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钩有倒刺和无倒刺:袁世凯称帝之研究－－-中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尝试

袁世凯称帝之研究－－-中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尝试

由于诸多原因，我们对袁世凯误解较多，总以为袁世凯称帝就是要当专制皇帝，与“百代皆行秦政制”那种帝制模式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实际上袁世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体制，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传统帝制是皇权极权，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君主立宪则由皇室内阁、议会、司法三极组成，本质上是民主制度，如英国、日本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从诸多历史实情来看，袁世凯并不是皇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民主派。

　　当时倡导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同盟会和国民党一些骨干也拥护君主立宪。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假设中国君宪成功，袁家象英国那样成为虚设王室，当不成问题。

　　当时的海归派以及一些了解君主立宪的人、甚至部分政府高官对君主立宪很有信心，他们认为，反而可以用立宪来削弱袁世凯的个人势力，以进一步加强宪法的实践和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将掌握在国务总理和内阁手中，他们将按照宪法继续掌管政府，幷使之与立法部门协调一致，使袁世凯成为庙宇中的菩萨，就是其子孙想专权，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容不下一个国家重返暴政了。只要在法制轨道内运行一段时间，集权的君主立宪一定会逐渐过渡到分权的君主立宪。

　　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

　　袁世凯接到推戴书最后表示，“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君主立宪学者有贺长雄，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为民主而奋斗的民主思想家和实力派人物，会支持袁世凯搞封建专制，会全力以赴促成一个暴君、再让暴君往自己脖子上套绳索，这从逻辑上、情理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从美国支持袁世凯就可看出所谓帝制是指君主立宪制。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

　　美国政府当时对袁世凯改制情况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让驻华代办麦克默从1915年8月2日起就详尽地报告发展情况,所以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是了如指掌的。1915年12月21日,国务卿兰辛向芮恩施发表指示说:“如果没有严重的有组织的反对存在和没有任何其它干扰新秩序持久性的因素存在的话,当袁世凯宣布帝制时,立即予以承认。”只要袁世凯宣布称帝,美国政府将令美国驻华公使届时给予承认。同时美国还给袁世凯几千万美元援助,传达了很明显的信号。

　　在袁世凯登基的当天，美国政府就给其发出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除了对袁的上台感到非常高兴外，还希望能和袁一起合作，保护和巩固中美之间的“诚挚友谊”。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对专制压迫是深恶痛绝的，从现在的美国极力在全球推销“美式民主”就可见一斑。所以，无论从逻辑还是好恶、无论从价值观还是现实利益，我们都无法想象美国支持袁世凯恢复君主专制，难以推断除了君主立宪美国还能接受其它的非民主政体。

　　从袁世凯的一贯行为可以看出，他是有民主倾向的。在大清帝国袁世凯就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他自觉而努力地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并在1907年于天津开始实行地方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首次地方选举。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如京张铁路，就是由袁发起，项目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詹天佑主持工程等等，袁世凯都起了作用。

　　作为民国第一任总统、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首位总统上任后，他的基本做法基本上是为了加强民主宪政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尽管只有较少的人参加了投票，却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其三，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的。

　　其四，袁世凯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而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他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

　　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大总统了，为何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在国会中打败了对手国民党，但他发现虽然国民党被赶走了，但其他很多人并不服。当时政党林立，至少有三百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谁都不服谁。他派的将军到地方当了督军，这些督军掌握党政军大权后也不怎么听话。虽然是极权体制，但是中央的权力很小，眼看着地方的税款都不往上交了。

　　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原来卖私盐的大都是偷偷地搞，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土匪都是风高夜黑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老百姓认为因为皇帝，所以也没有王法了，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二十一条》对袁世凯打击是致命的，在国人眼中他成了卖国贼、民族罪人，而日本人还不满意。

　　自袁当民国大总统以来，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象一盘散沙了，而 “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国家凝聚力反而下降了。现在他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怎么办？首先要有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皇帝权威有传统的道德做支撑，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那就搞“君主立宪”吧。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君主立宪是很有合理性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而更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形成一种精神的纽带凝聚国人，这种信仰最佳选择莫过于爱国主义，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英明君主是一个真正代表国家的象征体，所以袁世凯称帝了，他想用使自己成为凝聚来中国人符号。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一提到皇帝就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君主有关的东西，全都是封建社会的坏东西。其实对两种政体很难解释清楚，不要说对没怎么读书的老百姓说不明白，就是现在非政治专业的大学生也对此是一知半解。袁世凯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就是这一人人都知道的民意却看不到,连最基本的实情都忽略了，而违背民意失败是必然的。

　　另外，袁世凯也忽略了一个大趋势：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已经变成了进化论，在进化论里是不容许倒退的，我不管你君主立不立宪，君就是皇帝，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名声，但现在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力量之强大是空前的，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都变了。

　　袁世凯的失败主要是违背民心、悖逆潮流的结果，即使民心与潮流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当然也可以说是输给了时间，只要君主立宪制度正常运行十年左右，中国一定有很大改观，那时候事实胜于雄辩：民富国强了，君主立宪就对了，袁世凯也就不是民族的罪人，更不是窃国大盗，而是一代明君，是把中国带进民主国度里的一代伟人。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

　　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洪宪”的意思是“宏扬宪政”，从字面上都可以看出，袁世凯基本上算个民主派。