21.5x11.8cm 上海童衍方藏 丁敬书法较少，现所见大多为诗稿、书信。此隶书册纸本，二十六开，每开纵21、横11.8厘米。原为轴，后被人割裱成册，现藏上海童衍方处。 《临王献之草书条幅》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 行书诗轴 行书七律诗轴 纸本 127X30cm 西泠印社藏 字敬身，号钝丁、砚林，龙泓山人等别号，浙江钱塘（杭州）人。清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浙派创始人。喜好金石碑版，精鉴别，富收藏。曾搜访石刻，著成《武林金石录》。他的篆刻取法朱简，在汉印基础上，常参以隶意，构思安排都苦心经营。篆刻采用切刀法以表达书写的笔意，方中有圆，一洗娇揉妩媚之态。著有《砚林诗集》、《龙泓山人集》。丁敬在篆刻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继承并发展了朱简朱文短刀碎切的刀法，并进一步开创了"印从刀出"的创作模式，其篆刻"直追秦汉、力挽颓风"，且文雅生辣，有很强的金石感，可谓前无古人。 丁敬为"浙派"始祖。继起者中，蒋仁的篆刻以古秀胜，黄易的篆刻以遒劲胜，奚冈的篆刻以淡雅胜，陈豫钟的篆刻以工致胜，陈鸿寿的篆刻以雄健胜，赵之琛的篆刻以娴熟胜，钱松的篆刻浑厚古朴、苍劲茂秀，与先前诸家不同而有新的面目。丁敬与他们都是杭州人，故又称为"西泠八家"。该派风靡印坛，蝉联了近两个世纪。 丁敬身印 敬身 龙泓馆印 敬身 豆花村里草虫啼 千顷陂鱼亭长 砚田农 段玉裁（1735-1815） 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县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字、音训诂学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经10年，称疾告归乡里。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韵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 》及《经韵楼集》等书。 段玉裁注《 说文 》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书迹很少，《论书一则》是其书作中精品，结体严谨端妙，体势舒展自然，也属文人雅作。 段玉裁《论书一则》 戴熙(1801—1860) 字醇士，号鹿床、榆庵、莼溪、井东居士等，清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历任广东学政、侍讲学士、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入直南书房等职。二十九年乞休归里，主讲崇文书院。直广东学政任上，时值鸦片战争之后，在广州积极支持和拥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认为读书人在禁上应该以身作则，若有秀才等染上烟瘾，必须立即严办。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军江浙，熙积极捐资，组织团练，募更操防，协助官军抵御。十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熙投池而死。戴熙工诗书画，且造诣都深，与汤贻汾齐名，并称“汤戴”。所画山水，笔墨雄健，尤入神品，为世推重。也作竹石小品及花草人物，还治印，有古趣。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粤雅集》等。 书迹多见于拍卖名录。 戴熙《行书七言联》 204×39 cm×2 释文：业行修持理怀渊远，天才博瞻学综该明。 戴熙《行书七言联》 洒金笺，立轴 135×32×2 释文：独携天上小团月，胜醉斋中软脚春。 戴熙《行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33.5×29×2 释文：烟水幸堪借眼界，江山犹得助诗豪。 戴熙《行书七言联》 金笺，立轴 179×34cm×2释文：甘茗代醪名论如乐，清声向月和气在云。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的是邓石如。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以至汉碑等的成熟，碑学通过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碑派面目。 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出生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倾注艺术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比较而言，他的行草书不如篆隶功力深厚，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述。邓石如的篆刻艺术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留在古代篆刻里再和你一起探讨。 五言隶书联 立轴 水墨纸本 127.6×27.3cm×2 释文：琴伴庭前月，衣无世外尘。 行草五言联“海为龙世界 天是鹤家乡” 篆书七言联 篆书七言联 隶书七言联 隶书七言联 篆书七言联 192.0x39.4 cm 墨迹纸本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释文：逍遥于城市而外 仿佛乎山水之间 隶书八言联 《沧海日长联》，楷书，纸本，纵137.2cm，横28.3cm。 此联为龙门式对联，书于“嘉庆改元春王正月”，末款识“铁砚山房正书”。嘉庆元年（1796年），邓石如时年54岁。下联本幅右下有清康有为跋一段。无鉴藏印记。康有为在题跋中称：“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即楷书亦原本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铸铁，画法尤厚。”此联书法古茂沉雄，体兼隶楷，法于魏碑，存隶书孑遗，有隶楷之谓。运笔浑厚，风格苍古质朴，体现出深厚的碑学基础。（撰稿人：马季戈） 四体书之隶书 篆书朱熹四斋铭 此作在上海崇源2002秋季拍卖会拍卖至52．8万元 吴让之跋款 隶书登黄鹤楼诗轴 《隶书七言》轴，纸本，纵134.7cm，横62.6cm。 本幅录自作七言“新洲诗”一首，末识：“皖口新洲诗次江上学堂韵为楚桥八兄先生正之，完白山人邓石如初稿。”下钤“石如”、“邓氏完白”印。引首钤“日湖山日日新”印。无藏印，未见著录。从用印、题款用语及书法风格分析，此轴当为嘉庆年间所书，是邓氏晚年隶书精品。 邓石如 隶书古铭轴 89×23cm 纸本 1804年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古铭。甲子麦秋书于韩江寓庐。完白翁。 楷书警语轴 隶书册 上海韩天衡氏私人收藏 附录：邓石如隶书册小说（文/韩天衡）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少敏颖，好刻石。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梅镠家，观秦汉以降金石善本，客梅宅八年，笃志摹习，不舍昼夜，成其印艺及书艺大业。印艺上探秦汉魏晋，下法梁衮——程邃，且以书入印，刚健婀娜，开印坛皖派，与浙派相颉颃，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功莫大焉。书法精四体，且皆有独特面目。其弟子包世臣称：“怀宁布衣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 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清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高傲的赵之谦，对邓氏也极服膺，称： “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 
款 识：杏岩三兄世长 子鹤陈孚恩。 
明朝书坛，基本上是在赵董书风的笼罩下，软媚甜俗，纤弱秀润，书家竞逐提按衄飞的笔下技巧，玲珑小巧有余而阳刚大气不足，从而使书坛笼盖一种靡弱纤巧的风气。明末以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为代表，冲破赵董书风的藩篱，向唐宋以前的两晋书风汲取营养，甚至将篆隶书的笔法笔意引入行草书，使书风有了很人的改观。
清初书家丁启相，其书风也受到王傅倪黄等人的影响。唐诗五律轴作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此时距王铎辞世不过几十牛，王铎书风在书坛的影响，在丁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体上看，此作用笔以方折为主，不刻意追求提按，有明显的篆隶笔意，如“图”、“园”、“翰”、“墨”、“政”、“窃”、“美”、“歌”等字，中锋行笔，线条圆劲，骨力内含，如锥画沙，极具张力。 此外，有些提按较为明显的字也是笔沉墨实、气力内(*)，暗转劲折，如印印泥，并无虚浮张扬之气，如“西”、“讲”、“酒”、“载”等字。总之，以篆隶笔意入行草，构成了此作的第一个特点。
此作的第二个特点是：风格的内敛含蓄，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指他的用笔藏多露少，隐迹灭端。此作在起笔时注重逆藏，极少露锋，除了从上字的收笔处牵丝引带、笔断意连者，如“羹”、“深”的首笔，“诵”、“讲”的第二笔等之外，未见一处是露锋下笔的，收笔出锋者也极少。这就自然构成此作用笔含蓄的特点。另一方面，此作在结体上也以收束紧结、含蓄蕴藉为尚，结字多用王羲之、米芾的“花篮型”体式，即上部开放，下部收缩如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如“府”、“墨”、“酒”、“载”、“竭”、“为”等。这种体势的长处是热情、奔放而有节制，为情绪的宣泄和行气的畅贯留有充分的余地，同时也便于后面的字的牵丝引带。但这种体式在本作中不是惟一的。除了此种，还有上收下放的“金钟式”，如“林”、“闻”、“政”、“天”等，以及不收不放，平正雍和的体式，如“壁”、“讲”、“窃”，“歌”等，使此作在体式风格上显得多姿多彩。
第三个特点是节奏鲜明、行气畅贯，每行中自然形成若干节奏段落，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连贯。以第一行为例：“东壁图”三字为一个节奏段，居全篇之首，虽各自独立，但如三个引人注目的强音符，引领全篇。“书府”为一个节奏段，“西园翰”为一个节奏段，“墨林”为一个节奏段，“诵诗闻”为一个节奏段，“国政”为一个节奏段。最后“讲”字以强音符断后，与起首遥相呼应。各节奏段或二字、或二字，疏密长短，参差错落，随缘自适，自然合体。
不足之处主要是，此作从总体上看过于平稳，没有大的感情起伏，没有强烈的反差对比，一如缓缓流淌的溪水，淙淙汩汩，波澜不惊，雍容闲雅，因而也缺乏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效果。和王铎、傅山等人作品中那一泻千里，掀天动地的奔涌和宣泄相比，此作显得过于平淡，这也许与书写的内容有关。然而从审美格调上讲，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赵董书风的影响。明末王铎、傅山等人的变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并未在书坛上形成主流地位。尤其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推崇下，赵董书风仍然笼盖书坛，从丁启相此作中，便可见清初书风之一斑。
——丁启相行书诗轴赏析
行书五律 纸本，行草书，纵242.8cm，横52.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异老词宗。教弟笪重光。 
作者：卜一克
孟津骨朽松侨死，
海内谁知所以然。
这是清初书法家陈奕禧（一六四八—一七○九，字子文，号香泉）题傅青主《惠昭塔碑》句，诗中流露出作者对清初书坛的悲观情绪。清初的书坛，一方面由于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松侨）的去世而出现真空，没有能够引领一时的巨擘。陈诗“海内谁知所以然”便是当时书界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则笼罩在晚明董其昌、王铎、傅山等名家的阴影下，特别是董其昌对清初书坛的影响至巨，如当时名家姜宸英（湛园）、何焯（义门）、汪士（退谷）、陈奕禧（香泉）等皆取径董其昌。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张司寇（照）书名最赫，其笔力沈鸷，洵足追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姜湛园、何义门气韵与香光为近，而笔力又不足以副之。”可见当时书法不论取法、品评，皆以董其昌为标准。这里另有一个原因，即康熙帝喜欢二王书，而于董香光独有青睐，王士（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分甘余话》“清朝状元多选书法优者”条曰：
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昇，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
王士这里主要列举的是应举所作的小字正书，其实如查的行书便师法董其昌，并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但从王士的话中颇可见帝王个人的喜好对当时书坛的影响之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学董而成一时风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因此而致使一些偏师独出、不受董书羁缚，有复古、创新意识的书家受到抑制，却也是此一风气的最大弊害。清初的笪重光便可谓是这一风气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字在辛，号江上外史、郁冈扫叶道人、蟾光等，句容（今江苏镇江）人。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壬辰）进士（同科一甲三人中，状元邹忠倚即王士《分甘余话》中所提到的“法欧书者”；探花沈荃在康熙朝因能写一笔董书而成为康熙帝师，备极荣宠），旋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乙未）巡按江西。有直名，后因得罪权臣明珠，罢官归乡，隐居茅山之麓，学导引，读丹书，潜心于道教。
笪重光生活的时代，正是董书最盛之期，由于他在书法上并不随顺时流而能逸出董书风气，并且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心）而隐居乡里，所以他的书法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当时及之后论及清初书家的书论中，很少提到他，也很少把他和姜宸英、汪退谷、何焯诸家并提。一直要到了清代中期，他的同乡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字禹卿，号梦楼）才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且推论其书不遗余力，如云：
吾乡笪江上先生书格超妙，小字尤佳。盖先生自解组后隐居句曲山中，读丹书、学导引、游神于尘滓之外，故所作书飘然有凌云之气。国朝善书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数觏见也。（《快雨堂题跋·笪江上尺牍》）
又云：
国初善书之家如华亭沈绎堂、慈溪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摆脱时径。至于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间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则吾乡之笪江上先生所独也。（《快雨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
直欲置其书于沈绎堂（荃）、姜西溟（宸英）之上，而为清初书法之冠。这里虽然难免“于乡先辈不能无私”，但包世臣在其所撰《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笪重光行书置“能品下”第三名（在笪重光前者为神品、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及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也可谓评价极高了。
关于笪重光书法之取径，王文治在《快雨堂题跋·笪江上尺牍》中有很详细的论述：
江上书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恨不能确然指其得笔之渊源。然其游丝袅空、萧然自得之处，无所秉承不能独造也。一日偶临嵇叔夜《绝交书》，恍然大悟曰：此吾乡江上先生之书之所自出也。自此以后，凡见笪书无一点一画不了然其来处矣。赵鸥波云：“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真甘苦之言欤。
王文治此语虽然只是一己之推测，但他对笪书如此穷索苦究，应该也是能比较接近事实的。嵇叔夜《绝交书》今日虽不可见其真貌，但总之笪重光的书法取法魏晋应该也是可信的。笪重光书法魏晋，特别是嵇叔夜，正和他的性格相契。这是可以以他的诗为证的。其诗曰：“野水桥边旧业存，数间茅屋向乾坤。太平一半深山得，何必承明始是恩。”诗的意境和用典都出自七绝圣手王昌龄的《长信秋词》，表现出一种洒脱不羁的气质和归隐山林的志趣，是其人、其诗、其书完满合一的体现。所以王文治评其书“无纤毫尘滓气也”，正是其高出众人之处，也是别人所难到处。
笪重光并善画，与王、恽南田交游，互有影响，“江上之画特书之绪余，而一对恽王便入作家辙轨，此友朋之益也”（《快雨堂题跋·笪恽王三家合册》）。庞元济《虚斋名画录·笪江上仿元人笔意轴》中附录王恽二家题跋：“笔致飘潇，矫然出群，视余图何止十倍胜也。”（王）“笔不到处致有高韵，非近日庸史所能梦见。”（恽南田）正可见二人对其画推崇备至。
笪重光并有《书筏》《画筌》二书传世。其论书曰“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是中国古代自孔子以来儒家“和”的思想在美学中的充分体现，说其“皆由甘苦中流出”也并非虚誉。
昆仑堂美术馆藏笪重光小楷《嘉州集》一册，录五言律二十四首。《嘉州集》是唐代诗人岑参的诗集，通行本作《岑嘉州集》。岑参官嘉州刺史，因此得名。此册共十开，每开长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十二厘米，唯独第十开略窄（长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八厘米）。又册中诗题与诗往往分布前后两页（凡四处），一处则诗中分为两页，疑此作原为一小手卷，后割裱成册。册前有王文治题署，曰“江上先生真迹，松下清斋鉴藏，文治”，钤“王氏禹卿”朱文印，弥足珍贵。王文治称笪重光“小楷法度尤严，纯以唐法运魏晋超妙之致……以《曹娥》仰追《宣示》，乎登钟傅之堂矣。”（《快雨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观此册字形宽展，捺画闲闲逸出，颇见雅意，亦合于“气之舒展在撇捺”（《书筏》）。此册前后共钤笪重光印十一枚（其中“直指之章”“江上笪氏图书印”重复），册尾钤“笪”“笪重光印”诸印以代款字，亦颇具一格。
笪重光的小楷书传世极少，所以此册尤显珍贵。
丁敬（1695——1765）
此册钤有“砚林丙后之作”，是他中晚年家里失火后所刻，另“砚林亦石”是丁敬66岁所刻，故此册应为他晚年作品。
从此册看，风格比较接近《曹全碑》。丁敬对《乙瑛》、《史晨》、《夏承》等汉碑都曾取法。此作笔法较细，但瘦而劲，线条有毛涩感，不似一般学《曹全》碑的软靡无骨，结体端庄又有萧散飘逸之姿，波磔修长、外耀、精神振奋。何绍基曾说：“龙泓金石学诣精，八法篆书有法程……闻泉漱雪出世情，隶法遒穆超蹊町，如其诗多声外声，始知琢印余技鸣。”何绍基亦擅隶书，此评价当为行家言。 
款 识：恂斋一兄属，醇士戴熙。
钤印：戴熙之印、醇士
款 识：补帘大兄属。醇士戴熙。
钤印：戴熙(白文)、醇士(朱文) 
款 识：又峰六兄属。醇士戴熙。
钤印：戴熙(白文)、翰林供奉(朱文) 
款 识：星槎四兄大人属。醇士戴熙。
钤印：戴熙(白文)、醇士(朱文) 邓石如(1743-1805)（一）
款 识： 见源禅友，完白邓石如。
鉴藏印：体干谨藏、荣法嗣守、湘潭袁氏抑戈老人所得、吴廷飏私印 劫灰外物、释海□珍赏印
出版：一、《名人书画集》（第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
二、《支那墨迹大成》（第九卷）“对联屏条”，（日本）兴文社，1938年2月。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轴书法结字扁长互见，行距紧密而字距宽疏。墨气浓重，用笔挺健，转折处方圆互见，而撇捺之笔复具北碑之形态，自成隶书一种新风格。近人李瑞清评其隶书云：“完白隶书，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但瞻魏采，有乖汉制，与正直残石差足相比。”观山人隶书确与汉隶有别，更多呈现出魏碑的书法特征，这也正是邓氏书法所独具之特色。（撰稿人：马季戈）
钤印：完白山人(白) 邓石如(白) 顽伯(白) 家在四灵山水间(朱) 
隶书语摘八条屏
邓石如不愧为清中季的杰出书家。千秋帖学，至乾嘉已成强弩之末，正是在解人哀叹书艺江河日下之际，邓氏以独有的天赋，顽强的探索，成功的突破开辟了篆隶书艺的新风尚，南水北引，滋润八极，为之后的篆隶书艺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故而，以为晋唐以降、书艺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说是有其片面性的。公允客观地说，帖学自唐以下陈陈相因，是走下坡路的，而以篆隶为主干的碑学书艺则以乾嘉为拐点，呈现出勃兴的势头，领此风骚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若邓石如、伊秉绶、何子贞及先前的金冬心，都是振兴书坛的功臣。
诚然，邓氏四体皆擅，毕竟有文野、雅俗之别。他的篆书以隶笔发势，得前所未有的纵横捭阖之妙，一洗先前作篆描划纤弱之弊。隶书杀锋取劲，若钢刀之刻石，自具精气弥满， 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篆隶以其最强项，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也巨。故赵之谦有“山人书以隶为第一”之誉。诚然，笔者以为其行草，似少了些清狂之趣，而稍涉俚俗，这或许是才人多艺，不免有其精力不逮处；也许是对篆隶书过于追求雄强，而在行草上衍生出率意轻漫的心态。这也是不可苛求的。
这本隶书册，作于嘉庆己未（1799）年。体势值由雅驯而趋开张，笔意由温润而趋劲豪，气格宏阔而无纵横习气。是一件由厚积走向勃发之际的别致的佳作，多堪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